國民黨為何一蹶不振 | 謝芷生

自經國先生於1988年初,未留下隻言片語即溘然長逝後,臺灣社會,尤其是國民黨內部,頓失領導中心。

筆者早年曾寫過一篇拙文《人的權威,與法的權威》,認為一個社會要和諧穩定,人人能安居樂業,必須要有一個眾人信服,共守的權威。在無法建立起法的權威前,則必需以人的權威代之。也就是必須或實行法治,或實行人治。一個社會沒有權威,必然陷入弱肉強食,混亂不堪的局面,是不可思議的。

經國先生在蔣老先生精心呵護培育下,在臺灣社會中樹立了威信,成為人民樂意擁護愛戴的對象。在經國先生執掌大權期間,臺灣長期實行的,是一種介於人治與法治之間的制度,在二者交互運用下,使臺灣獲得了安定進步。臺灣過去的這套制度,不是純由人的主觀意識設定的,而是在客觀的環境與條件下自然形成的。

蔣老先生於1975年去世後,即由經國先生接任國民黨黨魁,而由嚴家淦暫任臺灣最高領導人,以為緩衝。嚴家淦於1978年5月20日辭職後,再由時任行政院院長,兼國民黨黨主席的經國先生接掌大位。從此經國先生遂從形式到實質,都取得了臺灣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位子。其實以經國先生的魄力與才幹,當時在臺灣確也難找到更適合的人選,一則中國人傳統「父死子繼」的觀念,在一般人心中難以根除;一則經國先生本人的才幹與魄力亦足可當此重任。經國先生周圍的人曾調侃地說,經國先生什麼都好,就是不該生為蔣老先生的兒子。這當然只是為了平息外界對封建式「父死子繼」的不滿情緒。

受孫中山先生「以俄為師」的教導,早年國民黨在國家機器運作上、形式上亦仿效中共,奉行以黨領政、領軍的制度。若以國情及當時的實際處境而言,此一設計與實踐對臺灣的穩定與發展都是有利的。臺灣在兩蔣時代,尤其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社會得以安定,經濟得以發展,甚至一度位居「亞洲四小龍」之冠,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由於國民黨退守臺灣後,在兩岸對峙的嚴峻形勢下,在防衛上急需美國的支持,不得不處處聽命美國,依附美國,以致墮入了長期受美國轄制、操縱的不利處境。為了討好美國,在施政上不得不謹小慎微,儘量遷就美國人的口味與尺度,而不能完全依照臺灣的實際狀況,做大刀闊斧地改造與開創,否則必受美國的干擾與掣肘。尤其在涉及兩岸的問題上,美國更是看管嚴厲,不得越雷池一步。美國的兩岸政策,是希望兩岸永遠保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因為這最有利於美國遏制中國,維護其世界霸權的地位。

大約在1966或67年夏,筆者在台大念研究所時,曾利用暑假參加過國際資助的經合會暑期實習工作。首次見識到了,臺灣特工與美國CIA派駐臺灣經合會人員激烈的鬥爭。真是驚心動魄,歎為觀止。從此認識到了,原來臺灣受美國操控監控得如此之深、之嚴。國民黨為了討好美國,適應美國人的口味與尺度,不得不一方面堅持與大陸對峙,一方面又向黨外反對勢力妥協、讓步。

目前國民黨處處以選舉勝利為目標的戰略,表現得「不統不獨,亦統亦獨」的做法,使臺灣選民如墮五里霧中,無所適從。因此寧可把選票投給了立場清晰的民進黨,即使他們對民進黨的台獨立場未必同意,甚至充滿疑慮。一個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承認的政黨,已非正常民主政治定義下的反對黨了,還有妥協合作的空間嗎? 若經國先生在世,會容忍這種情況出現嗎?

國民黨欲重獲人民信賴,首先必須在一中立場上,與民進黨區隔,表現出自己的理想與主張,以供選民選擇。其次對遏制大陸崛起的美國,不能再言聽計從,應當要有中國人的骨氣與立場。        

對「國民黨為何一蹶不振 | 謝芷生」的一則回應

  1. 跨出與黑道共舞的紅線
    2021-05-07 中國時報 黎家維/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民進黨台北市前黨代表趙介佑被爆涉及毒品,沒想到只是冰山一角,趙氏父子、國策顧問黃承國牽扯出更多不堪聞問的黨內派系黑道共生圖。蔡總統眼見事態擴大,出面致歉,但僅輕描淡寫將問題導向沒有落實黨內排黑條款,一副事不關己模樣。殊不知民進黨黑化不僅始於她在黨主席任內,其中的關鍵更是因蔡總統為了蓄積個人黨內實力,制衡其他派系,開門引進黑道力量所致。
    這與過去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期間,為了鬥倒黨內外省與保守派力量,不惜引入地方派系、黑道的作法如出一轍,結果雖然鞏固了自己的權位,卻讓國民黨黑金包袱遺禍至今、難以斷根。人稱李登輝與蔡英文情同父女。李登輝雖有台灣「民主先生」之美譽,但是「黑金教父」之名卻也如影隨行。給他這個封號的,民進黨便是其一,如今卻在蔡主席帶領下步其後塵,實在令人唏噓。
    國民黨兩蔣時期與黑道並非毫無瓜葛,例如1927年蔣中正在上海利用黑道力量協助「清黨」,1984年蔣經國時期情治單位藉幫派暗殺異議分子爆發了「江南命案」,但與黑道都只是維持著工具性的合作關係。
    李登輝接下蔣經國之位,自覺「虎口下的總統」,施政受到國民黨內外省菁英掣肘,因而開始透過黨產與政治提名,拉攏本土地方勢力,不論黑白;此一方面固然為落實其政治理念,但恐也難脫鞏固個人權位與利益的考量。黑道從工具性質搖身一變直接插足政治,也自此開始。
    1990年代,台灣黑金政治攀上高峰,黑道參選,漂白從政,再以權謀金,屢見不鮮。1997年,香港導演麥當雄拍攝《黑金》一片,即藉台灣當時一些重大社會案件與人物,影射黑道從政、圍標公共工程、賭博電玩、官商勾結等的黑暗與猖獗,至今看來仍讓人怵目驚心,足可見當時台灣黑金政治惡名之嚴重。
    黑道不可能治國,除非治國者自己對黑道開啟大門。確實,黑金政治舉世可見,非台灣所獨有。但從政者為了鞏固自己權力與私慾而不擇手段,一旦開始與魔鬼共舞,就很難回頭。2000年,國民黨失去50年政權,與當時民眾厭惡黑金政治有密切關係。後來馬英九擔任主席後,即便將排黑條款納入黨內規範,也很難根除積習。而國民黨的黑金印象,至今仍難洗白。
    2000年以前,民進黨居於黨外,沒有貪腐、黑金包袱,是因無資源可沾,黨內人物並無權錢誘惑的試煉;陳水扁執政爆發嚴重貪腐,蔡英文時期黑道開始滲透,只因掌握權力而缺乏制衡。黑道不分藍綠,一旦依附政治勢力,就會設法自己找尋出路,這與有沒有「台灣意識」無關,純粹只因掌握政治權力就更能確保自己利益所致。
    政黨引入黑道力量,就算可以「短多」,終究只會「長空」,國民黨其實已是前車之鑑。蔡英文輕描淡寫的道歉,也看不出民進黨內真正意識到危機的反省。今天的關鍵絕非排黑條款能否落實,而在政治人物是否為了私利而跨越了與黑道共舞的紅線。複製李登輝拉黑權鬥的模式,恐怕讓民進黨注定步向國民黨的後塵;這個後遺症也許不是馬上發作,但總有一天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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