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炮製白色恐怖的保密局與毛人鳳 | 高凌雲

1946年戴笠去世,次年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為國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可說是國民黨豢養的鷹犬,不分善惡,專門咬人,白色恐怖是保密局一手炮製,多行不義,橫行霸道,嚴刑逼供,侵占人民財產。

保密局長毛人鳳要對保密局的惡劣作風,負最大責任。保密局就是鞏固民族救星蔣中正統治的鷹犬,搞了一個蔡孝乾案牽連甚廣,剩下的就是幫國民黨搞權力鬥爭,保密局許多案件都刻意圍繞著孫立人,藉著蘇聯間諜汪聲和、李朋案,株連黃玨與黃正姊妹,這兩人與孫立人關係密切。

保密局又搞段澐、李鴻兩案,段李兩人又都是孫立人部屬,段澐帶人投案自首匪諜,反被保密局攀誣包庇匪諜,段澐因孫立人所部關係,保密局想盡辦法編造案情,硬是要槍斃段澐,剪除孫立人勢力,段澐飽受刑求,目前公開的偵訊筆錄內容大都要打折扣。

李鴻曾在大陸被俘,保密局將其打成匪諜,關在牢裡,民族救星死後,政府減刑,李鴻重獲自由,但人生已被國民黨的政爭給毀了,保密局構陷無辜,毀了李鴻一生。

保密局從吳石開始,一直搞國民黨高級將領,弄死李友邦,後面就來了段澐與李鴻等案,另外一位朱致一,因為安排了一位保密局所稱的匪諜在87軍中校附員,差點被保密局搞掉,但朱致一後來軍旅生涯也再無發展機會。

許多軍人就是這樣被保密局酷刑逼供下,被迫牽扯許多無辜的人進來,所以經常可以發現保密局的偵訊筆錄,到了庭上,這些受迫害的人都要翻供,看案情大小,有的有用,有的沒用,段澐案法官就是一路要搞死段澐,其他都不管了。

保密局膽大妄為,專搞高級將領外,連立委都要弄,僅僅用幾個人的自白,咬住立委馬乘風曾在大陸遊說劉汝明投共,馬乘風看了一位師長,這位師長後來向共軍陣前起義,這筆帳要算到馬乘風頭上。但是憲法規定立委除非現行犯,是不能逮捕的,保密局與軍法局合作,曲解法令,硬是栽馬乘風一個連續犯的罪名,意思是說馬乘風在大陸找劉汝明勸降,到了台灣還是存有這種思想,這就叫現行還在想謀反的連續犯,要抓,馬乘風貴為立委也沒用,原本保密局要槍斃他,但國民黨當局還是要面子,槍斃立委,國際視聽太壞,判個重刑關起來就好。

國民黨保密局的迫害,只能用慘無人道形容,蔡孝乾案後,抓了很多本省人的所謂共黨組織,也就是七、八人,五、六人這樣的小團體,這些人很多都是懷抱理想而來,我的老同事陳志平的母親馮守娥,當年涉案只為爭取男女平等,這樣就被關起來了。

馮守娥所涉案件有14人被告,保密局抓來的這14人,有7位公教人員,4位農工大眾,當時的公教人員至少都是高中畢業,1950年代這算是高學歷了,那麼這些知識份子何以對國民黨統治有不同想法呢?國民黨可能幾十年來,都沒有認真反省過。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蔣中正地位穩固了,毛人鳳把孫立人身旁的勢力都掃光了,大概就剩個賈幼慧,就朝孫立人動手,把監控許久的許多陸軍軍官都抓起來,這些與孫立人往來的軍官,供出了孫立人的許多不滿情緒,變成了孫立人謀反的證據,孫立人當時只是參軍長,沒有兵權,更無政治影響力,仍然被軟禁了下來。

果真孫立人謀反,蔣中正為何沒有槍斃,投鼠忌器,害怕美國的政治壓力,其實孫立人最多就是與張學良一樣,要讓蔣聽進去部屬的建言,不要被人蒙蔽。

保密局把孫立人搞下台後,用戴功為代號,監控孫立人一言一行,國民黨愛面子,不敢稱孫案,反用個莫名其妙的馮案為代號,怕外人知道孫立人被政治鬥爭的內幕。

保密局將孫立人搞掉後,作為忠犬的作用消失了,很快(1955年)改編為情報局,專搞大陸情報,不幹納粹蓋世太保的事情了。這時毛人鳳頓失權力,不久就死了。

坐監21年的馬乘風立委及其《中國經濟史》| 石文傑

0. 前言

胡適27歲寫出《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文壇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不幸卻被誣陷,坐了長達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浩歎,所幸以《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1981、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誤解,以為另有其人。

1.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國事蜩螗,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28歲。

2. 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是學界第一部中國經濟史專著,對當時高等學校經濟史之教學與研究,頗具啟導作用,乃書為開山之作。著名的學者馮友蘭、嵇文甫特地為其作序,並大力推薦。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大大的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我把這書加以翻覽,覺得它不僅是充滿著青年的熱情,戰鬥的勇氣,並且在材料方面,他也的確很費了些搜檢探討的功夫,以此繼續探討,理論和材料方面同時并進,對於中國社會史論壇上一定有很大的貢獻,這是我所期望的。」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之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胡適27歲出版《中國哲學史》,馬乘風以28歲寫下《中國經濟史》,而且均獲一代大師馮友蘭寫序,一時傳為佳話,並都被喻為一代才子。

3. 棄學從政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固一時之俊彥精英也,馬乘風襄贊中樞,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馬乘風擔任國民參政員甚久,以敢言著稱,深受朝野政黨所敬畏,連中共都視為可敬的對手,尤以其劍及履及、窮追不捨的精神,令人欽服。因銜財政部長孔祥熙之命,主持河南、安徽專賣事業,一年之間,弊絕風清,國家收入倍增,屢獲層峰褒揚獎飾。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縣份,而從軍之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為中樞號召力強,而馬先生之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之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之立法委員,方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4. 從立法院到火燒島

1952年2月2日(陰曆元月3日)夜十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罪名判處死刑,蔣故總統介石卻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竟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法委員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

5.「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

出獄後,王雲五先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為當年國民參政會同僚)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之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只好賦閒在家,從此生活陷入困頓。

政治犯出獄後極難覓得工作機會,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女士在台灣銀行中低級職員之微薄收入(馬先生嘗自謔為「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但以退休金為數既不多,而其利率又微不足道(年僅九厘,按公營事業退撫基金計算),靠此微薄利息來維持家計,十分困難,迫不得已,只好將其妻在其入獄期間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之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一座二樓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6. 赴美不久旋又返台卒病故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惟以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賺錢不易,加上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國內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五十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該處山高雨多,相當潮濕,唯在夏季尚稱涼爽宜人。其中伙食大多不合其口味,尚需其妻親自下廚,以供其食。

馬先生居住山上,不幸連年生病,每年約有四、五次要住進中華、國泰或陽明等醫院,求醫診治。當其住院時,多由神經內科主任李堯怡為之細心診治,以維持生命。甚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書畢,即於1992年元月22日溘然與世長辭,享年87歲。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其常在不經意間,口中咒罵「那個老王八(指蔣經國當年構陷入獄)!」然而提起先總統蔣公,則從未有任何怨言。其對兩代蔣故總統恩怨絕對分明,毫無妥協。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其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似尚有君臣之義,其愚忠之忱,自始至終溢於言表。

7. 畢生寫作不輟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8. 因緣際會結為忘年之交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先生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按二位俱屬河南同鄉)。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

「先生大作《中國經濟史》一書,乃曠世之鉅著,堪稱開山之代表作,在學界頗受推崇,近時相關之作幾無出其右者,直可媲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二書之於哲學史;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之於文學史,有其特殊之學術地位。昔 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9.《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不久果然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彼時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本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之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之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之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純經濟過程之橫剖。作者在全書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積極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比如,對各個時期的土地制度、賦稅和租稅問題、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社會人口等問題都能有所論及。特別是作者在論述社會經濟問題時,還能比較注意到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等問題,而且又能盡量地運用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來進行說明。在說明中又往往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對當時的一些學術觀點,大膽地提出批判,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四百年間中國政治經濟之動態,及其間經濟問題之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四十六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隋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之綜括論述,第二編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唐代諸經濟問題之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之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之堅定執著於孫中山之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

10. 結論

《中國經濟史》原來計劃出版五冊,在大陸時除已出之一、二冊外,已完成之稿件已寫至宋明,據馬先生於1976年3月6日給筆者函中表示

「….惜在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後,余於北平老城中,隻身逃至天津,轉英輪至南京,生命已難帶出,而況稿子?抗戰勝利後,余本擬赴北平尋找書稿,以忙於工作,未能如願。今者商務印書館亦曾催余將此書繼續完成,又以雜事,不能專心從事,稍俟將目下文債清理後,余必埋頭寫成全書也。倘能得先生之助,余當歡喜之不暇也。」

《中國經濟史》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總共出版了四冊,在馬乘風去世後,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之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之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