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牟宗三，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老一輩學人，基本都是反共的。他們為什麼反共？胡適，很明顯，他主張英美式的民主，與親俄的中共水火不容。牟宗三，明顯是反對胡適的，但他也反共。但所謂新儒家學人，未必全都反共，如梁漱溟，牟的老師熊十力等，都不反共。那麼，牟（以及唐、錢、徐等）為什麼反共？

一九四九年前後，知識分子在去留之際的選擇，真是一門大學問。政治上左、右派（或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英美與蘇聯）不同陣營，選擇自然很明顯。但作為中間派，比如新儒家，自我定位並不在這左右兩邊上，那麼他們是如何選擇的？就很值得探究。

熊、梁自有其對共產黨的判斷，姑不論。錢穆反共，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共產黨以俄為師；從思想到制度，完全跟從蘇聯的那一套。錢也反胡適，對英美無好感，但至少這個環境中還有自由，可以不崇美。（相對的，在共黨之下，則無不崇俄的自由。）牟先生呢？除了可能與錢同樣的原因之外，還有來自哲學上的認識。牟的好友唐君毅先生說過，共產黨以階級性取代普遍的人性，這是最不能接受的。錢、牟都不會反對此說。但牟先生更強調的，是共產黨以平等之名鼓動人性中「見不得別人好」的劣根性（這裡的人性當然不是嚴格意義的），形成了作為綱領性質的「階級鬥爭」觀念，且不斷突出、強化，這點是牟最反感的，也認為這是共產黨之「意底牢結」（ideology）之魔性最核心的特徵。

歷史已經為他們的選擇作出了裁判。錢、牟、唐等人的見識與選擇，比起梁、熊、陳（寅恪），顯然是正確的多。但若回到當初，他們誰也不會料到，之後在中國大陸會上演如此的戲碼。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發揮到極致，其所顯現的恐怖效應，使得牟先生等人的反共如同先知一般，成了能「預見未來」的睿智。可以說，是毛澤東在其絕對極左信仰下的賣力演出，印證了唐、牟、錢等海外新儒家反對「階級鬥爭」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

以上所要強調的是，牟宗三等人的反共，關鍵並不在於中共民主與否，而在於中共尊奉的馬列主義中的階級畫分，尤其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事實上，牟先生在上課或演講中，雖也同情那些在大陸上被批鬥的文化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師友），但也不忘嘲諷他們當年受中共之迷惑，熱中於「民主」，為之搖旗吶喊，結果是自取其辱。牟在大陸時期（49年之前）就反對共黨「新民主主義」，認為區分「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極其荒謬的。他認為他的一些師友們居然看不明此點，以致受了中共的蠱惑，結果就是上了大當；無怪乎會遭到毛的羞辱。換言之，牟認為，那些心中只有民主而不能肯定人性之普遍性與文化之獨特性的人，雖貴為大學教授，但都是見識太差，沒有真學問。

牟當然不反對民主，但他既反毛，也反對提倡民主最力的胡適。在牟看來，毛的民主在於虛偽，因為民主與階級性根本不相容。胡的民主則在於無根，因為胡的民主要抹去人性中的文化之體，一樣也是不切實際。所以牟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自由」，認為民主要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上去開展而出，才能立於有文化之根的人性之上。

以上所說十分粗略，但這並不重要，只要大體不差即可。因為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牟之反共，並不在於共產黨之不民主，而在於共產黨之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主張。

何以說牟並不在乎民主與否？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一樣是不民主的。所以，以民主為由而反共者，在台灣或海外，一樣會對國民黨蔣氏政權表示異見；如胡適、雷震等。即與牟學術路線較為接近的張君勱，因為對蔣之獨裁懷有不滿，而終身未到台灣。同樣對蔣之獨裁不滿並一度與牟為同調的學者勞思光，在離開台灣之後，亦不再親蒞此土，直到解嚴之後。而牟的好友徐復觀先生，多有文章批評蔣之不民主，而牟則無。如果牟與張、勞一樣在乎民主與否，則他大可以留在香港，而不必回到台灣。而在事實上，牟不但常住台灣，並曾受國民黨之邀而在其機關內演講。且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後，牟氏亦未對蔣在台之「不民主」有所批評，即便只是在口頭上的；且牟氏晚年，亦未曾對台灣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撰文表示支持（可與勞思光、余英時作對比），一如他在大陸時期十分冷靜地看待時髦學者對民主的熱捧。可見在牟氏心中，民主與否，根本不是他評價一個政權的核心關懷。

以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牟先生反共不假，但他反共是在反什麼？主要是在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

曾與朋友討論，如果牟先生今天健在，他還會反共嗎？牟先生在世之時，大陸已改革開放，鄧小平明確宣佈不再提「階級鬥爭」的口號；但此時牟先生仍然是反共的，即便大陸邀請，他仍拒絕赴陸。而此時之大陸，雖然沒有毛時代的階級鬥爭，但仍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可見「階級畫分」仍然根深柢固。之後又有八九年的民運，一度有開倒車的跡象。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正式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而此時距離牟先生之離世，只有三年的時間。

直到牟先生去世五年之後，公元2000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以工農階級為主的無產階級政黨，轉變為一個全民政黨。2004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了中共黨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此時距牟先生逝世已將近十年了。

以事實而論，今天的中國大陸，「階級鬥爭」確實已從各級政府的文件中與各級學校的教材之中消失了。現實上，也看不到制度性的階級區分與差別待遇。今天之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政治主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已完全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了。國家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皆與牟先生在世時不可同日而語。想想牟先生當年對國民黨政權的接受程度，再對照今日的共黨政權，您覺得牟先生還會反共嗎？

牟先生的一些香港弟子（可以李瑞全教授為代表），一直以「牟先生反共」為名，認為《鵝湖月刊》應該反共。我認為這個主張是極其荒謬的，不像是一個哲學學者所應有的見識。牟先生反共，是看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反嗎？是反共黨之名，還是反共黨之實？是反馬克斯思想中的不合理的部分，還是凡馬克斯思想都要反？若說牟先生支持民主，那請問牟先生為何不支持胡適？而今天香港民主派與台灣民進黨所謂的民主，是接近胡適的民主呢？還是接近牟先生「開出說」的民主？作為一個自詡為牟氏弟子的人，如果連這些問題都不能區分，我認為他是沒有資格講述牟先生之學問的。

最為可笑的是，牟先生因為反共，終身拒絕進入大陸。而牟氏的反共弟子們，則毫不避諱地到大陸接受學校黨委書紀的招待，公款旅遊吃喝，然後大言要繼承牟氏的反共。與牟先生言行如一相對照，簡直是不知羞恥為何物。有弟子後學若此，牟門群英真該鳴鼓而攻之。

中國自一九五零年開始共產治國，歷經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讓多數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人，用鬥爭鬥臭鬥垮資產階級，包括有房、有地、有文憑、有地位、有知識和官階的群眾。這是充分破壞的革命，讓全民落入原始的齊頭平等，也讓國家經濟陷入落後，欠缺國際競爭力。

所謂破而後立，自一九八零年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人民如無韁野馬，漫無法則盡力賺錢，富裕讓各種奢侈浪費和攀比炫富出現，進入奢侈腐化的生活。不論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都難助益國勢！

無產階級需要脫貧，資產階級需要富貴，前者為共產所重，後者是富者光環，鬥爭成為潛意識，變為驅動成長的動力。但生活法則與水平缺乏制高點，受物慾和情慾引誘，傷天害理，損人利己，觸犯法律等就出現，沒限制在合情、合理和合法範疇，帶來的禍害，甚至通敵叛國都可能。觀之大陸前外交部長、軍事委員等事件，豈不是物慾情慾的誘惑使然？習政府知道過度接受資本主義已然受害，才有許多變革，抑制資產攀比和無限制膨脹。

人類財富再怎麼提升，只是數字，名望也止於明星名士，權位也高不過總統或帝王，為了虛榮，不斷付出健康、親情和歲月有何意義？石崇、沈萬三等歷史上鉅富，最後落得怎麼下場？假如將人類福利和財富限定一個範疇，再從消費層針對奢侈品、帝王宴、囤地、囤房、炒房、炒股、炒匯等課徵高額稅賦，就娛樂影視等的捧星設定標準，讓人不再攀比，從內心感到知足，又對鉅富賦予榮譽，許多禍害應從此而休，轉鬥爭為競爭，免去流血傷亡，許多榮耀也因此而生。

之所以有階級鬥爭，在於世間存在極度不平等，資產階級過著奢侈浮華生活，無產階級生活窘困，前者輕鬆獲利，後者出賣勞力度日，還被欺凌歧視。貧富與地位越懸殊，差異越大心裡就越不平衡，就須對抗或鬥爭。若將貧富差距縮小，階級財富設限，超越高標轉為榮譽，爭執就不會那麼大。標竿人物，或稱聖哲或頂範或楷模，配給編號，代表頂級地位，人皆尊之，憑編號享特權與威望，將多餘的財富捐獻國家，用於照護鰥寡孤獨和社會弱勢，國家定見一片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