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國會如此的歡唱共產主義《國際歌》，在資本主義泛濫的今天，真讓人感動。(歌詞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法文Internationale，國際的意思)。
蘇聯第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之後，希望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的社會主義浪潮能為世界帶來更好的制度。
因為資本主義野蠻泛濫到現在，貧富差距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狀況。
美國舊金山及各大城市的流浪漢帳篷族，台北火車站外圍的流浪漢，已經泛濫成災，資本主義政府理都不理。
有人住在億萬豪宅，有人擠在斗室，有人睡在人行道上。
有人請客一餐一萬，有人一天只能吃100塊，有人靠救濟食物維生。
政客談的都是戰爭、制裁、封鎖、延長兵役、抗中保台、攀美抱日。
每次聽到共產國際歌的歌聲都帶给我不忘初心的崇高尊敬。
列出我收藏的三個版本共產主義《國際歌》分享諸位。
「再毛化」在某些人心中是劣義，但在另一些人心中則是勝義。
習近平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這沒有什麼不對，蔣經國也是。習一生從政都很乾淨，「打鐵還要自身硬」，他是有資格說這話的，尤其在一個「無官不貪」的年代，這尤其難得。習不夠民主，你不喜歡，可以罵，但看不到他的優點，甚至把優點說成缺點，那就是意識形態的偏見。
資本主義已到窮途末路，凡有點知識與思想能力的人，應不會否認這一點（我持此一觀點是從勞思光《歷史之懲罰》的思路來的，讀者可參考）。但什麼才是社會主義的實現方式？毛以階級鬥爭來保證無產階級的純潔性，以此來搞社會主義，但最終失敗。他自己也承認。（毛說︰「 一生幹了兩件事…後一件反對的人多。」）
習搞社會主義，你說這是「毛化」，可以。但習不搞階級鬥爭，所以從這點看，他不但並未毛化，而且是反毛的。（凡看不到這一點的，都是偽學者。）
那麼，習是怎麼搞社會主義的呢？一是鐵腕反貪腐，斬斷資本與權力的關係。（習曾說，「要當官就不能要發財，只能選一樣。」）這事很難，但他真搞成了。（難在那裡？請參見《習近平反腐與自由民主的取捨》。總之，比一般人想像的難得多，不是你有權力有決心就搞得了的。）第二就是扶貧。第三反托拉斯、反壟斷。第四「房子不炒」。（這事還沒搞成。要是搞成了，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以上四件事，都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不搞的。但我覺得他做的對。
要做成這四件事，習依托中國人的自尊心與傳統的理想性。此所以要提中國夢與民族復興。至於手段，你想，搞西式民主能做成這四件事嗎？資本家不結合政客反撲嗎？習反西式民主，是勢所必然，也是對的。
那麼，習能不能搞出一個「中式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呢？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且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下，目前只能是謹慎地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民主自由，太有利於反對派了，而且無異於開大門引入西方反華勢力。緊縮有其不得已之處。當然，在執行上，很多地方做得太粗糙，可以批評，但大體上，不得不如此。
習的難點，在於未來。如何不「人亡政息」？（他總不可能永遠做下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大的一個不同在於，資本主義放任人的貪婪，但以公開化與制度的制衡來抵消其壞的作用。在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這招曾經很有效；但當新技術低迷，藍海消失，一片紅海時，貪婪則會使人殺紅了眼。目前的美國就是這一種情況。而社會主義呢，以權力抑制貪婪，但權力本身又可能成為獨大，恣意妄為，成了新的亂源。（不貪財而貪權）
習在二十大的報告中，特別提了歷史周期率與自我革命的問題，顯然他對此是十分有感的。（評論的人看不到這一點，則是昧於問題意識，可見根本不懂習，居然還能夸夸其談。）但習能不能做成功？他需要、也呼喚制度創新，未來如何目前尚不可知。
習的路，完全是正確的。他代表中國文化對西方衝擊一百多年後的最後一步回應，也是翻身一擊的回應。這一回應，也同時應該是超越西方，而代表人類文明走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之後的下一步。（反觀美國與西方，工業革命的紅利吃的太順了，時代已前進，但還賴著不想動。）
社會主義，不再利用人的貪婪，則人的素質就是第一位的。人心的覺醒，相互親善，以愛與平等為主，再道德化（而非去道德化的現代化思路），強調自我節制，此或即歷史辯證發展的下一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法治的理想，然而在法律面前，貧富能平等嗎？在司法實務上，富人好像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兩岸的司法在這方面看來有很大的差異。
台灣的司法對富人是相當有利的。譬如：2013年電子封裝大廠日月光被發現排出廢水，嚴重污染環境，其董事長張虔生和一些相關的員工都受到調查，最後張虔生卻獲得不起訴，而其他涉案的員工都獲輕判和緩刑。2014年爆發眾所囑目的黑心油事件，不少食品廠商都捲入，包括大財團頂新企業。結果一些小廠商的負責人被判刑8年、12年、20年不等，但頂新企業董事長魏應充僅被判2年徒刑(參見《2014年台灣劣質油品事件》)。
法官要把張虔生、魏應充這樣的富人定罪很不容易。司法案件是檢察官和律師的對抗，檢察官要對涉嫌人蒐集犯罪證據，而律師則蒐集對涉嫌人有利的證據，最後法官根據双方提供的證據判決。檢察官是公務員，一般要處理的案件相當多，每一案件能分配到的人力、時間、資源都是有限的；而律師則是受雇為涉嫌的富人辯護，富人可以投入大量資源，雇用多位律師全時為其蒐集有利的證據。在此情況下，檢察官和律師的對抗本質上就不公平對等，資源有限的檢察官多半鬥不過資源充裕的律師，法官如何能重判涉嫌的富人？
除了雇用律師為其辯護，富人還可以捐助政治獻金以經營政商關係，進而影響司法，甚至視需要而賄賂檢察官或法官。無論如何，富人面對司法時，擁有不少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確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
台灣這樣的司法制度，幾乎完全複製自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偏袒富人的，可稱為資本主義法治。
筆者長居台灣，不大清楚對岸的司法制度，但是從一些新聞可以感受到，兩岸的司法對待富人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大陸女星范冰冰曾被突然拘留多日，追繳她高達數億人民幣的逃漏稅。富可敵國的馬雲被主管機關多次傳訊，被要求說明及改善其企業的不合規行為，最後其企業被裁罰鉅款。這些案例顯示，富人面對大陸的司法，不像在台灣那樣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台灣媒體卻批評：「連范冰冰、馬雲都沒有人權。」言下之意，范冰冰、馬雲這樣的富人是高人一等的、碰不得的！)
對岸實行社會主義，其司法制度可稱為社會主義法治，比資本主義法治更重視平等，即在法律面前，貧富是比較平等的。
富人在經濟和自由度方面當然比一般人有優勢。在資本主義社會，富人面對司法時，又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富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可說是高人一等的。富人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跟一般人一樣受法律的規範，不能像在資本主義社會那麼任性、風光，因此多數的富人喜歡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
曹興誠不僅是富人，更是鉅富。他喜歡資本主義的台灣，而反對社會主義的大陸和中共，因此是意料中事。
兩位經濟學家Anne Case和Angus Deaton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研究美國的絕望死現象，並探索造成絕望死的原因，歸結到美國資本主義的缺失。[1]是其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包含很多數據、圖表和論證，呈現經濟學家的精細和嚴謹，因此很有說服力。
作者把「自殺死亡」、「酒精性肝病死亡」和「使用成癮藥物過量死亡」合稱為絕望的死亡，因為陷入自殺、酗酒和藥癮的人都很痛苦而感覺絕望，也因為這三者時常同時發生。
自1990年代初開始，美國絕望死的人數逐年攀升，尤其是沒有學士學位的白人。如圖一，起初沒有和擁有學士學位的中年(45-54歲)白人絕望死的死亡率 (每10萬人口中的死亡人數) 差距不大，但是到2017年，前者達到後者的3倍之多。
圖一
並且，如圖二，由於沒有學士學位的中年白人絕望死的死亡率逐年攀升，美國中年白人的總體死亡率居高不下(圖中粗黑線)，不像其他高所得國家中年人的死亡率逐年下降。
圖二
美國中年黑人的死亡率一向高於中年白人。由於沒有學士學位的中年白人絕望死的死亡率大幅攀升，近年中年黑人與白人的死亡率已經拉近不少。
不僅絕望死的死亡率，教育程度的差距也影響薪資、就業率、工作性質、婚姻、生育(如非婚生子女)、宗教信仰、自我的生活評價等各方面。沒有和擁有學士學位的白人的生活有差距，應屬正常，但是1990年代後，這些差距越拉越大，低學歷白人的生活愈來愈差，成為社會問題。
導致低學歷中年白人絕望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審核寬鬆的醫療制度。藥廠不計後果生產成癮藥物(對抗疼痛)，藥審單位輕易審核通過成癮藥物，而醫生大量開出成癮藥物處方，造成成癮藥物泛濫美國。此外，醫療機構開發不少療效不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卻能通過醫療審核，成為醫療機構謀利的工具。
美國的醫療體系遠比其他高所得國家效率低落，如圖三，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高於其他高所得國家，但是其人民的預期壽命卻最低。2017年美國的醫療支出占其GDP高達17.9%。由於一般人相對於醫療提供者非常弱勢，基於自由市場的醫療體系肥了醫療提供者，卻成為一般人的沈重負擔。
圖三
絕望死和醫療體系的低效、戕害生命，都反映美國資本主義的缺失。包括寡頭壟斷、不公平的市場勢力、買方壟斷的勞動力市場、導致不公平的政治游說、公司只關注股東的利益、工會的衰落、業務外包損害勞方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改革之處。
[1] Anne Case和Angus Deaton，《美國怎麼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2020)
筆者四十多年前留學美國，當時覺得美國人一般不像中國人(包括台灣人)那麼重視高學歷，沒有高學歷也能有很好的發展，甚至賺大錢。我最近讀了[1]，才知道多年來美國逐漸有很大的改變，也變得愈來愈重視高學歷，形成所謂的菁英體制。菁英與庶民(包括中產階級和窮人)之間有巨大的鴻溝，成為美國的嚴重問題。
簡單說，近年美國頂尖大學和研究所的畢業生幾乎壟斷高薪和高技能的工作，這些菁英擁有資源，又重視教育，願意大幅投資於子女的教育，使其子女大多又能進入頂尖的大學和研究所，繼續成為菁英，並繼續壟斷高薪和高技能的工作，於是形成代代傳承的菁英體制。
與菁英體制同時發生並互為因果的是，中等技能工作的減少，以及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增加。一些創新科技，如人工智慧、金融創新、大數據、高速通訊等等，使很多原來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轉變為只需要低技能，也使企業趨向扁平化，即減少很多具有中等技能的中階經理人。而利用創新科技，則屬於新增的高技能工作。
資本主義過去的主要難題在於窮人與中產階級之間的鴻溝，在菁英體制下，中等技能的工作減少，造成中產階級的縮減，也造成中產階級收入的減少，資本主義於是出現又一難題，中產階級與菁英階級之間的鴻溝。這導致美國愈來愈貧富不均，民粹主義(反菁英)、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等的興起，民主、共和兩黨的惡鬥，以及川普的當選總統。
菁英體制已造成美國很大的損害，卻不容易反對它，因為菁英從受教育到進入職場工作都需要長期的努力，也承受巨大的競爭壓力，不像過去的貴族和資本家讓人有不勞而獲的感覺。[1] 建議兩條改革道路：「教育－現今集中於富家子女奢侈鋪張的培訓－必須開放與融合性。」「工作－現今被分成光鮮與晦暗的工作－必須讓中產階級勞動力重回經濟中心。」
[1] 詳盡描繪美國菁英體制的現象及為害，包括中產階級的縮減、中等技能工作的減少等。作者主張，造成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創新科技使很多中等技能的工作轉變為只需要低技能。
作者的主張不算錯，但筆者相信，美國中等技能工作減少的更重要原因是，很多基礎製造業的外移。基礎製造業裡有很多中等技能的工作，這類工作在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陸，都能做得很好而成本較低，自然移到開發中國家了。美國人力成本昂貴，只適合做高技能的工作，是形成菁英體制的主要原因。
既然菁英體制是國際分工和創新科技所導致，符合降低生產成本的經濟規律，這現象是很難改變的，而作者的改革建議(書中講得很少)多半將少有成效。看來美國仍將持續其菁英與庶民對立、貧富不均、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等惡果。
[1] Daniel Markovits，《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The Meritocracy Trap: How America’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 2019)
美國未能選擇正確的防疫政策，一般人認為是國情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制度是為了人的幸福而存在，不是人為了制度的運作而存在。」應該是顛撲不破的。所謂「生活的意義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而非只增進部分人類之生活，卻要犧牲或剝削另一部分人類。
新冠疫情初起，大家都以為這是個暫時現象，「等疫苗出來就好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那麼，我們就應當有一個覺悟︰假裝病毒不存在，強行恢復舊秩序（目前的所謂「共存」）是不合理也是不人道的，何況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懷疑「共存」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助益。因此，我們的思路，應從「回到流行病前的世界秩序」改成「建立更能適應流行病長期存在的世界秩序」。
這個新秩序，顯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強醫療體系軟硬體的建設。這意味著要投入更多的資金；比如說，是否能有大量的資金投入世衛組織與紅十字會等已有的全球性機構，而更為有力地協助各國做好疫情防治管控。這是一件明顯可以做的事。但問題是，資金需求極為龐大，而投入的資金有沒有回報呢？沒有回報誰來投入？這就不能不碰觸到更為根本的「社會體制」問題。
其實現代社會早就進入一個資金過剩的時代，但仍然有許多該做的事情因缺錢而不做。教育、醫療以及許多窮困社區、窮困國家的基礎建設等等。資金為什麼不進入這些缺錢的地方呢？因為沒有回報。所以大量的資金寧願變成熱錢去炒作金融，也不願意去做實際有益於全人類幸福的事情。這似乎印證了「資本是逐利的」這句話。
如果強行改變資本逐利的本性，這勢必是天翻地覆的變革；但想方設法改變種種產業之間的連結，把不能獲利的投資改為某種形式的獲利（儘管可能是長期且微利），則未必是不可能的；這很考驗人類的創造性。
這種涉及「體制改革」的事當然很難，且非一蹴可幾；但並非絕無可能，更非不能有所嘗試。所以應該成為一個值得探討、實驗的重大課題。何況新冠疫情的長期化，更是給出了一個迫切而鮮明的需求，因而這更應該成為各方關切的熱門顯學。
如果領導世界的大國，能認真面對這樣的問題，而體認到「體制改革」是有必要的，那麼，人類文明是可能以新冠為契機，而開啟一個新的全球治理且和諧互助的新時代。但目前趨勢顯然並不是這樣；西方大國仍然一味地宣揚「歷史終結」，以為現在西方的體制就是最好的體制，凡與此不同就是邪惡的，將其妖魔化，製造對立，再裹脅全球共同圍剿，甚至不惜訴諸戰爭，務求去之而後快。這種褊狹的心態，是徹底的不思進取，故步自封；是先將體制封聖，然後再以人服務於體制；而非理性地看待體制，靈活改造利用以求服務於全體人類。這不是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而是懷有只想「增進部分人類之生活」的私心；其不可取、不足以開啟一個新時代，是很明顯的，也因此令人覺得可悲！
而且，非常不幸的，由於我們已進入一個全球分工、聯動緊密的全球化時代，所以所有變革的嘗試，若不得領袖國家的倡導或至少是默許，是無法展開的。因為在現有體制之下，你不遵從領袖國家的意志，將會失去應得之資源分配，從而削弱國力，而更不可能從事改革。
新冠疫情未來會如何？不得而知。但可相信，即便此波既平，恐不久它波又起。歷史發展弔詭的很，總在你以為萬事大吉之時，適時地給你新的難題；無非上帝在倒逼人類扣問良知︰你是要順慣性、吃老本、規避問題、貪圖享受呢？還是要恢復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德性（關愛他人而非自私自利）與主體性（四傍無依，壁立萬仞；敢於創造而非依賴既有）去直面自我，應對挑戰，以維護人性尊嚴，創造適應環境的新時代？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時代豈不是正在呼喚我們要「明於庶物」（科學地、理智地看待問題）「察於人倫」（明白人性尊嚴與人我相安之道），秉於內在之仁義本心去改革、創新（由仁義行），而非以為外在的制度就是仁義，因而死抱不放（非行仁義也）。
深盼有權有勢者（民主社會，人人皆是有權有勢者）能明白此理，應對上天的考題，交出正確的答卷，將人類的文明順勢再上推一個台階；否則，不進則退，不僅原地打轉，找不到出路，且混亂的局面與錯亂的價值觀將層出不窮，勢將危機四起，舉世不安。果如此，豈不悲哉！
1917年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以工農階級為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當時世界的大事，不久社會主義的浪濤席捲全世界。
吸引了世界各地知名人物及留學生，前來蘇聯觀摩取經，像蕭伯納這樣的大人物也崇拜蘇聯，並不讓人意外。
蕭伯納拜訪蘇聯是1931年，正當革命初期，氣象宏偉，讓人尊敬。
蕭伯納死於1950年，沒有看到後來蘇聯的墮落、殘酷及經濟失敗。
更沒看到1990年蘇聯知識份子集體崇拜AngloSaxon，寧願搞垮自己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醜態。
1992年俄國領袖還異想天開要加入北約，崇洋幼稚，心理強度不如中國的領袖及知識份子。如果不是雄才大略的普京力挽狂瀾，俄國今天恐怕還是個癱瘓的國家。
我的岳父年輕時留學蘇聯，同樣的崇拜蘇聯，1980年代他和一位留蘇的同學來美國旅遊，一起在我家住了兩三星期。
兩人看到美國街上的嬉皮Hippie，還恥笑美國年青人的墮落，誇讚蘇聯青年人的蓬勃（那是他留蘇的30年代）。
我當時提醒他們蘇聯農業失敗，糧食欠缺，莫斯科人排隊搶購馬鈴薯土司麵包的慘狀，國事蜩螗，他們老人家根本斥為無稽的謠言，聽不進去。
兩人讚嘆今天的蘇聯，就是明天的中國，中國要跟隨蘇聯的步伐努力以赴。
我的岳父及同學二老都在蘇聯瓦解前，帶著美好的蘇聯印象去世，算是他們的幸運，至少帶著社會主義的美夢走的。
雖然蘇聯帶領的第一波社會主義建國失敗，我仍然尊敬蘇聯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夢想。
我相信1920～40年代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不足以處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它強大的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主要原因。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顛峰時期，使得社會主義失去風采，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次要原因。
今天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國家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足以提供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強大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破綻百出、政客醜陋、造謠欺騙、民粹橫行以及貧富不均，使得社會主義風光起來。這都是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大放異彩，即將贏得成功的原因。
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
社會主義是人類崇高的理想，第一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浪潮，由於人類在廿世紀，缺乏有效的電腦資訊及大數據的處理技術，不足以處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大量的行政需要，而假借公務員人手處理，其中人為的弊端錯誤貪腐，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垮台，蘇聯 USSR，蘇威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1991年瓦解。
制度固然可以自我改良，像人體會自動修補，但是制度仍然擺脫不了成住壞空，像人體會生老病死一樣。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僵化，無法自我改良，終於在1991年瓦解。
美國、 英國、 台灣地區…..的政黨輪替民主選舉制度，也已經走上無法改良的壞空階段，政黨不再監督輪替，而是使絆搞垮執政黨，取而代之。選舉不再選賢與能，而是煽動民粹，劣幣驅逐良幣，打垮優質候選人，結果選出來的都是禍害國家，望之不似人君的豬狗。美國、 英國、 台灣地區…..的民主選舉制度也在分崩離析，拖不過2050年。
根據美國的民意調查，美國的年輕一代追隨2020年總統候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提出的社會主義政策，比例高達60％。千禧一代美國的年輕人拒絕美國的資本主義共識，接受社會主義的人數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新紀錄。2020年，50%的38歲以下美國成年人在哈裡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中表示，他們「更願意在社會主義國家生活」。
中國主張的民本主義，以民為本服務人民，執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兼容並蓄，配合先進的電腦資訊及大數據的處理技術，足以處理社會主義大國政府大量的行政需要，譬如人民銀行推行的數位貨幣，全國貨幣的透明化若能成功，足以徹底掃除現金賄賂 、 非法洗錢 、 黑市交易 、 逃漏稅金….，第二波的社會主義浪潮可能是主導世界的新星。
今日世界最普遍的學校制度是來自工業革命後的歐洲。固定的教室，一樣的制服，固定的教材，上對下的知識傳授，所以學生必須拼命記憶，然後去考試。每個人都像是一堆工業零組件，進入到流水線裡接受他們的組裝，最後出來的是一堆規格大小都一樣的產品。所以有大同小異的信仰，有基本的價值觀，服從法律，畏懼權威，安分守己。
當然，也有個別的『不合格』產品，但只是少數，會繼續受到各種改造，直到也願意服膺這一套為止。若還是激烈違抗，那就送進監獄，繼續接受再教育，或者就直接銷毀。
工業革命後，統治世界的不再是所謂的王公貴族，也不是地方豪紳，實際上就是大型工業與銀行集團，就是所謂的『軍工複合體』。這些人，也就是前幾年包圍華爾街運動中所謂的『百分之一』。這個世界的規則以及人類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他們所制定。政治人物不過是他們手上的玩偶而已，或者說好聽點就是代理人。
不信？美國聯準會是私人銀行，這個私人銀行竟然發行世界通用貨幣，控制了國際金融命脈，所有重要物資的交易與計價都由其說了算。羅斯柴爾德、摩根、洛克菲勒，這三大家族就是聯準會的三大股東。美國兩大黨，基本上都要靠他們來運作，整個國家命脈也都在這三大家的手裡面。實際上，世界各國都受他們深遠的影響。
好吧，不說美國，我們就講台灣吧。李登輝時代的『國營事業民營化』以及扁時代的『二次金改』基本上就已經將整個國家的金融大權與眾多產業都交到吳、辜、蔡等等幾大家族的手中，他們與其側翼就掌握了這個島上多數人的生活。基本上，真正對台灣的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的就是這些人。過去國民黨有大量黨產，可能還有些主導性，或者說至少與這三大家族呈現合作而非俯首聽命。現在，不論藍綠，都要向他們找錢，自然必須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工資不會漲，工時不會少，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房價持續飆….. 這都是不意外的，而且這個大趨勢也永遠不會改變。
理解了這樣的結構，我們才能理解前面提到的教育理念與體制。簡單說，要製造大量聽話、能幹、而且溫馴不反對的勞工、技術人員、教師，是這種教育的基本目的，也就是為了前述的那百分之一奉獻自己的身體、歲月、甚至生命，使那些百分之一繼續保持優勢，子子孫孫都榮華富貴。不進入到這個體制中的人，基本上很難生活，除非特別有毅力，或者聰明絕頂，可以在縫隙中找到一些出路，但是只是極少數。
您可以想想：我們在學校被教過怎麼樣賺錢嗎？是的，教過我們要勤勞，要樂天知命、知足常樂…..等等生活道德。但是，學校有無教過我們怎麼樣致富？怎麼樣理財？甚至怎麼去規劃人生。答案是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因為這不是上述體制的教育目的，不是製造聽話溫馴的勞工的好方法。又比如，我們的教育教過我們怎麼生養與教育子女嗎？或者怎麼去經營家庭嗎？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學校卻不教，卻要我們背誦太多一輩子都用不到的東西。這，不是很妙的事？若再說白一點，您有無發現大多數勤勞的人一生都過得很苦？而勤勞，是學校教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一。這樣，還不明白嗎？這就是工業革命後的人類文明體制，我們被制約在其中。
若您問有無可能改變？或許眼前就有一個機會，但是現在看起來還很模糊，或者說有點混亂。那就是『網路區塊鏈與去中心化』。這又是一個複雜的故事，您古狗一下，或者願意看幾本書，大概也不難懂。簡單說，就是人與人之間直接連結，將世界扁平化，不再經由上述那些集團、機構，最大程度上脫離他們的掌控。將金流、物流、人流等等都自由移動、交易，最大程度上消除人為障礙；當然，也包括消除壟斷。
但是，掌握網路資源的還是上述那百分之一。加上若真的去中心化，那結果肯定會有一段時間的混亂、脫序，這樣的震撼與動盪將持續多久或者傷害多深，誰也說不清。比如說，沒有了銀行，那信用誰來擔保？沒有了政府，那生活是否失序？…..等等。其實，等於是要進行一場革命。這裡面，想像空間太大了。
或許，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這些改變露出曙光。但是，後面的世界會呈現出甚麼樣的面貌，那只有天知道了。人類文明持續前進，但是充滿不確定性，這似乎是歷史的一個法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