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堂：
哈哈，對岸就是一黨專政下的民主嘛，中共做到啦！

杜敏君：
不對，差別很大，中共的是民主集中制，中央的權利機關是黨的全代會。民意透過基層的黨組織，逐步向上層黨委會反映，到了中常會作成決議，再頒布下去由黨部基層黨員討論學習，然後動員民衆全力推行。
所以黨的領導不是個人專制，而是中常委的委員共治。如果未能貫徹黨的決策，仍然會受到檢討而被拉下馬來。

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下情可以上達。若有違民意，人民可以上訪。我說的是制度如此，但是執行的是人，若是因為人的因素而有所偏差，共黨是有檢討機制的，會遭受批判，甚至在組織會議中，由被檢討者先行自我批判，如未能虛心檢討，將會被黨紀處分。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由下而上的集中起來，作成決議後貫徹下去。共產黨員是經過組織層層考驗，合格通關後，再加以組訓和思想教育，期間要研讀多少黨的理論著作，要完成多少讀後心得報告，及格後才能成為正式黨員。因此能成為共產黨的一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代表人民的意見，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不瞭解共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站在台灣以個人主體意識的偏差民主觀念來看中共的政治體制，是有誤解的。
所以對年前人大決議習近平任期的延長，是恢復了帝制，認為是皇帝，完全錯誤。

習近平上任後，全力改革，並一日千里的快馬加鞭以科技為基礎，發展國防、經濟並注重民生的提升及兩岸關係的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亞太經濟區域的共榮，並要面對美、日兩霸的蓄意挑戰，其壓力千百倍於彈丸之地的台灣，看看台灣，搞成什麼樣子，想想大陸崛起的盛況，如果半途而廢，所有建設不是前功盡棄？
所以習近平的延長任期是中共全代會公意的推進，不是習近平的戀棧權位。

而蔡英文兩年來的吃香喝辣，酬庸親密，掏空國庫民財，中飽私囊，如過街老鼠，以帶刀拒馬、鐵網高牆拒絕民意，地方選舉大敗，民調至個位數，仍執意連任。
台灣海峽兩岸誰獨裁？誰民主？能相提並論嗎？只有天淵之別可以形容。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

中國大陸正在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最受外界矚目的一項議程是修改憲法，作為國家元首的國家主席原來有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將刪除此連任的限制。根據修改後的憲法，習近平有可能連續擔任國家主席超過兩屆，甚至終身擔任國家主席，因此被一些批評者譏為「習皇帝」。

習近平才剛做完國家主席的第一任期，是否會連任到第三任，甚至終身擔任國家主席，都未可知。批評者急不可待的反對「習皇帝」，似乎是長期「反中」的心態作祟，中國的政治制度總是壞的，逮到機會就大肆渲染一番。批評者顯然忘了，或是故意隱瞞，被視為憲政典範的美國到1951年才修改憲法，禁止任何人當選總統超過兩次，在此之前的一百六十年，美國總統都沒有連任限制，都是「皇帝」嗎？

撇開「反中」心態平心而論，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在十幾年的短期內是有好處的，但卻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習近平成功實行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重要工作，功績顯著、聲望高漲。若習兩任十年卸任，這些工作都已功德圓滿了嗎？顯然尚未。大陸在1989年學運時，貪腐即是民眾批評的目標，後雖被高速經濟成長所遮掩，黨、政、軍的紀律鬆弛已三十多年，「三年之艾」不足以治「七年之病」，習兩任十年之後，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工作顯然仍須繼續進行。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新任的國家主席一般威望不足，不容易貫徹上述的工作，而已有崇高威望的習近平若延任將更容易貫徹上述的工作。換言之，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讓習能延任，貫徹上述的工作，是有不小的短期好處。

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其一，雖然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有相當的黨內制衡機制，一個人長期執政容易造成權力過分集中，而缺少制衡，萬一決策錯誤，將難以糾正。其二，國家主席長期執政，有可能因年老而精力不濟、判斷力減低，因而荒廢政務或形成錯誤決策。其三，國家主席位高權重，萬一違法違紀，在位時一般難以法律追訴，只有在卸任後才能追訴，若國家主席能終身任職，將至死都無法追訴，喪失對國家主席的主要監督機制。以上這些缺失雖然未必會發生，確實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有短期的好處，但卻增加中國大陸長期的政治風險，是事實，但是政治風險是否會真正產生損害則未必。以1951年之前的美國為例，多年來的美國總統都無連任限制，歷史顯示並無美國總統成為獨裁者，美國也沒成為獨裁國家。而沒有連任限制，小羅斯福總統因此能在二次大戰的危急期間連任四屆，穩定了二戰的戰局。過去美國總統沒有連任限制，並未造成美國的損害，沒理由堅持中國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一定會造成中國的損害。中國大陸正在轉型發展的關鍵階段，習近平延任看來對中國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