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合著《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 2018)，探討民主實踐所面臨的問題和挫折，如何導致民主的終結，最後建議解決之道。書中尤其著重於美國的民主實踐。

以前民主制度曾終結於軍事獨裁、法西斯、暴力革命等，有比較顯著的事件或徵候；近幾十年，民主的消亡多半不那麼明顯，因為民主的銷蝕是漸進的、隱匿式的，即使政權已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的招牌。兩位作者希望能及早察覺民主正被銷蝕，而提出四個獨裁行為的指標：拒絕接受(或不太在乎)民主的遊戲規則、否定政治對手的正當性、容忍或鼓勵暴力及願意剝奪對手(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川普在就任總統之前即已呈現符合這些獨裁行為指標。

川普這樣民粹的政治素人以前不可能當選總統，因為主要政黨的總統提名都取決於政黨內大老和重要公職人員的密室協商，密室協商雖然不民主，卻能排除可能傷害民主的極端候選人。1960年代底的反越戰劇烈衝突改變了政黨提名的遊戲規則，完全以符合民主的黨內初選決定政黨的總統提名，政黨擔任民主制度守門員的功能於是大半喪失了。

民主制度順利運作的關鍵，除了不違背憲法，政治人物還必須遵守兩項不成文規定：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互相容忍表示我們必須承認對手的正當性，承認對手跟我們同樣愛國，不把對方當作叛亂者，即使對方可能在觀念及政策執行上跟我們有極大差異。制度性自制意味著，避免執行符合法律條文卻明顯違反其精神的狠招，來擊垮政治對手，因為這種行為雖然合法，卻可能危害民主制度。近幾十年來，共和與民主兩大黨是愈來愈不互相容忍與自制。(台灣的兩大黨也很類似)

過去美國兩黨之間的互相容忍與自制，其實相當程度建立在種族排斥和不民主上。自1860年代南北戰爭後，原來相當衝突的共和黨(主要在北方)與民主黨(主要在南方)逐漸在種族隔離和犧牲少數民族投票權上獲得共識，使種族平等議題退出政治討論重點，雙方於是有了相近的意識形態，而軟化了黨派敵意，因此能夠互相容忍與自制。

直到19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美國才完全民主化，這卻導致了美國社會趨向兩極化。支持少數民族權益的民主黨與反對的共和黨從此確立了他們的立場，兩黨的選民結構也逐漸重組，最後變得壁壘分明難以流通。兩黨間互相容忍與自制的不成文規範於是愈來愈削弱，使政治幾乎無法運作。

兩位作者對美國政治的剖析相當精闢，然而他們建議的解決之道卻有點令人失望，不過是呼籲兩黨互相容忍與自制，及調整組織、擴大支持陣容之類，以克服基於種族和宗教的兩極化。

過去擁有壟斷地位的白人近年因白人占比下降而逐漸失去其壟斷地位，使很多白人不滿和不安，這些白人(多信仰福音派新教)主導著共和黨，使共和黨趨向極端，是美國兩極化的主因。在貧富差距擴大之下，要抒解中下階層白人的不滿和不安，絕不容易。正如書中引述：「世界上從未建立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達成沒有特定種族團體占多數、政治平等、社會平等與經濟全民共享。」美國會是第一個例外嗎？兩位作者期望是，但很沒把握。

回顧歷史，就會看到一幕幕諷刺的圖像。

1946年春季，國軍集結30萬主力與空軍三個大隊，在白崇禧策畫，杜聿明的指揮下渡過遼河向東北的共軍發動了浩大的攻勢。其中擔任攻擊箭頭的，是孫立人麾下新一軍。這次的向北攻擊勢如破竹，先後在四平、長春兩次大敗林彪所部的東北民主聯軍，今日大陸的官方的論述也承認，林彪部損失慘重，傷亡不下6萬人，拋棄了大量裝備北潰。國軍到此已經直指共軍的首腦所在地，北滿的第一大城，哈爾濱。

戰後接收日軍武器、人員最多的，就是在東北的林彪。基本上60萬關東軍、20多萬偽滿軍的裝備，以及部分專業人員都在蘇聯的幫助下給了林彪。此役若將林彪一舉擊潰，就是將共軍最強悍的一部給予致命打擊，國共內戰幾乎可以宣告底定，至少中共將被迫完全接受國府的條件進行談判。

根據大陸方面公開的史料，林彪多次請示延安的毛澤東，已經無力再與國軍作戰，必須放棄哈爾濱，向北滿與西滿撤退，並且表示佳木斯也難以守住，必要時必須退入蘇聯境內。哈爾濱的共軍單位開始焚燒大量文件，搬運器材裝備上車，隨時就要動身。根據李敦白的回憶錄中也說，毛澤東就在這段時間脾氣暴躁，情緒不穩，失眠嚴重，惶惶不可終日，甚至蘇聯代表建議他要去莫斯科就醫，否則健康堪虞。延安中共中央也都已經在討論，如果國軍又在山西與陝西發動攻勢，那就必須計畫退入外蒙。

國軍攻下長春，前鋒已經渡過松花江。新一軍一個連進入雙城，建立橋頭陣地，確保幾個渡口與橋梁暢通。這裡距離哈爾濱只有80公里，大概等於台北市到新竹竹東鎮附近，眼前已經全是一片平原，無險可守，通往哈爾濱的大門已然打開，只剩最後的命令。但是，多年後孫立人、白崇禧等人都談到這時讓他們難以接受的是，南京方面給的命令卻是全線停止北上，與共軍停火2周。…..何以如此？

負責調解國共軍事衝突的馬歇爾以斷絕所有美援為要脅，逼迫蔣介石主席必須停火。這對國府而言是整個國共內戰最關鍵的時刻，裡面的原因很複雜，但主因就是美國要國府與中共和談，不能消滅中共。美國此時要的是削弱國府，逼迫其讓出部份政治權力給其他黨派，建立所謂的民主聯合政府作為行憲前的過渡，而其他黨派主要指的當然就是中共。美國的理由是中國要民主，所以必須不能消滅共產黨，國府必須與中共妥協。杜魯門、馬歇爾，都相信中共是民主的、進步的，而國府是獨裁的，甚至是反動的。

這一停，國軍士氣頓挫，以後補給更加困難，整個戰局陡然走向了逆轉。最後，就是一敗塗地，中華民國就斷送了大陸，一切枉然了。該打，美國人不讓打，結果是中華民國因此差一點點完蛋。…..而今天呢？

台灣與大陸的經濟、科技、軍事….各方面的實力相差甚遠，並且越拉越大，甚至必須依靠大陸的產業鏈才能挺到今天。中華民國的上策，就是追求和平，保持兩岸的長期穩定，取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若兩岸發生全面戰爭，台灣沒有一點點的贏面，就是大陸最後沒有占領台灣，台灣也必將重創，幾十年的建設成果全毀，與今日的敘利亞半斤八兩。…..美國這個時候卻是把台灣擠壓到對抗中國大陸的最前線，並且不斷升高台海緊張局勢當作一張牌來打，這又何顧於台灣人民的生命與幸福？這是不該打的時候，美國卻是巴不得中華民國此時去打。

但是最精彩的還是我們英明的蔡總統在勝選時就說「我們隨時準備面對戰爭！」執政黨不去避免戰爭，修補和平框架，還要隨時可以開戰，這種智商真是讓人敬佩。

美國人認為兩岸到底該打或不該打，都是他自己的利益考量，何嘗為中華民國考慮過？歷史上的斑斑血跡未乾，而今天島上當權者不是不學無術，就是愚昧無知，甚至貪婪無恥，完全去附和美國，丟棄自己國家的利益，讓人嘆為觀止。只能說，非常可悲！

中國大陸崛起威脅美國的霸權，美國自然想要壓制中國，加以即將總統大選，美國的民族主義反中情緒於是高漲。在此氛圍下，川普政府一方面惡整華為、TikTok、微信等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另一方面，推出一些支持台灣和香港民主派的法案，又派出衛生部長象徵性的訪台。

大陸不想升高中美衝突，多半不直接反擊美國的敵對行動，卻以軍機多次迫近台灣發出警告，並在香港迅速實施國安法。香港政府最新的動作是昨天以違反國安法，逮捕了黎智英、他的兩個兒子及一些同謀手下。黎智英案造成港台的大震撼。

川普的反中動作有利於他落後的選情，因此他很可能還會繼續採取一些新的反中行動。有些人甚至預測，川普可能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如黃岩島，發起有限的攻擊；攻擊是有限的，因為川普只想博得聲威和選票，不想導致中美大戰。筆者相信川普不會這樣做，因為主動動武跟惡整中國企業不同，會受到國際的嚴厲譴責，未必有利於川普的選情。此外，中國有可能對美國的軍事基地，如關島，以飛彈還擊報復(也是有限的攻擊)，美國要如何因應？升高反擊嗎？兩個核武大國是不能輕易動武的。

黎智英是著名的媒體大亨，他幾乎是公開地勾結美國，曾在媒體上呼籲美國支持香港的反政府活動。黎智英曾被逮捕但很快獲釋，因為他的行為當時無法可管，現在香港有了國安法，他多半無法再逍遙法外，雖然他的強大律師團仍會與港府鬥法周旋到底。港府逮捕黎智英，就像美國以損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了不少與大陸有合作研究計畫的在美科學家(多數是華裔)，國家安全總是高過科學研究、新聞自由等等。港府大動作逮捕黎智英及搜索他的媒體王國，當然是企圖瓦解他的反中媒體，並且趁機敲山震虎，警告民主派不要違反國安法，看來是會收效的。

台灣不像香港有黎智英案那樣震撼。蔡政府全面倒向美國，美國報以口頭上的強力支持，讓一些獨派非常嗨，趁機在媒體和網路上鼓吹制憲建國，此時大陸的軍機多次迫近台灣，自然製造了緊張氣氛，不過明眼人多看穿，兩岸目前只是虛張聲勢，双方都不願擦槍走火。美國口頭上支持台灣，實質上敦促台灣購買昂貴的武器裝備。台灣既要投靠美國，只好做冤大頭買單了。兩岸緊張恐怕讓投資台灣卻步，台灣是得不償失啊。

香港大動作逮捕黎智英及其同伙，震撼港、台兩地。簡單說，中美對抗，双方都把國家安全擺第一，不管是否真正為害國家安全，就優先以國安法侍候。小老百姓改變不了大局，只能明哲保身。若是挺獨反中，就別去大陸、香港吧；若是親中反美，就別去美國吧。台灣也有國安法律，但是不像中、美強勢(也沒強勢的能耐)，異議者因此還能苟活。算是台灣的優點？

候選人辯論是美國總統大選的重頭戲。川普能言善道，口才便給；拜登老弱平庸，有氣無力。川普的競選團隊當然急於尋求與拜登舉行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但是拜登的競選團隊也不是吃素的。

川普上任快四年了，他不敢順應歷任美國總統的慣例，公佈個人的報稅記錄。川普曾經破產五次，屢次利用宣告破產的法律保護，詐吞合夥人、投資人的錢財，斂財致富，所以川普絕對不敢公佈個人的報稅記錄。

根據華盛頓郵報統計，川普上任1300多天，說謊的次數15000多次，是美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說謊總統。

於是拜登的競選團隊對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大會預設兩項條件：

1. 雙方公佈歷年報稅記錄（拜登早已公佈了他歷年的報稅記錄）。
2. 設立獨立的「說謊評審委員會」，候選人的發言一旦包含了謊言、不實的資料，委員會立即制止發言，宣佈發言無效。

川普的競選團隊至今不敢回應，如果這次總統大選沒有候選人的辯論，川普能言善道，口才便給無從發揮，明顯失分。而拜登的老弱平庸，有氣無力，明顯躲過失分的風險。

想不到世界霸主美國淪落到總統候選人不敢公佈見不得人的報稅記錄，更想不到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需要獨立的說謊評審委員會來制止謊言欺騙。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下任總統無論是欺詐狂飆的川普，或是老弱平庸的拜登，都是中國的利多，真是人有運氣，國有國運。

很多人都受到電視影片的影響，以為希臘到羅馬帝國時期的所謂奴隸，完全就是受苦受難，被壓榨，甚至於虐待的一個階層。其實這個想法並不準確，因為奴隸分成很多種，在古代西方社會中所負的責任以及做的工作不盡相同，當然待遇差別也很大。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角鬥士，這當然就是一種，所負責的是血腥的打鬥表演，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但是大多數的時候，所謂的奴隸所做的工作跟一般羅馬的平民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士農工商等等各種行業都有這些人與平民肩並肩一起從事相同的工作，而且在經濟上面所領的待遇也差不多。甚至在法律上不能任意傷害奴隸，主人也一樣；如果殺害了奴隸，一樣要受法律制裁並且賠償主人。

其實很多奴隸都是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員。大家可以想像羅馬共和國後期消滅了地中海東部幾個希臘化國家，包括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在內。這些戰爭的勝利讓羅馬帝國俘虜了大量的希臘人當作奴隸。而這些希臘人在羅馬帝國從事什麼行業呢？答案是學校的老師、各城市的工程師、帝國政府的翻譯….，簡單說希臘人在當時的羅馬社會是知識分子，擔任的都是腦力工作居多。另外，共和國末期的元老院終身議員加圖，他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農業志」，是我們今天研究西元前1世紀後期羅馬帝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史料，主要是談到如何經營商業化的農場，而其中就提到這些被他買來到農場工作的希臘人，大多熟悉各種農業知識而且具備專業技能，也是經營農場的重要成本支出。

奴隸與羅馬帝國的公民的差別是在於公民資格。簡單說，羅馬的公民有各種的政治權力，包括擔任帝國的公職，競選各省或者各城市的議員，當然也可以投票，而且理論上也有資格直接向地方甚至中央政府投訴意見或者公開批評以及發表各種主張。是作為一個帝國公民該有的基本公民權力以及尊嚴。

那奴隸呢？奴隸沒有上述的公民權，也就是說只能接受所有目前的制度，沒有任何參與或者改變的權力。剛剛說過他們可以有自己的財產，同樣要繳稅與公民的稅率也一樣，也可以娶妻生子或者結婚嫁人，有自己正常的家庭。奴隸確實可以自由買賣，但是擁有專業技能或者擔任比較高階工作的奴隸價格是很貴的，一般人買不起，因此往往一輩子就跟一個主人很少買賣。但是，出賣勞力的當然就不是這樣。

談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希臘羅馬時期的奴隸制跟現在美國的一個制度很像？是的，就是綠卡。…..你有財產，要繳稅，可以有家庭，但是沒有公民權力。你不能投票，不能參與帝國的政治，言論自由常常也受限。簡單說就法律來講，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你的存在只在於你的經濟上的貢獻，並不是因為你是這個國家理論上的主人之一。

很多人拿了綠卡生活在美國，還歡歡喜喜回過頭來向自己的同胞炫耀。我常常會覺得有點可笑，因為你不過就是西方古代奴隸的一個變種。古代羅馬帝國的奴隸可以變成公民通常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是與公民結婚，主要是女生嫁給公民。第二個是有人出錢或者你自己存錢，向帝國買到公民權力。第三個是你去當兵，為帝國賣命打仗，幾年之後如果不死，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公民了。這也不是跟今天美國要從綠卡升格為公民幾乎一樣？

好好當一個中華兒女吧，不論你生活在台灣或者大陸，做自己最好。這一次的全球性傳染病等於把歐美的面皮給撕破。生了病連病床、呼吸器都沒有，甚至於只能在床上等死，你真的覺得這是一個美好的天堂嗎？

任何的事情其實都有它的歷史脈絡，不會是偶然出現的。我們如果能夠掌握這樣的脈絡，就可以把我們現今人類社會許多難以解釋的事情的密碼一一破解。而且當有天你看穿了，就會覺得既可悲又可笑。

美國西海岸各州有很多拉丁/西班牙裔，也可說是過去的墨西哥人，他們是最受到疫情傷害的群體。英文部份是資料來源，供閒暇的網友閱讀。

• 加州的墨西哥人佔總人口40％，卻佔確診病人的55％。
• 奧勒岡州的墨西哥人佔總人口13％，卻佔確診病人的38％。
• 華盛頓州的墨西哥人佔總人口13％，卻佔確診病人的44％。

從事低層勞力工作的墨西哥人，他們必須每天出門到工地工作，不能像上班族在家線上工作，所以他們每天暴露在擁擠危險的環境，容易互相感染新冠病毒。他們回家以後住在三代同堂擁擠的公寓，家人互相傳染，所以墨西哥人占確診病人的比例，遠超過總人口的比例。

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的教授在舊金山地區隨機取樣3,953個樣本，研究確診病人的狀況。

• 3,953個樣本中的墨西哥人，3.9％是確診病人。
• 3,953個樣本中的其他族裔，0.2％是確診病人。

墨西哥人患病人口的比率是其他族裔比率的20倍。

加州疫情在前期由於州政府嚴格的封城居家令，一度疫情好轉，於是州政府在六月開放封城居家令，恢復經濟生活。這時墨西哥人因為知識程度低，疏忽了戴口罩及保持距離的防疫要求，不如其他族裔的小心嚴謹保護自己，因此造成嚴重的二度疫情感染，而墨西哥人首當其衝。另一個弱勢群體是老人安養院的老人，佔了加州總死亡人數的47％。

美國是最不照顧弱勢群體、弱勢族裔的國家。

The most significant outbreak is among the state’s urban and rural Latino populations. Among cases where the patient’s race is known, 55 percent of California’s infections have been in Latinos, who make up just under 40 percent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Latinos and Hispanics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pandemic not only in California but along the entire West Coast, including Oregon (38 percent of cases where the patient’s race is known vs. only 13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Washington (44 percent vs. 13 percent).

In California, the infected are predominantly low-income, densely housed front-line service workers. Leaving home to work each day, they are exposed to the virus. When they return, it spreads in their households, which are often multigenerational. The consequences are striking. In late April, professor Gabriel Chamie and colleagu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studied 3,953 individuals living in a single census tract in the Mission District of San Francisco. While the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infection among non-Latinos in this population was 0.2 percent, for Latinos, it was 3.9 percent — nearly 20 times higher.

Another of California’s sub-epidemics has been among people who, upon the state’s reopening, have failed to treat the virus as real and dangerous. They seem unable or unwilling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others and wear masks begrudgingly, if at all. From the beaches and bar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o backyard barbecues in the Central Valley to a fraternity house in Berkeley, failure to heed safety warnings has inexorably pushed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higher.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explosive outbreaks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California. As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California’s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such as skilled nursing and assisted-living faciliti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overall, 47 percent of Californians who have died of covid-19 have been nursing home residents.

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這本大作這幾年受到不少批評。但是筆者一直都認為，他雖然採取一種以美國的資本家角度出發的史觀，來解釋21世紀人類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走向，他認為全球化推行得越徹底，全球戰爭發生的機率就會越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會越緊密，分工也會越細緻….，這個論點我還是很同意的。

簡單說就是誰也少不了誰，誰也需要誰，而且誰也跑不掉。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那這一次全球性的傳染病基本上就把這一條聯繫的鈕帶給活生生打斷了。也就是說，全球性戰爭的機率正在上升。

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當初Thomas Friedman大概也沒有想到竟然會是中國大陸，該書出版的2005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可能還不到現在的3分之1。可能，他心目中認為會是美國？也就是西方世界將透過資本與生產鏈繼續掌控全球的經濟，甚至人類的文明。

龐培奧與川普現在針對中國大陸的中興、華為等進行無情的打壓，甚至於不惜切斷中國大陸學生赴美國留學的管道，其實就是不惜切斷整個全球化，至於對全世界的經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那就以後再說了。這對美國來講其實就是在保衛自己的霸權。現在傳染病方興未艾，但是，就算真的緩和下來，可能全球化的榮景也回不去了；至少整個遊戲規則都必須改變，因為美國輸不起，或者說整個西方文明輸不起。

前幾天，那位我台大已經40多的學妹，用一貫的娃娃音在趙少康的節目說「現在這個世界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美國的自由民主，一個是中國的極權專制，台灣要跟哪一邊？…」 其實，民進黨的人是一群最保守封閉甚至可以說極端倒退的人，他們根本上的世界觀還停留在50年代。她講的這段話，如果把名字遮住，大家覺得像不像蔣宋美齡當年的演講？

台灣現在如果頭腦不清楚，以後代價會很大。台灣這二十幾年來的經濟也是受惠於全球化，甚至於講白一點，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才讓台灣分到點湯可以喝。以後，大家就喝西北風吧？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已經肆虐了4個月，似乎越燒越旺，沒有停歇的跡象。中國大陸雖然迅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6月以來卻在很多地區暴雨成災，水災也尚未停歇。

或許因為美國疫災已經拖延太久，台灣媒體的報導逐漸比較輕描淡寫。另一方面，不少媒體則誇大報導大陸的災情，竟然聲稱「三峽大壩洩洪淹掉鳳凰古城、黃河水殺到錢塘江口」 (鳳凰古城海拔達1600米而錢塘江在江南)，而「三峽大壩有可能全面潰堤，大水會淹到上海」。中、美都面臨嚴重災情，實情到底如何？對兩國的損傷會如何？

大陸幾乎每年入夏都有水患，大約因為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今年大陸的水災是比往年嚴重，而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災區的一片汪洋，更加深了災情嚴重的印象。不過認真比較中、美的災情，美國的疫災其實比中國的水災嚴重得多，美國的經濟損失是遠大於中國的。

首先看災情數字，美國因疫災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14萬，而中國因水災死亡、失蹤的人數不過幾百人。美國確診染疫的達390萬，而中國的水災受災人口有幾千萬。中國的受災人口看似很多，其實不到全部人口的5%，而95%以上的其他人口幾乎完全不受水災影響。對比之下，美國的高染疫和死亡人數讓多數人都人心生恐懼，為了減緩疫情，於是減少群聚、減少活動、減少消費，導致很多企業倒閉和高失業率，當然會重創美國的經濟。

造成上列災情數字的原因在於疫災是長期的、全面的，而水災是短期的、局部的。美國的疫情已經有4個月，蔓延到全國各州，大致的狀況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而連綿不絕，幾乎可以確定在年底疫苗成功(這並不確定)之前，美國的疫情不會平息。另一方面，中國的水災一般發生在入夏的這兩個月，但並不是幾千萬人同時受災兩個月。水災的發生是因為短期集中的暴雨，例如某一地區3天內落下了半年的雨量，因此造成大量積水，積水可能要2、3周才會退去(台灣離海近，2、3天積水就能退去)。換言之，中國的水災雖然歷時兩個月左右，不是全面同時發生，而是此起彼落，每個受災地區受災2、3周，而不是整整兩個月。

疫災的經濟損失遠高於水災的另一原因在於疫災主要損害都市的生產力，而水災主要損害鄉村地區，但都市的生產力遠高於鄉村地區。都市人口密集，人們的接觸和互動多，容易造成疫情的擴散，也容易受害於疫情；而鄉村地區則反之。都市資源較豐富，排水設施較充足，因此較少暴雨成災；而鄉村地區則反之。此外，由於都市的經濟價值高，在不得已時，主政者通常會選擇犧牲鄉村地區，以保護重要都市免於水災的損害，例如把洪水導向鄉村地區而避開都市。這些都造成疫災主要損害都市，水災主要損害鄉村地區，而疫災的經濟損失遠高於水災。

美國的疫災比中國的水災嚴重得多，美國的經濟損失將遠大於中國。台灣的很多媒體為了迎合台獨、反中民眾的口味，就刻意地誇大報導大陸的水災災情，這樣盲目地唱衰中國，就能唱垮中國嗎？自欺欺人，只會削減台灣人的認知和判斷能力而已。

新冠肺炎疫情和白人警察壓制無辜黑人致死事件意外地凸顯了美國很多華裔和非裔互相厭惡的現象(在此華裔可能可以擴及到亞裔)。媒體上看到，黑人當街咒罵華裔帶有可怕的疫情病毒；在抗議無辜黑人致死事件導致混亂時，黑人不良份子似乎特別喜歡搶劫華裔開的商店。我長期居美的部份友人雖然同情黑人被白人歧視，卻也對黑人有厭惡之情，認為很多非裔是自己不上進，咎由自取。

美國的華裔、非裔都是有色少數族群，相當程度被多數族群的白人歧視，照理應該同病相憐、互相支持，然而華裔、非裔卻多半是互相厭惡。為何如此？原因似乎很明顯。美國是移民社會，華裔是後來者，但是在美國社會的表現多半優於先來的非裔，普遍發展不佳的非裔因此怪罪華裔搶走了較好的工作和發展機會。另一方面，非裔行為不端和犯罪的比率高，很多華裔因此對非裔不區別好人壞人，都敬鬼神而遠之，華裔、非裔於是只有隔閡和厭惡之情了。

華裔、非裔互相厭惡的主要原因在於，後來的華裔在美國社會的表現普遍優於先來的非裔。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美國的移民制度會精挑細選移入的人民，因此新移民，如華裔，的發展潛力幾乎都優於一般的美國民眾，更優於發展潛力本就較落後的非裔了。在此發展潛力包含個人資質、努力程度、經濟條件等所有有助於個人發展的能力。

以筆者的大學同班同學為例，將近一半的同學赴美留學念研究所，並在畢業後居留美國成為新移民。同學們的發展潛力在台灣可列於前10%(當年考進大學很不容易)，不過美國人的平均發展潛力高於台灣人，因此同學們在美國的發展潛力應達不到前10%，卻能達到前30%，這比一般非裔的發展潛力大多居於美國的後30%，是強多了。

美國地大而資源豐富，人均所得又高，因此能夠吸引很多優秀人才成為新移民，新移民及其子女時常有非常傑出的成就，是美國持續富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此角度看，美國的移民制度對國家助益很大；然而從另一角度看，美國的較弱勢族群，如非裔，沒有獲得充分的扶助，因此競爭不過優秀的新移民，而成為長期的弱勢，導致貧富差距大、種族歧視、種族衝突等惡果，美國的移民制度也不是沒有其缺點。

筆者還是比較欣賞北歐的制度，北歐非常重視教育，以教育盡量提升所有國民的發展潛力，而引入需要的移民僅被當作次要的手段。對比之下，美國不重視弱勢族群，也不大重視中小學教育，並沒充分提升國民的發展潛力，而以移民制度摘取其他國家的教育成果(即教育所培養出的人才)，雖能補己之不足，對於國家社會整體其實是利弊參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