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皇民”指的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最後的9年還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那麼台灣人就都算是皇民嗎？
很顯然並不是，因為日本人給“皇民”訂下了標準。

其次，根據日本人的資料，1944年台灣學習過日語的人，佔全部台灣人的71%，那麼這些台灣人都是皇民嗎？
很顯然也不是，因為條件不夠充分。
就好比現今至少95%以上台灣人學習過英語，但我們可以說這些人都是“美民”嗎？

可稱作皇民的有以下三類人：

第一類是具有明顯皇民身份的“國語家庭”成員，他們全家人使用日語溝通，同時過上“日式生活”，包括祭拜天照大神、穿和服，居所廢棄傳統，改裝為日式廳堂….。正因此，他們會獲得殖民地政府頒發的一張證書、一枚獎章和一個門標。
在當時，多數的“國語家庭”，原本就具有較優的社會經濟地位，受過較高的教育。“皇民化”之後，這些人更是受到總督府給予特殊的攏絡，日本化入腦較深，通常會比較認同日本。
據統計，1942年4月，“國語家庭”有9604戶，77679人，佔台灣人599萬的1.3%。

第二類是改採日式姓名的人。
1940年，總督府頒布更改姓名法；
1943年底，全臺灣廢棄自己原有姓名，改用日式姓名的有17526戶，126211人，佔當時台灣人的2%。

第三類人是台籍日本兵。
日據後期，日本人在台灣徵兵20.7萬，後來戰死或失蹤3萬多人，尚存約17萬人，佔台灣人的2.8%。
這些人多數來自普通或較窮苦的家庭，並未獲頒證書、獎章，但家門上貼有一張“榮譽之家”的門條，也可算是皇民。這些人由於受過軍隊教育，也比較認同日本。

此外，在皇民化運動當中，完成小學或中學教育的青年，或深或淺都會受到皇民化的影響。
這樣的青年有多少呢？
1932年，台灣年滿6歲到14歲的就學學童，男童20.3萬人，女童7.4萬人，加起來27.7萬人。這些人在“二二八”發生時，年齡到達21~29歲。

上述幾類人，在日本總督府統計資料中，雖各有精確的數字，但身份重覆計入的顯然為數不少，由此可見，所謂的皇民與受皇民化影響的青年，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

有些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因素是皇民作亂，其實並不符合邏輯推理，也缺少直接證據。（參見《“二二八事件”是反中愛日本的皇民作亂？》）

情理上“皇民”應是“天皇”的子民，但是在日本政府眼中，在日本法律上，“皇民”並非日本人，不享有同等待遇。

我先說結論，這又是個倒果為因的說法。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說法如果能夠成立，必須先確切的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具體指出有哪些皇民帶頭指揮作亂，或參與幕後策畫？
又有哪些台籍日本兵和皇民化青年參與了暴力衝突和打殺？
而他們的作為在事件中，有沒有佔據主導性的地位？

2. “二二八”若是反中皇民策動的復辟事件，為什麼事件發生之前，在皇民群體間毫無任何動靜？而事件發生後，也未見皇民們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既然是以奪回政權為目的，絕無可能如此草率的缺少謀劃吧！

事實上，大多數的皇民家境富裕、生活優渥，他們的政治性格內斂柔順，在政權轉換之際，秉持低調行事，唯恐惹禍上身。尤以辜振甫才因謀劃台灣獨立失敗，於1946年遭判刑兩年，其他的皇民見此，哪還敢造反作亂呢？

再說，但凡稍具規模的事變發生，事前都會有跡可循，例如：
“二二八”發生前，台灣出現的三大遊行示威，其中兩次是由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左翼人士的學生、社會組織所發動的；
又如，2014年太陽花事件之前，特定政黨、團體在校際間串連，舉辦座談等活動已有大半年以上；
而2016、2019年香港的佔中與反送中事變，也莫不如此；
同時，各個事件前後都有當地強勢媒體帶風向，唯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主流媒體的負責人是官派的，那麼皇民何以著力呢？

3. 如果說，“二二八”是反中皇民作亂，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那為什麼“二二八事件”後，在台灣幾乎全無台獨組織相繼秘密成立？（僅有出走香港的廖文毅等少數幾位人士主張台獨）
反倒是台灣的社會精英大量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事件前只有70幾位黨員，事件後1年間迅速增加到1千多位；
又，1949年~1978年，長達30年的白色恐怖期間，為什麼主張台獨而獲罪的寥寥無幾？而主張統一的，卻有4千多位遭到槍決，萬餘人遭到關押？
再則，為什麼直到1980年代末，歷次民調顯示，主張台獨的從未超過10%？

由此可知，台獨運動的啟蒙，要遲至1970、80年代；而擴散彌漫則是在李登輝執政以後。

“二二八”是具有偶然性、民變性質的事件，有其內因（當年的國府，以及時空環境）；
也有外因的作用（日本的經濟戰擾亂，以及美國人對台灣菁英、士紳的煽動）。

至於什麼“奸匪作亂說”、“皇民作亂說”、“台獨起源說”，都是倒果為因以及事後的主觀詮釋。
二二八事件初起時，有黑道角頭因親弟遭誤斃而聚眾報復，其後是否有退伍而失業的台籍日本兵趁亂發洩鬧事？或許有，但缺乏證據留下至今。
然而，自始至終皇民群體並無組織性的形成主導力量，是可以確定的。

奴化思想的本義

日本殖民教育的重點最主要的是灌輸汙衊中國、頌揚日本的價值觀，以馴化台灣人服從和忠愛日本為目的，美其名「同化政策」，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教育」。

因此所謂的「奴化思想」，僅是「認為中國人低劣、日本人優秀」的觀念，有了這樣的觀念，就會生出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心理傾向了。本義毫無奴顏卑膝自甘低賤，願為日奴的意思，並非指台灣人生來具有奴性。

因此受過日本教育的程度愈高，其奴化思想自然也愈高。於是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確培養出鄙視中國，崇拜日本的台灣新世代（其中以醫科最多，後來台灣的醫學院都成了培養台獨的溫床）。

後來又加上了皇民化，就產生了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台灣皇民。如出賣抗日領袖林少貓的蘇雲英－即蘇貞昌祖父的家族…；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完全失根的無知青年，如李登輝、蔡英文的老爸蔡潔生、鄭弘儀的爸爸…。

光復時台灣人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絕大部份是未受奴化影響的人，如4~5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與吃番薯籤長大的勞苦大眾，他們深受日本的荼毒是點滴在心頭，歡慶光復的就是他們這類人。

另一類是少數一些「沐幸皇恩」改過姓，吃得好穿得好，通曉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二二八之時參與造反的人基本上都是這些奴化、或是皇民化的人。

這些改過姓的皇民，尤其是「國語家庭」，不少已經奴化成性，可謂是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光復後他們利用陳儀百分之百開放的言論自由，捕風捉影批評甚至毀謗政府，與地下共黨在報刊和電台吹打起二二八的前奏曲。

陳儀允諾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後，他們藉著偶發的緝煙誤殺人命的事件，鼓動台灣人起而叛亂，立時受到滿腦子日本偉大，熱衷皇民化的許多青年學生和一些台籍日軍的積極響應，即是所謂的「二二八事變」。

事變之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激勵群眾反華，這種論調正是日本奴化教育所孕育出來的。

李登輝執政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和頌揚日本殖民的歷史課綱，就是在複製奴化教育，鼓吹媚日仇華的思維，傳承奴化思想，再度洗腦台灣人，所謂的「天然獨」於焉而生。

就是現在綠油油的台灣南部，過去卻是國民黨的鐵票區。後來醜化抹黑國民黨的地下電台興起，光復後有了白米飯吃而長大的農民，人在福中不知福，年輕時開始在農田工作，就收聽帶來的電池收音機，等於大半輩子都受地下電台的洗腦。

2002年後出現的電視政論節目如汪笨湖（藝名）大量使用鄉土俚語，以故事性戲劇化的手法標榜「本土意識」，極受中、南部農民的歡迎。於是白天工作聽地下電台，晚上在家看汪笨湖之類的節目，思想就被改造了，相反了。

於是奴化思想在台灣死灰復燃，所有親綠人士對中國的評論，都是醜詞惡評，無所不加。如「中國文化是腐朽的封建餘毒、殘忍腐敗…中國人的自私、中國人的奴性…」。還有極其難聽的，鋪天蓋地遍佈網路。

當然，這樣的批評，中國人自己也所在多有，如魯迅、柏楊…，但這類人還是佔極少數。而綠營則是共同的信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根源就是奴化觀點的傳衍和延伸。

肯定日本的優點≠懷念日本統治

台獨振振有詞地說：「多數老輩台灣人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強調這是「對比中日兩國對台灣的統治，所得出的客觀評價，是不能以皇民化、奴化的汙名橫加指控」。

然而日本的統治僅是表面上優於清朝和國民政府而已。那是日本先進的現代化有了建設台灣的能力，至於井然有序的守法風氣，只是不把台灣人當人的嚴刑峻法所高壓出來的。

客觀評價日本的統治比中國有能力、有效率，就是光復後到台灣的大陸人也作如是觀。連陳儀1935年到台灣考察，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也持這種看法。但是大陸人會因而崇拜日本，鄙棄中國？

日本殖民除了欺凌歧視，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榨取台灣人，沒有半絲半毫為台灣人的福祉著想。吃番薯籤長大的廣大眾多台灣人，與經過日本殘暴壓制的老一代人，即使他們肯定日本的優點，有幾個會追懷日本統治？

會懷念日本的人，是那些在自己臺灣同胞面前趾高氣揚的「三腳仔」家族，以及受過高等教育嫻熟日本語文，缺乏說寫中文能力的知識份子。光復後他們從高級台灣人跌落雲端，前途茫茫，失意失落痛苦難受。

此外就是被日本教育和軍國主義徹底洗腦，以做日本人為幸為榮。也因為只通曉日本語文，覺得皇民化才能出人頭地，才有光明前途的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了。

至於台獨說：是因為中國的統治比日本的殖民更黑暗、更惡劣，所以台灣人才會懷念日本統治。

其實日本一投降，接收台灣的中國人影子都沒有，這些三腳仔的家族、高級知識份子就心情黯然，難以承受。那些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對失去日本統治，甚至有不少是傷心難過到痛哭流涕。

台奸+漢奸在操控台灣前途

是以，日本殖民半世紀，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毒害的人，即台獨所謂的「台灣精英」，主要僅是日子過得好，教育程度高，在日本統治下受惠的人，只佔台灣人的極少部份而已。

從二二八與台獨出現後冒出頭的人物和人數來看，其中奴性堅強，死心塌地依附日本，認賊作父的皇民餘孽也僅是這些「台灣精英」的一小部份，以整個台灣的人口來講，這些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更只能算是一小撮。

即使是有強烈皇民心態的青年人也並非多數，積重難返像鄭弘儀爸爸的人更是少數。這從台獨宣揚得轟轟烈烈，其實僅約百人參與的二七部隊，以及人數不多，烏合之眾的其他幾支民軍來看，可以見知的。

台獨的頭號大名嘴鄭弘儀聲稱：慶祝七七抗戰勝利傷害了當過日本兵的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可是，真有多少台籍日軍會像鄭弘儀的皇民爸爸，難過得在家裡哭？遑論代表其他「台灣人民感情」？鄭弘儀根本是在侮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再說，二戰日軍又不是征討不義的王師，也不是除暴安良的救世軍，對鄭弘儀的爸爸這類皇民日兵，鑒於他們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在日本奴化教育和軍國主義的洗腦下，盲目為虎作倀，固然情有可原。

對他們效忠日本的時代命運，固然應予理解，可是我們對之憐憫同情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尤其是對這些仍然執迷不悟的舊日皇民日兵，有必要永遠肯定，甚至尊重？

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是日本殖民台灣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台獨對奴化思想所起的作用和皇民化所生的效應完全避而不提。如果指出他們奴化、皇民化，就立刻跳起來痛罵這是「侮辱所有台灣人」。

再以詖辭詭辯，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否認皇民作亂。倒過來以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的歷史主體性詮釋二二八，竊據正義抗暴的制高點。宣稱由此產生台灣人自覺自發的民族意識，以這個台灣意識為基礎建立「台獨史觀」。

於是這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否認了自身的奴化思想和皇民化，在「抗日、反殖民與台灣意識」的美化下，就「臭鴨卵假(假充)皮蛋，番薯籤假魚翅」(台語)，魚目混珠假充台灣意識。上背先人，下騙後人，搖身一變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代表。

這些對日本投降悲痛失望的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又疾聲呼籲台灣人千萬要記住熱情歡迎祖國，迎來的卻是二二八大屠殺的悲慘教訓，咬牙切齒炒作他們自己造業作孽的二二八，煽激台灣人仇恨中國。

簡而言之，日本的皇民化像是一把刀子，割斷了李登輝那一代人的中國情結，促成了暴亂的二二八反華悲劇。皇民餘孽又利用二二八的仇恨作為刀子，割斷後代台灣人的中國情結，不惜將台灣推向更深重的仇華悲劇。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蔡英文運用國家力量的鼓吹下，加上馬英九的縱容，一小撮台奸+漢奸主導台灣政局已歷三十餘年。於是高喊台灣意識作為青雲之路的投機政客和文人日益增多，投身台獨工作的隊伍也日益壯大。

盲信盲從的受騙民眾也就愈來愈廣，在他們心目中，主張台獨、支持台獨就是正義的、神聖的。台獨只要祭出「台灣價值、抗中保台」的符咒，這些民眾就義無反顧，像毫無自主意識的喪屍一樣前撲力挺。

溯源追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媚日仇中的歷史風雲，就是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溯源追始，是日本基於奴化教育的皇民化割斷了當時青少年的中國情，促成了二二八的悲劇，台獨就在二二八找到了仇恨中國的著力點，繼續割斷台灣人在兩蔣統治下恢復的中國情。從皇民化的角度來看，台獨聲稱的「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點」，其實一點都沒錯。

於是台獨就隱瞞歷史、竄改歷史了。否則承認了皇民作亂，台獨怎麼能夠站上「官逼民反」「起義抗暴」的道德制高點？怎麼能夠利用他們那套滿紙荒唐言，墳頭鬼唱的二二八假歷史欺騙民眾，奪得政權、鞏固政權。

藍營的二二八研究者提及皇民化大都缺乏明晰有力的論述，而且大都認為只是二二八原因的一部份，或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是皇民化。

確切分明地直指年輕人的皇民化是二二八主因，據我所知僅有已故的劉添財（筆名阿修伯），以及伍思文和郭冠英，還有一位是一生都懷抱民主的真正理想，正直不阿，對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持著批判態度的石文傑先生。

1950年9月才出生的歷史老師石文傑，回顧他父親生前的口述，客觀真實的對二二八之後官兵在他家鄉兩週的真實事蹟，與百姓相處和諧和平的經過，反映一個受日本教育有日本意識卻無皇民意識的小雜貨商，純天然的詮釋二二八的歷史。

台獨詮釋二二八所引用民間傳言，千篇一律都是控訴官方的種種不公不義、殘暴不仁。然而石文傑先生的尊翁在二二八的親身經歷有完全相反的對比，因此其父的經歷有著極其重要的平衡和矯正的價值和意義。石文傑先生所聞的其父口述如下：

21師兩個營來到竹山我的母校瑞竹國小紮營，做短暫停留，村民由於害怕都躲進竹林裡。我父親石炳琳，當時三十出頭，在村裡開了全村最大的雜貨店，心想自己既未參與各種反政府活動，加上是福是禍也躲不掉，就留下來保護店舖，未加躲藏。

據先父生前口述，當時有兩位軍官模樣的軍人荷槍實彈前來敲門，說要買香煙飲料，父親嚇到顫抖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彼此言語不通，只好用筆談，竟然還掏錢出來購買，後來甚至三人改在騎樓互相勸煙，彼此大剌剌的抽起香煙來，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

村人老遠望到這一場景，才放下心防，紛紛走下山來，回家去。後來這些軍隊也一再透過（台籍）警察向大家保證平安沒事，果然前前後後約兩星期秋毫無犯，軍紀嚴明，一切如常，也讓謠言不攻自破。

石文傑的尊翁與其村人的親身經歷，也印證了21師的賈尚誼營長的說詞應該屬實，他說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一直到八月多戰備結束，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而且事實上國軍21師三月九日登陸後，除了分出部份軍力圍剿二七部隊的戰事外，自北而南一路上暴民聞風逃逸，軍隊毫無動用武力的必要，可說是行軍遊台灣而已。

石文傑先生還提到一名參與暴亂的青年謝炎山，二二八時謝約20歲出頭，從日軍遺留的彈藥庫運送軍火支援台中的民兵，為此服刑三年多，台獨平反二二八後他受訪時說：

「國民黨來台後，台灣人很快就灰心絕望，蓄勢待發起義，從南洋歸來的部份台籍日本兵並開始聯結密商，各地都被分配任務，必要時如何襲擊軍營，如何炸橋毀路。但沒有想到一起小小緝菸意外，提早引燃社會怒火。」

但是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謝炎山卻無中生有，說是所有台灣人的灰心和怒火響應了二二八。他這段話正只是坐實了台籍日軍不甘心回歸中國的皇民心態，他們先前的佈局反華促使了二二八小事擴大，惡性爆發而已。

棄中、反中、仇中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的真正本質，中共以「官逼民反」「階級矛盾」來解釋二二八是兜不攏的，認清在光復時，台灣中上年紀的人與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有著截然相反的差距，就是看透二二八、認清台獨的解析鑰匙。

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所謂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中共見不及此，以致於失焦與誤判，嚴重誤導了中共的對台政策，有如與影子搏鬥，白費力氣一事無成，居然還不知道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台獨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台灣人就完完全全成了正義抗暴招致屠殺的悲慘受害人，藉以煽起台灣人的悲情受害感。

於是聲稱「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巨大的創傷，是台灣人民心中永遠的痛，二二八是台灣告別中國的分水嶺」。「二二八“台灣魂”喚起台灣民族覺醒，紀念歷史教訓，避免二二八浩劫重演，唯有獨立建國」，為台獨意識製造理論根據。

並且誇張渲染「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以日本奴化教育遺留的觀點，惡魔化中國，宣揚「中國文化劣質論」，具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殘暴民族性。

從而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鼓動台灣人唾棄仇恨中國，生出支持台獨的精神動力。台獨正就是靠著炒作二二八而風生水起，打下江山。

因此要反擊台獨、消滅台獨，就要先釐清二二八的是非，也就是要釐清二二八是「官逼民反」還是「皇民作亂」這個老話題。這當中的關鍵在於日本殖民五十年後，台灣人到底有沒有被皇民化。若是有皇民化，難道不可能是二二八暴亂的原因？

皇民化的議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就是因為把當時的台灣人若不是一律看作是皇民化的日奴漢奸，就是一律看作是熱愛祖國的忠誠同胞。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光復時年齡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經歷，思想和心態是由不同的歷史圖案所刻印出來的，在國家認同上有著認知的差異。

如果不能察覺出這種認知差異，把台灣人看作國家意識都相同的單一群體，就會造成認識上的迷障，以至於看不出皇民化的全相。

原本國民政府在檢討二二八之後，就清清楚楚指出皇民化僅是受日本奴化教育長大的台灣青年，並不是泛指整體台灣人。二戰爆發後，台灣青年大多熱烈擁抱皇民化，這也是確確著著的歷史事實。

光復時一般年輕人在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感下，視皇民化為浴火重生轉為「優秀的」日本人的天大幸運機會，是日本救贖台灣人的再生之德。他們的心態和心聲我在先前的文章中有多方論證，茲簡述概要和重點，並再加強舉證敬供大家參考和評斷。

〈皇民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道》，是改名高山凡石的陳火泉（1908-1999）在1943年所發表，提出的一條透過心靈修煉，達到「皇民煉成」的脫胎換骨之路。他主張：「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戰初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使得當時青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陳火泉的小說《道》更加風靡了年青人，狂熱地投入「皇民煉成」，死心塌地想做日本人。

人的思想意識也有慣性，若非心中有所悟澈，是不會很快地轉變過來的。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許多皇民青年奴性未泯，至死不渝。光復三、四十年後在台灣街頭，還會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帽的老人，有的趾高氣昂招搖過市，有的踽踽獨行似乎在感傷日本戰敗。1989年日本天皇裕仁駕崩的時候，已經70歲左右的那代皇民青年，還有人關在自己房內哭祭。

2004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有不少當過日本兵的老人穿戴著過去的日本軍服軍帽，在台中為陳水扁成立後援會，會中多數人還以日本話發言。

認為不必把台灣先人的抗日美化為「義舉」，肯定辜顯榮歡迎日軍佔據台灣，主張台灣加入美國的第51州，「五一俱樂部」的發起人周威霖說：「今天在台灣的街頭仍有老一輩的台灣人頭戴日本軍帽，高唱日本帝國軍歌，我們必須對他們的認同、情感及偏好給予尊重。」

台獨的大名嘴鄭弘儀就說過：「我爸爸是讀日本小學，當日本海軍，我爸爸是日本人」。還說：「你們紀念光復，我爸爸在家裡難過」，「現在你們這些人來到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想過我爸爸的感受嗎」？

最具代表性的，2021年97歲的楊馥成、85歲的許華杞和92歲的林余立，向日本法院提出訴訟，聲稱在二戰後他們不應喪失日本國籍，請求日本政府承認三人擁有日本國籍。

據報導，在辯論中，曾在日本陸軍服役的楊馥成聲稱：「在台灣，有很多希望回歸（日本）國籍的人，…」「我無時無刻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日本人，最後想作為日本人死去。」

追根溯源，日本穩固統治台灣後，作日本人是身不由己，無可選擇的宿命，只有認同日本一途。這些青年並非沒有民族氣節，只是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狂瀾中難以自覺的盲從者，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然而事到如今史實昭然，日本殖民的兇惡殘暴呈現無遺，但是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卻依然對日本心醉神迷，陷於感性積累的奴性死結而不知自解，崇拜到了喪失自身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的地步，就令人齒冷了。

台獨崇日蔑華的觀念之所以會如此執迷頑固，其原因除了源於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中國自己。

由於中國近代的積弱衰敗，中國人大都生出文化自卑感，失去民族自信心。醜詆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言論在五四運動極為盛行，甚囂塵上。「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之類的論調出現時，在台灣的中日文報刊就普遍轉載。尤其是曾頌揚過「日本精神是人類文明楷模」的魯迅，他的文章和小說被日本翻譯成日文，日本在台灣更是大加宣揚和傳播，作為奴化教育崇拜日本、鄙棄中國的主要讀物。

早在1945年3月日本投降半年前，國府就擬定了《台灣接管計畫綱要》，首要目標為「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所以來台灣主政的陳儀是負有「中華文化重建工作」的重責大任。可是陳儀是魯迅的崇拜者，光復後陳儀把魯迅的老友許壽裳找來主導台灣的文化重建。因此說來滑稽的是，許壽裳到台灣後卻對痛罵中華文化的魯迅大力讚美，出版魯迅思想的合集，主張「以魯迅為榜樣」，提出「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等於是與日本的奴化教育相唱和，推波助瀾延續了日本遺留的蔑視中國的思想。

(附帶提一下：推崇魯迅，也就是助長了台灣的左傾思想。可見軍統和CC派與陳儀的對立主要是政治路線之爭，並非如台獨所說的派系爭權奪利。)

而且日本戰敗後從廢墟迅速復興，1980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第一」之聲在世界盈耳不絕。大陸與台灣、日本相比是天差地別，看在台灣皇民眼中，對日本更加是五體投地，也更加鄙視中國。以致於皇民餘孽脫離殖民統治後，依然認賊作父，以數典忘祖為榮，視自己祖國為敵。其深重強烈的殖民奴性世所罕見，眷戀殖民政府的依附心態舉世無雙，是人類歷史、政治、民族學上令人嘆為觀止的奇特現象。

對此，台獨的辯解是由於國民黨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封建專制的迫害、貪腐殘暴的壓榨，真誠熱烈的愛國心受到無情摧殘，才使得台灣人懷念日本統治，痛恨國民黨，憎惡中國。

其實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不是全民皆反？一般的百姓對二二八的「起義」都避之唯恐不及。響應二二八的幾乎全是對日本戰敗如喪考妣的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他們對台灣光復哪會有歡騰慶幸的愛國心、祖國熱？只是心不甘情不願，恨恨不滿吧。

這些自幼受日本教化長大的青年軍人和學生，一開始就不分官民、不辨善惡，濫打濫殺大陸人甚至還遍及婦孺。這如何能夠排除這些青年習之有素，從小到大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

二二八發生前毫無風雨欲來，社會會發生暴動的徵兆，陳儀完全放心地應允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報刊雜誌及電台一如往常大鳴大放，放任言論批評政府一直到二二八前夕，陳儀毫不憂慮。

國民黨在二戰後，沒有一個台灣皇民依漢奸治罪。二二八平亂後，最著名的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僅判十七年徒刑，其他攻擊政府的叛軍頭目也都重罪輕判，並且所有作亂學生寫了悔過書就無罪釋放。可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是仁至義盡了。

老蔣退守台灣的年代，當時共產主義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共產勢力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連美國都出現麥卡錫主義以言定罪的思想檢查。老蔣的鐵腕反共不僅防範了中共潛入台灣的顛覆，也扼殺了台灣土生自發信仰共產主義的紅色革命，避免了如同世界各地生靈塗炭的赤禍。

兩蔣的治下社會安寧，戶戶笙歌樂太平，生活逐步走向富足，終而經濟騰飛台灣錢淹腳目，至今台灣人享受的經濟全是過去兩蔣治理的成就。陳儀和兩蔣僅是愛民的專制，有何封建的迫害可言？如何是貪腐殘暴？

就是台獨敲鑼打鼓自吹自擂的台灣民主化，也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立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又按部就班依著軍政、訓政、憲政，使台灣經過地方自治的民主訓練，才使得台灣能夠水到渠成順利轉成民主化。

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轉變的決定而已。說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台獨收割，也不為過。

總的來說，兩蔣造福台灣人功業輝煌，蔣經國又大力推行用人本土化，不就是要使台灣成為台灣人的政權嗎？台灣人欠蔣家太多了！說蔣介石是台灣人的救星，也並不誇張。

台獨的論說都是以否認皇民化為基礎，而建立出自圓其說的一切理論，狡詐地切割剪接台灣史，以先人的抗日精神與老一代人歡慶光復的祖國熱，移花接木到當時青年的國家認同上，隱去青年內心的皇民化。

於是原先熱中沉迷皇民化，光復後想做日本人的夢都沒醒過來的皇民青年，也就魚目混珠成了熱淚盈眶、熱烈歡慶回歸祖國的愛國同胞了！

否認了皇民化，喪失理性殘殺無辜的皇民青年，反過來成了具有熱血正義的赤子之心，不滿暴政起而反抗，慘遭屠戮的台灣精英。台獨就以此反誣中國是專制迫害、貪腐殘暴的加害人，指控「國民黨掩蓋自己的罪惡，以皇民化來汙名化台灣人」。

而日本奴化教育所灌輸的皇民思想，也就被台獨轉移時空，偷天換日說成是國民黨腐敗殘暴的統治之後才出現。崇日媚日、棄華仇中的思想就被台獨宣稱是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而且恬不知恥地公然表現出來。

李登輝執政後對日本的奴態復萌，啟用國家的資源和力量進行重新教化國民意識的「文化工程」，否認皇民化以重構史實，編造真相，美其名「用公理寫歷史」，頌揚日本殖民的「德政」，推展「去中國化」，以達到台灣「再皇民化」的「心靈重建」。

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書中，雖然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他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時，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並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傷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或許戴國煇因此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葉明勳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可能原因：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皇民精神就是崇日反華。台獨的主張出現後，台獨份子心中潛藏的皇民思想得到大解放，台獨刊物上崇日反華的言論觸目皆是。發表這些言論的，幾乎全是李登輝那一代的皇民餘孽，公然表露皇民思想的內心告白，極其肉麻露骨，赤裸裸的皇民情愫躍然紙上，昭昭至明。

藍營人士可說是根本不看台獨的刊物，因此也就阻隔了從皇民後遺症探究二二八的認知能力。據我所知只有僑居紐約的台灣人劉添財(自由撰稿人後改筆名阿修伯)，雖對二二八著墨不多，他專注於批判台獨崇日媚日的賤人心態，以揭露皇民嘴臉為終生職志。然而在戒嚴時期對二二八的言論禁忌下，他當時許多批判皇民的文章未能在台灣發表。茲舉數條他所轉錄的，最令人驚嘆的台獨觀點：

台裔日本作家黃文雄(不是在紐約刺蔣那個)在其《締造台灣的日本人》一書，顛倒真相視日本人如救世主：「過去半個世紀裡，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的日本人，為台灣的近代化犧牲奉獻。」「日本國民成為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肥了台灣，好了台灣。」「國民黨的教育…，把土匪當做民族英雄祭拜，遮住雙眼捏造歷史。」(日本的教科書說台灣的抗日先人是土匪)

早年的台獨大老黃昭堂（1932-2011）曾自訴心聲：「自己才接受六年日本教育，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甚至還曾發願要去做少年航空兵，與英美決一死戰。」對於台人「懷念」日本殖民，過度吹捧日本殖民成就的說法，黃昭堂有著如此的觀察。他說：「與其說台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莫名的好感和懷念，不如說台人的那些好感，是來自於他們求學時期對日本老師和日本同學的懷念。」

1936年底日本推動皇民化，日本人開始拉感情麻醉台灣人。黃昭堂在皇民化兩三年後進小學，他若早生五、六年，絕不會對日本作如是想。

有一陣子台灣掀起了慰安婦的爭論，為了支持日本人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說法，台獨企業家蔡昆燦說：「台籍慰安婦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是為了出人頭地。」曾任建國黨主席的畫家柯文杞也宣稱：「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亦無怨尤」。

看看一位台獨皇民是如何如泣如訴，吐露他對日本的依戀：「我們只知道日本政府守法清廉，看不到他們殖民台灣的真面貌。」「十年前我再度到日本去，沿路我一直流淚。」「走過當年的明治橋(現在的中山橋)，…五、六十年前，多少台灣人從這裡走上「台灣神社」去參拜「大魂國命」。」(皇民化開始後，中、小學生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

「大約是兩年前，一位年輕的朋友找我到體育館欣賞日本的神鼓童。節目完畢後，藝員在台上手舞足蹈、敲鑼打鼓、來回穿梭的當時，全場數千觀眾幾乎一致，合著他們的旋律拍手附合…，越拍越起勁，如醉如痴。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熱淚盈眶，終於霍地站起來，衝上台去擁抱他們。」「這是另一個我的母親，我想他擁抱的恐怕不只是藝員，還包括挫折、失去的童年！(日本戰敗，皇民化功敗垂成)」

在日本的灌輸下，皇民餘孽認為：「中國近代文化一無是處，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學者研究，對當今的社會已無實用價值」。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擔任過新北市明志工專校長的留美博士程萬行，他嘲笑中國人誇耀的發明－紙、指南針、火藥都是自吹自擂。理由是：「因為紙和火藥的發明要有化學的知識；指南針的發明要有物理方面的磁鐵知識。中國…只有四書五經，沒有科學、數理的觀念和知識，那裡談得上科學方面的新發明呢？」

從台獨如此根深蒂固的皇民心態看來，就足以佐證光復之時年輕這代人的皇民熱夢是不可能戛然而醒的。後來大陸人的表現又讓他們瞧不起，心中的皇民熱自然是餘溫猶存，有的甚至是更加熾熱的。因此，從思想上來講，光復後到二二八短短不到一年半，政府又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許多青少年銘刻腦際的皇民思想是不可能清空抹淨的。從行為上來講，若非皇民化，即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何至於演變成反華的種族仇殺？

再看看台獨主張出現後，皇民化的後遺症立時大爆發，美化日本、醜化中國的皇民論調，舉不勝舉。可見自日本投降後，皇民化的影響必然是一脈相連從未中斷過。可見，正是皇民化使得台灣青年失去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才導致了二二八的暴亂。

然而台獨全然否認自身的皇民化，再扭曲真相編造事實，說「狗去豬來」…等等中國落後的惡劣統治激發了二二八的抗暴。然後倒果為因，聲稱台灣人(其實只是皇民餘孽)復甦的日本精神，完全是國民黨殘暴腐敗的統治所壓逼回來的。台獨否認了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於是二二八被美化成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而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皇民思想成了台獨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自李登輝開始利用國家財力與政府力量，發動教師和文人致力歷史教育和文學創作，「將台灣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滄桑串連成民族史詩，喚起深層的台灣意識的覺醒」。所走的台獨路線，不僅「去中國化」，還要「再皇民化」。

由於台灣人在割讓給日本的歷史宿命下，認同日本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日本如火如荼的皇民化運動，又使得自小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輝那一代人，完全喪失自己原有的民族本位，不僅對落後破爛的祖國不願認同，就是自身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也半點都沒有，只有甘受日本殖民的依附意識。

根據曼米(Albert Memmi，法屬北非突尼斯人)的研究，1957年發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書中所說：「為了克服自卑感的創傷，當地人首先會想同化，…他們模仿殖民者的一切。而在欽羨殖民者的同時，他們心中相對地產生了自慚甚至自恨的情結…」

況且日本的皇民化不但灌輸美化日本的思想意識，並且教唆台灣人鄙視自己的祖國、與自己的民族為敵，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殖民政策。

台灣人作家陳映真(1937-2016)對皇民化有著深刻透闢的解說：「……，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X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

皇民叢書的第一本發表於1943年，台灣青年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作的皇民小說《道》，書中主角青楠，深深以身上所流的中國血液為大恥，一心想透過不倦不撓的持久「修煉」變成皇民，他認為：「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這個概念就是「皇民練成」的典型樣板。

皇民化對當時台灣年輕人的效應，台獨元老王育德在他那本《苦悶的臺灣》就記述著：「穿著皇軍的虎皮，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和滿州、南洋打天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書中王育德還嘲笑中國已經從睡獅淪為病豬。

除了與日本一路協力作戰，同唱勝利凱歌的台籍日兵感受到作為日本人威風八面的榮耀。還有就是正在受皇民教育，上學時每日升降旗唱日本國歌，對日本折服崇拜的學生。他們自覺身為卑微的中國賤民能攀附日本，共享雄霸天下的至尊隆威。我們可以想見他們是多麼興奮狂熱地陶醉於皇民化。

而且日本人為了要台灣人願意犧牲效忠日本，一般來講他們對台灣人的態度必然從倨傲轉為可親，從凶暴轉為理性。甚至一貫作威作福的日本警察，與台灣民眾的互動都轉為良好。對那些經年與日本老師相處的學生、與上層長官日常相處的低級台灣公務員與士兵，更是有受到恩德之感。

日本人是否個個出自真誠，當然大有疑問，不過這已足以使得當時受影響的台灣人，尤其是深受皇民教育，極其崇拜日本的學生產生心靈的躍動與迴響。光復後日本人與台灣人留下的最濃熾的感情，就是皇民化時期的師生之情，過去的日本老師經常會被邀請回台灣接受盛情款待 (能受到高級教育，大都是與殖民政府關係良好的資產階級)。

平心而論，台灣青少年的皇民化，追根究底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固然是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所造成，完全是身不由己的時代命運，是自然而必然的現象，談不上有什麼恥辱、有什麼罪過可言。但是我們要追查真相、還原歷史，要客觀地評斷二二八的是非，如何能夠不把當時台灣青少年接受皇民化，這一存在的事實考慮進去？

光復後固然有陳儀政府青黃不接的統治缺陷，也有官民之間的摩擦和衝突，然而二二八會惡化和擴大成為仇中反華的暴亂，濫打濫殺甚至遍及無辜婦孺的殘忍地步，卻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沒有皇民化何以致之。

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響應的僅是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但是台獨以抗日先人的熱血、歡慶光復的熱淚，用來移花接木，魚目混珠，掩飾洗白當時青年的皇民化。

台獨否認了皇民化，於是「官逼民反」就成了二二八最合理的解釋了。「官逼民反」具有造反有理的正義性，這樣一來，二二八暴亂的罪惡就被淡化了，反過來還可以顛倒是非，誣指鎮壓是不公不義的屠殺。台獨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二二八從頭到尾，一切就都是錯在萬惡的國民黨。

楊亮功對二二八的監察院報告，明確指出「台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

光復前後活躍政界的台灣大仕紳林獻堂（1881-1956）也說：「實由過去日本亡國化政策，…，對此輩青年宜從教育上糾正其錯誤心理。」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投降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的問他的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

人的思想不會遺傳，完全是後天的環境和教育所形成的，光復時李登輝那一代的多數青少年，他們的國家認同已經與老一代人截然相反。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1918-2019，本名施朝暉)，他檢討了二二八失敗的原因，就發現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持著中國意識，以至於未能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結果史明竟然痛責老一輩的人還「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說這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種種事實加起來推論，日本對青少年皇民化的成功，是明確的事實。二二八的起因固然有官民衝突，以及美國、共產黨、日本的鼓動因素。然而就如內有大量易燃物的建築起火後，就立即烈焰沖天，迅即燒毀。易燃物並非起火的原因，但卻是建築燒毀的成因。當時青年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會席捲全島的成因。以日裔、日雜泛指作亂的台灣人來形容二二八，是失實而無力的。區別年齡層次才能清楚地指出當時青年的皇民化，找到二二八暴亂的真正主因。

讓台獨逃脫皇民化的因素，我們再如何辯解陳儀是如何好、軍紀沒這麼差、貪汙僅是極少數官員…等，都是有理說不清，難以駁斥「官逼民反」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