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翠峰的家世──嘉慶初年間，科舉制度的拔貢。
曾祖父應成公在世時…由於他精研漢醫藥材有成，曾經製造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白喉的特效藥。本來幼兒一經罹患此症，咽喉立刻出現白斑點，發燒數日即亡，是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應成公私自研發特效藥，即免費贈送藥粉，供病患塗抹患部數日即可痊癒。歷來救人無數。

這樣的家世背景，怎會後來接受殖民者的感化？
那是在美麗的語言與訛詐的設計之下的一連串陷阱。其概要如下──

首先，請看其回憶錄中的相關自白──居然是少年時代對於學校生活有如此的感性回憶──
「由於太難考了，我曾經聽過老師說：『凡有投考上級學校，每天晚上到老師宿舍接受補習。』或許有人會以為『惡補』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怪現象嗎？我的回答：『不！』，唯一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的『惡補』是要繳補習費的。日治時代的補習，純粹是老師自動自發，而且補習後肚子餓了，老師還會偶而叫師母煮一點東西填一填小朋友的肚子。還有，晚上，鄉村蚊子較多，師母拿著扇子坐在小朋友旁邊一邊替小朋友搧風，也一邊順便趕走蚊子。至今我都還記得…多麼溫馨美麗啊。」〈施翠峰回憶錄，頁40〉

真有那麼難考嗎？正常的教育下，是否應該會問為什麼難考？他習慣發問嗎？他知道當年難考的真實理由嗎？
他在其回憶錄中，只是混亂地說「當時要考上台中一中，如同登天那麼難。以現今情況而言，讀一所中學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作者所言是七十多年前的時空背景…其中本島人較可能去投考者只有三所，其他雖也少數接納台灣人子弟〈約一成〉，可是台灣人總是喜歡擠進台灣人子弟較多的學校，致使台中一中變成台灣學子進攻的第一目標…」〈施翠峰回憶錄，頁46〉，並沒有說出當年真實重要的「時空背景」──

那是我們島上先民所曾指出的，例如：

1920年代曾經在我中台灣擔任公學校教師的楊肇嘉，曾描述他的經歷稱──
「台灣兒童讀的是公學校，日本兒童則有專設的小學校；台灣兒童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小學校就讀的。而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楊肇嘉回憶錄，一，頁183。〉

1926年，日本學者山川均曾在其「弱小民族的悲哀」一文中，更指出──
「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區別，在制度上，不過是常用日本語與不常用的區別而已。可是實際上，於教程上很有差異，彼此都是六年制，但是公學校這邊，任是以偏袒的眼光來看，也沒有教到小學校的五年以上的課程，這是專門家所承認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續〉，張我軍譯，台灣新民報，1926/7/11〉

1940年，我島音樂家許常惠赴日留學時的時代紀錄則稱──
「當時一般台灣人都認為，公學校的學生程度比小學校至少差兩年以上，許多條件好的台灣人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小學校……」〈「昨日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邱坤良著。時報，頁75。〉

研究者很懷疑，施教授怎能只含混地說我們台灣人喜歡擠台灣人的學校？真不知道當年的升學考試有著如此的背景嗎？原來考題出自小學校的教科書──兩者的程度差距兩年級以上，這樣的難度，對於我們的公學校學生真是普通難而已嗎？如果不會解題，能說是我們公學校學童自身的責任嗎？據稱當年若是未經「補課」是不可能通過該考試的──同時，請問在國府統治之下，有類似如此的教程安排嗎？把它們兩者，混淆都稱為「補習」，合理嗎？

最後，作為師大學長的施教授，知否另一個背景？
當年每一個日籍教師比我同資歷的台籍教師的薪水高六成，同時，有一棟宿舍配給；而我台籍教師不僅薪水低，並且沒有宿舍可住，只可領微薄的宿舍津貼。日籍教師有多麼豐厚的收入。
同時，官方還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公學校的日籍校長與教師們，升學的錄取率將成為他們的辦學考績根據，知道嗎？
除了升學率高，可以升等、加薪，還有可能成為校長，校長可能成為視學，可以成為高等官！

最最後，施教授應該不知道的是──總督府先後曾另有這樣把小、公學校並舉、混淆而推出過反對「準備教育」的公文──
「因為中學志願入學者已劇增，須突破此所謂入學考試難關之競爭，亦甚為劇烈。結果對於欲升學兒童，在各小、公學校亦施行所謂準備教育，…在內地人之間，對於升學率多之小學校，均認為是優良學校，而以好評好感受歡迎。但對於升學率不良之小學校均給予嚴苛批評，責難學校當事者，結果在小學校即勢必以無理且勉強之方法、手段，露骨強迫授予升學準備教育。由於看到有此惡性補習現象，在總督府學務當局，針對升學考試需改善事宜，經種種研究之後，即勒令絕對廢止在各小、公學校強迫補習，嚴格厲行取締…」〈「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北市文獻會，頁261、262。〉

官方的種種研究，怎麼只是高調絕對廢止在各校的強迫補習，卻完全沒有提到當局在考核學校的辦學成績時，應該把升學的錄取率，由其中去除呢！

由上述1940年時赴日的許常惠教授的認知看來，當年我島上公學校有相當嚴重的低智育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認知；何以施教授竟與許教授沒有相類似的認知？甚至，我們的學術界竟然因而也流傳著一些類似的那類感情豐富的錯誤觀點？

有一位我島五年制中學畢業程度的台籍青年，在他的回憶中，對於自身在海軍航空工廠工作所獲的待遇，比自身在家鄉所受的待遇好太多了，因而，曾經如此強烈地批判我島的台籍醫生──五年制中學畢業的思考能力如此──

「當時我們家開米店，也養雞鴨，隔壁是醫生館，那個醫生實在很沒道德，只想發災難財；他跟我出價說三顆瘧疾特效藥換一隻雞。後來我正式寫信去醫務部，才一個禮拜就寄一瓶藥來給我，有將近一百顆，我拿去給那個醫生看，問他說：『你要不要換？我這些藥跟你換一間房子好不好？』他都不敢回答。台灣人對自己人竟然比日本人差。……」〈「不滅的暗夜螢光」，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2006年出版。頁148〉

但是，他批判時竟沒有想到他自己在前文中提到，在那航空廠的一般待遇，原本就很高──「待遇比一般公司都好，一個月可以領七、八十塊，以州立商校畢業進入台銀的公定薪水是四十五塊，進入日本銀行也是四十五塊。在銀行上班的好處是有加班費，但是沒有差旅費。……我的工作……如果加班超過晚上十二點，天亮不必去上班，也算一天的薪水……所以我常常可以領到兩天份的薪水」〈同前書，前書，頁147。〉 ──換言之，本來他那個單位就是個受到特殊待遇的單位。

「1945年4月1日….…開始診療後不久，即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所帶來的鹽酸奎寧只有一磅………只能醫治10個病人而已啊！眼前已經有500個以上的病人，站在校庭正在打擺子，這應該如何處理呢？……大喜多教授馬上找到附近的軍醫，可是沒有就是沒有，軍醫本身也正因為這個瘧疾叫苦連天啊。……巡迴診療已經快半個月了……到達玉井……大家已經睡著，忽然有人來敲門，是庄役所的人，他帶著一個正在打擺子的人站在門口。……隊裡早已沒有那瘧疾特效藥『奎寧』，下午給的藥只不過是些不痛不癢的對症治療藥而已，不是真正的特效藥。當然市面上早就沒有『奎寧』，就連軍部也都領不到這種東西。……大家於心不忍，最後還是由大喜多教授跑到幾個前輩開業醫師家裡，苦苦哀求直到他們拿出留為自己備用的少許『奎寧』給這位病人。」 〈「撐旗的時代」，黃稱奇著，悅聖文藝；頁77、86、87、88。〉

前後這兩方面的資料，個人認為應該都是頗為真誠的紀錄，只是如果這位當年參加台北醫專巡迴診療的台籍醫生的回憶錄所載，不是虛偽的話，我們前面這位應該相當有社會經驗的前輩，他對於他家鄰居的台籍醫生的強烈批判，可能就是一誠實但疏忽了現實環境──當年空軍是擁有特權的兵種，瘧疾是一可怕的法定傳染病，民間確實已經難以找到治療瘧疾的特效藥了──的嚴重誤判？

對於問題的思考能力，這樣由於長期的低智、從順、自卑教育，不敢質疑當局，卻對於自身的族群失去信念，是否一種日殖五十年感化工作的成果？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記載：「在人口比例上，在台灣的日本人不及台灣人的1／10，但是，大中學校學生數量，台灣生不及日本生的一半。」大學高等學府，台灣生的占比則更低。1944年，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光復前一年，台灣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有學生357人，其中台灣生僅58名，只佔1／6。

日本人在台灣享有種種特權，稅金多數由台人負擔，但教育文化等設施，則大部分由日人享受，這是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之典型。學校的主要職位也都被日人佔據。帝國大學當時有教職員工692人，其中，台灣人只佔142名，且大多數是低級職工，當教師的只有一人。

台灣人的父親或阿祖，在日本殖民教育下 絕大多數僅受過相當現在的小學教育。自然對當時日本殖民的高壓和殖民政策根本沒有甚麼概念，只知道日本警察、軍人、公務員、老師等威風神氣，會當眾甩台灣人巴掌。因此台灣人連小偷都不敢當，可會被打死。是不是這樣？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從小學到大學使用的教材全是日文，因此，當時受過國小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都可以講寫流利的日文。李登輝自小到大學都是受完整的日本教育，他的日文當然比中文還要好。

老一輩的台灣人都是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下生長的，絕大多數都改用過日本姓名。他們的思想、意識、行為基本上已日本化，自然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感情，跟由大陸撤遷來台的外省軍民大相逕庭。

目前在台灣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不論是從商、從政，大都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幾乎都是受其父祖影響。所以，在台灣舉辦抗日研討會或其他抗日活動，很難找到機構贊助。中華民國政府即使是國民黨人執政，也沒有條件敢得罪美國的亞洲死黨和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

在台灣非常賣座的電影《海角七號》清楚呈現了日本殖民教育的長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