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戰爭的發展，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美國對外呈現的戰爭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簡單說，目前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政治層面。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未來伊朗的國家領導人必須經過美國與以色列的同意。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並不複雜：如果直白地翻譯，就是希望改變伊朗目前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戰略。

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與五角大廈的說法卻明顯不同。軍方對外反覆強調，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尤其是三個方面：第一，終止伊朗的濃縮鈾與核武能力；第二，摧毀伊朗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基地；第三，削弱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

這兩種戰爭目標之間，其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如果戰爭目標是「政權更替」，那麼戰略就必然會走向全面政治戰爭。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軍事打擊，還包括支持反對派、影響伊朗內部政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地面部隊介入。
但如果戰爭目標只是「削弱軍事能力」，那麼這場戰爭就可以保持在有限規模，例如空襲、導彈打擊與海上封鎖。這種模式更接近所謂的「有限戰爭」。

問題就在於：這兩種戰略很難同時存在。

一、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原則

在戰略研究中，有一個幾乎被所有軍事理論家引用的原則，來自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
他在《戰爭論》中提出一句著名命題：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這句話經常被簡化理解，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軍事行動必須服務於明確的政治目標。如果政治目標不清楚，或者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互相矛盾的目標，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清晰方向。

這在戰場上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例如軍隊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必須知道最優先的目標是什麼：是摧毀敵軍的軍事力量？還是佔領領土？還是迫使敵方政權崩潰？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戰術行動的優先順序就會混亂。部隊可能同時執行多個互相矛盾的任務，導致整體效率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目前在伊朗戰爭中的矛盾，其實正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目標模糊」。
政治領導層與軍方之間，似乎對戰爭最終要達到的政治效果，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

二、歷史上的戰略錯位：越戰、伊拉克與阿富汗

如果回顧美國近代戰爭史，這種戰略矛盾其實並不罕見。
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美國政治領導層的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但又不願意全面動員戰爭資源。結果形成了一種長期消耗戰：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略方向始終不清晰。
在戰術層面，美軍取得過許多勝利，但在戰略層面卻難以改變整體局勢。這種政治與軍事目標之間的落差，最終導致美國撤出越南。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有類似問題。美軍在軍事上迅速擊敗薩達姆政權，但在戰後秩序的規劃上缺乏清晰戰略。原本的戰爭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這種戰略目標的變化，使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長期的不穩定局勢。

阿富汗戰爭則更為典型。最初的戰爭目標是摧毀基地組織，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逐漸演變為國家重建與民主化工程。這樣的目標遠遠超出軍事力量所能達成的範圍，最終變成長達二十年的消耗戰。

這些歷史案例說明一個基本事實：軍事力量再強，如果戰略目標模糊或不斷變化，也很難達成真正的政治成果。

三、伊朗戰爭的三種可能結局

如果從戰略角度推演，目前的伊朗戰爭大致存在三種可能走向。
第一種可能：有限戰爭。
這也是目前最符合軍方說法的情境。美國透過空襲與精準打擊削弱伊朗的核設施與飛彈能力，同時限制其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戰爭規模保持在有限範圍，最終透過某種外交安排結束衝突。
這種模式比較接近1980年代的「油輪戰爭」，當時美國透過有限軍事行動維持海上秩序，但並沒有試圖推翻伊朗政權。

第二種可能：政權崩潰。
如果戰爭對伊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加上內部政治矛盾擴大，伊朗政府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崩潰。但這種情況並不完全可控，新的政治力量未必會比舊政權更穩定。
中東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政權崩潰往往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長期消耗戰。
如果戰爭目標不清晰，而伊朗又持續進行不對稱反擊，例如透過代理人武裝或導彈襲擊，美國與盟友可能被拖入一場長期的地區衝突。
這種情況在戰略上最為危險，因為戰爭成本會逐漸增加，而政治目標卻未必能夠達成。

四、戰略清晰的重要性

從戰略角度來看，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終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那麼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方向。歷史上許多戰爭的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軍隊不夠強，而是因為戰略目標過於模糊。

對於伊朗戰爭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某一次空襲是否成功，而是華盛頓究竟希望建立什麼樣的中東秩序。
如果美國只是希望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那麼有限戰爭或許就足夠。但如果政治目標逐漸滑向政權更替，那麼整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最初的計畫發展。
對任何一個大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敵人過於強大，而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麼。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國家未必有一個大戰略，而即使有，通常不會明白公開它。崛起的中國已經對美國的霸權造成威脅，美國自然要深入研究中國，提問：中國是否有大戰略？若有，其大戰略是什麼？如何隨時間演變？《長期博弈》（[1]）是作者Dr. Rush Doshi長期研究這些問題的綜合報告。Dr. Doshi曾經擔任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顧問。

中國當然不會明白公開它的大戰略，即使有。作者研究中國的大戰略的方法是蒐集並研讀大量中共發出的文本，公開的或機密的。這些文本依權威性高低被分為五級，最權威的「第一級是高層領導人有關制定重要議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談話，特別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等內政或外交場合中的演說。」

根據文本解讀，書中判定中國有大戰略，其大戰略經過三次轉折，而每次的轉折都因出現重大的國內外事件，導致中共高層改變其對世界局勢的研判，因此改變其大戰略。

1970-80年代美國實行「聯中制蘇」，中美關係非常友好，中國對美國幾乎不設防。然而1989天安門事件、1990-1991第一次波灣戰爭和1991蘇聯解體的三連發事件改變了中共高層對美國的認知，認為美國企圖對中國「和平演變」，因此改變了中國的大戰略。中國實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並對美國實行「削弱」戰略，削弱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和阻力，因此得以進入WTO，並獲得美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也翻譯為永久的最惠國待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爆發，使中共高層認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前景更加明朗」，暗指美國實力減弱，因此其大戰略轉變為「積極有所作為」，及建立亞洲區域霸權。在此大戰略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主導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並大幅加強海軍建設，如開始建造航空母艦。

2016英國脫歐和2017川普成為美國總統，使中共高層認為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暗指美國已明顯衰落，因此其大戰略轉變為「全球擴張」，並宣傳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法包括：在政治上爭取全球領導地位，在經濟上搶占「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在軍事上在全球各地設置海外基地，打造真正世界級的軍隊。

[1] 全書共640頁，含注釋115頁，引用很多中共資料，顯示作者研究的深入和廣闊。作者認為中國意圖取代美國，先追求成為亞洲霸權，然後企圖成為全球霸權。這部份中共資料中並未清楚言明，而屬於作者的綜合研判。作者的研判看來大致正確。

很多人認為是習近平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1] 告訴我們其實不然，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胡錦濤主導的中國就開始「積極有所作為」，並企圖建立亞洲區域霸權。因此激發美國抗中的民粹主義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中美的全面激烈競爭於是不可免。

[1] Rush Doshi《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2022。（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