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緬當局遲遲不讓國軍入緬之原因探討 | 賈忠偉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失敗的彬馬那會戰~捕捉日軍主力計畫功虧一簣 | 賈忠偉

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咱們真的(想)知道抗戰歷史嗎? | 賈忠偉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仁安羌之戰~苦澀的小勝,卻是遠征軍兵敗緬甸的開始 | 賈忠偉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

美國人對仁安羌戰役的原文紀錄|賈忠偉

參見--Romanus, Charles F &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Bernan Assoc),p126。

簡單的說就是--在中國軍隊的攻擊之下,日軍調動部隊應對,因此讓防線上出現一個缺口……英緬第1師一部以及一些坦克和車輛經此往北突圍…..

也就是說,負責攻擊仁安羌的新38師第113團--並沒有機會直接與被救援者接觸!

1942年中國遠征軍撤退到印度的幾件事 | 賈忠偉

1942年4月21日,時任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將軍與史迪威見面後,奉指示離開彬烏倫(舊譯為:眉繆、梅苗/Maymyo)西行……但因為曼德勒、密支那先後遭日軍佔領,在無路可歸的情況下,林可勝將軍毅然決定轉入野人山,先去印度再回國。但野人山山路崎嶇,寸步難行,一天走不了 8、9 里,在山中經過26天,最後還帶出遠征軍傷兵400餘人脫險。之後林可勝將軍也特別請美軍空投5大箱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給還受困於野人山的杜聿明部。

抗戰勝利後,林可勝為軍醫署長,於1947年在上海江灣合併德日制的軍醫學校、後再與英美制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同時也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軍醫學校合併、改制後之首任任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將軍】

參見──何邦立:《重返滇西戰場祭國殤》(傳記文學/2023.10/737),p105~106。

【第一次遠征軍戰役時後送傷患的擔架隊】

1942年6月中旬,已撤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孫立人師長來拜訪早一步撤到印度、時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監衛生總視察林可勝將軍,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將軍用英文向林可勝將軍(林將軍在新加坡長大並留學英國,因此中文並不流利)表示:這次國外參戰是失策的,上了美國人的當。英國軍隊退出香港,放棄新加坡;仰光失守後,軍心煥散,毫無鬥志,我的部隊常被要去支援,等到擊退日軍,派人聯繫時,發現英軍早已撤向印度無影無蹤了。

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之【林可勝滇緬歷險記】》(梁序穆暨許織雲基金會印行),p395~396。

談談中外史料中的平滿納會戰|賈忠偉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a)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b)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談談平滿納會戰的英軍撤離右翼,可能導致會戰失敗的問題 | 賈忠偉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平滿納(Pyinmana)三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Google Map】

【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同古(現譯為:東吁)後,平滿納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平滿納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日軍主力──第55師團吸引至平滿納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平滿納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同古、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大陸網友金米團在《東敦枝沒有羅生門,平滿納會戰英軍沒有暴露遠征軍的右翼》一文中寫道--在平滿納會戰前,英軍並未如國軍戰史紀錄所寫,擅自撤離東敦枝而導致會戰失敗……

我不知道金米團有沒有當年英軍在緬甸佈防的完整資料,所以才會下出那種似是而非的標題與結論,因為當時計畫「平滿納會戰」時的右翼英軍,除了佈防於東敦枝的(英緬印)第17師外,還包括佈防在馬圭的(英緬印)第1師,這兩地均位於緬甸馬圭省內,最重要的是──兩地需結成一線,才有能力防衛平滿納戰場的右翼……當然就距離來看,東敦枝的戰略位置的確是高於馬圭的,但兩地互為依託,缺一不可……

實際上在會戰準備前,兩地英軍早就被日軍攻擊而陷入完全隔離的狀態,最糟糕的是──英緬印第1師在遭日軍襲擊後就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之後日軍主力便繞過孤立的東敦枝,除了繼續追擊移往仁安羌的英緬印第1師外,也將英緬印第17師隔離在東敦枝周邊。這等於讓在平滿納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而這就是國軍戰史中所寫的──「失去右翼英軍的將可能導致平滿納會戰的失敗。」的原因!

當然整個會戰的失敗也不完全是英軍撤離的責任,當時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因防線過長──以營、連為單位分散配置在毛奇、保拉克、南帕、羅衣考、棠吉、他希、黑河等地──而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再加上唯一剩下的預備隊,駐防於曼德勒的新38師主力(113與112團)被調往仁安羌參與解救英軍的任務,如此一來,在中路平滿納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的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那會戰而往被北撤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不同於英軍的自述,在日軍的紀錄中:

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中國駐印軍在印度新德里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慶典|賈忠偉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