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皇民化欲語還休,為何? | 徐百川

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書中,雖然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他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時,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並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傷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或許戴國煇因此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葉明勳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可能原因: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從皇民嘴臉思考二二八 | 徐百川

皇民精神就是崇日反華。台獨的主張出現後,台獨份子心中潛藏的皇民思想得到大解放,台獨刊物上崇日反華的言論觸目皆是。發表這些言論的,幾乎全是李登輝那一代的皇民餘孽,公然表露皇民思想的內心告白,極其肉麻露骨,赤裸裸的皇民情愫躍然紙上,昭昭至明。

藍營人士可說是根本不看台獨的刊物,因此也就阻隔了從皇民後遺症探究二二八的認知能力。據我所知只有僑居紐約的台灣人劉添財(自由撰稿人後改筆名阿修伯),雖對二二八著墨不多,他專注於批判台獨崇日媚日的賤人心態,以揭露皇民嘴臉為終生職志。然而在戒嚴時期對二二八的言論禁忌下,他當時許多批判皇民的文章未能在台灣發表。茲舉數條他所轉錄的,最令人驚嘆的台獨觀點:

台裔日本作家黃文雄(不是在紐約刺蔣那個)在其《締造台灣的日本人》一書,顛倒真相視日本人如救世主:「過去半個世紀裡,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的日本人,為台灣的近代化犧牲奉獻。」「日本國民成為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肥了台灣,好了台灣。」「國民黨的教育…,把土匪當做民族英雄祭拜,遮住雙眼捏造歷史。」(日本的教科書說台灣的抗日先人是土匪)

早年的台獨大老黃昭堂(1932-2011)曾自訴心聲:「自己才接受六年日本教育,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甚至還曾發願要去做少年航空兵,與英美決一死戰。」對於台人「懷念」日本殖民,過度吹捧日本殖民成就的說法,黃昭堂有著如此的觀察。他說:「與其說台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莫名的好感和懷念,不如說台人的那些好感,是來自於他們求學時期對日本老師和日本同學的懷念。」

1936年底日本推動皇民化,日本人開始拉感情麻醉台灣人。黃昭堂在皇民化兩三年後進小學,他若早生五、六年,絕不會對日本作如是想。

有一陣子台灣掀起了慰安婦的爭論,為了支持日本人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說法,台獨企業家蔡昆燦說:「台籍慰安婦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是為了出人頭地。」曾任建國黨主席的畫家柯文杞也宣稱:「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亦無怨尤」。

看看一位台獨皇民是如何如泣如訴,吐露他對日本的依戀:「我們只知道日本政府守法清廉,看不到他們殖民台灣的真面貌。」「十年前我再度到日本去,沿路我一直流淚。」「走過當年的明治橋(現在的中山橋),…五、六十年前,多少台灣人從這裡走上「台灣神社」去參拜「大魂國命」。」(皇民化開始後,中、小學生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

「大約是兩年前,一位年輕的朋友找我到體育館欣賞日本的神鼓童。節目完畢後,藝員在台上手舞足蹈、敲鑼打鼓、來回穿梭的當時,全場數千觀眾幾乎一致,合著他們的旋律拍手附合…,越拍越起勁,如醉如痴。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熱淚盈眶,終於霍地站起來,衝上台去擁抱他們。」「這是另一個我的母親,我想他擁抱的恐怕不只是藝員,還包括挫折、失去的童年!(日本戰敗,皇民化功敗垂成)」

在日本的灌輸下,皇民餘孽認為:「中國近代文化一無是處,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學者研究,對當今的社會已無實用價值」。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擔任過新北市明志工專校長的留美博士程萬行,他嘲笑中國人誇耀的發明-紙、指南針、火藥都是自吹自擂。理由是:「因為紙和火藥的發明要有化學的知識;指南針的發明要有物理方面的磁鐵知識。中國…只有四書五經,沒有科學、數理的觀念和知識,那裡談得上科學方面的新發明呢?」

從台獨如此根深蒂固的皇民心態看來,就足以佐證光復之時年輕這代人的皇民熱夢是不可能戛然而醒的。後來大陸人的表現又讓他們瞧不起,心中的皇民熱自然是餘溫猶存,有的甚至是更加熾熱的。因此,從思想上來講,光復後到二二八短短不到一年半,政府又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許多青少年銘刻腦際的皇民思想是不可能清空抹淨的。從行為上來講,若非皇民化,即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何至於演變成反華的種族仇殺?

再看看台獨主張出現後,皇民化的後遺症立時大爆發,美化日本、醜化中國的皇民論調,舉不勝舉。可見自日本投降後,皇民化的影響必然是一脈相連從未中斷過。可見,正是皇民化使得台灣青年失去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才導致了二二八的暴亂。

然而台獨全然否認自身的皇民化,再扭曲真相編造事實,說「狗去豬來」…等等中國落後的惡劣統治激發了二二八的抗暴。然後倒果為因,聲稱台灣人(其實只是皇民餘孽)復甦的日本精神,完全是國民黨殘暴腐敗的統治所壓逼回來的。台獨否認了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於是二二八被美化成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而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皇民思想成了台獨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自李登輝開始利用國家財力與政府力量,發動教師和文人致力歷史教育和文學創作,「將台灣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滄桑串連成民族史詩,喚起深層的台灣意識的覺醒」。所走的台獨路線,不僅「去中國化」,還要「再皇民化」。

台灣人的歷史宿命 | 徐百川

由於台灣人在割讓給日本的歷史宿命下,認同日本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日本如火如荼的皇民化運動,又使得自小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輝那一代人,完全喪失自己原有的民族本位,不僅對落後破爛的祖國不願認同,就是自身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也半點都沒有,只有甘受日本殖民的依附意識。

根據曼米(Albert Memmi,法屬北非突尼斯人)的研究,1957年發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書中所說:「為了克服自卑感的創傷,當地人首先會想同化,…他們模仿殖民者的一切。而在欽羨殖民者的同時,他們心中相對地產生了自慚甚至自恨的情結…」

況且日本的皇民化不但灌輸美化日本的思想意識,並且教唆台灣人鄙視自己的祖國、與自己的民族為敵,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殖民政策。

台灣人作家陳映真(1937-2016)對皇民化有著深刻透闢的解說:「……,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X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

皇民叢書的第一本發表於1943年,台灣青年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作的皇民小說《道》,書中主角青楠,深深以身上所流的中國血液為大恥,一心想透過不倦不撓的持久「修煉」變成皇民,他認為:「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這個概念就是「皇民練成」的典型樣板。

皇民化對當時台灣年輕人的效應,台獨元老王育德在他那本《苦悶的臺灣》就記述著:「穿著皇軍的虎皮,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和滿州、南洋打天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書中王育德還嘲笑中國已經從睡獅淪為病豬。

除了與日本一路協力作戰,同唱勝利凱歌的台籍日兵感受到作為日本人威風八面的榮耀。還有就是正在受皇民教育,上學時每日升降旗唱日本國歌,對日本折服崇拜的學生。他們自覺身為卑微的中國賤民能攀附日本,共享雄霸天下的至尊隆威。我們可以想見他們是多麼興奮狂熱地陶醉於皇民化。

而且日本人為了要台灣人願意犧牲效忠日本,一般來講他們對台灣人的態度必然從倨傲轉為可親,從凶暴轉為理性。甚至一貫作威作福的日本警察,與台灣民眾的互動都轉為良好。對那些經年與日本老師相處的學生、與上層長官日常相處的低級台灣公務員與士兵,更是有受到恩德之感。

日本人是否個個出自真誠,當然大有疑問,不過這已足以使得當時受影響的台灣人,尤其是深受皇民教育,極其崇拜日本的學生產生心靈的躍動與迴響。光復後日本人與台灣人留下的最濃熾的感情,就是皇民化時期的師生之情,過去的日本老師經常會被邀請回台灣接受盛情款待 (能受到高級教育,大都是與殖民政府關係良好的資產階級)。

平心而論,台灣青少年的皇民化,追根究底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固然是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所造成,完全是身不由己的時代命運,是自然而必然的現象,談不上有什麼恥辱、有什麼罪過可言。但是我們要追查真相、還原歷史,要客觀地評斷二二八的是非,如何能夠不把當時台灣青少年接受皇民化,這一存在的事實考慮進去?

光復後固然有陳儀政府青黃不接的統治缺陷,也有官民之間的摩擦和衝突,然而二二八會惡化和擴大成為仇中反華的暴亂,濫打濫殺甚至遍及無辜婦孺的殘忍地步,卻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沒有皇民化何以致之。

二二八的主因是青年的皇民化 | 徐百川

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響應的僅是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但是台獨以抗日先人的熱血、歡慶光復的熱淚,用來移花接木,魚目混珠,掩飾洗白當時青年的皇民化。

台獨否認了皇民化,於是「官逼民反」就成了二二八最合理的解釋了。「官逼民反」具有造反有理的正義性,這樣一來,二二八暴亂的罪惡就被淡化了,反過來還可以顛倒是非,誣指鎮壓是不公不義的屠殺。台獨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二二八從頭到尾,一切就都是錯在萬惡的國民黨。

楊亮功對二二八的監察院報告,明確指出「台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

光復前後活躍政界的台灣大仕紳林獻堂(1881-1956)也說:「實由過去日本亡國化政策,…,對此輩青年宜從教育上糾正其錯誤心理。」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投降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的問他的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

人的思想不會遺傳,完全是後天的環境和教育所形成的,光復時李登輝那一代的多數青少年,他們的國家認同已經與老一代人截然相反。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1918-2019,本名施朝暉),他檢討了二二八失敗的原因,就發現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持著中國意識,以至於未能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結果史明竟然痛責老一輩的人還「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說這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種種事實加起來推論,日本對青少年皇民化的成功,是明確的事實。二二八的起因固然有官民衝突,以及美國、共產黨、日本的鼓動因素。然而就如內有大量易燃物的建築起火後,就立即烈焰沖天,迅即燒毀。易燃物並非起火的原因,但卻是建築燒毀的成因。當時青年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會席捲全島的成因。以日裔、日雜泛指作亂的台灣人來形容二二八,是失實而無力的。區別年齡層次才能清楚地指出當時青年的皇民化,找到二二八暴亂的真正主因。

讓台獨逃脫皇民化的因素,我們再如何辯解陳儀是如何好、軍紀沒這麼差、貪汙僅是極少數官員…等,都是有理說不清,難以駁斥「官逼民反」的說法。

 

台灣光復時老中青三代國家認同的巨大差異 | 徐百川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

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成功? | 徐百川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