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復時老中青三代國家認同的巨大差異 | 徐百川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

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成功? | 徐百川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