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特別是西漢，的思想家受到陰陽家思想影響，這問題怪不到荀子。只要認真詳讀《荀子》就不會有這樣的誤解。

那麼西漢思想家的陰陽家思想部分是怎麼來的呢？這與漢朝皇室與建國統治集團的出身有關。西漢皇室與統治集團本就是楚國人，深受楚國文化影響，而且還不是楚國的貴族文化，是民間文化。建國之初的統治集團，是以粗通文墨的人為主，類似張良、叔孫通的人並不是主流。從漢景帝與劉賢下棋起了衝突就能輕易殺人便能看出，這時候的皇室教育還不完善，不論諸侯王或者皇子、儲君等，行為都很沒規矩，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多為庶民的文化。

無論古今中外，庶民文化中鬼神思想都具備強大的穿透力，這並不是說貴族或世族文化圈就不信鬼神，一樣信，只是上層貴族比較做作，沒這麼直接。除此之外，楚文化多玄幻、神異，宗教色彩更濃厚，這也是漢朝皇室偏向鬼神文化的原因之一，且是兩個主因之一。綜合此二者，要說服漢朝皇室、皇帝與統治集團，採用某些政治決策時，難免要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勸說他們，這時候陰陽家的思想就很容易帶入到儒家思想，這是社會變遷的過程的必然。

雖說漢初的儒學大家與荀學關係密切，不是荀子的學生，就是荀子的徒孫，但我都不能保證我兒子的思想跟我有高度同一性，更不要說我的學生或徒孫，畢竟誰知道他們成長過程中，會不會接觸或遭遇到什麼，改變了他的立場。將漢儒受環境影響援用陰陽家思想的帽子扣在荀子頭上。要不是有這想法的人不讀歷史，再不然就是他沒念過《荀子》。

在UDN的部落格看到兩位網友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見解，深不以為然，但是他們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普遍地流行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對此，我將我的不同看法，發表於下，敬供大家參考，共同切磋。

1：儒家「民為邦本」的思想從來不為君主所喜所用？《商君書》的幽靈從未離開過華夏大地？此網友的觀點是：中國的歷朝歷代所奉行的都是「外儒內法」，商鞅、李斯他們「君王至上」的法家思想，才是皇帝統治中國的實質。

答覆：事實上，綜觀中國歷史，實際上歷代皇朝大都是太平安樂，長治久安的。除了五胡亂華之時亂七八糟的二十幾個短命王朝，中國的王朝治世是常態，亂世僅是短暫現象。中國皇朝的覆亡大都由於武力衰弱，遭受外族侵襲所造成。這不是「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政治理想，使得皇朝顧及民生，使得中華文化綿延不絕？

2：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問題，西方人的思想最終產生民主自由的果實，中國人的思想產生獨裁專制，或者不是產生，而是本身就是。

答覆：當耶穌尚未出來宣揚博愛之前，中國有位皇帝王莽嚴厲斥責自己的兒子殺死一個奴僕，並逼其自殺謝罪。當時中國幫富人種田養豬的窮人家兒子都可以當上宰相，老百姓過著天高皇帝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日子。

而一千年後，英國的采邑領主對農奴的新婚妻子有初夜權，領主寒冬狩獵，有權砍開農奴的腿腳，放血溫暖自已的雙足；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農奴，有義務在夜裡拍打城牆壕溝的草地，以制止春蛙的鳴叫，使堡內的貴族得以安眠。

成為民主濫觴的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當初也只不過是封建貴族為了確保與君王分食農奴膏血的權益，逼迫君王所立下的一份對自己的權利保障書。

西方要到十八世紀在伏爾泰對中國聖王政治的極力鼓吹下，才興起了開明的君主專制。一直到十八、九世紀，西方都還存在著固化的世襲階級制度，在改革主義的浪潮下，農奴制度才逐漸在各地廢止。

在西方現代化之前，西方人民一直在思想、人身、經濟、政治上受著層層的深重桎梏，嚴酷的程度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他們現在極力頌揚自由、人權，其來有自，有他們飽受束縛壓榨的歷史背景，並非是他們對人類文明的特殊貢獻。中國與西方在政治制度的發展不同，並非源於固有思想，而是歷史背景不同，自由民主是西方歷史的「物極必反」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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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摘錄一段網路所見的他人精闢之論，佐證我的觀點：「儒家文化也許開不出完全平等的社會，但漢唐以來，平民有機會入仕和為相，貴族社會與平民社會的這一份公平，也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力量。」

鮑鵬山教授：「我覺得，先秦諸子中對後來的中國政治影響最大的，確確實實是法家，以及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建立的秦朝。秦制確立了君主獨裁的制度，漢代以後，信仰上雖然奉行儒家，政治倫理上雖然皈依儒家，但這個“儒家”和先秦孔孟儒家是不同的，更多是荀子之儒，乃至於是混雜了陰陽家尤其是法家的“新儒家”。孔子的形象只是一個道德信仰，而政治體制和政治操作上實行的確確實實的是法家，也就是秦制的那一套，中國歷史和社會的許多黑暗都與此有關。」

南宋以前，孟學一直被放在冷凍庫保存，原因何故？熟讀孔（不是論語，而是春秋）孟的人便知，孟子根本不是儒家，孟子對於性與氣的詮釋與孔子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只能說孟子很推崇孔子，但未必傳承於孔學。相反地，荀子思想與孔子的思想內在邏輯與理論概念都高度一致，這也就是為何自孟子百年之後，除東漢趙岐之外，孟學無人問津，原因就在於孟子思想與孔學無關，另外還有內在邏輯混亂，概念不清。

孟子不是儒家，就跟宋明理學跟儒家無關一樣，不是說都引用同一個文獻，就是同一個門派，內在邏輯不一樣，思想門派就不同了。六經思想對先秦諸子都有非常深的影響，他們的理論建構也都會援用這些思想，特別是易經，但各自受到所屬環境、成長經驗，與本身的性格等因素影響，產生出的思想結果就不一樣。荀子的學生有漢代的特殊環境因素，他們援用陰陽家的思想也是大勢所趨。

有時候表達方式之外，還要深入底層理論建構的邏輯去分析一個思想家的內在思維方式。以董仲舒為例，他雖然採用五行終始的方式，但內在邏輯還是非常儒家的，五行終始在董仲舒的語境之下，只是「天」、「命」關係的另一種符號。他要闡述的依然是主政者要順應客觀世界的趨勢發展，即便在政治上擁有絕對的權利與權力，可是人的意志不可能超越客觀世界的運作軌跡，主觀意志不能凌駕客觀規律。只是用了陰陽家的語言說了儒家的話。

說孟子不是儒家的人是不多，但他很明顯不是儒家。九流十家這分類，是在史書上整理先秦思想時的便宜之計，老子跟莊子差距也很大，只是沒有孔孟差距這麼大。比較正確認識先秦思想家的方式，就是單獨分開來認識，歸類之後，就容易被制約，反而不能準確掌握思想家的思想核心。

南宋以前，孟子連進孔廟的機會都沒有，孟子有今天的地位，還不到一千年。在此之前，儒學繼承人都是荀子。我基本上不信宋明那幾個腐儒，除了邵雍，他們的後學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我更相信兩漢經學家們的判斷，畢竟，漢初時期的那幾個大師離那個時代更近，看到的相關文獻比我們多更多，也更能判斷出誰更接近孔子。

對了，最近又要公佈新的論語內容了，絕對會讓世人驚艷，因為內容與現行版本差距非常大，而且還是年代最早的版本，有趣的是，出土的地點在湖北荊州，楚國的核心地帶而不是三晉或齊魯儒家傳統盛行地區。這多少顯示出，當時的思想傳播與影響，比我們想像更活躍。

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又說：「剛毅木訥，近仁。」這二句的意思差不多。但「巧言」到底有什麼問題呢？為什麼孔子覺得「木訥」比較好？能說善道難道不好嗎？那我們當老師的豈不是都有問題？

原來，孔子所針對的，是感情的表達。

在這裡，我們要仔細分辨語言的用途。大體來說，語言可以用來說理、敘事，和抒情。在說理與敘事方面，條理清晰，善用譬喻，宛轉諷諭，幽默風趣等等，都沒有問題。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又說「修辭立其誠」，只要以誠懇的態度，能有效傳達想要表述的意思，則流利的陳述，變化一些表達的方式，加強傳達的效果，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我們要表達感情的時候，尤其是自己心中的感情，只要你真誠，很自然地便會有一些「木訥」。為什麼呢？因為感情是鮮活的，是具體而微妙的，它通常不受現成概念的規約，更不是一兩個抽象概念或既有的詞語就可以涵蓋的。所以，正是因為誠懇，我們不能只是撿現成的詞語來敘述心中的感受，而是努力在我們的「語言庫」中，去努力拼湊、創造出最適切的表達，以免過或不及，而不能準確的表達內心真正的情感。（作詩之難，也就難在這裡。難怪賈島要說「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以至於，在面臨重大的感情事件事，變得木訥，甚或說不出話來，都是非常正常的。相反的，在這個時候，還能長篇大論一套一套地說出一些感人的語句，像在背誦情書一般，就不免令人起疑。

一個鮮活的例子，就是數年前發生在杭州保姆縱火案的林生斌事件。據說林生斌在事發後，在突然失去妻子兒女的情況下，能面對鏡頭以非常感人的、富有文學性的修辭來描述他的心情，以至於「感動」了許多人（當然也引起一些人的懷疑），紛紛捐款給他。但在數年之後，整個案情出現了反轉。(參見《林生斌事件來龍去脈：消費亡妻樹立深情人設(虛僞的假面)》，更多資訊可以上網查。)

現在有一個詞，叫做「賣慘」，就是以自己的悲慘來吸引別人的同情。凡賣慘者，怕別人不信，總是用誇張的言詞來描述自己的經歷，並且盡可能說得有戲劇性，活靈活現，以求其感人的效果。這剛好可以印證孔子所說的「巧言令色，鮮矣仁。」（「仁」在此處，可解為「真情」的意思。）

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王何必曰利」（見下面的附錄）雖然在儒家的傳統思維上有了一些突破（它提醒君王不要只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還要遵從某些普世的價值），但對於政治領導人不會有太多的吸引力。

比較有吸引力的應該是互利的想法。也就是說，如果君王提供服務來幫助人民增加所得，那麼他的政府將獲取更多的稅收。這種互惠的作為其實在戰國時代已經實現了。李冰父子在秦國的四川領土上建設灌溉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子，無怪乎秦國終於一統天下。另一個互利的作法則是，君王鼓勵人民從事商業行為，並且排除了在其管轄區內通商的障礙，因而可以從商人那裡收取額外的賦稅，可能遠比從農人所得到的多。

這些作法是儒家根本沒有看到也沒有想過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任何君王的重視。然而，為什麼儒家在後來的中國反而成為最受推崇的思想呢？

上面所說的「興利以強國」的思想在多國角逐權力的局面下比較有意義，然而中國重新成為統一國家以後，它的價值就不再那麼重大。相反的，秦國雖然使用了這個政策而一統江山，但它不知有所節制的作法反而為自己的快速滅亡鋪路。因此，到了漢朝以後，人們的直覺是不要繼續遵循秦朝的路線，應該走回周朝的老路，而這正是儒家所主張的。

儒家其實並沒有太完整的治國方案，也沒有太深刻的政治學理念。它只是一種直覺的想法，那就是，和平遠比紛亂可貴；而要做到長期的和平，人們必須懂得珍惜國家統一的局面，而維持這樣的局面就必須對執政者（天子）的權威有某種敬意，而且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關係也要有敬意。於是，儒家的想法將政治理念與倫理理念結合在一起。

這種相當靜態的哲學思想十分能夠配合漢朝以後的局面：中國已經大一統，唯一的敵人在北方的邊境之外，這可以使用比較優勢的武力將他們阻擋於外（而不一定要加以滅絕），國防對於國家財力的要求就不一定那麼巨大（不像宋朝所面臨的處境那麼艱困）。因此，靜態的儒家思想配合了靜態的中國政治形態，成為一個相當可行的思想模式。

後言：讀了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後，我才對於現代國家如何發生有了概念。用這些概念去重新反省中國傳統的思維似乎更能夠明白它的意義以及侷限。

附錄：《孟子》〈梁惠王上〉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主張台獨者總想「去中國化」及貶低中國，中國有漫長的帝王專制歷史，而儒家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思想，主張台獨者於是把中國過去的帝王專制歸罪於儒家思想，認為儒家主張絕對的王權，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為帝王專制背書，因此是落後而該被擯棄的文化。儒家真有為帝王專制背書嗎？

首先應該澄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從不曾出現在任何儒家經典裡，這句話其實出自後世戲劇裡的戲文。編戲劇者會編出這樣的戲文，當然是體察上意，為了討好帝王，而帝王也樂得歪曲儒家思想，以獲得絕對的統治權力。這類流傳很廣的話因此讓儒家背了黑鍋。

《論語》裡孔子對君臣關係的說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關係是互相的，君王必須有君王的樣子，指使臣子必須合乎禮，這樣臣子必須有臣子的樣子，侍奉君王也必須要忠心。君臣關係既是互相的，君權就不是絕對的，君王若無禮無道，臣子就不必對君王盡忠。

孔子比較溫和，到了孟子就更激進了。孟子不僅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要求君王要仁、義、正，人民才會仁、義、正。又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臣關係是互相的，君王若無禮無道，臣子可以視君王如寇讎而反抗的。

 孟子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因此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並且認為面對不仁不義的君王，人民有權力起而革命。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的思想這樣違反帝王專制制度，曾惹怒了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於是找人把他看不順眼的部份從《孟子》書中全部刪除，成為《孟子節文》頒布全國，並且規定科舉考試只考此刪節本。不過儒家的影響力太大，朱元璋之後的皇帝都不敢繼續這樣做，因此不久後《孟子》又恢復了它的原貌。與朱元璋類似，非常尊崇儒學的日本也曾長期拒絕《孟子》，因為孟子的思想與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嚴重衝突。

儒家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思想，也是歷代統治者尊奉、宣導的學說，歷代統治者和學者都曾對儒家思想做了不少闡釋甚至改造，以利帝王專制的統治。然而這些闡釋和改造不是儒家思想的本質，歸根究柢，儒家思想是相當開明的，而孟子的思想尤其與帝王專制是鮮明對立的。主張台獨者未必不了解這些事實，卻刻意宣稱儒家是帝王專制的思想基礎，以抹黑貶低中國文化，真是其心可誅啊！

順便值得一提的，帝王專制是比不上近代的民主憲政，但是中國的帝王專制制度絕不遜於歐洲古代的貴族封建制度，很多歐洲的貴族封建國家在轉型成民主憲政之前，都曾先集權成為專制的帝王統治，如法國、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