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幾個大時代的小故事。

當74軍（整編74師，約等於一個軍的兵力）軍長張靈甫將軍在魯南孟良崮自殺殉國後，華中野戰軍（三野）在清理戰場時，意外的在一個天然的大型洞窟中，發現了約有7～8,000名彈盡援絕的74軍官兵（中共的記錄是──這些74軍官兵是躲藏於孟良崮、雕窩之間的山谷中），他們缺糧、缺水、好幾天沒有睡好覺了、還有很多傷兵，但卻能安安靜靜躲在這裡，等待援軍的到來…….

而在東北戰場52軍也是出名的善戰，例如在大摩天嶺戰役中，熊其佬班長，以自己的肉身堵住堡壘中的解放軍機槍口，不但減少了自己弟兄的傷亡，也讓部隊能順利攻佔大摩天嶺。但52軍卻因為不屬於陳誠嫡系，因此一直得不到足夠的補給，在越南完成接收任務後，奉命搭乘美國軍艦前往東北的途中，美軍形容他們（52軍官兵）的身高看起來都像是──16、7歲的孩子，美國人不知道的是，這些中國兵從來沒有吃飽過，更別提剛到東北那個冬天會下雪的酷寒之地，他們仍舊只穿了一件粗布棉的衣服，而這也是52軍到東北之後，經常被投訴軍紀不佳的原因，當時東北軍紀最好的是新一軍與新六軍，因為補給沒有斷過……

張拓蕪（1928～2018）在過世前幾年，曾跟我聊到一件事，有一年他隨（整編）21師在蘇北一帶剿共，那裡是原共產黨的解放區，老百姓對國軍的態度並不友善，每次部隊下命令要他們去跟老百姓買些補給品，總會吃閉門羹，沒辦法只能先拿了，再把錢或是想交換的物品丟在門口，走之前敲敲門大聲喊：「大爺、大娘，東西我們拿走了，錢放在門口」…..

軍紀是個空洞的名詞，它包含了很多東西，訓練、信仰…..軍法只是最後的手段。而這些都比不上餓肚子與精神壓力來的麻煩。拿破崙曾經說過，部隊打仗的三個要素──錢、錢、錢。

20、21世紀的美軍，可能很難了解，當年華盛頓帶領的那批有著乞丐軍稱號的大陸軍是怎麼打仗的，答案也很簡單，如果沒有法國人為了跟英國人作對，而大方的──給槍砲、發金幣，美國恐怕至今還生不出來………

還有最重要的，當年國軍不是侵略者，大多數只是被逼而走投無路的貧困農民而已。

從小唸歷史就學到，堯把帝位禪讓給舜，舜把帝位禪讓給禹。我一方面覺得堯、舜很了不起，另一方面是半信半疑，覺得堯、舜跟後來的帝王怎麼那麼不同？多年後讀到一些翻案文章，認為禪讓完全是假，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都是被迫的，跟後來的權臣篡位並無不同，而禪讓是儒家故意美化上古政治的結果。到底禪讓是怎麼回事？

以上是兩種說法：禪讓說和篡位說。很多古書記載了禪讓之事，而孔子又非常推崇堯、舜、禹，漢朝之後，儒家成為文化主流，於是禪讓說成為正統的說法。雖然很多古書記載了禪讓之事，仍有一些例外，支持篡位說：

《荀子·正論》：「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韓非子·說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竹書紀年》：「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秦始皇把六國的史書都燒了，所幸此書在晉朝時被盜墓者發掘出來。)

有些古書記載了禪讓之事，有些則完全相反，怎麼會這樣？中國流傳下來的古書，最早的成書於周朝，距離堯、舜、禹時代超過1千年；中國發現最早的文字是商朝晚期的甲骨文，堯、舜、禹時代早於甲骨文時代約7百年，當時可能還沒有文字，即使已有文字，文字必定非常簡單(文字的發展是從簡單到豐富的長期演進過程)，應該不足以記錄較複雜的事務，如堯、舜、禹的傳承。換言之，古書中記述的堯、舜、禹之事，都不是當時的記錄，而是後來根據長期的口耳相傳寫出來的，因此難免有很大出入。

禪讓和篡位兩種極端的說法是把後來的君臣關係套上了上古時代，並不正確。筆者認為，堯、舜、禹，和更早的黃帝等，都是部落聯盟的時代，他們是部落聯盟的領袖，古書上雖稱他們為「帝」，與後來的帝王很不一樣。(古史研究發現，世界上很多地方上古時代都曾出現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領袖是由各個部落的領袖推舉出來的，主要是為了領導部落聯盟對抗其他部落聯盟。部落聯盟領袖自己當然是一個部落的領袖，他雖然領導部落聯盟作戰，但是平常管不到其他的部落，這是部落聯盟領袖和後來帝王的明顯不同，而部落聯盟領袖和部落領袖也不是君臣關係。堯、舜、禹被稱為唐堯、虞舜、夏禹，表示他們不僅是部落聯盟的領袖，也分別是唐、虞、夏各別部落的領袖。

堯、舜、禹是部落聯盟的時代，則其傳位既不是禪讓也不是篡位。當堯(舜)年老，無力領導部落聯盟時，各部落領袖就推舉舜(禹)出來領導聯盟，堯(舜)可能不太願意退位，因此不是禪讓，相當程度是被迫的。部落聯盟領袖和部落領袖既不是君臣關係，因此也不是篡位。有些學者稱這種傳位方式為軍事民主。禹成為部落聯盟領袖之後，權力越來越大，終於破壞部落聯盟制度，建立世襲的夏朝。

《竹書紀年》說：「舜囚堯於平陽」，多半不正確。《水經注》：「堯都平陽」，平陽是堯所領導的唐部落的都城。舜怎可能把堯囚禁在堯的部落的大本營？大約是堯仍居都城平陽，領導其唐部落，但喪失某些特殊的政治權力。部落聯盟領袖的權力轉移看來是大致和平的。

蒙古人大約在1240年征服整個俄羅斯。1243年，拔都（1208～1255，成吉思汗的孫子）攻占基輔，後以伏爾加河為中心建立「欽察汗國」，歐洲人稱為「金帳汗國」，金帳汗國是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蒙古人統治了俄羅斯大約兩個世紀之久。這段期間裡，俄羅斯被分割成幾個獨立的小公國，整體來說與當時歐洲的封建制度差不多，只是她們需要定時向蒙古人納稅與提供兵源，在這些公國中又以莫斯科大公國（莫斯科大親王國）的力量最強大。

從公元十五世紀開始，金帳汗國因內亂而開始四分五裂。1472年，莫斯科大公國抗稅，大汗阿合馬（阿黑麻汗，金帳汗國末代大汗）雖親自帶兵征討，結果大敗，政權逐漸失去控制，之後隨著幾次討伐戰爭失利，1480年莫斯科大公國徹底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少數仍存活的蒙古政權，則是轉移至中亞與西伯利亞一帶建立許多大小不一的汗國。1547年，莫斯科大公國以蒙古帝國及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自居，改名「沙皇俄國」，正式進入俄羅斯帝國時期。

西伯利亞汗國，又稱失必兒汗國，為西元十六世紀時位於亞洲西伯利亞的一個蒙古汗國，是由欽察汗國內亂所分裂出來的四大汗國之一，其國內主要組成民族為蒙古人及突厥人。這四大汗國分別是：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和西伯利亞汗國，除此之外，周邊還有若干獨立的小汗國如－－諾該帳汗國與大帳汗國。1579年，沙皇伊凡四世（在俄羅斯又被尊稱為伊凡大帝；1532～1584）派哥薩克兵團越過烏拉爾山，征服了西伯利亞汗國，也打開了俄國通往歐亞大陸東端的大道。

俄國的歷史學家認為，蒙古人（韃靼人）的統治遏阻了古俄羅斯的生命成長，截斷了俄羅斯與西方的親近，所以蒙古人（韃靼人）必須負起俄羅斯文化與物質文明落後的責任。而二十世紀有蘇聯文學創始人之稱的高爾基（1868～1936）更直言，今天俄羅斯人生活中的殘酷、暴力、專制獨裁、輕蔑女人以及種種野蠻的風俗行為，都是當年隨蒙古人（韃靼人）的入侵而來的。

簡單的說，很多俄國人把近代──俄羅斯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農奴制度、軍事上的擴張好戰、宗教上的服從世俗等等，全都歸咎為繼承了蒙古的道統。但這種說法卻忽略了拜占庭傳統的孤立與僵硬，不但不夠客觀也過於簡化整個俄羅斯歷史的演進過程。

1943年10月下旬，緬甸的雨季停止，史迪威以胡素將軍（1899～1978；黃埔1期畢）的新30師為後備隊，廖耀湘將軍所轄的中國駐印軍新22師為主攻部隊，孫立人將軍的新38師為側應，由雷多沿塔奈河谷悄悄的往緬北出發。10月24日，新38師－112團團長陳鳴人兵分三路殺向胡康河谷（緬北新平洋與孟關之間，又稱：「魔鬼居住的地方」，這裡即1年前遠征軍撤退回中國之野人山區），國軍正式展開了緬北、滇西反攻作戰，中國駐印軍就像兩把尖刀，左右夾擊佔據緬北的日軍。12月29日，經過將近2個月的血戰，駐印軍新38師攻克于邦（于邦家；Yupbang Ga），不但吹響了反攻緬北戰役的第一聲勝利號角，也創下殲滅戰10（日軍）：1（國軍）的輝煌紀錄－此役殲滅日軍2,500人以上，國軍陣亡只有230人左右！

1944年1月，中國駐印軍新第38師全部抵達大龍河兩岸，新第22師先頭部隊也到達緬印邊境要地──新平洋（Shingbwiyang）。此時從雷多修築的中印公路已延伸到新平洋，並且建造機場，彈藥補給大卡車、戰車、野戰醫院也到達此地。從此盟軍反攻緬北的作戰就以新平洋為基地全面展開。3月5日，在駐印軍新38師的配合下，新22師攻克緬北門戶重鎮－孟關（Maingkwan；就是1942年戴安瀾師長殉國的茅邦）。而下一個目標則是孟關以南6公里，日軍第18師團指揮部所在的瓦魯班（Walawbum）……

瓦魯班戰役（The Battle in WaLawBum）前後約打了10多天，其中裝甲兵參與的戰役時間為3月2日～3月8日。在戰役展開之初，廖耀湘所轄的新22師為正面追擊部隊，其中──第65團為右縱隊、第64團為左縱隊、第66團為中央縱隊。新38師第113團則負責向瓦魯班東側及泰諾方向追擊，任務為截斷日軍退路。而配屬於特遣隊的戰車第1營，由營長趙振宇上校（副營長為趙志華中校；即1964年1月湖口裝甲兵變之主角）親率5輛輕型M3A3戰車與第65團邱中嶽少校所轄之第1營於戰役中迂迴奔襲日軍第18師團司令部，在慌亂中有「森林之狐」稱號的第18師團師團長田中新一（たなか しんいち，1893～1976）匆忙逃出，駐印軍不但在此役中全殲第18師團（擊斃日軍超過16,000餘名），還順利擄獲無數錙重與繳獲日軍第18師團發佈作戰命令的關防大印，另當時被當作第18師團工兵第18聯隊運輸工具的13頭印度象（輜重部隊），也成為國軍的俘虜，其中名為「阿妹」的公象就是後來被送至臺北動物園最受人歡迎的「林旺」爺爺，2003年林旺以86歲的高齡於木柵動物園自然死亡（1917～2003），成為了全世界在圈養情況下最長壽的大象。

瓦魯班的慘敗對不可一世的日本皇軍來說，是千古難遇的奇恥大辱，尤其是第18師團（18th Division），不但在1937年（民國26年）底參加過慘絕人寰的南京戰役，也曾重創和席捲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一支主要由九州挖礦工人組成有「菊兵團」（是唯一擁有皇家標誌「菊の紋様」的日本陸軍師團）榮耀之稱的常勝軍，在1907年（明治40年）11月13日於北九洲福岡縣南部之久留米市編成。

收復瓦魯班代表著盟軍已完全控制緬北。因此到了1951年（民國40年）6月，已撤至臺灣的中華民國國防部就以裝甲兵戰車第1營正式奉命發動攻擊的3月3日為裝甲兵節以茲紀念（【40】詮諧字第○八三四號代電）。據說瓦魯班戰役結束後，這蓋有這日軍關防大印的明信片就成了遠征軍寄給家人朋友最好的禮物之一。由於趙振宇將軍（1910～2004）在從軍前曾在北京大學求學過，因此在戰後他特別給當年上過課的老師們每人都寄送了一份蓋有大印的禮物，除了表示不忘師恩外，另外也有炫耀戰功之意。

【M3A3輕型坦克；1942年8月定型，1943年投產，亦稱「斯圖亞特（Stuart）」輕型坦克，一共生產了3,427輛】

【國軍俘獲的日軍18師團關防大印，目前放置於湖口裝甲兵學校的校史館內】

【民國102年9月18日於台北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的－「前進緬甸，重現國軍榮耀─向中印緬戰場陣亡將士致敬」座談會中憲兵護送瓦魯班戰役所俘獲之日軍18師團大印至會場展示；當時距離918事變已82周年－圖片來自大紀元】

【1953年（民國42年）9月孫將軍帶美國參議員一起探訪大象林旺時的合照，此照片為吳紹同先生所拍攝】

1950年10月在西藏地方政府長期拒絕談判之情形下，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一舉殲滅藏軍主力，解放軍並未趁勝追擊，而是靜待談判，戰役導致西藏的攝政下野，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親政。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經過談判，5月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10月達賴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隨即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8月，西藏致敬團由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與班禪額爾德尼 確吉堅贊率領前往北京。西藏第一所小學拉薩小學開學。

1953年4月，西藏地區佛教代表團赴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6月達賴和班禪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

1954年7月，達賴、班禪分別啟程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月達賴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班禪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2月，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班禪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1955年3月國務院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由達賴任主任委員，班禪為第一副主任委員，順利的話西藏將成立現代化的地區自治政府。

1956年4月，陳毅副總理率領中央代表團到拉薩。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舉行。9月，西藏第一所中學拉薩中學開學。

1956年11月，達賴和班禪應邀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大會。達賴卻滯留印度不歸，當時一些藏獨勢力在印度聚集，有逃亡叛亂分子「人民會議」領導人富商阿樂群則，有來自美國的達賴大哥六世當彩活佛土登晉美諾布和二哥嘉樂頓珠，有前任西藏噶廈 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周恩來為此3次飛印度勸說達賴返回西藏。1957年4月1日，達賴返回西藏。

1959年3月10日萬名拉薩人民受叛亂份子蠱惑，在夏宮羅布林卡阻擾達賴前往軍營觀戲，接著演變成暴動，3月17日達賴被挾持離開拉薩，開始流亡生涯。國務院發佈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在此之前內地各項政治運動，如：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皆未影響西藏，曾經在昌都試辦土地改革，也在西藏高層反對下停辦，實際上中共未曾違反《十七條協議》，甚至於西藏一直使用藏鈔，一直到1959年7月１５日西藏才開始發行人民幣，８月１０日宣佈收兌藏鈔期限。而西藏中小學、藏醫院等建設都是由中共中央出資成立。

達賴等出逃後，中央才解散噶廈政府及其所屬軍隊、法庭和監獄，廢止了舊西藏法典及野蠻刑罰。並在農牧區發動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奴役的三反運動，與農奴要減租減息，牧業要牧工、牧主兩利的雙減兩利運動，在寺廟也開展了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封建剝削等運動，至此才徹底卸下了加在農奴身上的各種壓迫。

運動中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一律沒收，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由國家出錢贖買，據統計國家共支付4500多萬元對1300多戶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所有的90萬畝土地和82萬多頭牲畜進行贖買。加上沒收叛亂農奴主土地，總共280多萬畝土地，分配給20萬戶、約80萬農奴，農奴人均分得土地3畝半多。世代為奴的勞動人民終於嘗到可以站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徹夜狂歡的喜悅。

對於農奴，達賴許他們一個未知的來世，而共產黨則給了他們一個安樂的現世。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八世紀，西歐開始工業革命，工業和經濟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

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較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筆者在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和《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二〉？》介紹了前人提出的兩種解答，本文則提出個人的想法。(不知道前人是否曾提出相似的想法？)

簡單說，中國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不幸南宋亡於野蠻的蒙古人，蒙古人建立元朝，是第一次中國完全淪入異族統治，元朝不僅大量屠殺漢人，又制定許多落後的制度，使中國文明大幅度倒退。隨後的明朝承襲元朝的大部份制度，而清朝又承襲明朝的很多制度，都只有小幅度改善。元、明、清三朝的社會都比不上宋朝，而少有突破，自然無法開展工業革命。

宋朝「重文輕武」，受到遼、金和蒙古等外患的嚴重侵擾，但是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卻攀登高峰、領先世界。科舉制度起於隋、唐，但隋、唐時只有少部份官員由科舉晉用(多數官員看門第推薦)，到宋代，科舉則成為官員晉用的主要管道，平民只要通過科舉，就能立刻鯉躍龍門，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識字率大幅提高。宋代的社會相當寬鬆自由，造就商業的發達，滋養人口超過一億，而人民的生活水準非常高。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裡說：「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中國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葯，都出現在宋朝。宋朝的繁榮鼎盛若繼續下去，很有可能啟動工業革命。

蒙古人征服金和南宋，大量屠殺漢人，例如四川在宋代曾有近兩千萬人口，蒙古大軍過後，僅剩八十萬。南宋的頑強抵抗造成最可悲的後果，漢民族的精英都犧牲了，而活下來的漢人幾乎喪失了靈魂。

蒙古人把它的階層奴隸制度帶入中國，蒙古王公是大汗(皇帝)的奴隸，蒙古王公蓄養官員奴隸，官員再蓄養奴隸，形成多階層奴隸的奴隸，使宋朝時已禁絕的奴隸制度大幅度恢復。為了便於管理控制，元朝實行世襲戶口制，人民的職業是世襲、不能改變的，完全阻止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此外，蒙古統治階級很少任用正人君子協助治理民政，而大量利用地痞流氓榨取人民的血汗收入，造成社會的不正義和嚴重崩壞。

(《馬可波羅遊記》記述元朝時中國的盛況，那些都是宋朝遺留下來的物質文明表象，馬可波羅沒看到當時中國社會崩壞的真相。)

明朝雖然是漢人政權，承襲了元朝的很多制度，包括奴隸制度和世襲戶口制，而為了偵察監督官員，明朝成立權力龐大的錦衣衛、東廠等情治單位，這些情治單位讓正人君子不齒，自然只能利用地痞流氓協助辦案，地痞流氓的勢力於是繼元朝而再猖獗。

清朝又是異族統治，雖然它的治術遠比元朝溫和、高明，清朝骨子裡還是要防範漢人的異動，因此多方加強社會和思想的控制，使中國文明不可能有大幅的進展。

中國自秦始皇開始帝王專制，雖有起伏，大致上是逐漸趨向開明自由，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不幸南宋亡於野蠻的蒙古人。歐洲比中國幸運，勢如破竹的蒙古鐵騎只打到東歐一帶，沒有攻入歐洲的主體。

蒙古人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和走向，十三、四世紀的元朝使中國文明大幅倒退，遇上歐洲十四世紀開始「文藝復興」，此消彼長三、四百年，歐洲文明逐漸超越中國，終於迎來工業革命的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