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安夜這個充滿歡樂的時刻，我們不應忘記，今日的平安，是無數英雄用生命換來的。
75年前的長津湖戰役，志願軍戰士在極寒條件下與美軍展開殊死搏鬥，以血肉之軀為我們鑄就和平的基石。

以下是五筆適合發朋友圈的文案，讓我們銘記歷史，致敬英雄：

一
平安夜的蘋果很甜，但更甜的是英雄們用生命換來的和平。
長津湖戰役的勝利，讓我們明白——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我們負重前行。
長津湖戰役勝利75週年  致敬英雄

二
75年前的今天，長津湖畔的冰雪見證了志願軍戰士的鋼鐵意志。
他們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堅守陣地，用血肉之軀築起不可逾越的防線。
今日的平安，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
銘記歷史  長津湖精神

三
長津湖戰役的勝利，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
志願軍戰士以「鋼少氣多」戰勝「鋼多氣少」，讓世界看見中國人民的力量。
今日享受和平生活的我們，更應銘記他們的犧牲。
長津湖戰役  保家衛國

四
平安夜，願我們永遠記住——
守護我們平安的不是聖誕老人，
而是那些在長津湖畔凍成冰雕的英雄。
他們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前行。
長津湖戰役勝利日  英雄不朽

五
75年過去了，長津湖的冰雪早已消融，
但英雄們的熱血，依然滾燙。
他們的故事，是中華民族最悲壯的史詩。
讓我們向他們致敬，願山河無恙，人間皆安。
長津湖戰役  致敬最可愛的人

讓我們在這個平安夜，
用行動銘記歷史，用感恩致敬英雄。

晉朝（西晉 265–316、東晉 317–420）在中國歷史上常被認為「政治羸弱、動亂頻仍」，但若只以成敗論英雄，會低估它在制度延續、文化轉型與民族融合上的關鍵作用。若從長時段看，晉朝其實是「把中國帶過斷裂期」的一個承重王朝。下面分幾個層面說明晉朝對中國歷史的主要貢獻。

一、完成三國後的再統一：避免長期碎裂成常態

結束三國分裂（280 年滅吳）
西晉在司馬炎手中完成統一，結束近百年的三國割據。
雖然統一時間短，但「天下必須一統」的政治正當性被再次確認。
歷史意義不在於統一多久，而在於：
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把長期分裂「正常化」。

二、確立「門閥士族政治」的運作模式

士族政治制度成熟化
晉承魏制，確立「九品中正制」的實際運作。
政治權力從寒門武功 → 轉向士族門第、文化資本。
雖然帶來問題（階層固化），但也產生了長遠影響：
官僚政治「文化化」
治國能力與經學、名教掛鉤
為後世隋唐的科舉—官僚體系提供對照與反思
換言之：
晉朝讓中國完整地「試過一次貴族政治」，後世才知道它走不通。

三、為「南北分治中國」奠定基本結構

東晉南渡，完成文明重心的轉移
西晉崩潰後，東晉在建康（南京）立國。
大量中原士族、制度、文化南移。
這帶來三個深遠影響：
1. 江南正式成為中國核心區之一
2. 中原文化在南方落地、生根
3. 為隋唐「南北合流型中國」鋪路
沒有東晉，就沒有後來「江南財賦支撐全國」的格局。

四、開啟中國文化史的「內省轉向」

玄學、清談、人格解放的出現
晉代知識分子從「如何治國」轉向「如何做人」。
玄學、清談、名士風度興盛（王弼、何晏、竹林七賢）。
這對中國思想史意義重大：
儒家不再是唯一話語
個體精神、生命價值被討論
為佛教中國化創造思想空間
這是中國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向內看」。

五、佛教正式完成中國化的關鍵階段

佛教從外來信仰轉為本土思想資源
晉代高僧、譯經活動頻繁（支遁、道安等）。
佛教與玄學對話，產生「格義佛教」。
這一階段的貢獻在於：
佛教不再只是宗教，而是哲學、倫理與心性論
為隋唐佛學高峰打下理論基礎

六、民族融合與「中國」概念的擴展

五胡入華，重塑「中國人」的邊界
晉末動亂帶來胡漢雜居、衝突與融合。
雖然痛苦，但客觀上：
1. 打破血緣式華夷界線
2. 推動文化—制度型的中國認同
3. 為隋唐多民族帝國提供經驗
中國從「漢族王朝」走向「文明型國家」，晉是關鍵轉折點。

七、在中國長史觀中的定位（一句話總結）

秦漢定型中國，
魏晉試錯中國，
隋唐完成中國。
晉朝的價值，不在於它「做得多好」，而在於它讓中國在崩潰、分裂、痛苦中，沒有失去文明連續性。

藍白立院黨團提出賴總統彈劾案，把賴清德比作袁世凱：
藍白提出賴總統彈劾案 轟如袁世凱危害民主憲政
賴清德比得上袁世凱？

袁世凱這一生，在朝鮮屢屢挫折日本的陰謀，在山東剿滅拳匪保護鐵路、洋人以及傳教士，後來建立中國新陸軍，辦了中國第一間真正的陸軍官校，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理工大學，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女子高級學堂，建立第一間中國市議會，建立中國的警察制度，建立中國的軍醫制度，建立中國空軍的雛形，其他如辦外交、平息辛亥革命之後的動亂，而他所培養的文武百官成為後來北洋政府的骨幹。他一生建功立業，只是可惜晚年鬼迷心竅，再加上國內勢力與列強的勾結，最後晚節不保，死於非命，還受到歷史無情的批判。

他的確有九個老婆，其中三個是朝鮮人。但是他這九個老婆中有六個被他送出國留學，三個讀到大學畢業，這個在當時可說是逆天的成就。他早早就不許家裡的女人纏足，女孩年齡到了就一律送進學堂讀書，與男孩完全相同。

他在遺囑當中自嘲「為日本除一大敵」。他的確是當時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最大障礙！他的死也預告中國在未來將四分五裂，也讓日本人更容易動手。

其實，他固然開歷史的倒車應該被譴責，但是他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人物。後人能夠客觀給予一個歷史定位，其實是必要的。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學家都不會提上面這些事，弄到好像他這一輩子除了想當皇帝之外都沒有別的事了，簡單說就是沒有人幫他說話，一直到最近這20年左右狀況才有所改善。

看見他到今天竟然被跟一個無能無德的昏君放在一起，也真是替袁宮保感到難受！

花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我終於看完了這部經典老劇《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部電視劇以兩個家庭為視角，折射出了辛亥革命到1949期間波瀾壯闊的革命史。這裡面沒有強調國共兩黨的對立性，相反，感受到了兩黨不可分割的共融性。

這裡面沒有「反動派」，只有兄弟、戀人、同窗、師生，化解不開的濃郁的情感和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雖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認可不同的主義，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壞人，他們也都能理解對方的選擇。即便是鋼刀對鋼刀地在戰場上相見，依然十分尊重對方的立場，關切對方的安全。共產黨員楊立青，在共產黨打贏了三大戰役後，提起國民黨員的哥哥姐姐，依然在說：「我不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立場強加在家人的身上。」我一瞬間有些恍惚：我從小習以為常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這部電視劇裡面有太多讓人流眼淚的場景。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彼此深深相愛，卻迫於現實不能走到一起，然而他們之間的愛意至死不渝；國民黨員迫於立場槍決了共產黨，但是卻養大了共產黨員的孩子，還把孩子當做嫡系子孫寫入自己的家譜；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員深深敬佩的老師，雖然不得不殺死共產黨員，還是要在行刑之前給予共產黨員黃埔禮遇，聽他最後的教導……

家就是國，國就是家——這句話在這部電視劇裡有了立體而豐富的呈現。一個家族的四個兄弟姐妹，分別歸屬於國共兩黨，這就是那個時代很多家庭的呈現。至此我不再認可「兩頭下注」的說法，就像中國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很多不同的黨派，在一個家族中出現不同的黨派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龍生九子各有不同，不同的天賦秉性，就會讓人做出不同的選擇。家族成員如此，國族成員亦如此。哪條道路好，在當時沒人知道，必須通過很多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來探索，不能以某個階段性的結果論單一的是非對錯。

這部劇隱喻了國共兩黨剪不斷、理還亂，深深的骨肉羈絆關係。電視劇在2009年播出，那是兩岸關係的黃金蜜月期，這部電視劇是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當時有很多這樣客觀檢視歷史的電視劇，真的能夠看得出共產黨反思歷史的誠意。人性、情感、客觀的歷史進程高於意識形態，在這部電視劇裡得到比較高的藝術化表達。不愧在網絡平台上廣受讚譽，很多人評價說：「能看到這部電視劇，是一種幸運。」的確如此。

「漢族」和「華夏」常被一起提到，但它們其實不是同一個概念，也不是同一個時代的稱呼。如果用一句話區分：
華夏是古代文明共同體；漢族是後來形成的民族。
所以華夏是源頭，漢族是結果。

一、「華夏」是早期文明與文化共同體（夏商周到秦漢初期）

時代背景：約西元前2000年到漢朝以前。
核心概念：「華夏」不是一個固定民族，而是一種文化認同。
它指的是：說古漢語（多方言）、行禮儀制度、使用青銅器文化、採行宗法制度、遵守「禮」與「周制」、自認為屬於文明中心。

華夏族群的形成主要在黃河流域，「華」與「夏」本來是不同的古族群與文化，後來逐漸融合。
和周邊的分界，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 vs 夷、狄、戎、蠻。
其實不是族群血緣的劃分，而是「是否遵從華夏禮樂文明」的文化標準。

重點：
華夏不是單一民族，而是文明的共同體。
它包含很多不同部族、氏族的融合（姬、姜、嬴、妘、姞……）。

二、「漢族」作為民族，是從漢朝開始被命名，再經過多族融合而成型（漢→唐→宋→元→清）

時代背景：漢代以後（西元前206年起），在宋元明清逐漸定型為民族。
核心概念：「漢族」是一個 政治＋文化的共同體，後來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ethnic group）。
其形成來源包括：華夏族群的直系文化傳承與周邊族群大量融合，如：戎、狄、羌、越、百越、鮮卑、汪古、契丹部分族群、吐蕃、羌系部分、南方苗瑤、侗泰部分……等等。

為什麼叫「漢族」？因為：
1. 漢帝國強盛，文化输出強大
2. 周邊民族開始稱漢朝人為「漢人」
3. 這個稱呼逐漸取代「華夏」成為主流

三、兩者最核心的 7 個差異（最容易理解的整理）

觀點：華夏 VS 漢族
1. 性質：文明共同體 VS 民族（ethnic group）
2. 概念形成時代：夏商周、春秋戰國 VS 漢代命名，元明清定型
3. 來源：黃河流域多氏族文化 VS 華夏＋多族融合
4. 身份認同：以文化（禮、語言）為準 VS 以文化＋族群認同為準
5. 外部對稱：夷狄蠻戎（文化對立）VS 滿、蒙、回、藏（清代分類）
6. 是否單一民族？否（文化圈）VS 是（在現代國家民族分類中屬“地球最大單一民族”）
7. 是否延續到現代？不作為族稱使用 VS 是現代56民族之一

四、兩者的關係（最重要的一句話）

漢族 = 華夏文化為主體 + 多民族融合後形成的歷史結果。
華夏是基礎，漢族是整合後的總和。

五、用簡單比喻理解

若把中國古代文明比喻成一棵樹：
根與樹幹是華夏（文化、制度、語言），
樹冠與果實是漢族（成熟的民族共同體）。

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1. 台灣公共衛生建設歷史沿革的一個重要概括，特別強調了戰後國民政府建立專業衛生體系所帶來的顯著成果，例如根除瘧疾。

這段文字總結了幾個關鍵歷史事實：
日據時代的體制：公共衛生業務當時由警察體系兼管，被認為效率不高。
戰後體制的建立：1949年後，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化、專業化的「一條龍」衛生行政體系，包括省衛生處、縣市衛生院/局、鄉鎮衛生所。
重大成就：光復後二十年內成功根除瘧疾，並獲得聯合國認證。

2. 日據時代下水道並沒普及

日據時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為了改善環境衛生和預防傳染病（如霍亂、鼠疫），由英籍技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等人設計並開始建設現代化水道，包含自來水與部分排水設施。然而，這些建設主要集中在少數主要都市，如台北、基隆、高雄等，且普及率相對較低。到1930年左右，下水道（含雨水與污水）的普及率才接近百分之十。

兩蔣時期及其後：戰後，尤其是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和都市人口快速成長，政府才逐漸重視污水下水道建設。內政部營建署（現為國土管理署）自民國81年（1992年）起開始推動全國性的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這時期的建設規模和普及速度遠超過日據時代，儘管過程緩慢且需投入龐大經費，但至近年普及率已顯著提升。

總結來說，日據時代奠定了現代水道建設的基礎，但下水道真正開始大規模普及則是在台灣經濟起飛、人口增加，以及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的兩蔣時代後期及解嚴後時期。

3. 大陸地區基本上並不落後，同時有中醫跟西醫

西醫的傳入：西方醫學傳教士在中國設立醫院和醫學堂，培養了一批本地醫護人員，並逐漸展示了西醫在手術和治療傳染病方面的優勢。

檢疫制度的建立：瘟疫流行（如 1873 年的霍亂和 1894 年的鼠疫）促使清政府在海關和口岸開始引入檢疫、隔離、清潔和消毒等現代防疫措施。

官方醫療和公衛體系的建立：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建立北洋海軍時，開始配套建設西醫學堂和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個中央衛生行政機構的雛形出現。

標誌性事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大流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並成功控制疫情，這不僅展示了現代醫學的有效性，也推動了公共衛生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

國民黨認為共產黨在抗戰時不抗日，只想著擴大根據地進行武裝割據。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黨就公開發表過抗日宣言，並且選派幹部例如楊靖宇、周保中、趙尚志等到東北組織軍隊進行抗日，當然也試著發展根據地。此時的國民黨還在與日軍妥協，與日軍簽訂塘沽、秦土、何梅協定，出賣華北主權。曾佔領部份察哈爾的吉鴻昌，被蔣介石以軍令不統一為由，『國軍』同日軍共同圍剿吉的軍隊，逼其交出部隊和軍權，吉後遭逮捕和殺害。

日軍在進攻中國的同時，在對已佔的領地實施管理時，深感兵力不足，於是有賴於已投降日軍的地方軍隊或土匪來管理，稱為偽軍。在華北，因為蔣介石對日軍的妥協，冀東防共政府因而成立，由殷汝耕任偽政府的主席，企圖剿滅抗日武裝力量。於是，在日軍佔領的華北、東北地區，人民急需一種抗日組織來反抗日本統治。

然而，抗日不是只有嘴巴說說，需要具體行動，這些具體行動需要出人、出槍、出錢等物資，那就需要組織。這種抗日組織不會是親日的偽軍，也不會是同日軍妥協的國民黨，也只有共產黨最能符合人民的需要。而且抗日也不是只打一次二次就能結束，需要長時間的抗日，那就不能僅僅是靠募集的，還需要生產來增加收益，來獲得稅收，那就需要在當地建立政府。

所以，中共才會在日本佔領的區域，建立敵後根據地，同時也成立政府來管理組織各個項目，舉凡徵兵、徵糧、徵財，皆需要政府這個機關才能運作，這些敵後根據地不只要對抗日軍，同時還需要對抗偽軍、偽政府。如果共產黨抗日不力、消極抗戰，甚至是支持日軍、偽軍，那就直接成為偽軍就好了，那也不會發生像華北治安戰、百團大戰這樣的戰役，因為這些需要組織人民，成為軍隊來對抗日軍。

至於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那自然是發展得不錯，抗戰後期共有十八塊抗日根據地，僅晉察冀根據地人口就有2500萬，統治這樣的人口，對日軍形成巨大的壓力，有效牽制住日軍的兵力。如不然，『國軍』的處境還會更糟。

那麼中共在根據地的統治不得人心？如果人民不支持共產黨，那籌錢、籌餉、徵兵必然不順利，即便是勉強徵集，內戰爆發時，人民見『國軍』如見到王師，自是不戰而降，不然也是消極抵抗，對空鳴槍後投降『國軍』。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反而是成批的『國軍』投降共軍。與此同時，中共在當地建立的根據地，因為實施土地改革，除去地主的盤剝，農民的負擔自然減輕，根據地的政府也能獲得更多的稅收，在1949年間，相較於國民政府，稅收多出十二倍，以至於後來能夠贏得內戰。

所以，中共在抗日根據地成立政府，並非要從人民身上獲得好處，這與土匪成立的偽軍目的不同，不是為了私慾斂財而成立政府。至於根據地的由來，亦非直接從國民政府搶來，多由與日軍、偽軍的爭奪而來，或是國軍棄守直接佔據而來，因為當時的『國軍』軍力已在湖北、湖南、四川這樣的大後方了。根據地當然是視當地群眾的需要進行武裝抗日來發展的，並非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客觀環境的抗日需要，成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