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和「華夏」常被一起提到，但它們其實不是同一個概念，也不是同一個時代的稱呼。如果用一句話區分：
華夏是古代文明共同體；漢族是後來形成的民族。
所以華夏是源頭，漢族是結果。

一、「華夏」是早期文明與文化共同體（夏商周到秦漢初期）

時代背景：約西元前2000年到漢朝以前。
核心概念：「華夏」不是一個固定民族，而是一種文化認同。
它指的是：說古漢語（多方言）、行禮儀制度、使用青銅器文化、採行宗法制度、遵守「禮」與「周制」、自認為屬於文明中心。

華夏族群的形成主要在黃河流域，「華」與「夏」本來是不同的古族群與文化，後來逐漸融合。
和周邊的分界，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 vs 夷、狄、戎、蠻。
其實不是族群血緣的劃分，而是「是否遵從華夏禮樂文明」的文化標準。

重點：
華夏不是單一民族，而是文明的共同體。
它包含很多不同部族、氏族的融合（姬、姜、嬴、妘、姞……）。

二、「漢族」作為民族，是從漢朝開始被命名，再經過多族融合而成型（漢→唐→宋→元→清）

時代背景：漢代以後（西元前206年起），在宋元明清逐漸定型為民族。
核心概念：「漢族」是一個 政治＋文化的共同體，後來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ethnic group）。
其形成來源包括：華夏族群的直系文化傳承與周邊族群大量融合，如：戎、狄、羌、越、百越、鮮卑、汪古、契丹部分族群、吐蕃、羌系部分、南方苗瑤、侗泰部分……等等。

為什麼叫「漢族」？因為：
1. 漢帝國強盛，文化输出強大
2. 周邊民族開始稱漢朝人為「漢人」
3. 這個稱呼逐漸取代「華夏」成為主流

三、兩者最核心的 7 個差異（最容易理解的整理）

觀點：華夏 VS 漢族
1. 性質：文明共同體 VS 民族（ethnic group）
2. 概念形成時代：夏商周、春秋戰國 VS 漢代命名，元明清定型
3. 來源：黃河流域多氏族文化 VS 華夏＋多族融合
4. 身份認同：以文化（禮、語言）為準 VS 以文化＋族群認同為準
5. 外部對稱：夷狄蠻戎（文化對立）VS 滿、蒙、回、藏（清代分類）
6. 是否單一民族？否（文化圈）VS 是（在現代國家民族分類中屬“地球最大單一民族”）
7. 是否延續到現代？不作為族稱使用 VS 是現代56民族之一

四、兩者的關係（最重要的一句話）

漢族 = 華夏文化為主體 + 多民族融合後形成的歷史結果。
華夏是基礎，漢族是整合後的總和。

五、用簡單比喻理解

若把中國古代文明比喻成一棵樹：
根與樹幹是華夏（文化、制度、語言），
樹冠與果實是漢族（成熟的民族共同體）。

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1. 台灣公共衛生建設歷史沿革的一個重要概括，特別強調了戰後國民政府建立專業衛生體系所帶來的顯著成果，例如根除瘧疾。

這段文字總結了幾個關鍵歷史事實：
日據時代的體制：公共衛生業務當時由警察體系兼管，被認為效率不高。
戰後體制的建立：1949年後，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化、專業化的「一條龍」衛生行政體系，包括省衛生處、縣市衛生院/局、鄉鎮衛生所。
重大成就：光復後二十年內成功根除瘧疾，並獲得聯合國認證。

2. 日據時代下水道並沒普及

日據時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為了改善環境衛生和預防傳染病（如霍亂、鼠疫），由英籍技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等人設計並開始建設現代化水道，包含自來水與部分排水設施。然而，這些建設主要集中在少數主要都市，如台北、基隆、高雄等，且普及率相對較低。到1930年左右，下水道（含雨水與污水）的普及率才接近百分之十。

兩蔣時期及其後：戰後，尤其是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和都市人口快速成長，政府才逐漸重視污水下水道建設。內政部營建署（現為國土管理署）自民國81年（1992年）起開始推動全國性的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這時期的建設規模和普及速度遠超過日據時代，儘管過程緩慢且需投入龐大經費，但至近年普及率已顯著提升。

總結來說，日據時代奠定了現代水道建設的基礎，但下水道真正開始大規模普及則是在台灣經濟起飛、人口增加，以及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的兩蔣時代後期及解嚴後時期。

3. 大陸地區基本上並不落後，同時有中醫跟西醫

西醫的傳入：西方醫學傳教士在中國設立醫院和醫學堂，培養了一批本地醫護人員，並逐漸展示了西醫在手術和治療傳染病方面的優勢。

檢疫制度的建立：瘟疫流行（如 1873 年的霍亂和 1894 年的鼠疫）促使清政府在海關和口岸開始引入檢疫、隔離、清潔和消毒等現代防疫措施。

官方醫療和公衛體系的建立：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建立北洋海軍時，開始配套建設西醫學堂和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個中央衛生行政機構的雛形出現。

標誌性事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大流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並成功控制疫情，這不僅展示了現代醫學的有效性，也推動了公共衛生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

國民黨認為共產黨在抗戰時不抗日，只想著擴大根據地進行武裝割據。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黨就公開發表過抗日宣言，並且選派幹部例如楊靖宇、周保中、趙尚志等到東北組織軍隊進行抗日，當然也試著發展根據地。此時的國民黨還在與日軍妥協，與日軍簽訂塘沽、秦土、何梅協定，出賣華北主權。曾佔領部份察哈爾的吉鴻昌，被蔣介石以軍令不統一為由，『國軍』同日軍共同圍剿吉的軍隊，逼其交出部隊和軍權，吉後遭逮捕和殺害。

日軍在進攻中國的同時，在對已佔的領地實施管理時，深感兵力不足，於是有賴於已投降日軍的地方軍隊或土匪來管理，稱為偽軍。在華北，因為蔣介石對日軍的妥協，冀東防共政府因而成立，由殷汝耕任偽政府的主席，企圖剿滅抗日武裝力量。於是，在日軍佔領的華北、東北地區，人民急需一種抗日組織來反抗日本統治。

然而，抗日不是只有嘴巴說說，需要具體行動，這些具體行動需要出人、出槍、出錢等物資，那就需要組織。這種抗日組織不會是親日的偽軍，也不會是同日軍妥協的國民黨，也只有共產黨最能符合人民的需要。而且抗日也不是只打一次二次就能結束，需要長時間的抗日，那就不能僅僅是靠募集的，還需要生產來增加收益，來獲得稅收，那就需要在當地建立政府。

所以，中共才會在日本佔領的區域，建立敵後根據地，同時也成立政府來管理組織各個項目，舉凡徵兵、徵糧、徵財，皆需要政府這個機關才能運作，這些敵後根據地不只要對抗日軍，同時還需要對抗偽軍、偽政府。如果共產黨抗日不力、消極抗戰，甚至是支持日軍、偽軍，那就直接成為偽軍就好了，那也不會發生像華北治安戰、百團大戰這樣的戰役，因為這些需要組織人民，成為軍隊來對抗日軍。

至於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那自然是發展得不錯，抗戰後期共有十八塊抗日根據地，僅晉察冀根據地人口就有2500萬，統治這樣的人口，對日軍形成巨大的壓力，有效牽制住日軍的兵力。如不然，『國軍』的處境還會更糟。

那麼中共在根據地的統治不得人心？如果人民不支持共產黨，那籌錢、籌餉、徵兵必然不順利，即便是勉強徵集，內戰爆發時，人民見『國軍』如見到王師，自是不戰而降，不然也是消極抵抗，對空鳴槍後投降『國軍』。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反而是成批的『國軍』投降共軍。與此同時，中共在當地建立的根據地，因為實施土地改革，除去地主的盤剝，農民的負擔自然減輕，根據地的政府也能獲得更多的稅收，在1949年間，相較於國民政府，稅收多出十二倍，以至於後來能夠贏得內戰。

所以，中共在抗日根據地成立政府，並非要從人民身上獲得好處，這與土匪成立的偽軍目的不同，不是為了私慾斂財而成立政府。至於根據地的由來，亦非直接從國民政府搶來，多由與日軍、偽軍的爭奪而來，或是國軍棄守直接佔據而來，因為當時的『國軍』軍力已在湖北、湖南、四川這樣的大後方了。根據地當然是視當地群眾的需要進行武裝抗日來發展的，並非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客觀環境的抗日需要，成立政府。

當年諾曼人是怎麼把整個英格蘭變成屠場、強姦場、種族侮辱中心，一直征服到今天的？

整個盎撒精英層被毀滅了，諾曼人從1066年一直殺到1075年最後一個英國伯爵人頭落地。全英格蘭本來有1000名一級領主，征服後只剩13人；8000名二級領主，只剩10%倖存，其餘都被殺戮成性的征服者取代，連大部分修道院的院長也換成了諾曼人。對於反抗區，毀滅異常恐怖，人煙稠密的北方第一大郡約克，肥沃的良田和富庶的農莊市鎮不見了，成了狐狸和野兔的樂園，這個郡被完全從地球上鏟去，人煙稠密之區被殺到50年甚至延綿到英法百年戰爭爆發時，仍不能耕種。等到約克郡恢復到諾曼人之前的繁榮水平時，已是18世紀了。

全英格蘭有50多萬人被殺，而全英總人口還不到200萬，甚至有的諾曼騎士為自己太多的殺戮心生厭倦煩膩，返回家鄉，他的隊友們對盎撒人殺光還不算，還把一切燒光。而約克森林各旖旎青蔥的山谷裡，卻遍布著逃亡者的餓殍與屍體，想活命只好賣身給征服者為奴。

反抗殺，不反抗一樣殺，為了向投降的倫敦人展示諾曼人的威風，征服者威廉直接將倫敦的食品來源地薩瑟克徹底夷為平地。更離譜的是，當威廉王在倫敦舉行加冕儀式時，因英格蘭貴族的討好獻媚過於離譜，聲音驚動了殿外的諾曼武士，諾曼人以為英國人造反，竟先下手為強，當場砍殺了大批倫敦貴族和市民。而倫敦活下來的精英到平民，竟然繼續向征服者獻媚，直到子子孫孫。

諾曼王威廉圈占英格蘭人農田、森林做獵場，一個獵場就有307平方公里的面積，獵場中不允許存在任何人類建築的痕跡，而2000多原本在此生活的英國人被趕出去，成批的餓死荒山。只要英格蘭人敢誤入諾曼人的獵場，一律剜目、閹割或活體截肢。威廉王一個人就沒收了1422座英國人的莊園，他還向全國宣佈，只要是英格蘭人，不論是誰，都欠他一筆錢。威廉的弟弟奧多一個人掠奪的英國財富，相當於今天550億英鎊。

而且，諾曼人對英國的歧視政策一直持續，強迫英國人說法語，直到英法百年戰爭前。“諾曼侵略者的法國方言成為英格蘭的官方語言，英格蘭國王及所有統治階級未來300年左右的時間裡都以此為日常用語 ………英格蘭的盎格魯-諾曼國王們仍然視自己為諾曼底公爵，將倫敦視為第二個故鄉，幾乎所有人都將英格蘭和英格蘭農民視為維持自身興趣愛好的資金來來源”（（英）斯蒂芬‧克拉克《英法爭鬥史》）

直到13世紀，隨著愛德華一世的長大成人，英國才出現了第一位使用英文名字的國王。1066年的征服，直到1350年代，英法百年戰爭都快開戰了，英國議會才第一次使用改造過的英語宣讀文件。直到1451年，為了慶祝百年戰爭中的阿金庫爾大捷，英國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的學校，才允許學生們使用他們祖國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今天的英語是被諾曼征服者用法語改造過的“胡語”，包含法語單詞至少一萬多個，而且集中在政府、宗教、法律、軍事等控制性領域，比如“政府”、“帝國”、“王室”、“王冠”、“國會”、“議會”等等，征服色彩深入英語文化的骨髓。英國國徽上還銘刻著法語格言。

直到今天，英國《衛報》還刊載了一篇本國學人Paul Kingsnorth的話，此人指出：在某種程度上，今天英國依然被諾曼人統治著，意思是諾曼征服階級的後裔們仍把持著今天英國社會的精英層。他還抱怨英國房價太高，土地分配嚴重不公，社會嚴重不平等，這種種問題可以追溯到諾曼征服。

吳石案之後，接著就來了李友邦案，李友邦當時並未如吳石一般，有任何提供軍事情報的具體犯行，卻被槍斃了，很懸疑的案件。

李友邦曾經在大陸加入共產黨，這一點，在保密局的解密檔案當中，有所記載，李友邦很早就受到懷疑，尤其他領導的台灣義勇隊當中成分複雜。李友邦抗日，後來到台灣，其實與中共的往來很少。

但，李友邦的秘書潘華，本名潘淑華，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李友邦將潘華帶在身邊為秘書，潘華在大陸被捕，也是李友邦保出來。

李友邦出事，還是與蔡孝乾案有關，蔡孝乾供出了季澐，季澐來台後與嚴秀峰展開聯繫，嚴秀峰為李友邦妻，嚴秀峰自供由潘華介紹加入共產黨。

嚴秀峰經常把李友邦告訴她的許多政壇耳語，或者是所見所聞，向季澐透露，結果這些被保密局與軍法單位，認為是李友邦洩漏機密。嚴秀峰提供重要軍情，非常可笑的標準，不過，近年來民進黨也是用這種混淆的訊息，整了不少退伍軍官，根本無關機密的事情，都當成軍事機密了。

嚴秀峰的行為，其實比李友邦嚴重，但李友邦槍斃了，嚴秀峰15年。馬英九為嚴秀峰平反，這就跟很多人批評民進黨轉型正義一樣，把一位共產黨員給高舉了，但這無非是人情溫暖。

李友邦罪不至死，卻被槍斃。按照政府解密檔案，是海軍政治部沈中民檢控，稱李友邦沒有自新，公開自己共產黨員的身分。這個非常奇怪，因為國民黨似乎早就知道李友邦的共產黨員身分，卻拖了好幾年才透過一個檢控，把李友邦搞死了。嚴秀峰熬了15年出獄，即使後來想出國，都被情治單位盯上，還要向蔣經國報告。

國民黨本來要查扣李友邦的財產，發現他根本沒有財產，只有李家老宅，那還是許多家族成員共同持分，要扣也很難扣。

李友邦案，反映出當年軍法單位與保密局的濫訴，譬如把陳誠對某件事情發脾氣告訴了季澐，這就成了李友邦與嚴秀峰向共諜洩密，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年代，對照後來國民黨受到的報應，想想，也不過剛好罷了。

1952年4月22日凌晨，李友邦被帶到中正橋下，檢察官問李友邦，現在要執行了，你還有什麼話說？李友邦答曰，沒有。這是李友邦最後的紀錄。

李友邦死前，因為高血壓的問題，從牢裡住在醫院，由憲兵負責監視與照顧，每天血壓高達200，槍決，或許對李友邦亦是解脫。李友邦高血壓，軍方也很緊張，上文請示是否停止審判，老蔣總統不僅不允許停止審判，還下令加速判決。老蔣在4月15日要求速判，17日就判了死刑，但李友邦身體健康惡化，醫生在18日診斷後，認為李友邦活不過3天了，22日行刑，結束了李友邦的一生。

無論軍法處怎麼問，李友邦都否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知道妻子嚴秀峰是共產黨員，對於秘書潘華的言行，也一概不清楚，早年在大陸與共產黨往來，也多以忘記了交代。

軍方片面認定嚴秀峰會加入共黨，向季澐傳遞情報，多是李友邦的關係使然，當年的審判，其實真正的證據不多，用這樣的認定，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定李友邦的罪。李友邦因親友與部屬而亡，但李友邦也算是蔣經國的同僚部屬，李友邦唯一的錯，就是信了國民黨。

李友邦只因兩個人的檢控涉案，這兩人的指控，又有誰去查核過真偽，李友邦就被關入大牢，判了死刑。兩人指控的都是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時期與中共接觸，但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抗日啊！

僅有兩人的證詞，兩人還是朋友，並無第三者佐證，這要在今天審判，恐怕大家都會對這兩人的證詞存疑。我懷疑檢控李友邦的那兩人，可能是國民黨內為了搞李友邦，設計出來的圈套，其中一人是軍統出身，到台灣基隆當警察，另一人曾加入新四軍，後來回到國民黨，加入海軍。從這兩人身分，隱約可以感受到是國民黨裡面有人要栽贓李友邦。

大陸準備要推出澎湖海戰的電影，在網路上引起激烈的討論。施琅在當時漢人眼中，不過就是異族朝廷的鷹犬。歷史上跨台灣海峽作戰成功有兩個案例，施琅和鄭成功。

真正的民族英雄是鄭成功，因為他跨海打敗的是如日中天的海上馬車夫，荷蘭聯合王國。而他在台灣的勝利，也是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當中最大的一次失敗，把自己經營了39年的殖民地丟得乾乾淨淨。所以，鄭成功不但是民族英雄，也是千年來閩南人中的曠世奇才。

歷史常常就是命運的抉擇。鄭家到台灣之後，最後卻仍然是失敗的結局，關鍵在於這個家族始終無法忘懷所肩負的使命―反清復明。很多人在鬼扯什麼「東寧王國」，其實沒有這個東西，鄭家的政治號召非常清楚，使用南明永暦正朔，而且始終保持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名號，前者是爵位，後者是軍階。雖然確實事實獨立於大陸之外，但是在大義上始終都是大明朝的忠臣。最後鄭經為了推翻滿清王朝，而冒險參加三藩之亂，3萬老兵幾乎全軍覆沒，海軍損失70%以上，等於宣告大勢已去。

如果鄭家不在大陸上冒險，而是把他強大的艦隊用來征服東南亞，那歷史可能會改寫。當時西班牙已經沒落，荷蘭又是手下敗將，英國還沒有真正崛起，東南亞地區還有大量的華人會支持鄭家。所以，這個家族是很有機會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海上帝國。如果這個成真，那麼當英國人在30年後想要進入東南亞殖民，就會碰上一個非常強大的對手，歷史就會是另外一番面貌。

但是鄭家終究為了反清復明而燃燒了自己，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筆者在2014年去台南祭拜延平王，特別寫下：

孽子孤臣鄭延平
啟沃洪荒建東寧
豐功不是延漢祚
偉業亦非保殘明
香火綿延三百載
千萬台民享太平
英雄不以成敗論
皓月長留照丹心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要評價老蔣總統，必須言之有據。幾乎看完了他全部的日記，以及大量使用他的相關檔案來撰寫學術論文，我應該有資格對他做出評價。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公開多次肯定，長期反對他的一些地方軍人，包括張發奎、白崇禧等人也在回憶錄中給予肯定），在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堅強地領導這個落後而且分裂的國家，挺過了侵略者的打擊，贏得最後的勝利。為了東北與新疆，1945年，他只好忍痛在與史達林談判中放棄已經被蘇聯實質上佔領20年以上的外蒙古。但是，他的11段線南中國海海域劃分，為中國贏得了370萬平方公里的藍色疆土。抗戰勝利，中國收回了台灣、澎湖與東北，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抗戰時期的中國民族地位明顯提升。不但是世界抵抗侵略的主要戰場，中國人民與軍隊付出重大犧牲，而且也參與了聯合國的創建，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領袖國家之一。這個，是鴉片戰爭之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所無法想像的。

與共產黨的鬥爭最終失敗，原因非常複雜，當然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充滿結構性的問題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自己也有許多觀念上與做法上的局限，再加上幾個關鍵的事件處理不好，用人不當，最終讓這位領導中國抗戰的領袖失去了中國大陸。

但是，他帶領下的台灣在這80年的時間中，卻得到了中國4千年來所未有的民主、繁榮、進步，在他執政的期間不但將大陸上10幾所優秀的大學、大批的學者與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的中央研究院成功遷入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寶物也成為台灣的鎮國神器。而修復與擴建水利設施、給予婦女公平的人權、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建立國民義務教育以及擴張高等教育，奠定了今天台灣的生存以及面貌。這一段發展經驗，對未來兩岸來說都是非常可貴的。

積善人家慶有餘，他在台灣與海外子孫昌盛，或許是老天爺給他的一種回報吧。旁邊這位美少女，是他的曾孫女，他的子孫們大多相貌堂堂。

我們沒有必要去偏愛哪一個政治人物，但是刻意的抹黑，不能根據事實來說話，那對一般民眾來說叫做愚蠢，對學術研究者來說就是邪惡。

羅振宇的《文明之旅》看了73集，一集不落，只有這集我有點不同意見。

你真的想穿越到宋朝吗？｜罗振宇《文明之旅》之1073
（羅胖到底說了什麼？沒空的話，可以從第28分鐘開始看。）

一、古代的自由，不是被剝奪，而是還沒出現。我們現代人以為人類天生愛自由，這是不對的，這第一不符會馬克思的勞動社會進化觀（雖然我並不全信馬克思），第二不符合傳統中國的人性論。這是工業社會之後才有的觀念。所以，古人並沒有自由被奪的痛苦，因為自由還沒出生。

第二、人不是靠自由才能活下去，而是靠「意義」才能活下去。對現代人來說，自由是意義的載體（或說媒介），沒有自由，就不能創造意義。但古人不是。對古人來說，謀生就是創造意義的載體，謀生（勞動）本身就可以創造意義，給人以生活的滿足感。（但現代人反而不行，因為現代人沒有非要謀生不可的真實感。）

第三、古代生活，是否真的像此集中所描述的那樣「集體化」或半奴隸化？我有點保留。比如，村莊口有人看著你是否下田。我就不信。因為不需要人看著，人都自動會下田，否則，誰養你，誰給你吃的？年輕人不懂事？自有家長看著。四歲的小孩就開始不吃閒飯了，有的是活要你做。

簡單說，自由度是隨生產力而是逐步增加的，這我同意。但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在一般生活上就被奪了自由，這種敘述我認為不對。那時的人，只有在為國家「服勞役」（幾乎沒有工資）時才有被剝奪感，才是正確的。而一般生活上的「不自由」，是環境決定的，不自知的，也不需要皇權來剝奪。

第四、中國自古就有隱士之風。隱士，就是不受皇權管轄之人。那就是一種自由的象徵，但隱士的生活其實比一般人更苦。（到今天還是這樣，聽說終南山還有幾千「隱士」，但多數受不了苦而又不隱了。）隱士對社會史的研究來說或許不重要，但對思想史的研究則十分重要，因為隱士啟發了中國式的自由觀念。（老莊式的自由，不同於今天工業革命之後社會政治人權式的自由。）這個話題太大，就不展開了。

中美正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展開又一輪經貿談判。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僅次於新加坡最富裕的國家，但是台灣關於馬來西亞的書籍和媒體報導卻不多。《街頭的共同體》（[1]）探討馬來西亞的政治與族群關係，展示這個多族群國家的族群難題，能讓我們對馬來西亞有重點式的了解。

馬來西亞的人口約3千4百萬，有三個主要族群：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馬來人是最大的族群，但占比不到60%。各族群有自己的語言，族群內還有不同的方言，官方語言是馬來語和英語。族群間有不小的隔閡，譬如：在首都吉隆坡有馬來人區、華人區和印度人區，雖然不是明確的劃分，人們大多在自己所屬族群的區域內活動；人們的朋友大多與自己屬於同一族群。

「在英殖民時代，殖民政府提出一套『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在經濟層面上，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則被鼓勵投入到不同的產業領域中。這種依族群分工的經濟政策降低各族群之間的互動機會，擴大族群之間的隔閡。」「華人藉由錫礦、橡膠、製造業、商業等方式掌握了整個半島的經濟優勢，而馬來人則被限制在農村、種植園中，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馬來西亞1957年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建國，因此其政治制度類似英國。馬來人是最大族群，卻是經濟弱勢，因此「馬來人至上」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訴求。馬來西亞長期由以巫統政黨為首的國民陣線執政，直到2018年才首次出現政黨輪替。在這之前可概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自獨立建國到1969年發生「513事件」，族群衝突達於頂點。
第二階段是從1970年到2003年，可說是馬哈迪的時代（雖然他1981年才成為首相，2003年退下），他加強威權管制，強調「馬來人至上」政策，卻有效提升經濟。
第三階段是從2003年到2018年首次出現政黨輪替，國民陣線終於失去長期執政的地位，而由希望聯盟上台執政。這時期「馬來人至上」的政治訴求比較淡化。

淨選盟大集會是馬來西亞的一場社會運動，在2007、2011、2012、2015、2016共舉行了五次示威遊行和集會活動，主要成員來自各個公民組織，主要宗旨為推動選舉制度的改革（因此有助於2018年政黨輪替）。淨選盟的參與者來自各個族群，每次集會各個族群的參與者比例雖然各不相同，都有相當數量。作者因此研究淨選盟大集會對族群間隔閡的影響。

作者研究的主要結論是，這樣的社會運動現場能夠有效消除族群間隔閡，但是對於建立長期穩定的跨族群人際關係幫助並不大。族群隔閡仍然是馬來西亞難解的政治議題，實行選舉民主多年似乎幫助並不大。

[1] 馮垂華《街頭的共同體：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裡的國家與族群》季風帶文化，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