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各地能像台灣島毫無傷亡，地主又可以拿股票的土地改革，可以說少之又少，可嘆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完全不知道這是國民黨過去的重大貢獻。讓我們看看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土地改革。

1924年凱末爾土改時，土耳其全國人口可能不到1500萬，是當時中國人口的30分之1。當時的土耳其，地主階級和宗教階級有相當大的重合度，差不多是同一幫人，鎮壓地主約等於鎮壓神棍。凱末爾幾乎用物理方式消滅了整個地主和宗教階級，差不多40萬人死於非命，真正的刺刀見紅。伊斯蘭國家效仿土耳其的很多，但沒一個敢真正深入地進行土改。

1924年，在凱末爾當選首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的僅一年後，凱末爾領導新的政權班底，進行了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土改。盡管凱末爾在獨立戰爭勝利後，迅速拋棄了曾經的支持者蘇聯，並大力抨擊蘇聯的“激進主義”，但在土改的問題上，凱末爾與列寧幾乎完全一致。凱末爾以“教產歸公、神產均分”為口號，強徵了全國境內79%的耕地，判處超過13萬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時判處37萬地主親屬進行“無限期強制勞動”。這其中，69%的人，在以後三年內過勞死。　　

這種殘酷的土改行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書中，被描述為“民族邁向工業化復興的第一步”，廣受贊譽。台灣的土改遠勝土耳其，卻似乎已被遺忘。

一般歷史書上說，夏朝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然而夏朝時應該還沒有文字（即使有文字也很簡陋，不足以記錄複雜的事蹟），因此有關夏朝的事蹟，都是當時口傳，而在幾百年甚至千年後寫出來的，難免包含一些不合情理的傳說，並且缺少證據，有些人於是懷疑夏朝是否存在。

李碩博士在其《翦商》（[1]）一書中，通過對各種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對比分析古書中的記載，重新構建了夏、商、周的歷史。書中主張，河南洛陽市以東20公里，伊河和洛河沉積形成的小平原上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並提出不少證據。本文摘述這些證據。

二里頭遺址距今3900-3500年，恰好在商朝之前，它的占地面積、宮殿規格以及手工業的發達程度都超過以往和同期的任何遺址。

周武王滅商後，想要在洛水邊建一新城，武王說，那裡是夏朝的故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逸周書/度邑解》）後來周朝在這裡營建了洛邑（洛陽）。

《史記/夏本紀》中出現兩次，大禹在治水期間讓他的助手「益」給民眾散發稻種：「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與益予眾庶稻鮮食」。這相當特殊，因為華北的主食一般以旱作的粟（小米）為主。對二里頭遺址的土樣採用「浮選法」得到的樣本顯示，二里頭遺址的主食正是水稻（根據重量占比）。

很多古書把大禹治水的工程描繪得非常浩大，脫離當時的現實，令人無法置信。作者主張，大禹治水的工作是排乾和改造濕地，符合當時的工程能力。二里頭位於伊河和洛河沉積形成的小平原上，原來很可能是濕地（那個時代的華北比現代濕熱），經過大禹領導的排乾和改造工程才適於人居。

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青銅器的鑄造廠，在以往和同期的任何遺址都不曾發現青銅器鑄造廠，因此二里頭遺址可說是中國最早能夠鑄造青銅器的地方，並且當時這項技術是不外流的（直到了商朝，青銅器鑄造廠才在多地出現）。當時青銅器非常珍貴，促進二里頭遺址的繁榮，而且青銅武器的戰力強過過去的各種武器，都有助於當地形成早期的國家。

《尚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商湯滅夏後，把末代夏王桀驅趕到南巢。古代注釋：南巢在安徽的巢湖之濱。1972年起，巢湖西岸的安徽肥西縣多次出土二里頭風格的青銅器和陶器，測其年代，屬於二里頭遺址後期。這颇符合《尚書》的記載，二里頭的一些夏人曾移居/殖民到巢湖之濱，夏朝滅亡時，夏王桀逃到那裡。

有這麼多的證據，夏朝的存在應無庸置疑，這樣中國的王朝歷史有將近4000年。這比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有意義，5000年歷史要從何時起算？有何證據？

[1]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

有一個觀念，實際上是被塑造出來的：納粹德國在二戰前後專門屠殺猶太人。實際上，納粹屠殺的對象不只猶太人而已，而是所有他的敵人，或者他認為該屠殺的人。

一般都說猶太人被殺了600萬（實際上有多少？也有許多質疑，只是我們很少聽過），可是您知不知道波蘭人也死了差不多這個數字？（波蘭人是定居的，只要核對一下戶口就清楚，猶太人是到處跑的）。東歐的斯拉夫人更不用講了，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甚至於更東部的地區，大概至少死了3000多萬的平民，1300多萬的軍人，這個數字是戰爭期間蘇聯與德國的官方數字綜合分析而來，所以被學術界所普遍採用。

但是，到底殺了多少猶太人？猶太人的定義到底是什麼？這個在學界實際上沒有定論，因為沒有可靠的標準。一般人更不知道，人口更少更弱勢的吉普賽人也在集中營中，可能也被殺了130萬，那麼有誰幫他們說話？

簡單說，納粹的屠刀並沒有專門針對誰，而是所有擋在他坦克前面的都是他要殺掉的對象。那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印象，好像希特勒或者說他的陣營特別偏好迫害猶太人？基本上是拜好萊塢的電影所賜。美國的好萊塢與重要的傳媒，大多都在猶太老闆手上，掌握宣傳就掌握話語權，就可以形塑全世界人的觀念，給大家猶太人是最可憐的受害者的印象。

這一次的中東戰爭，很重要的一點是逐漸拆下了這個面具，也就是，以色列長期以來給全球民眾受害者的形象，已經漸漸破滅。手持屠刀，其實他們與當年的納粹有什麼兩樣？

那些什麼重返亞太的鬼話連篇，都忘記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造成亞洲，甚至非洲百年的傷痕與被剝削。

法國殖民印度支那的慘痛歷史教訓，現在還想搞重返亞洲，法國狂妄地用外籍兵團要奪回越南，但是這個融合了二戰納粹軍人，殖民地黑人士兵的雜牌部隊，除了聽起來很英勇之外，其實就是烏合之眾，在奠邊府被越盟打得七零八落，納粹軍人在歐洲戰場很凶狠，碰到亞洲越盟士兵，照樣沒轍。

英國比較聰明，沒有在印度搞內戰，放棄了印度，讓印度獨立，否則英國會更慘，英國在馬來西亞搞殖民戰爭，雖然一時號稱壓制了共黨游擊隊，但最後還是不能免得，放手馬來西亞獨立。

西方國家在亞洲，從來就不安好心，哪有什麼重返的問題？美國在二戰後，取代了英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更擊潰了日本的力量，變成一個在亞洲的超強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占領日本期間，並不重視亞洲，美國的戰略核心利益，仍然是歐洲，白人當然往大西洋看，這是韓戰會爆發的原因之一。

美國人是很惡質的，對亞洲人，韓國人也好、越南人也好，都叫他們Gooks，美國人並不在乎韓國人或者越南人的利益，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戰，所以美軍用盡各種方式摧毀亞洲人的村落，心中毫無懸念，沒有任何同情，因為黃種人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

美國是帶著一種傲慢的心態援助別人，越戰就是這樣失敗的，美軍加上南越軍隊將近百萬，有幾千架現代戰機，幾千架的直升機，幾千架的裝甲車，最後還是被北越逐出了越南，打仗，不再只是軍事條件，而是政治，美國在二戰之後，在亞洲從事的戰爭，都是不義的戰爭，介入別人國家內部的爭端，自然無法求勝。

從越戰與韓戰，你可以好好思考，美國是為什麼打仗？是為了美國內部政治打仗，不是為了李承晚或者吳廷琰打仗，國民黨因為戰後貪汙腐敗，內戰丟掉了大陸，美國國內政治在冷戰氛圍下，對當局批評不少，當韓戰發生，美國只好不能示弱，要出兵反擊。

越戰也是一樣的，詹森在國內推行福利政策，但又害怕被人說對共黨軟弱，可是又不能大舉出兵，那會引起美國民眾反彈，所以偷偷摸摸地派些軍艦送南越部隊襲擾北越，結果就惹出了東京灣事件，但還是不願大規模增兵，就用一個營一個營的方式增兵，讓美國老百姓無感，同時美軍戰機可以任意轟炸南越農村與北越，白宮居然以為可以不讓媒體知道美軍濫炸。當美國老百姓警覺自己的子弟被白宮派去越南送死之後，反戰聲浪就擋不住了。

美國是為了自己的內部政治利益，打了兩場無聊的戰爭。後來的阿富汗、波灣戰爭，都是一樣的原因，為了美國內部政治的利益，這也是為何最後都以撤軍收場，因為必須滿足美國內部政治利益。

西方帝國主義口口聲聲重返亞洲，其實是不甘心18世紀開始侵略其他地區之後，逐漸沒落的西方優勢。西方重返亞洲，就只是一種帝國沒落後的利慾薰心，只有台灣才會蠢到奉為神明。

1942年4月21日，時任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將軍與史迪威見面後，奉指示離開彬烏倫（舊譯為：眉繆、梅苗／Maymyo）西行……但因為曼德勒、密支那先後遭日軍佔領，在無路可歸的情況下，林可勝將軍毅然決定轉入野人山，先去印度再回國。但野人山山路崎嶇，寸步難行，一天走不了 8、9 里，在山中經過26天，最後還帶出遠征軍傷兵400餘人脫險。之後林可勝將軍也特別請美軍空投5大箱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給還受困於野人山的杜聿明部。

抗戰勝利後，林可勝為軍醫署長，於1947年在上海江灣合併德日制的軍醫學校、後再與英美制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同時也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軍醫學校合併、改制後之首任任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將軍】

參見──何邦立：《重返滇西戰場祭國殤》（傳記文學／2023.10／737），p105～106。

【第一次遠征軍戰役時後送傷患的擔架隊】

1942年6月中旬，已撤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孫立人師長來拜訪早一步撤到印度、時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監衛生總視察林可勝將軍，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將軍用英文向林可勝將軍（林將軍在新加坡長大並留學英國，因此中文並不流利）表示：這次國外參戰是失策的，上了美國人的當。英國軍隊退出香港，放棄新加坡；仰光失守後，軍心煥散，毫無鬥志，我的部隊常被要去支援，等到擊退日軍，派人聯繫時，發現英軍早已撤向印度無影無蹤了。

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之【林可勝滇緬歷險記】》（梁序穆暨許織雲基金會印行），p395～396。

一個領袖的胸襟，在他事業輝煌的時候，我們往往看不出來，而是要看他在受挫的時候如何自處。在歷史上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劉邦，絕對是個流氓，可是這個流氓很受到愛戴，這絕不是偶然。他統一天下，志得意滿，開始覺得自己所向無敵。面對匈奴的威脅他親自率領10萬大軍對其作戰。他的隨軍參謀婁敬直接告訴他這一仗必敗，因為現在漢朝打不過匈奴。結果老劉很生氣，把婁敬關押起來，並且揚言凱歌之後就把這個人殺掉。結果，劉邦果然在白登山被殺得大敗，如果不是陳平想出美人計，恐怕這位漢朝開國皇帝，不是被匈奴單于活捉到北海，就是已經掛了。

但是劉邦脫險回來之後，他沒有惱羞成怒，反而立刻釋放了婁敬，封他為侯爵。並且不久之後採納他的意見，開始進行對匈奴的和親政策，為中國往後爭取了將近60年的和平。文景之治的基礎，其實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劉邦很偉大，因為他沒有把自己的面子擺在第一位，而是把國家的利益以及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

另一個有類似經歷的，是曹操。曹操在消滅袁家，統一了北方之後，就很急切想要一次就將南方的劉表、劉備、孫權三大勢力全部消滅，從此一勞永逸，這就是赤壁之戰的背景。在開戰之前，手下的謀臣諌議大夫賈詡勸他要三思。他認為周瑜與諸葛亮要的就是跟曹操來一次梭哈，因為他們的軍力太薄弱，所以沒有辦法長期作戰，只能在這一次孤注一擲。

曹操卻是剛好相反，荊州投降之後又多了8萬部隊以及水軍。所以這時候第一線能用來作戰的部隊已經超過40萬。賈詡認為完全不必給南方梭哈的機會，應該曹操親自率領主力20多萬坐鎭在襄陽，作為戰略預備隊。而派曹仁率至少5萬部隊進入南郡，然後試圖拿下南荊州；夏侯兄弟帶5萬進入漢中，準備解決西涼或者伺機南下四川。張遼、李典、樂進等人率領另外一軍進入合肥，擺出立即威脅建康的姿態。如此可以把兵力做最有效地運用，又可以迫使孫、劉東西兩線疲於奔命，一旦出現失誤，整個防線就會瓦解。就算不是如此，但久而久之，孫、劉之間一定會出現矛盾。如果照他這樣操作，不出5年應該可以解決南方，統一天下。

這個是非常有戰略觀的部署！但是，這個時候已經無法再等待的曹操，只希望用一次決戰將中國底定。所以，這次南征他沒有帶賈詡。結果大家都知道，曹操想要統一天下的希望就到此結束。

曹操跟劉邦一樣，不但沒有將所有的失敗怪到賈詡，反而回去之後將他升為侍中，等於今天的院長等級。這也是曹操向天下人宣告：這一次的戰敗，所有的責任都在我身上！這是非常廣闊的心胸。在這之後，賈詡也臨門一腳讓曹丕可以順利登基，穩定了北方的政局，成為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

比起在官渡決戰之前，就把反對決戰的田豐關起來的袁紹，戰敗之後，第一個想做的事情就是把田豐給殺掉，誰是英雄？誰是狗熊？答案已經清清楚楚。

領袖不是不會犯錯，但是發現犯錯就要認錯，那沒什麼了不起。重點是認錯之後趕緊修補，可以讓大局走向穩定，最後得利的不也是領袖自己？我們想通了這一點，我們對很多事情就可以有更清晰的視野。

拜登說，美國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可以同時進行兩場戰爭。他這個概念基本上是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美國同時在歐洲與亞太作戰，而且還提供大量的武器給其他的盟國，最終獲得了勝利。那麼，今天的美國還能不能複製二戰經驗？其實要看美國會遇見什麼樣的對手。

二戰時期美國的對手主要就是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這兩個國家按照保羅·甘迺迪的分類，只能算是中等強國。所謂的中等強國在於擁有比較好的工業技術以及科技研發能力，但是因為國土狹小欠缺縱深，天然資源不足，國民人口也不算太多，所以在競爭力上會有極限，無法真正跟國土遼闊的大國長期對抗。因為有這樣天生的弱點，使得這種國家在20世紀的兩場大戰當中都只能是戰敗投降的命運。

1940年，也就是美國意義上二戰開始的前一年，當時美國還完全處在平時狀態，日本已經全力動員。總的來看，當時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是日本的七倍，其他各單項的差距更可觀。石油的產量是日本人二十幾倍，鋼鐵的產量十幾倍，美國的航空工業在1940年就可以年產20,000架以上的飛機，這個數字已經比日本還多，跟德國差不多，但是美國還遠遠沒有出全力就已經達到這個程度！而日、德已經作戰好幾年才達到這個程度。德國的狀況比日本好，但是比起美國還是差距甚大，這一年德國的車輛引擎的產量不到美國的三成，還必須向福特公司購買各種引擎。其他的船舶、化學、礦業，差距大致上也都是如此，都非常明顯。

等到大戰全面展開，美國的工業力量也全面動員，那差距就已經大至不可能用任何精神戰力來彌補的地步。也就是美國對這兩個敵人有幾乎碾壓般的優勢，所以當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史達林、邱吉爾、還有在重慶的蔣中正都無法掩飾內心的安慰與喜悅，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美國的參戰就是整場戰爭最重要的轉折點，最後的勝利可以期待。

但是如果今天美國又同時進行兩場戰爭，那對手會是誰？如果只是打一場區域戰爭，對付伊朗、敘利亞、甚至於北韓這樣水平的國家，相信美國還是可以應付的了。但是如果對手是中國大陸、俄羅斯這樣的大型國家，美國還能像是二戰一樣游刃有餘嗎？

俄羅斯的軍隊戰鬥力的確不怎麼樣，我們在烏克蘭戰爭中就可以清楚看到。不但裝備已經不先進，戰法也比較落後，指揮體系表現得非常笨重，而且情報漏洞處處，所以俄羅斯單獨對美國作戰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是這樣一個廣闊的國家卻依然有他的優勢，我們從歐美全力的封鎖以及各種制裁之下俄羅斯的經濟依然可以挺住，就可以知道這就是一個遼闊的大國的條件，二戰時期日、德兩國最後的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資源枯竭，沒有力量繼續打下去，最後只有被美國壓垮。所以俄羅斯的潛力，遠遠比當年的日本、德國要強的多。

那中國大陸呢？根據美國最新的統計，中國大陸的海軍護衛艦以上的艦艇數量，已經在2021年底超越美國。一般人沒有注意到這個數字的重要性，這是自盎格魯薩克遜人稱霸海洋的400年以來，第一次在海軍的噸位上落居下風。中國大陸在最近這20年來的軍事力量成長非常快速，這一點相信已經不必多說。大陸的經濟總量也已經跟美國相差不遠，大概超過其八成。中國大陸的各項工業生產能力，汽車、機械、化學、船舶、航太等等，各方面都已經跟美國相差不遠或者已經超越。當然，中國大陸還有其內部的結構性弱點，技術上也面對很多瓶頸，但總體來看比起當年二戰的德國、日本與美國的差距實在是小的多。我們完全可以說，現在中美是同量級的國家。

所以，美國今天如果真的在東西兩面進行戰爭，那麼在國家實力上美國沒有任何優勢，甚至可以說還有些微的劣勢。當然，戰爭的勝負不是光由數量就可以算得出來。美國軍隊仍然是目前全世界實戰經驗最豐富，裝備與訓練最好的軍隊，這個無庸置疑。所以美國的軍事實力還稱得上世界第一。只是這種優勢比起拜登所引述的二戰時期的經驗來說，早就已經不復當年，老先生這個說法應該只是在鼓舞士氣而已。

戰爭絕對不是好事，我們也不希望美、中、俄真的在地球上開打。因為如果真有這一天，恐怕就是人類文明毁滅的時候，必須回到文明的方法來解決爭端才是正途。

所謂的「和制漢語」完全是台獨日奴編造的謠言。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制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詞彙，引進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幾何原本》也列入在康熙帝的《古今圖書集成》中。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制了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

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制了諸如“原罪”、“采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詞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詞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佐治芻言》也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系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詞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像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注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

事實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寇的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監督等職的史迪威將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華部隊主要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陸軍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與海軍部相比，陸軍部對於中國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時空侷限性，即偏重於北洋時期的華北地區。後來在陸軍部擔任高階軍官的馬歇爾、史迪威、馬格魯等人，基本均於北洋時期在北京使館服役或在華北學習過語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觀察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印象也主要源於這一時期。

然而，此時美國陸軍部面對的卻是崛起於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軍隊的基本情況與作戰能力如何，陸軍部的高級軍官們並沒有很直接的認識，而需要做進一步考察。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參照自己以往的負面經驗做出判斷。（註七）這也為後來的「史迪威事件」埋下伏筆。

不同於陸軍對中國事務的無知與冷漠，受到曾擔任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司令的海軍上將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擔任艦隊司令時的階級為少將）的影響，美國海軍不但公開支持國民政府，時任海軍部長的弗蘭克•諾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1874～1944）與海軍駐華武官的詹姆斯‧馬歇爾‧麥克休（James Marshall McHugh，1899～1966，美國海軍官校1922年班）則費盡心思與蔣中正建立密切聯繫。（註八）而這也是美國海軍率先派人到中國與戴笠所轄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時的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將軍。早在1932年2月，在一次名為「陸海軍聯合演習4（Army／Navy Grand Joint Exercise 4）」的實兵演習中，擔任攻擊方的亞納爾以無線電靜默的方式，親率兩艘航空母艦──萊克辛頓號（CV-2,USS Lexington）、薩拉托加號（CV-3,USS Saratoga）和與3艘驅逐艦前往珍珠港，亞納爾希望透過演習來證明夏威夷當時的防禦措施是無法抵擋來自空中的攻擊。

在暴風雨的掩護下，2月7日（星期日）清晨，從亞納爾率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152架艦載機，負責第一波攻擊的是──波音F-4B，雖然這只是一架慢速的雙翼戰鬥機，但裝載在戰機上的機槍可以對設置於港口的營區和停在地面的飛機發動掃射攻擊。第二波攻擊則由洛克希德•馬丁BM-1俯衝轟炸機接手，這些轟炸機以麵粉袋製作的假炸彈向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進行模擬投彈攻擊，它們成功「摧毀」了停泊於港口的戰艦和各式船隻。

整個演習過程就像10年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攻擊機隊先癱瘓了幾座位於港口附近的機場，隨後則是轉而攻擊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與船舶。在遭到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架屬於防禦方的戰鬥機能夠成功起飛來攻擊敵人。最後海軍的兵棋推演裁判宣布這次攻擊完全成功，有了這個演習經驗，讓一直關注日本情勢的亞納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要小心日本人利用這種方式來攻擊夏威夷。

當年《紐約時報》詳實報導了這次演習的過程與結果，文中指出即使經過24小時，夏威夷守軍仍無法正確找到攻擊艦隊所在的正確位置。美國情報部門雖然知道日本人詳細記錄與報導了這次演習的整個過程。但諷刺的是，美國海軍卻投票否決了對海軍戰術的重新評估。裁判的報告中甚至沒有提到亞納爾在這次演習中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相反，他們在檢討報中寫道：「在面對強大的防禦航空力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對歐胡島（Oahu，又譯為瓦胡島，或被稱為「聚集之島」，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第三大的島嶼，但卻是長個夏威夷群島中最繁榮、人口最多的島嶼）發動空襲，而不使攻擊（敵方）航空母艦遭受物質損失和隨之而來的攻擊機群巨大損失的危險，這是值得懷疑的。」總之，珍珠港的防務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實兵演習而有所提升，結果在1941年，讓日本人能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偷襲珍珠港。1942年2月，美國亞洲艦隊在菲律賓群島遭到日本重創，之後殘餘艦隻被併入西南太平洋的艦隊中，1943年3月美國將西南太平洋的艦隊改編為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註九）

附註：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九）參見──英文《維基百科》之【Harry E. Yarn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_Yarnell）。

首先工業革命需要激烈的國際競爭與外部資源大量輸入，缺一不可。東方國際競爭嚴重不足，好一些是春秋戰國、遼金宋時期，相互競爭，科技發展並不慢，但沒有外部資源大量輸入，過不了工業的臨界點。英國在百年戰爭裡搶劫法國，也沒有工業革命，大航海後搶劫幾十倍於本土的北美、印度200年，才開啟工業革命，量變導致質變。

西方人為什麼可以在近代超過東方，西方人到底是憑什麼快速反超的？靠春秋戰國式的殘酷競爭，靠美洲、印度充當大補血包與解壓閥。

有個基本的事實：人類科學技術，基本上都是在各種戰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爭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實質是一種競爭關系。

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爆發在中國的問題，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回答是，相對於歐洲長期的戰亂，各國努力研發新技術，中國的發展相對穩定，周邊沒有同等級的對手，戰爭發生的頻率相對低的多，也沒有發生大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而中國的科舉制度也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解釋的比較清楚。在歐洲形成國家競爭體系以後，對火藥的研究和使用，以及擁有火藥的數量等直接決定了王室的生死存亡。闡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大特點不是藝術與科學而是戰爭和軍備競賽，是全球殖民競賽”。達芬奇的才能主要在軍事技術，而不是藝術。

科學一開始是玩票，可以展示智商，但並沒有指導技術去解決現實問題。站在17世紀這個時點，而不是19世紀時點，我們所有人很難判斷，科學到底有沒有用，這是不確定的。東西方的古代人都認為，科學沒啥用。以古代中國人的聰明務實，當然能看出早期科學大多是無關人事、操弄概念、奇技淫巧的東西。需要強調的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具有改天換地的作用，是非常晚生的認知，更多是從結果倒推出的經驗，究其源頭大體受到文藝復興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影響。但在此之前的漫長歷史，就對人類的功利影響來說，與其說“科技就是力量”，不如說“科學沒啥用”。

19世紀的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即電機的原理，當時法拉第請一批上流人士參觀，在法拉第表演他的圓盤發電機時，一位貴婦人問道：“法拉第先生，這東西有什麼作用呢？”法拉第答道：“夫人，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有什麼作用呢？”其實不僅電磁感應，整個科學體系在越過發展奇點之前，對人類進程的影響都微乎其微。

1850年之前，可以這麼說，歐洲人能過好，特別是英國人，最大的因素不是所謂科技進步，是對外戰爭帶來的資源增量，並不是所謂內生式增長，這一點區分尤其重要。否則，1840年，英國為了抹平貿易赤字發動的鴉片戰爭就沒法解釋。1492年之前，歐洲陷入長期通貨緊縮，而通往亞洲的貿易通道被鄂圖曼土耳其控制，本來就缺乏硬通貨，最後西班牙、葡萄牙分別發現美洲金銀和亞洲直航貿易路線，啟動了歐洲的鏈式反應。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征服欲望，有一個關鍵原因是歐洲一直未能形成一個成功穩定的大一統農業文明國家。相反，歐洲一直處於多個中小國家勢均力敵、常年戰爭的狀態，無法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大航海時代就像是一條鯰魚，突破了貨幣和商品對歐洲的雙重束縛。它讓歐洲各國原本內卷的貧窮遊戲變成了貿易路線的爭奪戰。歐洲的連續戰爭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戰爭催生了國家的形成，英國、法國、荷蘭、普魯士等國家不斷投資改進軍事技術，以在戰爭中取得優勢。如果能在戰爭中獲勝，投資在軍事技術上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畢竟，控制全球貿易路線帶來的利潤是顯而易見的。在全球第一個工業棉紡織工業出現之前，商業利潤回收投資的機制並不存在。純粹的個人愛好無法帶來整體性的技術進步。搶劫、戰爭和殖民成為歐美崛起的三個根本原因。後來的技術、科學和制度都是由這些根本原因衍生而來。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征服欲望源於歐洲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大一統農業文明國家。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爭奪戰和連續不斷的戰爭對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戰爭催生了國家的形成，並促使歐洲國家不斷投資改進軍事技術。這些戰爭和殖民活動成為歐美崛起的基石，為後來的技術、科學和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方崛起其實最大的貢獻是不斷的戰爭，歐洲從未停歇的爭霸戰爭，推動了軍事裝備的進步，蒸汽機所用的機床最初是用來製造炮管的，這是早期的軍民融合。歐洲技術最大的應用場景可不是民生，是連綿不絕的戰爭，不得不說，戰爭是生存問題，面對生存問題，各國捨得投入資源，從1914年之前的歐洲爭霸戰爭到一戰、二戰以及冷戰，這段時期都是人類科學、技術和工程進步最快的時期。中國新朝代一般休養生息幾十年，人口就暴漲，人力就比較便宜，沒什麼人願意投入資金開發新技術。而且新技術會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導致社會危機，甚至大規模起義。

創新的本質是資源的調動。中國以前的王朝奉行的是徹底的自由主義，政府幾乎不支持任何科技的發展。西方在競爭中用政府的力量推行產業政策，實現了大發展。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政府主導。近代歐洲分裂又戰爭不斷，這是中國在明清時期無法模擬的場景，這種連續不斷的爭鬥推動了軍事技術、工程的進步，也推動了國內財政稅收、金融國債改革，封建國家走向中央集權國家，這種拉動效應在明清時期的中國根本不存在。需求產生技術，戰爭關乎生存，這是科技進步跳躍式進步的最大推手。西歐因為長年的戰爭，促進了數學物理化學等領域的進步；大航海又因為資本的血腥擴張有了深厚的剩餘價值積累，所謂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黑死病，黑死病幫助金融機構消除了大量債務，海量財富可以支撐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啟動需要煤和鐵，英國非常幸運煤和鐵很近，能夠以很低的成本結合在一起，啟動工業革命。中國最合適的地方一個是東北，一個是海南島與安南，這兩個地區煤和鐵挨得比較近，但是都遠離中國的經濟中心。英國的崛起真是一個偶然的現像，因為英國的本錢小、槓桿大，居然能找到印度這樣的大血包，不斷滋養英國的工業革命，花小錢居然能讓歐洲大陸不斷的內鬥。日本也一樣，從清末到民國，中國一個巨人居然成為日本的血包，推動日本工業化，還持續了50年。一旦這些條件不存在，日本、英國就剩下本錢小、野心大了。

實際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實力壯大的英國，依靠的依然是殖民地剝削，工業並沒沒有帶來多大財富積累，而當時英國的媒體和社會精英從未提及自由民主，也沒提科學。亨廷頓早就指出，近代西方的真正優勢是有組織的暴力，而不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