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說，美國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可以同時進行兩場戰爭。他這個概念基本上是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美國同時在歐洲與亞太作戰，而且還提供大量的武器給其他的盟國，最終獲得了勝利。那麼，今天的美國還能不能複製二戰經驗？其實要看美國會遇見什麼樣的對手。

二戰時期美國的對手主要就是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這兩個國家按照保羅·甘迺迪的分類，只能算是中等強國。所謂的中等強國在於擁有比較好的工業技術以及科技研發能力，但是因為國土狹小欠缺縱深，天然資源不足，國民人口也不算太多，所以在競爭力上會有極限，無法真正跟國土遼闊的大國長期對抗。因為有這樣天生的弱點，使得這種國家在20世紀的兩場大戰當中都只能是戰敗投降的命運。

1940年，也就是美國意義上二戰開始的前一年，當時美國還完全處在平時狀態，日本已經全力動員。總的來看，當時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是日本的七倍，其他各單項的差距更可觀。石油的產量是日本人二十幾倍，鋼鐵的產量十幾倍，美國的航空工業在1940年就可以年產20,000架以上的飛機，這個數字已經比日本還多，跟德國差不多，但是美國還遠遠沒有出全力就已經達到這個程度！而日、德已經作戰好幾年才達到這個程度。德國的狀況比日本好，但是比起美國還是差距甚大，這一年德國的車輛引擎的產量不到美國的三成，還必須向福特公司購買各種引擎。其他的船舶、化學、礦業，差距大致上也都是如此，都非常明顯。

等到大戰全面展開，美國的工業力量也全面動員，那差距就已經大至不可能用任何精神戰力來彌補的地步。也就是美國對這兩個敵人有幾乎碾壓般的優勢，所以當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史達林、邱吉爾、還有在重慶的蔣中正都無法掩飾內心的安慰與喜悅，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美國的參戰就是整場戰爭最重要的轉折點，最後的勝利可以期待。

但是如果今天美國又同時進行兩場戰爭，那對手會是誰？如果只是打一場區域戰爭，對付伊朗、敘利亞、甚至於北韓這樣水平的國家，相信美國還是可以應付的了。但是如果對手是中國大陸、俄羅斯這樣的大型國家，美國還能像是二戰一樣游刃有餘嗎？

俄羅斯的軍隊戰鬥力的確不怎麼樣，我們在烏克蘭戰爭中就可以清楚看到。不但裝備已經不先進，戰法也比較落後，指揮體系表現得非常笨重，而且情報漏洞處處，所以俄羅斯單獨對美國作戰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是這樣一個廣闊的國家卻依然有他的優勢，我們從歐美全力的封鎖以及各種制裁之下俄羅斯的經濟依然可以挺住，就可以知道這就是一個遼闊的大國的條件，二戰時期日、德兩國最後的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資源枯竭，沒有力量繼續打下去，最後只有被美國壓垮。所以俄羅斯的潛力，遠遠比當年的日本、德國要強的多。

那中國大陸呢？根據美國最新的統計，中國大陸的海軍護衛艦以上的艦艇數量，已經在2021年底超越美國。一般人沒有注意到這個數字的重要性，這是自盎格魯薩克遜人稱霸海洋的400年以來，第一次在海軍的噸位上落居下風。中國大陸在最近這20年來的軍事力量成長非常快速，這一點相信已經不必多說。大陸的經濟總量也已經跟美國相差不遠，大概超過其八成。中國大陸的各項工業生產能力，汽車、機械、化學、船舶、航太等等，各方面都已經跟美國相差不遠或者已經超越。當然，中國大陸還有其內部的結構性弱點，技術上也面對很多瓶頸，但總體來看比起當年二戰的德國、日本與美國的差距實在是小的多。我們完全可以說，現在中美是同量級的國家。

所以，美國今天如果真的在東西兩面進行戰爭，那麼在國家實力上美國沒有任何優勢，甚至可以說還有些微的劣勢。當然，戰爭的勝負不是光由數量就可以算得出來。美國軍隊仍然是目前全世界實戰經驗最豐富，裝備與訓練最好的軍隊，這個無庸置疑。所以美國的軍事實力還稱得上世界第一。只是這種優勢比起拜登所引述的二戰時期的經驗來說，早就已經不復當年，老先生這個說法應該只是在鼓舞士氣而已。

戰爭絕對不是好事，我們也不希望美、中、俄真的在地球上開打。因為如果真有這一天，恐怕就是人類文明毁滅的時候，必須回到文明的方法來解決爭端才是正途。

所謂的「和制漢語」完全是台獨日奴編造的謠言。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制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詞彙，引進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幾何原本》也列入在康熙帝的《古今圖書集成》中。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制了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

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制了諸如“原罪”、“采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詞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詞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佐治芻言》也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系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詞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像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注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

事實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寇的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監督等職的史迪威將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華部隊主要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陸軍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與海軍部相比，陸軍部對於中國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時空侷限性，即偏重於北洋時期的華北地區。後來在陸軍部擔任高階軍官的馬歇爾、史迪威、馬格魯等人，基本均於北洋時期在北京使館服役或在華北學習過語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觀察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印象也主要源於這一時期。

然而，此時美國陸軍部面對的卻是崛起於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軍隊的基本情況與作戰能力如何，陸軍部的高級軍官們並沒有很直接的認識，而需要做進一步考察。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參照自己以往的負面經驗做出判斷。（註七）這也為後來的「史迪威事件」埋下伏筆。

不同於陸軍對中國事務的無知與冷漠，受到曾擔任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司令的海軍上將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擔任艦隊司令時的階級為少將）的影響，美國海軍不但公開支持國民政府，時任海軍部長的弗蘭克•諾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1874～1944）與海軍駐華武官的詹姆斯‧馬歇爾‧麥克休（James Marshall McHugh，1899～1966，美國海軍官校1922年班）則費盡心思與蔣中正建立密切聯繫。（註八）而這也是美國海軍率先派人到中國與戴笠所轄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時的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將軍。早在1932年2月，在一次名為「陸海軍聯合演習4（Army／Navy Grand Joint Exercise 4）」的實兵演習中，擔任攻擊方的亞納爾以無線電靜默的方式，親率兩艘航空母艦──萊克辛頓號（CV-2,USS Lexington）、薩拉托加號（CV-3,USS Saratoga）和與3艘驅逐艦前往珍珠港，亞納爾希望透過演習來證明夏威夷當時的防禦措施是無法抵擋來自空中的攻擊。

在暴風雨的掩護下，2月7日（星期日）清晨，從亞納爾率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152架艦載機，負責第一波攻擊的是──波音F-4B，雖然這只是一架慢速的雙翼戰鬥機，但裝載在戰機上的機槍可以對設置於港口的營區和停在地面的飛機發動掃射攻擊。第二波攻擊則由洛克希德•馬丁BM-1俯衝轟炸機接手，這些轟炸機以麵粉袋製作的假炸彈向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進行模擬投彈攻擊，它們成功「摧毀」了停泊於港口的戰艦和各式船隻。

整個演習過程就像10年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攻擊機隊先癱瘓了幾座位於港口附近的機場，隨後則是轉而攻擊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與船舶。在遭到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架屬於防禦方的戰鬥機能夠成功起飛來攻擊敵人。最後海軍的兵棋推演裁判宣布這次攻擊完全成功，有了這個演習經驗，讓一直關注日本情勢的亞納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要小心日本人利用這種方式來攻擊夏威夷。

當年《紐約時報》詳實報導了這次演習的過程與結果，文中指出即使經過24小時，夏威夷守軍仍無法正確找到攻擊艦隊所在的正確位置。美國情報部門雖然知道日本人詳細記錄與報導了這次演習的整個過程。但諷刺的是，美國海軍卻投票否決了對海軍戰術的重新評估。裁判的報告中甚至沒有提到亞納爾在這次演習中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相反，他們在檢討報中寫道：「在面對強大的防禦航空力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對歐胡島（Oahu，又譯為瓦胡島，或被稱為「聚集之島」，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第三大的島嶼，但卻是長個夏威夷群島中最繁榮、人口最多的島嶼）發動空襲，而不使攻擊（敵方）航空母艦遭受物質損失和隨之而來的攻擊機群巨大損失的危險，這是值得懷疑的。」總之，珍珠港的防務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實兵演習而有所提升，結果在1941年，讓日本人能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偷襲珍珠港。1942年2月，美國亞洲艦隊在菲律賓群島遭到日本重創，之後殘餘艦隻被併入西南太平洋的艦隊中，1943年3月美國將西南太平洋的艦隊改編為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註九）

附註：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九）參見──英文《維基百科》之【Harry E. Yarn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_Yarnell）。

首先工業革命需要激烈的國際競爭與外部資源大量輸入，缺一不可。東方國際競爭嚴重不足，好一些是春秋戰國、遼金宋時期，相互競爭，科技發展並不慢，但沒有外部資源大量輸入，過不了工業的臨界點。英國在百年戰爭裡搶劫法國，也沒有工業革命，大航海後搶劫幾十倍於本土的北美、印度200年，才開啟工業革命，量變導致質變。

西方人為什麼可以在近代超過東方，西方人到底是憑什麼快速反超的？靠春秋戰國式的殘酷競爭，靠美洲、印度充當大補血包與解壓閥。

有個基本的事實：人類科學技術，基本上都是在各種戰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爭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實質是一種競爭關系。

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爆發在中國的問題，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回答是，相對於歐洲長期的戰亂，各國努力研發新技術，中國的發展相對穩定，周邊沒有同等級的對手，戰爭發生的頻率相對低的多，也沒有發生大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而中國的科舉制度也不利於科學的發展。

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解釋的比較清楚。在歐洲形成國家競爭體系以後，對火藥的研究和使用，以及擁有火藥的數量等直接決定了王室的生死存亡。闡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大特點不是藝術與科學而是戰爭和軍備競賽，是全球殖民競賽”。達芬奇的才能主要在軍事技術，而不是藝術。

科學一開始是玩票，可以展示智商，但並沒有指導技術去解決現實問題。站在17世紀這個時點，而不是19世紀時點，我們所有人很難判斷，科學到底有沒有用，這是不確定的。東西方的古代人都認為，科學沒啥用。以古代中國人的聰明務實，當然能看出早期科學大多是無關人事、操弄概念、奇技淫巧的東西。需要強調的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具有改天換地的作用，是非常晚生的認知，更多是從結果倒推出的經驗，究其源頭大體受到文藝復興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影響。但在此之前的漫長歷史，就對人類的功利影響來說，與其說“科技就是力量”，不如說“科學沒啥用”。

19世紀的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即電機的原理，當時法拉第請一批上流人士參觀，在法拉第表演他的圓盤發電機時，一位貴婦人問道：“法拉第先生，這東西有什麼作用呢？”法拉第答道：“夫人，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有什麼作用呢？”其實不僅電磁感應，整個科學體系在越過發展奇點之前，對人類進程的影響都微乎其微。

1850年之前，可以這麼說，歐洲人能過好，特別是英國人，最大的因素不是所謂科技進步，是對外戰爭帶來的資源增量，並不是所謂內生式增長，這一點區分尤其重要。否則，1840年，英國為了抹平貿易赤字發動的鴉片戰爭就沒法解釋。1492年之前，歐洲陷入長期通貨緊縮，而通往亞洲的貿易通道被鄂圖曼土耳其控制，本來就缺乏硬通貨，最後西班牙、葡萄牙分別發現美洲金銀和亞洲直航貿易路線，啟動了歐洲的鏈式反應。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征服欲望，有一個關鍵原因是歐洲一直未能形成一個成功穩定的大一統農業文明國家。相反，歐洲一直處於多個中小國家勢均力敵、常年戰爭的狀態，無法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大航海時代就像是一條鯰魚，突破了貨幣和商品對歐洲的雙重束縛。它讓歐洲各國原本內卷的貧窮遊戲變成了貿易路線的爭奪戰。歐洲的連續戰爭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戰爭催生了國家的形成，英國、法國、荷蘭、普魯士等國家不斷投資改進軍事技術，以在戰爭中取得優勢。如果能在戰爭中獲勝，投資在軍事技術上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畢竟，控制全球貿易路線帶來的利潤是顯而易見的。在全球第一個工業棉紡織工業出現之前，商業利潤回收投資的機制並不存在。純粹的個人愛好無法帶來整體性的技術進步。搶劫、戰爭和殖民成為歐美崛起的三個根本原因。後來的技術、科學和制度都是由這些根本原因衍生而來。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征服欲望源於歐洲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大一統農業文明國家。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爭奪戰和連續不斷的戰爭對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戰爭催生了國家的形成，並促使歐洲國家不斷投資改進軍事技術。這些戰爭和殖民活動成為歐美崛起的基石，為後來的技術、科學和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方崛起其實最大的貢獻是不斷的戰爭，歐洲從未停歇的爭霸戰爭，推動了軍事裝備的進步，蒸汽機所用的機床最初是用來製造炮管的，這是早期的軍民融合。歐洲技術最大的應用場景可不是民生，是連綿不絕的戰爭，不得不說，戰爭是生存問題，面對生存問題，各國捨得投入資源，從1914年之前的歐洲爭霸戰爭到一戰、二戰以及冷戰，這段時期都是人類科學、技術和工程進步最快的時期。中國新朝代一般休養生息幾十年，人口就暴漲，人力就比較便宜，沒什麼人願意投入資金開發新技術。而且新技術會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導致社會危機，甚至大規模起義。

創新的本質是資源的調動。中國以前的王朝奉行的是徹底的自由主義，政府幾乎不支持任何科技的發展。西方在競爭中用政府的力量推行產業政策，實現了大發展。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政府主導。近代歐洲分裂又戰爭不斷，這是中國在明清時期無法模擬的場景，這種連續不斷的爭鬥推動了軍事技術、工程的進步，也推動了國內財政稅收、金融國債改革，封建國家走向中央集權國家，這種拉動效應在明清時期的中國根本不存在。需求產生技術，戰爭關乎生存，這是科技進步跳躍式進步的最大推手。西歐因為長年的戰爭，促進了數學物理化學等領域的進步；大航海又因為資本的血腥擴張有了深厚的剩餘價值積累，所謂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黑死病，黑死病幫助金融機構消除了大量債務，海量財富可以支撐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啟動需要煤和鐵，英國非常幸運煤和鐵很近，能夠以很低的成本結合在一起，啟動工業革命。中國最合適的地方一個是東北，一個是海南島與安南，這兩個地區煤和鐵挨得比較近，但是都遠離中國的經濟中心。英國的崛起真是一個偶然的現像，因為英國的本錢小、槓桿大，居然能找到印度這樣的大血包，不斷滋養英國的工業革命，花小錢居然能讓歐洲大陸不斷的內鬥。日本也一樣，從清末到民國，中國一個巨人居然成為日本的血包，推動日本工業化，還持續了50年。一旦這些條件不存在，日本、英國就剩下本錢小、野心大了。

實際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實力壯大的英國，依靠的依然是殖民地剝削，工業並沒沒有帶來多大財富積累，而當時英國的媒體和社會精英從未提及自由民主，也沒提科學。亨廷頓早就指出，近代西方的真正優勢是有組織的暴力，而不是其他的。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中國的崛起與工業化被英美及其扶持的日寇給打斷了，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由於洋務運動，開始出現中興的局面，同時沙俄臨近中國，在調兵遣將、運送物質等等各方面都優越於其它列強，所以沙俄在中國的勢力是很大的。

英美兩國由於想擺脫弱勢地位，以遏制沙皇俄國一家獨大和中國中興的局面，於是選中了日本大加扶植和培養，以作為其在東方的勢力代理。英美的做法就是：兩國出錢、出武器、出顧問培植日本，日本則是出人力。

日寇維新能夠成功，國際金融資本所起的作用是無比巨大的，日寇明治維新時，一窮二白，國家發展基本依靠舉債，但西方財團憑什麼借錢給一個沒有資源、沒有工業、沒有償債安全保障的農業國家呢？背後的目的是什麼？真正合理的解釋只有是把它當作槍使，借助它來掠奪中國這樣有資源有歷史財富積累的國家，這樣的間接漁利比自己直接動武要高明得多。日寇從明治維新開始就是列強掠奪中國的一顆棋子，而日本侍奉大國的本事也很高，如當年派出遣唐使一樣，馬上與英國打得火熱，大量的“遣英使”被派到英國學習。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輔，第一件事就是力排眾議，向英商借款100萬鎊（時值白銀約400～500萬兩），修築東京至橫濱間的鐵路。到甲午時期日本借款約5000萬兩白銀，而整個北洋艦隊的軍艦造價才2000萬兩。對於借入的巨額資本，維新之初的小國窮國日本，是沒有償還擔保的，而且日本的借債主要投入在軍事建設上，非常顯然的，投入的這些巨額資本只有通過戰爭才有收回的可能。而日本要發動戰爭，戰場會選在哪？正因為有了列強和金融資本的扶持，才可能有甲午戰爭國的日本海軍。

中國至甲午戰爭前，清朝政府共借外債45筆，折合庫平銀4626萬餘兩。這些外債戰前已基本還清，從19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債的本息，一般都占財政總支出的3-6%，占海關稅收的12-20%。中國是基本沒有外債不依靠國際金融資本生存的，而清朝政府本身財政緊張，戰前李鴻章要求撥付300萬兩的戰爭經費，實際到位只有18萬兩，相比之下甲午戰爭中，日本募集的公債達11,680萬日元，而各國認購的公債就達到966萬又4900英鎊。（日元與庫平銀比價為1.4：1。日本大藏大臣官房財政經濟調查課編：戰時財政經濟參考資料第一輯，《日清日露兩戰役及世界大戰に於け■我か戰時財政》。）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關鍵就是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這樣的巨款借給日本，等於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已經完全押寶日本勝利，如果日本失敗，這些借款和債券就將全部變成垃圾債券甚至廢紙。國際資本的操作實際上決定了世界列強的態度和中日戰爭的結局，也決定了此後半個世紀中日兩國迥然不同的發展態勢。

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共耗費約8千萬兩白銀，軍費預算高達2億5千萬日元，折銀1億6千萬兩左右，雖然當時日本引進了現代財政金融制度，政府收入已經和30倍的清政府一樣多，但赤字仍然很大，只能向西方貸款和兜售國家債券。（據統計，1893年日本預算收入為8804萬日元，實際財政收入是11377萬日元，相當於7585萬兩白銀。（1兩白銀約1.5日元）同樣是1893年，清朝財政收入為8867萬兩白銀！也就是說，日本實際財政收入只比清朝少了1282萬兩。）此時，誰有錢誰就能贏得戰爭。

整個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主要是以發行國債來籌措軍費。1894年8月，發行第一批國債3000萬日元。1894年11月，再次發行5000萬。但向民間推銷效果很差，最高時每月759萬日元，最少時每月只有17.5萬日元。而戰場上每月軍費開支都在1000萬日元以上。也就是說，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每月都在虧損，投入產出比是負的。對此，日本政府只能一方面動用國庫財政資金，一方面積極動用日本銀行向國外推銷債券。當這些本沒有任何擔保的債券進入歐洲後，本以為會無人問津，結果卻出人意料，債券受到歐洲銀行團的踴躍申購。這8000萬日本國債中，光是英國銀行就認購了一半左右，不光如此英國還準備向日本提供2億日元的低息貸款，雖然後來因戰爭已成定局被日本拒絕，但大英帝國準備為日本募集大概一億日元的軍費確是不爭的事實。

可同時，清政府通過赫德向英格蘭銀行借款600萬英鎊都不可得，這是為什麼？因為在戰爭開始前幾十年，崛起中的沙皇俄國，就已經和歐洲列強矛盾重重。1853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聯合鄂圖曼，共同向沙俄宣戰。戰爭雖然打贏了，但英法本身卻是慘勝，西歐各國一直心懷怨恨。因此英法列強迫切希望能在亞洲懲罰俄國，他們相中了中國和日本，但列強十分清楚作為東亞最大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地，一旦中國崛起，那簡直比俄國還恐怖，於是沒有任何危害的“蒼蠅肉”日本就成了首選…對此日本也是心領神會，當《日英航海通商條約》即將到期之際，為取得英國支持，日本不顧國內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在新約簽訂時繼續對英國做出巨大讓步，保留了大量不平等內容。日本的妥協自然換取了英國的好感，1894年7月16日，新的《日英新通商航海條約》在倫敦簽訂時，英國外相金伯理勛爵對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於是條約簽訂9天後日本海軍偷襲清軍運兵船，甲午戰爭爆發。

對此，英國立即宣布中立，但是維多利亞女王卻在《倫敦公報》上顛倒是非，將日本的不宣而戰稱為“中日乃緣事失和”，可笑李鴻章還雇佣英國船希望日本有所收斂。不僅如此，英國政府還扣押了清政府剛剛購買的“飛霆號”魚雷船，不讓其回國參戰。但另一方面卻公然允許英國商船為日本運輸軍火，發生在甲午戰爭期間的“巴山輪”事件，就是南洋水師查獲的替日本走私軍火的英國輪船。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歐格納卻阻撓中國對這艘貨船的調查，最後居然還強迫清政府賠償”巴山輪”4000英鎊，因為清政府的調查和扣留延誤了該船的運輸期限。為日本運輸軍火的同時，英國還允許日本訂造了兩艘12,000噸鐵甲艦，這種赤裸裸的拉偏架連海關司的赫德都看不下去了，他立即致電倫敦，指出英國為日本建造這兩艘巨艦，“是為與中國爭奪遠東海上霸權”。雖然，這幾艘戰艦同樣無法參加正在進行的甲午戰爭，但是英國人在宣布中立之後對中日兩國的差別對待可見一斑。

甲午戰爭後，英國的狼子野心，自然引起了其他列強的警覺，特別是極為關心遠東局勢的沙俄，深知英國在歐洲扶植德國以後又要在東邊扶植日本，為此沙俄聯合法、德兩國強迫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俄國甚至調動遠東艦隊進行威脅才迫使日本放棄。這個恥辱也堅定了日本投向英國的決心，因此戰後，日本將大部分清朝賠款重新投入英國購買軍艦準備與沙俄交手。

到日俄戰前，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艦包括 6艘戰列艦和8艘裝甲巡洋艦，其中6艘戰列艦均為英國建造；而8艘裝甲巡洋艦中有4艘是英國建造。此外德造八雲號，法造吾妻號，意造春日號、日進號裝甲巡洋艦配備的也都是英國火炮。可即便如此，打敗俄國也有困難，俄國不比清朝，預計軍費開支高達15億日元，這是甲午戰爭的七倍。而當時日本年預算才四千萬日元，相當於動用未來四十年的收入。即便算上甲午戰爭中國給的賠償，但單憑它自己也仍然無法負擔戰爭開銷。

這時，資本的力量又出手了。日俄戰爭期間，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美國的希夫家族、德國的沃伯格家族，連續4次向日本貸款超過10億日元。而與此同時，資本流向俄國的渠道反而被切斷。這明擺著就是：資本已決定讓俄國戰敗。當然，除了剛才說的西歐和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後的矛盾。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俄國長期以來奉行的排猶政策，這引起了猶太世界的不滿。比如剛才說的羅斯柴爾德、希夫和沃伯格家族，他們都是猶太人。

為徹底給日本安心，1902年1月30日，英國日本正式在倫敦簽訂《英日同盟》。其主要內容為：1.共同應對俄國擴張，倘使雙方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受到別國侵略或因內部騷亂造成損失時，任何一方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2.締結國的一方如與他國發生戰爭時，另一方嚴守中立；如締約國一方與兩個以上國家作戰時，另一方應給與軍事援助，媾和時也須與同盟國協商；3.日本承認英國的中國利益，英國也承認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接下來就沒懸念了，日俄戰爭期間，英國不僅拒絕開放蘇伊士運河，還拒絕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沿途港口加煤，導致其大敗；說白了，甲午戰爭也好，日俄戰爭也罷，從原則上講只不過是日本打的兩場代理戰爭而已，其背後的真正操縱者即是美、英兩國。當然，這兩場戰爭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正符合了日本植根大陸、擺脫島國地域局限的戰略設想。

眾多歷史學家在研究甲午戰爭時，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北洋水師和甲午戰爭的失敗扯東道西，卻避而不談最關鍵的美英幫凶。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道：“美利堅和不列顛尼亞是新日本的教父教母。在不到兩代的時間內，除掉悠久的過去外就沒有什麼背景的日本人民，從武士的雙手劍進步到鐵甲艦、來福線大炮、魚雷和馬克沁式機關槍；並且在工業方面發生了類似的革命。日本在英國和美國的指導下從中古到現代的過渡，是迅速而激烈的。中國被超過，而且被擊敗了。世人在1905年看到帝俄不但在海上敗北，而且被運到大陸上去的在滿洲打了幾次大勝仗的卓越的日本軍隊所擊敗，都感到驚愕。日本這時就置身於大強國之列了。日本人看到人們對他們尊敬，自己也覺得驚異。當我們拿我們的古代藝術與文化的美麗產品送給你們的時候，你們輕視我們，嘲笑我們；但是自從我們建立了有精良武器的頭等的海軍和陸軍以來，我們就被當作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了。”

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美英兩國不但給日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貸款，武器、軍艦和戰略物資，同時還派出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和戰地觀察團。甲午戰爭期間，美英兩國不但向日本派出了大批的軍事顧問，還利用各種渠道收集清朝艦隊及中國軍事情報以供日本作戰使用，甚至英國派出7艘戰艦組成所謂的“戰地觀摩團”在兩軍艦隊旁邊“觀戰”，其意圖，一方面給日軍提供中方艦隊情報，一方面萬一日本艦隊失利好即刻實施援手。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戰敗後，中國向日本賠償白銀兩億三千萬兩。但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這兩億兩三千萬白銀中的一大半由日本償還了美英兩國的戰爭貸款。依據簡體中文版的《簡明日本通史》248頁，甲午戰爭賠款的84.7%被用作軍費，5.5%被用作皇室費用，2.8%作為教育基金，2.8%作為災害准備金。當時整個日本的30萬軍隊及海軍艦隊，基本就是美英兩國貸款武裝起來的。可見在這次戰爭中美英在日本身上是下了大賭注滴，也是得了大便宜滴，所以日本想打敗這次戰爭都不可能，美英不干啊！

甲午戰爭後不足10年即發生的日俄戰爭，從表面看是沙俄與日寇在中國東北利益的爭奪，而實質上是美英兩國戰略構想的實施。也就是說，是美英兩國試圖削弱沙皇俄國勢力的戰略成功。日俄戰爭中，日寇不但得到了英美的大量軍火裝備和貸款，還得到了美英的戰略戰術的援助，其軍事顧問都配置到了日軍的大隊（相當於營級單位）。並且，美英兩國還組成了數個“戰地觀察團”或者“觀摩團”。可見，日俄戰爭也是美英日三國共同上陣對付沙俄，沙俄焉有不敗之理？

所以，北洋水師也好，沙俄陸海軍也好，實質上是在與美英日三國作戰，更確切的說日寇只不過是美英兩國的代理者而已。各位諸君可能會想，美英兩國驅趕了北極熊，卻養肥了日本狼，是不是得不償失呢？一個強大的日寇是不是也會成為美英兩國在華利益的威脅呢？事實上，老奸巨猾的美英兩國已經看透了日寇的致命弱點，彈丸小國，資源匱乏，即便武裝到牙齒，只要離開了他們的支持就會一敗塗地。所以，這是他們不足為慮的。日本也只有綁架在美英的戰車上才能有所發展和崛起，否則也只有死路一條。這個規律已經被二戰、《廣場協議》所證實，無論從政治、軍事，亦或是經濟上，日本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美英為何要扶植日本而不扶植中國呢？美英扶植清朝趕走列強豈不獨享在華利益？如果美英要扶植中國，其他列強能同意嗎？俄德法西奧必然會聯合起來予以干涉。著名的三國干涉還遼，就是俄德法三國聯合起來，逼迫日本還回遼東的一個實例。再說，一個偌大中國一旦扶植起來，能否駕馭得住都是問題，西方以前還一直欺負中國，他們不擔心中國強大後對他們報復？以中國的潛力，是可以成為超級大國的，中國當時雖然比英美列強弱但在世界上也算是列強，但是上千年來遠遠領先世界的物質積累，中國還是世界第一的富國和國土前三、人口第一的大國，隨時具備崛起的實力和物質基礎。對於西方而言，中國不僅是一份太大的蛋糕，還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世界第一的財富（財力），數量充裕的人口（人力），如果再加上工業革命的技術（軍力），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價值觀與西方太不一樣，一旦中國崛起，結果將是什麼？想想就知道，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符合英美的利益，更不符合整個西方的利益，如果各位是列強，你會怎麼想？所以說，他們之所以不扶植中國，而扶植日本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