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台灣重新出版了Edward W. Said的1978年名著《東方主義》（[1]），書中的「東方」主要指中東、阿拉伯地區和伊斯蘭文化。同年10月就在中東發生了以巴衝突，至今已3個多月而仍未停歇，而美國和伊朗的一些盟友都相當程度的捲入，包括造成紅海危機。這當然只是巧合，但是以巴衝突和東方主義確實有些關聯，並對世界影響深遠。

根據 維基百科/東方主義，西方世界把「東方」社會本質化，塑造成為停滯的和不發達的，從而製造了一種可用於研究、描繪和複製的虛假東方文化觀，被Said稱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把東方他者化、邊緣化，把東方當成西方的對立面，塑造西方幻想中的東方世界。這被用來突顯西方文化的優越，成就歐洲自己的主體性及文化認同。而這些對東方世界的刻板印象直接或間接地合理化西方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鞏固了西方文化等於優越，東方文化則是低劣的觀念。這讓西方將東方文化和人民視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

東方主義可說是源遠流長，早在中世紀，很多歐洲基督徒都有痛恨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等到文藝復興、科學和工業革命，歐洲領先世界現代化，東方研究成為熱門的學門，而逐漸形成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是歐洲列強殖民世界的指導思想，先最盛行於英、法，後由美國承襲。Said 在 [1] 裡全面考察和批判幾百年來很多學者和政客有關東方的論述，指出其中不少共同點，被稱為東方主義。

英國當年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及美國長期大力支持以色列，勢必會與人多勢眾的阿拉伯穆斯林衝突，英、美不惜衝突的損耗而這樣做，他們奉行東方主義顯然是一重要因素。不過Said出版 [1] 時大約是東方主義的高峰期，現在美歐民間已不再那麼盛行東方主義（Said出版 [1] 有很大貢獻），因此美歐出現不少反對以色列殘害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抗議，令美國很左右為難。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2]）顯然受到東方主義的影響。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的文明衝突是一種自我實現，美歐基於東方主義把阿拉伯穆斯林視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後者就真成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多年的以巴衝突更強化双方的對立和文明衝突，看來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仍將互相對耗很多很久。

其實不同的文明未必會互相衝突，譬如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就少有衝突。這是中美競爭時中國的一大優勢。

歐美當年的東方研究是一重要的社會科學學門，卻建立起荒謬的東方主義，遺害多年。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精確可靠，吾人對社會科學的論述總要保持一些戒心。

[1]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立緒文化，2023。（Orientalism, 1978）

[2]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根據 H. G. Wells 在《世界史綱》中所說：歷史學家慣於以極為崇敬的態度來看待英雄事跡。例如，尤利烏斯·凱撒的形像被塑造得好似人類歷史上一顆光彩奪目、至關重要的巨星。然而只要經過冷靜的思考便會發現，這樣的神化是不成立的。

偉人形像的神化主要有兩個成因，其一是包攬不屬於自己的功勞，其二是距離導致的神秘感。

包攬功勞是政治家的慣用手段。例如，拿破崙曾在馬倫哥戰役中犯下錯誤，被敵軍的突襲打得瀕臨潰敗，最終憑藉德塞的及時援救和克勒曼的出色指揮才僥幸取勝，但在戰報中卻謊稱勝利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類似的謊言充斥著拿破崙的整個政治生涯。

例如，所有人都知道拿破崙和他的赫赫戰功，但少有人能記住被拿破崙授予“帝國元帥”頭銜的26名將軍，是他們幫助拿破崙贏得了無數場戰鬥的勝利；人們知道拿破崙頒布了意義重大的《民法典》，卻少有人知道真正主持制定法典的人是康巴塞雷斯，並且在拿破崙上台之前法典就已經基本起草完成。

事實上，個人的才智極為有限，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眾人合作的結果。但人們的合作需要一位領袖，最初他只是比周圍人稍強一些，只是在時代的背景下，資源和權力不斷向他集中，再加上好運眷顧，他才得以不斷聚攏人才，擴大成果，最終成就一番偉業。

然而人們在敘述時必須選擇一個簡潔的主語，於是這位領袖順理成章地被當作一切行動的實施者。人們因此忽視了那些隱藏在他身後的人，誤認為他擁有超人的能力，導致其形像被錯誤地放大和神化。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前幾天看到一些有趣的，關於一些中國與日本歷史人物的身高。

日本戰國時代的紀錄，大部分都說織田信長身材高大，所有的人見到他都讚嘆宛若巨人。但是我們根據今天他所留下的鎧甲、衣物等等來進行推估，他的身高最多就是170。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像當時日本人的身高到底是怎麼回事。另外，同一時期的將領，例如本多忠政，竟然身高只有145。

山本五十六，這位留學美國哈佛的日本聯合艦隊提督，也被當時許多記錄稱之為相貌堂堂的大丈夫。但是根據他在日本海軍士官學校所留下的體檢紀錄，他的身高只有159。你就可以想像，當年他擔任日本駐美武官時期的好朋友，後來的對手尼米茲（日耳曼裔）身高將近190，這兩個人在一起的畫面真的很有趣。不過，戰後日本的身高急遽攀升，現在20歲的男人已經到了174，可說改良成功。

後藤新平。這位對台灣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日本殖民地官員，當時在日本政界有一個綽號「長腿」。可是，大家知道他的身高多少嗎？164。所以在當時的日本社會，164的男生就已經是標準的高個子。如果，在今天的綽號，恐怕就是短腿。

近代的中國人物身高如何？大部分也不高，孫中山留下的紀錄大概就是160，但是他跟當時的人的合照，感覺也不算矮小，那時候的男人平均差不多就這樣。黃埔軍校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胡宗南將軍，當初差一點因為身高不夠，無法進入黃埔軍校，身高158。民國時期的狗肉將軍張宗昌，綽號長腿，身高超過180，這就是標準的山東大漢，還有另外一個北方人祖籍河北的張作霖卻只有156。而南方的重要人物，例如籍貫浙江的蔣百里，身高166，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很標準的。不過，在晚清高個子的代表是安徽人李鴻章，綽號雲中鶴，根據洋人的目測至少180，所以他跟身高190的俾斯麥站在一起，並沒有遜色多少。

那國民黨跟共產黨的人物呢？汪精衛的身高也不突出，在照片中跟孫中山差不多，頂多就是160多一點，與蔣介石站在一起顯得非常矮小。那老蔣多少呢？他在日本讀軍校的紀錄是169.5，這個在當時中國已經算是高個子了，不過後來他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期的身高紀錄是172，大概當年在日本的時候測量的年齡是19歲，然後又長高了一些吧。而毛澤東的身高過去大陸官方的宣傳是183，但是只要拿在重慶時期與蔣介石的合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應該跟他身邊人的回憶差不多，頂多175左右，這在當時已經算是鶴立雞群。所以老蔣與老毛，在當時的中國都算是高個子的男人。至於，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鄧小平先生，根據他身旁的人說大概不到155。

最英俊挺拔的，筆者認為還是擔任過清華大學籃球隊隊長，也是當時中國男籃代表隊的成員之一，孫立人將軍。他的身高是182，標準的帥哥。

當今中國明顯有兩種極端力量背向而行。
非毛、非鄧，且全非、全是，沒有半點交集，不會一絲妥協。
而其都以人民利益為訴求、以黨國正宗為旗號、以黨綱文件教科書為語言、以復辟背叛攻擊對方。
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據，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非毛、非鄧？
全是、全非？
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亂非。

毛非鄧？
鄧非毛？
毛鄧一體，非者自非。

毛鄧皆偉人。
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翹楚、時代之英豪。
均做了其時代該做的事，均引領中國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毛鄧亦凡人。
其均有看不透的規律、沒做完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遺害留禍予後人。
然瑕不掩瑜。
二者可以分伯仲，不應說優劣。
人們沒有資格吹毛求疵、鄙夷責難，更不應當將其當成鍾馗畫在政治惡鬥之劍上，假公爭之名行私鬥之實。

尊重、學習、繼承、揚棄、超越，才是當然。

月有陰晴，潮要起落，風非單向，人總是左右腳前行。
將今天與昨天一刀兩斷是那麼的難辦；
讓左腦與右腦互搏是多麼的愚蠢；
登天梯取掉腳下的板子有多麼的危險；
粗暴的否定、輕率的肯定、簡單的重複、不停的翻燒餅、翻江倒海般折騰，極端之大謬、家國之妖邪也。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以前念書時讀到孔子，都是有關他的人品和學問，不曾提到他的出生。最近讀李碩的《孔子大歷史》（[1]），才知道《史記．孔子世家》裡記述孔子的出生：
「…紇（指孔子父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至聖先師是其父母「野合」所生，很不體面，因此課堂上不願提及嗎？

野合，就其字面理解，是在田野間男女交合。有些學者就是如此理解，「交之於田野桑間濮下」。中國在秦漢以前，男女關係是比較開放，尤其在民間社會，這樣的行為很可能比較常見。被現代人定名為「桑林野合圖」的漢代畫像磚拓本就出土了不只一幅。

作者反駁了上述對野合的解釋：首先，男女在田野間交合，是非常私密的行為，不太可能對外公開而被記錄下來。其次，《春秋榖梁傳》和《春秋公羊傳》記載了孔子的生日，倒推出孔子母親懷孕的時間在臘月最冷的時候，非常不適合在田野間交合。

[1] 採取了另一種對野合的解釋：沒有婚姻的不正當男女關係。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名紇，字叔梁，字和名放一起，不提姓氏，是尊敬的稱呼）是一小貴族。孔子母親顏徵在的家族是農民，也可說是農奴，因為當時的農民都是為貴族耕種其封地，是不能任意搬遷的（農民原來沒有姓氏，一般就跟從貴族的姓氏）。周朝是階級嚴明的社會，叔梁紇和顏徵在的階級差距大，因此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這在當時大約蠻常見的。

孔子的父母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從後來孔子的認祖歸宗獲得證實。孔子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過世，孔家不知道叔梁紇有孔子這個兒子。孔子從小在母親的顏家長大，過的是貧苦的農民生活。孔子十五歲時，母親也過世了。可能出於顏家長輩的建議，孔子把母親的棺材停在大路邊，宣稱想把母親葬在父親叔梁紇的墓地。這自然驚動了住得不遠的孔家，孔家這時正是人丁單薄，於是很樂意的接納孔子認祖歸宗。

孔子原來是農民，十五歲時才變成小貴族，開始就學讀書。因此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

[1] 李碩《孔子大歷史：初民、貴族與寡頭們的早期華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介紹商朝和西周都很簡略，商、周的交替似乎只是統治者的變更而已。讀了李碩博士的《翦商》（[1]）一書才知道，商、周的交替實現了中國文明了不起的躍進。

李碩在《翦商》書中，通過對各種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對比分析古書中的記載，重新構建了夏、商、周的歷史，尤其著重商、周的宗教和文化差異，以及商、周交替的過程。

商人（建立商朝的族群）相當崇尚暴力，在他們的眼裡，世界是冷酷的，充滿暴力、殺戮、掠奪和不安全。他們沒有明確的善惡觀念，自然認為他們篤信的鬼神也沒有善惡觀念（鬼主要指祖先）。商人認為鬼神會隨時、隨意給任何人降下災禍，也可說任何災禍背後都有鬼神在操縱，因此他們極力想要獲得鬼神的恩寵，而一直向鬼神奉獻大量的祭品。祭品包括各種牲畜和活人，活人祭品主要來自他族的俘虜，但也包括犯錯的本族人甚至貴族。牲畜和活人祭品在祭祀完後一般會被吃掉。

除了人祭，還有人奠基和人殉：
人奠基：把人夯築在建築物的地基內，奉獻給土地之神，以獲得神對建築物的護佑。
人殉：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

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迷信鬼神，因此周武王攻滅商紂王後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祭祀，包含很多人祭。不過武王不到兩年就過世了，由年幼的兒子繼位，此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輔政/主政多年，完全扭轉了當時的宗教和文化。

商人最崇拜的神是「帝」，也有人性，卻是任性而難以捉摸的，到商朝末期，「帝」和商王的身份甚至是重疊的。周公以「天」取代「帝」，「天」無形無像，無言無行，並無擬人化的個性；「帝」會通過商王（如占卜）發佈命令處理世間之事，「天命」卻是抽象的，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就能得到「天命」的青睞而長保其國，如果王者殘暴對待庶民，「天命」就會轉移到更有德的候選君王身上，從而改朝換代。周公強調「天命」和道德，自然要禁絕人祭、人奠基和人殉（人殉無法禁絕，繼續存在很久），他銷毀了這方面的大部份文字記錄，以免死灰復燃（也使後人不通過考古的發現無法知道商人的人祭歷史）。

周武王繼位僅四年就攻滅商紂王，因此周人的翦商大業其實主要成於武王的父親文王。周族由文王的祖父率領遷居到周原（今陝西省渭河平原西部），成為忠於商朝的一個小諸侯。然而文王的父親和長子都死於商王之手，大約是他決心滅商的主要原因。諸侯和貴族有類似文王的遭遇者不少，使得武力強大的商朝衆叛親離而終於滅亡。

周公終結了商朝的暴力文化和人祭宗教，而以道德和「天」取代之。這無疑是中國文明的一次大躍進，使中國有了民本思想，並且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脫離神權時代。周公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源頭。

[1]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