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記得大約近三十年前，我常上某大媒體的討論空間，表述我對於日據台灣史的認知，曾有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經驗。

那是李扁路線之初，當局在全台各大學院校廣設台史所或台研所之後，那天來到我欄的訪客應該就是上述各所的研究生吧；他們進入我貼出的討論串中，以其貧乏的認知而大談台灣史問題；我游刃有餘一一應答，然後耐心地正想在某一節點開始進行更深、更有力的論述時，其中一訪客突然以領隊樣的語氣丟出「老師不是說過了嗎，歷史是相對的，走吧」的貼文，插入我們的談話，而就如此，那幾位訪客也就隨之忽然一起消失了。
我當時真是悵然若失，甚至於今回憶起來，還會感到若干遺憾。

個人認為，這關於「歷史相對主義」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頗重要的基本問題，往往也是在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時代中，某些無能而急於建立自身權威的教師對於缺乏人生經驗的學生們耍弄概念下，所製造的一個頗不負責任的惡質情境。

在這個情境中，學生對於人生還缺乏足夠的自信來積極檢證居於權威位置的教師所提出的漂亮論述；於是其歷史相對主義就能很有力，很迅速地在處於叛逆青春期學生的腦海裡，自我疏離地建立了起來。

相對主義對這些教師與學生們言，是拒絕對話，於是「自由開放」中最寶貴的一項功能──假設自由必促成對話，對話促成相對各方在彼此辯證之下，提高各自認知的能力，必能揚棄各自的糟粕而達到認知的更高的境界──但在上述的情況下，這種相對主義對於社會言，完全失去了各方透過對演辯證必可促進社會整體認知進步的重要功能。

這個問題，我認為它實在重要；因為，就我所知，相對主義實在是一種重要、不可輕忽的人生情境，誠如論者早有所謂：
「相對主義幾乎遍及每一個哲學領域。描述性的相對主義的許多版本就涉及到社會科學的一些哲學問題，如對於異族文化或遙遠歷史時代的理解和解釋。……相對主義的話題也蔓延到哲學領域之外；例如，道德相對主義的某些版本甚至威脅到我們關於標準和價值的看法，並通過這一點威脅到許多社會和法律制度。……」

建議研究者對於歷史的重要性應有充分的認知，不可以由於教師或名人曾經似乎雄辯地提出「歷史沒有真相」，而拒絕面對所有可能的真相，那是很虛無的心態。因為，這種強調標準答案的心理，沒有標準答案就拒絕人生的選擇的態度是不切實際的。

由於歷史似乎沒有標準答案，就拒絕探究歷史；然而，原始人類若拒絕透過歷史汲取經驗與教訓，原始的人類就只能繼續茹毛飲血，不可能在他的環境中不斷的進步……換言之，研究歷史疲累了可以休息，但是真不可輕易放棄各種探求真相，竟以相對主義或多元主義，沒有標準答案為理由而放棄探求發展與更為進步的努力。

年輕的朋友們，若是抱持著過分的相對主義或多元主義，對於您們應該自我鍛鍊與砥礪而發展的人生，將一定會造成相當的阻滯與損害，請您們務必深思啊。

大陸的電影「援軍明日抵達」的根據就是這一份大溪檔案中蔣介石所下的手諭：「方軍長 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中正 八月七日 三時」。

凌晨三點，老蔣心急如焚，當時方先覺率領所有重要軍官發出絕命電文，強調準備一死以報黨國，實際上各路援軍都已經解圍失敗，這場戰役即將在守軍苦戰47天之後結束。老蔣這樣寫其實有點心虛，或者說無奈，所以他把「務望固守待援」這幾個字刪掉了。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繼續這樣說，那就等於是騙人。刪掉這幾個字，就是說守軍看著辦吧。但是至少，老蔣不是像希特勒那樣，要被包圍在斯大林格勒的包拉斯麾下98,000多德軍全部去死，不准投降的那般殘忍。

中國軍人自古以來的無奈：殺身成仁。這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儘管已經傷亡慘重，友軍解圍失敗，彈盡糧絕，只要投降就被認為是千古罪過，不可原諒。

這一次第十軍的方軍長決定與日軍談判，提出三個條件：醫療傷兵，妥善埋葬陣亡將士，不可報復屠殺城內百姓。日軍方面完全答應，主要是基於對他的敬重。日本人後來甚至有意放水，讓軍統的救援行動順利進行，把方等人救出回到重慶。其實這是在整個中日戰爭當中，難得的一次雙方展現出人道精神。關於這一點，卻很少被兩岸的研究者提出，更不要說肯定。最後日軍清理戰場，國軍犧牲17,000多，而他們本身損失45000左右，傷員高達80,000。

後來方先覺在八零年代的台北去世。在他生前，每一年參與過這場戰役的中日老兵都會在台北舉行一次聚會，儘管多年過後日本人還是對他非常敬佩。他去世，這些日本人竟然還延續了很多年都到他的墓前致敬。受到敵人如此的敬重，這個，是所有參加過抗戰的軍人當中從沒有過的一種榮耀吧。

一句「援軍明日必到」，裡面有多少的無奈，也說盡了戰爭的殘酷。這部電影竟然在大陸，因為網路上一片爭議，甚至於許多人向廣電總局抗議「不可以幫蔣介石跟他的部下洗白」，因此無法上映。這，又讓人覺得非常淒涼、悲傷。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獨裁者嗎？前幾天有一個學生這樣問。

一定程度上，他不算是真正建立了個人獨裁體制，因為義大利的國王還在，所以他的職稱是義大利王國首相。另外，天主教的力量在義大利社會是難以動搖的，羅馬教宗有無與倫比的道德聲望，這個對他來說也是難以跨過的障礙。所以，最後義大利基本上呈現一種妥協下的體制，墨索里尼是終身首相，但是必須伺候國王，也不得干預羅馬教會的運作。

另外，當年王國在爭取統一義大利的過程當中，最大的外在支持者是英國，後者在外交與財政上都出手相助。後來，英國在地中海地區為了與法國、土耳其這些老對手競爭，也特意拉抬義大利，義大利在與法、土的戰爭當中，英國都是力挺，最後才能獲得勝利。而20世紀以來義大利的海空軍都受英國軍方的訓練，許多義大利的軍官都娶了英國太太。所以，後來墨索里尼與英國為敵，實際上並不受到義大利軍方的支持。甚至許多人認為，義大利軍隊後來跟英國作戰表現非常渙散，可能也是因為在心態上就不想與英國為敵。

所以，義大利軍隊不與墨索里尼一條心，而得不到軍隊徹底支持的獨裁者，就很難獨裁下去。這個狀況在德國一定程度上其實也有，過去的國防軍體系對希特勒以及納粹的態度分歧。但是後來納粹黨有自己的黨衛軍，所以對於軍隊的控制，遠遠高過法西斯黨。義大利軍隊在戰場上各種投降崩潰的情況比比皆是，而德國軍隊卻常常打到最後，不潰不逃。

基本上，法西斯黨算是一個強力的威權政黨，但是對義大利社會還是不能完全控制。而墨索里尼本人跟希特勒、史達林比起來，權力上有非常大的差距。

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