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拔畢業於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於1794年創立），之後加入法國海軍。1880年茹費理（Jules Ferry，1832～1893）擔任法國總理，他一上任對內積極推動教育世俗化，比如──更積極的消滅方言，統一法語（法國大革命結束之初，全法2,500萬人口中，只有300萬人使用法語）、建立免費的強迫（義務）性小學教育（主要也是為了推展法語）等。對外則是強力主張拓展法國的殖民版圖，希望藉此獲取更多的原物料與市場，發展本土工業。而在亞洲，法國最主要的擴張目標就是當時為中國籓屬國的越南（即阮朝，越南近代最後一個封建王朝）。

1883年法國在越南北部與清、越兩方爆發一系列的戰事，史稱「北圻戰爭」，所謂的「北圻」在越南語中指的是──「北部地區」。為了避免清朝軍援越南，法國因此想藉由封鎖東京灣（今北部灣）來達到截斷清朝援助的目的。為此法國特命孤拔將軍（中將）為新組建的「法國東京分艦隊」指揮官，於1883年6月率艦進入越南下龍灣。隨後法軍展開大規模的攻擊行動，陸續拿下越南的許多要塞。8月18日，法軍兵臨順化城下，要求與阮朝政府談判。在法軍強大武力脅迫下，越南被迫在1883年8月25日與法國簽下不平等條約，史稱《第一次順化條約（又稱《癸未和約》）》，越南承認法國為保護國。

但身為越南宗主國的清朝並不承認雙方所簽定的合約，為了趕走法國人，陸續調派包含黑旗軍等部隊進入越南，同時福建水師也向外購置更多的軍艦與彈藥，準備進入越南與法國決戰。為了反制，孤拔率艦隊往北移入臺灣海峽，並親率艦隊突襲位在福州馬尾的福建水師，由於當時的閩浙總督何璟（1816～1888）昏聵無能，他異想天開的封鎖了法軍向清軍宣戰的消息，想請法軍隔日再開戰，再加上江南水師不論船艦的武裝與火砲的威力等均遠遜於法軍，結果海戰僅打了半個小時，就造成江南水師全軍覆沒，陣亡官兵高達796人，法軍在離開的時候也順道摧毀了清軍位於福州一帶的海防設施。

1884年8月29日，法軍將孤拔的中國海艦隊與李士卑斯的東京灣艦隊合併為遠東艦隊，孤拔升任艦隊司令。為了船艦的補給問題，身為艦隊副司令的李士卑斯建議孤拔要先攻打富含煤礦的基隆，同時佔領臺灣來威脅清廷。不過法軍在臺灣的戰事並不順利，而孤拔與總理茹費理對於是否先占領基隆還是先攻澎湖，也發生嚴重衝突。初期法軍雖然摧毀了清軍位於基隆的砲台，但陸戰卻遭到清軍的強力反擊，尤其在淡水的爭奪戰中，讓孤拔了解法軍根本沒有足夠的兵力能夠占領臺灣北部。士氣低落的法軍再加上遇到登革熱與霍亂的大流行，使得法軍損兵折將。

但中法戰事對中國東南沿海的貿易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為了盡速結束戰爭，1885年6月9日（清光緒11年4月27日），清法雙方在天津簽屬了《中法新約（全稱為：《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在新約中，大清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同時使得中國西南逐漸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中法戰爭結束，兩天後，孤拔因病在澎湖過世，法軍在基隆與清軍完成換俘後，於6月21日撤離基隆，8月4日撤離澎湖。

受到早先「牡丹社事件（1874）」與「中法戰爭」的影響，清廷體認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同年（1885年／清光緒11年）朝廷敕命臺灣建省，設二府八縣四廳。1887年（清光緒13年）臺灣正式獨立設省，官方正式名稱為福建臺灣省，不過一般仍稱分治後的臺灣為臺灣省。臺灣建省之後下設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三府，此時的「臺灣府」範圍約是現今的臺灣中部地區，劉銘傳成為臺灣建省後第一任巡撫。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件非常奇特的例子，都是英明有為的皇帝，年紀輕輕就忽然駕崩。一個是西漢的昭帝，另一個則是東晉的明帝。

漢昭帝劉弗陵被後人所熟知的，就是他的母親勾弋夫人，在他被立為太子後不久就被漢武帝賜死。這個七歲登基的小皇帝，在漢朝歷經巫蠱之禍後，被七十多歲的老父親看上，立為小皇帝。史書留下了一個伏筆，稱小皇帝因為「資慧體健」而被老父親所青睞。剛即位，幾個託孤大臣包括霍光、上官桀、金日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霍光勝出，殺光了對手，開始獨攬朝政。

霍光很能幹，漢朝很快就上軌道，慢慢恢復了漢武帝時期過度透支的國力。弗陵也非常聰明，據說念書過目不忘，學習處理國政也井井有條。在之前的鬥爭也信任霍光，識破了好幾次的陰謀。學習能力又強，看起來即將成為一個明君。結果在他21歲，即將親政那一年，突然間就死了。….

實在是太突然了，甚至於正史上沒有記載他生過病，好像身體一直都很好。這個死得太奇怪，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霍光繼續攝政，直到去世。

另一個例子就是晉明帝司馬紹。明帝的母親是鮮卑人，小時候因為頭髮泛黃，所以被稱為黃鬚兒。聰明伶俐，身體強健，喜歡騎射，他8歲那一年與父親元帝司馬睿之間的故事「舉目見日，不見長安」，被載入世說新語，為世人所津津樂道。

晉朝的皇帝大多是白痴或者智障，他的父親智力還算正常，但實際上是一個平庸的人。東晉能夠立足江南，完全是靠著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王與馬共天下」。這個皇室充滿著危機，王家人可以支持你，當然也可以取而代之。

宰相王導與其兄太尉王敦，實際上掌握了朝政。王敦果然造反，元帝也憂憤而死，但是年輕的明帝表現精彩，先是虎口逃生，然後集合陶侃等人，擊潰了王敦，殺了蘇竣，穩住了政權。這一次的勝利之後，晉朝可望建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將這些世族的影響力壓制下去。

然後呢？然後他就死了⋯⋯。明帝27歲英年早逝，而且非常突然。他的死，也注定了東晉往後將近一百年只能奄奄一息。王、謝、庾等家族，當然也可以繼續掌權下去，到往後南朝兩百多年，也沒有什麼根本上的改變。

宮廷深似海，這兩個年輕有為的皇帝，他們的死也只能蒙上層層迷茫，留給我們無限的遺憾和疑問了。

先說幾個大時代的小故事。

當74軍（整編74師，約等於一個軍的兵力）軍長張靈甫將軍在魯南孟良崮自殺殉國後，華中野戰軍（三野）在清理戰場時，意外的在一個天然的大型洞窟中，發現了約有7～8,000名彈盡援絕的74軍官兵（中共的記錄是──這些74軍官兵是躲藏於孟良崮、雕窩之間的山谷中），他們缺糧、缺水、好幾天沒有睡好覺了、還有很多傷兵，但卻能安安靜靜躲在這裡，等待援軍的到來…….

而在東北戰場52軍也是出名的善戰，例如在大摩天嶺戰役中，熊其佬班長，以自己的肉身堵住堡壘中的解放軍機槍口，不但減少了自己弟兄的傷亡，也讓部隊能順利攻佔大摩天嶺。但52軍卻因為不屬於陳誠嫡系，因此一直得不到足夠的補給，在越南完成接收任務後，奉命搭乘美國軍艦前往東北的途中，美軍形容他們（52軍官兵）的身高看起來都像是──16、7歲的孩子，美國人不知道的是，這些中國兵從來沒有吃飽過，更別提剛到東北那個冬天會下雪的酷寒之地，他們仍舊只穿了一件粗布棉的衣服，而這也是52軍到東北之後，經常被投訴軍紀不佳的原因，當時東北軍紀最好的是新一軍與新六軍，因為補給沒有斷過……

張拓蕪（1928～2018）在過世前幾年，曾跟我聊到一件事，有一年他隨（整編）21師在蘇北一帶剿共，那裡是原共產黨的解放區，老百姓對國軍的態度並不友善，每次部隊下命令要他們去跟老百姓買些補給品，總會吃閉門羹，沒辦法只能先拿了，再把錢或是想交換的物品丟在門口，走之前敲敲門大聲喊：「大爺、大娘，東西我們拿走了，錢放在門口」…..

軍紀是個空洞的名詞，它包含了很多東西，訓練、信仰…..軍法只是最後的手段。而這些都比不上餓肚子與精神壓力來的麻煩。拿破崙曾經說過，部隊打仗的三個要素──錢、錢、錢。

20、21世紀的美軍，可能很難了解，當年華盛頓帶領的那批有著乞丐軍稱號的大陸軍是怎麼打仗的，答案也很簡單，如果沒有法國人為了跟英國人作對，而大方的──給槍砲、發金幣，美國恐怕至今還生不出來………

還有最重要的，當年國軍不是侵略者，大多數只是被逼而走投無路的貧困農民而已。

從小唸歷史就學到，堯把帝位禪讓給舜，舜把帝位禪讓給禹。我一方面覺得堯、舜很了不起，另一方面是半信半疑，覺得堯、舜跟後來的帝王怎麼那麼不同？多年後讀到一些翻案文章，認為禪讓完全是假，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都是被迫的，跟後來的權臣篡位並無不同，而禪讓是儒家故意美化上古政治的結果。到底禪讓是怎麼回事？

以上是兩種說法：禪讓說和篡位說。很多古書記載了禪讓之事，而孔子又非常推崇堯、舜、禹，漢朝之後，儒家成為文化主流，於是禪讓說成為正統的說法。雖然很多古書記載了禪讓之事，仍有一些例外，支持篡位說：

《荀子·正論》：「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韓非子·說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竹書紀年》：「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秦始皇把六國的史書都燒了，所幸此書在晉朝時被盜墓者發掘出來。)

有些古書記載了禪讓之事，有些則完全相反，怎麼會這樣？中國流傳下來的古書，最早的成書於周朝，距離堯、舜、禹時代超過1千年；中國發現最早的文字是商朝晚期的甲骨文，堯、舜、禹時代早於甲骨文時代約7百年，當時可能還沒有文字，即使已有文字，文字必定非常簡單(文字的發展是從簡單到豐富的長期演進過程)，應該不足以記錄較複雜的事務，如堯、舜、禹的傳承。換言之，古書中記述的堯、舜、禹之事，都不是當時的記錄，而是後來根據長期的口耳相傳寫出來的，因此難免有很大出入。

禪讓和篡位兩種極端的說法是把後來的君臣關係套上了上古時代，並不正確。筆者認為，堯、舜、禹，和更早的黃帝等，都是部落聯盟的時代，他們是部落聯盟的領袖，古書上雖稱他們為「帝」，與後來的帝王很不一樣。(古史研究發現，世界上很多地方上古時代都曾出現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領袖是由各個部落的領袖推舉出來的，主要是為了領導部落聯盟對抗其他部落聯盟。部落聯盟領袖自己當然是一個部落的領袖，他雖然領導部落聯盟作戰，但是平常管不到其他的部落，這是部落聯盟領袖和後來帝王的明顯不同，而部落聯盟領袖和部落領袖也不是君臣關係。堯、舜、禹被稱為唐堯、虞舜、夏禹，表示他們不僅是部落聯盟的領袖，也分別是唐、虞、夏各別部落的領袖。

堯、舜、禹是部落聯盟的時代，則其傳位既不是禪讓也不是篡位。當堯(舜)年老，無力領導部落聯盟時，各部落領袖就推舉舜(禹)出來領導聯盟，堯(舜)可能不太願意退位，因此不是禪讓，相當程度是被迫的。部落聯盟領袖和部落領袖既不是君臣關係，因此也不是篡位。有些學者稱這種傳位方式為軍事民主。禹成為部落聯盟領袖之後，權力越來越大，終於破壞部落聯盟制度，建立世襲的夏朝。

《竹書紀年》說：「舜囚堯於平陽」，多半不正確。《水經注》：「堯都平陽」，平陽是堯所領導的唐部落的都城。舜怎可能把堯囚禁在堯的部落的大本營？大約是堯仍居都城平陽，領導其唐部落，但喪失某些特殊的政治權力。部落聯盟領袖的權力轉移看來是大致和平的。

蒙古人大約在1240年征服整個俄羅斯。1243年，拔都（1208～1255，成吉思汗的孫子）攻占基輔，後以伏爾加河為中心建立「欽察汗國」，歐洲人稱為「金帳汗國」，金帳汗國是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蒙古人統治了俄羅斯大約兩個世紀之久。這段期間裡，俄羅斯被分割成幾個獨立的小公國，整體來說與當時歐洲的封建制度差不多，只是她們需要定時向蒙古人納稅與提供兵源，在這些公國中又以莫斯科大公國（莫斯科大親王國）的力量最強大。

從公元十五世紀開始，金帳汗國因內亂而開始四分五裂。1472年，莫斯科大公國抗稅，大汗阿合馬（阿黑麻汗，金帳汗國末代大汗）雖親自帶兵征討，結果大敗，政權逐漸失去控制，之後隨著幾次討伐戰爭失利，1480年莫斯科大公國徹底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少數仍存活的蒙古政權，則是轉移至中亞與西伯利亞一帶建立許多大小不一的汗國。1547年，莫斯科大公國以蒙古帝國及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自居，改名「沙皇俄國」，正式進入俄羅斯帝國時期。

西伯利亞汗國，又稱失必兒汗國，為西元十六世紀時位於亞洲西伯利亞的一個蒙古汗國，是由欽察汗國內亂所分裂出來的四大汗國之一，其國內主要組成民族為蒙古人及突厥人。這四大汗國分別是：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和西伯利亞汗國，除此之外，周邊還有若干獨立的小汗國如－－諾該帳汗國與大帳汗國。1579年，沙皇伊凡四世（在俄羅斯又被尊稱為伊凡大帝；1532～1584）派哥薩克兵團越過烏拉爾山，征服了西伯利亞汗國，也打開了俄國通往歐亞大陸東端的大道。

俄國的歷史學家認為，蒙古人（韃靼人）的統治遏阻了古俄羅斯的生命成長，截斷了俄羅斯與西方的親近，所以蒙古人（韃靼人）必須負起俄羅斯文化與物質文明落後的責任。而二十世紀有蘇聯文學創始人之稱的高爾基（1868～1936）更直言，今天俄羅斯人生活中的殘酷、暴力、專制獨裁、輕蔑女人以及種種野蠻的風俗行為，都是當年隨蒙古人（韃靼人）的入侵而來的。

簡單的說，很多俄國人把近代──俄羅斯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農奴制度、軍事上的擴張好戰、宗教上的服從世俗等等，全都歸咎為繼承了蒙古的道統。但這種說法卻忽略了拜占庭傳統的孤立與僵硬，不但不夠客觀也過於簡化整個俄羅斯歷史的演進過程。

1943年10月下旬，緬甸的雨季停止，史迪威以胡素將軍（1899～1978；黃埔1期畢）的新30師為後備隊，廖耀湘將軍所轄的中國駐印軍新22師為主攻部隊，孫立人將軍的新38師為側應，由雷多沿塔奈河谷悄悄的往緬北出發。10月24日，新38師－112團團長陳鳴人兵分三路殺向胡康河谷（緬北新平洋與孟關之間，又稱：「魔鬼居住的地方」，這裡即1年前遠征軍撤退回中國之野人山區），國軍正式展開了緬北、滇西反攻作戰，中國駐印軍就像兩把尖刀，左右夾擊佔據緬北的日軍。12月29日，經過將近2個月的血戰，駐印軍新38師攻克于邦（于邦家；Yupbang Ga），不但吹響了反攻緬北戰役的第一聲勝利號角，也創下殲滅戰10（日軍）：1（國軍）的輝煌紀錄－此役殲滅日軍2,500人以上，國軍陣亡只有230人左右！

1944年1月，中國駐印軍新第38師全部抵達大龍河兩岸，新第22師先頭部隊也到達緬印邊境要地──新平洋（Shingbwiyang）。此時從雷多修築的中印公路已延伸到新平洋，並且建造機場，彈藥補給大卡車、戰車、野戰醫院也到達此地。從此盟軍反攻緬北的作戰就以新平洋為基地全面展開。3月5日，在駐印軍新38師的配合下，新22師攻克緬北門戶重鎮－孟關（Maingkwan；就是1942年戴安瀾師長殉國的茅邦）。而下一個目標則是孟關以南6公里，日軍第18師團指揮部所在的瓦魯班（Walawbum）……

瓦魯班戰役（The Battle in WaLawBum）前後約打了10多天，其中裝甲兵參與的戰役時間為3月2日～3月8日。在戰役展開之初，廖耀湘所轄的新22師為正面追擊部隊，其中──第65團為右縱隊、第64團為左縱隊、第66團為中央縱隊。新38師第113團則負責向瓦魯班東側及泰諾方向追擊，任務為截斷日軍退路。而配屬於特遣隊的戰車第1營，由營長趙振宇上校（副營長為趙志華中校；即1964年1月湖口裝甲兵變之主角）親率5輛輕型M3A3戰車與第65團邱中嶽少校所轄之第1營於戰役中迂迴奔襲日軍第18師團司令部，在慌亂中有「森林之狐」稱號的第18師團師團長田中新一（たなか しんいち，1893～1976）匆忙逃出，駐印軍不但在此役中全殲第18師團（擊斃日軍超過16,000餘名），還順利擄獲無數錙重與繳獲日軍第18師團發佈作戰命令的關防大印，另當時被當作第18師團工兵第18聯隊運輸工具的13頭印度象（輜重部隊），也成為國軍的俘虜，其中名為「阿妹」的公象就是後來被送至臺北動物園最受人歡迎的「林旺」爺爺，2003年林旺以86歲的高齡於木柵動物園自然死亡（1917～2003），成為了全世界在圈養情況下最長壽的大象。

瓦魯班的慘敗對不可一世的日本皇軍來說，是千古難遇的奇恥大辱，尤其是第18師團（18th Division），不但在1937年（民國26年）底參加過慘絕人寰的南京戰役，也曾重創和席捲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一支主要由九州挖礦工人組成有「菊兵團」（是唯一擁有皇家標誌「菊の紋様」的日本陸軍師團）榮耀之稱的常勝軍，在1907年（明治40年）11月13日於北九洲福岡縣南部之久留米市編成。

收復瓦魯班代表著盟軍已完全控制緬北。因此到了1951年（民國40年）6月，已撤至臺灣的中華民國國防部就以裝甲兵戰車第1營正式奉命發動攻擊的3月3日為裝甲兵節以茲紀念（【40】詮諧字第○八三四號代電）。據說瓦魯班戰役結束後，這蓋有這日軍關防大印的明信片就成了遠征軍寄給家人朋友最好的禮物之一。由於趙振宇將軍（1910～2004）在從軍前曾在北京大學求學過，因此在戰後他特別給當年上過課的老師們每人都寄送了一份蓋有大印的禮物，除了表示不忘師恩外，另外也有炫耀戰功之意。

【M3A3輕型坦克；1942年8月定型，1943年投產，亦稱「斯圖亞特（Stuart）」輕型坦克，一共生產了3,427輛】

【國軍俘獲的日軍18師團關防大印，目前放置於湖口裝甲兵學校的校史館內】

【民國102年9月18日於台北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的－「前進緬甸，重現國軍榮耀─向中印緬戰場陣亡將士致敬」座談會中憲兵護送瓦魯班戰役所俘獲之日軍18師團大印至會場展示；當時距離918事變已82周年－圖片來自大紀元】

【1953年（民國42年）9月孫將軍帶美國參議員一起探訪大象林旺時的合照，此照片為吳紹同先生所拍攝】

1950年10月在西藏地方政府長期拒絕談判之情形下，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一舉殲滅藏軍主力，解放軍並未趁勝追擊，而是靜待談判，戰役導致西藏的攝政下野，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親政。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經過談判，5月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10月達賴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隨即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8月，西藏致敬團由達賴喇嘛 丹增嘉措與班禪額爾德尼 確吉堅贊率領前往北京。西藏第一所小學拉薩小學開學。

1953年4月，西藏地區佛教代表團赴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6月達賴和班禪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

1954年7月，達賴、班禪分別啟程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月達賴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班禪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2月，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班禪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1955年3月國務院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由達賴任主任委員，班禪為第一副主任委員，順利的話西藏將成立現代化的地區自治政府。

1956年4月，陳毅副總理率領中央代表團到拉薩。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舉行。9月，西藏第一所中學拉薩中學開學。

1956年11月，達賴和班禪應邀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大會。達賴卻滯留印度不歸，當時一些藏獨勢力在印度聚集，有逃亡叛亂分子「人民會議」領導人富商阿樂群則，有來自美國的達賴大哥六世當彩活佛土登晉美諾布和二哥嘉樂頓珠，有前任西藏噶廈 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周恩來為此3次飛印度勸說達賴返回西藏。1957年4月1日，達賴返回西藏。

1959年3月10日萬名拉薩人民受叛亂份子蠱惑，在夏宮羅布林卡阻擾達賴前往軍營觀戲，接著演變成暴動，3月17日達賴被挾持離開拉薩，開始流亡生涯。國務院發佈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在此之前內地各項政治運動，如：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皆未影響西藏，曾經在昌都試辦土地改革，也在西藏高層反對下停辦，實際上中共未曾違反《十七條協議》，甚至於西藏一直使用藏鈔，一直到1959年7月１５日西藏才開始發行人民幣，８月１０日宣佈收兌藏鈔期限。而西藏中小學、藏醫院等建設都是由中共中央出資成立。

達賴等出逃後，中央才解散噶廈政府及其所屬軍隊、法庭和監獄，廢止了舊西藏法典及野蠻刑罰。並在農牧區發動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奴役的三反運動，與農奴要減租減息，牧業要牧工、牧主兩利的雙減兩利運動，在寺廟也開展了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封建剝削等運動，至此才徹底卸下了加在農奴身上的各種壓迫。

運動中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一律沒收，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由國家出錢贖買，據統計國家共支付4500多萬元對1300多戶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所有的90萬畝土地和82萬多頭牲畜進行贖買。加上沒收叛亂農奴主土地，總共280多萬畝土地，分配給20萬戶、約80萬農奴，農奴人均分得土地3畝半多。世代為奴的勞動人民終於嘗到可以站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徹夜狂歡的喜悅。

對於農奴，達賴許他們一個未知的來世，而共產黨則給了他們一個安樂的現世。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

鄭家屯事件，是1916年8月在中華民國奉天省洮昌道遼源縣鄭家屯爆發的中日衝突。事情最終以北京政府道歉、懲罰自家人告終。

1905年，日本政府和中國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人以保護南滿地區鐵路為名獲得駐兵權。1914年8月，日本軍隊以在鄭家屯附近舉行軍事演習時，受到中國警察誤擊為由進駐鄭家屯。事後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繼續在鄭家屯駐軍。

1916年，討袁護國戰爭爆發，滿蒙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巴布扎布以「反袁復清」為由，掀起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巴布扎布率部在內蒙古東部一帶燒殺搶掠，洮遼鎮守使吳俊升在突泉阻擊巴布扎布，擊斃500多名巴布扎布軍隊士兵。之後巴布扎布一路敗退，張作霖派遣奉軍28師阻擊並進駐遼源縣。

1916年8月13日午後，一名中國兒童在鄭家屯吃瓜時，不小心把瓜籽甩在日本商人吉本喜代吉身上，吉本憤怒後毆打該兒童（另一說法是鄭家屯一男孩在街市賣魚，要價30錢，吉本出價10錢強買而發生爭執，吉本憤怒後毆打男孩）。當時駐紮在鄭家屯的一個奉軍28師士兵路過上前勸阻，雙方發生爭執並互毆，由於圍觀群眾紛紛相助中國士兵，因此吉本逃到日本設的警署告狀。日本警察川瀨聽後，前往28軍駐地找到該中國士兵，掏出手槍威脅。中國士兵操起一根扁擔把川瀨打倒在地。後川瀨向日本守備隊報告，請求支援。

日本守備隊中尉松尾彥治帶領20餘名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進入當地奉軍駐地，要求尋找與吉本衝突的中國士兵。在爭執中，日方將中國士兵胳膊砍斷，此後發生槍戰，雙方各有傷亡。由於當時28師駐地有約300名中國士兵，因此日本士兵撤出奉軍駐地。

在軍營衝突後第三天凌晨，日本軍隊派來援兵，在鄭家屯郊外架起5門大炮，揚言要炸平鄭家屯，同時張貼布告要求鄭家屯到四平街之間不許中國人進入，否則格殺勿論。井上大鬼智大尉向遼源縣知事靖兆鳳要求把28師撤出遼源縣。靖兆鳳和28師商量後決定將部隊開拔城外駐紮。當遼源縣知事靖兆鳳將中國軍隊退出消息告知井上、松尾時，井上、松尾卻將靖兆鳳扣留。第二天以靖兆鳳兒子為人質，才將靖兆鳳釋放。

8月24日，日本軍隊又將鄭家屯的奉軍營房全部占據，到8月底，在鄭家屯的日軍達1500餘人。日本軍隊在鄭家屯設立領事館、警察所。

北京政府最初讓奉天地方當局與日本交涉了結此案，但日本政府拒絕在奉天談判，要求由日本公使與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從1916年8月19日開始，北京政府外交部與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林權助開始對此事談判。9月2日，林權助向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陳錦濤提出八條要求：

嚴責28師師長馮麟閣；
嚴懲參與軍事衝突的軍官和士兵，將28師所有將領免職；
中國政府向日本士兵公開道歉，命令東北各路長官不准自己的士兵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
承認日本在南滿派駐警察的權力，並增設顧問；
在南滿及內蒙古，中國軍隊要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
聘請日本人為軍事教習；
給日本被害者或者遺族予以相當慰藉；
奉天督軍前往關東都督等處謝罪。

1917年1月，鄭家屯事件交涉完結，北京政府除去第五、六條外，基本上接受日本所提出的所有條件，同意申飭28師師長，懲辦有關軍官，賠償吉本撫恤金500元，出示禮遇日本人的告示，奉天督軍向日本關東都督和駐奉天總領事賠禮道歉。1917年4月14日，日本軍隊撤離鄭家屯。

由於中國軍隊撤出鄭家屯，使原擬包圍巴布扎布的計劃落空。巴布扎布蒙古叛軍，全部更換日軍軍服，並在日軍保護下，炸毀饒陽河橋，切斷奉軍北調部隊的追擊。

此事也讓日本政府改變了對華政策，停止支持宗社黨，轉而扶持張作霖。受到嚴責的28師師長馮麟閣漸漸遠離軍界。1917年，馮麟閣支持張勳復辟失敗後投身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