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孤苦伶仃的朱重八，從皇覺寺的小和尚，歷經「身如蓬逐風」的漂泊，成為濠州紅軍統帥郭子興親兵的朱元璋，率其淮西親信向定遠發展成朝氣澎湃的革命隊伍，渡江取集慶，以為革命根據地。

北有大宋小明王龍鳳政府擋住元兵的南下，但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兩面為敵。朱元璋採用「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戰略，低調地發展到浙東。得到浙東儒士的幫助，逐漸將紅巾軍農民政權兌變為傳統的皇朝政府。西敗陳友諒，東平張士誠，進而南征北伐，完成統一大業，創建以《易經》「大明終始」經義為名的「大明」皇朝。

由於他起自農村，親身感受農民生活貧窮之苦，終身為實現「民安田里」而奮鬥。以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及促成政策執行成功的政治體制和法律規範，創造保證政經體制能正常運轉的安定環境，鞏固大明的國防和建構和平的天下秩序。

明太祖建國的整套制度，展現其立國宏規與治國方略，為歷史上罕見。順治皇帝因此稱贊明太祖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更稱贊「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大明皇朝「治隆唐宋」。

為實現理想，明太祖「憂危積心，日勤不怠」。一個做皇帝的人，不僅「平日無優伶暬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娱」，甚至連睡眠時間都不夠，睡也睡不好。傳說他自作的一首詩說得最真切：「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

《明史紀事本末》頌明太祖之功業云：
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于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

的確明代無藩鎮及武臣干政，亦無母后與外戚干政之事。但明太祖禁宦官預政，卻仍重用宦官，雖然他制得住宦官，但是後代皇帝不如他勤政，事多委之宦寺，遂啟後代宦官之干政亂政。而明太祖為反貪腐及箝制武臣，大興獄案，清洗官僚體系，殺人和族誅數萬，人心惶惶，不樂仕進。由左僉都御史嚴德珉故事，可見一斑。嚴德珉因病辭職，「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宣德年間，嚴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講完還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還有明太祖封建諸子以塞王守邊和分鎮，來屏藩皇室，卻意與願違，加以興藍玉案，使元功宿將皆盡；因此，靖難之變，建文帝遂乏良將，以制燕王之師，釀成「建文遜國」及「壬午殉難」的慘史。

總結一生功過，明太祖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的《遺詔》說得最真誠感人：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尤其值得一提的，歷代雄才大略的君王如秦皇、漢武，均自誇偉大，不捨人生，並作出許多追求長生不死的蠢事，明太祖卻能自謙「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並且說已悟「得萬物自然之理」，能活到七十一歲高齡，「其奚哀念之有？」

尤其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終能「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更是歷代皇帝罕見的。其治國雖然剛猛，屢興大獄，功臣官僚死者無算，亦為歷代罕有，但其意在掃除實現「民安田里」之障礙。孟森先生認為這是明太祖鑑於元末以來吏治敗壞，官吏欺壓百姓，不得已而用重刑整頓吏治。在「民權不張」 的時代，如果「不能使官吏畏法」，官吏便會「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這是「國家豢千萬虎狼以食人」。所以，除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就「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

明太祖一生辛勤，其目的是使全國人民早日脫離元末戰亂之苦，而安居樂業于田里，但受時代的局限，當然，他也是為鞏固和永續朱家的大明皇朝而努力。於公於私，明太祖的立國宏規與治國方略，套一句王夫之論秦始皇的名言，這也可謂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公天下、民為本、公共和傳承與現實

烈火驗真金，天災考文明，西方不亮東方亮。西方無良政客越來越偏執、突顯、膨脹自利、分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與不容異端伐滅異教的獨神信仰、對決習氣，將人、人類進化中的退化、返祖惡性演繹到極致。

中國、東方，官民同心、舉國齊力、共抗疫災，將人、人類發展的正能量正方向、人性之善良、社會之合力充分展示，慮別人、顧大家、合社會，不獨食、求雙贏、和為貴、夢大同，完美詮釋、滿滿彰顯中式和文明。

人類有共性、民族有特點、時代有特色。人類的共性、個性，無論源於“人猿相揖別”的時候、還是 “上帝吹口靈氣”的動作，人之自然、社會，個體、群體，可知、未知，有限、無限，自利、他利諸方面二重性，如影相隨，與人、人類社會始終。性善、性惡，國人爭論兩千年。其實，善惡本在一體。把握二重性鑰匙，雖不至於就有了“古今猶一瞬，芥子納須彌”之如來佛慧眼，卻也或開啟偷窺人類社會紛擾複雜的一扇視窗。人性同然，古今一理，什麼“五階段”劃分、地域區別、文明衝突、種族差異的說辭，猶處九曲河套中只曉南邊有個彎、北邊有個灘，不知西水千里來，忘了水性之趨下。

人作為個體、是活物，即有基本需求，否則，人將不人。人會思想、有欲望，否則就無創新、進步與發展。人又是社會中人，個性集合成共性、促動著共性，共性規範著個性、限制著個性。人與自然（宗教信仰者謂之神）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及其在時空上的座標，分殊出了古往今來、芸芸眾生、大千萬象。有神無神區別，其實有神之神，與無神之必然是那麼相近相同；利己利他（小我大我）對立，然而否定了對立面另一面也只是一句廢話。 

西人重個體，推崇自由，突出自我，強調個性，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看似那麼“大”個人、“小”社會、“輕”國家。尤其是911後竟然有西方藝術大家說出這是“人類歷史最富想像力的大作”的逆流背時之語，尤其是有古希臘人，城破邦滅種絕好像也沒能從小國寡民自我中心中走出、沒能團結起來做大做強、成族成國、保種傳文。你以為西人真是、只是自我中心、個人第一、最大？那就大錯特錯。當你去美國看到相當多私宅長年掛國旗、無論何時何地國歌聲中美人無不撫心肅立的景象，當你感受美國教堂萬人默禱無聲之有聲，當你觀察川流不息路口上美國人靜候紅綠燈的安然，你會深切體會、強烈感受、真正認識西方人的集體、社會、國家、紀律、習俗、道德，以及自由人的不自由。中國人，只從自己的教科書或好萊塢大片想像西方世界是膚淺的、危險的。這次疫情中，美國人整體表現出自私自利、各顧各、反科學、將防疫搞得一團糟，緣由無良政客「特沒譜」們的反引導惡示範瞎搗鼓。這是人性惡在美歐的一次大爆發。

中國人重整體，推崇公利，突出共性，強調秩序，和光同塵、自律內斂，看似只是大國家、重社會、輕個人。尤其是近百年，戰亂頻頻，左右交錯、外患內禍，民生憂苦，尤其是與西方最高領導形成機制有差異，你或得出中國只是專制統治的盛席，完全沒有升斗小民呼吸的空間。那你就背離了歷史唯物、陷入了歷史虛無。當我們靜靜地翻翻歷史典籍對“民”的論述、實踐，看看平頭老百姓進入或影響（無論造反、還是科舉、軍功、農事、一技之長）國家、社會公權力的演變與程度，翻翻《舊約》上動輒滅、殺的字眼，比比西方中世紀宗教戰爭、迫害異端的黑暗、看看直至近代尚盛行的奴隸制的頑固，中國人的“民本”或者說“人文”，無論想或做，並不比西方遲與差。

再深點想想，西方國興國滅演進史上多由民族征戰殺戮，而鮮有從民間而起之成大事者。似乎依稀可見：公權力在中國，有一條從神權、君權神授、經君相分權、科舉選拔向平民大眾渡讓放權、間以平民革命輪流坐莊的線索；文化觀念上則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體，君舟民水，民為邦本，乃至誅“獨夫”等等。這或正是公權力從神有、私有到民有的過程。此過程在西方，明顯緩於中國。中世紀其尚在神權下的“黑暗時代”，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前，西方怕只有或主要是部族、民族爭鬥，基本沒有平民奪權、成功甚至掌權的先例。　　按此思索，民權、民主，並非當下一些專家所論為西方文明之特有。至少其不該獨佔話語權。

從中國文化、文明自身挖掘、闡釋共和（遠不止共和制）、民主（民天、民本）、憲政（法制），對建構中國復興、崛起之旗幟、語境，似乎有大意義。

共和，緣由自然

神造亞當、合以夏娃。赤子墜地、不能獨存。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亞馬遜蝴蝶扇翅膀，或引德克薩斯龍捲風。福島大地震，溫州人的確真搶鹽。兩百年前西方炭排放，現在馬爾地夫要開水下內閣會。沙斯毒不認貧富，原子彈拉近強弱。地球不過一個村，人類真是共同體。造物主把人與人普遍聯繫在一起。魯賓遜漂流只是個故事，葛郞台自私子女都會嫌棄，各顧各久了就沒得朋友，損人利己、與眾為敵、最終自損自毀。友人、利眾、共和，是一種必然。

共和，緣自人性

聖經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吹了口生氣造人；佛陀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穆斯林兄弟對造人的認識與基督徒小異大同；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成堯舜。翻盡古今中外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政治主張，鄉風民俗習慣，幾乎沒有不勸人趨仁向善者，幾乎沒有不痛恨自私為惡者、幾乎沒有不希冀和平共贏者。共和，是人間正道。

共和，見之於典籍

史前三皇五帝選賢任能、傳賢不傳親的美談充溢著天下為公的理念，歷代聖君豪強訪賢于深山、問計於野老、鄉約里酒、三顧茅盧的記載，透出權力向民間開放的資訊。中國有正規歷史記錄的共和元年即稱為“召周共和”。中國最具活力、最讓人榮耀的年代正是君臣和、將相和、朝野和的時候。共和，是國人久遠的期盼。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歷史的回聲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但，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党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其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共和，是治療執政團隊“方向路線病”的良藥

筆者幼年及高中前的學生時代，有兩個驚心動魄的詞彙：階級鬥爭、路線鬥爭。
劉文學的故事，個案或實，但放大了的效應卻是人們相互間普遍懷疑、側目而視，有成分包袱、政治瑕疵乃至生活習慣有點異樣者，成了被時時提防、敲打、管制，隨時拿來“觸及靈魂”的階級另類。
十一次路線鬥爭順口溜的史實或真，然實際的作用是全黨全民把一切雞毛蒜皮都與道路、命運相連，只能在大是大非中選邊，總要在正確錯誤上表態，總是在變色復辟警訊裡驚心。其後果，多色彩的生活成了單一色的政治，人民共和的國度裡只剩下人們鬥爭。

改革開放以後，平反舊案、取消成分、宣佈知識份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遠遠不夠），再到刻意拉私營業主入共產黨、進權力圈（雖然有點怪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偏差似乎有所改善，社會總體趨向平靜祥和（近年貪腐黑惡引發的社會對立危機另論）。但在政治領域也即所謂路線鬥爭問題上，官們似乎有點諱莫如深、思維定式依舊、潛規則利器不變、檯面下暗戰依然。

中國人似乎一直沒有處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的問題。
皇帝時代，權力姓私，政治自然圍繞皇帝、皇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綱常運作；自然是朝堂、廟堂、密室、肉食者謀、庶民不得與聞的家事私事；自然重順逆、正反之大防；自然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你死我活。

現代社會，天下為公。權力天然民有，政治自當開放，爭鬥本應平和，運作應該規範。然而，從蔣時期“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四一二”，到毛時代“輿論一律”、“全面專政”、“不准亂說亂動”。其共同點均為“以極端手段（不是相容、互競、轉化、溶解而是消滅）對待不同政治尤其是對立面”。

儘管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雄文，但是，只要把對立面打成敵人，一切美妙、溫柔、溫暖的條款即變為冰冷的桎梏；也產生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願景，然而卻吝于或怯於說出“和諧政治”或“政治和諧”；本意或反腐、反貪、改革、改進，卻總是心繫紫禁城，直瞅中南海，絕食、逼宮、打倒、推翻、革命，最終將事情搞成反面；許多領導“核心”，庇貪、容黑、縱腐、忍讓無理上訪、跪拜不良媒體，幾無執政客起碼的作為與威嚴，卻偏偏容不得不同意見，視相異者（許多甚至是潛在的或臆想的）為寇仇，時時提防、千方百計算計收拾對手；十多年來，權力越來越向“班長”集中，“上面”越來越不容“下面”說話，民主生活完全流於形式，政治協商基本成了廢話笑話，各種議會絕少討論、爭論，唯只執行貫徹，執政團隊內部的民主生態越來越差；許多地方，黨和政府變成了一把手個人，維護核心等同于無條件服從班長。

許多時候，服從真理讓位給服從“老大”；不少市縣鄉書記（本應是常委會、全委會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記錄者）早成了無所不管、無所不能、說一不二的封彊大吏或山高皇帝遠的土皇帝；銀幕螢幕沒完沒了演繹著宮廷戲，整個官場充斥著“小順子”、李蓮英式的“喳”聲；現代化的社會裡竟然重複、喧囂著“功高震主”、“犯上”、“野心”、“忤逆”之類百年前的詞彙。

最要命的，是“神經過敏”，動輒上綱上線：班子出現紛爭往往不講是非不行辯論，總是護上責下，硬生生地維護一致；幾個小年輕稍有創意做點事情，總有人驚風火扯、貫之為“模式”，列其為路線，非得把同宗同師、大同小異搞成水火不相容；人民對現實中的（腐敗、黑惡、不公、虛偽）有意見，拿同樣是共產黨過去好過的東西做比較本也自然，而該對腐敗加劇負責任、該有則改之、聞者足戒者，卻不尋思這樣熱、那樣熱的深層內因，只是簡單一句“復辟”文革的指控嚇唬老百姓、反制異見者，就像當年罵“清朝餘孽”、“蔣匪殘餘”、“資本主義復辟”一樣，斬釘截鐵、冰冷森嚴、讓人窒息。

也好笑的，是自盲、自聾、自閉、自欺症。完全無視“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至理名言，回避社會矛盾，掩飾官場鬥爭，營造一團和氣；否認“不同政治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滿心思只有“消滅”而沒有“相處”可言，根本不思想不同政治面相處及鬥爭的規則建設，其結果，在清一色、一個調、大吉大順表像下，怯於公爭、勇於私鬥；沒有明爭，只有暗鬥；明規則無用、潛規則方行；想的與說的相反，說的與做的迴異，檯面與台下背離；入黨為私、結黨營私、公器私用，組織往往成了個人“進步”的墊腳石與代人受過挨駡的出氣筒。民主、現代已經百年，人們仍舊唱著“黨同伐異、不問是非，成王敗寇、不擇手段，你死我活、不講寬容”的“春秋無義戰”式的封建老歌。

正確對待不同政治面，正確看待政治鬥爭，構建現代、科學、理性的政治活動規範、實行、實現不同政治面政治共和，是實行、實現國號中“人民共和”的本質要求與核心、前提性內容，也是執政團隊現代、成熟、信心、底氣的標誌。

共和，為治腐敗、防異化提供動因與保障

當今，中國執政團隊面臨最大、最急、最危的形勢與考驗，
不是美國重返亞太的咄咄逼人，
不是日本購買釣魚島軍國主義復活的囂張，
不是菲律賓阿基諾在黃岩島小丑跳樑，
不是達賴在世間孤魂野鬼般流竄，
不是汶川、沙斯天災，不是金融風暴人禍，
而是執政團隊自身的深度腐敗與異化。

四一二後的共產黨人是弱小孤危的，因為理想正義而星火燎原；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貧瘠荒涼的，因為清新活力而成為國人尋夢的時尚；
四六年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是低劣的，因為蔣團隊的腐敗不堪而摧枯拉朽；
三年困難時期大饑餓是難過的，百姓因幹部也有“浮腫”而忍耐；
計劃時代的短缺，砸宗祠靈牌的荒唐，下鄉下崗失業的無奈，平墳掘墓刮宮引產的背性，運動嚴打平亂時的嚴苛，因為情勢所然、因為官民同樣、因為希望尚存，老百姓不理解也執行、不情願仍犧牲，心苦痛不怨言；
即便經歷大躍進的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大反復，國人可能歸罪執政團隊的個別人、個別階段，對領導力量整體仍然崇敬愛戴，絕未離棄，對公權力體系信任服從、絕少罵言。

然而，不幸的是近十多年來，異化，似乎讓一切好的東東變了味道，腐敗，讓“偉大光榮正確”為鼠竊狗偸之徒背盡了駡名。公權的公信度降低得嚇人，人們對官們的懷疑、蔑視、對立、憤懣達到了前所未有、驚人的程度，廟堂、坊間甚至出現“不反腐亡國、反腐敗亡黨”的斷言。（關於亡黨說我是不苟同的，這或許可以反映出當前腐敗的普遍性與深重度，但腐敗的只是當今執政團隊，豈是黨的整體、豈能代表黨。反腐，才是、只能是真共產黨的回歸）

在反腐上有兩個危險極端

一是縱容，認為腐敗“天然”、“都有”、“無大害”甚至“有功”，反腐惡化環境、影響發展，於是要求人們“容忍適度腐敗”。更有甚者，將反腐與發展對立、反腐與改革對立，將社會上因痛惡腐敗而出現“憶毛”風潮簡單指稱為“復辟文革”，胡攪蠻纏式的問“要改革還是要文革”？反腐無方、不力或者根本就無意，反異己（怕還不能算政治異己）、對付不同觀點者倒是駕輕就熟、驚風火扯！

二是激進，認為官們全部敗完了，所有衙門腐透了，體制是腐敗的根源，因而要推倒重來；認為反腐就是一切，反腐就該不擇手段；這種情緒隨著“打黒者曝黒”的失望絕望而加劇，會將社會引向逾法、對抗、甚至革命。

這兩個極端都不是中國之福。前者不明白中國是共和國度，少數官員腐敗異化、長期侵犯大多數的利益，不是共和是獨佔，必然引發多數人鬥爭、乃至掀翻“人吃人”的宴席。後者不明白，任何良善的願望、任何神聖的事業，不以社會穩定、人們共和為目的、作考慮，行檢驗，都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甚至禍國殃民。

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待腐敗的“急”與“緩”，或將是中國政治的重頭戲，理清共和理念、思路，構建共和政治規則，讓“對立”的兩造可以坐下來、慢慢說，行文鬥、棄武鬥、遵守遊戲規則玩，是避免這兩種極端惡爭死鬥、再釀鬧劇、悲劇、人禍的急要。

回歸國號中的共和，才是正道

四九年的先賢們，是誠心誠意搞人民共和的。人民共和是共和國的旗幟，精髓。四九年後，國人最大的歷史誤區，是從人民共和，搞成了人民專政。一詞之差，成為幾十年極左政治的源頭，至今仍在影響中國政治的進步。

專政，儘管以人民的名義，都不及共和（哪怕沒以人民做定語）更能表述建國先賢的思路，更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

任何專政，無論個人、一黨、還是所謂人民，都背離了歷史的主潮流。

沒有人民共和（政治共和）思想的人民專政，會因對人民定義的偏差走向極端政治、如文革，也會因為掌權者異化而蛻變為少數權貴對大多數人民專政。而後者，正是人民對當今貪腐日盛，公義日削，政譽日差，風氣日劣強烈不滿、不安、擔心、憤懣之所在。

世人都說民主好，就是鬥爭停不了， 鬥到白刃見紅時，誰停誰就死呱了
世人都曉自由好，就是利益忘不了，成則為王敗為寇，鬥輸一切都沒了。
世人都誇憲政好，就是行動忘掉了，真理裝在電筒裡，臨到自己特殊了。

沒有共和的理念（出發點、目的地、硬約束、試金石、檢驗標準），一心只想中南海、紫禁城，以奪取最高權力為目標，一切漂亮口號都是虛假，都是哄人。其結果還是惡鬥。最後，民主、憲政、革命、改革，都可能異化為無良政客的樂園、普羅大眾的屠場。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群，在憲法架構下共和，也即政治共和，才是當今最急最要。
回到共和國中的共和二字，中國的絕大多數問題會迎刃而解。
共和，一國兩制的思想原點與最佳詮釋，是兩岸均可仰望的共同旗幟。(此節專章論述）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ａ）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ｂ）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承認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責任在蔣中正還是毛澤東？簡單的史實是：1924年在蘇聯的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即蒙古的共產黨）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那時代的中國完全無力收復外蒙古，到1945年蔣承認外蒙古獨立，1949年毛承認外蒙古獨立。反共者主張中共在49年之前都主張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承認外蒙古獨立的責任在毛和中共。

維基百科：外蒙古獨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蒙古的態度

共產黨為什麼在49年之前都主張承認外蒙古獨立，因為外蒙古獨立之後，是納入共產國際的蘇維埃體系，這一個特殊的政治體系，各加盟國雖然以獨立國家的方式加入這個邦聯，但是實際上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盟主是俄羅斯的共產黨，全世界的共產黨也都奉俄羅斯共產黨為盟主，所以外蒙古獨立進入蘇聯體系，就是在增加中國境內共產黨的力量，並且中國共產黨本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怎麼會反對外蒙古加入共產國際呢？

如果新疆能獨立加入蘇聯，共產黨的態度也是支持的，因為都是在增加中國這片區域共產黨的力量，其關鍵因素就在於共產黨的特殊性，加入共產國際並不是分裂成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集合成一個跨民族、文化、宗教、政府的政治聯盟，這種感覺就像周建立起的天下諸侯分封的感覺，只是共產國際內沒有過往的貴族與庶民的階級制度。

為什麼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曾希望蘇聯讓外蒙併入中國呢？因為P.R.C.成立之後，在共產國際中，能與俄羅斯叫板的除了中國還有誰？中國進入到這個共產國際之後，當然不會甘心成為附庸，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權力較量，中、蘇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爭奪共產國際的主導地位，所以這時候如果能拉攏外蒙古加入中國陣營的共產勢力，對於未來爭取整個共產世界的話語權有極大的好處。

況且蘇聯一直處心積慮地要分裂中國各民族，新清史史觀背後的兩大支持者，一為日本，另一即蘇聯。現在當然還有美國。所以共產黨也知道蘇聯不可能讓中國維持一個完整的統一狀態，能趁機讓外蒙合併，就能削弱蘇聯一直推動的阿爾泰民族自覺的陰謀。

不論是在49年以前支持外蒙獨立或者是49年之後希望能合併內外蒙古，這在邏輯上都是一貫的，支持外蒙的獨立就是在支持共產國際的擴大，共產國際擴大當然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外蒙在這種狀態下的獨立，既是成為獨立政權但又不是真正的獨立政權，如果要以主權國家的概念去理解外蒙獨立的性質，要不是故意裝傻，就是真的傻。而認為P.R.C.尋求內外蒙古合併是前後矛盾，就是不懂政治中的權力運作，同樣不是真傻，就是在裝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