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中間選民，一個公民教師

對於我島當前的政局，本來只適合做一個旁觀者

然而，作為一個關切公共事務的公民

實在不可能自外於我們社會共同的前途與命運

尤其，對於公民教師言，民主政治應該是責任政治。

公民教師知道──

執政黨的施政，大權在握，確實可以獨裁，可以專制

可以貪贓枉法，可以草菅人命，可以好官我自為之，只要大內宣在手，黨政軍一條鞭之下，只要估計下屆選票能夠鞏固，其實這「選舉民主」，只是「萬民擁戴」的「民粹政治」而已。

以當前的時局看來，社會正是如此的情況──「政黨輪替」的機會不大。

一般言之，上次九合一選舉結果，因執政黨表現惡質，難以充分掩蓋，確實大敗；但是，選後集結頗為迅速，利害整合，鐵票有回籠之勢。相對的，在野力量對於時局將使我島烏克蘭化的急迫性，缺乏充分的認知；可能發展為「三腳督」的不利局面。

三腳督之局若成，

最先能好整以暇的是執政者，看來選後雖有黑金種種問題纏身，但由於資源與組織，加上媒體與網軍，在這經濟大不景氣之際，『有錢能使鬼推磨』，自然最能興風作浪；而藍營內部多「宿怨」與藍皮綠骨者不少，且自視老手，易被操作；白營成軍不久，應較清新，但經驗不足；難得信任。這將是執政黨不難起死回生、重行鞏固政權的重要條件。

然而，當前大局，烏克蘭的悲劇在前，為覆車之鑑；同時，民主政治之必須為「責任政治」，如果惡質的執政者，竟然能夠繼續執政，無須受到嚴正責任的追訴，這整個政治體制將失去其基本的存在價值。烏克蘭化的前景，絕不是我們的理想；責任政治的破滅，也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破滅，我們的社會之悲運，自此而墮落，將止於胡底！

因而，

個人看來，當前我們的島嶼政情，只有『在野大聯合』才有真正止跌回升的機會──一戰成功，才能讓整個社會振作起來！

我們的作法，應該以史實更正教科書，不只是回復舊綱要，同時切實地自我反省，痛定思痛──

個人看來，當年的韓流如何形成，記得韓國瑜是以批判國民黨而獲得全台韓流高漲，認為出現當代救世主似的；是「檢討過去，策勵將來」，才獲得全民擁戴的；但是後來總統選戰中，他已失去了那樣義無反顧的形象；這是所謂「韓流」如果誠懇反省，也應該部份自責的。這次的在野大聯合，應該也要展現義無反顧的自我批判，以深刻的自省以及打擊當前執政者的貪腐黑金、官商勾結為這次大選的政見。

直接推出全民調；各組人馬以總統、副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方式提名。。。

趁著現在局勢仍然可為，以「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開展旗幟。。。這是個人的觀點。。。

當前我島內外的局勢已相當緊急，區區一個公民教師，為了我們社會共同的前途，希望我們的社會能避開當前的悲運，敬陳拙見於此。。。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中國大陸識別出55個少數民族，與主要的漢族頗有差異，很引起筆者的興趣。[1] 是人類學教授楊海英走訪內蒙古與西北的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有關少數民族和伊斯蘭的田野調查報告。楊教授生於內蒙古，赴日本留學，獲博士學位，後歸化日本國籍。

讀 [1] 後最主要的感想是內蒙古與西北的少數民族和伊斯蘭都很多樣而複雜，書中至少提到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撒拉族、保安族、東鄉族、土族等，因為這些民族裡至少有部份人信仰伊斯蘭教。這些民族過去大多以遊牧為生，但是現在多已改為定居，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區。有些少數民族的起源有多種說法，頗難分辨，能確定的是，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最初是在元朝時由蒙古統治者從中亞引入，當時被稱為色目人，有頗高的政治地立。

內蒙古與西北的伊斯蘭教分為老教和新教依赫瓦尼，老教主要是崇尚神祕主義的四大蘇非學派，底下又分成很多門宦（教團），如下圖。老教的每一門宦比較獨立，尊崇其教主和埋葬歷任教主的拱北。新教依赫瓦尼始於十九世紀末，主張「穆斯林應當追隨真主和先知，不認虛偽的導師與聖者」、「打倒門宦、摧毀拱北」。因此新教和老教曾有很大的衝突。

清朝後期的回亂（1862年－1873年）原只是漢、回間的衝突甚至屠殺，被捲入其中的蒙古人其實是「受害者」。然而蒙古人當時作為清政府的盟友，受召出兵，因此被回族視為「鎮壓者」，而對其進行反抗。由此，造就了蒙古族與穆斯林之間長期的嫌隙。

作為學術著作，[1] 的內容應該客觀中立，然而楊教授在書中卻明顯顯示他反共、反中，至少是反漢族，的意識形態。他自承「即使被中國的漢人研究者批評成『民族主義者』，日本人研究者批評成『我族中心主義者』，我也不會對自己的想法，做出任何改變。」

楊教授對漢族和中共有頗多嚴厲的批評，並且主張中國應賦予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如果少數民族不想和中國這個國家、乃至所謂『中國人』的群體朝夕共處的話，也應該給予他們分離獨立的權利」。

歷史上漢族和各少數民族衝突、戰爭是常態，而中共確實曾經極左思想泛濫，反對甚至迫害宗教，然而這些都已過去，各民族不如團結合作向前看。考慮楊教授的故鄉內蒙古與外蒙古（蒙古國），內、外蒙古的自然環境差不多，內蒙古的人均GDP（2016年）達 11171美元，而外蒙古的人均GDP（估計2022年）僅5205美元，內蒙古的人民生活得遠比外蒙古的人民好。由此可見，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治理或許不完美，但是對得起內蒙古，而外蒙古已獨立多年，有什麼好？

[1] 楊海英《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文化，2022。

不論中西，近世以來，都有過於迷信制度的傾向。如果是迷信制度，則人的品質可以放開，交給「自由」。蓋制度是主要的，是如來佛，人再自由也跳不出「制度」的手掌心，故可放心地去任性自由。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近代西方就盡可能地強調制度。譬如，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在其政治學經典名著 [1] 裡就提問：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在此制度被區別為兩類：廣納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的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郭譽申教授在 [2] 裡對 [1] 提出總結︰這本書「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如果依照「結果現象」來看，這書的分析是有效的。但問題是，符合「廣納性」的現象，就一定出自該書所認定的廣納性的制度嗎？而該書所否定的非廣納性的制度，就一定產生不了具有廣納性結果的現象嗎？這個「制度」及其結果之間的關係，顯然郭教授認為這書的作者沒有搞清楚，而一廂情願理所當然地採取了一種未詳細分析的武斷的看法。郭教授此一見解，十分精闢！

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是第一因。只有人來運作制度，而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以規範住人。因此，貌似具有「廣納性」的制度，也有失效的時候；因為人可以「玩法」，玩到你從「法」的角度挑不出它的毛病。（也就是實質犯法了，但形式上就是不犯法。）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反過來說，貌似非廣納性的制度，也可能產生具有廣納性的結果，因為制度只是工具，而真正的決定者在於有權力運作此一制度的人。（不定是一個人、一些人、或一大群人。）

反過來說，如以「人是第一的」為主，則必然重視人的品質，則人就不可以亂來，所以就有了道德。然講道德，誰說了算？人們習於舊章，就必定出現冒充「有道之士」的「假道學」，嘴上說的頭頭是道，但實際上全不是那麼回事。中國道德學發展了六百年（由宋至明；若加上之前可視為道德學預備隊的隋唐佛學，則已上千年），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假道學氾濫，真道德不彰，人們厭倦了，所以道德失效了，於是人們轉而寄望於制度。如果制度又失效了，鐘擺只好擺回來，再度回歸道德。只是，依歷史的辨證，這次再講道德，就必須有一個更新、更周到的講法；必須比之前要進步一些。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

[1]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2012)。

[2] 郭譽申《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2020。

我是個退休的公民教師，關心時政，由於理想的公民意識，並沒有固定的政黨歸屬。我常說自己是『中間選民』。

我長期關切台灣史，對於當前的選情，有如下的建議──

應該補強我們社會對於過去新竹與桃園甚至嘉南地區重大史實的在地關懷。

補強的方式，是除了向平素盡心盡力在桃園、新竹與嘉南地區的文史工作者，例如，桃園農田水利會黃金春會長與共同發表「百年迷霧：桃園大圳的設計者是八田與一？」研究調查的元智大學講師林煒舒、助理教授李曉菁，向他們致敬外，建議這三地區的候選人，應該一起支持並投入下面這個重要的歷史議題。

一、對於1907年公開的「北埔事件」，主角蔡清琳只是個市井無賴嗎？

我們應該查明當年我們先民發動的「北埔事件」，為何在日本當年所公布的官方資料中只見到如今日選舉般的抹黑抹紅？只是強調──

「新竹廳下，月眉庄的蔡清琳是一落魄無賴，為拉高其反抗官憲的氣勢，虛報清兵將來襲而集合嘯聚隘勇數十人，在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夜，發動其暴行；次日襲擊北埔支廳，渡邊支廳長、郵便局長等外警部補以下十八人、……被屠殺。……」

而警方的調查則強調該案只是「市井惡漢蔡清琳在失戀和生活發生困難之後，假光復台灣、重歸大清之名，煽動無賴惡漢起事，想要趁亂掠奪財物，再躲到華南去……」[1]的小匪亂──以至於後來我島上竟然出現這樣一類大力抹黑的說法──「為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煽惑消息欠通之隘勇、山胞，仇殺日人男婦老幼57人，洩一時之忿，而累及鄉黨，幾瀕於危殆，……」之類？

二、1945年，官方的「北埔事件」真相

為何我們主流學界從來沒有關心1945年1月，日本官方印行在「台灣小史」中的真相？

在那本官書中，對於三十八年前的北埔事件，是如此描述的──

「……流浪在新竹北埔地方的無賴之徒蔡清琳，私淑朱一貴，想成為鴨母王第二，號召同志四百餘名，自認領袖。於明治39年3月，在臺北廳新店莊，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 」

其中直指該事件，不只是曾開會於台北新店，策應的規模廣及於「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這哪裡是過去所揭露的「小匪亂」？原來是被當時的日警大力掩蓋了嗎？──難怪當年主持鎮壓的警視總長大島久因此功勞乃能夠排除後藤派系的競逐，在後藤系的祝辰巳病卒後，出任民政長官。

三、當年建設桃園大圳的意義

一〉關於過去北埔事件的規模

過去我們總以為該事件的規模只在北埔附近到新竹，只是少數隘勇與原住民呼應蔡的號召；如今，我們發見了由新竹、大溪、中壢都在起義的聯繫範圍內，甚至可能到台北廳的新店庄，只是當時我先民聯繫失誤沒有配合上的話，是否桃園大圳的建造，就可能和嘉南大圳的建造一樣，有著官方對於革命起義，表現為「大圳咬人」，甚至「大圳吃人」的報復意義。

二〉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共同點

它們的所在地，主要都是我先民曾經因民不聊生而起義的地區；兩個大圳在殖民統治下，都是過去我島上所無的「公共埤圳」，過去我島的埤圳大都是民間集資自力開闢的，沒有公權力介入；而這兩個大圳則是官方提議出資，民間樂捐而受官方管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戶必須接受維護水道的義務。如果水道易於淤積或損壞，農民就等於被咬住了，不斷出血。外表看來有水真好，但是啊。。。

剛好，兩水源區都是多砂的地質；往後我島民必須喘息在除淤與維護水道的沉重義務下──在我們這多地震的島嶼上。    

四、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史實

桃園大圳開工於1916年，嘉南大圳開工於1920年；兩者開工之初，都少見報導；

前者完工於1928年，後者完工於1930年；它們先後完工後，我們都可在報端看見它們發生問題的報導。。。

關於桃園大圳，我們可見到如此的專業批判──

「水路中的隧道，長15,800公尺，地質軟弱，並且包含地下水，故工程非常困難。開鑿時，細沙和水一同流出。1927年，第三號隧道的一部分，拱門的磚塊，因土壓和水壓而脫落，土砂把隧道埋沒。……」^[2]

以及民間的如此批判──

「幹線所在地的地質概屬沙地，工事上是很不容易著手的。當時國庫支出750萬的費用，比別地方築得加倍堅牢。可是經過沒有多時，便就潰壞了。今後要修理到完全的程度，同組合員們恐怕是沒有能力可以負擔的。倘若以暫定的程度，草率從事，又難保不再潰壞於不旋踵間。……據老農們說，在當初要開鑿的時候，我們已知道是不會成功的，但技師的計畫，總用不到小百姓的說話去做參考……今已悔之莫及了。」^[3]

當年嘉南大圳的工程，神保技師報告稱其地質，「微有土砂崩潰之虞，是以貯水池恐致逐漸減少其程度。」[4]，顯示與桃園大圳相類。

但其開工當時，正在我島社會運動興起之際，因而，往後可在「台灣民報」上看到民間的怨訴就更多，例如「台灣新民報」的「社說」上就有如此的批判──

「到了竣工的今日，雖輪到給水之年，也沒有可增收的，至於沒有給水之年仍要白納水租，哪裡有可增收的道理呢？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用長物呀。」[5]

「這回的地震……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嘉南大圳烏山頭貯水池，該地的堰堤，因此陷落三十間，而池面的荒浪，起了六尺高，……又該池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現在大圳當事者，正在積極調查中。」^[6]

尤其，1932年，當官方提出台南與高雄間的二層行溪的水圳計畫，受到地方強烈的反對時，其理由就是認定嘉南大圳對於農民言是失策的；該新聞標題為「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7]，其內文則歷數完工後水量不足，強制三年輪作使地主與農民狼狽不堪，倘若完工，當地地主與農民必將如嘉南地區農民之不幸。

五、餘音──當代我島民應有的反思

一〉深入的本土化之必要

我島呼喚本土化，甚至執政者自稱是最本土化、最愛台灣的政黨，但是，事實上呢？花了多少功夫在自己的這塊土地與其歷史的血脈上？

就以本文所及的，由1907年的北埔事件到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我們的執政黨與其主流學者是怎樣描述的？除了跟隨殖民者的說詞宣告之外，有多少自身的主體性認知，與由於主體性認知而提出的批判？上述所及的批判，不重要嗎？

只要跟隨前後兩殖民者，就是我們社會發展永遠萬靈丹般的奧秘？

本土化啊，魂兮歸來。

二〉關於八田與一與桃園大圳的關係

近二十多年來，我島上由於日本作家古川勝三之誤導，在其所惡質著作的「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原名，「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中，用了足足兩頁多的篇幅，虛擬八田如何在下村長官的欣賞下，離開了原來由他設計的桃園埤圳工程，然後奉派負責嘉南大圳的探勘與設計。這個描述欺騙了所有的讀者[8]。

史實中，桃園大圳的真正的設計者是韓裔日人張令紀；因為，在桃園大圳進行測量到完工的階段裡，八田與一都在台南水道工作[9]，直到1919年才調去規劃設計嘉南大圳。張的職務則自1908年12月，調任總督府工事部技師起，負責統籌全臺灣水利工程設計。在其任職工事部九年期間，完成桃園大圳的籌畫、調查、測量、設計與興工，是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的靈魂人物。台南下水道是與桃園大圳同時進行著，卻性質很不同的重要工程；不可能由一人同時負責兩個時空；因而，日本作家對於八田的想像，在史家的眼中應該是「欺騙」。

1908年12月，張令紀調任總督府工事部技師，已統籌全臺灣水利工程設計。在任職工事部的九年間，完成桃園大圳的籌畫、調查、測量、設計與興工，是工程得以順利進行的靈魂人物。1917年4月，大圳工程初進入執行階段半年時，因技術困難障礙，他被派遣到歐美各國踏查、學習先進的水利工程技；他1918年11 月踏查回臺，接受《臺灣日日新報》專訪時，竟全沒談論與水利工程領域有關議題，而是分享親身經歷美國的民主自由精神。這個殖民地的兒子。

可能正是因此，後來他雖為大圳工程鞠躬盡瘁，但很少受官方提及。而作為晚輩的八田與一，遂逐漸僭越地成了桃園大圳的設計人。

三〉關於八田與一，古川還有多少欺騙？

古川的大作，其中有多少的「想像」？「想像」通常只能是文學的要素，然而，古川的大作卻能夠獲得「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讓人以為書中所及都是史實似的。由張令紀的故事讓我們不免懷疑其書中還有多少欺騙？

該書原名為「愛台灣的日本人──八田與一」；其中描述它們家族在早年就由於信仰而對其藩內的農民懷抱著深刻的同情，由此導引出其對於我農民似有著偉大的關懷；然而，就我們對於日本史的理解，八田所屬的金澤藩，是當年最能逢迎德川幕府的大藩[10]；而就所知，德川幕府對於農民的態度是接近日本大儒山鹿素行其所謂「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的觀點，如果金澤藩總是識時務地迎合幕府的觀點，那麼古川在此所說「佛前一律平等」，其對於農民的同情，就像當年天皇對我先民所說「一視同仁」，應該就只是「欺騙」？

此外，該書中描述八田的豐功偉業似乎鉅細無遺，何以對於我們前面提及，民間曾經表現的所有憤懣不滿，都沒有提及？同時，對於1930年兩次中型地震就把新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堰堤震損達55間〈330呎〉的重要史實，完全沒有提及？這是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的通例？還是如大哲學家康德所稱，「說謊者知道全部理由，但是他並不把全部理由都說出來」；所以古川作家，就沒有說出來？

最後，真正關切我島本土化的、愛台灣的我們，是否應該深入追問在古川的大作中，到底還有多少的文學想像，暗藏在該學會的所謂「著作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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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琳在明治33年，十九歲時，犯詐欺罪被判刑6個月罰金20元，出獄不久，再犯竊盜罪，判刑10個月，監視6個月，仍不悛改，36年受行政上的戒告。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教唆雙方興訟，從中調解而獲取不當暴利……」〈「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台灣之水利問題」，日名，「台灣農業土木誌」，芝田三男、磯田謙雄著，于景讓譯，台灣銀行研究室，頁18。

[3] 「桃園圳幹線潰壞  三月間點滴不給水  計畫失慎修理太難」，台灣新民報，1931.6.20。 

[4] 「日據下之台政」，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省文獻會，頁766。

[5] 「社說  台灣二大工事  嘉南大圳水量不足  明潭電力有餘」，台灣新民報，1930.11.1；此外，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1925/12/27〉「嘉南大圳三年輪作  又是官僚的辦法」〈1926/2/7〉「三年輪作的罪惡  犧牲農民的生命」〈1927/8/1〉……「組合只懂收水租  哪裡管稻田無水？」〈台灣新民報，1930/9/6〉「橫逆的嘉南大圳  無水也要水租」〈10/4〉「嘉南大圳區域內  地主七倒八苦」「大圳哀話  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  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  無理的受剝  何等悲哀呢？」〈11/1〉……等等都是。

[6] 「台南州下  起大地震各地被害頗巨，「台灣新民報，1930/12/13。

[7] 「利用二重行溪的埤圳計畫，反對第二個嘉南大圳──恐懼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農民呼籲絕對反對」，台灣新民報，1932/3/19。

[8] 據稱，「在1989年在日本出版的該書，獲得日本土木學會著作獎、直木賞的殊榮，自此以後有關八田與一設計了北台灣第一大圳「桃園大圳」的說法，不斷向外擴散，台灣與日本的文學界、新聞界、學術論文，凡是提到桃園大圳，都必須加上「八田與一設計」，並引用這部以小說體裁所寫的書。」引自林煒舒／《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百年誌》顧問、元智大學教師

[9] 在八田的履歷中，1910年，東大畢業，1911年來台，1916~1917年間，雖似有一段空檔，但1916年10月，八田為衛生工事系技師，擔任台南水道設計主任；1917年7月，他仍在該單位。衛生水道與灌溉水道，工程性質不同，應不可能任意轉換設計人，然後又回復原單位。

[10] 前田家領導的金澤藩，也就是過去的加賀藩，在德川時代能仍以「辨大局、識時務」著名，而維持著自身在時代中的地位；獲得封祿達百萬石。

關於李登輝非凡的皇民身分──

可敬的名記者徐宗懋先生稱──1995年遠見雜誌──

『由於農村地主與城市中產階層與日本統治者較為接近，子女受的教育日化程度也最深。儘管其中不少人年少時期對日本歧視台灣人的政策不滿，但因文化領域中未受過漢學訓練，所以思維的基礎是日本式的，如果再加上家庭背景是基督教而非與中國文化關係深遠的道教和佛教，那麼其「非漢化」的程度愈深。』

好像很合情合理；於是所有的農村地主與城市中產階級都被戴上了與李登輝相同的大帽子；然而，史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由歸化日人的日本作家伊藤潔在1996年2月為李在「文藝春秋」雜誌社出版的傳記中提及，1929年，李六歲入學時已經使用岩里政男之名；他寫下如此的史實──

「1929年，進入汐止公學校的李登輝的日本名是『岩里政男』。後來，日本政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獎勵『改姓名』，約是1940年左右的事。」〈李登輝新傳，伊藤潔著，白水譯，希望出版，頁26〉

那時，由於日人自許是神裔，對於日台兩族群間的關係，自居於優越的地位，在其高度衊華心態下，我島民要改日本姓名是困難的──

史實中，關於改日本姓名，第一個正式的場合就是日台通婚的情境。一是妻冠夫姓，其次是子女隨父姓；但後者必須是以父母間已有合法的婚姻為條件。顯然，李登輝能在入學時就使用日本姓名，表示官方已承認其父母擁有合法的婚姻關係。

然而，據我們所知，當年官方很少承認這類的日台族群關係。

因而，第一任文官總督田總督雖曾經很人性地公開對於日台族群關係表示其高度開放的態度，認為「禁止日台人通婚的法律必須修改，因為日本人可以與外國人通婚，更何況台灣人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據稱，這個問題既是他就任之初就交代下村長官進行的調查要項之一，也是田總督曾經在1920年2月，向原首相報告，獲得同意的重要項目。

原來，婚姻問題除了要有男女雙方的合意，法律上總需有程序的要件；此問題，外表上看來，只是當局沒有訂立其程序法，就自然呈現出其禁止的型態；同時，在戶籍上的入贅與收養，都形成類似的狀況。

但也由於當年，事雖簡單，但涉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卻實在茲事體大，故直到1923年田總督高升離台之際，總督也只能提出「權宜辦法」，令各廳長通飭關於台日人婚姻養子女戶籍事項，開始受理民間之申報 ，但完備該法的後繼工作，也並沒有能完成。

因而，在官方眼中，日男與我台女間的結合，又只能是一種法外的特例[1]而已。

關於這通婚與入籍的規定，通常我台人要到1939年皇民化運動後才有改為日本式姓名的機會；那麼，李當年何以能夠獲此特例、殊榮？怕就絕不只是由於其家族中有鴉片牌照或是豬肉販賣的執照而已。。。

是什麼原因使得當局早在1929年就能讓李以日本姓名入籍呢？

請原諒，由於上述的探究，我們不能不另外推想當年這個的特例之由來。

會不會真的有一位類似小笠原次郎的日本人存在？那是在李家的公嬤廳上的一張古早照片中，一位形象高大的日本人的名字。如果李的親生父親是某位日本人，其母親是我島民的話；出生於1923年的李，受孕的當年，應該正是前述田總督在任期間，台人改日本姓名，入籍日本人很困難的時代。

研究與調查

日本人與我島民通婚的不多，是由於日本人對於我島民有強烈的歧視[2]，也由於日據初期日人攘逐殺戮我島民近百萬人，要我島民遺忘真是不容易；還有當年的殺戮者自身怕也不容易忘記自身所造的孽吧，但是，其中極少數人，在某種特殊情境下，生出了孩子，怎麼辦？這是一個日本男子與我島女子間，當年官方法律並不認可的特殊結合關係。

當年的情況，這樣的結合已經有先例了，但多數是我台男娶進日女，例如，當年律師蔡式穀娶日女，大皇民辜顯榮的第幾房為日女，應該沒有子女冠日本姓氏的問題。

但關於日男娶台女而其子女能夠以日本姓名正式入籍的更為罕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當佐久間總督伐蕃期間，官方曾經要求日警向原住民頭目或有力者的女兒追求或是逼婚[3]；當時稱為「政略婚姻」，當局竟藉此探取各種蕃人情報，甚至要妻子為日人向其父兄進行說服工作；其實質是一種「始亂終棄」的所謂「蕃婦關係」，因為，殖民當局規定該婚姻是日警「為國、為理蕃，必須虛情假意討好蕃方公主」；三年過後，日警隨時可以不承認該婚姻的法律關係，拋妻離子，另外尋找理想的伴侶。

據稱，當年在泰雅族的馬列巴社附近就有日警下山治平、佐塚愛祐、下松仙次郎、近藤儀三郎等奉命結婚，其中近藤的妻子就是霧社蕃頭目莫那魯道被遺棄、癡心成瘋的妹妹──這是後來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的理由之一；不知其他蕃地或平地是否也曾實施該政策？

李的處境會是也有類似如此的日警把「政略婚姻」拋棄的某種「蕃婦關係」嗎？

或者只是小笠原確實已經故去，具有日警身分的李父金龍先生與該日人有深交，願意代為撫養遺孤，也正是他家族當年就有了可以擁有鴉片證照與豬肉販賣執照的理由？

以上，我們的研究，呈現了李的身世之謎與時代間錯綜的面向；相較於徐先生過去籠統的論述，是否有可以參考，或補足其論述的地方；希望我們可敬的讀者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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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所知，要到1933年修正「台灣戶口規則」，實施之後。關於日台婚姻與收養問題，開始有了受法律承認的機會。不過，由於該法全名為「修正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律之特例」。──根據1933年「日本人男子，非至無陸海軍籍及無服兵役義務，不得入台灣人之家籍，但經法徵兵終結處分，入第二國民兵役，因收養入贅而入台灣人之家籍者，不在此限。……」與「台灣人與日本人間之婚姻，或收養入贅而入台灣人家籍者之協議上離婚或收養，由其呈報郡守，警察署長、警察分署長，或支廳長辦理，而生其效力。」之特例性規定。

[2] 當時我漢族島民被稱為「土著」或「土人」，原住民則被稱為「蕃人」。

[3] 有日警下山治平，當年是馬列巴駐在所主任；就在該政策下，以原民頭目與抗日族人的生命相威脅，向該族公主逼婚；強娶之後，生了六個孩子；各有日本姓名。明明是先娶者，戶籍上僅登記為「內妻」〈即妾〉；後娶的日本女子，則登記為「正妻」〈大老婆〉。不過，根據霧社事件資料，當年日人對於蕃人雖有戶口登記，但在當時蕃人僅被視為蕃地開發時的附屬物，有所謂的「不見蕃人，只見蕃地」之說，該一登記並非真正戶籍法上的登記。

這是個過去學界簡直沒有人關注的事件；原因應該是日殖當局不希望外界知悉，因而大力封鎖與其相關的消息。

當時還是1910年代初，中國革命尚未成功，但是已經胎動劇烈的時代；或許它正象徵著兩岸當時正還是默默地同步著某種深度的脈動。是否因此，當年才被強烈封殺？或者，只是為了當年殖民當局無法面對自身在教育上的失敗，真是「有失威信」，因而如此作為？

關於本事件，讓我們由史實如何被扭曲與抹殺來看真相吧。

其一、關於被扭曲或抹殺的史實──

本事件中我們可以舉出三大重要史實，

第一件是洪先生在國語學校畢業的時間，也就是他獲得官費保送赴日的時間是1902年，當時的情況是──

「1902年，總督府趁重新發布『總督府直轄學校留學生支給規則』及『國語學校留學生支給規則』時，規定義務年限應該加算留學生的年月數。是年5月，於宜蘭廳下奉職之兩名畢業生林維、高進義，以及國語學校在學生洪禮修、王振蘭等四人連袂以公費留學東京農科大學。除王氏因行為不檢終止給費外，其餘三人在1905年順利畢業。」

然而，我們今天所見，1926 年印行的「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祝賀會」編的《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竟然將洪先生列為1905年才在該校國語部畢業？何以竟有如此的錯誤？

第二件的史實，是關於洪先生由東京帝大學成返台後的行止──

根據當年的史料其史實是──

「此後，林、高兩氏因係宜蘭廳以學租財產支給留學費用，故分別擔任該廳之殖產事務囑託及農產試驗場雇員。洪氏係由校方支給，返台後先入母校實業部農業科之教務工作，後入艋舺公學校任教，兩年後，清國新設農學堂時，以年薪1200圓之條件修書來聘。」

這是根據1905年與1908年出版的訊息──該內容分別刊於當年的〈國語學校近況〉，《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3 號，1905.10.25，《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 （臺灣之部 6）》第 35 卷，頁 92。〈教員渡清〉《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版），第 2983 號，1908.4.14， 5 版。當時的艋舺公學校是由國語學校屬下的第一附屬學校轉來 ；此1908年的紀錄，在該事件未發之前，當年應該沒有虛報其行止的理由。

而另查旁證，也就在該年，1902年，我們可看到國語學校出刊的「校友會雜誌」上看到，會員洪禮修以「春」為題所投稿的散文 ；可見洪確實應是該年畢業的在校生。

第三件重大的史實，在他處從無人提及，這是關於洪先生離開我島教職的重大原因，這是他的四男洪在明接受中研院近史所訪談時談到的──本研究中已曾提及的──

「父親畢業後回台北任國語學校教師。後來因為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

這是一位台籍師範生歷經公學校與師範教育的層層考核，甚至獲得官方公費留學歸台，但是返台後卻拒絕成為違背其教育專業良知的官方爪牙；簡直達到了中華傳統儒學中那可讓「頑夫廉，懦夫立志」，激勵人心水準的故事──而這樣的主體性，確實不是殖民當局所能忍受的。在這段史實中，所說到的「校長」，實際上是教務主任，當時校長公出，該教務主任名為大石和太郎。

應該是以此，無論是後來官方表功性的「台灣治績誌」，或是教育專業性的官定史書「台灣教育沿革誌」，甚至連號稱高度同情我先民處境 的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的矢內原教授的大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都看不到關於這一重要事件的紀錄。

其二、關於此事件的重要性──何以此事件會被高度重視？

洪禮修應該是真正日殖時期培養出來的我島人才；洪禮修，1884年生，死於1937年；淡水人，後遷至萬華；日本據台時他剛滿十歲；何時開始接受日人教育似乎已不可考，但已知，1902年，他由國語學校畢業，獲得校方公費而入學東京帝大農業科就讀，1905年畢業；返台任教於國語學校。

不過，那個時代的特色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仍深，官方還有意利用儒家思想來宣揚殖民者所希望建立的君臣倫理，並沒有採取禁絕的方式；同時由於社會生活上，日語不可能立刻普及，民間到處仍都使用漢語，所以，國語學校招生上仍有漢語科目 ；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漢語四書五經的課程自然還是存在的，那就是漢書房的教育。

凡能夠進入國語學校，當年是要通過漢文考試的 。當然他的中華文化水準是有相當高度的。他擁有某種硬實力，我們應該可以想像；而他進入國語學校後，是根據國語學校規則第十六條規定的「要本於教育原理，自我建立教育之模範，鍛鍊精神，砥礪德行，培養忠君愛國之教員為目標。」 而建立自身的教育理想的；他舊日來自傳統「學、問、思、辨、行」的中國儒學，絕不違背教育原理的理念，如前述，可說是中華文化的硬實力，不可能消失。

另方面，他當時能夠得到官費留學，一定是透過官方重重的篩選與考核，其素行得到品學兼優的評語，才能獲得那樣的機會；同時在當時也必然是長期受到同學與家長們注目的模範學生。如此栽培出來的學生竟然與校方在教學原則上發生了根本的衝突，這對於統治當局絕非小事！

自從1901年前後，殖民當局好不容易將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打壓下去之後，此時所遭遇到的是中華文化的儒學那關於「學問思辨行」巨大傳統的衝擊；因為當年熟讀過四書的學生大約沒有不熟記「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而自然學得批判偉力的。甚至，我們可以說，由於殖民當局公開宣示應該禁吸鴉片，所以，前述深受官方打壓的那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就是某種「學、問、思、辨、行」，在民間昂然絕對合理的運作。

想想該社會運動後，由於民間主體性高漲，師範學校先後只能關閉，而後藤長官在1903年不能不公開宣稱要二十五年後，官方在我島才能定出明確的政策，我們此時應該可以想像此事件雖然還沒有成為整個社會性的運動，但他應該已經給予殖民者巨大的壓力──因為顯然在教育上，它們沒達成官方原定的關於「低智」與「從順」，那不要台籍生懂得權利與義務關係的教育目標。

其三、關於該事件的影響──大石教師排斥事件

1910年，洪禮修確實辭職了；當時的衝突現場如何，我們不清楚；不過，據稱該年他立刻以台灣籍民的身分轉往海峽對岸的福建擔任農業學堂的教師；想來應該與前述1908年福建省曾經高薪向我島專業教師招手有關；因而事件發生的1910年，洪立刻就轉往福州出任當地農林學校的專業教師了 。

然而，那就是該事件的結局嗎？

就當時的史實言，似乎雖是該教師離台了，但該事件並未結束。

那是據1912年，自北師畢業的陳傳旺所回憶的「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與1924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劍如 在「台灣民報」上所及的，原來1910年代初期，不只是大石教頭曾與洪衝突，並且──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並且當時還衍生出了──

「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 ，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當年關於國語學校教師洪禮修的辭職，以其素來名列前茅、未來可能青雲直上，自然飽受先民注目的身分言，此一事件應該會受到當時菁英社會的關切；因而，我們雖沒有詳細史料可稽考，但是由我們事後所見的報導所稱──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

可見當時事件發展，乃不只是洪受影響，而是影響到「諸教師」的去留；因而，前述所稱──「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以及「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 ──應該是已經不僅成為校園內的群體陳情事件，更是一次對於校方的反抗事件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1911年，漢文科目由國語學校的入學考試科目中被去除了；是由於什麼緣故？是發現到西方殖民帝國的殖民經驗中，很少感受到的、難以克服的、殖民地傳統文化的硬實力了？？？

其四、結論──「殖民的現代性」與「中華文化的硬實力」

在許多研究殖民地統治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很少看到學者嚴肅地論述殖民地本身原來的發展階段與其傳統文化的問題；簡直可說是根本地輕蔑了殖民地社會與被殖民者的主體地位。他們的觀點都是現代化理論的二分法觀點，一刀切地把面前的殖民社會視為必須被全盤否棄的傳統社會，所有殖民地人民若要存活與發展，必須全力全心地擁抱代表著現代化與進步的殖民者。這就是所謂「殖民的現代性」，或稱「殖民的近代性」之源起。

本研究認為我島的殖民地經驗中，由前述1901年前後，全島自動自發而暗合現代戒毒原則──社會輔導、心理輔導、宗教輔導──的降筆會社會運動，到此次的「洪禮修教師事件」「大石教師排斥事件」，顯示了過去殖民地研究中輕忽被殖民者的主體性，不只是錯誤的，更是惡意的。

尤其，如果他們論述中的這「現代性」，就是「近代性」，就是西方「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的「人的地位的提升」，人不再受教會的蒙蔽與宰制，人性獲得自由與信心，擺脫權威的挾制。我們在日殖初期攘逐殺戮政策 後的十五年間，先後就見到了這樣的兩次殖民社會傳統文化的自由與信心奮力掙扎的表現。雖然他們在抗爭中都失敗了。

關於「中華文化的硬實力」

是的，在十五年以來的兩次抗爭，中華文化的島民們確實是失敗了──但是，中華傳統古語有云「勝敗兵家常事」，還有名言「任重道遠」，大家應該記得；想想若加上那「學、問、思、辨、行」的發揮，這就是本研究所要強調的「中華文化的硬實力」所在。

不過，殖民者確實已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因為自身作為典範規章的「教育敕語」，其中的日本儒學傳統似乎呼應了我島民的強烈不滿，也強調著世界應該有客觀的相對倫理與偉大的真知，人們應該共同追求真實「道並行而不悖的理想世界」──然「日本神道」下，其衊華的儒學傳統並不如此！因而，殖民當局乃於1911年有「台灣版教育敕語」的提出。試圖將我島上的中華文化的儒學傳統與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儒家傳統的面貌盡力區隔開來。

就明治維新強調的「實學」言，確實似應如此，然而，殖民者雖稱「實學」，其實，並不真實地務實，太多面子問題，因而，該耗費時間與精力頗多、頗具某種合理性的重要提案，並未得東京中央當局接受。

於是每天在學校受到師生頂禮的「教育敕語」，大約在統治上只有聾子的耳朵式的象徵作用，若是真實地理解與奉行，可能反而成為會對於台灣統治產生內在的拮抗作用的事物。

因而，或許我們可以因此而預期後來我島上重要的「噍吧哖事件」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出現，都是我中華文化偉大硬實力的不同表現。

最後，如果「船堅炮利」是一種殖民者的現代性，就像一個持刀的竊賊，威脅了知書達禮、卻赤手空拳的您的孩子，我們會鼓勵自己的孩子「心悅誠服」於那個竊賊嗎？有中華文化硬實力的我們，擁有著「學、問、思、辨、行」無堅不摧的基本辯證事理的能力，腳下應該永遠會找到我們自身合理可行的堅實道路。

在這個開始陰涼的秋天

看著網路上的我島選情也趨於陰涼的日子裡

『中間選民』應該對於當前的種種百感交集吧

尤其是對於平素偏向理性與批判，有主見而

通常有社區意見領袖資格的朋友們

我們是每次大型選舉期間，自然由綠藍陣營中游離出來的人們

如今

一定又由於理性批判而喚起了素樸的正義感

準備重新選擇，為未來四年自身的、社會的前途重新定調

選戰開打已有一段時候了，相信您們都已經注意到所有荒唐的、無恥的、惡質的、腐敗的行徑，讓我們共同拋棄我們社會絕對應該揚棄的詐偽虛飾。。。

希望我們共同的努力，終究能夠為我們所鍾愛的社會，逐漸建立我島民主政治應該樹立的堅固基礎；

作為一位本分的公民教師，教師不應該屬於任何陣營，因而我是永遠的『中間選民』，儘量理性的探究現實的，因而，我有責任提供給大家一些關於熱鬧之外的思考──

一、今天有人關切霸權美國與北鄰日本對於我島的企圖嗎？

好像已經有人關切了。。。

二、但是我島為何關切得那樣微弱？

在烏克蘭悲劇可能發生在我島，霸權美國更通過《台灣政策法》之後，顯然我島的危機日益緊迫之際，執政者竟然請來霸權美國的殖民地日本的議員與高校女子樂隊作為我島國慶日的重頭戲。。。完全顯不出我們社會對於當前時代所應有的省思。。。

三、我的省思

這是當局所謂的「天然獨」的自然結果，但是教師們應該都知道，「天然獨」，乃是教育的結果，教科書上讓人記憶，加上媒體上沒有新聞自由，學校與社會只有一種聲音，自然就「天然」了。

不過，坦白的說，何以轉變得那麼快、又那麼順利呢？

這是一個大家應該追究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原來這個「天然獨」的根埋得很早，它的故事在歷經百年直到這幾年，又獲得了養分；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故事要說清楚，並不容易；但是它有一個載體，可以幫助我們來認知這個史實真相。。。

這個載體是日本學者在台灣史研究上的一本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它成書於1920年代底，在我島上長期受到重視，極少受到應有的批判。

日據時期，由於總督府宣布為禁書，故受到我島知識分子的重視；而戰後的我島學術界又由於該書作者被盟軍任命為東京大學總長，地位崇高，而罕有人深入批判。因而該書長期以來可說是我們島上台灣史研究上的主流。

這應該就是何以「天然獨」一詞，由於有這樣長期的歷史關係，故一旦傳開，其流佈自然迅速。。。

此外，如果以大歷史來看，由1874年，美國李仙得慫恿日本才有牡丹社事件，1895年，美國福士達幫助日本逼簽《馬關條約》；1945年，美國霸權以八十餘軍事基地而殖民日本，日本卻號稱獨立國；

我島雖也可說「寄人籬下」有年，但只一、兩個基地，日本可稱「獨立國」，我島號為「天然獨」，如何不可？然而，美國霸權拉拔日本殖民地百餘年，如今似欲再與日本搭配，但是只要中國強大，應該不是問題吧。

最後，提供拙作《日殖時期台灣社會與教育史》，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一個註腳，建請參考。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書店，頁150~153；該書是日殖時期台灣史研究中的經典之作；原名為《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該書沒有中譯本《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書名前的「日本」兩字。

據稱它自1929年出版以來，就被我台知識分子重視的，被當局禁售的、也是知識界的流行書；但它的奧秘有二，

其一是「帝國主義」一詞，在當時有兩義，一種是對資本主義具有強烈批判性的，是左翼社會主義者所接受的列寧觀點；一種是對資本主義僅具改良主義的批判，是資本主義自我改善後與修補情況下的觀點；該書乃指示改良主義的批判。

然而，這兩種觀點由於都是舶來的論述，所以，它們都缺乏我台灣史實的真實背景，該學者只能運用舶來的動人名詞，如；剝削、鬥爭或「解放」、「向上」之類，以完成自身的論述；對於真正躲著「魔鬼」或「上帝」的重要細節，絕少真實揭露；本期的「攘逐殺戮政策」，正是一個重要的細節；在本書中，絕未關懷這段重大史實。

其二是作者對於日人之殘酷行徑以「帝國主義」名之，不凸顯日本，並且其中強調「早熟的」與「第一個殖民地」；其實是在為自身的根本錯誤找「靠山」或是可以「脫卸責任」的理由。

此外，可說最重要的，該書中將清代的漢族「移民」竟視為「殖民」，更是一大錯；當日人統治台灣時，日本學者都承認平埔族已與漢族融合，看不出來了；世界史上絕對沒有這樣的「殖民」的。

研究台灣史的朋友，值得以閱讀該書作為對於自身批判能力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