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台灣五十年，我台人生活在日殖之下，今人應該如何看待他們與統治者間的複雜關係？

個人認為應該就事論事，一切以史實為論斷的基礎──史實是複雜的，社會教育程度是比過去普遍、深入的，就應該以比過去細緻的認識來處理。

於是論斷個人的作為應該先看當年各個當事人的處境有何差別？
例如，就個人言，對於日殖初期，在馬關條約後，日人陰謀推動攘逐殺戮政策，我先民是否知情？個人認為「不知者，不罪也」，應該是一重要的通例。而當年我先民不可能預知日人陰謀，因而，包括辜顯榮先生和陳法女士，都可在「無罪」之列。

換言之，我台人根據馬關條約的規定，大清皇帝也要它們遵守條約，他們準備成為日本臣民；做為大清的臣民的台人，若在兩年中選擇成為日本人，並沒有錯誤；不過，當我先民面對日人倒行逆施的殺戮政策，是否應該順從，這時國籍未定、應可不談國家認同問題，作為人，為了維護自身基本權益而反抗，都應該獲得肯定。這時小民若仍助紂為虐，個人認為還是看他是否知小日人在執行殺戮攘逐政策，若知情而為謀生而參加了該行動，可能就是個值得辯難討論的「平庸是否罪惡」的問題。

然後，當我們考察日殖中期之後，受到日殖教育以至於曾受皇民化教育的一群，個人以為仍應該由「不知者不罪」的角度來考察；其考察的方式，一是其「不知」的程度，應該只有「明知故犯者，當然罪過最大」，其他罪過遞減；總言之，不應該以粗率的「漢奸」之類二分法詞語攻擊我們任何先民；尤其在當今我人教育程度頗高的此刻，二分法測驗題通常只出現在國小低年級的考卷上，只要進入中年級，通常都是選擇題、填充題、造句題、簡答題了；我們是否應該表現出比較高的論述能力，不應該把自身的論述停留在二分法的幼稚程度？

然後，談到這裡，我們在這裡就遇到了當年我們先民所受的教育水準，到底是怎樣的認知程度呢？也就是日治下的教育，來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可以課以怎樣的責任？──個人認為這是我們應該探討的重要背景──就所知，日殖時期由於日人對於我先民的政策是要求低智的、是要求從順的，1903年的學務部長持地六三郎所說──
「針對內地兒童，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

1918年的學務部長隈本繁吉所說的──
「作為當局者的立場，沒有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而是要默認意會，以俗話來說，便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

強調──「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

在這樣的教育之下，一般同意，雖然日本殖民當局號稱一切在進步中，然而，事實上，直到日本投降時，我們公學校學生六年級教材的深度只有日人小學校的四年級程度，並且想想看，前述的「四年級程度」，更只是「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的水準啊。。。

通常受過公學校教育者才有資格服兵役，才可能成為志願兵，也可能正是服兵役；是的，六年級畢業了。。。但是這樣的六年級學生，如果不是家中有特別地給予適當的啟蒙，就像今天的小學四年級畢業生們，他們只知道從順，怎能真正適切分辨我們當前所談論的，來自人之責任與節操的進退、出處的深刻意義呢？

至於，當年教育程度較高的先民們，一般言之，我們卻要由殖民當局的政策面來理解他們不幸，可能被終生情感勒索的處境──是如何被設計了啊，那麼幼小純潔的心靈──由前述那公學校六年級，只有小學校四年級，與每班大約只有兩三個被挑選出來可以準備升學的設計開始──

「因升學試題出自小學校較艱深的課本，而我台籍生只有其四年級水準，於是非經教師「補課」不可能升學。
又因升學成績被列為教師與學校的主要考績，故教師不但挑選品學兼優，萬事多從順的學生密集輔導，並且對這類學生往往視如己出。這就是我若干先民所感念的實況。也是校內教師免費補課的真相。」

有人如此描述──「老師辛苦的為我們補習〈注意，其實是補課，不是今天的補習啊〉，師母不但為我們煮點心，還在旁幫我們搧扇子」──除非我們的先民有深刻的理解，加以點破，甚至想到自己的小孩是幸運的，絕大多數孩子卻被犧牲了；否則，我們從順乖巧，懂得知恩圖報的孩子們，怎能不終生感謝呢？

由於以上的研究而來這樣的認知，個人反對含糊籠統地對於日本統治期間，我台先民提出任何空洞的罪名──例如，「皇民」之類；相對的，個人認為只能就事論事地，討論個別人事的是非；同時，個人認為應該在充分認知了當年我們先民上述不幸的處境之後，再將心比心地做下我們嚴肅的論斷。

例如，李登輝的認同問題，不在於其皇民的頭銜，而在於他在1923年入學之時，已經改姓名為岩里正男了，而一般人要到皇民化運動以後，也就是在1938年以後，才不得已改姓名的。所以，許多皇民是很不得已的，而他與他人不同；他絕非普通皇民啊。。。

仇中魔咒首次瘖啞 

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市長獲勝，不僅讓國民黨起死回生，更深層的意義是破除民進黨「仇中」魔咒，韓國瑜批評民進黨治理2-30年的高雄又老又窮，而韓國瑜許給高雄的願景是「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在民進黨新南向政策破產之際，大家都知道「東西賣得出去」是指高雄農產品能夠賣到大陸去，「人進得來」是指大陸觀光客能到高雄觀光。對於韓國瑜的競選主張，民進黨竟然無法回應，在以往民進黨只要嘲諷一番，指控那個是「中共同路人」，票肯定還是民進黨的，這一次民進黨居然不敢祭起「引清兵入關」的「仇中」魔咒，表示現實狀況下的高雄確實是金玉其外，民心求變了，解決辦法除了韓國瑜所提主張之外，彼等也找不到其他方法，仇中魔咒首次無法祭出。

無來由的仇中心理 

民進黨支持者中的仇中份子與中共並無血仇，這一點與老一輩國民黨人截然不同，這種仇中情緒完全是被強制灌輸進入心底了，早在戒嚴時期就有「仇匪恨匪」教育，在「萬惡共匪」進入聯合國，接著日本、美國相繼「與匪建交」，「仇匪恨匪」教育在無血債為培養基下，轉化成難以啟齒的心理恐懼，深恐共軍渡海而來，讓自己與家人賠上性命與財產，此種心理恐懼，反過來落實了仇中心理，但是仍然是一種無由仇恨。

因國共鬥爭引起的仇恨心理，卻隨著時間而逐漸淡去，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後，中共即不再提「解放臺灣」，轉而思考新的兩岸關係，1981年葉劍英發表談話，「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鄧小平總結這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方面則是回敬「三不政策」，1991年才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李登輝在執政基礎穩固後，更加明顯的朝台獨方向前進，陳水扁繼之，馬英九則是走獨台路線，不畏成為歷史罪人，蔡英文執政後，兩岸關係更從冷和倒退至冷戰狀態。

親美媚日其來有自

美國一直在兩岸關係中操控取利，卻被大多數台灣人視為保護者，擁有眾多趨附份子；日本官方對台灣政局一直謹言慎行，絕不輕易表達態度，但是在台灣民間，日本商人、顧問/教師群與前皇民，一同在政治操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卻是隱祕而從不喧嚷，1990年林洋港棄選總統就與此勢力運作有關。

馬英九深陷國共恩怨泥淖

「戒嚴時代的『仇共』教育，在李登輝至陳水扁共20餘年任期內轉變成『仇華』教育」，馬英九任內雖然減少仇中宣傳，但是馬英九本人是仇共份子，對20餘年的仇中教育，並沒有任何導正作為，並且放任民進黨繼續仇中宣傳，還拿香跟拜的主張「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但是也未能洗白他的香港腳，在仇中選民的爭取上，還是輸給民進黨。

在崇美媚日上，馬英九為崇美派，為了「他的高度」也有媚日行為，如祭拜八田與一等等，但是在媚日選民心中，這絕對不夠，因此在爭取媚日選民票上「毫無建樹」，馬英九僅僅在崇美圈中小勝民進黨，但是遠不足補上仇中、媚日者的選票差距，這是國民黨在2016大選中慘敗的主因之一。

觀察2016與2018的選舉，發現國民黨候選人中，有獨台、媚日、仇中傾向的候選人，大多是慘敗下場，這一點可供國民黨從政人士參考。國粉選民也應該思考一下朱立倫在2016、陳學聖在2018是如何敗下陣了。

圖：讓朱立倫在2016選舉得到三百多萬票的口號

 

前面談「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提到西方軍事學大家所謂的──

「凡與國外糾紛無關的內戰，其起因通常都是由於在政治上或宗教上，有了極大的思想衝突。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集團間的衝突也很多，不過，最殘酷的卻還是宗教性的戰爭。……若是宗教戰爭再牽涉到國外的干涉，那結果就更會糟不可言。」

然而，究竟是如何地「糟不可言」呢？現在讓我們看看世界著名的幾個例子：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南北戰爭、十七世紀日本島原之亂、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共內戰──

非宗教內戰的例子──美國南北戰爭

美國南北戰爭的內戰，不僅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而且是奴隸制度史上的最後一次大流血。這場雙方都豁出去了的戰爭，前後經過了四個腥風血雨的年頭，南北雙方一共有六十二萬人喪生。而美國從獨立戰爭到越戰，死亡軍人總數只有六十四萬八千人。當時差不多每個家庭都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四分之一男性人口的南方，據稱，婦女們甚至改變對男性的審美觀，因為四肢健全沒有傷疤的男人幾乎不存在。

戰後，南方的經濟完全枯竭，土崩瓦解。無論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黑人還是白人蒙受了同樣的苦難。因為缺乏食品，南軍和北軍，四處掠奪，甚至犯下暴行。內戰徹底改變了美國。北方的勝利，永遠解決了各州獨立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了長期以來讓美國政治不穩定的奴隸制問題，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內戰中，北方耗費了一百十六億美元，南方也差不多。內戰的絕大多數戰場在南方，南方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壞。數百座城鎮被摧毀，象亞特蘭大那樣的大城市，被北方軍完全摧毀。為此，亞特蘭大人至今心有不甘。北方軍所經之地，農場被毀，房屋被燒，牲畜和農作物不是被搶就是被毀。南方的交通損毀更大，北軍摧毀了南方絕大多數鐵路，少數未被北軍奪去的南方火車也是破壞嚴重無法使用。船隻被摧毀，道路、橋樑一片狼籍。南方已沒有能力進行重建。有錢人把錢都存放在南方邦聯的銀行裡，戰後成了廢紙。南方欠下的戰爭債務根本無法償還。四百萬解放了的奴隸自由了，但只有少數能自立，他們需要工作和培訓。

宗教性內戰的例子──如前述約米尼所稱，若為外力涉入的內戰，將更為悲慘。。。

我們以日本在17世紀初的宗教內戰，「島原之亂」為例──似乎沒有例外的可能。

原因──

天主教自海外傳來，先是貴族與大名信仰，後流入民間；至德川家康時代，其親近的旗本與妾中，都有天主教徒；故他曾相當忍受在政教分離的條件下，天主教的傳教。但後因各方傳說天主教可能有陰謀；傳言西班牙國王先遣教士誘惑其國民，而後征服之。其所遣派的偵查使送回的報告，教皇在各地的勢力；以及葡人在殖民地的驕橫；更加上，在後來家康與豐臣秀賴的對抗中，信仰天主教武士多投入秀賴陣營，曾有三千多人在有十字架、基督像的旗幟下，奮勇作戰至死；這些都可能給德川幕府與基督教之間的內戰，無法避免。

悲慘的經過──由鎮壓開始到島原之亂

鎮壓──依「日本聖人鮮血遺書」的記載──

『當年〈1622〉九月十日在長期受烙刑與斬首的教徒，計五十五人。他們中間，有武士，有寡婦、有小孩。……計教士二十五人，信徒三十人。它們的刑場在長崎的浦上，那又是慶長元年〈1596〉秀吉磔死二十六個教徒的殉難地。刑場用竹籬圍著，中插二十五根木柱，各相距三尺……薪燃煙起，教徒的痛苦，是可以想像的。』

『劊子手有些不忍，但還是揮刀殺他。目擊那純潔的靈魂和別的殉難者到主那裏的慘狀，……未死者附和他。這不是刑場，而是莊嚴的教堂！』

『這次的大屠殺是散播種子。收穫期要到寬永十四年〈1637〉……第三代將軍家光……本擬把長崎燒成平地，以幕臣諫止。代替毀滅市街的是企圖用佛教感化基督徒。他特建寺院十處，誘市民禮拜。這是寬永元年的事。1626年三月，長崎奉行水野守信布告市民，立即捨棄基督教，否則處以死刑，並賞告發者。不僅如此，他還令吏役調查各巷的市民，要他們足踏聖母瑪利亞的圖像……後來發覺踏繪不能證明教徒是否轉變信心，遂與島原城主松倉重政協議：凡發現踏繪後仍奉基督教者，捕送島原溫泉，推入熱湯中，做再度的實驗。不堪這痛苦者，多改宗；但也有因之更堅定信心。…寬永九年〈1632〉，……家光親政，感覺皇室、大名都已低頭，獨有教徒敢不奉命，就到處追捕潛伏的教士。

二〉島原之亂──做為基督教在東方挑起的內戰──

松倉勝重仕於織田信長。重政係勝重子，以小姓仕秀吉，有功。當家康與秀賴對立時，他改黨家康。大阪之役，他以勇敢稱。1618年，他建島原城；七年而成。初起他並無迫害教徒，因此各地迫害教徒時，島原是教士的樂園。要到1625年，參觀江戶後回國的他才知道家光對切支丹宗徒的真意，為著自己的利益，才訓令家老們檢舉教士和信徒。過去他曾報告家光，領內並無宗徒，這次的捕拿，反引起家光的憤怒──以為他欺騙將軍，並有令他切腹的傳說。重政託有力者說項，誓以迫害報答主人，才得無事。……家老們多是切支丹的憎惡者。…拘捕耶穌會派的…帕矢埃科，托烈等。至於信徒，被捕的縛於木柱活活燒死者，達數千人。如為婦女，不管已婚或處女，均剝下衣服，裸體遊街，再受虐刑，或鞭打，或投入蛇桶中。。。寬永四年〈1627〉，重政由江戶歸國，與家臣們商撲滅切支丹宗徒的對策：先造男女的名冊，後令迅速改宗佛教。不改宗的，均受嚴刑。他們和她們，受水刑、火刑或在額面烙印『基督徒』，剝衣服、半裸遊行，縛於熱鬧場所，在寒冷中兩日。或且烙印以後，騎羸馬，插紙旗，遊行……各地，遊畢再受酷刑。

十二月五日板倉重昌抵島原城，命令肥前、肥後、筑後三國之軍包圍舊城。由十一日攻至二十日，軍無效果。在這期間，幕府又派松平信鋼與戶田氏鐵為討伐軍的上使。聞訊的重昌，大為焦急。他決定在上使未抵達前，冒險進攻。……攻擊令下後，他自己身先士卒……被擊身死。……重昌戰死後三日，松平信綱抵有馬……後來各藩軍隊也陸續到達。…。幕府知道如無海軍，不易攻下舊城……向長崎的荷蘭人要求，……給荷蘭人的報酬，自然是對日貿易。荷船曾射砲彈四百二十六發可是並無預期的效果。……二月末。城中由於但要與糧食的缺乏，抵抗力削弱，且有人暗通幕軍。……二十八日城陷，四郎被殺，除數百人由海上陶馬杜島外，全部戰死。

『島原之亂』的結局──攻擊軍的總兵力，達十二萬五千餘人，即十倍於守軍的戰鬥力，交戰至四個月之久，這代表太平已久，武士的戰鬥精神已經消失。…就宗教方面言，島原亂後，天主教日趨衰微，最後由於嚴厲的鎖國之故，逐漸地消滅。〈但前述數百人逃往馬渡島者，其子孫仍為天主教徒〉

三、二戰後，海峽兩岸內戰的一瞥

清末以來，中國社會動盪不安，內部自相衝突的情況並不少見；但是彼此你死我亡的競逐情況，可能以此時代的變化最為詭譎離奇，悲慘的情況讓人難以忘懷──此以二次大戰期間貴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曾被稱為「民族救星」的蔣中正與其心腹親信陳布雷間的故事為例──

陳布雷先生是當年頗有名望的年輕記者，辛亥革命時，已有文名；1927年前後，國民黨黨軍北伐期間，其論述時事受到蔣的欣賞；得蔣與陳果夫之介紹而入國民黨；往後近二十年來，除了初期曾在浙江省任事外，自1934年起，就一直在蔣的身邊，參與黨國大計；他不僅是當年國民黨中的第一支健筆，國府無論剿匪、抗戰的大政方針的主稿，大都出於其手；執筆所成，幾乎都能合蔣的心意；有人稱其為蔣的「文膽」；並且常常代表蔣與黨中央接洽；可說是蔣的幕僚長，其受蔣倚重之殷切，簡直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其地位。

許多曾經與他來往的要人，對於陳氏，都有類似的如下評語──

「布雷先生有剛直的性情而表現為雍容的態度，他有文士的才華，而收斂於儒者的修養。他的文章是大手筆，而它的政事是精到、謹慎、緘密、守正不阿的委婉曲達。。。」

「布雷先生得領袖的信任最專，德領袖信用之時間最長，如果布雷先生稍有政治野心，他真可以在二十年的時間中，布置一個完備周密的幹部網於全國的各部門，成為一個有力的派系領袖。但是布雷先生不屑做這類事情，他只知道愛黨愛國愛領袖，他只知道以最忠實的態度對領袖，以最誠懇的態度對同志，以最周密的態度考慮問題，以最客觀的態度衡量環境。。。。」

然而，在國共內戰晚期，1948年十一月十三日，曾經輔佐蔣委員長，成就其「民族救星」事功的這位陳布雷氏傳出了服食安眠藥過量而去世的消息；為了什麼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不幸？官方說法是他長年身體孱弱，有著精神衰弱的腦病，這次是不小心誤食了大批的藥丸，有以致之。然而，根據當年前後的史實來看，致命的應該確實是那些藥丸；但是促成那樣決斷的可能是他面臨了內戰中最深的困境──作為蔣的幕僚長，而他的女兒陳璉與幼子陳礫竟然都是共產黨人，尤其，不久前，陳璉被捕；雖然得到蔣的諒解釋放；但是面對1948年國民黨那已難以振作的處境，那可能是他最困擾、最無解、讓他想要逃避的問題。。。

以上，就是前面由「慘烈的文化大革命談起」，想到關於「內戰」問題的隨想──

確實，內戰是不必要的，應該盡力避免的；然而，幾十年來，仍然發生了；可以不要繼續嗎。。。尤其是思想性的、信仰性的，能夠及早遏止嗎。。。

當年那悲劇的中國，今天的敘利亞與利比亞。。。希望未來我們兩岸都不要加入。。。

今天，偶然看到這個訪問視頻

感謝分享的朋友，也感謝及早進行訪談的光興兄

真是很重要的資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時間去論述鄉土文學那一段歷史；但是我聽到最後，我被兩段影音吸引──

那是在50分時的一小段，以及1時36分之後的一小段，有兩段關於文革的回憶；尤其，關於「文革」的一段重要的火花，那是屬於後面的一段；

我忍不住了，想在這裡先反應個人的觀點──

看到當代我所尊敬的各位前輩間居然為了對岸該運動而彼此衝突──

陳映真是我最景仰的台灣作家；王曉波是台大哲學系事件中的主角，是我幾位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老友的師輩；丘延亮在他們案發前曾經對我頗加青眼；王拓是當年以小說「金水嬸」著名，陳映真為其書作序的鄉土文學重要作家；當年我曾看到他們風虎雲龍般的表現，衷心感佩；看到這個視頻中描述到竟因對於文革的觀點不同而衝突，真是遺憾。

更加上，最近在網路上，我也還看到人們為了對於文革觀點差異太大而衝突的狀況；真的我們無法適當地處理文革的問題嗎？

個人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1966~1978〉，發生在兩岸分治之後，當美蘇冷戰展開之際。

四零年代出身的，六零年代成長的人們，既使身在海峽此岸，當年都頗受衝擊；當運動初起時，對於青年「造反有理」，對於學生可以四處「串聯」，我個人是由羨慕而訝異；後來，對岸動盪擴大，甚至也有傳說是此岸的情報人員搧風點火，「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當然，我們在此岸只能關切每一則消息，將信將疑。

我們只能在某種「無風不起浪」的意識中，知道發生過很大的變動，並且不少人因而悲慘的死亡。

我個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國共悲慘內戰的餘緒；甚至到今天我們島上的動盪不安，也可說是當年國共內戰以來的文革餘緒。

我們的歷史老師們，在比較中西歷史發展時，常有人喜歡說西方有宗教戰爭，中國沒有，似乎頗為得意；其實，十九世紀中期，頗為慘烈的太平天國之亂，應該已有宗教戰爭的性質；而民國成立後的連年內戰中，軍閥內戰時代，固然似乎只是政治性的內戰，但是在國共內戰部份，其中強烈的思想戰性質，實在已有類似宗教戰爭，且具備了涉外的複雜而悲慘的性質。

西方軍事學大家約米尼在其名著「戰爭藝術」中，曾經有專節討論「內戰與宗教戰爭」，他如是描述──

「凡與國外糾紛無關的內戰，其起因通常都是由於在政治上或宗教上，有了極大的思想衝突。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集團間的衝突也很多，不過，最殘酷的卻還是宗教性的戰爭。……若是宗教戰爭再牽涉到國外的干涉，那結果就更會糟不可言。」〈頁17〉

另外，他也談到思想戰的性質──

「兩國之間的思想戰爭，也同樣可以算是干涉性的戰爭；因為他的起因是甲方想把某種主義，推行到乙方的境內去，或者是甲方要想摧毀乙方所堅持的某種主義──其結果都足以使甲方干涉到乙方的內政，因而引起了戰爭。雖然這種戰爭的起因是由於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論衝突，但是他卻會發展成為極可怕的苦戰，像民族性戰爭一樣，他最容易引起普遍的怒火，而使戰禍變得殘酷不堪。」〈頁12〉

他是這樣與一般政治性的內戰形式來比較的──

「對於一切的暴動思想，和所有安那其主義，時間是最好的應付方法。一個文明的民族，可能在一個短期間之內，突然變成了瘋狂的狀態；但是這個風暴馬上不久就會雨過天晴，而理性也終於恢復了他的控制。」〈頁12〉

我想，上述西方軍事學上的論述，為中國近百餘年來悲慘的境遇作了概要的呈現。。。。那就是不幸！不幸！殘酷的不幸。。。

在個人看來，思想性或宗教性的內戰，不是一般政治性的內戰可以比擬，其原因在於單純政治性的內戰，有其自然冷卻的條件，但是思想性或是宗教性的內戰，尤其對於外力干涉的內戰，不僅是難以自行冷卻，並且時間對於孕育過反叛的思想和宗教，邏輯上沒有很明顯的說服力。

而就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後的內戰史實為例，維新初期社會大變動之後，其社會也並不安定，民間反叛頻傳；但列強當時主要是以中國為覬覦分食的對象，甚至英美為了對抗沙俄的南下，對於日本採取的是扶植的政策；因而，明治維新的革命問題之複雜性，不能比擬於中國革命的複雜性。尤其，在日本透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取得許多利權之後，歷經大變動後原本許多不滿的日本社會，由於國勢明顯增強，民間大多分贓獲得實利，才自然消除了原本維新造成內戰的種種憤懣。

以該日本史實為例，中國革命史中，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民間自然不可能滿意，而1949年後的中共建政，雖曾獲得韓戰與完成核彈的成績，但是美國透過在台國府餘孽進行顛覆的外力干預的壓力一直存在；尤其，美國的「圍堵政策」下，其國務卿杜勒斯所宣稱的「和平演變」，確實成為中共建政後的隱憂。

那是過去中國革命時期，所有成績考核都有明顯的目標，一切為革命，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外部敵人；建政後，其目標轉為對內，開始複雜化，難以評比，也就使得其內部不同背景間的各種衝突可能明顯增加。以及確實新政府如何保證「和平期間」，政權自身才不會逐漸腐化變質，真的如美國所指出的可能被「和平演變」的問題。

如果上述日本維新後的動盪，雖在外力扶持下，要到近四十年後，因霸道取得東亞的豐厚資源，分贓於民間，才能穩定；中國新政權在1949年成立後，在冷戰局勢下，不可能取得海外資源，要多少年才能避開過去國共內戰重開以及被「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換言之，1949後的中國，雖然建立了新政權，但是造成內戰的客觀條件，資源不足的情況，在重行分配下，不可能立刻消失，全中國的生存壓力依然巨大，並且權力鬥爭的新情勢在西方精算的「圍堵政策」下，確實發生了作用，政治內鬥可能是內戰的一原型；雖然是中央集權體制，但是由於通訊能力落後，政令宣導不易，以及傳統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依舊，真正能夠靈敏掌握地方動態的能力，實在不夠。

我們所深度遺憾的「文化大革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一種真實「內戰」的方式而進行的。

如前述約米尼所說，這種思想性或宗教性的內戰，是「極可怕的苦戰」，是「殘酷不堪」的；尤其不幸的，似乎由於我們習於那種中國沒有宗教戰爭的常識，或者儒學不是宗教的觀點，以致於似乎對於這樣激烈對立的可能性，竟然全無戒心；也因此，乃至於似乎也使得有些知識分子，更因那似乎平白出現的大犧牲而產生趨向否棄自身做為中國人的身分。

是的，那段不幸的歷史中，有千萬人的生命被犧牲了；那是極為不幸的殘酷的悲劇史頁。那就是約米尼論述中所描述的最悲慘的戰爭形式──一旦開始，是否簡直是不受人類的意志轉移的。

個人的觀點，來自國共內戰時期，老蔣先生的文膽陳布雷的故事中，感受到那樣的氛圍；陳布雷真是老蔣先生的心腹，據稱，他可說負責了老蔣所有重要的文告；然而，在1948年的國共內戰中，一樁共諜案竟然扯出他的兩個晚輩近親都是共諜，最後，因此，陳布雷在親情與公務間不能自處，最後只能自殺；而更慘的是幾十年後，他的孫子陳師孟在西方思想的滲透下，也大力打擊自以為有功於建設台灣的國府──以「愛台灣」為名。那是怎樣不可思議、由當年延續至今內戰裂解家庭與國族的悲劇──最近，翻查資料，竟然看到陳布雷子女八人，竟然有四個是共產黨員？！

以上，是個人有感於網路上的一段視頻與網友間高度對立的對話，而對於我們共同關心的文革問題的歷史沉思。。。我真的不希望對岸大陸似乎已經透過「不要褲子，也要核子」的決心，避開了內戰的死圈陷阱；而我們島內卻似乎埋頭要往霸權國家設計的內戰死圈中跳，卻自以為自身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啊。。。

看到韓市長婉拒了郭台銘先生的建議
我不知道究竟是為何
但是個人也覺得暫時不宜出訪
我的理由是

過去我們島內的表現，如何能夠重新建立彼此的互信，才是關鍵
過去宣言「九二共識」，走成什麼樣子，像騙子一樣
將心比心，如果不真真實實地，拿出可信的作為
對岸怎能認為我們是可再信用一次的

我們中國人，會是那麼笨的人嗎

應該如何開啟嶄新的兩岸交流的一幕？

以下，是個人的建議──

個人認為停止過去「去中國化」與改變親日的台灣史教科書，是應該可以進行的。。。
此外，對於所有日人留下來的古蹟，加上史實說明；當時那些建物的意義，以及我先民當時普遍的生活情況，以及當時該史蹟的來龍去脈。。。
個人研究台灣史幾十年，有相當多值得提供給各地鄉親的資料。。
各地的珍貴的、重要的史蹟，不可破壞；只要增加史實說明，應該就可以完成「去日本化」，主體台灣歷史教育的效果。

如果，有需要，個人可以提供各方面的資料；同時，建議韓市長可以公開向各界廣徵這方面的資料。。。做為參考。。。

敬請韓市長重視健康，莫要太拚了。。。
順祝 萬事如意

中間選民郭譽孚敬白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清國戰敗，導致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The Treaty of Shinmoneseki），將澎湖、台灣讓渡給日本。中國學者認為，馬關條約在脅迫之下簽訂，專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而非互利，因此是無效條約。
此洋人稱──1884年簽訂的「中俄喀什邊界條約」與1842年清國與大英所簽署的「南京條約」，將香港讓渡英國，為何這2項不平等條約，中共卻從未表達無效之議？

選戰方酣，抽空讀書。。。思考。。。

為何執政黨，如此不爭氣。。。公開在選舉的場合，大叫不能輸？世界上的選舉，哪有這樣的怪事。。。

最近整理我的書稿

遇到獨派大老黃昭堂當年的名作

「台灣總督府」

到今天該書應該仍是各大「台文」與「台史」研究所的指定讀物吧

其中有一句話，是這位黃大老批評日本第三任台灣總督的

這位已故的親日派教授說這位總督──

『乃木總督對於政治方面一竅不通』

看到這樣一句話，大家會如何理解？

黃教授所說的「政治」是什麼？如何稱為「一竅不通」？

在他的大作中，只看到所謂的：

『乃木不但參加過日清戰爭，而且還於1895年以第二師團長的身分參加台灣攻略戰。。。乃木生活嚴謹，為人清廉，可是政治方面卻是一竅不通。』

怎會如此？追索下去，原來乃木的『一竅不通』是這樣的──

在另一日人的書中，看到竟然如此描述當年的史實，我才了解──

「他身為新領土的首長，卻與周圍的官員不能和諧相處，不能說不是他的錯誤。他在書函中感嘆總督府官員『無賴、無恥、厚顏、貪婪』……他們千里迢迢跑到疫病與土匪反抗的島上，遠離家園出外謀生，無非是想撈一筆衣錦還鄉……當時在台灣的日本官員薪水遠高於日本本國，所以生活奢侈。。。前任總督桂太郎喜歡接受商人富豪饋送禮物。……收禮官員自有一套說詞……看門的工友說：『前任總督對民眾餽贈的禮物莫不欣然接受，新任總督太頑固。』」

原來日本的官吏文化，當年的典型應該是這樣的。。。請看乃木總督後任的兒玉與後藤──

「當時流傳著許多故事：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他從日本回台的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總督官邸共寢，兩人的衣物和自日本帶回來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示內逛。發起取締色情行業的警視總監大島，遇到警察臨檢時無處可逃，只好從妓院的棉被中遞出名片，命令警察撤退。佐久間總督則時常帶著資本家轉讓的妾去釣魚。台灣高官前往東京參加國會召開的各項會議時，在料理店尋歡的消息也傳回台灣。。。」

由乃木總督太頑固，對比乃木總督後任高級官僚的描述，我才理解了，黃大教授心目中，整個論述的潛台詞，「一竅不通」，就是不可太頑固──原來是在提倡「對民眾所送來的禮物莫不欣然接受」與怎樣竅竅通的荒誕人生啊。。。

整理到這裡，我突然間好像理解了，奉黃昭堂氏為祖師爺的執政黨，難怪會那樣地害怕政黨輪替，其恐懼到了在選舉場上公開哀號的程度。。。

是否應該就是他們曾經根據這位尊貴的東京大學的祖師爺的教誨，痛快竅竅通地玩弄政治，但是那在今天可是要坐大牢，身敗名裂的罪名啊。。。

中間選民譽孚讀書心得

中評社11月13日報導，非典型超越黨派的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打出「高雄又老又窮」深獲人心，讓原本可以躺著選的民進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陷入危機。在投票日倒數前13天，藍綠選情呈緊繃狀態之際，去年卸任的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處長杜維浩（Robert　C.　DeWitt）竟在臉書發文表示，高雄人應該以「新」高雄為傲，高雄已開始成為一個吸引商人、學生、高科技人士和老練旅行者的世界級國際城市。一個美國人干預內政，公然介入台灣選舉，莫此為甚！

杜維浩在臉書發文之後，多家媒體都介紹或轉發了此篇貼文(Google搜尋即可看到)。杜維浩2014年7月至2017年6月擔任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處長。他發的照片也註明是他在1976－1978在高雄拍的。

杜維浩11日在臉書發文說，他第一次來高雄是在1976年，當時的高雄和今天的高雄很不一樣，愛河又髒又臭、空氣充滿煙塵和污染，市中心區只有小得可憐的中央公園，周圍除了大統百貨公司沒有什麼新的現代建築，住宅和商店顯得破舊，當時的高雄很醜；不過他仍因為人的友善愛上高雄。

他說，約40年後，看到高雄改變了很多，高雄人應該以「新」高雄為傲，高雄已開始成為一個吸引商人、學生、高科技人士和老練旅行者的世界級國際城市。希望高雄人應該對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信心和好感，還說「高雄真的太謙虛了」，高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很妙的城市。祝高雄更多進步、更合理的開發、更舒適的生活。在文末，他並強調，「高雄，我是你最大的粉絲」。

為何擁有山海優勢，兼具海港、空港的高雄市，讓一位無奧援、無資源，只靠一碗滷肉飯和一瓶礦泉水的韓國瑜，單槍匹馬，短短數月卻能打動高雄的民心？掀起一股「韓流」，還外溢其他縣市，與近年來高雄，由世界第三大商港掉到十五名，工商業一片蕭條，觀光業一落千丈，失業率暴增，街頭四處可見招租或出售店面，年輕人低所得低就業，被迫漂泊到中北部，人口增加率又被台中超越，立委減少一席，掉落成為台灣的第三都市。雖然民進黨執政二十年，外表增加了不少硬體建設，卻留不住年輕人，難道不是又老又窮的真實寫照？

1935年日本在台的總督府舉行始政四十年的大型博覽會，大肆吹噓日本治台如何成功，台灣建了多少大型建設。杜維浩前處長的心態與日本總督簡直如出一轍。以往美國把台灣視為殖民地，美國軍機軍艦可任意降臨或停泊台灣任何基地。若不是當年中美建交公報，對台斷交、廢約、撤軍，不知美國還妄想繼續霸占台灣視為禁臠到幾時？杜維浩以為高雄光有光鮮亮麗的外表，高雄人只要喝西北風就能溫飽！誠如韓國瑜所說，「民進黨又不是高雄人的爸爸，為何每次都要投給民進黨？」

『思想坦克』──

它是一個知識青年的網路平台，強調自由，卻有如此的戰鬥性十足的標題

最近那條軍歌『夜襲』，就被說是「軍國主義」，說是「侵略」；那麼這個親綠的平台，由坦克戰車的特性，以巨砲摧毀敵人的碉堡，以履帶機動地輾壓一切劣勢的抵抗者──而那條軍歌的歌聲，相對於坦克的隆隆巨響，其聲量是多麼微弱。。。那坦克豈非更應該受十百倍的譴責！？

https://tw.news.yahoo.com/%E5%A7%9A%E6%96%87%E6%99%BA%E6%8A%B1%E6%80%A8%E9%BB%A8%E5%8D%94%E5%8A%A9%E4%B8%8D%E5%A4%A0-%E6%B4%AA%E8%80%80%E7%A6%8F-%E5%BE%88%E5%A4%9A%E4%BA%8B%E4%B8%8D%E8%A6%81%E8%87%AA%E5%B7%B1%E4%BA%BA%E5%85%AC%E9%96%8B%E7%AE%97%E5%B8%B3-%E5%82%B7%E6%84%9F%E6%83%85-065738895.html

作為一個強調『教育』的基金會，對於當前的選局的混亂，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凡事，都要研究，研究調查，是對抗的雙方都需要的，無分藍綠白。。。不是嗎？

否則只是靠噴口水和財大氣粗，或是身分高貴，對於我們社會的進步都沒有好處。。。

一場選舉下來，被不光彩的口水，或是奧步打敗的結果，只是彼此更不服氣，社會不斷地內耗──

請大家注意，我們的大環境快要成為廢墟了。。。看看敘利亞、利比亞那些可憐的地區。。。我們的兒孫，將來還有乾淨的家園可以棲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