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大新聞系教授洪貞玲事件，
論嘉南大圳研究上，台大兩教授的學術詐欺與背信
──關於台灣大學古慧雯與吳聰敏教授兩專文
「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網路上所見的兩個版本〈37頁版與42頁〉
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 合著，經濟論文叢刊
(Taiwan Economic Review), 34:3 (2006)。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
本文之作，起於台大新聞系教授洪貞玲輕視世新大學事件；台灣大學當年很不錯；但是現在如何？現在管校長上任不久，不知他可有將台大的學術水準重振的計畫；這個關於嘉南大圳的題目，放下很久了；如今藉機更進一步研究，希望此時能夠成為管校長重振台大，找回台大學術水準的助力。 由於洪女士與兩位教授的學術表現，使得個人對於大陸最近的許教授似乎被整肅事件，簡直不知是否應該同情了。 ──作者敬白
首先應該說明，此處所謂的「詐欺」與「背信」，何意？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重編本，「詐」是作假、偽裝。
本文的研究就在於兩位教授具名的該論文，是否有「作假」或「偽裝」的故意？進而言之，刑法上有所謂「準詐欺罪」與「背信罪」，該一論文是否存在這這樣的問題。。。國立大學的學術尊嚴與信譽，何等崇高，倘若真有明白的「詐欺」或是「背信」的情況，問題極為嚴肅，請大家不可等閒視之。
其次、網路上，目前我所見的有兩個版本，一是37頁，一是42頁；何以有這不同還不很清楚，但是都以兩大教授為領銜作者，同樣標題為「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以下，我們將分別以「前版〈37頁〉」與「後版〈42頁〉」稱呼；目前所見，兩者的內容，主要都感謝嘉南農田水利會的陳正美先生對於其研究的協助；都同樣的對於嘉南大圳工程給於高度的謳歌。
前者的研究主題，是針對官方所公佈的資料，強調「三年輪灌的給水制度。這強制的給水制度受到當時學者如矢內原忠雄的詬病，認為是日本糖業資本家宰制台灣農民的一種手段。根據我們的計算結果，嘉南大圳顯著提升嘉南地區的農民所得，卻對糖廠影響不大。」〈37頁的版本之第一頁〉
後者則是強調「嘉南大圳創造了總督府、農民與糖廠三贏的局面。但是我們認為嘉南大圳工程應由民間自行集資興建，總督府直接介入工程建設是一個錯誤的決策。」〈42頁的版本之第一頁〉；
兩者間似乎有因為前者而可以繼續推導出後者，作為其結論。
仔細考察兩論文，是計量經濟學的專業論述，一般讀者可能不敢翻閱；個人仔細整理幾次，也不敢說自己就都懂得──其實，個人認為這不是一個自由經濟下的問題，該論文如此套用可能根本是錯誤的；不過，看出了一些更真實的名堂；特別在此分享給關心的朋友們。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該兩版本的論述，前一版本的架構，節要如下──
- 大圳工程的影響，包括旱田水田化，與單位面積產量變化
- 農業生產額之變動，例如，轉作水稻等等
- 農民所得的變動，增加。
- 嘉南大圳對於糖廠的影響
- 結語「大圳工程之淨收益大於零，農民因此獲益，這發現與文獻中『大圳咬人』之論不同。」；強調與當年矢內原教授所見不同。
後一版本的架構，則不同，其節要如下。
- 不知日據初期與噍吧哖事件的破壞，強調日據下農田水利快速發展
- 大圳工程的影響；包括，和田水田化，土地等則提升等
- 大圳對於農民收益的影響，例如，1930年，大圳全面通水後，甘蔗每甲收獲額增加了95元。稍及於生產成本；如今人常見的肥料、水租、雜費等等耕作成本，並及於甘蔗，甘藷等。
- 大圳的興建成本與維護成本；簡單幾句──根據官方資料，稍整理；嘉南大圳工程的淨益顯著大於零。
- 總督府與農民的淨收益──根據前述官方資料，強調總督府與農民乃是雙贏局面。
該兩篇論文有三個共同的重要情況，其一，是在使用殖民當局的數據上，缺乏學術應該有的批判態度；其二，是對於密切相關於嘉南大圳的日據台灣史，缺乏基本的探究與認知；其三，對於我農民在興建大圳與維護大圳上所付出的成本，關切度不高。謹此說明於下──
其一、在使用殖民當局的數據資料上，完全沒有檢討各數據之正確性，學術研究怎可如此？
尤其，對於挾帶近代文明利器的殖民者，統計工具是他們極常用的統治工具，當年後藤長官留德時，正是德意志帝國在各方面使用統計學鞏固國家發展之時。
本研究認為，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重要錯誤──要站在當年殖民統治者，還是我們先民被統治者的地位？讓我們看看相關的史料──
「殖產局發表台灣農民生計費每人一日為二角錢〈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價格之偏低〉。」〈葉榮鐘著 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1925年〉
「最令人可怪者是秤量原料的秤，秤量者所坐的椅下有特別的裝置，足趾少觸之，則每台便差了一千餘斤的數量……又其蔗台的斤量亦與公秤斤量大差，一蔗台多者差250斤，少者亦有差3、40斤，平均每蔗台差有百餘斤，總計每台車差1,100斤，一日若壓榨1,000台，便差了110萬斤……而監督官廳都置之不問，令人寒心。不但如此，蔗葉、葉根的扣除法也不當，……」〈「論評 帝國製糖的秤不正」，台灣民報，1926.3.7.案，依合約，糖廠應保證收購所有甘蔗，但糖廠任意扣除葉根，或延宕採收，枯乾減重，影響很大〉
「在種蔗的時候，先有發表買收價格，所以雖是後來米穀跌價，蔗作反覺有利。無如會社卻又不肯踐約，斬頭削尾，刁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結局會設在糖價跌落所受的虧損，是要盡量轉嫁給農民代為負擔了。所以在蔗作方面，雖然僥倖拈得好鬮，與會社訂立的契約終無效力……」〈「對農家的損失 當局要考慮 農民需自覺」台灣新民報1932.2.6〉
甚至，據稱也曾有這類的情形──
「我內人娘家的庄長‧‧‧他迎合當局，計畫自己能夠發跡，對於各街莊的稻穀競爭，採用作弊的方式，經常獲得第一名的成績。因為他在稻穀成熟而審查委員來『評刈』時，他就準備豐富的酒菜請委員大吃大喝，這個時候，他就暗中從他處拿來稻穀放入。可是，到了戰時，要提出稻穀時，依『坪刈』供穀‧‧‧必須提出比實際收穫量要多的稻穀。因為這個緣故，到了繳穀時，六家莊農民被員警叫去的最多。有的被打，有的被關。其中有個入贅的男人被叫去警察局，由於不堪審問、拷打，就糊裡糊塗地依照當局的要求量，在承諾書上蓋上指印。但是回到家裡後，卻受到家人嚴酷的責備，於是在悲憤之餘，竟起了短見而上吊身死。」「台灣連翹」，草根版，頁121。
大教授們真的沒有聽過我們先民那「三個保正八十斤」的悲慘故事嗎？這前面兩樁是我們先民在產量上被「以多報少」的成本部分；後面一個是「以少報多」，後來逼出人命的真實慘案。
其二、對於日據台灣史相關於嘉南大圳工程的部分史實──
兩論文對於日據初期我台農田水利的認知，完全不知道1895年，日軍實行攘逐殺戮政策，使得我島上近七十萬人消失，社會高度動盪；如日本當局所承認的，要到1902年社會才稍見安定；七十萬人消失所意味的，有多少水利設施失去了過去的維護？有多少田地失去了我先民的耕重與照護？水田可能變成旱田。
在他們兩論文中都有那所謂的──
「1903年全台灣灌溉排水面積對耕地面積之比率為28.2%。到了嘉南大圳建設前夕 (1920年), 灌溉面積比率增加為40.7%。 嘉南大圳完成後, 灌溉面積比率在1931年增加為55.5%；1942年更上升至63.8%。」
那1903年，正在前述1902年之後，七十萬人要多久才能補回來，那是清國人的責任嗎？當然不是，該論述就顯示出這種對於我島史實的無知。
其次，1920年，是在1915年之後的第五年；悲哀啊，噍吧哖事件我們先民又遭遇了日本軍警可怕的清鄉殘殺──根據個人找出日據時期的資料，1914年到1915年底，我台南廳總人口數裡，農業人口消失了二十萬人；請注意，只是在台南廳一地，可以說比日據初期還要悲慘。是否也可以想見，需要多久才可能恢復正常的人口密度〈據說男丁極缺，使得當局不得不到外地抓男丁放在布袋中，讓當地人抽籤；人數當然不可能很多〉？當地所有的農田水利到1920年應該也尚未恢復？
是的，本區過去有不少「看天田」，但是原本沒有那麼多的。而「台灣錢淹腳目」，有其他地方可耕作，誰要耕作「看天田」。極可能，不少人是在日資製糖會社與日警的威壓下，失去了自己良好的水田──就像當年報紙上所怨訴的──
「明治39年…鳳山廳長…召集了小港庄的土地業主，一面拿強迫手段，使他們的土地一定要賣給會社，一面拿欺騙手段說：『你們的土地賣給會社後，會社還要給你們耕作甘蔗。』…會社一下手就買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收買的價錢……不值半價……買收了那土地後，立刻不履行那要給農民耕作的前約…遂使那小百姓們…就變做了農場所屬的日雇『苦力』」 〈「台灣民報」，1925.10.4.〉
耕種「看天田」，應該不會是我們先民移民的理想，但是，如果是上述那樣的遭遇的話，怕就不能不淪落在「看天田」上歇腳了。
「嘉南大圳真棒、真棒」；這是殖民統治者自說自話的，尤其日本人，大家知否他們是個很要面子的民族，如果太丟臉的事發生了，他們往往需要自殺才能贖罪。所以，過去日本人是個自殺率相當高的民族；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工程是個請來外國顧問指導、花了很大一筆金錢的工程；簡直是會「有辱國體」了；嘉南大圳真是個很可以讓它們丟臉的大工程。
首先，日本在台灣的統治者，在1935年，領有台灣四十年的時候，編了一本自我標榜的書，名為「台灣治績誌」，在1936年出版；但是翻到嘉南大圳相關的部分，竟然介紹了幾個勞績者，卻沒有設計與監造人八田與一；仔細查考，原來1930年大圳完工，該年底就被先後兩個地震連續震破了660尺，幸好當時是冬季枯水期，才沒有造成大災害。這些報紙上都刊出了。難怪當年那本「治績誌」中沒有他──編該書的人如果看過那個新聞的話。
其次，當年興建過程中，民間反對的聲浪不斷，建成之後，除了前述的震損之外，各地都有對於大圳工程所連帶的軟體──三年輪作──很難接受的不滿；大約只有旱田獲得了三年一季給水的農戶才高興，有的原本每季有水的變得三年輪一季，怎會心服？然而，不服又能怎樣？而官方得報導卻總是多麼理想得、增產的消息。但是真的棒棒嗎？請看1945年台灣總督府的觀書「台灣統治提要」，其上的紀錄──
「嘉南大圳之主要工程於昭和五年四月竣工，自六月開始區域內之灌溉工作。包括烏山頭貯水池、給、排水路、橋梁等各種設施以及各項附屬構造物均由嘉南大圳公會直接管理養護。為以後因年年風災、水患之關係，約需五十萬元始能修復。……故至今仍有鉅額負債之該嘉南大圳公會，誠有不少困難與不安。」〈此譯本將該水利組合事業稱為「公會」；在原書中稱「新設事業」〉
「公會的財務現況 昭和5年開始全域灌溉，同時新設埤圳經營業務及公會之財政規畫。埤圳之維護管理所需經費以一甲土地一年徵收80l元之水租作為財源。昭和11年度以後，為加強各項既設構造物之修補改善工程之需要，逐次調高水租，至昭和17年度以調高至一甲土地一年徵收水租14元。……公會水租收入無法達到預算目標，以致公會財政困難……」
可嘆的，我們堂堂的兩位教授，似乎不僅不知道該偉大的工程在通水僅半年間，就曾經發生水庫先後被兩個中型地震震損的事件，也不知道負責運作大圳的公會，一直以來是如此艱困地，有著鉅額負債地維持著。在他的研究中，似乎沒有見到這個公會的存在，但是就能夠斷言總督府與農民、糖廠三者是「三贏」了，真是離奇。
其三、對於我農民當年沉重的負擔，乏主體的關切。
在兩位大教授的兩篇論文中，我們只見到研究者努力地彰顯通水後，水田的增加，田地的增產與農民收益的增加；很少關切我們農民在整個活動中付出了多少？強調著前述的「三贏」，然而，真的會是「三贏」嗎？
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的資料，曾經注意過我先民當年的處境，是如何的艱困；辛苦而沉重的付出，得不到生活上所需的資料，是當年普遍的情況，我無法獲得兩位教授那樣的觀點。試著探討，本研究另外找了一篇論文與兩篇比較──
一、這兩篇論文的前導論文「論米糖相剋」
為了研究它們的這兩篇論文，個人還找到它們稍早一篇名為「論米糖相剋」的論文，在其中他們曾經如此提示──「由於文獻上未有戰前各單項作物成本之完整資料，我們不得不略過成本面的討論，而只考慮耕作之收入。」；看到這樣「不得不」的態度，我是狐疑的；我們兩位大教授若真的關切我們先民的處境，在它們的研究標題「成本與效益分析」中，成本與效益，兩者豈非應該至少同樣重要？否則怎可能得到讓人信服的數據？所幸該文標題似乎主要聚焦在米糖相剋的現象上。
我們所見後兩篇論文中，兩位並沒有真放棄，在前一篇「成本與效益分析」的論文中，他們發現了──「成本方面可以利用統計書中簿記的資料，問題不大。」〈前一版，頁368。〉；不過，可惜的是，他們對於史實的認知太少，對於官方資料信賴過度，並且可說有過分地親日的傾向。
甚至，作為上述兩篇論文的前導研究時，其論述自稱是以「驗證其經濟模型」為目標，但是，事實上卻是一篇不顧時代體制不同，由「註腳」到「正文」，努力對日殖時期歌功頌德的文章。
例如，在該文「註腳」中竟有所謂的「由總督府的糖業政策，可見日本對殖民地的經營具有世界性與前瞻性的眼光。」，如此讚揚殖民主的語句。而史實中當年新渡戶所提出的糖業意見書中，認為應該讓我台農民組織社團以維護農民的權益，當局並沒有接納，這樣所謂的世界性與前瞻性真是可以炫耀的嗎？而在該論述的正文中，則有不顧我們前述糖廠往往可能虧損就拒絕履約，全力轉嫁農民的史實，只是一味地高調著由契約書上所見到的所謂「日治時期糖廠之甘蔗收購價格係預定，期貨契約保障了蔗農收入。」──怎能毫無懷疑地。
二、在這後兩篇同題目的論文中──
在它們那兩篇論述中，似乎不約而同地，急於否定當年我們先民曾經提出「大圳吃人」或「大圳咬人」之類的描述──最後，至少都提出「大圳咬人應非普遍現象」〈前一版，頁362；後一版，頁31〉的辯護。
此外，它們另一主要的論證是，由於三年輪灌制度實施後，糖廠的收益沒有明顯的增加，所以並沒有圖利糖廠，也因此，就否認該制度是日本糖業資本家宰制台灣農民的一種手段。來到這兩篇論文可說更是無自主性地運用官方數據，強調大圳工程使得相關的三方面，總督府、農民與糖廠之間是「三贏」的局面。
他似乎完全不知道官方曾公布我們前引的農民生計費每天兩角的資料，以及當年我農民一天的工資水準──
「鳳山小港庄……去年這時候，男子每天做工一天是五十三錢，女子四十三錢，今年初各降下五錢，至於這七月一日起又降下一次，男子四十錢，女子三十錢。這樣的工錢，一個月平均可得勞動的只有二十天……兒童到十二三歲時就可使其做了小工，一天可多得了十五錢的工資。。。」〈「農村訪問記 青年死於貧病慘澹農村和從解救」，「台灣新民報」，1931.8.1.〉
依此資料，景氣差時，男工四4角，女工三3角，十二三歲以上童工1.5角；每月平均大約可工作二十天；設為四口之家，父母之外，兩個童工，因而每月可得20元；相對的，殖產局所公佈的農民生計費二角錢，每月一人需要六元，四口之家需要24元；這樣的紀錄，如何能夠「三贏」？
而景氣較佳時，男工一天是五十三錢，女子四十三錢，童工設為26錢；對於有父母與一童工組成的四口之家，一月可得24.2元；而對比於上述四人的農民生計費為24元；如果我們前引葉榮鐘先生所批判，當局所提每天農民生計費有低估的情況是正確的，每人每天的農民生計費應該不只兩角，那麼這個農家的生計就很艱困了。
就所知，由於當年我台保甲制度，每年必有保甲臨時費的項目，該項目並不列入總督府預算中，其數額往往為保甲費的四、五倍以上，此費負擔頗重，但並不計入農民生計費中。此外，上述農民主要是指農業勞工；在小地主兼佃農者的農民生計中，官方則有將自有勞動力不計入成本的慣例，也使得我農民實際的生活居於很弱勢的情況。換言之，確實是既使是景氣較佳時，我農民的生計都是岌岌可危的。
我們兩位大教授的前導，參看今天我島親日的風氣，真有「有志竟成」的味道。但是該文也顯示了兩位教授的學殖膚淺，其來有自 ；真要研究日殖時期的經濟問題，怎能不充分理解日據台灣史就盲目套入各種公式──只是因為日人曾經如此公布，似乎合於教科書所指點的？
其四、關於嘉南大圳的效益的一些估計
前面我們透過史實批判了兩位大教授極不合理的論述態度，那怎能算是學術呢；下面，我們試舉三個與嘉南大圳密切相關的問題來探討。一是大圳通水後的收獲，真的如兩位教授的論文所敘述的，在三年輪作與區域採收制度宰制之下，我台農民沒有虧損嗎？二是關於兩位教授在論文中不斷關心的「大圳咬人與甚至吃人的問題。三、嘉南大圳三年輪灌制度的真相。
一、大圳通水後，我台農民沒有虧損嗎？
首先，我們應該透過前引官方過分低估的史實，調整成本方面的數據；但只有那「二角錢」過低的批判，我們很難拿捏可以推估的數據；所幸，我們在當年台大名教授張漢裕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一組重要的數據──
「因為原料區域制度的限制，買者只有一個，就是完全的購買獨佔。在這條件下，買者可以指定價格，價格當然離去成本原理而低於生產成本。據前台灣製糖會社〈1930~1942年度在高雄一帶之調查，每甲甘蔗生產成本每年平均582日圓。另一面關於同一年期間每年的每甲甘蔗收入〈包含副收入〉，我們曾作如下估計。。。這12年間有8年是收入不敷成本的，而剩下有盈益的只有4年。」〈「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著，李登輝等編，頁425〉
根據該組資料，每甲甘蔗成本為582元，12年間，平均每甲損益為-44元；而根據該組資料，1930~31年期的每甲損益則為-70.49元〈「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著，李登輝等編，頁425〉；與兩位台大教授所估算的該1930年每甲之生產額，在通水後，每甲增加了59.89元；然而，兩位教授提出的增加，對比於章教授所提出該年投入的成本言，卻仍然虧損了10.6元；換言之，儘管通水後，確實增加了產量，但是與高漲的成本比較，我先民辛苦種植甘蔗的勞苦仍然是虧本的勞動。
最後說明，該數據出自高雄台糖會社，與嘉南地區或許稍有不同；然而，根據兩地相鄰，並且大圳完工後，高雄農田水利方面對於仿行嘉南大圳的設計，公開表示反對的情況看，高雄的情況應該不會比嘉南地區更艱困──嘉南地區除了受限於三年輪灌制之外，也更有「原料區域制度」加一層的宰制，因而，將嘉南地區甘蔗收入比擬於高雄的甘蔗收入應不至於偏低，因而引用之。
當年的農作史實，依此類推，如何可能我們勤苦的農民竟與總督府、糖廠三者三贏？──本研究以為，正是兩位教授沒有在研究之初，充分深入檢討官方數據，任由自身親日的心態引用那些數據，才造成了這樣遠離史實的結果──而這些史實是他們曾經親歷日殖時期政經情況的可敬師輩，所已曾經揭示的；而他們的學術研究規範中，本來不是應該一定要充分尊重前人在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的嗎──學術怎可如此輕蔑？
二、關於「大圳咬人」與其「吃人」的真相
前面我們引用了兩位教授的前輩的研究成果，不過，張漢裕教授的研究雖然值得引用，但是，真正的研究可能應該還要更為深入，才能充分確立我們的學術論述的基礎──不是親日或反日，而是知日；因為這應該是涉及日本歷史文化的問題──日本德川幕府兩百六十年，德川如何苛毒地宰制其手下的諸侯〈日稱大名〉──史書上不僅曾稱「家康知道，大名之能對抗幕府，為著他的財力充足。要消耗他們的財富，最好的方法，是迫大名們建河川、堤防，和修繞城池。……」，並且他們的大學者還這樣描述過德川時代的農民生活是──
「田佃之收成物僅留下部分讓農民活命，不致餓死，其餘皆繳納年貢，確是事實的情形，至今未變。」
而其儒學者的見解，則更是──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
原來日本雖受儒家影響，但是他們對於農民是這樣的態度；雖不見得就如我台民眾黨幹部黃師樵當年所言「以農為本的日本帝國主義，其統治階級……為什麼一向將耕作農民視為農奴呢？在其本國既如此輕視，在殖民地的台灣自更變本加厲……」，但是可能如何善待我先民呢──
因此，我們才比較能理解，所謂「大圳吃人」與「大圳咬人」的真相。
前者是大圳興建之前，原來自有水利設施，大圳完工後，竟然有人無水可用，甚至還被規定要繳水租。換言之，原來年年四季有水，變成三年才一季給水；這不是「吃人夠夠」嗎？
更不要說大圳工程興建，沿途16,000公里強徵土地，土地與地上物都是無償；還有沒有水來的年份，也還需要付沉重的水租的；據報載，甚至還有貧困地主被逼賣子以繳納水租的，對他們言，不更是「大圳吃人」嗎？
至於「大圳咬人」，就所知，是指農民有義務維護其給水路與排水路的「無償勞動」；我們無洞察力的學者會把他視為「使用者付費」的先驅而肯定之；然而，懂得前述德川幕府的統治心態的話，就不難發現，對於沒有權利拒絕使用的使用者，這是一種可怕的「無償勞動」──
請思考，那是李登輝所誇讚的一萬六千公里水道，官方每年必須花50萬元處理它們所負責的幹線與支分線1,368公里與大排水路960公里在風災與水災的維護費，同時，我勤苦的農民則需要負擔其他13,400公里的維護的全部費用。以當年我嘉南地區五十萬農民，假設每戶平均五人，十萬農戶來分擔，每戶必須分擔1.34公里的無償維護〈工與料〉──在我們這多地震、多淤積且多颱風暴雨的島嶼上，每年公會可逼取五十萬元維護經費，我農民在維護小水道上的真實開支怎可不也另行計入。
由上例看來，兩位教授所謂「大圳工程之淨收益大於零」，其說法是官方完全沒有把上述「吃人」與「咬人」，這兩類興建成本與維護成本全部計入的結果。換言之，農民當年確實是絕對沒有可能處於與總督府、糖廠三贏的地位啊。
啊，因而難怪，過去我們常會聽到的那首「透早就出門」的「農村曲」，會是那樣濃得化不開的無望。。。我曾經上網查看，真是當年我們雲嘉地區的歌謠。。。
三、嘉南大圳「三年輪灌制度」的真相
嘉南大圳的硬體，是烏山頭水庫與圳道與其幹、支的給水道與排水道；完工與通水之後，硬體就是一個現實的存在；雖然，1930年完工後，那先後兩場中型地震，很殺風景，使它一度成為相關人士談論起來覺得太沉重的事物；但是雖然震損360尺，已經修復；雖然淤積，1936年已經提高堰堤；可能提早報廢，已經在上游選出新址，未來可以即時開挖；龐然大物的它已經成為我們嘉南平原上的支配者；本區民眾有四、五十萬人被「咬」進它那複雜交錯的水道中。
當局規定，全區中，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灌制──這個設計是當年民眾完全沒有想到的；輪灌制由1925年左右先開始於大圳濁水幹道區域，那是引來濁水溪的溪水；當時就陸續發生了許多讓我農民不滿、甚至憤怒的問題。在當時的報紙上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前述強烈批判的「大圳咬人」之外，還有將其形容為「水害組合」、「無用長物」與「民眾桎梏」的。
當時，甚至，原本怕事的地主們也起來組織地主會，向當局積極陳情；一度該會會員所擁有的土地達到五萬甲；他們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求取消「三年輪灌」的制度。
然而，如前述，日本人的民族性，要面子，更重要的，怕「有辱國體」；甚至當年的日本東京帝大的名學者矢內原教授，也認定了該制度是維護了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利益；在該制度下，我台不自由的農民簡直是處於類似「農奴」的地位；然而，如大圳工程的設計與監造者八田與一等卻不能承認；卻以前述日本儒者那「民至無知，……此民之至可愛也。」的心態，編排出各種稻米甘蔗與種種雜作搭配的耕作方式，用以消耗我受教育不多的先民的心力；偶有嘗試成功，則大大宣講；好似真是考慮周全的制度。
尤其，在1933年，我島上所有的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都在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日益昂揚的大勢下，不得不迅速地銷聲匿跡之後；對於大圳的批判聲浪自然很難回到公眾的視野裡；相反的，卻不僅報章上難免會有一些斷斷續續的讚揚增產的消息，並且，嘉南大圳的工程就成了學校教師嘴中當局愛護百姓的故事。
不過，對於真正成長在我們大圳周邊的農戶言，它們實際感受著大圳作為「民眾桎梏」的苦勞，它們應該不會受騙，但是，對於外地年輕人應該是可以欺騙的。
然而，為何我敢於如此堅持，會不會前及那些用來搭配以補救「三年輪作」的耕作方式，真的很有效呢？
本研究的根據是來自──我台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先生在其1941年日記中曾經多次紀錄的「三年輪作之害」〈自該年3月21日起，至8月21日止，紀錄達十六次〉，指為「為擁護製糖會社，使人民莫大之損失」，他多次反應，但不僅地方官員不理，且勸他莫向總督報告，令林老倍感遺憾。例舉其三則，我們應可見該制真實之害──
「張福立來赴役場主催農業增產之業主打合會，先來訪問，談「三年輪作」之害，數十分間乃去。」1941.3.21.
「記特務來，告種蔗之害，……業主之損失莫大，而佃人亦無利益，為擁護製糖會社，使人民莫大之損失，汝等默默而不報告何也。記言種蔗問題州下報告,日數十通，州郡當局非不知也。不解何故而不能改。」〈1941.3.22〉
「張福立電話來，云吉森郡守勸其不可告訴大日本製糖社長，對糊仔甘蔗問題用善後之處置；台中警察署長，受郡守之託，亦囑乘松特務勸其不可出積極行動，明日長谷川總督來，亦不可言種蔗之事云云。」〈8.21.〉
在上面所提及的「糊仔甘蔗」就是「三年輪作」下的一種補救設計；上述的史實是當時由於「三年輪作」長期被當局宣傳得十分理想，於是也向大圳灌溉區之外推廣；事關「增產報國」，民間只能在可怕的「非國民」罪名下，乖乖奉行；當時的情況是──「郡勸業係林朝波同製糖會社員往坑口逼佃人將新播之稻五叢拔去一叢，將以種糊仔甘蔗，不聽者打之，佃人頗為恐慌。」〈8.3.〉。
該制度被如此地推廣到林先生的田地裡，我們才在林先生的日記中見到了該制度的「龜腳」，林先生當時是總督府的評議員；那是他雖累積了相當的不滿，卻也被地方官員硬生生地壓制下來的整個過程。
請看所及的「記言種蔗問題州下報告,日數十通，州郡當局非不知也。」，本研究的這一觀點，真實的學術研究者怎能不加以重視？這樣的「三年輪作」制度，與其補救措施，當年怎會是一個對於我台農民合理的制度？
其五、結論，這樣的學術研究是不及格的
──所有的嘉南大圳研究，請先認清相關的史實
嘉南大圳的硬體與軟體，真的沒有那麼好──
我們的學術界願意運用種種先進的方法來探究史實，甚至簡直要翻轉過去的觀點，原本沒有必要阻止；因為，這本就是學術研究「求真」的使命。
但是，我們的學術界，在嘉南大圳的研究上，距離真實有多遠？
這兩位大教授在它們的兩篇論文中，猛談其「無窮期」──那所謂的──
「嘉南大圳的灌溉功能……事實上, 一直到21世紀初, 它仍繼續發揮作用。 因此, 要比較大圳的成本與效益, 我們須設想大圳可以運作多久? 從1930年到21世紀初, 嘉南大圳運作已超過70年。 為了簡化計算, 本小節將假設嘉南大圳可以運作無窮期。」〈該前一版論文，頁359〉
好像完全不知道1930年12月烏山頭水庫曾兩次被地震損壞，這樣的工程能夠被期待「無窮期」，如此的大工程，在成本與效益分析上，是否應該提列「折舊」？更不要說，1967年，曾文水庫的計畫施工，當時就是為了烏山頭水庫淤積！這樣的研究論文，我尊貴的台灣大學經濟系在進步的公元2000年代怎能拿得出手？
此外，我島曾經受日本殖民五十年，對於日殖時期的研究，我們自高舉台灣主體性大旗的三十多年以來，學術界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口號頗為高漲，但是主體必須要有客體與之對演，並且要找到適當的對象，才可能看清自身的處境；例如，在兩位大教授的「後版論文」中，為了強調蔗農利益而有這樣的論述──
「1929年高雄市躉賣……1931年……稻米價格下降幅度分別為5%與37%；同一時期，甘蔗價格的下降幅度僅為12%與9%；在價格劇烈下跌時，若農民對於價格預期錯誤，轉作彼時價值較低的水稻，收益減少其實不無可能。」〈後版論文，頁25〉
我們要指出，關於其所強調的農民「預期錯誤」的第一關，應該是前述的「糖廠『拒絕履約』，或『去頭削尾』減少收購」；其次，如我們前引台大前輩、當年曾經親例殖民統治的張漢裕教授的研究論文所指出的，對於高雄市1930~31年期的甘蔗收益，其實是每甲 -70.49元，以及1930~1941年間，十二年中有八年，不敷成本的史實；其三、由於稻米可以為主食，這是甘蔗沒有的條件；其四、由於甘蔗的產期長達一年半左右，蔗農如果在產期間有凍餓或意外的情況，只好高利貸，通常這是我先民淪為「農奴」的第一步。
在這樣的史實前面，還有尊貴的教授要努力翻轉史實，我真的沒有話可說。
而關於兩教授居然還硬要牽扯到民間應可合資興建嘉南大圳問題上，完全不顧當年我們島上的實際情況，例如，上述的糖廠不守契約的問題；大圳咬人與吃人的問題；三年輪灌制長期受民間詬病的問題；完工通水後十多年來，經營者負債累累的問題；那樣脫離史實，豈非像罔顧現實的「人性至善」一樣，怎能成為真正學術研究的課題？──我真是沒有話可說了。
我之所以還願意寫這樣的長文──啊，講了那麼多話啊，是因為我對於今天惡質的大環境，仍不願意放棄；少年時，我讀吳濁流的小說，感動了我，使我走上了願意與台灣人共悲喜、共哀樂、共奮鬥；然而，今天的上位者，有多少真誠？
看哪，這位洪貞玲教授只是依恃著某種名位，大言不慚地鄙視它人，看哪，做為台灣人的大教授，多少人對於台灣史都沒有深入的掌握，就妄談台灣史中的問題──
它們竟然真的就翻轉了過去的社會正確的認知，這些實在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應該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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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現在是我的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完成的最後階段。
我最後的感言，如果要談論日據下的台灣史，史實真是如此地悲慘；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悲哀──不僅困窮，而且被欺騙，直到今天還有那麼多人被騙，甚至，還在使用那樣的教科書。有人說，那奠立了我島後來「現代化的基礎」。
最近在對岸的出版物上，讀到他們把我們這段歷史名之為「殖民統治的基礎」；個人以為那是很正確的研究觀點；應該也是很具有啟發性的觀點。
最簡單的歧異是當日人在1945年離開我島時，他們那種認為我島將無人能夠接手營運的認知──據稱當年我島的電力事業的日本技師門，也有那樣的認知；真的，它們確實從來沒有想要把台灣人視為同路人、接班人；如此心態下，從來沒有給予我台人正當應有的教育，他們那樣的教育怎能稱為現代化的教育？最多只能稱為其維持殖民地統治的教育吧。
我卻也因此而想起對岸大陸百餘年的悲劇，在窮困中奮鬥，以至於今日逐漸後來居上的情況；兩岸的差別何在？
是否差別在自從馬關條約使兩岸分離開始，島上不只窮困，更對於年輕人的教育就失去了原本清楚的目標？而更為讓人認為惡毒的，殖民者是透過低智與打罵的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人很難有能力釐清自身應有的目標，與培育自身的能力。而後，在國府來台後的七十年間，自七零年代開始，其原來似乎還可能重振傳統的教育又被西方現代化論述中輕蔑傳統的虛浮論述所逐漸侵蝕與取代；這就是我們島嶼今日無根內耗情況之由來。
相對的，對岸的窮困、淒苦與艱辛，日子不會比我們更輕鬆，甚至還會更深沉；但是他們雖有巨大革命的破壞，他們的教育總是為了培養有能力的接班人，且有著數千年傳統的自豪感；然而，我們島上的教育，殖民者眼中，我們的青年絕非其接班人，都市中公學校六年級的教科書也只有日本小學校四年級的程度，而鄉村公學校更只有都市公學校的四年級程度。
而來到國府時期，自從受到現代化理論的滲透後，輕蔑傳統，造成虛浮；說到創造，只看翻轉；很容易受各種美好的言詞迷惑，那真是我台俗諺所云：『滿天皆金條，要抓沒半條』，最好的寫照。
至於，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表現，開放之前，它們當年窮困得不得了的年代，也要發展核子自衛的判斷與研究精神，已是國府高度缺乏的；另外，大陸的教育雖並不高，但在平等主義下，不僅是有基礎的，更是能培養領導人的；開放後，重工業的基礎能帶動了民間發展的條件；而國府在我島卻在現代化理論對於所有傳統的輕蔑、掏空中，自詡其為「進步」為「現代化」而終致於竟只能無根地漂流在時代的巨流中。
如果，真的要說日據時期奠定了我島現代化的基礎，我想那也是我島今天只能漂流於時代中的理由──那是一種日美殖民者的通病，從來不為我島培養真正能夠總結其自身歷史的領導人的結果。而大陸則無論社會與國家如何窮困不安，整個教育可能會有偏頗缺失，但是絕對沒有那樣壓抑學生身心與理智發展與放任自身國族傳統被侵蝕的心態。
我想這就是今日兩岸差距的由來。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