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期間，殖民者由於在1895年錯誤估計「攘逐殺戮」政策之可行性，一步走差，造成善後困難；又有「神裔自大」之歷史文化使其無法認錯，遂致使其能吏後藤在1898年只能在「無方針」的說詞下進行「奠基」工作。其工作雖然「努力」，但是其將我先民當作某種「生物」來處置的統治方式，引起了一連串的革命事件。尤其，1915年「南部大陰謀事件」的發生，對於當局的打擊不小；當局也是不能公開承認其錯誤，已如前述。
三年後，乃有明石總督明示「同化政策」的「重奠基」的各種政策──那是殖民者過去在朝鮮所自視為「成功」的各種「政績」與建設經驗，在安東總督處理西來庵的南部大陰謀事件之後，繼續其神裔自大、不認錯的國體論述所成。
其一、1907年後，所謂「黃金時代」以來
所謂的「黃金時代」，是指總督府的財政收入方面極為豐裕；故有前述的「總督府是如何努力設法消費這一鉅額的收入」之說。
當時由於惡毒的「專賣收入」確實增加不少，且前述1907年後，引進新品種甘蔗的增產，確實財政收入大增；但是，當年，對於我們先民言，真有那樣美好的時代嗎？
但是，儘管「專賣收入」確實使得官方歲入大增，加上甘蔗產量大增，也增加了他在蔗糖上的收入；租稅收入確實沒有專賣收入與蔗糖收入可觀；我們卻要指出，專賣收入的來源，鴉片、樟腦與酒類等皆非民生必需品；而僅食鹽一項為必須，但所需不多，因而專賣收入雖多，但是對於民生影響不大；而蔗糖在總督府的原料區域採收制度下，我先民沒有銷售自由，只能低價出售。
相對言之，如前述，割台之初，總督府並無增稅的政策，要直到兒玉與後藤時代才開始整頓財政言，則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報告所稱「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1]，應該就是原本前清體制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之由來；因而，日殖以後，各種巧立名目的捐稅證照，才普遍而深入地打擊了我先民的基本生活──當時應該是大多富戶與世家，多已經返回原鄉，少數留守與返鄉無以維生者留台，他們遂在戰亂大動盪之後，更遭受此過去難以想像的待遇。
日人論述的主要根據，曾以當年一位台南的買辦曾言──「日本治台之初的米價為一百斤二元三十錢，十年後的現在為四元六十錢；就勞工薪資言，原本苦力為十五錢，十年後則增加為三十到三十五錢；」[2]，似乎苦力的收入有微幅的增加；但是，那樣微幅的增加，能夠承擔當時稅負的增加嗎？
由此直下到1913年，請看我台羅福星對於那時代苦力稅負的證言──請對比於過去之「皆不納租稅」，工薪增加有限，而稅負更重──
「諸君不見吾台民之轎夫乎，彼等流汗費力，非常勞苦，日之所得不過二、三角，每年亦不過數十元。而轎夫之營業稅，一年需繳數元；再加以房屋稅、地方稅、官稅等，絕無餘銀足以瞻養妻子。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尚未聞有如此之苛稅法；獨台灣有之。」[3]
至於，又該買辦有稱「由於國內的稻米歉收，於是將台灣的二期稻作輸出到日本，日俄戰爭時，則大量輸出軍用米到滿洲。日治十年間，地方農民增加相當多的財富……紳商效法日本人的奢侈……這些台南人開始賣掉代代相傳的家產、田園，……質樸的鄉間農民則呈現家產增加的情況。」[4]，日本學者將之視為「黃金十年」的證據；我們認為確實買辦在沆瀣一氣的經手時，也可能學到了虛華的奢侈惡習[5]；不過，更重要的，當年「羅福星的自白書」還曾提及這樣沉重的稅負──
「現今日本治安之方針，勢欲逼島民為盜賊土匪，而剿滅之也。……苟為有利之事業或營業，悉收為官營、或專賣。對於島民之薄利營業，則徵以苛稅以苦民，是為吾人所引以為憤慨者也。……以十萬元之資本金經營商業者，至少亦須科以十數萬元之稅金。縱令小商人，即如以所領營業牌照而言，一商人欲販賣雜貨、或酒、香菸、油鹽等數種物品時，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圓或二圓。販賣數種物品，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十數圓之牌照稅。再加以地方稅、營業稅、房屋稅、店夥之工資、伙食等，則本舖之收支已不能相抵矣。吁！商人將何得而生活耶？……」[6]
因此，是否日人所謂「黃金時代」，始自1905年，止於1913年；該數年中或許真有受到海外貿易擴大的若干影響，但是真正造成財稅收入大量增加的，有多少程度是由於社會總產值增加，應該是當局使我先民民不聊生，憤而革命的苛捐雜稅，才造成了總督府稅捐歲入決算，每每遠高於其預算吧。
然而，財稅徵收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依據「拔鵝毛原理」才是好政府，不是嗎？拔鵝毛竟然拔到鵝痛得亂飛亂撞，甚至還咬傷人，痛苦得要革命，這怎麼會是好的政府呢。
其二、日本學者矢內原之剖析
當年高標西洋傳教士心態，所謂的「衷心仰望實現『被虐待者的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的結合』」，實際卻為日本資本主義漂亮護航的名教授矢內原忠雄對於這段財政上的「黃金時代」，也不能不如此描述──
「其財政獨立所用的方法，如在日本國內，則因人民的不平，不易實施，對於外國及台灣新附的人民，則出諸強制執行。這樣財政的過重負擔，可能給予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以下述的影響。〈1〉減低台灣人資產家的資本競爭力，使日本資本家容易發展。〈2〉台灣一般人民的無產者化。〈3〉……」[7]
當年，這位大教授輕描淡寫地以「無產者化」一詞描述當時的情況；我們關懷自身處境的先民，自然不能滿足於這樣籠統的描述，當年親歷其境的他們，對於當年的描述是這樣的──歐戰期間，東亞貿易機會大增時，我島極少數人與日人合資設立公司，但此時，我全島人的財稅負擔卻倍增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獨促進台灣之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同時亦促進其對蹠地位之台灣資本的發達。在大戰爆發之1914年，全島之公司總數只有164單位，而戰爭結束之1918年，則一月而有219單位，越一年之1920年已增加至397單位。資本額亦如此，1914年只有13,251萬7,750元，1918年已增至20,451萬227元，1920年一躍而為55,029萬3,456元，較開戰當年增加四倍，較休戰之一年亦增加二倍半以上[8]。……然旋因受金融發生恐慌的影響，不獨都市無法吸收從農村流入之勞動者，而且工資又更形低落，此狀態既使一般大眾生活陷入苦境，又促使許多中產階級急激沒落。智識階級亦不能例外，『誅去了』或『管城子無食肉相』的俏皮話都可以視為彼輩之悲哀叫喊[9]。……試觀每人之平均預算歲末出入負擔就能明白，1914年平均每人之負擔額為29元42錢，而至1920年，已增至58元70錢，約為戰前之二倍。」[10]
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當年我島嶼社會現實的參考。
其三、透過法制建構的經濟宰制
這些都是在那位著名的、有醫師資格卻在台灣販售鴉片毒害我先民的後藤新平主持民政期間，正式建構的──他早曾於1896年桂總督時，隨伊藤首相的巡視，以台灣總督府顧問身分來台考察──之後，藉著前述我島嶼產能逐漸恢復〈無須墾殖，只需整理、耕作〉，同時啟動各種剝削的稅制與壟斷的專賣制度而進行的。
在其任期中，對於島嶼更具有長久影響力的政策是其在島上奠定了深具宰制性的「警察萬能」，如前述，其時他除了先後制定對於我台先民高度的威嚇與淩辱的制度，同時在我島產能恢復過程中，透過強力的所謂「調查」手段，建立了殖民者在我們島上推行「資本主義的基礎」──俗云「第一桶金」，左翼學者通稱其為「原始積累」[11]。
作為一種「原始積累」，在局勢逐漸安定裡，台灣總督府由前述鴉片專賣，展開了它在島上掠奪與剝削性的專賣制度；那是對於民間食鹽、樟腦、煙等等銷售利益的壟斷。據統計資料，至1906年後藤離職之時，「專賣收入」一直佔有著超過經常歲入五成的重要地位；至本期末的1919年，則仍然佔有著經常歲入的四成以上的重要地位[12]。
同時，除了這專賣的壟斷剝削與前述我們先民怨訴不已的「保甲費」中，那任由日警決定，往往比經常費四、五倍的臨時費之嚴重負擔外，最重要的就是，專制的總督在「六三法制」下，不但有了任意榨取稅捐的大權，並且往後該剝削我先民的網罟，則向網目更縮小發展[13]。
這些使得我們島上整個財稅收入的租稅組成中，其兩成五是來自土地收益的地租，其七成則來自常被轉嫁給消費者的間接稅。
此外，更有1905年所公佈的「製糖場取締規則」，把我台灣農民的耕種自由與買賣自由，以限制原料採收區域的方式[14]，簡直變成了任由糖業資本家掠奪剝削的農奴；也因此，此後我台灣出口砂糖的消費稅，大大增加。而前述台灣財政有被稱其進入「黃金時代」者[15]，就是因此課稅名目眾多，且各皆在日警的宰制下，剝削沉重所造成。
最後，應該提及的是，為了鞏固其上述種種很難得人心的統治，為了加強其統治的網絡，就把其各種專賣政策上的獨佔利益，分配給其在地方上的統治爪牙，例如，在其毒辣的「鴉片緩禁政策」中，總督府特別有一關於鴉片煙膏販賣人的資格要件，強調「擇身分可靠者，任命之」[16]的一條──以日軍據台時，曾幫助日軍統治者為任命對象；往後，就循此鴉片之例，對於往後的樟腦、食鹽與煙等官方專賣的項目，都是採取這樣的任命方式──據稱是在「可靠者」間輪流，這成為當時殖民當局對我島社會重要的操縱模式。
其四、現實生活的社會處境
現實生活中，我們先民由於各自的背景、遭遇不同，當然各自的處境不同。但是他們也有共同的部分；這裡我們先看共同的部分，然後再看少數較個別的特例──
一、深入各方面的所謂「警察萬能」
我們前面提到「警察萬能」，在現實中，我們試著探究其究竟；「羅福星自白書」中有如此描述──
「最可惡者，莫過於地方警察官也。彼等在保甲費、警察費、壯丁費等等名義之下，由民間徵收金錢以肥私囊。彼等之淫威，如狼似虎，實為村中之王。人民如對之大家款待，贈賄多者，即得與彼結交，獲得一切便利，諸事可以相商，可以平安度日。否則，不款待警官者，常被虐待受苦楚。……且彼等不察下民之貧苦，不分晝夜，擅到民家，呼喚酒食，強令殺雞，飲於甲而食於乙，輾轉輪流，以苦其民。如此之警察官，向不見於他國，唯獨日本而已。」[17]
對應於我們先民富裕者的回憶錄中有如下的紀錄──
「被稱為『草地〈鄉間〉的皇帝』的日本警察，真是十足代表了侵略者的醜惡的嘴臉，他們傲慢、自私和橫暴！……不講是非，像蒼蠅螞蟻一樣，只要有甜頭的地方就有他們。……我很看不順眼……怕事的養父大不以為然，他認為警察的權勢是如何如何地大，得罪了它們，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還不如為他們花一點錢，把他們養成看門狗，倒反而合算些。……我曾加以約略估計，……每年所耗當不在三千元之下」[18]〈案，當時台籍教師的月起薪為16元左右，日籍者月起薪35元〉」
還有很一般性的情況──這是日本學者也承認的──
「糖業發展確實讓台灣南部獲利，但也有許多不良面向。例如，會社為了興建職員宿舍，收購一整個村落；強制農民栽培甘蔗，壓低收購價格，當地警察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生產者和勞工。……雖說景氣的時代已經來臨，台灣人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卻沒有改善。」[19]
那正是符合了我先民所哀訴的，如此強迫買地的情況──
「當明治三十九年那時，鳳山廳長橫山虎次氏……竟召集了小港庄附近的土地的業主們，一面拿強迫的手段，使他們的土地一定要賣給會社，一面拿欺騙的手段說道：『你們的土地賣給會社以後，會社還要給你們耕作甘蔗……會社……收買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那時會社收買的價錢，不過平均一甲百元至兩百元……照當時的價錢可說是不值半價的……後來會社完全買收了那土地之後，立刻不履行那要給農民們耕作的前約，說要自己經營個模範大農場，就拿米國式的機器犁來耕作……遂使那小百姓們一但丟了飯碗……皆變做了農場所屬的日雇『苦力』好像會社的農奴一樣。」[20]
「明治四十三年到大正二年，為了農場用地，製糖會社於中南部，尤其是南部，進行自民間強制收買土地，被收買的面積在八千甲以上。強制收買方法是和官方勾結，廠長，分場長率領數百名警察出馬到製糖會社，調集土地所有人，硬叫他們於出售狀上蓋章，……其收買價格是當時的地價的三分之二。不蓋章的人就被警察拘留。廣大的農場設立後，在那農場區域內的部落之人家遭受破壞，不能不遷到別的地方。鄰接農場區域的農民沒有耕地，淪落為會社的苦力。」[21]
二、殖民者的社會生活
前面，我們見到我們的先民如何被踐踏；下面，我們來對比他們的生活，在那樣沒有前途的教育的巨大暗影之下，當年社會中，對應於我先民悲慘的情況，北台灣發生了北埔革命事件──南臺灣在林杞埔革命事件前後，可以呼應於我們先民的處境，則是這樣的──
「台灣南部甚至可說是不能沒有製糖會社，這些會社為當地賺進很多錢，煙花窟中甚至流傳，只願服務和製糖事業有關的人。群起追逐利益，乃是人之常情。明治四十二年〈1909〉發生的日糖貪污事件，是日本政治界、商業界都牽涉其中的大宗貪瀆事件。有人批評：製糖業的利潤如此豐厚，製糖業者卻還抱怨稅金太高、總督府的保護太少。業者在說這種話前，應該三思。」[22]
「由於糖業發展確實讓台灣南部獲利，但也有許多不良面相。例如，會社為了興建職員宿舍，收購一整個村落。強制農民栽培甘蔗，壓低收購價格，當地警察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生產者和勞工。」[23]
當時，連帶的社會情況是──
「地方稅約170萬元，其中日本人繳納的低於十分之一，不到十四、五萬元。說到誰是其中十萬餘元的納稅人，令人悲哀，原來是娼妓與藝妓。剩下的四、五萬元，才是從事正當行業的日本人所繳納。稅收過高，移居台灣的人就會減少，所以稅率只能偏低。……官吏和在台日人相率為惡。」
「日本全國的藝妓、娼妓據估計約十萬人，而全國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約有七百萬人，每七十人就有一人賣淫。……住在台北的日本婦人有7,191人，……每16.72人中就有一人是妓女。但是這裏所謂的婦女，是從嬰兒算到老太婆，如果假設十五歲到三十五歲間的婦女數占一半，即3,595人，那麼每8.3人就有一人是藝妓或娼妓……台北市內的日本男性……明治三十七年花在藝妓、娼妓身上的錢，……達41萬元，婦女以慈善音樂會募得的款項不足一萬元，而這一萬元的使用卻遭到報紙批判。」
「跟那些領取高薪又免稅的官吏相比，稅務署實應該表揚這些煙花女子。明治四十二年度〈1909〉的藝妓納稅額高達一萬六千元，占了雜稅之半……再進一步談到台日間的差別，台灣人在財政上的貢獻〈包括直接稅、間接稅、低工資〉壓倒性超過日本人。」[24]
在1907年的新竹「北埔事件」的描述中，日本學者嘲笑著起義領袖受日本酒女遺棄，不談日本酒女因何而委身與我台人青年；但是，在同年發生在桃園的「角板守城記」的描述中，卻明白地指出了──
「總督官邸與一般市井的日本人沒有什麼關係。然而，特權階級在總督官邸濫用稅金的奢侈程度，一年更勝一年。」[25]
另在關於當時著名的大島民政長官，日本學者曾指出──
「獎勵節儉的大島民政長官辭職時舉辦的歡送會〈1910〉，也極盡奢侈……大島的歡送會場面，足以與後藤長官〈據說兩人對立〉相匹敵，會中聚集了兩千數百人……他曾經數次因貪污事件而在帝國議會上成為眾人批評的對象，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26]
三、我先民如何自處
那是在台日本人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島公務員的時代；若非官僚，就是大企業的職員，日本學者曾描述為木匠師傅每天上工時，可坐人力車的時代。處於這樣的社會，我們先民如何能依然努力、似乎靈明一點地，就足以堅持著如有燭照似地在暗昧的時代中生活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先民們有著這樣最素樸的回憶：
「祖母……宅心忠厚，樂善好施，自己雖非富裕，卻常關懷他人不能過年過日，每逢收成五穀或蔬菜，時常命我及堂兄分贈左鄰右舍，請鄰居共享我家豐收之樂。祖母決不做沒有必要的殺生……記得一次洪水過後，祖母拿下掛在壁上的一個草袋時，發現裡面有一條小蛇，見者莫不喊殺，但祖母不忍殺生……結果連同草袋……厝後岸外放生。……有一次我家雄牛與鄰家雄牛搏鬥，戰敗逃走時傷及後腿……不能拖車拖犁，雖請獸醫診治，結果無效。屠夫得此消息，前來議價收買，為祖母所拒，經過一段時間仍治療無效，故又有人來議價……但價錢反不及前述屠夫所出價格之一半，但這個人說有把握治療牛的腿傷，祖母就答應賣給他。鄰居都說此人可能會將此牛高價轉賣給屠夫，但他一再聲言絕不轉賣，於是成交賣出，事後祖母說：雖然吃虧甚多，但換得『心安』也是值得……」[27]
此外，直到1900年，我島上還有傳統社會的「善堂」設立起來；只是後來那樣的理想是怎樣消失的，我們就不知道了──據稱，當年我們島上那動人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偉大事業，就是由他們倡導起來的──當時樹杞林文廟的「復善堂」的條款，其內容如下──
「設仁濟藥舖，凡有窮苦之家，無錢請醫買藥等項，惟期各家倘有沾病者，可命親屬到堂，問明並由，照症發藥；及有外客驟患瘋痧，均可向堂支取藥料，不取藥資，此乃救濟危急也。……各街庄，果有孝婦，不幸少年突喪夫主，真心守節，苦志撫孤，兼日食難度，無論同姓，查明確據，到堂報知，等當義酌，亟籌妥款，另裁獎勵。此乃上體旌榮……。」[28]
我們可見到，那是一個社會經大破壞後大動盪的時代，不過，傳統中國的文化仍然作用著；除了前述的沉潛的型態外，也有族群是自我小心地自我節制的；例如──
「酒被收歸專賣以後，『朱源隆』號紅酒再是有名也只好收攤了。當時日本人要我父親繼續當保正，我父親覺得這個職務很厭煩，加上考慮住在街上要與日本人周旋很是無聊，為逃避起見，在我進公學校〈1910年〉之後不久，他就把家搬到板橋近郊的埔仔墘。當時的人，風水觀念都很重……蓋房子遵照地理師的建議，中間正廳三間屋頂皆蓋茅草兩旁各三間廂房才蓋瓦片。竹圍前有蓄灌溉用水的大埤，庭院內有清澈見底的小溪流過……是地理師非常中意的地方。我們新居正位於埔仔墘林姓宗親數十戶人家聚落的邊緣，林姓宗族友善而富於互助精神，我們家的茅屋屋頂每隔數年就要更換茅草一次，鄰家十數位年輕的朋友一連好幾次都組隊為我們鋪蓋，這種不計代價的互助精神，可以說是傳統宗族社會相互照顧的最後殘影，……」[29]
也可以看到某種自稱儒教背景下，部分靈活轉向的成績：
「父親生於1877年，……其一生橫跨三個不同時代。父親既然生於清朝，唯有讀漢學一途，如四書、五經、論語及孟子等。而終其一生，除漢學外，並未受日文教育。……父親約於十來歲開始就讀，後來為顧及三兄弟以佃農身分耕種幾甲土地維生，終究不是辦法……毅然決然到羅東街上經營生意……父親的思想頗為開明、合理、靈活，所以很能接受外來現代觀念……父親虛歲20時，正逢日本佔領台灣。有關日軍進駐宜蘭的情形，有所耳聞。其後，更目睹日本施行於台灣的諸般政策。其對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社會進步，政治清明的景況，了然於心。」[30]
前者，是一位據稱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女性，秉持著中國民間的敦厚傳統待人處世；中者是早年就具備商工背景的傳統家族，如何在變局中自持？以及傳統家族社會中珍貴的互助精神，如何顯然的影響著家族的發展？後者是一位曾受若干儒教薰陶，可能受到些理性啟蒙，有些開明觀點，勇於質疑，不僅改信基督教[31]，且成功地脫離佃農處境而發展為商人。
相對言之，本期中，我們先民的社會可能主要是這樣的三部分，即敢於反抗的、柔韌自持的與靈活適應的──
敢於反抗的，那時絕大多數是「務農」的男性，在社會中被宰制得難以喘息；但是，女性的柔韌卻深深地發揮了作用，與殖民者的武士道截然不同的證明著我先民自身的價值。另方面，可悲憫的、少數的靈活人士，自以為聰慧的，在殖民者森嚴的宰制下摸索改善生活之道；他們的努力，應該也是某種莊嚴的生命奮鬥；只是其人自以為理解殖民者，以其未受過日文教育言，他怎麼可能真理解殖民者──且不僅自稱理解「明治維新」，竟更自稱「了然於心」？
而此外，原本已事業有成而因故未離台者，對於當時悲慘的史實，見聞雖多，但其族群卻不能不在新統治者下，謹慎自制地謀生活──該例，是由於其家緊鄰板橋林家，林家是台灣第一豪族，其私兵足以維持地方治安，因而，無須顛沛流離地「走反」吧。
然而，無論如何，以上三種情況，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勾勒出那個時代，我們島嶼社會的概要吧──他們的上層是連日本武士也不敢過份冒犯的前述少數的富戶豪族，也就是本期響應與參加「台灣同化會」的我島地主資本家。
此外，如果讀者有文學的興趣，本期間當代名儒梁啟超曾與我島名宿林獻堂交往，由林口中得悉我島處境，甚至還親身來台考察，將其所知見寫成滲出我先民血淚的文學長詩[32]；至於對於社會風氣關注者，我島在本期間另有一值得注意的社會事件，那是1909年，著名的義賊廖添丁被殺；其人在日警檔案中雖是曾犯殺人罪的慣竊；但在他死後四年，1913年，第一本描述義賊廖添丁軼事的歌仔冊開始流傳──那真是我先民怎樣努力掙扎奮鬥的時代！？
本章為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上述類型的考察外，我們前述的我先民在這幾年間的平均死亡年齡，也是可以參考的巨觀資料──由1907年到1919年，該組數據是──
26.5 27.2 26.8 25.0 25.5 25.7 24.7 24.8 25.4 26.1 26.8 25.0 25.1[33]
1908年，縱貫鐵路開通後，宰制與壓榨的能力增強，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盤旋下跌；到1914年，來到最低點──由於起義死亡者，多是身強體壯的成年人，所以，1915年死者平均死亡年齡比1914年為高；後由於1916年與1917年「整肅官箴」，又遇到1917與1918兩年剛好豐收，兩年的平均死亡年齡都上升；但是，在明石就任的該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立刻又大幅下跌了──由26.8歲下降至25.0歲，下降了1.8歲。
印證著前述日人對於大正時期的紀錄中，我們見過的那史實──「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甚至對於明石總督去世的1919年的史實，也曾有如是的描述──
「出外釣魚的內地人也被幾個台灣人找了藉口圍毆，打到不省人事。這已不是是非問題。只要沒有旁人在場，一、二個日本男人單獨行動被圍毆的事件持續發生。」[34]
這樣的史實，相對於日本學界對明石的評價，以及我台人學者抄襲日人而給予明石的評價──那所謂的──
「明石有鑑於島民向學心的提升，認為有必要確立教育的根本方針，限定範圍及程度，統一全島的學制，於是在1919年1月以敕令第一號發布台灣教育令。」[35]
「明石總督任期短暫，雖就任大約一年半，卻不僅促進內台同化、改善日台教育差距、統一台灣學制，更促進包括開發電源事業等台灣工業化方面留下許多政績。」[36]
甚至我們島上的教育學者還有如此論述的──
「明石總督最大貢獻是頒布『台灣教育令』。……當時……各種教育機構間也缺乏系統與連接，根本沒有所謂的健全的教育制度。尤其是當時……赴日本求學的留學生……受到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後，有不少人開始批評台灣的教育太貧乏及總督府的統治政策。為著改善台灣的教育，建立井然有序的教育制度，總督府乃於1919年1月4日以敕令第一號制定『台灣教育令』。……明石總督……雖然逐漸發揮他高明的手腕與能力，可惜於1919年6月，巡視東部後不久即臥病不起，……」[37]
我們今天有主體自覺的島人，您認為究竟我們應該更看重哪一類資料呢？
[1]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此項資料，很少見人引用，個人以為在清日之間形成落差，極具意義，故不煩贅引。
[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07。
[3] 「羅福星之自白書」，羅福星著，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書店，頁37。
[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07。
[5]在1902年左右，日人曾經有如此批判性的報導──「台灣有如日本人的垃圾場，台日間的定期船班有如載糞船……總督府是大型的廢物利用場，將日本國內每年淘汰的冗員，向垃圾般地倒到台灣。他們在台灣取得在日本無法獲取的收入與地位，於是沉淪於酒色，傷風敗俗。……如果將在日本有傷風敗俗前科的人逐出台灣，那麼台灣就沒日本人了。……」，如果「黃金十年」中，統治者沒有煥然一新的話，染上奢侈惡習的買辦，應該不少吧。上引文見於「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146。
[6] 「羅福星之自白書」，羅福星著，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書店，頁37。
[7]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9~80。
[8]此時，由於受1912年「商號禁止使用會社文字」條例之限制，我先民不能獨立成立公司，我台人所擁有的龐大資金乃漸被日本資本利用、動員，在此情形慫恿鼓舞下，台人資金之出路只有受日人宰制一途而已。例如，彰化銀行的大股東都是我台人，但其總經理則是擁有極少股分的日人；而由於我先民不諳市場種種運作原理，所能監督於日本經理人者甚少，虧損自多。
[9]該誅與株〈股券〉同音，指投機於股券之買賣而傾家蕩產慘遭失敗之意。加上第二種及第三種所得稅之實施，則更使得已日趨沒落之中產階級，益陷於疲勞困憊，無法翻身。
[10]「台灣政治運動史」，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稻鄉，頁49。
[11] 生產者的生產量通常有其限度，在必要的生活消費外，所餘不多；很少能夠成為開展其生產事業的基礎；左翼論者認為大生產者往往是透過暴力的方式才能取得擴大其生產事業的基礎；這種資本的獲取方式稱為「原始積累」；因而，可以建立往後「階級鬥爭」之說。
[12] 「台灣經濟史」，周憲文著，台灣開明書店‧頁586~587。
[13]類如，1896年，開徵糖業稅、樟腦稅、地稅、礦區稅及製茶稅；1897年，開徵了契稅及台灣銀行鈔票發行稅；1898年，開徵了關稅，並公佈了「地方稅規則」，規定地方官廳經由總督核可就可徵收地方稅，其租稅項目有地租附加稅、家稅、營業稅及雜稅等等；1901~1906年，即到後藤離職之前，則先後開徵砂糖消費稅、骨牌稅、紡織品消費稅、重訂地稅稅率等等 ；其訂立鉅細無遺的稅收項目，再經過他指定的接班人祝辰巳的繼續苛虐，被稱為「萬萬稅」的剝削，可說都已具備。甚至到1915年，在原有水田、旱田與養魚池外，還增列「建築用地」為課稅標的，簡直可說全無「漏網之魚」。
[14]根據1916~17年資料，製糖場之自有地，產量不到百分之七；其餘皆須向農民收購；經此綁死，農民依規定不能他賣；價格由糖廠決定；乃有所謂「種甘蔗，給會社秤，第一憨」及「三個保正，八十斤」之怨嘆；這是1905年以後，總督府財政漸進入其所謂「黃金時代」的主因，卻也是後來我島產生農運的背景。
[15]據稱，因此曾導致日本當局與台灣總督府多次為了該龐大的稅額應該屬於消費的內地或是生產地台灣，而迭有爭論；就前述史實言，台灣的蔗農是日本糖業的主要被剝削對象，日本消費者若希望能長期獲得廉價的砂糖，把那稅額退回辛苦的生產者，當然是合理的作法；但是，不應該交給浪費無度且苛虐無比的總督府啊。
[16] 原來關於鴉片煙販售人的資格要件為，「以原有鴉片從業者為限」；在後藤長官來台後，改為「擇身分可靠者，任命之」。可見於「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58。
[17] 「羅福星之自白書」，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頁38~39。
[18] 「楊肇嘉回憶錄」，頁144~145。
[1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302。
[20] 「小港庄農民的慘狀」，「台灣民報」，1925/10/4。
[21] 「關於製糖會社的各種問題」，收入「葉榮鐘全集」之七，「葉榮鐘先生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80。葉氏於1930年由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不久即返台出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33年，奉命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開始報人生涯，擔任台灣新民報的通信部長與論述委員，負責撰寫社論。另，應是相關的記述，有稱「我們台灣出產很多甜的砂糖，但是我們卻因此而不得不過著苦的日子。是何道理呢？……員警被公司僱傭似的，對其管轄內的農民，嚴令必須種蔗。無論如何懼怕員警威壓的農民，終不能不吃飯而捱餓著，到底都不能照其要求而種甘蔗。於是官僚與公司想出好辦法，乃將耕地強制廉價收購，做為自家經營的農場。……員警即大事利用其傳票召集地主，有不承諾者即予以體罰或拘留等等……此種悲劇的最著名者，就是明治42年……的土地強制收買事件。當時在台灣做律師的故伊藤政重氏，受了地主們的委託，因為強硬抗議官僚，竟被逐出台灣……」者，可見於「與日本本國民書」，蔡培火著，收入「蔡培火全集」之「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張漢裕主編，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印行，頁131。
[22] 同前書，頁302。
[23] 同前註。
[2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305。
[25] 同前書，頁244。
[26] 同前書，頁320。
[27] 「吳修齊自傳」，吳修齊著，遠景，頁5~6。
[28]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菸運動」，王世慶著，刊於「台灣文獻」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頁122。
[29] 「朱昭陽回憶錄」，朱昭陽著，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前衛，頁3~4。
[30] 「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張文義整理記錄；台灣史料中心；頁11。該書，此處對日軍進駐的情況，是「有所耳聞」；在該書稍前，則稱「日本部隊……士氣高昂」，「令人印象深刻」；完全未及於大屠殺之事。陳醫師之四哥為旅日作家陳浩洋，著有日文「台灣四百年庶民史」，中譯本由自立報系印行。其觀點應有若干代表性，雖然其所自許「其對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社會進步，政治清明的景況，了然於心。」，實在所言並不正確；但這種信口說詞，坊間不少；可做為重要錯誤觀點，故引於此。
[31] 根據西方啟蒙運動的史料，其最早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中國的儒學透過明代耶穌會教士衝擊了西方思想界；因為傳統中國哲學中的理性是它們過去無法想像的。因而引發了往後科技文明的巨流；藉此史實，本文認為傳統儒學文化中要轉往基督教的途徑，應該並非很困難。
[32]林侯嶔奇將門子，今作老農友鹿豕；窮秋訪我雙濤園，自陳所歷淚如泚。自從漢家棄珠崖，煢煢視息既逾紀；天地無情失覆載，父母義絕疇怙恃！逝將去汝靡所逃，謂他人昆莫我以。前年府令築鐵路，料地考工集輸倕；連畦千里沒入官，區區券直不餘畀。去年大尹修市政，滌蕩穢瑕道如砥；井堙木刊遍窮邑，老屋十家九家毀。此邦炎燠土宜蔗，家家樹藝得生理；一從制糖會社興，攘取吾羭紾諸臂。虎威狐假尚有然，澤竭魚勞可知矣！近師王、呂作保甲，百室為閭閭十比；一人犯科十人坐，知而不訐法同抵。逼仄過於束濕薪，螮蝀橫空孰敢指！頗聞彼都盛學術，橫舍如林塞縣鄙；今宅新邑亦何有，博士倚席堂生杞！偶募學僮肄「假名」，取備象鞮服驅使；聞政、講武皆有禁，所畏群雛生爪觜。居恆凜烈作鸇逐，或亦噢咻市狙喜。籲嗟僇民不可說，盡日踽行荊棘里；為鬼為蜮避無所，呼牛呼馬應俱唯。羲苗、軒裔彼何人？海枯石爛今如此！我聞憯愴不能終，相對瀉淚如鉛水；林侯林侯且莫悲，君看天柱行崩圮！孑遺久視誰能期，萬方同患君先耳；殷頑箕子已為奴，夏胤淳維複不祀。只今中原一塊肉，手足剝落成人彘；豺狼在邑人命微，蛇龍走陸地機起；彼昏日醉更何知，我在靡樂今方始。篋中亦有龜手藥，能活邦國出九死！予音嘵嘵哀且號，聽我藐藐如充耳。有時孤憤結中腸，逝將一瞑不複視。閬風緤馬忽反顧，膴膴吾土籲信美！誰能太上竟忘情，況行正半九十里。丈夫未死未可料，萬一還能振物恥！假如不就陳力列，立言亦當百世俟！安能坐令千聖心，遽及餘生墮泥滓！以茲勖君還自繩，君當收涕啟粲齒。河梁十月水清淺，霧峰君所居曰霧峰莊遠接蓬萊紫；行將買棹從君游，更接清譚挹蘭芷。頗聞阿咸最秀拔，磊磊羅胸皆文史；為言置酒無算爵，待我相與澆塊壘！
[33]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1946年12月，頁268。
[34]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文化，頁181。
[35] 「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5年1月刊行；中譯本，武陵出版社，頁281。
[36] 「台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致良出版社，頁227。
[37] 「日據時期台灣教育史」，李園會著，國立編譯館主編，復文書局印行，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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