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有紀錄中，發生於1933年（民國22年）3月之長城戰役，其中有一段關於大刀隊突擊日軍的戰役記錄：

3月11日，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第37（師長為馮治安）與38（師長為張自忠）兩師合組的500人大刀隊，在第37師的109旅旅長趙登禹旅長與第113旅旅長佟澤光的率領下，分成左右兩翼，乘雪夜迂迴至喜峰口之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及狼洞子及白台子日軍陣地偷襲，不但摧毀敵砲兵陣地，還殲滅服部砲兵大佐以下步（兩個聯隊）、騎（一個大隊）、砲兵等千餘人，並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大砲18門、機槍36挺、飛機1架。但出擊的500名大刀隊員僅23人生還。中國大刀的威力讓日本人大為震驚。以致當時《朝日新聞》稱：「自明治大帝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

但對抗戰史有深入研究的姜克實教授（大陸復旦大學碩士、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日本岡山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退休）仔細分析了現有中日兩國的史料，以《第一次白台子夜襲（喜峰口之役，1933.3.10夜）》為題，文中提出了許多與以往不一樣的看法：

◆中國方面的記錄

在喜峰口作戰中，日軍方面史料共記錄了中國軍於10日凌晨、11日凌晨、12日凌晨的三次夜襲。第三次，即12日凌晨的營房，三家子襲擊，是今日宋哲元29軍大刀隊神話的原型。第二次夜襲規模小，又沒有建樹，所以中方的史料彙編《灤東及長城作戰》中只提及到3月10日，和12日兩次。初次夜襲發生在10日凌晨。地點在白台子（喜峰口東北約4公里）附近。先看國軍戰史叢書第13卷《灤東及長城作戰》中的記錄。

9日入夜，接到第一關門東部長城線陣地失守的報告後，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於23：00，向趙登禹發出如下指示：

一、已飭第110旅兼程增援。

二、該旅長應即設法將喜率口東北長城之敵驅逐。

三、倘正面險阻攻擊困難時，可另派隊相機向敵後方迂迴。

關口東部第一長城線建立在陡峭的山脊頂，不僅正面（北）艱險難攻，背面（南）更難接近。混成第14旅團長服部兵次郎在記述正面攻堅戰時描述道：

「…城壁後方（南）是百尺絕壁，（在日軍的白刃猛攻下）守軍中或膽小者跳崖自殺，或勇敢者格鬥至最後，化作日本兵槍刺之血鏽」。

可見此第一長城線的南面比北面還要險峻，一旦失守後，只能從長城線兩側出擊，不可能再從正面（南側）奪回。翌10日凌晨對白台子日軍後勤的夜襲，即趙登禹按馮治安師長「倘正面險阻攻擊困難時，可另派隊相機向敵後方迂迴」的指示，部署的一次夜襲作戰。下面是《灤東及長城作戰》對夜襲戰鬥過程的描述：

趙旅長基於右令，即令第217團第1營營長王崑山率部於10日1時出鐵門關以西長城缺口，經白棗林向白台子攻擊，令孫團附率第2營於10日1時30分出潘家口，由藍旗地渡河，向蔡家峪攻擊。第1營於1時30分佔領白台子，將敵退路截斷，並焚毀敵行李車輛，敵倉卒應戰，死傷甚為慘重，第2營亦佔領蔡家峪，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敵猛攻，混戰至拂曉，卒因敵步砲戰車之聯合衝擊，無法續進，仍各循原路退回長城以南。計此次斃敵百餘，虜獲機槍十餘挺，我陣亡趙柄榜、來發俊等6員，傷官兵百餘人。

此記錄問題甚多。筆者（姜克實教授）分析，文章中第1營營長王崑山率兵出擊白台子的部分是事實，其出擊路線（長城小路），時間（凌晨四時），作戰對象（大行李部隊）等，基本能與日軍記錄吻合。但之後的作戰過程敘述部分不然。特別是「斃敵數百餘，虜獲機槍十餘挺」的戰果部分。應是作戰部隊的虛報。作戰不利退回，如何計算斃敵數字？

問題還在於另一路由孫儒鑫副團長率領出擊蔡家峪（白台子西北約2公里）的第2營，其行蹤不能在日軍記錄中確認。且蔡家峪第2營若按趙登禹前述命令，可確定被部署在鐵門關（喜峰口東8公里）附近。從周圍地形看，出桲羅台方向迂迴至蔡家峪（東迂迴）是近道，僅十公里內。為何遠道友軍地域潘家口後（按部署潘家口為218團接防地區），至藍旗地越過山險進行西迂迴？此段距離不算起伏也至少有20公里以上。23時受命後始作出擊準備，翻山涉水20餘公里，即使能趕到蔡家峪，也無法與發生在「1時30分」的王崑山營白台子夜襲戰呼應配合。況且按日軍記錄，蔡家峪及其北部山地根本無部隊存在，恒城子以西也沒有日軍部署，並沒有任何實行此迂迴的必要。所以孫儒鑫的迂迴部隊「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之敵猛攻，混戰至拂曉，卒因敵步砲戰車之聯合衝擊，無法續進」之敘述內容很難理解。筆者判斷有兩個可能，一是編者將11日夜，大刀隊三家子夜襲的內容，錯誤地和10日白台子夜襲混到一處。二是若真是從潘家口出發的經過藍旗地迂迴，到達蔡家峪附近時間應在天明以後，即日軍記載11日午前9時，在桲羅台附近用機槍騷擾旅團本部的小部隊（日軍負傷一名）。

◆宣傳冊子《長城血戰記》中的描繪

今日流傳的抗戰故事中第一次夜襲白台子的內容，並不是來自真實的戰史記錄，而都來自其後為了宣傳的媒體版《長城血戰記》中《五百大刀隊殺敵一千餘》一節內容。下面是其具體內容一部。

……當王團（應該是指第217團第1營營長王崑山部）行抵喜峰口時。敵軍第一線。已在口內北左方之老婆山頭布防。馮治安師長。…挑選大刀隊五百名。於傍晚時。袒臂爬登絕壁。向敵仰攻。…出其不意。潛登山頂。揮刀亂砍。…千餘敵人。被砍殆盡。遂將第一道防線克復。我方頹勢。賴以挽回。而此五百健兒。得生還者。亦僅餘三十餘人而已。

是晚各部隊。集結於喜峰口。…復於當夜十二時。派隊夜襲敵營。…猛擊其第二道防線。復斃敵千餘。敵人所占得之左方山頭。遂被我軍搶回。

前段是描寫午後的長城線奪回戰鬥，後段是夜間第一次白台子夜襲。都是前述戰史記錄的發揮（宣傳）。此書（《長城血戰記》）完成於戰鬥結束後約3周的1933年4月1日。有兩個版本，主要背後編輯人是西北軍馮玉祥系統的北平東方學社孟憲章（1895～1953，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可以說此書，正是之後各種大刀隊傳奇故事的原點，屬於抗戰政治宣傳和為二十九軍募捐的材料，內容幾乎沒有真實之處。諸如喜峰口之戰日軍「總計被俘虜及死傷者在萬名左右」，「每夜至少砍敵日軍千名以上」（朱慶蘭文乞助捐款文章）（2頁）的內容，或至今仍膾炙人口，出現在各種抗戰故事，史書中的如下描述等，都初出於此書。

「二十九軍。以太古式之兵器。大刀。竟將…具有最新式武裝飛機。鐵甲車。唐克車（坦克車）。及完備之運輸系統之賊兵。殺得累屍萬餘。血肉狼藉。即其本國報紙。亦所謂「明治大帝造兵以來之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來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俄日德歷次戰役戰勝攻取之聲威。均為宋哲元剝削淨盡」（《長城血戰記》）……

◆日軍方面的記錄：

（a）「混成第十四旅團戦闘詳報」:

（10日）午前五時敵部隊約百名，由長城方向沿小路來到恒城子對我先遣隊大行李進行突襲，交戰40分後將其擊退。此戰鬥我（日）方死1，負傷7名，敵遺棄死屍50具。

（b）「混成第十四旅團司令部陣中日誌」:

本日未明敵兵約200名，越過白台子附近長城鞍部入侵，襲擊了恒城子附近松野尾先遣隊大行李。敵我展開混戰。不久向喜峰口前進中我第一中隊主力到達，於午前六時將敵擊退。

（c）「工兵第十四大隊第二中隊　熱河作戦戦闘詳報」:

此時工兵中隊的大行李，在乘馬討伐隊小隊長指揮下，於第二線的白台子露營。

「本朝0300，諳熟地理的敵部隊，越過長城線順小路來襲，大行李用輓馬（拉車馬）數頭死亡」，得到報急後，（工兵）中隊大行李長根本上等兵指揮行李隊監視兵六名，與他大行李部隊監視兵共同掩護行李，並對來襲之敵反擊，可是來襲之敵並不示弱，反擊中0500，一等兵大內久藏腹部中彈負傷（未貫穿槍傷）。不久乘馬討伐隊來援，夜襲之敵終於被擊退。大內一等兵是在戰鬥中射殺敵來襲之將校時，被其衛兵用手槍擊中負傷。

（d）時任混成第十四旅團長服部兵次郎（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陸大第二十七期畢）的記錄：

服部兵次郎《戦跡を顧みて》中，有兩頁是有關3月10日夜襲戰的記錄，最為詳細。據服部解說，此行李隊是松野尾先遣隊各兵種的混合行李隊。關於襲擊過程，文章云：

前線由於還在作戰中，所以各行李隊都停留在後方白台子待機。全部約車200輛，馬600匹。由乘馬討伐隊一小隊掩護，在白台子附近露營。先遣隊此時雖奪取了第一關門附近東側高地，但兩側長城線其他高地仍在敵手，可居高臨下監視山下我部隊動向。如此，眾多的大行李，車輛和少數衛兵在山下宿營的情報，招致了來襲之敵。

山上守敵暗通地理，趁夜順山崖小路來襲，從東方，北方兩方向襲擊了我大行李隊車輛。時間為凌晨4時，月落後，天明前。人員為約300名輕裝之敵。受到護衛隊的迎擊，反擊後，巧妙地潛入行李車輛群中，用青龍刀，手榴彈，步槍為武器橫衝直撞。護衛隊為減少行李，馬匹損失，沒有使用步槍僅用刺刀，棍棒來格鬥驅敵。後乘馬討伐隊來援，拂曉時分將敵全部擊退。…我將兵死傷6名，馬損失30匹，敵遺棄屍體20名前後。殘敵大部分向長城方向，一部分向北方山谷間退去。…各隊大行李均未遭到損失。

服部還記錄了多數隨軍馬夫的死亡。由於馬夫不聽衛兵勸告徹夜焚火取暖，成為被襲擊目標，火堆周圍，馬夫多數死傷。馬夫是作戰開始前從東北內地徵用的民間人馬，一直拉著各種物資隨軍行進。多數馬夫的死傷，使同夥中發生動搖，但在此時脫離部隊返回家鄉更加危險，所以倖免者吸取了此次夜襲教訓。

服部記錄比較詳細，但也有不少誤記。馬夫焚火取暖，棍棒格鬥等內容可信，應來自於經驗者的口述，報告。但馬匹數為600，死亡30匹的數位肯定是一個錯誤。3月9日旅團戰鬥詳報記錄的先遣隊馬匹總數為370匹，3月8日，師團（第八師團）統計混成第14旅團全體馬匹數（包括支那馬）為394匹。服部記憶中的600匹，可能是包括計數戰馬外徵用馬匹的，混成第14旅團全部馬匹總數。其中乘馬討伐隊（110匹）和野炮兵第二大隊的馬匹（201匹），應隨作戰部隊前進，此時在前線，並不是大行李隊所屬。所以除了戰鬥用馬匹外，大行李隊的馬匹總數應約有200匹。

另據旅團司令部日誌3月10日記錄，此襲擊後，向喜峰口前進的司令部一行，午前0900到達喜峰口北數公里白台子附近時，也遭到來自本道東側高地（鐵門關長城線）之敵的猛射。負責掩護的騎兵半小隊與其對戰。不久，「本朝在恒城子附近襲擊先遣隊大行李的敵敗殘兵約50名，攜帶兩挺重機槍」也從本道西側高地出現，與前敵配合夾擊司令部一行。司令部文書指揮值班傳令兵反擊，終於將敵擊退。此戰鬥中旅團長險些中彈負傷。被傳令兵等用馬身掩護，士兵一名為此負傷。遭遇戰中「攜帶兩挺重機槍從本道西側高地（蔡家峪方向）出現」的敵軍50名，應是國軍方面描寫的夜襲部隊中孫儒鑫副團長率領的另一部（被稱從潘家口繞攻蔡家峪的那部分）。

關於雙方死傷，日方「死1，負傷7」的統計是戰鬥後的資料。實際有兩名重傷者之後戰傷死。最終統計可見熱河，灤東作戰結束後的旅團統計表《熱河作戰各部隊交戰狀態一覽表》，記載松尾野先遣隊大行李方面，有敵兵數300，遺棄屍體50具，友軍戰死兵三名，支那馬三十匹，戰傷將校一，兵四名。之後旅團司令部方面（遭到敵機槍射擊）之敵為200名，敵遺棄屍體10名，步槍，大刀若干，友軍戰傷將校一名。即最終統計是死三，傷六名。若加9日午後的攻城戰鬥中的損失死二，傷八名，3月9日至入夜（10日淩晨）第一天戰鬥中服部旅團共死5名，傷14名。

敵遺屍20具，也應該是較合理的概數。關於馬匹損失，松野尾部隊3月10日全體「戰鬥死傷表」中記載為死2，傷4匹。此外還應有不計入日軍作戰損失內的，部分徵用馬匹和馬夫的死傷。

筆者推測，此夜襲部隊人數總約三百名。應從同一地點（鐵門關以西長城缺口）出發後分路（不會是從潘家口繞路迂回，因為離距離太遠，約25公里），襲擊目標顯露的白台子大行李隊。以達到騷擾敵後，牽制晝間日軍對喜峰口第二關門的總攻的目的。結果並沒有太大成功。

另外，姜克實教授在《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一文中再次強調：

……舉一個例，即是今天膾炙人口的喜峰口大刀隊「白台子夜襲」（1933.3.12）。前述臺灣的《抗日戰史》，或北平軍分會的戰鬥檔案中都有同樣記錄。但從日軍的詳細作戰檔案中，並不能確定此次戰鬥的存在。經對比研究考證，我發現此戰鬥是宋哲元二十九軍方面，按戰鬥命令書還原的虛假戰鬥。戰爭當中，命令書是非常嚴謹的文件，重要的命令必須用召集將校當面口述筆記的方法進行。所以戰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很多。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日軍，有素質的軍隊都多留有這些文件，至今也是研究戰史的重要線索。但命令書的內容並不代表實際戰鬥的過程和結果。喜峰口也同樣，命令中有襲擊敵白台子砲兵的部署，但實際作戰中並沒有兌現。趙登禹（旅長）的大刀隊，剛入戰場就遭到挫折，不久撤退，並未能按計劃到達白台子。但戰果報告中卻按命令書捏造了這個內容，之後被記錄到戰史檔案中。這也是國內的原始檔案內容，但若不對比日軍的作戰記錄，僅依靠國內的史料寫史的話，不可能判斷出其中的虛假。

和虛構的白台子夜襲同樣，「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這場戰鬥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攻勢的產物。（實際結果為大刀隊的慘敗，日軍死於格鬥者僅為一名伊藤軍曹，其餘戰死的16名，都屬於槍砲創傷。記錄中國軍方面遺屍730具，繳獲大刀380口）。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喜峰口戰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喜峰口戰鬥_(抗日戰爭)）。

（Ⅱ）姜克實：《第一次白台子夜襲（喜峰口之役，1933.3.10夜）》（姜克實的抗戰史研究和事實評論／2020.02.25）。

（Ⅲ）姜克實：《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干原則與方法》（2021年6月14日北京時間晚6點／地點：虛擬騰訊會議室）。

我個人對於中西醫，坦白地說，只有籠統、粗淺的認知。

對於疫苗這樣專業的東西，本來只能看熱鬧，

試著多理解，可能哪個可以比較，也當作頭腦體操。。。

不過，今天忽然有一想法，似乎可以分享給我的朋友們。。。

我想到這次的疫情之戰，是否正是中西文明分水嶺的見證。。。

似乎中醫可能比西醫更有潛力，尤其對於病毒株不斷變異的情況，甚至聽說可能越來越毒的話

就所知，西醫是針對性很高的追殺，所以變異的問題，西醫可能比較疲於奔命。。。

然而，病毒的變異可以看做是無數新生、演繹的的形式邏輯，那麼玩笑著人類。。。

相對的，中醫重視的是陰陽協調，與自然的生剋；是努力給予患者最有利的情境條件，可能對於所有同類的病毒都有抑制的作用。。。？

那是中醫藥的歸納法邏輯。。。並不追殺某個對象，因而他可能更適合面對這種具有高度變異性的病毒。。。。

會不會，這也是我們中華文明之所以在眾多古文明中，能夠屹立更久的理由。。。

您的朋友譽孚敬白

壹、關於芝山岩學堂的起始

台灣總督府始政之次日，1895年6月18日在臺北大稻埕開辦學務部事務；同月26日，設學務部於芝山岩；代理部長伊澤修二擬出「學務部設施意見書」呈於民政局長水野遵，其中提及「應招集本島各地之學士、進士等明示我政府之旨意，聽聞彼等之意見，以利戰後治民之大計」 ；7月，在軟言與利誘下──全免學費，另有津貼情況──招徠學生十幾名，開始設置「芝山岩學堂」，教授日語； 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但是據該年9月水野局長所提關於台灣統治三方案「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對當地人強制……實行完全之日本化」「聽任當地人……政府不加干涉」 的呈文，樺山總督遲遲沒有裁決三案上看來，水野局長與該代理部長極可能都不知道樺山總督已經陰謀採行了殺戮攘逐我先民的政策──雖然已設立了學堂，但在各地的殺戮也已經展開。

貳、關於「芝山巖事件」之史實──此分為日據與國府兩部分──

其一、日據官方版之一

那是1896年元旦，臺北附近抗日義軍起事，造成了著名的芝山巖事件；事件中，開設於學務部建物中的芝山巖學堂有楫取道明等六個教師在校外死亡；當時伊澤正好赴東京洽公；對於該六人之死，事後伊澤曾經仔細調查其原因與當時的實況；曾經在1898年作出如下的真實表白，除了土匪之名外，並未惡質處理：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與當時偕六人留守的僱員吧連德的紀錄，除了「匪徒」之稱呼外，事態皆還符於史實，是──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對於該事件，伊澤坦承我義民從未攻擊過學校，而事後乃木總督更是除了對於整個台灣統治有明確反省認錯──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對於該一事件，更曾在其私函中，如是表達出其認知：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楫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由上述關於「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的資料，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認知當年該事件的史實脈絡。可說正是乃木總督當年感到焦頭爛額，面對那種種的現實，稍後想把台灣賣掉，那就是官方自行認錯的表示。似乎那也是許多學者，如黃昭堂者，跟著日本學者何以總說乃木「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真實重要背景。

日據官方版之二

1896年6月，總理伊藤博文率新任總督桂太郎與內務省衛生局長、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來台視察；總督府將於7月1日舉行發生於該年元旦的芝山巖事件之立碑儀式；伊藤留下了這樣隱匿起義史實而汙衊我先民為土匪的碑文──據稱原本官方建議使用「殉難」一詞，伊藤沒有接受，改為「遭難」兩字──

「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台灣全島歸我版圖 革故鼎新聲教為先 正五位楫取道明等六人 帶學務派八芝蘭士林街專從其事 會土匪蜂起 道明等死之 時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也 內閣總理大臣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書」

然後，1903年，台灣總督府於六氏先生墓附近，再設「台灣亡教育者招魂碑」與「故教育者姓名碑」，上面刻著所有在台亡故的教育者；更後，1929年，則更把其地當作聖地，在其附近設芝山岩神社，以往後每年的二月一日為總督府主持的重要祭日；從此當年乃木總督的自我批判──「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的現實，竟幻化轉而成為全台灣日本在台教師的精神中心。

此時，最明顯的問題應該是一股或兩股人馬反抗統治者，對於安於統治者，稱其為「土匪」，或尚可說；但是當年那次是各地人馬同時針對其攘逐殺戮政策而起義，當年乃木總督曾對於當年惡劣的時局，自解稱──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其時官方自己如此自解而告誡其屬僚，而對此時我先民的大批反抗，我們後人竟仍稱這些先民為「土匪」，則實在荒唐。

其二、日據民間版之一──

前面曾提及該學堂的「教育」下，「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這六名在地畢業生將被如何告知？此外，伊藤賜題該碑文之後，官方應該如何主導未來的論述？更重要的，是六位教師如果不死，聽從了當地的頭人潘光松的勸告，住在潘家，整起悲劇的事件，或就不會完全不會發生──原來該六氏先生事件，對於官方言，只是強調六個日本人，但對於我島人言，當地賴姓農民與士林街總理潘光松之受追究致死的悲劇，或都可以免除。

前述所及，往後日本學界批判乃木為「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軍人」，應該是官方主導之一；因而其含糊籠統地描述為「那時台灣各地游擊隊活動猖獗。」 ，完全不及於猖獗的理由，那使我先民悲慘的時代背景；應該是主導之二。

從此，論述該事件者絕對拒絕考量乃木所曾深刻提示的該時代背景。不敢碰觸真實時代大背景的結果，自然只能由某些個人的說詞，好像是真實的經驗來進行符合「土匪」一詞的論述。

據稱，當年士林的何姓大地主處，傳出這樣的說法──

「……土匪們在發生事件的數天前，看見了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哪談得上義士呢？連抗日也配不上。……事件發生前一天，何先生的祖母聽到村裡的年輕人講：『明天會有一筆意外之財』。隔天的深夜，聽到自己的房子外面有人在呻吟，……就看到昨天的年輕人蹲坐著，左邊的耳朵被砍掉，而且肩膀也受了重傷。他嚇了一跳，……連頭都蓋在棉被裡。…那年輕人翌日就死掉。……』

這真是個相當高明的故事，完全可以把我們前述的時代大背景，隱匿過去；故事中，藉著那年代無須有姓名、怕事的老年女性的口述，就真是把蹩腳的「土匪」，絕無正義與理性的形象，躍然紙上。應該已經足以讓我們當年受日本低智教育，學校教師不鼓勵發問，不准深入講解課文，大家憑著背誦課文就能獲得高分的年輕人，相當充分地感受官方所欲傳達的訊息了。

更何況，當年我島先民不可能如我們今天能看到前引乃木總督的自白，也不可能看到前述當年伊澤部長對於該事件的描述──「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伊澤部長有必要欺騙，為「土匪」們隱瞞嗎？如果伊澤所言為真，那麼前面那個活靈活現的故事中，何家老年女性聽到的「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怎會如伊澤部長所說的該學校反而沒有受到攻擊呢？

日據民間版之二──

前面提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伊澤部長所主持的芝山岩學堂，已經有六名畢業生；這六人是日人根據馬關條約據台之後，總督府所教育出來的第一批台籍教師。關於芝山岩六氏先生事件的另一種說法，似乎是利用了我們傳統尊師重道的觀念，強調學生不應該殺自己的老師似的──然而，對於當年那六個學生言，那六位教師確實是它們的老師，但是對於大多數的起義民眾言，他們並沒有教師身分。因而由它們最後是在校園外，並且是在各自攜帶刀械之下被殺害；對社會言，實在缺乏教師的印象。也就是全島民眾中大概只有他們六位學生與它們少數的家長們，知道他們具有那樣的身分。

也因此，往後流傳的其他的訪問資料中，他們的身分乃只能是偏於學生個人的印象的；例如，那批受其教育的台籍教師裡，當年被日人殺害的士林街總理潘光松的堂弟，1908年，曾經獲得鴉片膏專賣特許權 的潘光楷口中，在1965年出現了這樣的論述──

「事件碑記裡有謬誤與誇張，這裡稱為義民的，不過是當年流氓的同夥而已。這麼說對於六氏先生之靈才算持平，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

他不但接受了前及的「土匪」之說，更引出了「無限上綱」的所謂「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忽略了倫理判斷中老師的身分，只有在學校內與師生的關係上才可能具有某種優先被尊重的地位；否則老師極可能只是一個平常的受害人或加害人。

誠如前述，中國傳統社會有尊重知識的傳統，不僅有「尊師重道」，甚或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但是社會中並沒有關於不可殺害具有教師身分者的律令存在；換言之，那應該是一種相對的倫理，並非所有教師都應受尊崇；因此我傳統中乃有教師可能落入地獄第十九層的批判。

試看當時的史實，據稱是「芝山岩學堂……首先來的學生只有六人，其中四人是光松親戚的子弟，發生事件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送年會招待六位老師，那個時候當地治安愈來愈惡劣，他勸他們晚上不要回芝山岩而住在自宅，但六位老師還是回去，竟發生那慘劇。事件後，日軍抓不到主謀，而去抓潘光松定為煽動者。每天遭到拷打但絕不認供，……」 ，當時該街的總理潘光松勸六先生住下，並提示他們治安不靖；顯然應該是一片好意。並且最後六位先生陳屍的地點並非學校內；而據伊澤部長其前所言「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故學校在事件中並未受到破壞，也就是他們六人若安守在校內，原來應可不死的。如果六位教師不死，是否潘光松等也可不死？

其三、國府版之一，錯誤的1958年「芝山岩事件碑記」

關於國府來台之後，1958年冬，針對芝山岩事件，沒有經過詳實的研究與調查，僅僅根據前述曾獲得鴉片專賣權的耆老潘光楷等之說詞，竟推出所謂「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的說詞──其內容稱──

「……我台胞出自河南，來自閩粵，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翌年元旦士林義民不謀而奮起，殲其教職員工楫取道明等七人，凡所設施悉予毀棄，旋復迎擊來援日軍十七人，逸其一。義民則僅賴乾負創，因是日軍遷怒當地農民賴昌興仕紳潘光松等六人，逼供無獲，先後殺害。嗣日總督府即於芝山岩上樹立碑石，興建神社，並定每年二月一日為祭祀日。總督以下，迄文教中人必相率膜拜，其後之歿於教育工作者附祀於側，目為聖地。……耳惟是我台胞之揭櫫。義旂終日治五十年間，彼仆此起凡二十五次，民族氣節並見踔厲，復不旋踵而台灣卒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斯云………余自光復後之四年，違難來台，寄籍士林，有居民潘光楷吳文明兩先生為當年日語傳習所學生，年皆耋耄，指陳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緬懷忠蹟，景仰尤深……用彰不朽」

該碑記內容完全不及於1896年元旦之起事真相，絕非我們士林地方一區之民眾奮起而已；當時是台北附近各地的民眾，難以忍耐日軍攘逐殺戮的暴行，因而約定該日以觀音山上的煙火為共同的號令，並非僅反對其時之教育。至於就事件本身言，芝山岩學堂並沒有被義民攻擊，竟有荒唐的所謂「凡所設施悉予毀棄」之說；視此國府推出的碑記，竟似完全耳食於日據初期當年就順受日語傳習所教育的台人，未能真正自行調查與研究，而任其人鬼話，真是可嘆。

其四、國府版之二──2006年6月，馬英九的「六氏先生事件」

相較於1958年國府推出的前述「碑記」，馬政府當時的文化局長廖咸浩應該進行過相當的研究與調查，所記述已非耳食而已；其兩份資料，「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之概要如下──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為了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在台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896年元旦，第一批來台教授日語的六名教師，在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刻意將六位教師形塑成日本教育者的精神象徵。並請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題字立碑〈即『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展場的說明──「芝山岩事件始末」

「……時台灣北部武裝抗日不斷，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北部義軍於1895年除夕，『全面反攻台北城』。1896年元旦，芝山岩學堂六名日籍教師遭抗日民眾殺死。史稱芝山岩事件。為讓甫推行的日語教育不受影響，殖民政府在芝山岩上樹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碑後文字將殺害日籍教師的抗日民眾以『土匪』稱之。……此後殖民政府不斷擴建相關設施……1930年又建『芝山岩祠』；將六名日籍教師與其他在台死亡的教師合祀其中。以塑造日本人『為台灣教育犧牲奉獻』的形象。……」

比較國府在1958年與2006年，前後兩次處理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上，應該是有相當的進步；尤其看2006年當局把該事件區分為兩部分的描述，即關於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應是一進步。但是仍有重要的疏漏，應予提出。

一、關於「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這是真的嗎？有必要提及嗎？這是後藤新平為其前日本各統治者失策而提出的託辭──似乎是有「新手上路，請多包涵」之義。而史實中，取得台灣之前，日人有取得北海道與琉球的前例，哪裡是他們的「第一個殖民地」 ？

二、關於「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就史實言，當天早晨他們六人有意去台北參加慶典活動，確實不錯；但是在渡頭獲知台北動亂已生，就折返了；後來是在校外被殺害；如此說是「途中」，顯非事實。

三、關於「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問題這個問題，是前述兩份資料都提及了的重要問題，「國語教育」對於我台人是否重要，應該要分辨清楚。1898年，章太炎避難來台，當時見我島的教育曾專文批判稱「論學校不宜專教語言文字」及「今後學者徒從事於口耳觚牘之間而勿覃思，於是吾憂後生之冥冥」 ，正是後來林獻堂先生對梁啟超控訴的「最可痛的愚民教育」 ；對於當時那樣的「國語教育」，其「受挫」對我先民之意義究竟為何？為那樣的教育「犧牲奉獻」，形成其「精神象徵」，是怎麼回事，竟然未加說明。

叁、餘音

古語有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其處理需要時日，顯然也應該作如是觀。

不過，由1958年楊卻俗的耳食文字，到近五十年後，馬市府對於該問題的掌握，高標出「『芝山岩事件』反映了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則見證了殖民主義者之統治思維與統治策略；為讓這段歷史能讓後人借鑑，……以期擺脫殖民者史觀，重現台灣人風骨。」 來呈現該事件的時代意義，應該已是一進步。

然而，就研究言，該事件的時代大背景，乃木總督所自述的種種惡質情況，應該也就是曾經使我島人口消失近百萬人的「攘逐殺戮政策」之實際，以及前述關於「日語教育」之愚民真相，為何都沒有人關注？

此外，居然在看來比較有研究的馬市府時代竟然會強調1896年元旦我先民的起義是以所謂的「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的理由而各地起義──那樣的起義理由，怎會能夠「反映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呢？個人的研究實在無法理解──這一步是否退得太多了？

某個周日午後，信步鶯歌街道，本要往鶯歌火車站，小迷路，越過鶯歌鐵橋下，往鶯歌陶瓷老街方向。捷運三鶯線建造中的高架橋墩橫亙在其上。人為的建設，地貌、天際線的改變，一個又一個初始，一個又一個中間，一個又一個返回。

也許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細微的變化，或根本未加留意，沒有興趣知道。一訪再訪的旅人說不定其實也感覺不到什麼變化，這次是這樣，下次也不都還是差不多。

由田疇沃野，荒山野林，到都市計劃區。由磚瓦屋到高樓，由聚落到荒蕪的空地。上代到中代到這一代，到下一代。拆除又夷平，建造，夷平又拆除，建造，拆除又夷平，或根本就沒有建造，也沒有拆除又夷平，建造，夷平又拆除，一而再，再而三的迴環再替換。可能是一個世代，或幾十，十幾年或幾年。然而當代的遞嬗又更加劇烈，可能幾個月或幾日。舊的，半舊不新的，半新不舊的，或新的，一一的羽化創造性的詮釋。

大街小巷，大角小落，又變得不一樣了。留下來的有多少，是以為、認為、當作，還是根本就只是想像。

隨意的逛逛鶯歌中心周邊，鶯歌火車站對面文化路181巷內東鶯故事小徑(烘爐窯，1929年，昭和四年。無人多注意），右轉沿著文化路，成發居(建於1921年（大正十年），已拆除，興建大樓社區，「成發居」立面拱廊式亭仔腳象徵性的保留)，汪洋居(建於1916年（大正五年），舊，無人多注意)，文化路325巷，古鐘樓公園（新的親子公園），由旁邊步道往上走可達古鐘樓遺址，古鐘樓於1999年921地震傾倒，只剩TR磚砌舊樑柱）。鶯歌除了陶瓷老街之外，也別有一番風情。

繞一圈步行大概30多分鐘內，大概在一公里多之內，一圈鶯歌的縮影，軌道交通，鶯歌在地鄉土文史。日治時代的巴洛克式風格的清水磚砌街屋，拱廊式亭仔腳，消防鐘樓。

繞一圈，再繞一圈，繞一圈，無意中的隨意閒逛，無聊的囈語，要用什麼語言翻譯，傳遞什麼概念，在時空的洪流中隨緣的漂流。

路過，佇留，路過，無心，有心，無心。

冰冷的虛幻交錯之樹，在風中，在土地上滋生蔓延成長，堆疊又雕砌，又堆疊又雕砌，塑造城市鄉鎮多變的邊邊角角，思緒是城市之樹建構城市，抑或城市建構城市之樹。樹的想像與意象，種在這城市鄉鎮之中，發芽，枝葉茂盛，盤根錯節，隨著城市鄉鎮的發展起伏，勾勒城市鄉鎮的普遍又獨特的自由線條。

捷運三鶯線建造中，鶯歌陶瓷老街入口處

最近不僅看到藍營在掙扎，讓自己合理振作起來

也看到白隊在努力，整理自身的隊伍，滿高興的

現在就剩下綠營，看來就像是偷油吃的老鼠，

已經吃得腦滿腸肥，所以爬不出大油瓶了。。。想想也滿可憐的，

人哪，很容易墮落

不過由調查與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墮落的人，等於都是詐騙起家

公民課本上有沒有充分強調誠實的重要性

只喜歡崇洋媚外的華盛頓砍櫻桃樹，好像誠實是外國人的本領

完全把中國人對於誠實的推崇都拋掉了

衊視『誠』在我們傳統道德中居於核心的地位這大概就是日本文化在我島上的遺留

日本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所強調的，智比德重要

也是長年以來「去中國化」的最高成果？

傳統中國經典「中庸」，強調「慎獨」「修辭立其誠」「不誠無物」，

網路上就可查到──

『誠的涵義通常指「不自欺」，亦「不欺人」，據〔大學‧傳六章‧釋誠意〕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以「毋自欺」解釋誠字，因為人要修養自己的品格，就要先從本身做起，不欺騙自己，是誠最基本的工夫。以「不自欺」開端，然後到不欺人，才是有始有終的誠。

〔大學〕中從意識到身修是個人自我實現的過程。能夠一秉至誠，才能「誠於中，形於外。」全然不欺，稱為慎獨。人若能從不自欺進而不欺人、不欺物、不欺天，即是致誠。。。。

又談致誠的步驟與力行的精神來說，如〔中庸‧第二十章〕所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所以乃說，人若能做到至誠的境界，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即是由人道通達於天道。這是怎樣的推崇誠實啊！！！

今天我們的同胞墮落到這樣的程度，真是讓人悲哀；

不過，幸好，藍與白好像都有要振作的樣子

請朋友們共同記取那句自勉的一句話語，『嚴冬已經降臨，春天應該已是不遠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我們在新聞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訊息──不只是海鮮的問題 日排放核廢水對台影響 毒物專家解讀

其中提到──

『面對國際的關切與不滿，日本政府也表示此做法正如台灣、中國、韓國等各國排放核廢水一樣，並未見影響，副首相甚至表示「喝處理過的核廢水也不會有事」。

對此招名威教授表示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台灣核三廠排放的是「經核反應後的廢水」，和日本「核反應爐爆炸所產生的廢水」完全不同，前者經妥善處理，後者亡羊補牢，程度不可相提並論，並非核加水就是一樣的核水、就跟其他國家一樣安全無虞。

●面對日本核廢水排放，民眾日常可以怎麼做？以目前的事態來看，排放核廢水一事日本政府心意已決，在此情況下民眾要如何為健康把關？』

個人認為，這是個重大而嚴肅的問題極為值得大家討論、深思與行動。。。

〈一〉對於世界各國，日本是否有一點點『善意』？

〈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三〉我們由事件中可以考察的訊息

對於〈一〉

個人雖然不親日，理性的我們，也願意感受到日本似乎釋出了一點點善意，由於他公開了時間表，似乎可以說是有一點善意。

因為，在一個民意時代，日本當然可以有自身的主張；

不過，相對地我們在這兩年時限以前，也有提出自身主張的權利；

因而，作為維護自身民眾利益的任何社會領導人，應該及早地提出對於自身民眾有利的主張；

該主張，可以是最軟弱的抗議，也可以上升到訴諸任何形式的戰爭；

因而，招教授所謂的『排放核廢水一事日本政府心意已決，』之認定，應該就是一重大的錯誤！

剛好相反，這是日本政府在美國威脅下，不能不做的決定。否則及早排放，更為有利吧。

如果自身不肯為自身利害而提出足夠強烈的反對主張；在一個自由競爭的時代，最後的罪責將只在那自身權益受害的社會，其領導人的嚴重失職。

因而，我們「真正愛台灣」的民眾，應該深深思考這個可能嚴重遺害我們子孫的問題，應該絕對不是一個可以推給下一代的問題。

換言之，在我們這個民意的時代，如果我們民意在自身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時，竟不表達自身應該強烈反對的主張，就是我們自身強烈的失職。歷史的這一頁，將是我們所有島民的羞恥，成為人類歷史上民主無知、無能且墮落、毀滅的典範。

對於〈二〉，

個人認為，招教授的解說，讓我們理解日本官方的說詞是錯誤的、是故意混淆的；我們的當局應該本著理性的態度，適格地給予嚴重的批判；既使我們體諒當局過去一貫低調到奴顏婢膝的態度，

我們也應該主張，這次應該要硬起來；因為這次的問題，已經絕對不是面子問題，而是關係到子孫萬代存亡的問題了。不久前，對於美國萊豬進口的問題，已經讓執政黨顏面無光了，而今竟然又不能積極地提出反對此核廢水的主張，這是有意更要讓民眾產生對於蔡英文總統的誤解嗎？

有沒有聽到，甚至公車上也能聽到，是否由於蔡總統沒有子女，所以當局的眼中就完全不能體會我們庶民大眾那對於我們自身的犬子龜孫永遠無比關懷的庇護之心嗎？

！醒來，醒來，我們的當局；否則庶民大眾是否應該如當年施明德之號召紅衫軍，再次集結，不過，這次要讓執政者永遠記得，要有充份責任感的教訓；不可輕易散去。

對於〈三〉──

個人認為，這次事件的發展，拜登與菅義偉首相共同決定了兩年的期限，也是兩年的威嚇；很顯然的，是一情勢的判斷與掌握；可以說，如果美日失去霸權，最壞情況下，兩年之後，太平洋周邊的噩夢成真；中國人口最多，將因沿海魚鮮劇減，糧食受威脅最大；2023年，中國整個社會的上升態勢，立刻遭遇嚴重的瓶頸。而對於世界濱海國家言，也都是可怕的無妄之災。兩岸人民應該同聲譴責，共同關切。

美國的目的，這項威嚇應該也在於向有意站隊一帶一路的國家，明示該政策若兩年後真的實施，中國可能受到的打擊，如今那些國家就不敢積極與中國合作了。

其次，這次事件真的會是它們兩人情投意合的主張嗎？還是來自拜登的威脅？

如果來自兩人情投意合，中國人或許只有訴諸核戰，讓人類互相毀滅，然後各自重建一途，才可以面對此一設計？

或者，中國只好宣布，要求日本自行改變設計，在2023年以前，處理好核廢水問題，否則中國只好在2023年以前，以非常方式對日本福島電廠全部實施代做「就地安置」，例如，轟炸該儲存核廢水全部設施，作為「就地安置」之方法。不過，如此也可能因而引爆世界大戰，但如此嚴正的警示，是否可能使日本不受美國的裹脅？

其三、對外強調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的美國，在最近的中美貿易中，忽然失去了應該彼此自由的核心，在新型肺炎的疫情中則失去了尊重民主的核心；川普與拜登雖然對立，但是都各自努力掙扎，在這個事件中，核廢水將汙染全球的海洋，於是也威脅了所有愛惜海洋者的人權；短短的不到三十年啊，他們只是為了要能夠繼續它們那濫印美鈔就過好日子的惡霸生涯，就赤裸裸地把它們自身過去努力宣揚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都蹂躪了，是否我們都應該在感慨之外，與全球民眾一起深思，共同為未來世界應該建構更合理、真正合乎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世界秩序而思考？

讀了沈富雄的那篇「統的主動與被動」

https://www.facebook.com/ShenFuHsiung/

看到沈老先生手拿著那個『愁』字，作為他臉書的圖徵，

再看他這篇談主動與被動的統，的文章，

沒想到我們大國手也有點兒露出「黔驢技窮」的味道了

當年的意氣風發，都到哪裡去了。。。

綠營大老，不受重視，貿貿然就來指點藍營的江山，

自然就像鄉間或有些人陰天打孩子，有時候或許也難免，不過以大國手的高貴，

竟出此之圖，實在讓人遺憾。

該文主要除了玩弄統、獨的字眼外，還玩弄著主動與被動之說；

其實這種二分法思維，是極幼稚的市井語句；

我們國民學校二年級以前常考是非題，二三年級以後，就改用選擇題來測驗了；

大家請回想，小學高年級以後是否就很少考是非的測驗題了。

但是我們的大國手至今卻仍自動被操作在這種幼稚的是非題的形式裡，真是遺憾。。。

事實上，其所謂的──

『國民黨人，尤其有志大位者，包括趙少康在內，一直不敢開口講「反統」、「拒統」或「不被統」，箇中緣由頗耐人尋味，但也正因如此，大位對他們而言，也就遙不可及了。』

大國手的此文，真正的要點應該在於藍營是否真的下功夫做了足夠的研究，沒有深入的研究，縝密的調查，相對於綠營下了多少由探索、扭曲到造假的大功夫，可說早就佈下天羅地網，藍營怎能不輸呢。。。

要知道，民意向背，只是結果，統獨極不現實，主動被動只是說說，

大家稍微現實一點，世上有真正完全的自主嗎？真有完全的主動嗎？

主動相對應的現實是什麼，自身有多少實力才是真實的。。。

大國手，不要繼續拿不實際的二分法玩弄小朋友了吧。。。

希望社會制衡力量能發生作用的公民教師譽孚有感

還原最後4秒…鳴笛煞車 司機拚命守全車

這真是個令人哀傷的情況

讀著，沒有落淚

卻心中浮起那個四秒鐘的場景

如何發現

驚嚇放大的瞳孔

吞進整個世界的眼眶

每根肌肉的紋理

由緊張而無力的扭曲

長笛聲由尖銳而衰歇

卻凝結在空氣中

剎車只是改變了他們每個人的姿勢

但並沒有能改變他們共同面對的命運

---

我永遠不能˙原諒上帝，真的祂是全知全能的話

如果他毀滅了整個索多瑪，真的沒有一個好人或是初生的嬰兒在其中嗎

這次的五十人死亡，他們沒有人是無辜的嗎。。。

上帝啊，如果您真的那樣有靈，您應該去找那些責任者啊

以您的全知全能，讓他們全都自行供認

不要再把「走私」說成是只是『超買』

不要把「貪汙」說成是『為民服務』

不要再以任何理由推託

就像不要把個人的「論文真假問題」推託成『國家最高機密』

可以嗎，我們的上帝啊，為何您不能給我們回音

---

我只聽到與看到

由四秒鐘的長笛與剎車與巨響與煙霧

到如今整個島嶼上空的陰霾

與整個世界新聞界沉沉的

回響回響

在這宇宙都迴旋起來的巨大氤氳中

我深深的哀傷，這樣的痛苦的出頭天，

這應該不是我們鼓吹的拿波萬吧

您的朋友譽孚慨然

最近在網路上，有人傳來吳國譽先生的關於「窄化課綱」與「課本沒教的吃人黑歷史」的兩篇大文；吳先生曾是北市府的市長室主任研究員，現在是中華奧會秘書長；是當年著名的田徑選手吳阿民之子。

看到名人之子的表現不錯，真是為我們的社會感到滿高興的；因為那對於年輕學子應該會是不錯的典範。

不過，我們中華文化中有「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理想，我想談談上面他所注意到的三個問題。

個人出身教育專業，我想教育者的工作，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學生值得思考的素材。由所提供的素材，例如，上述三事件，讓學生產生好奇而願意探索，從而不僅促進它們的思考能力，進而更能夠讓他們有能力建立自身充分獨立自主的三觀，而更有能力面對未來那可能更為複雜變化的新時代。

為了這樣的目的，個人認為我們的探索可以分為三部分來進行──即，一〉該事件內容的真實性；二〉該事件發生的原因，三〉事件發生後的影響與應對。以下本文將以上述三段黑歷史，來考察──

其一、關於製作「番膏」──相對於「馘首」

這是在過去教科書中絕對不曾提及的一段黑歷史；是指一直到日殖初期，我島漢族還曾維持了這樣把原民煮食的兇殘作為。

它的重要性，應該是起於大家通常只知道當年原住民族群盛行「馘首」，漢族曾深受其害；卻不知道漢族曾經如此對待原住民；讓原住民感覺沒有被平等對待。

但是，這時教師是否應該防止學生因而認定人都具有某種殘忍的天性，而可能竟自然對於兩種殘忍行為給予某種合理化的肯定？

這時就所知，教師似有必要說明，原民的「馘首」，來自他們關於神判性的「出草」的素樸信仰；可能來自某些競爭，例如，勇武或爭鋒；或為了避疫、禳災，為其原因。

而「番膏」的作為則出自漢族的祖先崇拜及其「食肉寢皮」的懷恨與「身首異處」的死者將無法投胎轉世，長期成為「孤魂野鬼」，家族將失其庇佑的信仰，更加上其意欲逃避其對於出草原民的強烈恐懼；此為其原因──此中，「番膏」並非對特定殺人者，似乎不太說得上報復的層次；相對的，當時「前近代」的漢族對於原民所採取似有兩種型式，那是對於受其同化的平埔族，頗能平等處遇，其中甚至有請赴北京獲得當局冊封者；而對於深山出草的難敵者，則以近似對於「萬獸之王」，利用虎皮、吃虎肉、虎鞭、以虎骨熬虎膠……，那「吃啥就可補啥」的態度；真可簡化說那只是一種輕視嗎。

然後，就兩種情況教師都應該給以當代性的批判與啟導。

關於該事件的真實性，都屬於過去事件，似乎對於該事件內容，尚無明白的爭議。

關於該事件的影響；其政治面的影響似乎較大；若未經充分比較，漢族的自我認同可能受到衝擊；學生若因而自卑，以此事為族群之恥，有利於當前執政者的「去中國化」政策之推動。

是否為防止有此自卑的現象，教師應該可以由近而遠地提出相關的各國史實提供比較──

一、日本的黑歷史───1930年，霧社事件後，日警曾有吃我原住民肝的情況；1868年，明治維新之初的征伐中，雙方都有吃敵藩心肝的情況；傳說因此而致會津藩與薩摩藩後來長期不通婚。

二、美國的黑歷史──1500年，居住在美國境內的印地安人總人口在3000萬至一億之間；到1890年，美國印第安人的人口只剩下38萬人；因為，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在1779年親自指揮針對印第安人的大屠殺，士兵將被殺死的印第安人剝皮做成長統靴。而《獨立宣言》起草人、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美國第三屆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則曾指示美國人必須「滅絕印第安人或者將他們驅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

是否這樣地處理之後，才比較能夠讓好奇的學子們，沉思我們歷史與人性的真相；不會過份地理想化，較能面對複雜的現實？

其二、關於「台北大空襲」──

在過去大家熟悉的二次世界大戰史事中，

我們很少注意到我們的島嶼曾經受到強烈的轟炸，但是那卻是我們先民當年頗長期的一段重要的經驗。我們如果都不知道那些，如何能夠理解當年我們親長們不由自主的悲哀？

就個人言，我也聽說過當時我先民在轟炸中所經歷過的可怕經驗；例如，身邊親愛的人，剎那之後就死亡了；剛才還挺立的電線桿已經折斷了，或者有的電線上竟然掛著人的血肉；甚至，一起躬身躲入防空洞的人，在轟炸的震動與煙霧過後，竟然就沒有能再站起身了──那是多麼可怕的經驗？曾有那樣經歷的人們，與沒有那樣經歷的人們，他們的人生底色是否會有多大的不同？

因此，我們知道了這段黑歷史的真實性，同時我們可感受到思考與探究的必要。一旦開始探究，我島遭受悲慘轟炸的原因，應是我們首要面對的。

一、被裹脅者、被犧牲的不幸身分

日本侵略者在近五十年前取得了我島宗主國的身分，我島就等於被裹脅的人質，被綁上了賊船；來到賊船之上，除倍受掠奪者的苛虐之外，更有不得不「有難同當」之苦；侵略者公開宣示種種大言，例如，武運長久、八紘一宇、解放東亞殖民地、最終決戰，將獲得世界和平之類；但我先民由其自身受裹脅的經歷，應知其為虛言，自身之受轟炸，實在並無偉大的理想，乃是受到裹脅的、那被犧牲者的身分。

二、與對岸中國所受的「重慶大轟炸」相比

台北大轟炸，發生於1945年5月3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同盟國軍對身處侵略方的日殖台灣所發動的轟炸行動，為臺北市歷史上所遭受最大規模的空襲攻擊行動。根據當時美軍第五航空隊記載，美軍總共在台北投彈310噸，依臺灣總督府統計1944年10月12日至1945年8月10日，全台灣空襲死亡5,582人、失蹤419人、重傷3.667人、輕傷5,093人，罹災277,383人，而台北死亡1,678人，失蹤170人，重傷891人，輕傷1,316人，共計死傷4,055人。

「重慶大轟炸」是指身處被侵略方的中國，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長達6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1938~1943年5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218次戰略轟炸，其間空襲重慶及附近地區200餘次，投放包括細菌彈在內的各類炸彈2.16萬枚，炸死1.19萬人，炸傷1.41萬人。據稱，其中最慘烈者是1941年6月5日晚上9點左右，日軍展開重慶大轟炸，市民倉惶湧進附近防空洞，僅能容納四五千人的防空洞裡擠進了一萬餘人。日軍飛機輪番轟炸下，空襲長達3個小時，期間隧道頂起火，而洞口憲兵阻止人們在轟炸結束前離開防空洞，由於擁擠和缺氧，造成了窒息及推擠踐踏的慘事，據稱其死亡者達三千人，是為重慶隧道慘案。

依照時代先後來看，1945年發生的「台北大轟炸」，確實可以視為盟軍對於日軍對華「重慶大轟炸」的回報；應也可視為對其整個侵略行動的反擊。

三、關於該事件的省思──

戰爭實在是任何人類社會不必要的經驗；然而，似乎總是有人懷抱著對於戰爭勇武的憧憬，不知戰爭中，任何珍貴的生命真是如草芥般，失去其價值！甚至有人，至今還像當年日本軍人一樣懷抱著「戰爭是文化之母」之類的觀點；真是讓人遺憾。

戰爭，其實是人類文明的毀滅；製造各種麻煩都不要緊，麻煩可能使人聰明，增加耐性，但是請勿製造戰爭、挑釁戰爭；應該如何制止戰爭？尤其看到某些將戰爭製造為遊戲的圖利者，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警覺心似的！

這使我想起該「黑歷史」若能與古人那哀號著「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的「弔古戰場文」相呼應，應可加倍提醒我們社會對於戰爭應有的警惕心。

其三、關於二二八悲劇的死亡人數──

吳先生的兩篇大文，在標題中僅提及了「番膏」與「大空襲」；但在該文末，卻提到了另一關於二二八悲劇的「黑歷史」，個人覺得十分重要，願藉此一述。

吳文中是在「轉型時刻，用科學方法帶出歷史正義」的小標題下，提及了這段「黑歷史」──「最新研究，……台大社會所博士生林邑軒、碩士吳俊盛所發表……以不同於以往的科學方法，人口學方式重估事件中的死亡人數為1304至1512人之間。」──這個強調科學的研究報告與過去我們在許多資料上讀到的，有多大的差別？那是怎樣的「黑歷史」？

以下，我們將由該研究所接近的真相談起。

一、關於該研究接近了真相

兩位年輕學者的研究，何以能夠突破過去研究的窠臼，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個人以為，過去的學者對於此一深具政治性、且在戒嚴體制下缺乏研究空間的議題，往往懷有某種負疚感與補償感；年輕的學者比較沒有這類的內在壓力，使得它們比較敢於自由探索各種可能性。

當然，也可能只是巧合，年輕朋友一上手就選擇了可能最少受政治干擾的理想研究途徑──以「性別死亡比例」來考察這個眾所注目卻莫衷一是的悲劇。

它根據人類社會中不同文化下，男性與女性自然死亡人數通常有穩定的比例，以及該政治性的悲劇事件中，通常會以積極行動涉入者確實絕大多數為男性；因而，該研究乃能以「1947年，3至5月，超過原本自然死亡男性比例的數量，則推估為228事件死亡數。」而推估得到「死亡人數為1304至1512人之間」。這樣極為簡單明瞭的答案，頗貼近於我島上二二八事件補償基金會數年來實際受補償的受難者人數。

相對於過去對於此問題的各種研究，這是最貼近於該基金會所公布的受難人數不及千人的最新數據。它的出現，極可能是真歷史；因為個人的台灣史研究，雖然曾經採用類似名作家李喬的觀點，向不同於兩位年輕學人的研究方向出發，但是個人的探究卻達到與兩位年輕學人類似的答案。

兩位年輕學者的研究，可說揭開了另一頁黑歷史。

二、關於該段黑歷史的由來

那一頁黑歷史的主要內容可說是由過去坊間的各種傳言，由兩萬到二十萬的死亡人數，以及當年的名作家李喬與官方委派的人口學家陳寬政完成的。

李作家的研究，是在發現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島的各年人口死亡率有從該1947年突然下降的情形，就由於該一變化，符合其心中原來的預期，因而就認定該年劇減的人數應該主要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

但是他的研究被當年官方委託的人口學家陳寬政批判為粗率，但是陳教授較嚴謹的研究所得的結果卻與李作家的答案相距不遠，李作家的答案是「一萬九千人上下」，陳教授對於自身的研究並不滿意，拒絕公開，但其一度所得之數據──「也許是在一萬八千與兩萬八千之間」──卻已不脛而走的流傳於外。因而，就有了那一頁當前關於「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兩萬人上下」的黑歷史。

要到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完成了對於受難者的補償之後，由於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常理下，出現的受難者竟然只有不及千人之數，才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歷史真相的聲音出現。

何以竟會發生如此的現象？

應該真是政治上的立場問題，可能如何地左右了歷史的真相；難怪德國批判哲學的大家康德要說「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原來當年美國在二二八悲劇上的報導，真的並不客觀中立，所以，由它長期提倡的科學研究，可以證明它們的報導並不可信；而也證明了我們中國古代洞察到的人類社會那「不知其苗之碩、不知其子之惡」現象的批判，真是偉大的真理。

該悲劇事件通常有「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之說，那是對立雙方根據各自認知與經驗而形成的論點，很難真有充分普遍性的價值；更何況，就任何社會言，衝突只要不上升到革命的水準，「反」在理想的進程中，不見得就是壞事；而「逼」，雖是令人不愉快的壓力，但也要到讓人「反」的程度；其關鍵問題又可能落在每個人承受壓力的韌性之高低不同。因此可能此類事件的真相，實在不容易定論而容易被其對立者黑掉。是否這就是此一頁黑歷史重要的由來？

三、檢討過去的台灣史研究──學術的主體性問題

如前述，關於二二八悲劇死亡人數的研究，是一個深涉入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問題，原來就很不容易釐清；更何況相關的數據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如何能夠脫離相互間的隱隱合縱連橫的形勢，絕非易事。

很可慶幸的，我們島上的年輕學人發現了上述可能逼近真相的途徑；而恰巧個人的教育研究正好也逼近了這個數據。

作為一個民間的教育專業者，我自身的經驗讓我想檢討這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我們的學術研究很缺乏台灣的主體性，論文題目往往只是努力地想證明我們島嶼上的現象符合西方的理論，同時更有誤認依循西方說法才是進步的觀點。

我們對於我島上這個悲劇事件的死亡人數的研究就受到這類觀點的影響；在所有的文獻上，該數值由兩萬人到二十萬人，給予研究者強烈的暗示，也形成明顯的預期；於是所有的研究要能夠達到這種預期範圍內，似乎才有研究成果可言。

我們今日所有的台灣史研究，就個人所知，就是以美日先進國家的預期自限的，缺乏真正學術上應該有的主體性；因而在這個悲劇的死亡人數上，不敢面對補償人數遠遠不如主流學界預期的真相。

個人在研究中，知道有這種預期，但是不認為美日兩國當年是客觀中立的腳色，因而，個人雖相當認同李作家的觀點，只是個人的關切沒有那類強烈的預期，所以我對於李作家所指出的1948年一萬九千人的死亡人數的縮減，沒有其所獲得預期滿足的成就感，而就不考慮停止研究。

我卻正注意到當年世界史上的重大發明──被視為「起死回生」[1]的抗生素──是在戰爭期間由西方研發而此時普及了；所以我島在1948年的死亡人數大縮減，很大一部分應該來自當年抗生素的普及，當年我島上死亡率前一、三名的肺炎〈1940年，死亡達2.7萬人〉、破傷風〈1935年死者有5100人〉與肺結核〈6900人〉、傷寒、白喉、敗血症〈1100人〉、猩紅熱、梅毒〈727人〉、淋病等，抗生素正是他們的剋星〈以上資料可見於「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陳紹馨著，聯經，頁64~66〉，因此1948年之死亡人數之大縮減，並非只因沒有二二八事件；要知道，同在1948年，日本的死亡率也有大幅下降的情況，但是日本並沒有發生二二八事件啊。

最後，我想我們應該感謝年輕的兩位學者，提供給所有教育者如此深具主體性而有力的數據。也使得關心時局發展，認為當局「去中國化」可能真的從此就惡化局勢的關懷者，可以感受到年輕人其實還是相當有希望、可以承受我們鄭重期待與付託的。

我們也應該感謝兩位可敬的前輩學者，一位是中研院的劉翠溶教授，沒有它的支持和指導，兩位年輕學者應該不可能提出這樣水準的研究報告。另一位是前及著名的陳寬政教授，她雖然提出了接近於當政者所預期數值的研究報告，但他最後審視時，由於學術的良知，公開對於自身的研究所得，提出批判而拒絕公開，因而其論文沒有收入官方印行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他當時的自我批判語是「如果不考慮資料與假設條件的不準確性，我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也許是在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我們並不確知最後所估算出來的數值中究竟有多大成分是計算誤差、假定誤差、或是基礎資料不正確的結果；以當年六百三十萬人口來說，百分之一的推計誤差就是六萬三千人，而百分之一誤差已經是一般人口推計中可接受為極微小的誤差，我們於此地所提出檢討的卻是比這為小誤差更為為小的數值，其不確定性可想而知……」──個人以為這是學術良知在政治權勢前相當可貴、值得我們肯定的表現，只是可惜的是，對於他這原本拒絕公開的數據，長期以來在坊間仍然相當普遍地流傳著；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出面強調他的自我批判，更不要說是否應該考慮我們在此舉出的戰後抗生素問世對於本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了。

以上，是一個教育專業者對於吳文所及的三項「黑歷史」的考察與教學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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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盤尼西林可克制的病原菌種甚多，青黴素可以殺死幾種細菌，包括葡萄球菌和鏈球菌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omic/mqomqmp.html；以其中的肺炎鏈球菌為例，該菌一直是造成成人或兒童侵襲性感染的主要病原菌。臨床徵候包括無症狀之鼻咽腔帶菌、肺炎、菌血症、腦膜炎、中耳炎和鼻竇炎等，其他如敗血性關節炎、骨髓炎、心內膜炎、心包膜炎和腹膜炎等。甚至會導致休克、腎衰竭、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散播性血管內凝血、多重器官衰竭和死亡。在青黴素未發明之前，此菌引起之肺炎死亡率高達30～35%，佔人類死亡疾病之首（captain of the men of death）。青徽素用來治療後（1944），死亡率降至5～8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屬網頁──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oAznsrFTsYK-p12_juf0kw青黴素和其它後續的抗生素使人類第一次可以治癒由細菌感染的疾病。人們的平均壽命大幅提高。僅以美國為例，從1938年到1956年，兒童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以上，人口平均壽命增加了十年以上。人口學家把這段時期稱為「死亡率轉變的重大拐點」。青黴素和其它抗生素創造了「現代醫學奇跡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