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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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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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　2017.2.13

 

 

本系列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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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2018.3.17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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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本系列其他文章：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8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二）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2018.3.28

發表日期：2018.2.19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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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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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 多 桑 》　丁念慈　2016.8.8

本系列其他文章：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2018.2.19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2018.3.17
•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2018.3.28

發布日期：2018.4.30
關鍵詞：五四運動　大學自治　管中閔

▲　九十九年前的「五四」，學生、勞工和各行各業的愛國志士舉著抗議的標語旗幟，一起走上街頭，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是他們奮起的精神力量！

前幾天，有朋友傳信息給我，說：「『五四』快到了。我覺得『五四』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雖然從表面上看來，其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深層意義則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成為走出舊社會巢臼的一股強大動力，一波波向周邊擴散，其影響範圍涵蓋了政治、文化、科學……等領域。真正的民國味，是從『五四』開始的。」

「五四運動」是一場發生在99年前（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的愛國運動。導火線肇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巴黎和會」（註一），當時列強間私相授受，未經與曾經出力、同為戰勝國的我國政府協商，就將戰敗國德國在我山東的特權，逕自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的北洋政府未積極捍衛國家權益，引爆國人高度不滿，各界愛國人士憤而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整個「五四運動」的重要訴求和核心精神，其實可以用「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八個字來概括。

▲　九十九年前的「五四」，學生、勞工和各行各業的愛國志士舉著抗議的標語旗幟，一起走上街頭的一些歷史鏡頭。

國人一般認知的「五四運動」，屬於廣義的「五四」。也就是指自1915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註二）起，到1926年北伐之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反省，他們極力推崇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做為國家社會振衰起蔽必須師法的標的，這是一場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事實上，192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當時也受到中國大陸內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日本本土自由民主運動的啟發。在一群臺籍仕紳與知識分子（如林獻堂先生、蔣渭水先生）的倡導鼓吹之下，出現了一連串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其中包含了爭取臺人政治權利的運動，如1918~1920年的「六三法撤廢運動」、1921 ~1934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註三），還有啟迪民智的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一場台灣人民自我覺醒的啟蒙運動。

然而，不論是內地的五四運動，還是台灣的新文化運動，終因左派勢力混入而變質，最後以失敗告終。

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核心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民族之自由、平等」。而這個夢想與願望，卻是透過了八年浴血抗日戰爭，全中國犧牲約2,500萬條寶貴的性命以及難以計數的種種珍貴資源，才得以實現；又因抗戰勝利，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林獻堂、蔣渭水…等台灣啟蒙先賢畢生奮鬥的目標，總算得以落實！

一百多年來，國人共同奮鬥的目標，概略分為「民族的自由」、「民權的平等」與「民生的安康」三大類。而「民族的自由」可說是後二者的基礎，倘若沒有民族之自由平等，民權與民生終將如「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而已。

1937年7月17日，盧溝橋事變第11天，時任我中華民國最高領導的蔣中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表明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線。由此直到1945年，對日抗戰及二戰贏得最終勝利，我中華民族千千萬萬人毀家抒難，山河泣血，才從帝國主義列強殖民瓜分的悲慘處境中，終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得了民族的自由平等。

這當中，我中華民國雖曾領導抗日與加入二戰盟國勝利，為民族的自由平等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內戰失利，退守台澎金馬生聚教訓。唯此後卻須仰賴美國強權的支持，方得偏安一隅。時移境遷加上歷史機遇的選擇，我中華民國和國內主要政黨如今竟成了美、日強權所操控的棋子，數十年生聚教訓得之不易的民權、民生成果，也幾乎盡付東流。

▼　1945年，傅斯年50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1946年9月6日，傅將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交給先前在美國辦外交的候任校長胡適；1949年1月5日，陳誠接掌台灣省政府，當日即致電傅斯年敦聘出任台大校長，1月20日，傅自大陸抵台，從代理校長杜聰明（1948年12月7日開始代理）手中接任台大校長；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

99年前，一場由台大前校長傅斯年擔任學生總指揮的「五四運動」（註四），喚起全國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如今在「五四運動」紀念日前夕，法西斯極權的蔡政府竟傾全黨、全國之力，公然干預台大遴選委員會依大學自治法選出的管中閔院士上任校長，在眾目睽睽之下肆無忌憚地演出醜陋的「卡管、拔管事件」。許多愛國志士與團體已經醞釀在5月4日這一天，到台大校園傅鐘之下進行抗議。

▼ 　台大前校長傅斯年逝後，埋骨台大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一場「新五四運動」似乎箭在弦上！

思想起99年前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八字真言，我猛然一驚「所謂的『國賊』，其背後必定是『強權』勢力」。國賊一方面倚仗強權撐腰，以謀己私；另一方面也為強權擔任代言人角色，滿足強權的利益。二者實狼狽為奸！沒有強權操弄，國賊豈能囂張？沒有國賊為其張目，強權豈能穩操勝劵？而「拔管」這種破壞大學自主的事件，實在只是國賊與強權體系下，必然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當中之一樁事件而已！其背後勢力所主導的整個陰謀，必然會導致台灣社會陷入國家安全的系統危機。

這就是99年前「五四運動」給我的啟示！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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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巴黎和會
此巴黎和會，指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會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9年1月，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了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於是召開巴黎和會。

這個和會因為戰敗國和中立國均未獲邀請參加，所以這是勝利國舉行的和會；而勝利國又有大小之分別，它又是個大國操縱的和會。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大衛•勞萊•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主導和會的進行。

和會上簽訂了處置戰敗國德國的凡爾賽和約，同時還分別同德國的盟國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國簽訂了一系列和約。這些和約和凡爾賽和約一起構成了凡爾賽體系，確立了一次大戰後由美國、英國、法國等主要戰勝國主導的國際政治格局。會議通過領土分配及賠款等措施重塑現實政治格局，遏制德國等戰敗國及蘇維埃俄國等共產國家，但與此同時通過籌組一個國際聯盟來企圖建立理想的國際外交規範。

參加巴黎和會的各國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權代表70人。和會及後續的活動先後完成對各戰敗國的和約，其中對德和約的凡爾賽條約是最為重要的條約，對日後的國際關係有著深遠影響。

詳請參閱《維基百科》巴黎和會

註　二：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

日本帝國主義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政府「絕對保密，盡速答覆」。此後日本帝國主義以威脅利誘的手段，歷時五個月交涉，企圖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這些條款稱中日「二十一條」，後經中日協商，袁世凱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中日民四條約》」。

但須注意的是，「二十一條」不能等同於《中日民四條約》。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被廢除部分條款。隨後條約內容不斷被改寫，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徹底廢除。

詳請參閱《百度百科》詞條「二十一條」

註　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非暴力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林獻堂為代表的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士紳發起、組織了這場運動，為爭取臺灣民眾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基本的政治權力進行的努力。

詳請參閱《百度百科》詞條「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註　四：五四運動學生領袖
五四運動中，自發產生了兩位影響最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和羅家倫。這兩人當時都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在讀學生，經歷了這一場運動後，兩人的名字，幾乎舉國皆知，享有巨大的聲望。要是投身政界，可以說，這兩人都有著很高的起點，然而，他們二人卻最終都選擇了學術為主的道路，並辛苦耕耘一生，為現代學術在中國的開枝散葉做出了巨大貢獻。

傅斯年領軍學界，他的主要貢獻，如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工作、抗戰勝利後代理北大校長等等，餘蔭至今猶存。羅家倫是期間與傅斯年齊名的學生領袖，他親筆起草五四運動中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五四運動」這個詞也是他最早提出並沿用至今。羅家倫受到當時中央政府大佬們的器重，年僅31歲就得以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雖在任僅一年多點，但頗有建樹，至今仍是清華大學校史上最被人稱道的兩位校長之一（另一位是梅貽琦）。

請參閱《維基百科》新文化運動詞條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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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五四運動！抗議教部拔管 校園抗爭遍地開花　聯合報 記者馮靖惠　2018.4.29

●　【清華 429 宣言】呼籲民進黨內的台大人，勿忘「自由之愛」的初衷、積極為母校發聲　徐子捷　報橘　2018.4.30

●　受不了吳茂昆 全教總發起「不接受、不忍受、不配合」運動　中時 林志成　2018.4.29

●　教育部拔管 國立大學校長們終於說話了　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　20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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