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尖大學在亞洲誕生 | 丁紹傑

一、從巴黎到劍橋、哈佛:世界頂尖大學的誕生軌跡

1. 巴黎大學的源起(12世紀)
巴黎大學是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以神學為核心,孕育了經院哲學與學術自治的制度基礎。其教育制度與學院架構成為後世大學模仿的典範。

2. 牛津大學的建立(約1167年)
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就學,促使學者於牛津聚集教學,形成英格蘭本土最高學府。牛津吸收巴黎學風,並發展出獨特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

3. 劍橋大學的創立(1209年)
部分牛津學者因衝突離校,轉往劍橋創建新學院。劍橋延續牛津體制,並在數理與邏輯研究上逐步獨樹一幟,奠定英國學術雙核心地位。

4. 哈佛大學的誕生(1636年)
清教徒移民北美後,為培育牧師與知識分子,在麻薩諸塞灣建立哈佛學院。創校理念深受劍橋大學影響,其首位主要捐資者 John Harvard 即為劍橋校友。哈佛象徵歐洲學術文化在北美的首次移植,並成為日後「長春藤聯盟」的先鋒。

二、哈佛事件:學術聲望的轉捩點

近年來,哈佛大學深陷爭議,包括種族平權政策引發訴訟、校園言論自由受限、政治立場失衡、以及部分捐資者撤資等問題。這些風波不僅動搖了哈佛的象徵地位,也反映出整個西方學術體制正面臨信任危機與創新疲乏。

三、學術重心正向亞洲轉移

與此同時,亞洲大學正迅速崛起。各國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學術機構積極與產業、國際社會接軌,不僅提升研究成果,也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無論在學術影響力、科技研發、教育國際化等方面,亞洲都展現出取代歐美的潛力。

四、亞洲頂尖大學聯盟(Asian Ivy League)

為因應全球知識中心的東移,應啟動「亞洲頂尖大學聯盟」,串聯亞洲最具潛力的大學,仿效美國「長春藤」模式,建立學術網絡與世界級品牌聲望。
預想成員(初步八校):
•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 香港大學(HKU)
• 北京大學(PKU)
• 清華大學(THU)
• 上海交通大學(SJTU)
• 東京大學(UTokyo)
• 首爾大學(SNU)
• 台灣大學(NTU)
台灣大學入選原因:綜合實力強,具民主社會與自由思辨基礎。
這些大學在不同領域具備全球領先的實力,且擁有國際化課程與合作經驗,是構建新一代「亞洲長春藤」的堅實基礎。

五、結語

歷史上,世界學術中心曾從巴黎轉向牛津,再傳至劍橋,由劍橋移植至哈佛,形成美國主導的長春藤時代。如今,這條接力棒正傳向亞洲。亞洲頂尖大學將結成聯盟,在承繼現代學術之下,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正港臺灣人:認識閩南文化的源頭 | 陳復

知名作家龍應台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剛上任臺北市文化局長時,期望臺北能彰顯豐富的本土文化,來躍上國際舞臺,而對外表示:「媽祖的慶生祭典與羅馬教堂的盛宴一樣美麗而崇高,朱熹誕辰八百年比歌德兩百五十週年還重要。」供奉媽祖的萬華龍山寺,朱子神像就位於正殿後的文昌帝君殿中,顯見閩南族群對朱子的高度推崇。但,不只被閩南人虔誠祭祀,同樣在臺北大龍峒孔廟,朱子則在正殿與至聖先師孔子同享太牢,成為不屬於先秦時期的唯一一人。

好些人常不假思索指出:經過戰後快八十年,臺灣各族群已經高度融合,不要再刻意區別「你是什麼人」,畢竟「我們都是臺灣人」。這種乍看「沒有族群區別意識」的臺灣認同,其寬大的胸懷的確很讓人心馳神往,常能讓弱勢族群中的年輕人產生被接納的認同感,但任何觀點都有其背後指向的態度,目前常見這種語言的潛臺詞意謂著「我們不是中國人」,真正的企圖則是構築出新的國族認同,來激發出跟「中國」這一概念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這點我們不能沒有警覺。

如果我們只是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順著認同戀殖閩南文化在島內的推波助瀾而發展成「臺獨認同」(卻說這就是臺灣認同),意即我們聲稱臺灣經過殖民者政治或經濟的統治,加上平埔族人早已融入到漢人的血液中,我們不再是純正的「漢人」,而是「南島語族人」,我們認同的精神泉源不再是中華文化,而來自殖民我們的「宗主國」,包括曾經殖民我們的日本或刻正殖民我們的美國,這種臺灣認同終究不會培養我們變成「正港的臺灣人」,而是靈魂不知所終的精神奴隸。

因此,我不只關注外省文化在臺灣的保存與發展,我更意識到戰後快八十年,閩南人作為在臺灣的主流族群,其族群背後依據的古典閩南文化不只沒有獲得深度的保存與發展,甚至正面臨著扭曲與異化的現象。本來閩南族群自身在清朝中葉有著「漳泉械鬥」,後來伴隨著客家人來臺拓墾,而接著發展成「閩客械鬥」,戰後則因外省人移民來臺,就變成「閩外衝突」,意即雖然不再有武裝械鬥,卻有著到思想械鬥,但在解嚴後,閩南族群卻反而發生嚴重的自我異化。

在臺灣,閩南人與外省人都有自己的「族群神話源頭」,其神話源頭都與各自族群經歷的政治事件有關。如同影響外省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民國政府遷臺;影響閩南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明鄭政權渡臺,鄭成功會被視作「開臺聖王」,當作神明來奉祀,關鍵在於其係首度帶領閩南人來臺拓墾經營的領袖,因此,認識鄭成功、兒子鄭經暨孫子鄭克塽治臺二十三年帶來的影響,這對於我們認識古典閩南文化型塑出的樣貌極其重要。

但,不可諱言者:早期受制於政府希望消弭臺灣社會的族群隔閡,提倡大家統一說國語,禁止鄉土語言的傳播(不只禁止閩南語與客家話,還包括外省的鄉土語言),使得族群文化受到相當壓抑,但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古典閩南文化,同樣存在於其他各大族群中,這包括外省族群除匯聚於眷村產生自身特有的生活經驗外,同樣因鄉土語言的失落,沒有辦法完整傳承來自於每個人家鄉的生活經驗,這是任何政策在落實過程中總會帶來優點與缺點兩面並存的現象。

當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倡導立基於古典文獻並落實於生活常規的中華文化(意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使得臺灣社會只有倡導士人文化,各族群的庶民文化則受到相當的壓抑。只是因閩南人係島內主流族群,經由這種被壓抑產生的反彈心理,使得解除戒嚴後,卻沒有大舉回歸古典閩南文化,反而產生全面反中國化浪潮,連帶影響到古典閩南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這使得當前閩南人講閩南語都不再學正統的雅言,而喜歡夾雜日文或英文的俚語來說「自認正港的臺語」。

古典閩南文化源自於宋明儒學,其最關鍵的思想人物莫過於朱子。朱子一生在閩南前後待八年,同安則是他任官時間最長的地點。期間他因公務或論學,來到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龍溪甚至金門,不只深刻認識閩南文化,並且著手影響閩南文化,舉凡閩南文化有關祠堂祭祖、婚姻禮儀與墓葬形制,都受其彙整與撰寫的《文公家禮》影響,根據乾隆《泉州府志‧風俗》的記載,泉州因朱子的影響而變成「海濱鄒魯」,這是士人文化向庶人文化擴散發展的典範。

為什麼明鄭政權來臺,帶來最古典的閩南文化呢?因明鄭政權並不單純是個窮兵黷武的軍事集團,其經營台灣,其背後有著理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不只鄭成功本人是明末東林黨與復社文壇領袖錢謙益的弟子,在南京國子監讀書,深受理學影響,被譽為「鄭氏諸葛」的軍師陳永華在臺灣興辦文教,設立全臺首學的台南孔廟,更創辦太學來培養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連橫在《臺灣通史》中說:「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雖然或許有點誇大,但可看見理學對臺灣的影響。

中研院院士楊儒賓教授在《中國現代性的黎明》書中第七章〈反抗原型:明鄭亡後無中國〉表示:「明鄭抗爭的意義是接著方孝孺、王陽明、高攀龍的系列而來的,更貼近的脈絡,是接著十七世紀的東林黨、復社的運動而來的。」他觀察當鄭成功面臨國破家亡,決志舉兵抗清時,先到文廟焚燒自己的儒服,向孔子的神位發誓宣告,表現自己九死不悔的決心,其留存於世有一幅草書周敦頤〈太極圖說〉,反映出鄭成功有著「以道養身」與「以身殉道」的行事風格。

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這篇文章中表示:「我們試想程子、朱子是曾被禁錮的,方孝孺是滅族的,王陽明是廷杖後貶逐的,高攀龍是自殺的,——就可以知道理學家在爭自由的奮鬥史上占的重要地位了。」胡適並表示:「學者提倡理性,以為人人可以體會天理,理附著於比較多人性之中,雖然貧富貴賤不同,而同為理性的人,即是平等。這種學說深入人心之後,不知不覺地使個人的價值抬高,使個人覺得只要有理可說,富貴利碌都不足羨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懼。」

胡適藉此指出,八百年裡宋明儒學的知識階級無一不是抬著「理」字的大旗來和政府的威權鬥爭。由此可知,鄭成功率領軍民來臺,對明朝的宗室與文臣而言,這不是單純在爭政權誰主浮沉如此簡單而已,這群人在跟清朝爭問「天理」,誰體現華夏的衣冠與教化,給予人間更大的自由,誰就能體現自己是「真正的中國」。理學作為型塑古典閩南文化的源頭,當閩南族群跟著明鄭政權來到臺灣拓墾,大家匯聚並自成一乾坤,其實就是來斯土展開「天問」,求得生命的答案。

我覺得,即使當前古典閩南文化正若絕若續,甚至面臨異化,被戀殖閩南文化偷渡與替換,其始終對閩南族群的生命價值系統影響甚大,今天台南的婚禮依舊保存極其複雜的三書六禮,按著程序來完成人生大事,這種對於「禮」的重視正就是朱子的教育。我曾來到嘉義朱子公廟、彰化道東書院、鹿港文開書院、臺北學海書院與宜蘭仰山書院,從南到北都看見朱子祠,至今依然香火鼎盛,祭祀者絡繹不絕,可見復興古典閩南文化對於臺灣社會的精神維繫極其重要。

當然,明鄭政權不只把士人生活中的理學思想帶來臺灣,更把庶人生活中的宮廟信仰帶來臺灣,使得臺灣社會常信仰道教系統的各種神祇(尤其是媽祖)。這就像是外省族群有著濃郁的民國信仰,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民國有著強烈的政治信念,我們實可謂眷村文化就是民國文化。然而,這同樣只是屬於庶人生活的面向,如果要問外省族群在士人生活中的精神皈依,就不能不認識蔣中正對心學終其一生的體認與實踐,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動能。

我曾在陽明山腳的「士林官邸」(蔣中正長年居住的地點),看見蔣中正書房內的書櫃最醒目的位置放著數冊《王文成公全書》線裝書,裡面攤開的版本有紅筆眉批,可見其對陽明學的重視並不是虛言。當年在臺灣社會,執政黨內有蔣中正對陽明學的支持,在野則有唐君毅與牟宗三這些新儒家學者對陽明學的闡釋,外有未來臺的張君勱長年倡導陽明學並早已落實在《中華民國憲法》,甚至方東美與程兆熊這些不屬於典型新儒家的大儒,都深受陽明學不同程度的影響。

相關詳細內容,可見敝人新著《王道干城:認識陽明學來探險你的人生》。這裡重點在指出:從士人精神來檢視,閩南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理學,外省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心學,兩種族群各有其精神的皈依,而且兩種思想本無衝突,甚至可謂相反而相成,都是屬於宋明儒學探問「天理」與「人心」的思想內涵。我們應該胸懷「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角度來整合理學與心學,通過「朱王會通」來增進閩南族群與外省族群的深層和解共生,使得雙璧輝映,共同來振興中華文化。

正港臺灣人,置身亂世,何不靜下心來,風簷展書讀,認識閩南文化的源頭呢?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文化認同是形成中國的核心 | 殷正淯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判準就是一個,當然不是同文同種,而是文化認同,但要說不是同文同種,也不完全不是,因為這個文化認同就是政治制度的認同。

在我們今天看起來是文化的概念,在古代就是政治,例如波斯人到中國尋求大唐的庇護時,他所信仰的是波斯的景教,與中國的天道觀顯然不是同一個體系,這群人是不是中國人,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他信仰景教,同時認可中國的天道觀,遵守依據天道觀而形成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基於一神信仰的政治體系,那麼時間久了這批景教徒當然會成為中國人,因為天道觀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形上觀點。

以文化認同論,認同的就是「同文」中的「文」,人文社會的約定與制度。「同種」這概念是慢慢被弱化的,要說存在,也確實存在,但要解決也很簡單,只要通婚就可以,所以這部分彈性很大。

中國最早的定義是天子轄下之國,然後變成天子治下之國。但範圍不超出中國漢地十八省的中國,以西晉發生的五胡入華的事件為例,周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些人只是中國文化輻射的邊陲地區,只是因為中央的國勢衰弱,所以分公司篡奪正統,號稱中國。

從實務來看,這些週邊民族入主中原,一開始可不是衝著仰慕天朝文化而來,而是大冰河時期的乾燥化,造成乾燥地區生活更困難,中原地區更適合人生存,所以往中原移動,建立政權。一開始顯然不會真的認同中原文化,時間久了,要能建立起穩固的政權,那麼必須做到文化認同才能統領這廣大的疆域,別管被動或現實地認同中國文化,最後都是真心真意的認同。無論過程如何,結果是認同中國文化,那麼這就是中國人。

不管在中國生活多久的外國人,如果他真心認同中國,那就是中國人,倘若他不認同,只是嘴上說說,時間久了也會翻車。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不論之前是哪兒來的,認同了這個文化體系,就是中國人,外國勢力不論用任何手段進入中國,不認同中國文化就不可能是中國人,也無法顛覆這個國家,例如日本。

日本當初入侵中國的時候,捏造的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謬論,就是要論證,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們可以建立正統皇朝,我們日本人為什麼不能成為中國的主人?其實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主人,沒問題的,但不是靠這種方式。歷代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皇朝的程序都是先接受文化認同,哪怕是技巧拙劣的元朝,忽必烈都是就先尊重漢地文化,建立起漢地的正統性才開始滅宋的。日本一進來,除了屠殺,就是屠殺,還搞日本皇民化,毀滅中國本土文化,消滅中國歷史,這就注定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主人,究其根,就是文化不認同。

文化認同這個判斷標準,是古人最有智慧的同化政策,不論融入的人一開始是真心還是假意,文化是一種長久的習慣與價值,不論在政治上有用,甚至宗教信仰上也很有用,例如佛教的中國化,以及基督宗教心心念念要將中國文化基督化的失敗案例,都顯示這個策略是最完美的認同政治策略。

西方的科學:古希臘人有「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 | 徐百川

迷信的希臘

以散文和現代詩在台灣極負盛名的余光中(1928-2017),在1961年發表的一首詩《重上大度山》其中有一句「星空,非常希臘」,立時膾炙人口廣受傳誦。據其自述:當時他在教授學生希臘神話,於一個清澈無雲的夜空望著漫天璀璨的星斗,有感而發,靈思所得的詩句。

這一詩句會這麼令人驚豔,因為在大眾的眼中,希臘的文化產生了科學和民主的人類之光,其文明價值在世界上獨步絕倫千古不朽。

可以想見,這也是余光中望著浩瀚幽秘,而又璨亮閃爍的永恆星空,使他聯想到希臘神話的星座,大發思古之幽情,湧起崇拜希臘的慕思遐想,充滿了「星空,非常希臘」的情懷。

我們之所以對希臘文明推崇無比,因為在古文明當中,唯獨希臘一花獨放發展了追求知識,抽象思考的邏輯推理。這個智慧文明正是萌發科學的種子,希臘的科學又是照亮人類未來的曙光。

由於西方發展出了令我們望塵莫及,羨慕不已又慚愧萬分的現代科學,清末以來科學正是我國飽受西方欺凌的主因。於是探討我國發展不出科學的原因,就是為了救亡圖強而亟力關注的焦點,燃眉之急。

儘管古代中國無科學,但是以實用為主的科技發明遠勝西方,因此很容易作出中國重實用,西方重理論的對比,以檢討我們在文化上的缺陷。

再從我們中國人「重實用、輕理論」的反面出發,反過來推論古希臘哲人不計實用和功利,有純粹「為求知而求知、為真理而真理」,窮理致知的高尚精神文明。

但是我們忽略了希臘是一個堅定的信神民族,屬於徹頭徹尾的神本文化。希臘人為眾神分別建立莊嚴宏偉的神廟,遍布各地;怪力亂神的希臘神話主導了希臘人對吉凶的預感,遍及生活各層面;他們的戲劇和藝術全以神話人物為主。

在希臘哲學和科學的輝煌時期,三大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都信神,希臘的哲學和科學與宗教是融為一體的,毫無衝突和矛盾。這才是令我們好奇,值得玩味,應予破解的怪象。

科學史的史家薩頓(George Sarton)在1953年出版的《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一書中,是第一個西方學者指出希臘文化有根深蒂固的迷信背景,他認為希臘科學是在與迷信的鬥爭中,理性戰勝非理性一步步發展出來的。

薩頓讚揚「希臘脫出迷信發展科學的轉變是理性主義的勝利」,他歸功於泰勒斯(Thales, 約625-546.BC)與證明了幾何學畢氏定理的畢達哥拉斯(570-495.BC)兩人。因為他們兩人倡導了理性的假設和推論,來說明不尋常的大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貶棄了舊有的神話和迷信的解釋。

脫除迷信解釋大自然 正確信仰神

根據希臘古籍的紀載,泰勒斯早年經商,曾到埃及、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等地長期遊歷,並且在神廟中向祭司問學。帶回了許多埃及、巴比倫的文化和知識,在希臘開展了他的學術生涯。

他承襲希臘的多神論,認為世間充斥神靈,萬物皆有神。靈魂是物質的一種運動力量,所有物體的運動都是由「靈魂」引起的,正是靈魂才使一切生機盎然。

但他是打破迷信和巫術的傳統思維,不以玄異的神話來解釋大自然現象的第一人,轉向研討大自然背後的原理和規律來說明天地萬物的生成和變化。

譬如他認為水可以從液態變成固態、亦可以變成氣態,而萬物也都有可以改變、可以流動的性質。因此他總結:萬物皆水,水是構成一切物質的基本元素。

對地震的解釋是:地殼漂浮在水中,地震是地殼被海浪衝擊導致的,而不是神造成的超自然現象。

泰勒斯運用理性解釋大自然,「提出假說然後透過推論以創立新理論」的思考方式被後世西方史家稱為「泰勒斯的飛躍」。認為是他開啟了研究科學的大門,為人類立下了理性推理的求知楷模,稱譽他為「科學和哲學之父」。

另一位改變宗教信仰的畢達哥拉斯(570-495.BC),他是泰勒斯的學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學生,畢氏曾經拜訪過泰勒斯,並聽從了泰勒斯的勸告也前往埃及和巴比倫做研究。

他們倆人都同樣讚揚古埃及與巴比倫的數學和天文學,以及一些富有智慧的觀點和知識,都各自創出了探究自然原理的方式,用知識過濾宗教迷信,認識神的真正思想。

畢達哥拉斯從古埃及與巴比倫遊學回來後創立了一個帶有濃厚玄秘色彩的宗教性學派,認為變化多端的「數」,就是宇宙和世界發生種種變化的背後真相。相信一切宇宙與自然的原理和奧秘都可以用「數」來理解,用數字、比例、平方、幾何圖形來表達。

「萬物皆數」是該學派的信仰基石,認為「數」是宇宙的要素、萬物的本源。相信數學是神的語言。通過數學能窺探神的思想,了解神的玄奧和啟示。甚至可使靈魂昇華,可以獲得「輪迴以及永生之道」。

所以他們狂熱於數學,學習數學是根本的教義。其次是音樂,認為音樂靠著比例關係把不協調導致協調,是對立因素的和諧統一,「寓整齊於變化」,因此音樂也被看作是淨化靈魂從而達到解脫的媒介。

上通神明 獲得靈魂永生

當畢達哥拉斯的門徒來到柏拉圖(429-347.BC)辦的學院與他交流討論後,柏拉圖對畢氏主義極為折服和激賞,也認為「真理之路」不能缺少數學。

因為數學逼使我們的心靈去作抽象的推理,引領靈魂對真正的存在進行沈思,是攀登哲學階梯最重要的智慧訓練,能夠提升心靈達到真正存在的境界,抵達終極的真實。

柏拉圖極力推崇畢達哥拉斯,讚揚他是新的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他偷取天上的火給人間),也相信世界是神按照數學來設計的,相信「神永遠按幾何規律辦事」。

亞里士多德(384-322.BC)並未追隨其師柏拉圖那樣,把數學作為唯一門徑求獲神的啟示。他認為:「我們應該求取知識的原因,因為我們只能在認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後,才能知道這事物」。

也就是亞里士多德回到泰勒斯的神學主張,透過研究和了解宇宙和大自然的基本原因來認識神,才是正確的信神之道。

可是走更加理性路線信仰神的亞里士多德才過世,同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希臘就引進了埃及的透特神(Thoth),揉合了神話中的赫爾墨斯神(Hermes),重新塑造出一個能與神明溝通,結合「三種偉大」於一身的虛構人物赫爾墨斯(Hermes·Trismegestus )。

這個赫爾墨斯主義認為人最終的目的就是擺脫肉體的束縛成為不朽,從而與上帝合一。相信人類能夠通過「思想、意識、記憶和先見」這四項功能,探索自然的秘密,掌握神秘的力量,就可以恢復神聖的本性,達到救贖的目的。

赫爾墨斯主義從形成之日起就在古希臘晚期,其後羅馬統治的希臘產生了重要影響,諸多學者都對其教義作出了重要的闡釋,儼然就是改頭換面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復活了,玄秘色彩畢現無遺。

西元395年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部份,東羅馬帝國被後世史家改稱為「拜占庭帝國」(395-1453)。除了包括希臘,其他領域原本大多是希臘化的地區,分裂後很快地就逐漸轉回希臘化。

拜占庭帝國一開始就信奉了從基督教分裂出來的東正教,在620年使用希臘語取代了拉丁語,正式延續了希臘的古典教育,在宗教上又回復到以啟示為主的玄祕主義。

古希臘的求知精神有著天大的實用目的

希臘文明自古一直到拜占庭都是宗教至上的神本文化,從泰勒斯和畢達哥拉斯開始,希臘人相信「真理就是神的思想,宇宙萬象的規律就是神的法則」,這才是古希臘文明與眾不同的真正特色。

古希臘創出獨一無二,其他文明所無的邏輯推理,那是因為神是虛無飄渺,高深莫測的,要探討神的奧秘,只能靠臆測和假說。

因此就必需發展出一套邏輯推理的準則,排除掉謬誤的臆測和假說,並且可以規範辯論的過程避免空頭的爭議。是以古希臘能夠創出邏輯推理的抽象思考,根本無足為奇,不必驚為天人。

他們研究自然、辯論真理,目的是為了導引靈魂進入永恆的境界,這才是古希臘之所以會發展出理性求知的學術精神與邏輯推理的抽象思考,其背後的真正根源和動力。

如果你相信靈魂可以永生、生命可以永恆的話,那你這一生還有什麼會比攸關獲得救贖、達致【靈魂永生、生命永恆】的目的更重要!更實用!

所以,明顯不過,古希臘人並非是有超凡脫俗、高人一等的「為求知而求知」「為真理而真理」的高尚精神。而是有著天大的實用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救贖的靈魂永生之道」。

希臘追求的是永生永世的需要,是天上的人世;而我們中國追求的是今生今世的需要,是地上的人世。兩者都是為了實用,僅是目的不同而已。

科學是宗教的副產品

我們中國人對希臘宗教的迷信背景一無所知,自我檢討認為中國文化「重實用、輕理論」,西方是「輕實用、重理論」。言下之意高下立判,中國是只重實際不重理想的低級文明,而西方是重視知識和理想的高級文明。

這樣自我降級的評判,本意是為了追上西方,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得不痛下針砭,不可諱疾忌醫。其實是下錯了藥方,白賠上民族自信心。

科學與宗教之間並非我們想像的對立衝突,而是相互依存的。宗教大師都會把神與自然關連為一體,都是想要透過了解自然以求進一步了解神,了解自然就是天人感通之道,認識上帝的橋樑。

我們唯一信仰宗教的墨子也是具有求知的科學精神,注重探討大自然。〈墨經〉就有關於聲、光、磁、力等現象的記載,〈墨辯〉也提到了一些基本的邏輯演繹的推理觀念。

希臘先哲所倡導的求知精神與創立的邏輯思維,固然為後世的科學發展立下了基礎和示範,起著巨大的引導作用。貢獻卓著,的確功不可沒。

然而古希臘人分析拆解宇宙萬象背後的原理,其實是為了探明神的奧秘,了解神的啟示。然後透過神的啟示達到天人合一,以提升靈魂得獲永生。科學只是他們致力破除迷信,改良宗教信仰的副產品而已。

但是我們只看到科學,沒看到宗教。熱捧瞎讚古希臘學者是「一群愛智、求完美、講究論證、追根究底、為真理奮鬥」,宛如不食人間煙火,純粹理性的求知聖人。這類比「星空,非常希臘」還要肉麻的論調,層出不窮至今方興未艾。

而且一件事的成功,如同一個人的發跡一樣,機緣和運氣帶來的轉變和影響可能更大。西方能夠發展出光芒萬丈的現代科學,那是絕非西方人研究科學的初心,也絕非西方人始料所能及。而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上帝不但沒找到,反而換成人類在掌控大自然的原理和規律,改造大自然了!

洪惟仁「非藍非綠但烏白,可統可獨顧臺灣」 | 藍清水

最近在讀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愛與重生》第4冊,竟然看到洪惟仁的名字。我嚇了一大跳,因為,我這輩子讀的第一篇跟語言學相關的論文,就是洪惟仁撰寫的,後因為研究的需要讀過不少他的論文。我所景仰的地理語言學大師,怎麼會與「政治犯」扯上關係呢?

我先是上網查政治犯洪惟仁與語言學家洪惟仁是否同一人。答案竟然是。於是,我趕忙到圖書館把《愛與重生》1-3冊都借回來,在第2冊第237-262頁有洪惟仁教授的受訪紀錄。

在訪問紀錄中,洪教授詳述了家庭概況、成長過程、求學過程,對語言學興趣的啟蒙者,及受王冬珍教授鼓勵讀中文系,並接受其兄洪惟助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臺灣崑曲研究權威 ) 的建議,考入文化大學中文系。

他因為常到哲學系旁聽,受到王競雄講師的影響,開始思想左傾。在師大讀研究所時,另一位也受王競雄影響甚深的樊邦弘(真明麗創辦人,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照明公司)來找他說,光說有甚麼用?要行動,要革命。洪惟仁當晚徹夜難眠,就寫了「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的行動綱領,包括怎樣吸收同志、暗殺資本家、製造社會動盪。他吸收的同志都是東南工專的學生,自認為揭竿而起,必定全民響應。

1972年他在辭修高中任教,9月16日上課時被調查局逮捕,後來被判刑10年,他吸收的學生經偵訊後都釋回。他前後被關了6年8個月,在獄中學會了琴棋書畫,自嘲在綠島2年,過的是琴棋書畫的生活。

洪教授雖然有過這麼一段曲折的生命經驗,但對語言學的興趣卻依然濃厚,他是唯一跑遍全臺灣每個鄉鎮做語言調查的語言學家,研究成果豐碩。2016年,出版了《臺灣語言地圖》。

訪談中,他表明,他關心的是臺灣人民的幸福,因此2015年寫了「非藍非綠但烏白,可統可獨顧臺灣」的對聯以明志。

五四運動紀念日雜感 | 陳復

今天是五四運動106週年,這是台灣的文藝節,更是大陸的青年節。但不論是文藝節或青年節,生活在臺灣的年輕人,對於五四運動已毫無認識,覺得這日子跟自己完全無關。

在各級社會科的課本中,把學生洗腦成南島語族,自絕於中華民族外,自棄於中華文化,自認是臺灣而不是中華民國,青年被催眠到覺得文藝無用,普遍相信只有半導體才有出路。

但,你始終都不能讓魚去爬樹,更不能讓猴子學飛,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情,給予不同性情的人適合其發展的機會,這本來是我們國家應該均衡發展的政策,然而,現在已經全然失衡。

五四運動在詢問的就是「科學」與「民主」,然而,科學不是特指某種學術領域,而是指研究學問該有的態度與方法,民主則是基於理性的公民素養,尊重憲政制度的運作,這兩者現在都已變質。

現在,沒有幾人會重視古典理論,而只在意應用科技;制度不合己意,就玩法弄權煽動人民。人社領域的邊緣化,文藝依附於政治正確,靠要飯活著,最終會讓整個國家付出巨大的代價。

五四運動紀念日的這一天,我們幾位學者接受《人間魚詩生活誌》郭瀅瀅主編的訪問,來談我們認識的程兆熊先生,他是思想家與農學家,兼顧根本學問與應用技術於一身的儒者。

或許,即使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不讓這些來臺大師帶來的精神資產就此飛灰湮滅,這是我們還能做的事情。承先啟後,召喚不願被時代愚弄的新青年,這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我相信:任何社會不論再怎麼瘋狂,最終都會回歸常道。臺灣社會總有一天會重新深刻認識到立國首重厚植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的引領下,民主與科學才能獲得健全的發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和胡適

問君能有幾多愁–詞聖李煜簡介 | 左化鵬

詞人大多命運坎坷,如:李清照夫妻仳離,晚境淒涼;辛棄疾壯志未酬,抑鬱而終。最悲摧的當屬李煜,他被後人尊稱為詞聖,也被稱為千古詞帝。這位詞帝,還真的當過皇帝,雖然毫無政績,可供後人歌頌,卻留下許多悲壯淒涼的篇章,直到今天仍被世人朗誦。

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唐朝覆亡,群雄割據,形成了五代十國的紛亂局面,李煜的祖父在南方稱王,自號南唐,傳位於李璟,李煜是李璟第六子,本來怎麼輪,也輪不到他當皇帝,可是除了他的長兄,其他幾個哥哥都早夭,他成了第二順位,而太子長兄為人猜忌嚴苛,李煜為避嫌不敢與聞政事,只好寄情於山水,以讀書自娛。不料,李璟去世後,長兄繼位不久,也病發身亡,二十七歲的李煜,順理成章登基當了皇帝。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小六兒,當了皇帝後,不恤政事,酷好浮圖,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算,每日穿著袈裟誦佛經,直到宋軍兵臨城下,他還在廟裡聽和尚念經,聽得有滋有味。南唐滅亡後,他被俘往汴京,稱違命侯,後人稱他為李後主,或南唐後主。

李後主在位十五年,也曾享盡榮華富貴,那段期間,他寫的詞大都描寫宮廷生活,縷金刻翠。如:

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問郞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响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一斛珠:
曉妝初過,沉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郞唾。

這句「笑向檀郞唾」,短短五個字,描寫男女情愛,後人再難突破。這是年輕時的李煜,感情豐沛,擅描風花雪月,假如南唐國祚永存,他可能成為一代詞中情聖。可是他畢竟國破家亡,命運的轉折,讓他成了千古詞帝。他被俘期間,受盡屈辱,先被稱為違命侯,後又改稱隴國公。宋太宗多次逼迫李後主心愛的小周后侍寢。是可忍熟不可忍,多少個通宵難寐,李後主吞下了男兒淚。他提筆寫下: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搗練子: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李後主的詞,成為宋初婉約詞派的開山始祖,也為豪放派打下基礎。亡國之後,他的詞風丕變,字字珠涙,以歌當哭。我們看:

破陣子:
四千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涙對宮娥。

相見歡(一):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庭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相見歡(二):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响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李後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成了千古哀音。詞帝四十二歲,不幸短命死矣,就像劃過子夜的流星。他流傳後世的詞作不多,但都成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清代詩人袁枚評李後主:「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這句話,對李後主的一生,下了最好的論定。

中華文化鬥士區桂芝老師 | 姚雲龍

北一女區桂芝國文老師不滿和反對108課綱無端的刪除了幾篇對中華文化具有深刻意義的古文,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柳宗元的<西山宴遊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還有顧炎武的<亷恥說>、連橫的<台灣通史序>等。她認為這些文章不只是文詞雋永,而且都具有塑造優美人格的作用。

也許是區老師的話擊中了民進黨台獨的痛點.於是招來了鋪天蓋地的指斥,一頂頂紅帽子蓋將上來。可是我們這位區老師可不是等閑之輩,別看她外貌嫻靜優雅、纖纖溫良,她可是雄辯滔滔,句句話擊中對方要害,使她在一夕之間成為反台獨的大英雄。

她寫了一本書叫<課本中消失的文學生命與千古追求>,我買了一本,從頭看了兩遍,我非常驚訝她對中華文化古文的深入廣博。還有她在網上與于美人搭配、講解:諸葛亮的<出師表>、陶淵明的<歸來去兮>、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閣序>等,讓我看得非常過癮。這些文章我都讀過,也用心背過,可是對文中的典故背景就沒有她和于美人一搭一和的講得清楚,使我收獲不少。

我看她接受媒體的訪問,那種義正詞嚴的氣慨,儼然是一位中華文化的鬥士。幸而有民進黨對她作人身攻擊,使她有機會能夠義正詞嚴的、雄辯滔滔的把中華文化的優美表達無遺。同時我也非常為她擔心,會不㑹背上「莫須有」?前台大校長管中閔有說「民進黨什麼壞主意都想得出來!」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民進黨什麼壞事都敢做。」

區老師加油!但是也要小心。看,妳和張安樂寒喧兩句就被拋來「統派」的帽子,他們對敵人的情報蒐集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區老師的言與行都要加倍小心。

廓然大公 | 霍晉明

我很容易被充滿意義感的大詞所感動,所以,很自然地親近宋明理學,嚮往這些人格崇高的境界。
然而,廓然大公,無私無我,落實下來,不是很容易。

今天去傳統市場買菜,採購完畢,雙手提著重重的袋子走向UBike站。看到只剩一輛車,正在竊喜,說時遲那時快,迎面來一男子,突然一轉身,捷足先登。真的只有一步之差,相距不到2公尺。
「剛才走快一點就好了,真可惜。」這是我的第一個念頭。但是,如果我搶先了,豈不換他說「剛才再快一點就好了」?都說應該愛人如己,但我在想,遇到這種情況,有誰的第一反應就是︰「我真為他高興,要是我搶先了,他就要失望了」?別忘了我兩手還提著重重的提袋。

捷運上老太太看到年輕人不讓座,不高興了。她只知道自己年紀大,站不穩;卻不知道年輕人可能睡眠不足,正被考試所折磨。一個人的痛苦,自己絕對是清楚的,卻很難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尤其在他還沒有做出任何表達的時候。
據說維根斯坦有言︰「沒有一個人可以體會另一個人的牙痛。」畢竟人心只連著自己的身體,連不到別人的身體。

所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不是有點難?在自己有所不愜之時,推己及人,想到別人也有別人的難處,似乎也算是及格了。就像UBike被別人捷足先登,第一反應有點懊惱,第二反應則想到若是自己先佔,就換別人懊惱了;楚弓楚得,也算是積德行善,沒什麼好在意的。如此自作解人,是不是也算不錯了?

總結一下,兩點教訓。
第一、如果自己身無重物,體力充沛,健步如飛,則看到眼前的自行車被別人占先,則可以毫不在意,樂得禮讓。可見一個人的道德能力,與自身的康健程度有關。自己身心康泰,胸懷寬廣,體力充沛(如果再加上錢財富足則更好),是不是就更有能力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當然,身心健康與否,體力充沛與否,錢財富足與否,並不完全是客觀的事實,更大部分要歸於主觀的認取。由此可見,自我觀念釐清之重要。此類觀念之釐清,道理之分析,亦是所謂「修養」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看人挑擔不吃力,因為你只看到畫面,卻感受不到重力的負擔。所以,看到帥哥抱著美女樂呵呵的美照,先別急者羨慕,要想到拍攝時,為了調整姿勢、角度,帥哥的雙手雙腳可能已在瑟瑟發抖了。不能只看賊吃飯,而不知賊挨打。別人的感受我們感受不到,但可以推想得到。這推想,要靠見識。見識則要靠學習。好好學習,增廣見識,對知人論世,參透世相,進而提升自己的心胸眼界,也是很有幫助的。

日本政府為何要「解衣」? | 陳復

臺灣人只崇拜日本生活中的「解衣文化」,卻不瞭解日本文化常見的視野高度,總是來自中華文化,因此,大陸、日本與韓國三國外長會議在東京舉行,現場會議廳卻高掛很難辨識的「解衣」二字,這幅書法出自日本名家高木聖雨。有人不禁懷疑:難道這是日本大張旗鼓,想把情色風光西傳中、韓?這種幽默只有臺灣人想得出來。

這兩個字的確是解開衣服的解衣,但不能從字面解釋,其典故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原文說:「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楚漢爭霸期間,項羽數度被韓信打敗,於是他想出個招降的辦法,讓手下武涉承諾高官厚祿去勸降韓信,韓信毫不動心,說出上面那番話。

這段話的背景脈絡是說:韓信曾在項羽手下任執戟郎中,項羽對其言不聽計不從,當時的韓信什麼都不是,甚至項羽後來還想殺害他。韓信投奔漢王,劉邦授予韓信上將軍的大印,讓其指揮數萬大軍,自己有衣服就解開來給韓信穿,自己有食物就推過來給韓信吃,漢王如此厚恩,韓信嚴正告知絕對不可能改換明主投降項羽。

早在春秋時期,各國間的外交折衝就擅長使用典故來隱喻自己的想法,當東亞各國使用中華文化來作為外交往來時的隱喻,這背後的「心靈密碼」意味著:只要有著相同的文化集體潛意識,我們就是一家人。而日本政府藉由「解衣」這個隱喻來向大陸輸誠,藉此表示願像韓信由衷支持漢王,彼此誠意相待,始終有著緊密的關係。

雖然,不知日本人是否知道:淮陰侯韓信桀驁不馴,劉邦稱帝後,韓信被處死夷其三族,因此,日本政府自己在大廳高掛這幅書法,實屬大不祥。但我要說:臺灣現在「逢中必反」,看見有人講中華文化不知學習,還反智說其是「中共同路人」,這種程度想在東亞社會與人平起平坐談「解衣」?我只能說:「夢裡什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