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世界出自宗教與種族的霸凌，我更感覺孔子值得後人尊敬，其實是他能跨越自己身上的種族，明明身為商朝王室後裔子孫，深知商人常自認是「上帝的選民」，不把商人（含東夷）外的人民當作人，將其當作奴隸，甚至會殺人殉葬，孔子對此完全不認同。

孔子具有高貴的血統，甚至當時商人正流行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面對衰落的春秋諸侯各國政局，如果他願意高舉「復國的義旗」，相信會有大批商朝後人風行景從，跟著他大搞復國主義、恐怖主義，讓整個天下瀰漫著腥風血雨。

他相信自己有天命，卻認為自己的天命是繼承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曾參與滅掉他祖先建立的王朝），傳播與實踐仁政，他放棄只有「商人是選民」這種獨斷論點，拒絕再效法商人的惡習，因此，孔子平日的講話，都會將「上帝」一詞轉化成「上天」。

如果沒有孔子堅持抗拒誘惑，不當「復商的教主」，堅持周朝雖然衰落了，其人文精神絕不可廢，相信後世將會有「商朝復國浪潮」，再度鼓吹某些人獨享上帝給予的特權，其他人都不配做人，可被輕易的傷害來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益。

現在的人自我意識都很強烈，瞧不起孔子，並不令我意外。如果有人告訴你：其實你是上帝選中的人，你已被指派要帶領子民來幹一番大事，有大量的資源會提供給你來支配，你是否願意帶領你的子民「撥亂反正」，恢復你祖先的榮耀？

這段藉由復國來恢復榮耀的過程中，你要把全體鄰國都視如仇敵，不只是跟你戰鬥的士兵，更要把他們的老弱婦孺都殺得片甲不留，免得其子孫未來還能報仇。這種事情你幹不幹？孔子會駕車、射箭與劍術，但孔子拒絕戴上能讓他南面稱王的冠冕。

我知道很多人不會拒絕這種誘惑，否則現在就不會有這些恃強凌弱的殘酷戰爭了。我很慶幸有這位「萬世師表」，寧願當老師，不願當教主，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商人，但總是夢見消滅他祖先的周公。他與周公一樣，常把天下人的幸福，都放在自己心上。

漢字的繁簡之爭？其實當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也想推行簡體字來掃除文盲，只是後來被老共推行成功了，現在才在那邊GGYY。

推行簡體字對於提升人民識字率與掃除文盲還是有一定的成效。推廣教育普及率固然是根本解決之道，但是就當年的時空背景，中國大陸數億人口中的文盲大多是成年人，要他們重新回到學校從小學開始接受基礎教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推行簡體字對於讓這些成年人識字的確發揮了成效，要讓這些不識字的文盲先看得懂並且學會寫字，才有辦法推行之後更進一層的表意文字教育。

再來說到繁體字與注音符號，這兩者並非一定得綁在一起不可。注音符號是用來學習普通話發音的拼音符號，這個目的用漢語拼音一樣能達到。其實當年吳稚暉在推行注音符號時，並未考慮到這套注音符號無法完全一體適用於各省方言，但漢語拼音卻可適用於多種中國方言。而漢語拼音的優勢更在於比注音符號適合向全世界推廣中國話。因為漢語拼音是在羅馬拼音為基礎上所設計的拼音方式，讓許多有心想學習中文與漢語的各國人士可以不用另外多學一套注音符號就能入門，自然有其方便性。

台灣想要推廣的台羅拼音，本來就是西方傳教士為了與當時的台灣閩南住民溝通傳教而打下的基礎，但為何卻在台灣卻遲遲無法推廣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現在推廣台羅拼音的那群人妄想直接用台羅拼音完全取代中文，以表音符號取代表意文字，反而造成台羅拼音窒礙難行。

另外說到對岸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是強制推行、強迫使用，這種說法也有點以偏概全。文字固然是文化的載具，同時也是傳遞文化的一種工具。既然是工具，自有優勝劣敗。如果單靠強制推行與強迫使用就能達到目的，那請問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何都使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而不是使用我們引以為傲的繁體字與注音符號？各國人士若有心學習中文，為何他們選擇的都是簡體字與漢語拼音？就連現在的師大國語文中心也是採用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並行的教學方式在教外國人說中文？

退萬步言，事實上對岸並沒有廢除繁體字，我很多對岸的朋友們都能做到簡繁皆通，不論是書簡識繁或書繁識簡。而注音符號與繁體字依然存在於對岸的字典當中供學習者運用，倒是我們台灣這邊一天到晚在搞「支語警察」，大興文字獄。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其中的「書同文」就是因為當時六國的文字各不相同，按照時任廷尉的李斯所奏，廢除關東六國原有文字，將史籀大篆演化而來的小篆（亦稱秦篆）作為全國通用的字體。這才有了之後的「漢隸」，到後來的「唐楷」。我們能因為推崇唐代的楷書就貶低秦朝的小篆嗎？還是我們應該推行商朝的甲骨文或是周朝的鐘鼎文才算正統？文字是會隨著時代不斷演化的，所謂的繁簡之爭也是。

拿掉你的政治濾鏡來看事情，其實你會發現，在那邊爭論繁體字與簡體字孰優孰劣，或者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那種才是正統，根本就是白費力氣的無謂之爭。

我們的生命太受到西洋哲學有關個人主義的影響，永遠都是從「個體我」的角度出發，認為凡事都要靠自己，不論成就或挫折，都是自家冷暖自家知，否則就沒有「自立自強」，但這從來都是不事實。

然而，如果從中華思想的角度來看，天高於人，人不能老是想要「人定勝天」，我們只能活出「天人合一」的生命，但，過程中，人要知道「天助自助者」，人要傾己所能，來讓生命尋覓出路。

這是來自周朝人文精神的風格，正因相信天，人更要效法天的精神來奮鬥，這是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易經‧象傳》的乾坤兩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還有「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這些天，面對臉書被莫名封鎖，我在靜坐中探問天啟，並在研究中探討出路，並把自己的靜坐當作實驗，看看能否對應自己的現實並做出回應，經歷十五天的風雨，終於如願取回臉書。

過程中，我面向著「王陽明先生」與「觀世音菩薩」，這同在浙江東部的餘姚與舟山，有如陰陽兩極的靈性能量，請其存有幫忙我來解決問題。《中庸》說「至誠如神」，最終果真是心誠則靈，誠不我欺。

我不會責怪有人跟我說「毫無辦法」，因為的確有人從此就被封鎖了，或者最起碼被封鎖半年，然而，我不想花精神去責怪社群媒體，我只是很誠懇的跟真人客服說明我面臨的問題，我不認識的她，竟然很快就幫忙我解決了。

如果套用電影《喜馬拉雅》中的對話，當藏人的隊伍終於穿越暴風雪，他們齊聲高喊：「上天勝利——」這的確是上天勝利了，因為我只是順應天的帶領，將內在放空，順著其指引，尋覓到真正能解決問題的管道。

一、從巴黎到劍橋、哈佛：世界頂尖大學的誕生軌跡

1. 巴黎大學的源起（12世紀）
巴黎大學是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以神學為核心，孕育了經院哲學與學術自治的制度基礎。其教育制度與學院架構成為後世大學模仿的典範。

2. 牛津大學的建立（約1167年）
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就學，促使學者於牛津聚集教學，形成英格蘭本土最高學府。牛津吸收巴黎學風，並發展出獨特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

3. 劍橋大學的創立（1209年）
部分牛津學者因衝突離校，轉往劍橋創建新學院。劍橋延續牛津體制，並在數理與邏輯研究上逐步獨樹一幟，奠定英國學術雙核心地位。

4. 哈佛大學的誕生（1636年）
清教徒移民北美後，為培育牧師與知識分子，在麻薩諸塞灣建立哈佛學院。創校理念深受劍橋大學影響，其首位主要捐資者 John Harvard 即為劍橋校友。哈佛象徵歐洲學術文化在北美的首次移植，並成為日後「長春藤聯盟」的先鋒。

二、哈佛事件：學術聲望的轉捩點

近年來，哈佛大學深陷爭議，包括種族平權政策引發訴訟、校園言論自由受限、政治立場失衡、以及部分捐資者撤資等問題。這些風波不僅動搖了哈佛的象徵地位，也反映出整個西方學術體制正面臨信任危機與創新疲乏。

三、學術重心正向亞洲轉移

與此同時，亞洲大學正迅速崛起。各國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學術機構積極與產業、國際社會接軌，不僅提升研究成果，也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無論在學術影響力、科技研發、教育國際化等方面，亞洲都展現出取代歐美的潛力。

四、亞洲頂尖大學聯盟（Asian Ivy League）

為因應全球知識中心的東移，應啟動「亞洲頂尖大學聯盟」，串聯亞洲最具潛力的大學，仿效美國「長春藤」模式，建立學術網絡與世界級品牌聲望。
預想成員（初步八校）：
•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 香港大學（HKU）
• 北京大學（PKU）
• 清華大學（THU）
• 上海交通大學（SJTU）
• 東京大學（UTokyo）
• 首爾大學（SNU）
• 台灣大學（NTU）
台灣大學入選原因：綜合實力強，具民主社會與自由思辨基礎。
這些大學在不同領域具備全球領先的實力，且擁有國際化課程與合作經驗，是構建新一代「亞洲長春藤」的堅實基礎。

五、結語

歷史上，世界學術中心曾從巴黎轉向牛津，再傳至劍橋，由劍橋移植至哈佛，形成美國主導的長春藤時代。如今，這條接力棒正傳向亞洲。亞洲頂尖大學將結成聯盟，在承繼現代學術之下，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知名作家龍應台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剛上任臺北市文化局長時，期望臺北能彰顯豐富的本土文化，來躍上國際舞臺，而對外表示：「媽祖的慶生祭典與羅馬教堂的盛宴一樣美麗而崇高，朱熹誕辰八百年比歌德兩百五十週年還重要。」供奉媽祖的萬華龍山寺，朱子神像就位於正殿後的文昌帝君殿中，顯見閩南族群對朱子的高度推崇。但，不只被閩南人虔誠祭祀，同樣在臺北大龍峒孔廟，朱子則在正殿與至聖先師孔子同享太牢，成為不屬於先秦時期的唯一一人。

好些人常不假思索指出：經過戰後快八十年，臺灣各族群已經高度融合，不要再刻意區別「你是什麼人」，畢竟「我們都是臺灣人」。這種乍看「沒有族群區別意識」的臺灣認同，其寬大的胸懷的確很讓人心馳神往，常能讓弱勢族群中的年輕人產生被接納的認同感，但任何觀點都有其背後指向的態度，目前常見這種語言的潛臺詞意謂著「我們不是中國人」，真正的企圖則是構築出新的國族認同，來激發出跟「中國」這一概念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這點我們不能沒有警覺。

如果我們只是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順著認同戀殖閩南文化在島內的推波助瀾而發展成「臺獨認同」（卻說這就是臺灣認同），意即我們聲稱臺灣經過殖民者政治或經濟的統治，加上平埔族人早已融入到漢人的血液中，我們不再是純正的「漢人」，而是「南島語族人」，我們認同的精神泉源不再是中華文化，而來自殖民我們的「宗主國」，包括曾經殖民我們的日本或刻正殖民我們的美國，這種臺灣認同終究不會培養我們變成「正港的臺灣人」，而是靈魂不知所終的精神奴隸。

因此，我不只關注外省文化在臺灣的保存與發展，我更意識到戰後快八十年，閩南人作為在臺灣的主流族群，其族群背後依據的古典閩南文化不只沒有獲得深度的保存與發展，甚至正面臨著扭曲與異化的現象。本來閩南族群自身在清朝中葉有著「漳泉械鬥」，後來伴隨著客家人來臺拓墾，而接著發展成「閩客械鬥」，戰後則因外省人移民來臺，就變成「閩外衝突」，意即雖然不再有武裝械鬥，卻有著到思想械鬥，但在解嚴後，閩南族群卻反而發生嚴重的自我異化。

在臺灣，閩南人與外省人都有自己的「族群神話源頭」，其神話源頭都與各自族群經歷的政治事件有關。如同影響外省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民國政府遷臺；影響閩南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明鄭政權渡臺，鄭成功會被視作「開臺聖王」，當作神明來奉祀，關鍵在於其係首度帶領閩南人來臺拓墾經營的領袖，因此，認識鄭成功、兒子鄭經暨孫子鄭克塽治臺二十三年帶來的影響，這對於我們認識古典閩南文化型塑出的樣貌極其重要。

但，不可諱言者：早期受制於政府希望消弭臺灣社會的族群隔閡，提倡大家統一說國語，禁止鄉土語言的傳播（不只禁止閩南語與客家話，還包括外省的鄉土語言），使得族群文化受到相當壓抑，但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古典閩南文化，同樣存在於其他各大族群中，這包括外省族群除匯聚於眷村產生自身特有的生活經驗外，同樣因鄉土語言的失落，沒有辦法完整傳承來自於每個人家鄉的生活經驗，這是任何政策在落實過程中總會帶來優點與缺點兩面並存的現象。

當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倡導立基於古典文獻並落實於生活常規的中華文化（意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使得臺灣社會只有倡導士人文化，各族群的庶民文化則受到相當的壓抑。只是因閩南人係島內主流族群，經由這種被壓抑產生的反彈心理，使得解除戒嚴後，卻沒有大舉回歸古典閩南文化，反而產生全面反中國化浪潮，連帶影響到古典閩南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這使得當前閩南人講閩南語都不再學正統的雅言，而喜歡夾雜日文或英文的俚語來說「自認正港的臺語」。

古典閩南文化源自於宋明儒學，其最關鍵的思想人物莫過於朱子。朱子一生在閩南前後待八年，同安則是他任官時間最長的地點。期間他因公務或論學，來到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龍溪甚至金門，不只深刻認識閩南文化，並且著手影響閩南文化，舉凡閩南文化有關祠堂祭祖、婚姻禮儀與墓葬形制，都受其彙整與撰寫的《文公家禮》影響，根據乾隆《泉州府志‧風俗》的記載，泉州因朱子的影響而變成「海濱鄒魯」，這是士人文化向庶人文化擴散發展的典範。

為什麼明鄭政權來臺，帶來最古典的閩南文化呢？因明鄭政權並不單純是個窮兵黷武的軍事集團，其經營台灣，其背後有著理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不只鄭成功本人是明末東林黨與復社文壇領袖錢謙益的弟子，在南京國子監讀書，深受理學影響，被譽為「鄭氏諸葛」的軍師陳永華在臺灣興辦文教，設立全臺首學的台南孔廟，更創辦太學來培養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連橫在《臺灣通史》中說：「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雖然或許有點誇大，但可看見理學對臺灣的影響。

中研院院士楊儒賓教授在《中國現代性的黎明》書中第七章〈反抗原型：明鄭亡後無中國〉表示：「明鄭抗爭的意義是接著方孝孺、王陽明、高攀龍的系列而來的，更貼近的脈絡，是接著十七世紀的東林黨、復社的運動而來的。」他觀察當鄭成功面臨國破家亡，決志舉兵抗清時，先到文廟焚燒自己的儒服，向孔子的神位發誓宣告，表現自己九死不悔的決心，其留存於世有一幅草書周敦頤〈太極圖說〉，反映出鄭成功有著「以道養身」與「以身殉道」的行事風格。

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這篇文章中表示：「我們試想程子、朱子是曾被禁錮的，方孝孺是滅族的，王陽明是廷杖後貶逐的，高攀龍是自殺的，——就可以知道理學家在爭自由的奮鬥史上占的重要地位了。」胡適並表示：「學者提倡理性，以為人人可以體會天理，理附著於比較多人性之中，雖然貧富貴賤不同，而同為理性的人，即是平等。這種學說深入人心之後，不知不覺地使個人的價值抬高，使個人覺得只要有理可說，富貴利碌都不足羨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懼。」

胡適藉此指出，八百年裡宋明儒學的知識階級無一不是抬著「理」字的大旗來和政府的威權鬥爭。由此可知，鄭成功率領軍民來臺，對明朝的宗室與文臣而言，這不是單純在爭政權誰主浮沉如此簡單而已，這群人在跟清朝爭問「天理」，誰體現華夏的衣冠與教化，給予人間更大的自由，誰就能體現自己是「真正的中國」。理學作為型塑古典閩南文化的源頭，當閩南族群跟著明鄭政權來到臺灣拓墾，大家匯聚並自成一乾坤，其實就是來斯土展開「天問」，求得生命的答案。

我覺得，即使當前古典閩南文化正若絕若續，甚至面臨異化，被戀殖閩南文化偷渡與替換，其始終對閩南族群的生命價值系統影響甚大，今天台南的婚禮依舊保存極其複雜的三書六禮，按著程序來完成人生大事，這種對於「禮」的重視正就是朱子的教育。我曾來到嘉義朱子公廟、彰化道東書院、鹿港文開書院、臺北學海書院與宜蘭仰山書院，從南到北都看見朱子祠，至今依然香火鼎盛，祭祀者絡繹不絕，可見復興古典閩南文化對於臺灣社會的精神維繫極其重要。

當然，明鄭政權不只把士人生活中的理學思想帶來臺灣，更把庶人生活中的宮廟信仰帶來臺灣，使得臺灣社會常信仰道教系統的各種神祇（尤其是媽祖）。這就像是外省族群有著濃郁的民國信仰，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民國有著強烈的政治信念，我們實可謂眷村文化就是民國文化。然而，這同樣只是屬於庶人生活的面向，如果要問外省族群在士人生活中的精神皈依，就不能不認識蔣中正對心學終其一生的體認與實踐，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動能。

我曾在陽明山腳的「士林官邸」（蔣中正長年居住的地點），看見蔣中正書房內的書櫃最醒目的位置放著數冊《王文成公全書》線裝書，裡面攤開的版本有紅筆眉批，可見其對陽明學的重視並不是虛言。當年在臺灣社會，執政黨內有蔣中正對陽明學的支持，在野則有唐君毅與牟宗三這些新儒家學者對陽明學的闡釋，外有未來臺的張君勱長年倡導陽明學並早已落實在《中華民國憲法》，甚至方東美與程兆熊這些不屬於典型新儒家的大儒，都深受陽明學不同程度的影響。

相關詳細內容，可見敝人新著《王道干城：認識陽明學來探險你的人生》。這裡重點在指出：從士人精神來檢視，閩南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理學，外省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心學，兩種族群各有其精神的皈依，而且兩種思想本無衝突，甚至可謂相反而相成，都是屬於宋明儒學探問「天理」與「人心」的思想內涵。我們應該胸懷「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角度來整合理學與心學，通過「朱王會通」來增進閩南族群與外省族群的深層和解共生，使得雙璧輝映，共同來振興中華文化。

正港臺灣人，置身亂世，何不靜下心來，風簷展書讀，認識閩南文化的源頭呢？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迷信的希臘

以散文和現代詩在台灣極負盛名的余光中(1928-2017)，在1961年發表的一首詩《重上大度山》其中有一句「星空，非常希臘」，立時膾炙人口廣受傳誦。據其自述：當時他在教授學生希臘神話，於一個清澈無雲的夜空望著漫天璀璨的星斗，有感而發，靈思所得的詩句。

這一詩句會這麼令人驚豔，因為在大眾的眼中，希臘的文化產生了科學和民主的人類之光，其文明價值在世界上獨步絕倫千古不朽。

可以想見，這也是余光中望著浩瀚幽秘，而又璨亮閃爍的永恆星空，使他聯想到希臘神話的星座，大發思古之幽情，湧起崇拜希臘的慕思遐想，充滿了「星空，非常希臘」的情懷。

我們之所以對希臘文明推崇無比，因為在古文明當中，唯獨希臘一花獨放發展了追求知識，抽象思考的邏輯推理。這個智慧文明正是萌發科學的種子，希臘的科學又是照亮人類未來的曙光。

由於西方發展出了令我們望塵莫及，羨慕不已又慚愧萬分的現代科學，清末以來科學正是我國飽受西方欺凌的主因。於是探討我國發展不出科學的原因，就是為了救亡圖強而亟力關注的焦點，燃眉之急。

儘管古代中國無科學，但是以實用為主的科技發明遠勝西方，因此很容易作出中國重實用，西方重理論的對比，以檢討我們在文化上的缺陷。

再從我們中國人「重實用、輕理論」的反面出發，反過來推論古希臘哲人不計實用和功利，有純粹「為求知而求知、為真理而真理」，窮理致知的高尚精神文明。

但是我們忽略了希臘是一個堅定的信神民族，屬於徹頭徹尾的神本文化。希臘人為眾神分別建立莊嚴宏偉的神廟，遍布各地；怪力亂神的希臘神話主導了希臘人對吉凶的預感，遍及生活各層面；他們的戲劇和藝術全以神話人物為主。

在希臘哲學和科學的輝煌時期，三大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都信神，希臘的哲學和科學與宗教是融為一體的，毫無衝突和矛盾。這才是令我們好奇，值得玩味，應予破解的怪象。

科學史的史家薩頓（George Sarton）在1953年出版的《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一書中，是第一個西方學者指出希臘文化有根深蒂固的迷信背景，他認為希臘科學是在與迷信的鬥爭中，理性戰勝非理性一步步發展出來的。

薩頓讚揚「希臘脫出迷信發展科學的轉變是理性主義的勝利」，他歸功於泰勒斯（Thales, 約625-546.BC）與證明了幾何學畢氏定理的畢達哥拉斯（570-495.BC）兩人。因為他們兩人倡導了理性的假設和推論，來說明不尋常的大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貶棄了舊有的神話和迷信的解釋。

脫除迷信解釋大自然 正確信仰神

根據希臘古籍的紀載，泰勒斯早年經商，曾到埃及、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等地長期遊歷，並且在神廟中向祭司問學。帶回了許多埃及、巴比倫的文化和知識，在希臘開展了他的學術生涯。

他承襲希臘的多神論，認為世間充斥神靈，萬物皆有神。靈魂是物質的一種運動力量，所有物體的運動都是由「靈魂」引起的，正是靈魂才使一切生機盎然。

但他是打破迷信和巫術的傳統思維，不以玄異的神話來解釋大自然現象的第一人，轉向研討大自然背後的原理和規律來說明天地萬物的生成和變化。

譬如他認為水可以從液態變成固態、亦可以變成氣態，而萬物也都有可以改變、可以流動的性質。因此他總結：萬物皆水，水是構成一切物質的基本元素。

對地震的解釋是：地殼漂浮在水中，地震是地殼被海浪衝擊導致的，而不是神造成的超自然現象。

泰勒斯運用理性解釋大自然，「提出假說然後透過推論以創立新理論」的思考方式被後世西方史家稱為「泰勒斯的飛躍」。認為是他開啟了研究科學的大門，為人類立下了理性推理的求知楷模，稱譽他為「科學和哲學之父」。

另一位改變宗教信仰的畢達哥拉斯（570-495.BC），他是泰勒斯的學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學生，畢氏曾經拜訪過泰勒斯，並聽從了泰勒斯的勸告也前往埃及和巴比倫做研究。

他們倆人都同樣讚揚古埃及與巴比倫的數學和天文學，以及一些富有智慧的觀點和知識，都各自創出了探究自然原理的方式，用知識過濾宗教迷信，認識神的真正思想。

畢達哥拉斯從古埃及與巴比倫遊學回來後創立了一個帶有濃厚玄秘色彩的宗教性學派，認為變化多端的「數」，就是宇宙和世界發生種種變化的背後真相。相信一切宇宙與自然的原理和奧秘都可以用「數」來理解，用數字、比例、平方、幾何圖形來表達。

「萬物皆數」是該學派的信仰基石，認為「數」是宇宙的要素、萬物的本源。相信數學是神的語言。通過數學能窺探神的思想，了解神的玄奧和啟示。甚至可使靈魂昇華，可以獲得「輪迴以及永生之道」。

所以他們狂熱於數學，學習數學是根本的教義。其次是音樂，認為音樂靠著比例關係把不協調導致協調，是對立因素的和諧統一，「寓整齊於變化」，因此音樂也被看作是淨化靈魂從而達到解脫的媒介。

上通神明 獲得靈魂永生

當畢達哥拉斯的門徒來到柏拉圖（429-347.BC）辦的學院與他交流討論後，柏拉圖對畢氏主義極為折服和激賞，也認為「真理之路」不能缺少數學。

因為數學逼使我們的心靈去作抽象的推理，引領靈魂對真正的存在進行沈思，是攀登哲學階梯最重要的智慧訓練，能夠提升心靈達到真正存在的境界，抵達終極的真實。

柏拉圖極力推崇畢達哥拉斯，讚揚他是新的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他偷取天上的火給人間)，也相信世界是神按照數學來設計的，相信「神永遠按幾何規律辦事」。

亞里士多德(384-322.BC)並未追隨其師柏拉圖那樣，把數學作為唯一門徑求獲神的啟示。他認為：「我們應該求取知識的原因，因為我們只能在認明一事物的基本原因後，才能知道這事物」。

也就是亞里士多德回到泰勒斯的神學主張，透過研究和了解宇宙和大自然的基本原因來認識神，才是正確的信神之道。

可是走更加理性路線信仰神的亞里士多德才過世，同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希臘就引進了埃及的透特神(Thoth)，揉合了神話中的赫爾墨斯神(Hermes)，重新塑造出一個能與神明溝通，結合「三種偉大」於一身的虛構人物赫爾墨斯（Hermes·Trismegestus ）。

這個赫爾墨斯主義認為人最終的目的就是擺脫肉體的束縛成為不朽，從而與上帝合一。相信人類能夠通過「思想、意識、記憶和先見」這四項功能，探索自然的秘密，掌握神秘的力量，就可以恢復神聖的本性，達到救贖的目的。

赫爾墨斯主義從形成之日起就在古希臘晚期，其後羅馬統治的希臘產生了重要影響，諸多學者都對其教義作出了重要的闡釋，儼然就是改頭換面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復活了，玄秘色彩畢現無遺。

西元395年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部份，東羅馬帝國被後世史家改稱為「拜占庭帝國」(395-1453)。除了包括希臘，其他領域原本大多是希臘化的地區，分裂後很快地就逐漸轉回希臘化。

拜占庭帝國一開始就信奉了從基督教分裂出來的東正教，在620年使用希臘語取代了拉丁語，正式延續了希臘的古典教育，在宗教上又回復到以啟示為主的玄祕主義。

古希臘的求知精神有著天大的實用目的

希臘文明自古一直到拜占庭都是宗教至上的神本文化，從泰勒斯和畢達哥拉斯開始，希臘人相信「真理就是神的思想，宇宙萬象的規律就是神的法則」，這才是古希臘文明與眾不同的真正特色。

古希臘創出獨一無二，其他文明所無的邏輯推理，那是因為神是虛無飄渺，高深莫測的，要探討神的奧秘，只能靠臆測和假說。

因此就必需發展出一套邏輯推理的準則，排除掉謬誤的臆測和假說，並且可以規範辯論的過程避免空頭的爭議。是以古希臘能夠創出邏輯推理的抽象思考，根本無足為奇，不必驚為天人。

他們研究自然、辯論真理，目的是為了導引靈魂進入永恆的境界，這才是古希臘之所以會發展出理性求知的學術精神與邏輯推理的抽象思考，其背後的真正根源和動力。

如果你相信靈魂可以永生、生命可以永恆的話，那你這一生還有什麼會比攸關獲得救贖、達致【靈魂永生、生命永恆】的目的更重要！更實用！

所以，明顯不過，古希臘人並非是有超凡脫俗、高人一等的「為求知而求知」「為真理而真理」的高尚精神。而是有著天大的實用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救贖的靈魂永生之道」。

希臘追求的是永生永世的需要，是天上的人世；而我們中國追求的是今生今世的需要，是地上的人世。兩者都是為了實用，僅是目的不同而已。

科學是宗教的副產品

我們中國人對希臘宗教的迷信背景一無所知，自我檢討認為中國文化「重實用、輕理論」，西方是「輕實用、重理論」。言下之意高下立判，中國是只重實際不重理想的低級文明，而西方是重視知識和理想的高級文明。

這樣自我降級的評判，本意是為了追上西方，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得不痛下針砭，不可諱疾忌醫。其實是下錯了藥方，白賠上民族自信心。

科學與宗教之間並非我們想像的對立衝突，而是相互依存的。宗教大師都會把神與自然關連為一體，都是想要透過了解自然以求進一步了解神，了解自然就是天人感通之道，認識上帝的橋樑。

我們唯一信仰宗教的墨子也是具有求知的科學精神，注重探討大自然。〈墨經〉就有關於聲、光、磁、力等現象的記載，〈墨辯〉也提到了一些基本的邏輯演繹的推理觀念。

希臘先哲所倡導的求知精神與創立的邏輯思維，固然為後世的科學發展立下了基礎和示範，起著巨大的引導作用。貢獻卓著，的確功不可沒。

然而古希臘人分析拆解宇宙萬象背後的原理，其實是為了探明神的奧秘，了解神的啟示。然後透過神的啟示達到天人合一，以提升靈魂得獲永生。科學只是他們致力破除迷信，改良宗教信仰的副產品而已。

但是我們只看到科學，沒看到宗教。熱捧瞎讚古希臘學者是「一群愛智、求完美、講究論證、追根究底、為真理奮鬥」，宛如不食人間煙火，純粹理性的求知聖人。這類比「星空，非常希臘」還要肉麻的論調，層出不窮至今方興未艾。

而且一件事的成功，如同一個人的發跡一樣，機緣和運氣帶來的轉變和影響可能更大。西方能夠發展出光芒萬丈的現代科學，那是絕非西方人研究科學的初心，也絕非西方人始料所能及。而是完全意想不到的「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上帝不但沒找到，反而換成人類在掌控大自然的原理和規律，改造大自然了！

最近在讀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愛與重生》第4冊，竟然看到洪惟仁的名字。我嚇了一大跳，因為，我這輩子讀的第一篇跟語言學相關的論文，就是洪惟仁撰寫的，後因為研究的需要讀過不少他的論文。我所景仰的地理語言學大師，怎麼會與「政治犯」扯上關係呢？

我先是上網查政治犯洪惟仁與語言學家洪惟仁是否同一人。答案竟然是。於是，我趕忙到圖書館把《愛與重生》1-3冊都借回來，在第2冊第237-262頁有洪惟仁教授的受訪紀錄。

在訪問紀錄中，洪教授詳述了家庭概況、成長過程、求學過程，對語言學興趣的啟蒙者，及受王冬珍教授鼓勵讀中文系，並接受其兄洪惟助教授 (中央大學教授，臺灣崑曲研究權威 ) 的建議，考入文化大學中文系。

他因為常到哲學系旁聽，受到王競雄講師的影響，開始思想左傾。在師大讀研究所時，另一位也受王競雄影響甚深的樊邦弘（真明麗創辦人，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照明公司）來找他說，光說有甚麼用？要行動，要革命。洪惟仁當晚徹夜難眠，就寫了「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的行動綱領，包括怎樣吸收同志、暗殺資本家、製造社會動盪。他吸收的同志都是東南工專的學生，自認為揭竿而起，必定全民響應。

1972年他在辭修高中任教，9月16日上課時被調查局逮捕，後來被判刑10年，他吸收的學生經偵訊後都釋回。他前後被關了6年8個月，在獄中學會了琴棋書畫，自嘲在綠島2年，過的是琴棋書畫的生活。

洪教授雖然有過這麼一段曲折的生命經驗，但對語言學的興趣卻依然濃厚，他是唯一跑遍全臺灣每個鄉鎮做語言調查的語言學家，研究成果豐碩。2016年，出版了《臺灣語言地圖》。

訪談中，他表明，他關心的是臺灣人民的幸福，因此2015年寫了「非藍非綠但烏白，可統可獨顧臺灣」的對聯以明志。

今天是五四運動106週年，這是台灣的文藝節，更是大陸的青年節。但不論是文藝節或青年節，生活在臺灣的年輕人，對於五四運動已毫無認識，覺得這日子跟自己完全無關。

在各級社會科的課本中，把學生洗腦成南島語族，自絕於中華民族外，自棄於中華文化，自認是臺灣而不是中華民國，青年被催眠到覺得文藝無用，普遍相信只有半導體才有出路。

但，你始終都不能讓魚去爬樹，更不能讓猴子學飛，每個人有自己的性情，給予不同性情的人適合其發展的機會，這本來是我們國家應該均衡發展的政策，然而，現在已經全然失衡。

五四運動在詢問的就是「科學」與「民主」，然而，科學不是特指某種學術領域，而是指研究學問該有的態度與方法，民主則是基於理性的公民素養，尊重憲政制度的運作，這兩者現在都已變質。

現在，沒有幾人會重視古典理論，而只在意應用科技；制度不合己意，就玩法弄權煽動人民。人社領域的邊緣化，文藝依附於政治正確，靠要飯活著，最終會讓整個國家付出巨大的代價。

五四運動紀念日的這一天，我們幾位學者接受《人間魚詩生活誌》郭瀅瀅主編的訪問，來談我們認識的程兆熊先生，他是思想家與農學家，兼顧根本學問與應用技術於一身的儒者。

或許，即使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不讓這些來臺大師帶來的精神資產就此飛灰湮滅，這是我們還能做的事情。承先啟後，召喚不願被時代愚弄的新青年，這是我們共同的心願。

我相信：任何社會不論再怎麼瘋狂，最終都會回歸常道。臺灣社會總有一天會重新深刻認識到立國首重厚植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的引領下，民主與科學才能獲得健全的發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和胡適

詞人大多命運坎坷，如：李清照夫妻仳離，晚境淒涼；辛棄疾壯志未酬，抑鬱而終。最悲摧的當屬李煜，他被後人尊稱為詞聖，也被稱為千古詞帝。這位詞帝，還真的當過皇帝，雖然毫無政績，可供後人歌頌，卻留下許多悲壯淒涼的篇章，直到今天仍被世人朗誦。

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唐朝覆亡，群雄割據，形成了五代十國的紛亂局面，李煜的祖父在南方稱王，自號南唐，傳位於李璟，李煜是李璟第六子，本來怎麼輪，也輪不到他當皇帝，可是除了他的長兄，其他幾個哥哥都早夭，他成了第二順位，而太子長兄為人猜忌嚴苛，李煜為避嫌不敢與聞政事，只好寄情於山水，以讀書自娛。不料，李璟去世後，長兄繼位不久，也病發身亡，二十七歲的李煜，順理成章登基當了皇帝。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小六兒，當了皇帝後，不恤政事，酷好浮圖，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算，每日穿著袈裟誦佛經，直到宋軍兵臨城下，他還在廟裡聽和尚念經，聽得有滋有味。南唐滅亡後，他被俘往汴京，稱違命侯，後人稱他為李後主，或南唐後主。

李後主在位十五年，也曾享盡榮華富貴，那段期間，他寫的詞大都描寫宮廷生活，縷金刻翠。如：

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問郞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响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

一斛珠：
曉妝初過，沉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郞唾。

這句「笑向檀郞唾」，短短五個字，描寫男女情愛，後人再難突破。這是年輕時的李煜，感情豐沛，擅描風花雪月，假如南唐國祚永存，他可能成為一代詞中情聖。可是他畢竟國破家亡，命運的轉折，讓他成了千古詞帝。他被俘期間，受盡屈辱，先被稱為違命侯，後又改稱隴國公。宋太宗多次逼迫李後主心愛的小周后侍寢。是可忍熟不可忍，多少個通宵難寐，李後主吞下了男兒淚。他提筆寫下：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搗練子：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李後主的詞，成為宋初婉約詞派的開山始祖，也為豪放派打下基礎。亡國之後，他的詞風丕變，字字珠涙，以歌當哭。我們看：

破陣子：
四千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涙對宮娥。

相見歡（一）：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庭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相見歡（二）：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响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李後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成了千古哀音。詞帝四十二歲，不幸短命死矣，就像劃過子夜的流星。他流傳後世的詞作不多，但都成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清代詩人袁枚評李後主：「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這句話，對李後主的一生，下了最好的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