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自己說︰「我的專業是思想史,儒家在歷史上的流變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引起一種誤會,頗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實,我的主要興趣根本在於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選專業的領域中取得一些真實的成績,對於同行們產生積極影響。」
他又說︰「我一直欣賞西方學術界流行的一句老話:一個研究工作者的最大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註」中,Footnote,而不是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Headline。我自問生平志業即在追求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新知識,絕無興趣作『公共知識人』,因此從未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社會活動。我雖然在治學之餘,偶然發表一些有關世事的評論,那也不過是稍盡現代公民的言責,」
由此看來,他的志向在於作一個西方式的做學問的人,而非有傳道責任的儒者。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既然如此,他對於「本職」以外的言論,如他對政治的評論,這其實已超出他的學問範圍,所以其言論就與一般的市井之見無異,還有特別的價值嗎?然而,現在所有的反中者,都舉者余氏這塊大招牌,用來引證他們反中的合理性。這其實是十分荒謬的。
余英時論時事,總以「這樣下去」之類的假設開始,然後當作事實,大發議論,大罵中共。比如,大陸搞了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他就大罵是與希特勒一樣搞歷史神話,要延長中國歷史,是妄自尊大等等。罵了一堆,結果呢,斷代工程的結果,周朝成立年代(比起《世本》的記載)是後退了,而非提前。更何況,這個「工程」初步結果提出來後,因為碳14的測定法受到一些質疑,所以最後並沒有提出正式的報告。這一切,都表明余英時的攻擊是子虛烏有的。
他的所有的「政論」,都是類似的風格,以「推想」代替事實,胡說一通,把中共罵的狗血淋頭,但沒有一項是應驗了的。一切反中派,都大捧余英時。但老共對他還是比較客氣,他的書照樣在大陸賣,大陸學者捧他的也非常多,只是不提他的荒謬的反共言論罷了。
我個人看法,你要反共是你的自由,你不分清紅皂白而把歷史的與現在的混為一談,則是老糊塗。要反現在的中共,也不是不可以,但總要講理。以學術權威之尊,發表不合事實、取樣片面的反共言論,個人成見根深柢固,意識形態先行,卻以學術大師的頭銜來包裝,根本是在作賤自己的學術身分,混淆大眾的視聽。
余英時的學生們,在編全集的時候,請千萬別漏了余英時在大紀元、美國之音上的一堆訪談與時評短文,一定要全部收錄,讓大家看看「大師」的「高超」遠見,到底料中了多少。
再說一遍,請余英時的弟子們注意,在為你們老師編全集的時候,他晚年的反共言論,時政短文,請一篇都不要放過,千萬不可以任何理由而不收錄,讓後人看清楚大師的高超見解,一窺大師的內心世界,看看他的學問到底為他的「知人論世」產生了什麼作用,也好為後世的學者立個「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