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學界竟把日殖時期的伊澤修二學務部長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在此「新教育」指「西式」或「近代」教育。其實台灣在日殖時期之前至少已有兩例「西式」或「近代」教育：

一是劉銘傳時代已有西學堂之設立，其畢業者可以考入電報學堂。日人千夫長在其「征台日誌」中曾紀錄：「就人智言，臺北由於教育之道稍已開啟，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在臺北築鐵路、開礦產，經營文明的實業，讓一般民眾在昏昧中醒覺所致。」似正可以做為日殖前已經發動了真正近代教育之證詞。

另一是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早已有兩級教會學校之設立，那是在伊澤來台之前的設施，也有被稱為「新教育」之起始者。

相對言之，我們根據伊澤當初所設計的教育，如其所自白，是「低一級」的（一級，這形容詞是多少程度？），且當年我們的學生感受其教育是「馬虎、不嚴格」的，甚至是「最低程度就好」；因此，儘管我們已發現伊澤與其同路人在朝鮮已經提出改革朝鮮教育的計畫，並不能就視為他在台的實際作為；我們的學界怎能把伊澤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

然而，除非我們認為先民沒有資格接受「不低級」「不馬虎」「非最低程度」的教育，否則這種把伊澤部長視為「新教育」的創立者之觀點，是否是極不恰當的認知──若非我們認為我台人自身真是應該低一級，或低幾級的，並且應該接受那後來到後藤民政長官時代，更是退步成為「無方針」的教育的話──這種「西式教育」只是「『稀釋』教育」吧，這真應該被「美稱」為我們島嶼「西式教育」的「開始」麼？！

至於，要說「近代」或「現代」教育 ，日本本身的文化在許多方面就並不具有人性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性」（或稱「現代性」）；因而，日本自身的學校教育當初就並不真正追求那樣的「近代性」；例如，當年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是由軍人擔任，可以相當說明其偏頗；而其「維新」以來絕少批判自身神話性的歷史，可說更是徒具「近代化」的形式而缺乏近代化所應有理性批判的內容，那真的可以算是「近代化」嗎──或者那充其量只是日本種「劣質」的「近代」吧？！──這樣的殖民主所帶來的、高度「稀釋」或「變種」的教育，真也可說是「近代化」或「西式」的教育嗎？

用中文發表論文，十分必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嘉惠於中國人。別忘了，中國科學家都是拿中國納稅人的錢。但為遷就現實，期刊可以出版雙語版為過渡，而且，國際期刊也應透過簽約而在國內出版雙語版，這樣，才能建立屬於「中文」的學術體系。

為何一定要建立全中文化的學術環境？學術語言為何一定要發展為中文？最核心的原因是，學術語言與日常語言並不能完全切割。對母語的熟悉，更有助於聯想與創造。當然，前提是，相關的「語料庫」要足夠龐大。如果一直用英文，等於在英文學術語料庫上添磚加瓦，而對英文熟悉且感應敏銳的人（即母語為英文的人），就更可能從中得到意外的聯想與創發。換言之，若不建立中文學術系統，那麼，我們的科研人員要達到與西方同行相同的程度，就要先在語言這一關上付出雙倍乃至更多的努力，這顯然提高了我們的科研成本。而研究結果又直接貢獻於英文的學術資料庫，直接加惠於英文母語的使用者，我們自己的學人受益反而有限。這兩方面的效應疊加，對中國學術的發展十分不利。

此外，走出對英語的依賴，建立多極化的全球人文與學術環境，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多極化，人類才能有平衡機制，避免文化與學術發展的偏頗。而此偏頗極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危機。

過去，礙於落後的原因，我們只好從英文直接獲得學術資源，付出加倍的辛苦也不計較。但這不是常態，不能永遠這麼下去。更何況，現在翻譯的發達，多少可以彌補一些不同語言間互動的困難。

為建立世界多極化的格局，為樹立中國學術的獨立性與完整性，為使中國人進入學術領域更為方便，我們都要推動全面中文化的學術環境。這非常重要！

當今中國成長快速，各方面制度逐漸健全，不應再因陋就簡，因循舊路，而要以全盤的戰略眼光來看待學術完整與獨立的問題。在現階段可以做的，首先要統一學術專有名詞的中譯，然後本國期刊可以雙語版為過渡，而外國著名期刊，則應簽定合約，重視並做好中文翻譯工作，以逐步建立中文學術世界的完整性。

願大家對此能有足夠的重視；不僅事關本國學術發展，更是關乎民族尊嚴、人類平等、世界大同之千秋大業，願賢達君子萬勿忽之。

學術環境中文化，還應加上「教科書」中文化。一直用英文教科書，等於是承認自己的學者偷懶或能力不足，才一直讓「外國人」來教育我們。這很丟臉，當初是不得已，但現在是習以為常，甚至還自鳴得意。

或有人以為，何必這樣區分中外？是的，世界一體，本應交流互動，好的東西共享，不必處處區分。但問題是，有外國大學用我們編的中文教科書嗎？（學中文的不算）如果沒有，這平等嗎？不平等，是我們高一等還是低一等？永遠低人一等，視為正常，這本身恐怕就不正常。

透過史實的研究，發現到日本據台之初，就對清廷隱瞞了他們意圖大量移民的企圖，他們真的自以為可以高明而惡毒地把我島嶼上大多數的先民驅逐，進而順利地把日人移民來我們的島嶼。

日本據台初期的教育措施是建立在這樣「輕賤生命」且「過份自大」的基礎之上的──就像日本後來侵略中國，妄想「一個月」就可以成功；偷襲美國珍珠港，三個月可以結束戰爭。本研究是以此一來自「武士道傳統」的「輕賤生命」與「國體」的「高度自大」之發現為起點，這是往後日本官方有意隱匿的史實，也是我們坊間得意於美日文化霸權支配下的學者、專家們所努力淡化的史實。

然而，應該如何掌握這一史實，然後展開我們自己的論述呢？本研究頗經思考，才將之定位為一個「重大的錯誤」，因為，如前所及，日本政治傳統固然吸收了不少的中國文化，但是，他們以自身偏狹的「武士道傳統」與當時他們由西方學來的一點「文明論」來論斷中國的文化與精神是太片面了。

此外，我們虛心地考察，當年清代種種落後的情況，若日人不要如此錯誤地蔑視我台人，真能採取「同文同種」，平等的同化心態，接納我台人，在適切的治理下，以中長期言之，實在並非不可能逐漸同化我們熟悉「以德服人」「不嗜殺者能一之」的島人。

當年明治政府的法籍顧問李朋於1895年4月，完全不知有「攘逐殺戮」之實際時，就曾經認為「初期不應過度由東京統御彼土，……在最初之間，應設類似英國殖民地之地方立法議會，依人民之性情，查看應容許渠等何等程度的『自治制』。」「建議應採真正的縣制，此制將使此土逐漸與本土近似。」「近似化成該島人民，恐不須俟之多年」「相信將來也必定是帝國真正的一縣。」 ──所以，本研究就把這段其由先進國家禮聘來的外國顧問也無法想像的重大史實，以「重大的錯誤」的觀點，來與可敬的讀者共同展開我們所關切的、這段我們先民被強烈苛虐對待的歷史。

甚至，我們在此要以嚴格的研究角度，來強調這一史實的重要性；也為當年我台所有的順民們說話──此以被許多研究者詬病的辜顯榮為例；當代著名的日本學者曾稱「辜原本是鹿港出身的小商人，是俠客型人物。1895年日軍登陸……辜至日本軍陣地……辜成為後來日軍南下的嚮導……」；個人認為，辜顯榮當年若真預知日軍竟然早有「殺戮攘逐」之陰謀，本研究懷疑他真會願意把自身留下來當順民；而如果他真是個如日人所說的「俠客型人物」，則他可能會領導我台先民起來抗暴吧──由此所顯示出該一毒計陰謀之重要性，是否使得我們更有必要正視其存在而加以研究？

上述不可忽視的錯誤，是日本學界絕對不肯面對的；然而，重大的史實是任何真正的研究者研究時絕對不可略過的，例如，本期重要的史實是神裔者「攘逐殺戮」之大錯誤，而該大錯誤帶來伊澤的低智教育；教育是民間對於未來生活理想的寄託，低智教育就是未來簡直沒有希望的意思；民間如何能夠安身立命──神裔者的自大是何等的蔑視被統治者，然而我們的留日學者卻仍能夠提出前述那虛偽的所謂「以往伊澤將灌輸近代化知識當作教化台灣人之前提條件之構想」；是由於我們是低智育的後代，所以就可以如此瞞騙啊？！

最近大陸上最火爆的教育話題，是江蘇中專女孩姜萍在阿里巴巴數學競賽初賽中擊敗一眾學霸晉級決賽，北大數學碩士趙斌出來質疑這位中專女孩作弊的事情。趙斌也曾經參加過這項比賽，獲得過很好的成績（我沒興趣去找出他到底得第幾名）。他以過來人的身分，認為姜萍肯定是作弊，不然就是有團隊在後面幫她運作等等一系列的質疑。我覺得質疑沒有問題，學術之所以進步就是因為有懷疑的精神，但質疑要求證，要合乎邏輯，不然就是偏見。沒錯，我就是認為趙斌之流有偏見。

這個世界是多元的，就表示這個世界上的優秀也是多元的，但考試制度追求的是一個平均值，也就是盡可能普遍的公平，對於某些特別的人來說，普遍公平的制度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世界上就是有一種人偏科偏得非常厲害，導致在為普羅大眾設計的制度中，會處於弱勢，綜合成績不盡理想，有可能成為普遍大眾設計的制度下的遺珠之憾，這樣的制度缺陷，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好在有類似阿里巴巴數學比賽，給這些人一次綻放光彩的機會，而姜萍就是這樣的人。

我可以接受當這種超乎常理的人出現時，針對他的成績進行嚴格的審查，而事實上針對任何人都應該嚴格審查他們的成績，並不是針對這種特殊案例才需要嚴格審查，可是先入為主的否定，這就不是嚴格而是歧視。

先表態，趙斌的行為讓我覺得非常噁心。如果趙斌質疑姜萍根本連題目都看不懂，姜萍就在江蘇，你可不可以透過媒體，邀請姜萍面對面，哪怕以最嚴苛的態度當面對質，這都不會讓我覺得反感，但趙斌用的方式，卻是直接否定，認為姜萍連題目都看不懂。請問身為一個數學學霸，你應該知道驗證的重要性，在沒有對質的前提下，你是怎麼判斷他看不懂題目的？通靈嗎？

現在不光是針對姜萍的數學成績產生質疑，這兩天又有一個中專生，柯嘉瑋，用七年的時間考上華僑大學會計專業碩士研究生。他高中的時候其實僅十分之差沒考上高中，中專求學過程中一直名列前茅，也進入了泉州職業技術大學，大學期間一直按部就班的學習，本科畢業後一次就考上了研究所。

我的人生經歷就跟他們很像，初中時偏科非常厲害，國文、歷史、物理、化學特別強，但其他的科目非常糟糕，我甚至連健康教育都能不及格，更不要說數學，自初中之後，我的數學就沒看過30分以上的成績。由於民族意識過於強烈，對英文也很排斥，不能說很糟，但也只是在及格分數徘徊。高中落榜，五專考到末尾的學校，但公立高職聯招時，考上台灣高職的第一志願，可因為家人都覺得我喜歡畫畫（對了，我的繪畫與音樂天賦也很高），所以最後選擇念台灣最好的美工專業學校，復興美工。念復興的時期，根本就沒有人在唸書，一直在畫畫，根本沒有人在意學科成績。

復興快畢業的時候，因為我熱衷政治，於是決心全力以赴考歷史、政治、公共行政與哲學這幾個專業的大學學系，所以放棄自己擅長的美術，用兩年的時間考上大學。但中間還是有一些小插曲，第一次考大學聯考的時候，我的初戀女友考上了師大美術系，然後在我快考大學聯考前五個月跟我分手，導致我當時嚴重失常，當時台灣大學聯考總分550，在被分手前，我的成績已經穩定維持在360左右，並且持續進步中，有望挑戰400公立大學的最低標準，可因為失戀的關係，最後大學聯考成績不到170分。

念大學之後，我很早就立定目標，決定要念到博士，並且經過多方分析後，針對輔仁大學哲學所準備，最後在2003考取輔仁大學哲學碩士班，2016年取得博士學位，同時很榮幸的成為當年輔仁大學哲學博士的斐陶斐學會榮譽會員（有興趣的人可以查一下這個會員的要求，我記得我應該是當時全台灣哲學、工學、理學三個門類的前10％）。

我常跟我的學生說，「在座的各位同學，哪怕都是二本院校的學生，但比起當年的我來說，你們起點都比我強，因為我原本是一個學渣，只是因為我有一個目標，原本是想成為台灣唯一的統派政治家，後來投入中國哲學的研究後發現，成為唯一的國學學者比起政治家有意思，所以我嚴格的要求我自己，最後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如果曾經是學渣的我，都可以實現這個目標，經歷過大陸高考洗禮的同學們，必定可以有比我更好的成績。」其實我並不是學渣，只是應試的教學不符合我的學習模式，所以我也算是為普羅大眾設計的制度下的特殊案例。

最後，我談一下大陸目前正在形成的階級意識。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發展進程中，有一個現象，當一個政權執政約70到100年間，會產生第一次的既得利益階級集團，如果在這時候執政者經過改革，能讓整個階級流動通道暢通，那麼這個政權就能繼續延續下去。我原本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希望打破這一個規律，但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完全擺脫，並且跟歷朝歷代的狀況差不多，都是士人集團壟斷社會的資源。只是這一個士人集團換了一個模式，不是家族、鄉黨，而是985、211，趙斌就是這個集團的一份子。

可是我對共產黨的治理又不會這麼悲觀，因為我發現現在的教育政策上，有想要排除985、211的菁英集團壟斷的可能，所以現在教育改革方針中，要準備提高中專、職技術大學的地位。這就是有人懷疑姜萍的事件，是政府在為中專、職校分流所安排的一個樣版。可真是想太多了，用這一兩個案例就想改變中專、職業技術大學地位，那還不如從國營企業、公家單位的招聘制度中，直接設計針對中專、職業技術大學學生的晉升管道，這樣可比這種流量炒作有用多了。畢竟共產黨不是民進黨，也不是國民黨，只會玩這種不入流的手段。

這世界本來就有人擅長實踐，有人擅長抽象思維，偶爾出現一兩個兩者同時擅長的人，也不必太意外，況且不論是姜萍還是柯嘉瑋，他們只是不擅長考中考與高考，不代表他們不會唸書，或者沒有唸書的天分，唸書與考試本來就是兩回事。

我記得以前在準備考大學時，有一個老師分享他同學的奇幻故事。他的這位同學就讀台灣大學醫學院，這個人有一種超能力，非常會做選擇題，不論是單選還是多選題，就算他亂猜都能百分百猜中答案。所以他一直到念大學之前，成績都名列前茅。可是進入台大醫學院後，大多數的考試都是實驗與實際操作，所以進入大學後，成績一落千丈，勉強從台大醫學院畢業。畢業後他深知自己不可能當一個好醫師，所以就去考高考，當一個普通的公務員。結果沒想到，高考、特考等考試，又都是以選擇題為主，於是他很輕鬆的就考上公務員，成為當年公務員考試前幾名。這種人在大陸應該也是985、211的一份子，但他比姜萍或柯嘉瑋會唸書嗎？答案應該很明顯。

大陸放寬了購房的政策，可見經濟景氣不好，還是一大問題。習近平打房，坦白說，基於社會主義，絕對是合理的。而且，空房過多，有錢人不斷買房保值，結果堆高房價，窮人（一般人、年輕人）愈發的買不起（台灣情況相同）。但這一打下來，加上外部環境不好，整體經濟就受影響。畢竟房地產是火車頭產業，可以帶動許多產業與大量的就業。房地產弱了，內需與就業就出現問題。

現在大陸的造車業很火，據新的資料，已佔到GDP的11%（據說幾年前，房地產佔到17%）。但汽車工業帶動的就業比較有限，主要是大量用了機器人。（所以成本低，售價才有競爭力。但不會擴大招工，對就業幫助就減低了。）所以，從數字看，大陸的經濟還不錯，但從就業看，可能就不行。從大陸現在又放開購房條件，就可以看出來，還是想要靠房地產業來救經濟。

好消息是，歐洲降息了，美國高息可能撐不久，有助於減低其他國家（主要就是中國）的資金壓力。國際經濟若好轉，大陸出口一定會增加，對經濟有益。

以台灣作對比，台灣房價高漲，薪水多年不漲，與大陸有相似的問題。但台灣有「小確幸」，有大量年輕人可以啃老（上一代有房），這就是富裕數十年的優勢，大陸不具備。且拜中美之爭與大陸惠台所賜，台灣外貿仍十分暢旺。

兩岸都有房價的問題，不免想到美國，美國的經濟支柱產業是什麼？因為房屋稅高，（這一點，比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合理），所以炒房不像中國那樣瘋狂。而美國的經濟主要靠內需。內需就是買買買，除了愛買汽車，就是愛購物。（美國人的生活環境，容許他們這樣幹，說白了，就是浪費。別國就不可能。）愛消費帶動服務業大量就業。當然，最大的優勢，還是美元的特權，有危機可以印鈔票。這一點，就不多說了。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長遠角度看，工業化之後，「就業」成為傳統農業經濟中不曾出現的問題。現在普遍生產過剩，靠鼓勵大量消費來支撐經濟。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不道德；與「節儉」的道德教訓相悖。而且，我認為，節儉成為德目，並非因為貧窮時代導致，而是本身是有道德意義的，因為地球資源有限。

所以，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學創造必須發生，否則現在的經濟運作方式不能持續。這裡面，中國哲學其實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但沒人重視。那就是孔子「庶矣、富之、教之」的經濟發展三部曲。

「富之」會帶動經濟活動，創造景氣，這沒問題。但「教之」呢？如何把教育變成可以投資的標的（或債信），我認為以現在的經濟學能力，應該有可能辦得到。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從不會往這個方向想（所以西方的教育貴的要命，根本就成為階級劃分的工具）。而中國的經濟學，一如其他的學科，還在以西方學問馬首是瞻，自身創造性不足。

現在的教育體系，是工業化之後的產物，目的在適應工業社會的需求。但今後的教育體系一定不是這樣的，那該是什麼樣？我想，必定要回歸到「人的自我實現」（而非只是㝷求就業技能），有點像古典時期的貴族教育。教育在經濟活動中佔更大的比例，不但學校教育的體制要更靈活多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還應有各種創新的非學校教育的形式，讓教育成為一種生活「享受」。

總之，對「教育」的認知要擴大，要活化；且要把教育變成一個可以促進資金流動的產業。這需要更多的想法、創造與嘗試，這樣，才能合理地消化過多資金，並且真正提高人的素質與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