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脊梁—台大人應有的風骨 | 陳彥熾

台大校史繼承了兩大傳統:日據時期的台北帝大,以及光復後的北大五四思潮(影響更深遠的是後者)。這兩種學術傳統的匯合,形塑了今天的台大。台大可以說是見證台灣近代史的縮影,一路走來到今天,有成就也有挑戰,有的台大人真正做到了「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也有的台大人成為了社會的反面教材,本文在此提出反思。

隨著日本戰敗、日籍教職員的撤離,大陸各名校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北大學者就成為台大的骨幹,使五四思潮成為台大最重要的思想靈魂。他們是受五四思潮洗禮的知識份子,有相當的民國認同,但批判蔣氏威權和當權者作對,如傅斯年前校長即是這樣的例子。這促使黨外具有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相當活躍,成為社會上重要的監督力量。

兩蔣時代的台大,從來沒有絕對服從於兩蔣,只需要遵守合理的原則,就像現在不需要絕對服從於民進黨政府,是同樣的道理。管中閔前校長在校長遴選事件中的據理力爭說明了:台大必須要挺住大學的脊梁和風骨,而不是淪為獨裁者的傳聲筒(不論何者皆如此),才能真正對得起辛勤耕耘台大的五四前輩。

現在台大面臨的兩大危機是:一是社會公眾對台大的信心下降,二是台大學生的品德問題。攸關台大的公信力和競爭力,應對兩大危機刻不容緩。

社會公眾之所以對台大的信心下降,一是由於近年來發生的學術倫理案件(論文抄襲),這部份校方已有更嚴格的把關。二是懷疑台大受到政治操縱,在野黨支持者認為民進黨勢力滲透進入台大,民進黨及其側翼也懷疑台大有「中共同路人」的存在。實際上,台大的價值觀光譜是多元的,藍綠統獨等派同時存在,並不是像外界部份人士所臆測的都是向特定陣營一邊倒。在現在台灣的大環境下,當前教科書論述的話語權把持在民進黨政府手裡,108課綱造成學生價值觀念的混淆;台大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受制於當前的教育體制,需要社會共同思考整體教育的解決之道。

台大學生的品德問題在於,現在不是所有同學都能落實「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精神。校內當然也有好人,但也有些人失去了台大人應有的風骨:盲目追求和崇拜物質利益、對資本主義社會缺乏反思、對別人的標準異常嚴苛(但對自己未必)、缺乏對弱勢群體的同理心、對其他學校投以學歷歧視的眼光等等。有些人身上根本就看不到「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個字,如去年某科系的學生會選舉政見出現針對性別和原住民的歧視字眼,參選同學在社會輿論壓力下道歉。若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只是單純灌輸工具性的知識,或是「抗中保台」等等的政治狂熱,做人失敗也是枉然。

許多台大生對未來充滿茫然,不僅是對人生的意義、未來生涯規劃,在當今社會混亂、兩岸和國際形勢混沌不明之際,也不知道台灣將何去何從,此時更需要彰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精神。傅斯年前校長在1949年校慶,時值美蘇冷戰、國共衝突大時代的動盪,勉勵台大學生「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堅定志向,發揚自身所學,貢獻一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語出自斯賓諾莎),給台大學生指引了明確的方向。相信傅斯年前校長留下的這番話,能讓後來歷屆台大的莘莘學子有所啟發,也希望台大和台灣社會能一同撥亂反正,為兩岸的和平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我讓阿兵哥安靜的夜讀 | 賈忠偉

教師節剛過,我沒資格當老師,因為連基礎學歷都沒有,全家成年人,應該就我的學歷最低,也不只在家是如此,連在外面聚會,大多數朋友基本上找不到比我更低學歷的。雖然沒資格當老師,我當職業軍人的時候,卻曾經促成不少阿兵哥看書考上大學。

我剛接連長時,老連長有留下一個情況(我認為是問題),因為是後勤單位,因此老連長在晚上十點規定就寢的時間,開放中山室,不管是看電視或是看書、小說,甚至是下棋,雖然有音量限制,但不可能貫徹,晚上總是鬧哄哄的。

我來之後,沒有馬上改變限制,而是觀察了幾個星期,我重新規定,晚上十點之後,只能安安靜靜的看書,我不管阿兵哥看什麼書,就是不能看電視、下棋……老兵的確氣壞了,但中山室安靜了,一些真的想看書考大學的阿兵哥也慢慢多了……之後還有準備上晚上加強班的也來問我,能不能晚上請假去補習(營房就在市區),我也准了……

這幾年回頭看,連上考上大學的就不提了,但有一個小朋友要特別提一下,他私立高中畢業,之後連考兩年大學都沒考上,最後只能來當兵了,我記得他父親來看他的時候,有點生氣又嘆息的用閩南語對我說,這孩子[撿腳]了,一輩子沒出息……

但他有一天也跟我報備說要參加中山室夜讀,我當然批准,他後來告訴我,退伍後不準備考臺灣的大學,想直接準備托福(那時候還沒有英檢)去美國讀書。我記得他後來告訴我,一年多役期的時間,背了至少兩本英文辭典,天天都超過12點才睡,精神不足的時候,就靠軍中快一個小時的午睡來補眠。退伍之後,他順利申請到美國一所大學商學系,五年時間把研究所一起唸完……回國之後,不但曾在徐薇手下教英文,現在還是某超大金控旗下投顧董事長。我兒子那年考高中,就是被他抓去加強英文,還不錯,英文滿分……

人有沒有成就未必重要,重要的是能打破環境給我們的限制……

勉勵「景美女中」的同學們──看到最近新聞後的感想 | 郭譽孚

我現在仍住在距離景女不遠的文山區,常常會看到若干黃衫客的身影。
景美女中,過去曾是前三志願的女校;我們家三兄弟與我家的兩個兒子,都是男生;自然我們跟該校難有啥關係;但是,我們家的五個男丁,都是自景美女中隔鄰的初中/國中畢業的;所以,人不親土親,自然有一份親切。

尤其是我,我是個喜歡大自然、喜歡足球與釣魚的男孩;個人讀那裡時,是我島還有初中的時代,也正值該校正式動工之際;我們同學都注意到不遠的田間,如何樹立起一個頗新穎的建物,聽說是個留學返來叫做修澤蘭的女建築師設計的。

很難描述當時的景觀,附近只有幾間農舍點綴的平疇,綠色一直延伸到道南橋;夏天的颱風暴雨,每每給我們的校舍牆上留下幾道淹水的水漬線;但是我們的操場上每天下午都會出現滿天的蜻蜓,各式各樣的。而那棟白色似乎象徵著生命的活力與花朵將綻的建物,就逐漸在我們校舍不遠的綠野中完成。

尤其,當夏日的雨後,我最喜歡透過蜻蜓的羽翅與耳邊那精靈振翅的聲音,欣賞田野中那時未完成的、整個校舍的建物啊;另有不可忘記而應該提起的,是天空往往竟然還有雨後的霓虹高高出現啊;是在那樣的情境中,那棟某種理性與感性、自由與自制兼具的建物,當年給一個年輕人的想望。

後來,看到公車上出現黃衫客,相對於綠衫客,我這個喜歡自由與理想的青年,就別有一種理性與感性交融的欣然;那樣的,該校名列第三志願,不是很自然合理的嗎。真沒料到會有今天這樣的狀況出現,據稱這是當前補習界的落點資料。

讀者們,可以想像七十六歲的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提筆寫作這篇文字的嗎?實在對於這個學校有著某種特殊的感情啊。

網路與媒體上,談起它時,只見到美女校友;是的,我當然也注意過,她們是景女出身、燦爛光彩的;但是,我不免遺憾,那應該不能代表其全部──如前述,景女應該是擁有許多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英雌的群體,不應該只是某些由於坊間流行缺乏生命張力與韌性的「小確幸」,於是年輕人就失去了抗擊命運、堅持理想的心臟與肩胛?

我所知道的景女,至少有兩位校友,值得在此處提起;都不只是以感性的美女校友身分登台而能有一番事業的。

一位是莊淑芬女士,根據《維基百科》稱──其略歷是:
「莊淑芬(1951年—),生於臺灣,台灣實業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講師、資深廣告人。她是奧美廣告大中華區的執行長。2013年,她被富比世亞洲稱為 “Women in the Mix"。
其簡要學歷是:
「1969年景美女中畢業,1973年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學校畢業後曾從事貿易工作、當過記者,在台灣廣播公司做過國外部的英文助理及AE。也曾在聯廣、博達華商廣告、國泰建業廣告等台灣本土廣告公司工作。……」

個人很欣賞她對於「言論自由」所說的,「我們要學習不被自由綁架」,以及「創意人才,一定要混血」之說。她差一點就轉業進入政治圈,成為台北市的副市長。是否可能更適合感性與理性兼具的理想校友特色?

另一位是紀欣女士,雖然,我認識她很早,是在她的景女時代;當時是透過校刊的走訪而認識的;但是交往不多,認識也不深。其事蹟在維基百科無專條;其略歷,經過網路搜尋,可說是特立獨行的我島政治邊緣的統派要角──

「紀欣 1952年高雄出生,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留學,1979年4月在美國受邀參訪大陸,後來她拿到美國法學博士在加州成為執業律師,當年底美麗島事件後她曾返台觀察。1987年正式返台任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並投入婦女運動,1994年成立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創會理事長。1996年代表新黨當選第三屆國大代表;2003年進《海峽評論》;2005年出任新黨任務型國大、2009年出任統盟主席,現在是統盟執委、《觀察》雜誌社發行人。」

透過她所描述的──
「對於投入兩岸和平統一工作的原因,紀欣表示,1979年4月她在美國留學受邀赴大陸參訪。當時她立了二個志願,一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國家富強,二是希望兩岸和平統一;她所學不在理工科,無法參與國家富強,卻因法律、史學背景,讓她認為做為一個知識份子,至少可以寫寫文章、宣揚兩岸和平發展,從此投入相關工作。」
「她指出,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後,曾返回台短暫觀察後返美,1987年台灣解嚴,隔年她正式返台任教並投入婦女運動,後來因為新黨邀她參選國大,她才因為從政的緣故,告別社會運動領域;在新黨全盛時期擔任國大代表期間,受到很多從政上的歷練,有助於她日後擔任統盟主席,如今轉戰傳播界,也希望獲得支持儘快站穩腳跟。」

顯然,紀欣與莊淑芬是兩類的不同人物,然而,應該都不是以美女校友型態來表現自身的例子;關於所謂第三志願與第二十八志願之差別,真的值得討論嗎?在我們這個確實社會已經相當多元化的時代。

該校校長以純女性的結構與交通問題為理由,個人以為能考上第一志願者,通常原本分心少,才有機會,第三志願分心者較多,似乎很自然;而在真實的多元分趨下,第三志願者分心的機會更大;此外,確實如其校長所言,單一性別的學校,可能對於青春期前後的考生言,是少了些吸引力。

但是,是否另外還應該加上「小確幸」的社會風氣下,年輕人可能喜歡一動不如一靜,那不爭先恐後的心態,卻可能使得交通便利難免成為學生考慮的因素。或者這個流俗的因素更為重要?
但是對於不同於流俗而有相當主見的女青年來說,則未嘗不是一個能夠充分尋求自我成就的難得機會?

年輕的黃衫客們,不要被坊間的標籤輕易聳動了您們的心靈,激盪起您們的意志,您們將比任何其他學校更能迎向多元時代的挑戰,祝福您們。

中國的留學狂潮被迫降溫褪色 | 盛嘉麟

滿清末年,1854年,在滿清政府的支持下,容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留學生,前往美國,先後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回國後對留學政策建樹良多。1864年滿清政府派遣了水師學員到英國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學習海軍技術,他們對中國海軍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為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1872年到1875年,在容閎、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持下,滿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大清留美幼童」赴美國留學,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批官派留學生。日後對中國的各行各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人的留學熱潮從此打開。

當時中國全面落後,為數不多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在高等教育、政府部門、軍事領域、工程技術、工商貿易等方面,都能佔據優勢領導的職位、待遇優厚的工作。如胡適之、李大釗、徐志摩、朱自清、陳獨秀、錢鍾書等人,都是廿多歲就擔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的教授,而且成為全國的知名人物。於是有錢有勢的家族無不設法把無論想不想讀書的、能不能讀書的、普普通通的、笨頭笨腦的兒女,都送出去留學,希望鍍金後回國都能出人頭地。1947年錢鍾書出版的著名小說「圍城」,對於當時的留學生種種現象的描寫,即使在美國混日子買文憑,許多不學無術的留學生回國,藉著祖蔭,都能在社會上佔盡優勢。一直到1960年代的台灣,凡是留學生回台灣的都封為「留美學人」,分派國立大學立即擔任教授,或分派銀行金庫、中央研究院擔任專員研究員。這是留學求知漸漸成為鍍金出頭的轉變。

中國五四運動那一代的領袖人物、知識份子,莫不留學英、美,英語流暢;五四運動打著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孫中山先生帶來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憧憬,成為辛亥革命的口號。事實上美國的排華法案(1882~1943年)正在殘酷的進行,當時華人在美國的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而且孫中山先生1896年到1904年多次去美國都在海關受到羞辱的待遇。孫中山及知識份子反把美國盎薩(Anglo-Saxon)國家刻意用花紙糊出一個不真實的天堂願景,在中國人心目中建立了根深柢固的,不真實的,美麗的花旗國家,引起中國人的盎薩崇拜。

二戰後美國廢除了排華法案,1960年之後留學生漸漸演變成學成後移民居留美國的現象,當時台灣社會的年輕女性都爭著嫁給美國留學生,希望藉此移民美國。留學生回台灣相親,娶得顏如玉,成為風氣;中國成語「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演變成「留學自有黃金屋,留學自有顏如玉」。台灣社會的留美潮流方興未艾,每年數萬人留學美國。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支持學生出國留學,後來逐年放寬,2023年的留學洪流高達70萬人,其中80%留學美國。

2010年以後,儘管政府不再分派留學生職位;儘管兩岸因為國內高等教育發達,工商企業進步,用人以實力能力為主,不再以留學與否為標準,海歸找工作沒有優勢;儘管盎薩國家知道中國人崇拜他們,大學的學費愈收愈貴,成為教育產業,也就是歛財產業;儘管近年來盎薩國家經濟不景氣,就業及移民愈來愈困難,逼使留學生回國比例不斷上升;儘管國內許多專家分析,留學的性價比太低,不值得投資。但中國人仍走不出盎薩的夢魘,不減赴盎薩國家的留學熱潮。中國人學習英語,留學鍍金,莫不以盎薩國家為尚;去不了美國去英國,去不了英國去加拿大,去不了加拿大去澳洲,去不了澳洲去天涯海角的新西蘭。只要是盎薩的地方,都去繳錢留學鍍金,因為英文和留學一直是中國社會階級定位的指標。而且近年來留學生年齡有下降趨勢,愈來愈多的家長把小學生年齡的孩童送到盎薩國家受教育,希望培育出以英語為母語的下一代,將來可以傲人,譬如英國目前有廿萬未成年的中國孩童(大多數來自香港)。

中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經非常發達,每年培育的學士、碩士、博士超過包括美國在內的盎薩國家。中國培養的人才足以滿足中國的科技、經貿、工業、軍工、航太等許多行業的需求。尤其中國的航太及軍工產業,年輕的設計師、工程師都是來自國內的科技大學畢業生,不再依賴留學生,可見中國的教育容量及質量均足以滿足國內學生求知的需求。只有真正有能力有興趣要更上一層樓的少數頂尖學生值得出國求學,交換新的知識,一般為鍍金或移民的留學生其實是變態。但是兩百年來,中國人留學的風氣,波濤洶湧,愈來愈旺,世界上少有這樣的國家。

想不到最近中美交惡,也就是中國與盎薩國家集體交惡,盎薩國家團結一致的在科技、經貿、金融領域制裁中國,脫勾中國、圍堵中國。現在這股歪風蔓延到教育領域,一些盎薩國家開始限制中國留學生。譬如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兩所州立大學不准收錄中國留學生;美國國會議員醞釀立法,要延攬印度留學生學習理工科技,中國留學生只准學習文學歷史;特朗普總統命令的「中國行動計劃」要打擊參與和中國的大學有聯合研究計畫的學者,已經迫害了成百的華人學者;美國駐華的使領館對中國的赴美留學簽證任意刁難拒簽;美國海關在機場經常將持有合法有效文件的中國留學生驅逐出境;澳洲對其八所知名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從目前的10萬人,限令快速減為5萬,同時澳洲也關閉了許多歛財的野雞大學;加拿大實施了移民及留學的簽證配額限制,宣佈對國際留學生發放的簽證數量必須減少35%,今年第一學期只收錄了中國學生2,645人;英國從上半年開始嚴格審查留學生簽證,8月迄今多個城市發生大規模暴亂,移民政策走向緊縮,使留學及移民愈加困難。

盎薩國家由於國內的經濟、難民及種族問題,都在走向右翼極端主義,反對外來移民及留學生。但有趣的是在限制聲中,對印度卻是網開一面,可能盎薩國家正在刻意拉攏印度,對落後的印度並不擔心。而對日益崛起強大的中國,心生戒懼,限制中國的貿易、科技、移民及留學生的手段愈加嚴格。如今新的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及加拿大的留學生及移民,印度人都遠超過中國人。

盎薩國家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政策,對中國並無實質損害,僅僅打擊了無限崇拜盎薩的中國人,不正常的中國留學狂潮早該停止,恢復一個正常國家的形象。中國留學生的狂熱時代正在走向終結,想不到抑制中國留學狂熱的不是中國人的自我覺醒,而是盎薩國家的懼恨。

學生上課不准看手機,可行嗎? | 霍晉明

本學期的「愛情學」通識課,我有一個比較嚴格的新規定,就是要求同學上課絕對不能看手機。之前也有過相同的要求,但無法嚴格執行,因為所有老師都知道,你上課時不可能同時「管理」學生,否則上課的氣氛就被破壞,而且講課也無法連貫。

本學期,我採取了一個特別的辦法,就是上課前先預錄影片,上課時就播放自己講課的影片,而我就可以像監考一樣在教室裡走來走去,藉以遏制同學看手機。當然,我也在聽自己上課,必要時,還是會按下暫停,做一點補充。

這個做法,使上課氣氛有點嚴肅,同學的表情都很僵硬。所以,我也有一點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過當?不過這學期的教學內容,影片都是新錄製的;內容方面,我個人覺得比之前的更好。

看到學生的期中報告,我非常意外,這是多年來最好的一次,認真寫的、將上課內容聽進去的學生變多了,至少是之前的兩到三倍。但同樣的,不來上課,不交報告的人也變多了,大約全班三分之一。

由此,我也預測到,期末同學對我的教學評量一定也會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但總的來看,我覺得這個「教學創新」還是值得肯定的。

台灣的「西式」或「近代」教育始於日殖時期? | 郭譽孚

我們的學界竟把日殖時期的伊澤修二學務部長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在此「新教育」指「西式」或「近代」教育。其實台灣在日殖時期之前至少已有兩例「西式」或「近代」教育:

一是劉銘傳時代已有西學堂之設立,其畢業者可以考入電報學堂。日人千夫長在其「征台日誌」中曾紀錄:「就人智言,臺北由於教育之道稍已開啟,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在臺北築鐵路、開礦產,經營文明的實業,讓一般民眾在昏昧中醒覺所致。」似正可以做為日殖前已經發動了真正近代教育之證詞。

另一是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早已有兩級教會學校之設立,那是在伊澤來台之前的設施,也有被稱為「新教育」之起始者。

相對言之,我們根據伊澤當初所設計的教育,如其所自白,是「低一級」的(一級,這形容詞是多少程度?),且當年我們的學生感受其教育是「馬虎、不嚴格」的,甚至是「最低程度就好」;因此,儘管我們已發現伊澤與其同路人在朝鮮已經提出改革朝鮮教育的計畫,並不能就視為他在台的實際作為;我們的學界怎能把伊澤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

然而,除非我們認為先民沒有資格接受「不低級」「不馬虎」「非最低程度」的教育,否則這種把伊澤部長視為「新教育」的創立者之觀點,是否是極不恰當的認知──若非我們認為我台人自身真是應該低一級,或低幾級的,並且應該接受那後來到後藤民政長官時代,更是退步成為「無方針」的教育的話──這種「西式教育」只是「『稀釋』教育」吧,這真應該被「美稱」為我們島嶼「西式教育」的「開始」麼?!

至於,要說「近代」或「現代」教育 ,日本本身的文化在許多方面就並不具有人性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性」(或稱「現代性」);因而,日本自身的學校教育當初就並不真正追求那樣的「近代性」;例如,當年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是由軍人擔任,可以相當說明其偏頗;而其「維新」以來絕少批判自身神話性的歷史,可說更是徒具「近代化」的形式而缺乏近代化所應有理性批判的內容,那真的可以算是「近代化」嗎──或者那充其量只是日本種「劣質」的「近代」吧?!──這樣的殖民主所帶來的、高度「稀釋」或「變種」的教育,真也可說是「近代化」或「西式」的教育嗎?

印尼留台學生大爆發 | 劉廣華

印尼教育展繼雅加達、萬隆、坤甸之後,又回到東爪哇的泗水,也是印尼第二大城市。

走出機場,一眼望去,便覺得耳目一新,道路寬敞平坦,動線規劃流暢,路寬跟安全島的間隔都大於一般的城市,想來應該是幅員廣大,有大氣使用的空間;周邊綠地公園上,花木扶疏,一片翠綠,看來養眼又賞心悅目;雖是熱帶,到了晚上,夜間的氣溫還是頗為舒爽宜人的,路燈、路樹、橋柱上掛有色彩繽紛的LED燈飾,把整個城市裝點的星星點點,明暗不定,奇幻迷離。讓人覺得很舒服的一個城市。

劉杯杯看了主辦單位安排的教育展時間,竟然從早上10點到晚上8點,整整10個小時耶;超時工作啊,至於嗎?結果當日人潮是繼雅加達場之後,再一次的大爆發,感覺上甚有過之;因為一早開始,人潮就沒斷過,每個走道都是滾滾人龍,川流不息,每個攤位都是萬頭攢動,水洩不通。

更特別的是,來看展的多是父母帶著子女前來,也帶著巨細靡遺的問題前來,是做過家庭作業的;一群一群身著制服的學生也有,但不多;索取brochures的也比蒐集紀念品的多很多;很顯然的,這都是自動自發來找升學資訊的。要知道,當天可是星期四,不是週末啊!

當然有很多是在下午3點半下課之後才來;但可以想像的是,絕對有很多父母是特別請假帶孩子前來的。至此,劉杯杯大為佩服主辦單位的先見之明。當天晚上到了7點50分,都還有學生、家長逡巡不去;一直到各校開始拆展扯布條了,才慢慢散去。當晚吃的不是晚餐,是宵夜。

這樣的盛況其實並非偶然,從近年來印尼留台人數的增長就可以看出來。印尼學生來台留學人數從2013年的3186人到2023年的16725人,10年間整整成長了5倍,更在2020年一舉超越馬來西亞,成為台灣外籍生源的第二大國,僅次於越南。為何印尼留台生會有這麼快速的成長?依劉杯杯管見,大概可以歸納出幾點:

首先是,從1960年代延續到1990年代的排華風潮已經不再;早自2000年開始,華語學習的禁令就已經撤銷,華語文跟華人文化不再是禁忌;從印尼各大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華語文學習機構可見一斑。

其次,全球生產供應鏈的重心在過去幾十年來,從四小龍轉到中國大陸,再轉到東協國家的趨勢也是一大促成的因素;學習華語成為印尼跟大中華經濟圈融合的一條捷徑。

當然,許多華語學習教育機構中心需要有一個優質的後送管道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劉杯杯就觀察到,有別於若干東協國家學生來台往往需要搭配廠商做產學合作規劃,劉杯杯接觸的教育機構通常就是很單純的希望把學生送來大學就讀,不會額外要求代價,也不須安排實習或打工,學生素質也比較高。

接下來的棉蘭場安排在週末,想來又會是聲嘶力竭,應接不暇,只能輪流吃喝拉撒的兩天。大家加油!

 

學術中文化 | 譚台明

用中文發表論文,十分必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嘉惠於中國人。別忘了,中國科學家都是拿中國納稅人的錢。但為遷就現實,期刊可以出版雙語版為過渡,而且,國際期刊也應透過簽約而在國內出版雙語版,這樣,才能建立屬於「中文」的學術體系。

為何一定要建立全中文化的學術環境?學術語言為何一定要發展為中文?最核心的原因是,學術語言與日常語言並不能完全切割。對母語的熟悉,更有助於聯想與創造。當然,前提是,相關的「語料庫」要足夠龐大。如果一直用英文,等於在英文學術語料庫上添磚加瓦,而對英文熟悉且感應敏銳的人(即母語為英文的人),就更可能從中得到意外的聯想與創發。換言之,若不建立中文學術系統,那麼,我們的科研人員要達到與西方同行相同的程度,就要先在語言這一關上付出雙倍乃至更多的努力,這顯然提高了我們的科研成本。而研究結果又直接貢獻於英文的學術資料庫,直接加惠於英文母語的使用者,我們自己的學人受益反而有限。這兩方面的效應疊加,對中國學術的發展十分不利。

此外,走出對英語的依賴,建立多極化的全球人文與學術環境,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多極化,人類才能有平衡機制,避免文化與學術發展的偏頗。而此偏頗極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危機。

過去,礙於落後的原因,我們只好從英文直接獲得學術資源,付出加倍的辛苦也不計較。但這不是常態,不能永遠這麼下去。更何況,現在翻譯的發達,多少可以彌補一些不同語言間互動的困難。

為建立世界多極化的格局,為樹立中國學術的獨立性與完整性,為使中國人進入學術領域更為方便,我們都要推動全面中文化的學術環境。這非常重要!

當今中國成長快速,各方面制度逐漸健全,不應再因陋就簡,因循舊路,而要以全盤的戰略眼光來看待學術完整與獨立的問題。在現階段可以做的,首先要統一學術專有名詞的中譯,然後本國期刊可以雙語版為過渡,而外國著名期刊,則應簽定合約,重視並做好中文翻譯工作,以逐步建立中文學術世界的完整性。

願大家對此能有足夠的重視;不僅事關本國學術發展,更是關乎民族尊嚴、人類平等、世界大同之千秋大業,願賢達君子萬勿忽之。

學術環境中文化,還應加上「教科書」中文化。一直用英文教科書,等於是承認自己的學者偷懶或能力不足,才一直讓「外國人」來教育我們。這很丟臉,當初是不得已,但現在是習以為常,甚至還自鳴得意。

或有人以為,何必這樣區分中外?是的,世界一體,本應交流互動,好的東西共享,不必處處區分。但問題是,有外國大學用我們編的中文教科書嗎?(學中文的不算)如果沒有,這平等嗎?不平等,是我們高一等還是低一等?永遠低人一等,視為正常,這本身恐怕就不正常。

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是基於「攘逐殺戮」和「神裔者的自大」 | 郭譽孚

透過史實的研究,發現到日本據台之初,就對清廷隱瞞了他們意圖大量移民的企圖,他們真的自以為可以高明而惡毒地把我島嶼上大多數的先民驅逐,進而順利地把日人移民來我們的島嶼。

日本據台初期的教育措施是建立在這樣「輕賤生命」且「過份自大」的基礎之上的──就像日本後來侵略中國,妄想「一個月」就可以成功;偷襲美國珍珠港,三個月可以結束戰爭。本研究是以此一來自「武士道傳統」的「輕賤生命」與「國體」的「高度自大」之發現為起點,這是往後日本官方有意隱匿的史實,也是我們坊間得意於美日文化霸權支配下的學者、專家們所努力淡化的史實。

然而,應該如何掌握這一史實,然後展開我們自己的論述呢?本研究頗經思考,才將之定位為一個「重大的錯誤」,因為,如前所及,日本政治傳統固然吸收了不少的中國文化,但是,他們以自身偏狹的「武士道傳統」與當時他們由西方學來的一點「文明論」來論斷中國的文化與精神是太片面了。

此外,我們虛心地考察,當年清代種種落後的情況,若日人不要如此錯誤地蔑視我台人,真能採取「同文同種」,平等的同化心態,接納我台人,在適切的治理下,以中長期言之,實在並非不可能逐漸同化我們熟悉「以德服人」「不嗜殺者能一之」的島人。

當年明治政府的法籍顧問李朋於1895年4月,完全不知有「攘逐殺戮」之實際時,就曾經認為「初期不應過度由東京統御彼土,……在最初之間,應設類似英國殖民地之地方立法議會,依人民之性情,查看應容許渠等何等程度的『自治制』。」「建議應採真正的縣制,此制將使此土逐漸與本土近似。」「近似化成該島人民,恐不須俟之多年」「相信將來也必定是帝國真正的一縣。」 ──所以,本研究就把這段其由先進國家禮聘來的外國顧問也無法想像的重大史實,以「重大的錯誤」的觀點,來與可敬的讀者共同展開我們所關切的、這段我們先民被強烈苛虐對待的歷史。

甚至,我們在此要以嚴格的研究角度,來強調這一史實的重要性;也為當年我台所有的順民們說話──此以被許多研究者詬病的辜顯榮為例;當代著名的日本學者曾稱「辜原本是鹿港出身的小商人,是俠客型人物。1895年日軍登陸……辜至日本軍陣地……辜成為後來日軍南下的嚮導……」;個人認為,辜顯榮當年若真預知日軍竟然早有「殺戮攘逐」之陰謀,本研究懷疑他真會願意把自身留下來當順民;而如果他真是個如日人所說的「俠客型人物」,則他可能會領導我台先民起來抗暴吧──由此所顯示出該一毒計陰謀之重要性,是否使得我們更有必要正視其存在而加以研究?

上述不可忽視的錯誤,是日本學界絕對不肯面對的;然而,重大的史實是任何真正的研究者研究時絕對不可略過的,例如,本期重要的史實是神裔者「攘逐殺戮」之大錯誤,而該大錯誤帶來伊澤的低智教育;教育是民間對於未來生活理想的寄託,低智教育就是未來簡直沒有希望的意思;民間如何能夠安身立命──神裔者的自大是何等的蔑視被統治者,然而我們的留日學者卻仍能夠提出前述那虛偽的所謂「以往伊澤將灌輸近代化知識當作教化台灣人之前提條件之構想」;是由於我們是低智育的後代,所以就可以如此瞞騙啊?!

力行近乎仁,祝福全紅嬋 | 譚台明

全紅嬋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我肯定知道她(陳芋汐)是辛苦的,我拿了是不是不對,我那時候就在想。(甚麼叫不對呢?)上一屆也是我拿,所以說我就拿了之後沒有特別開心。」

全紅嬋拿了金牌,但金牌只有一個,看到與自己一起每天苦練的好伙伴陳芋汐沒有拿到,於是她並不覺得特別開心。

這真是一個純真的孩子!真是坦白純潔的可愛。正因為如此真實,不知有多少人心疼這個孩子。所謂心疼,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怕她的純真會因為出名而受到污染。

為什麼怕?因為我們都經歷過的,純真難保;它是那麼容易受傷,那麼容易在「長大」中而不知不覺地失去了。

就連那個最近被萬箭穿心的南方報系記者朱某某,揆其本意,也未必是壞,而也同樣是為全紅嬋的純真擔憂,「你這樣傻(純真)下去怎麼辦?」只不過,朱記者不是站在肯定純真這一面,而是站在肯定世俗這一面,所以不是憂心她失去純真,而是擔憂她太不世俗,(不會英文,說話瘋瘋癲癲,怎麼在世俗社會立足?)以致招來人們的反感與唾罵。

然而,這些擔憂,不論是站在那一面,也許不是毫無理由,但也沒有那麼嚴重。因為全紅嬋的走紅,畢竟不同於那些一夕暴紅的明星,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努力出來的。有本而後有用,實至而後名歸,縱然這個「名」發展到現在可能有那麼一點脫離了實,但畢竟「實」擺在那兒,只要她自己不忘本,不離實,那麼,路該怎麼走,「實」的體驗給了她自信,也給了她方向,走錯的機率不高。反之,2008年北京奧運一夕暴紅的林妙可小妹妹,當年的天真可愛也感動了無數人,但後來的發展就頗令人唏噓了。這與成名的過程中,有沒有一個深厚的、不斷在進展的「實」在那裡撐著,有密切的關係。

我最近看了劉翔的故事,劉翔,跨欄短跑奇才,但成名之後,他受傷能不能公開,要不要帶傷出賽,都不是他能決定的,背後有龐大複雜的利益團體。然後,他身不由己的行為,卻要承受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經過一次又一次網暴式的圍勦,一次又一次被推向輿論炸鍋般的風口浪尖,劉翔最終順利通過考驗,做了正確的選擇。

看過他的故事,我不免有所思考︰劉翔早早就進了體校,不可能有太多的文化學習與思考;相對單純的他因成名而被帶入複雜的世界,而他並沒有豐富的知識與深刻的思辨來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好在他不需要拆解,也不需要分析與認識,而只憑著自信——從他的訓練、比賽這個世界裡一步步努力而帶出來的自信,就足以堅強地使他更懂得什麼是「做自己」。

人生哲學,不能說不是一門知識學問,但更重要的是實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哲學思想不過只是個「言」,有實踐為底的人,就有他相應於實踐的「德」,雖然他說出來的可能並不全面,但其「德」已能讓他做出正確的選擇。所以子夏才會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少年得志大不幸,因為你吃的苦太少,培養出來的「德」不足,配不上你的名,所以要栽大跟頭。反之,一步一腳印,踏踏實實走過來的人,則必有其相應的德性。「力行近乎仁」,坦白說,我之前不是很理解,但現在是比較明白了。力行,對於每一個人的自我肯定(仁心之開顯與自我貞定),真是有莫大的助益。

所以,我們不必太為全紅嬋擔心吧!有一天,作為小女孩的全紅嬋總是要長大的,長大後的全紅嬋會有一番什麼新的面貌?我相信在力行之中磨練出來的自信與智慧,能幫助她做好每一次的選擇,幫助她更好地活出真實的自我。


《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論語》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