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學歷高卻不讀書 | 郭譽申

今早讀到,聯合報「願景工程」發表「107年民衆閱讀行為」的調查,逾40%受訪者,過去一整年沒有閱讀書籍,包括紙本書和電子書;在有閱讀紙本書的人中,將近一半(47%)的人每週花不超過3小時於讀書;結論是:現在的台灣人是「滑世代」,平常只滑手機,很少讀書。對於筆者這種愛讀書的人,覺得蠻遺憾的。

另一方面,台灣人普遍擁有高學歷,年輕一輩幾乎人人上大學,而碩士、博士也到處都是。然而學歷高的人何能不讀書?顯然地,很多人在攻讀學位時當然要讀書,獲得學位以後,就不讀書了。對於這些人,讀書只是獲得高學歷的手段,他們並不真喜歡讀書。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知識,尊重讀書人,因此「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並有所謂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重視知識,尊重讀書人,中國的文化一向昌盛,在過去的大部份時間,領先世界其他地方。然而到了近代,尤其是現在台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變質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學歷高」,大家只追求高學歷,卻不愛讀書,優良的傳統觀念變得虛有其表了,令人嘆息。

雖然現在除了讀書,也能從媒體、網路上獲得知識,媒體、網路上的知識多半比較片斷而真假難辨,不像書籍裡的知識比較完整,有充分的證據和論證,媒體和網路上的資訊因此不能取代書籍。電子書等同於紙本書,而可以取代紙本書,不過不愛讀紙本書的人也不會愛讀電子書。

離開學校以後,人為什麼還要讀書?首先是自我滿足,古語所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更重要的,如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所述,現代世界是沒有界限、隨時在改變的,任何遠方的改變都可能影響我們,只有不斷讀書才能隨時更新知識,瞭解這個持續變動的世界,保持個人的競爭力。

在現代民主社會,讀書不只是個人修為,更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在過去威權時代,掌權者決定國家社會發展的方向,一般民眾自然遵從執行,只要掌權者能瞭解世界、選對發展方向就夠了。對比之下,在現代民主社會,每個人對國家社會的發展方向都可以有意見,都可以多少影響政府的政策。換句話說,任何政策都需要有共識,好的政策需要有方向正確的共識,而方向正確的共識取決於全民愛讀書、有知識,能正確瞭解變動的世界。

台灣自從民主化以後,經濟、社會各方面進步有限,很多政策或是無法推動,或是方向不正確,其根本原因恐怕正是全民不讀書,沒有充分的知識,不能正確瞭解變動的世界所致。很多人沒有獨立思考判斷的知識和能力,很容易被少數政治人物牽著鼻子走,該反對的反對,不該反對的也反對,導致台灣一事無成。

為什麼台灣人多有高學歷,卻不愛讀書?主要原因大約是,「考試掛帥」造成學生為了考試而讀書的價值觀,不考試就不讀書,考試掛帥所導致的填鴨式學習常扼殺學生對於讀書的興趣。要改變考試掛帥的教育方式,就如上述,需要全民認知的改變和共識,但願本文能對此有點幫助。

 

 

 

 

愛國教育 | 杜敏君

社會的氛圍很重要,學校的愛國教育更重要,請看這個視頻。五年級以前的人很熟悉嗎?所講的話耳熟能詳嗎?
但是要將習近平換成蔣經國,其他不變。

現在的教育怎麼了?三軍統帥連中華民國都喊不出來了,只喊「這個國家」,是哪個國家啊?
國民黨說這個國家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亂黨說「台灣國」,李登輝告訴大家「台灣的祖國是日本」,洪秀柱說「中華民國」才是我的國,結果被朱立倫拉下馬來,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共存」,一邊一國,馬英九說「中華民國是國家,台灣是家園」,吳敦義說「一中各表,要統的人,自己搬到福州、上海去住啊」。
唉!老師要怎麼教?要學生到底愛哪個國?乾脆避開愛國教育吧!要同學愛自己就好,因為我們是亞洲孤兒啊!

我到台灣才八歲,與母親隨著保密局的長輩們漂流到台灣,讀小二,老師教我們「國旗,國旗,我愛妳」,「過新年,穿新衣,戴新帽」,「台灣是自由中國」,「大陸是我們的錦繡河山,不要忘記解救苦難的大陸同胞。」
教育的目的不就是讓學生熱愛國家嗎?
我們的課本都是要我們效法史可法、文天祥、張騫、班超、蘇武的愛國精神,因此高中畢業棄文從武,目的就是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報效國家栽培之恩,這些愛國的情懷,牢牢的銘刻在腦海中,永世不忘。

可是服役軍中後,事與願違,長官貪小利,為了升遷相互排擠,明爭暗鬥,虛偽造假,欺上瞞下,走業務路線,與所受的教育背道而馳,尸位素餐的生活讓我痛苦萬分,因此謝絕長官提攜的美意,堅持退役,轉職教育。長官告誡我說,天下烏鴉一片黑,你若無法隨波逐流,將被潮水淹沒。
長官的警語,我牢記在心,要做一個出汙泥而不染的老師。

誰知遇上盜竊亂賊的日本亂黨,將中華歷史篡改,顛倒正邪,污蔑中華,毀憲亡國,篡改課綱,這樣的反教育要如何面對學生?
因此將課本歪曲的內容由學生自修,我以正史印發講義上課,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自己去分析辯證,以達教育的目的,效果相當不錯,却傳來學校行政人員的微言,我不為所動,召開親職教育座談會,與家長面對溝通,並說明我教育的方向,如果認為我的教法不妥,我可以離職,否則就請將自己的孩子轉班或轉校。
經家長討論後做成決議,結果一致通過仍然接受我的教法,學校也傳來認同的聲音。

太陽花學運期間,我想實施公民校外實習教育,利用假日帶學生北上,至現場觀摩,是自由參加,但是要有家長的同意函,誰知學生反應冷漠,無人願意參加,說吃飽了撐著嗎?
我說那麼你們不關心國是嗎?
有位平時很皮的學生說,在老師教導之下,我們不怕被洗腦,就算被洗了,老師也會幫我們洗回來,頓時滿堂莞爾會心一笑。

如何經營部隊? | 杜敏君

有人服役是痛苦,天天數饅頭,有如魔鬼營,好不容易捱到退伍D日,興奮的總算熬出頭,離開營門,頭也不回的直奔車站,永遠不再回來。
軍營有這麼可怕嗎?

NO!
事在人為,領導統御的方法非常重要,我認為必須將部隊經營成一個和樂融融的大家庭,官兵以誠相待,連隊長是大家長,輔導長是保母,值勤時認真守紀,毫不馬虎,平時辦好團體伙食,使官兵吃得好、吃得飽、營養好、精力充沛,值班時絕不打瞌睡。
關心戰士的生活,有病痛,立刻送醫就診,絕不延誤病情,官兵最有感受。

飛彈兵役期三年,都是高中、專科以上的學歷,實施軍隊學校化,定期舉辦文康活動,有壁報比賽、漫畫比賽、攝影比賽、歌唱比賽、演講比賽……
舉辦舞會、旅遊、露營、康樂等活動。
並成立升學小組,利用休閒及假日時間由專業軍官作修學輔導,開闢圖書室、閱覽室、自修室,鼓勵讀書風氣,以福利金購買升學參考書供戰士們自修用。
欲升學不能沒有壓力,每週實施週考,將成績公布於防風走廊,未滿70分者,留營自修,補考及格,始得休假,於懇親會時,邀約戰士女友參加,弟兄們怕考試成績不理想被女友笑話,可以向我借分數,但是必須於次週扣還,讓戰士加倍努力用功。
動態活動可以紓解弟兄們的壓力。

記得有一次在淡水舉辦三天二夜的露營活動,於晚上舉行營火晚會時,吸引了好多遊客的圍觀,恰巧有金防部司令的女公子與淡大的同學們在現場目睹,好奇的詢問弟兄,是哪所大學啊?
弟兄回答是飛彈大學,她們露出驚詫的表情,沒聽過啊,你們的節目超水準,弟兄們邀約她們與大家同跳土風舞,盡興而歸,臨行表示飛彈大學的阿兵哥真活潑,戰士們大笑,我們是大學先修班啦!是防空飛彈管制隊的戰士吶。

我先後服役防空管制隊四年,退伍弟兄考取大專院校計有142人,其中不乏台大、師大、中興法律、土壤學系。
而難得的是退伍弟兄每年懇親會,都會返隊共襄盛舉,與學弟們同樂。
在營是良兵,在鄉是良民,如果部隊都能如此經營,還會數饅頭過日子嗎?

老師該怎麼管教孩子?| 杜敏君

我反對以打駡為主的強迫教育,但是學習的歷程及態度因人而異,有的孩子有主動學習的企圖心,稍微念他一下就臉紅淚流,這類學生當然不需要打駡。
有的學生沒有主動學習的精神,必須稍加薄懲,便即刻改正,仍然是要教鞭伺候的,但必須約法三章,讓學生能欣然接受。

也有學生因為家長未能有良好的教育,根本不想學習,且會妨礙別人學習,破壞教室秩序,成為學生的意見領袖,是班上的老大,很多認真的老師,反而是責罰這類耍老大的學生而情緒失控,引起家長的不滿,而到校興師問罪,反而讓自己冤屈的成了不適任教師,實在不值得。
所以老師必須具備寬恕的修養,多練習情緒的管控,對這些少數的學生,在私下要多接觸,多深入其內心世界,有空多做家訪,瞭解其成長的背景。

事出必有因,這樣的孩子來自二種極端的家庭,一種是嬌生慣養的家庭,被寵大的。出身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
另一種是雙薪且是社經地位弱勢的家庭,父母為基本的生活忙於工作,無暇陪伴子女,更別談家庭教育了。

以我教學30年的經驗,當然遇到不少這類不聽管教的個案,在班級中,遇到不服管教的學生,如果放縱不管,看在學生眼裡會產生從眾效應,會影響全班的管教,最好的方法是要他離開教室,到辦公室冷靜下來,坐著思考反省,等下課了,再反問他該如何處理?
一般而言,學生知道自己犯錯了,會有內咎心理,這時會向老師道歉,我會說又不是老師犯錯,不是向老師道歉,你影響了班上聽課的秩序,應該當眾向同學們道歉,知恥近乎勇啊!
大部份學生到此都會圓滿結束。

如果犯錯學生孤傲不改,蠻橫不講理,老師更不必生氣,當場通知家長來校,個別談話,到輔導室要學生向家長說明犯錯的過程及內容,由家長定奪處理的方法,一般家長都會責備子女,並希望老師原諒他的孩子,這時我便婉約的告訴家長,孩子有犯錯的權利,否則便不必上學了,要原諒的不是老師,而是他自己,您的孩子當全班面前妨害了上課秩序,理所當然要施以責罰,以免以後其他同學效尤,不是道歉就可以得到教育效果的。
記過會留下污點,所以可否由家長以班上的愛心棒加以薄懲?
大部份家長都會首肯的,而且下力很重。
也對全班學生有了教訓效果。
家長還會感謝對他子女的關愛。

思考時間之七 | 杜敏君

言論起舞。然而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扮演的角色有別,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絕不可要求別人的意見與你完全一致,因而民主社會之可貴就在於它對不同意見之包容力,「雖然我不完全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尊重你發表意見的權利」,如此作良性的溝通,彼此存異求同,而得到最大公約數,而求取共識,便不會有肢體衝突和語言暴力的亂象發生了,因此在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是不可能出現一言堂現象的。

譬如持台獨立場的人,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即「身在台灣,就應該是台灣人,就應該講台灣話」,我們客觀思考一下,這個命題符合邏輯嗎?

身在台灣的人,必須是台灣人嗎?在國民政府時期,中國行政區域共有三十五行省及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播遷台灣省,隨政府來台的同胞,包含各省,怎能說居住在台灣的都是台灣人呢?憲法規定,凡中華民國的國民有遷徙的自由,難道不是台灣省的人就不能在台灣居住嗎?

抗戰八年,政府遷都重慶,為何四川人沒有提出「身在四川,就應該是四川人,就應該講四川話」呢,當初有許多台灣省籍的愛國同胞亦遠赴重慶,投入抗戰行列,並未受到四川人的特別待遇,四川人亦未有川獨運動,亦無稱國民政府是「外來政權」的說法,只是上下團結一致,發揮勤儉克苦之重慶精神,艱苦抗戰八年,終於得到最後勝利而還都南京,在四川的各省同胞,依依不捨的揮別同生死、共患難的四川友人,淚如雨下的感人場面至今難忘。

再說「外省人到台灣四十年,為何不說台灣話?」這個問題就命題而言更是不週延,第一,並無官定的台灣話,台灣話何所指?是閩南話?客家話?亦或原住民話?若是指閩南話,其原因是閩南人數佔多數,豈非犯了沙文主義?憑什麼強迫原住民去學非本島的外來語?

其次,今天在台灣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以降,根本已很難分清是那裡人,他們已能說著流利的閩南話,反而有些住在都市的年輕閩南人說著一口標準的國語,說起閩南語來反而深澀且不自在呢!

說穿了,其實語言只是人與人間的溝通工具,只要彼此在交換意見或聊天時,大家都能瞭解對方的意思便行了,說那一省的話,並不重要,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都是政客為了爭取選票而刻意挑撥分化,造成族群對立,以從中謀取利益的策略,實際上有許多高唱台獨的政治人物,其最親蜜的枕邊人就是外省人,更有重量級的台獨人士,已來往兩岸,且會見中共重要官員,因而我們實在應該好好思考,不可被政客們玩弄於手掌之上,被出賣了尚不自知。

再談李登輝刻意強調「本土化」,我們已身在台灣,每天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過著台灣的民俗生活,不是本土是什麼呢,實際上除了原住民外,所有台灣同胞都是來自大陸,所不同的只是來台時間先後罷了,大陸才是我們的本土,若按語意學說,「本土」反而應該指大陸,「本土化」之真正含意是不要忘記中國文化,豈非違悖了李登輝提倡本土化之用意?

除以上總總似是而非,導誤民眾的觀念外,尚有一個更嚴重的錯誤觀念,必須澄清,即所謂的「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其實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是那裡人並不重要,政治人物之所以要如此宣示,只是為了討好選民,以贏得選舉而已。

教育誤國論 | 杜敏君

--原刊於輔大益世評論 82.12.16 第108 期

眾所週知的,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一個國家之是否興盛,人民素質是否優良,民族意識是否濃烈,國民之愛國心是否凝聚,均須透過完整的教育來達成。

記得筆者於高中時代,參加學校的國語文競賽作文項目,題目為「教育為立國之本論」,僥倖獲得第一名,文章並轉載青年世紀月刊,足見當時教育當局頗重視國民之民族精神教育。

遺憾的是,復興基地的台灣,在經過艱辛的建設過程後,飽嚐世界反共逆流及姑息氣氛的衝擊後,從挫折與橫逆中站立起來,卻一腳跨進功利現實的坑洞中,愈陷愈深,至今似已無力自拔。
最令人憂心的便是教育非但無法達到保種強國的教育目標,反倒偏離國家意識,尤以解嚴以來,國民的民族意識漸形淡薄,只講民主而不守法治,只求近利而無遠慮,為政者竟是討好民眾,而未有見義勇為之喉舌,最後竟使復興基地之所以能屹立不搖的主導政策,都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怎不令有識者憂心忡忡?

近年來所謂的民主改革,若未能從教育著手,使國民遵守法治,熱愛國家,從意識、觀念上澈底拋除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的封建心態,而一味強調本位主義,追求個人私利,誤以唯我獨尊便是民主,每個人都本著「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觀念,我們的社會將永無寧日,所獲得的民主成果不過是假象而已。

教育原本應該將懵懂無知的人,經過經年累月的教化,而獲得潛移默化之功,變化氣質,經春風化雨之教誨,懂得自愛並推及愛人、愛鄉、愛國,充分發揮生命之熱力,多元化乃民主社會之特徵,但任何事均可多元化,唯獨國家民族意識不可多元化,悲哀的是,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下,竟然教育出背叛國家的分離意識,這股逆流來勢兇猛,教育當局難以抵擋,亂了方寸,近來反而積非成是,美其名為改革,其實乃誤國也。

試觀現今的莘莘學子,每日所學為何?已失去了方向,課堂上老師所講授的與社會上政客所表現的完全南轅北轍,一個不認同國家的反對派系,竟然能堂而皇之的在國家的機器中分享政治資源,先烈們以鮮血和頭顱所換來的旗幟如今卻被人踐踏於腳下,而先烈們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方才締造的政黨,在歷經艱辛,為台灣地區中華子民謀盡福祉後,後生晚輩未能飲水思源,振興中華,卻一味降低姿態,縮小格局,隨著反對派系起舞,欲割斷中華文化之臍帶,並共奏「本土化」協奏曲,我們的學子已不知他們的祖國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深感自己與國家的距離愈來愈遠。

所謂的「中國只有一個,她的名字就叫中華民國」,是不錯,但又說「中華民國的主權早就獨立」,也沒錯,而又說「台灣兩岸的主權互不相屬」,此乃政治現實,不能說錯,然而卻給學子國家定位模糊的印象,這是否意味著已承認兩岸為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呢?

中共說「中國只有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永遠不會改變」,而我們過去政府不是教育人民「中國只有一個,就是中華民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要完成復國建國的使命」嗎?如今中共仍堅守立場,毫不改變,而我們一廂情願的矮化自己,以求自保,如此的駝鳥心態,真的便可化解中共的武力威脅嗎?

教育大爺宜三思,對付中共靠實力,目前中共之所以笑臉迎人,乃因內部擺不平,一旦我們失去了經濟優勢,絕非「本土化」所能自保的,更非廢除國父思想,背棄三民主義所能討取中共歡心的,因此切莫教育誤國吧!

 

孩子蹺家了 | 杜敏君

電視新聞報導,有某校女生因成績太差,受到學校變換環境之通知,而離家出走。其家長嘖有煩言,對記者表示,怪罪學校沒有做到善盡輔導的責任。是耶?非耶?

一個班級至少三十五人以上,每個人的智能不可能完全均等,國父曾將人的智能分成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等,屬於天生的不平等,每個人的智商絕大部份來自父母基因的遺傳,因此讀書的成績沒有什麼好比較的,只要學生盡到努力學習的責任便行了,老師及家長對成績較差的學生,應多加鼓勵,而不可加以苛責,更不可以歧視的眼光冷嘲熱諷,這無異是摧殘了學生的自信心。甚至造成其對學習的恐懼心理,而對求學視為畏途了。

老師應該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不必過分強調學習的結果,只要學生上課認真聽講,不明白的地方勇於發問,面臨艱深的難題會主動於下課時間向老師請教或跟同學討論,如此鍥而不捨的精神,才是值得老師鼓勵與肯定的,又何必斤斤計較成績之高低,天下沒有萬能的神童,每個人的專長亦不盡相同,某位同學的學科成績也許不夠理想,但是或許在術科方面有驚人的表現。也許有人對讀書就是興趣缺缺,可是在藝術方面卻才能出眾,我們又何必侷限於他學科成績的高下,去否定學生的學習過程呢?學生的成績較差,如果平時能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並給予關懷開導,又怎麼會因羞愧之心而逃避現實,終致離家出走呢?

再說,家長難道在這個離家出走的個案中,就沒有一點責任嗎?孩子欲出走之前,不可能沒有任何徵候,如果做父母的在平時能多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與生活起居,在家中無論再怎麼忙碌,也要撥出時間聽聽孩子在學校的生活點滴,對孩子情緒反應要具有敏感度,發覺孩子悶悶不樂,面帶愁容,便該慈祥的誘導他吐出不快的心聲,然後給予開導勉勵,舒解心中的壓力,直到孩子豁然開朗,重新展顏微笑,又怎會離家出走呢?

今日的社會是一個忙碌的工商社會,每個人為了事業或工作均馬不停蹄的拼命狂奔,很少有停下來喘息的機會,事業有成者,仍是一枝蠟燭兩頭燒,目的無非是想擁有更輝煌的成就,而獲得世人的尊敬與社經地位,卻忽略了身邊最親近的人,尤其是最親密的子女,做父親的,給予子女在物質上最奢侈的享受,卻難得陪子女吃一餐晚飯,如此冷僻的家庭氣氛,又如何對子女發出溫馨的吸引力呢?

廣大的企業基層勞工,為了養家糊口,除了辛勤的工作,尚得透支體力的不斷加班,以獲得微薄的薪資,一天勞苦下來,已是筋疲力竭,那有餘力與子女話家常,一旦子女在外受了委屈或課業上遇到困難,不但得不到家長的諒解與慰藉,反而遭受父母的責難,又如何能防範孩子的離家出走呢?

平時未能與子女多溝通,等孩子離家了再來怪罪學校的不是,於事又有何補呢?

思考時間之三 | 杜敏君

(此廣播播出於1997年間,文章整理出版於2003年) 很感謝林啟榮台長能給我這個機會,把多年來對國民黨研究的心得及對國家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的看法,透過空中,與朋友們交換心得。

我們共同奮鬥,用理性、用智慧來客觀探討,來愛護我們的國家。不要用情緒、敵對、謾罵,這樣的政治環境,充滿了暴力與分立意識,我們的復興基地-寶島台灣還有什麼希望呢?

政府播遷來台後,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跟中共對峙的約束,政府依據戒嚴法,在台澎金馬地區實施戒嚴令,為什麼要戒嚴呢?由於在大陸的失敗教訓,便是對中共的行事風格欠缺了解,對其統戰伎倆,認識不清,抗戰期間,在國共合作、槍口一致對外的口號下,我們的國防、外交、經濟、文化,幾乎全部被毛澤東所掌握,最重要的是蔣公在時機尚未成熟時,即被迫抗戰。

依蔣公原先的計畫,是要忍辱負重,先做好物質建設,俟物質建設完成,國力穩固後,日本便沒有能力作侵華的行動,所以毛澤東看穿了這一點,他便汲汲於聯合國民黨共赴國難,他的目的就是要解救自己的危亡,因為經過了中共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們已沒有兵力與元氣了,可是經過張學良事變以後,抗戰爆發了,毛澤東方才得以喘息坐大,而國民黨把全部心力投注在領導軍事作戰方面,無暇顧及內部的各項建設,更沒有時間對全國人民進行民主教育,沒有對同胞做心理建設,而文宣工作絕大部份都是落在共黨人士手中,而且當時的軍中亦沒有政戰的制度。

在這種狀況之下,當抗戰勝利,國家已兵疲財困,人民渴望養息,軍人亦有厭戰心理,此時委員長宣示對日採取「以德報怨」政策,在友台Call in的節目中,聽到有聽眾對「以德報怨」政策有所責難。為什麼蔣公要以德報怨呢?當時如果中國對日本提出培償要求的話,日本還會有今天的富強嗎?可是各位要了解,第一、當時的現況是戰爭剛結束,民生凋敝,百廢待舉,政府沒有能力去執行要求日本賠償的動作,第二、我們並無法體悟到蔣公政治家之心情,他是高瞻遠矚的,如果中日彼此以怨報怨,長久下去,必是兩敗俱傷,中日兩國是鄰國,且是同文同種,如果在東亞能密切合作,亞州在經濟上必能領導世界,我想今天講這些,大家一定可以體會出來,今天的日本不是在戰後復興得最快的國家嗎?日本的外匯存底是第二位,僅次於西德,她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各國都擁有很多投資和財產。

既然要客觀思考,便要講真話,不要因為中華民國擁有千餘億的外匯存底,便財大氣粗而沾沾自喜,並四處散金,做個散財童子,以人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大搞金錢外交,與許多貧窮落後、資源缺乏的小國建交,這些國家與我國建立邦交的目的,純粹是想獲得經援利益,一旦那一天國家遇到了危難,或者是經濟有了困難,所有外商在我國投下的資金均會撤出,甚至本國商人亦會將資金外移,到那時我國的外匯存底即刻歸於零,我們又拿什麼去援助這些小國呢?她們還會與我們維持邦交嗎?

日本有一段時間因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外匯存底曾低於我國,但是她在世界各地的生產設備便高達千億美元,便非我們所能望其項背的,是故我國的外匯存底是非常不穩定的。要看國內的政治、社會是否安定?若政治社會不安定,人心惶惶,我們的經濟是浮面的。所以任何事情不要僅聽媒體的報導與宣傳,要憑自己的智慧去分析,並作客觀探討,不可昧於事實而作一廂情願的錯誤判斷。所以各位朋友,大家都應該訓練自己具有理性思考判斷的能力與習慣,才不會人云亦云,而隨著別人的笛子起舞,當然更不會受到政客的欺騙。

我始終感覺,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我們勿須去崇拜任何人,而要肯定自我,不要小看自己,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有他存在的價值,並非居上位的,當官的就是重要人物,我們在下位的便卑躬屈膝,這是錯誤的觀念,飛機少掉一顆螺絲,在空中就有解體的危險,你能說螺絲不重要嗎?

所以我們不必去崇拜任何人,但是可以去學習別人的長處,所謂長處並非在上位的領導者才有,也許是一個領班,也許是一個工人,在他的工作技能方面,在他對工作的專注精神方面,都是我學習的榜樣,便值得我去學習,也許一位公車駕駛,非常的守時,從不誤點,這種守時的習慣便可作我的老師。孔子很早便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好的是我的老師,錯誤的也是我的老師啊!如果別人犯了錯誤,當我看到了,而不犯他同樣的錯誤,這不就是我的老師了嗎?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去崇拜別人呢?一個民主國家是不談個人英雄崇拜的。

 

 

 

 

 

 

 

 

 

 

 

 

 

 

 

 

 

 

 

思考時間之二 | 杜敏君

被稱為「民主戰艦」的朱高正如何?看一看朱高正在立法院的質詢表現,然後再來評斷朱委員也不遲。某一天,我便帶了國研社和法律系的同學至立院旁聽,三個小時下來,返回學校,深覺此行不虛,且對朱高正有了迥然不同的評價。原來朱高正是那麼的溫文儒雅,而當朱委員揮動拐杖時,是高高舉起,卻是輕輕放下,但媒體報導卻是斷章取義,刻意誇張,以抓住賣點,滿足觀眾及讀者的好奇心,當朱高正扶著老委員,並向他們道歉的鏡頭,怎麼在媒體上看不見呢?

當朱高正與趙少康、李勝峰在台上大打出手,趙少康的領帶被拉扯下來,朱高正的眼鏡跌落地面,我們在電視上不是目睹這幅畫面嗎?可是當你們都在為他們的不當舉動生氣時,民進黨的支持者把趙少康恨得牙癢癢的,而國民黨的支持者便大罵朱高正無恥,可是你們那裡知道,當會議結束,在立院餐廳用餐時,他們卻若無其事的在共進午餐呢。

可見無知的民眾都被耍啦,因為今天的媒體,都是為當權派所掌控的,而電視廣告又是以秒計費,價格相當高昂,有誰能支出大筆廣告費為自己宣傳而打知名度,而爭取人民的選票呢?為何不在國會問政的時候,利用媒體為自己作自我推銷呢?今天社會之暴亂風氣,可說絕大部份均是立院肢體行為的效應,可是大家可瞭解立委本身的內心深處,是充滿了多少無奈與痛苦嗎?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若是所有選民均具備起碼的水準,以立委論政之良窳作為投票之指標,打架作秀的民代,鐵定失去選民支持而落選,請問有誰還敢冒著斷送政治前途的危險,而作肢體秀呢?今天我們來客觀的思考一下,朱高正委員當時在立院的肢體衝突表現,個人亦不以為然,但是我一向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所以我便親自到立院去了解朱高正,可是我從未與朱高正私下見過面,我不去為任何人歌功頌德。

到了民國七十九年,我要求學聯會把朱高正請到學校來演講,結果他到學校時,軍訓室緊張了,許多行政部門,如臨大敵,國民黨的學會更形緊張,一個民進黨的立委到大學校園來,到底會講些什麼?受好奇心的驅使,教授、行政人員、學生,把活動中心的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教授均坐在第一排,結果朱高正大談康德哲學,內容生動、客觀,連哲學系教授都聽得興致勃勃,學生們更是如獲珍寶,我記得學生欲罷不能,此後繼續邀請他來演講了三次,學聯會也請了盧修一教授、林育体教授、葉菊蘭委員前來演講,當然為了公平性,也請了許多國民黨籍的教授前來演講,以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不會受某個人偏激的言論,而影響了自己對某事的看法。

在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校園,輔仁大學算是頗為民主開放的,而平時在立法院表現惡形惡狀的委員,一到了校園,每個人都是溫文儒雅,都流露出令人仰慕的氣質,所演講的內容均是他們的學術專長,在立法院中下流無恥的表現,一掃而光。由此可知,欲提升立院的問政品質,改善立院的文化,改良社會的選風,提高選民的素質,必須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讓國人培養勤於思考的思維力,才不會淪為英雄似的崇拜主義,民代們自然不敢譁眾取寵,以肢體秀來取悅選民了。

筆者以為,擔任大學教官並不如一般政客所蓄意醜化的,是國民黨的黑手,是校園思想的控制者,只要本著教育良心去與學生進行理性探討,沒有不受歡迎的。如果對大學生尚要以愚民政策來施教,國家必將淪為不堪收拾的後果。

當然在當時的環境是冒著非常大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竟受到總教官的迫害,某主任教官(已故)告知,總教官在安全資料上記上一筆,說我思想有問題,並密報軍訓處將我調至東南工專,在當時簡直是一項白色恐怖的行為,只是教育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有這麼大的罪過嗎?更令人氣忿的是將仗義執言的胡教官亦調往中華工專,幸好仍有明理的好長官,經一再的申訴,一年半後,終於得以平反,胡教官調回大學任教,且受新到任之軍訓處長重用,至軍訓處建立全國軍訓教官人事電腦檔案資料。我亦被新處長招見慰勉,並任由我選擇欲服務之學校,至此獲得遲來的正義,總算個人的努力沒有白費,且證明我的教育理念是正確的。當年視為禁忌的課程,今天已編為正式的教材,之後並蒙處長數次召見,聽取對軍訓制度的興革意見,至此軍訓界總算脫離了過去刻板官僚的窠臼。

因為思想教育是要讓學生有知的權利,且能明辨是非,而不是隱瞞真象,所以真正的愛國教育不是唱高調,真正的愛國不是醜化敵人,過去一再醜化中共,說共匪殘無人道,說中共一無可取,說人民解放軍不堪一擊,可是別忘了,國軍正是被這支破敗的解放軍擊垮的,六十萬大軍也是由於共軍的追擊而被迫撤離大陸的,大學生不是白痴,如此昧於事實的教育又具有多少說服力呢?而對於國民黨的認知卻一再吹捧,國民黨的好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執政黨的表現自然逃不過人民的驗證,不需要自我吹噓。

當我唸高中時便很疑惑,當初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垮的?既然是這麼好的國民黨,為什麼會敗退到台灣來?共產黨既然是一無是處,為什麼會掌握了整個大陸?許多同學都存有這個疑問,因此我與幾位關心國家前途的同學帶筆從戎,投考了政戰學校。研究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制度與黨性以後,我在三年級才正式加入國民黨,而絕大部份同學都是在一二年級即加入國民黨。我是在充分認識國民黨以後才申請加入,且認為既然成為國民黨同志,便應終身為國民黨奮鬥,但是我的立場是超然的。

思考時間之一 | 杜敏君

今天是首次在空中和聽眾們見面,我主持的這個時段名為「思考時間」,主要內容為-讓我們大家共同來思考當前一些政治、社會、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也許朋友們已感受到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亂糟糟的社會,是一個動輒暴力相向的社會,是一個你爭我奪的社會,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是一個貧富不均的社會,總而言之,是一個病得很深的社會,因此大家應該好好的冷靜客觀的來思考這些問題,畢竟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有義務負起振衰起蔽的責任。

首先應該探討思考的方法,如何對一切事情都能理性思考判斷。我本人是在對日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出生的,我的雙親都是軍統局的情報工作同志,家父在我出生不久便被派往敵後地區工作,因而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對「爸爸」二個字是很陌生的,我和母親生活在軍統局重慶本部的大家庭中,直到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才和父親團聚,那時我已五歲。

年紀雖然幼小,對經歷的困苦生活卻印象深刻,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在艱困的環境中成長,比較容易老成,也比較容易成熟。

個人從小便生活在團体中,而軍統局對生活管理與工作紀律要求非常嚴格,在母親單位中只有我一個小孩,因此深受眾香國阿姨們的寵愛,我並未感到孤單與寂寞。

但是在阿姨們上班時,龐大的辦公室中,只聽見「的達」的發報聲,我一個人孤伶伶的坐在板凳上,高興的時候不可大笑,不如意時也不能哭鬧,在這種工作環境成長的孩子,看起來是老氣橫秋,但是由於戰爭氣氛的影響,個人覺得在思想方面似乎比現代的孩子成熟得早。任何事情不會順著刻板的模式去思考,遇到任何問題,總是有自己的看法,而阿姨她們或者是老師也都能頗具耐心的與我探討。

可是到了台灣,接受到此地的小學教育,當時我就讀小學二年級,好像什麼科目都如算術般有它的標準答案,深深的限制了孩子們的思考力,對這種教學方式,個人感覺非常不習慣。

因此當我在輔仁大學擔任教官上軍訓課時,便建議軍訓處應該讓大學生有充分獨立思考空間,更應培養大學生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而不可一再進行反共的八股教育,什麼「殘暴的共產政權」、「認識共匪陰謀」、「破壞倫理的新婚姻法」等,而應站在學術立場去瞭解共黨的理論基礎,與大陸共產政權的政治、經濟、教育的現況,畢竟如孫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對大學知識份子尚要實施愚民教育,一旦到了國外,或有朝一日接觸了大陸人士,知道現況與所學有相當差距,對台灣的教育模式將得到全盤否定的結果。

幸好軍訓處從善如流,於民國七十六學年度起,重新編纂大學軍訓課本,以客觀理論學術為主,將「認識共匪」改為「認識敵人」,內容不再是反共八股宣傳,而是偏重共黨理論介紹,但仍不忘將「認識中共統戰」加上陰謀兩字,雖不完美,但較過去的八股,已是邁開了一大步,勉強算是差強人意。

其實在七十年代的大學生,並非不願意思考,而是在一言堂的教育模式下,學生的思考力已被抹煞,都成了政治乖寶寶。

記得在民國七十二年,上文化大學新聞系女生軍訓課時,原來已是八十人的大班級(與另外兩個系女生合班),地點是大慈館,結果擠得座無虛席,竟然有一百二十多人來上課,三十多人均是聽室友提起,上杜老師的共黨理論有趣而不乏味,因此而跑來旁聽。可見軍訓課只要不八股,照樣是受學生歡迎的。當時有兩個科目是嚴格執行點名制度的,即軍訓與體育,但是我很少浪費時間在點名上,不是偷懶,而是學生要求多上一些內容。他們每逢下課後仍不捨離去,而團團圍住我,提出相關問題,以獲得更深入的瞭解,由此得到證明,可知大學生對思考空間是多麼渴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