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說：「你見過一個國家獨立兩次的嗎？」他是指中華民國在1911年已經獨立建國了，現在不需要再次獨立。其實他是在掉花槍唬人的，大陸話叫忽悠。中華民國派聽我這樣說，先不要生氣，小弟不忽悠人的。

中華民國是1911到1971代表中國的政府，之前代表中國的政府是滿清政府，叫做大清，之後(1971)代表中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直到如今。統統都是政府，政府不是國家。大清滅亡了，中國不會滅亡；中華民國滅亡了，中國也不會滅亡；中華人民共和國滅亡了，中國還是不會滅亡。滅亡是我們的講法之一，另外較為平和的說法，以前是朝代的興替，現在是政府的更迭。

政府的更迭不是國家的獨立或滅亡，所以馬英九在掉花槍，所以芒菓乾(亡國感)是騙人的，是政府的掌權者把政權當國家來要求人們效忠。當你這個政權獲得國際社會承認代表你的國家時，這個要求尚能振振有辭，如果政權根本不獲國際承認代表你的國家，那麼要求人們效忠，是在效忠什麼呢？

政權與國家，在以前「朕即國家」的時代確實不好分辨，但歷史仍然提供我們一個參考。「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岳飛志在直搗黃龍，還我河山，至於徽欽當家還是趙構當家，不關大計。「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社稷之大計」，秦檜身為趙構宰相，不欲見岳飛迎回二聖，至於半壁江山失陷，億萬生靈塗炭，在所不計。明顯刻劃出：岳飛效忠國家，秦檜效忠政權。忠於國家者死，忠於政權者發，一向如此，不足為怪。而今「朕即國家」的時代不再，我們還不能分辨效忠國家與效忠政權的區別嗎？

政府不是國家，政府只是對外代表國家行使主權。所以1950到1971年間，兩岸政府爭的是國家主權的代表權，夠資深的大大們應該都對「排我納匪」記憶猶新。

政府對外代表國家行使主權，最重要的是「對外」兩字。假如世界大同，天下一國，國外無國，再無對外，政府即無代表國家的場合。那時並非政府不存在，而是國家不存在了，更沒有什麼主權不主權的。因為主權是對外主張、對外行使的，既已無外，主權即無意義。以前在「中國即天下」的時代，就沒有什麼主權不主權的。

在「有外可對」的情況下，政府對外代表國家行使的主權是國家的主權，不是政府的主權，政府只是執行長，執行長不是擁有者。換執行長不是換公司；換政府不是換國家。國家主權在君主立憲的國家屬於君主，屬於天皇、女皇、皇帝，联即國家。在沒有君主的共和國家，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是為主權在民，全民共享，所以對內伸張主權不知所云，沒有政府對內行使主權的邏輯。只有在對外時得以主張主權，且由全民共享化為國家擁有，由政府代表國家對外行使。

兩岸是一國，無主權之爭，爭的是同一個主權的代表權；兩岸若是兩國，則各有各的主權，其實也無主權之爭。如果雙方都否定對方的主權，像藍與紅，那就回到一個主權的代表權之爭；如果一方不否定對方，彼方卻否定此方，像綠與紅，那就是獨與統之爭。

主權在民是什麼意思？就是國家主權屬於你，屬於我，屬於他，共同地屬於這個國家裡的每一位國民，無大小輕重問題。主權是集體權，具不可分割性。不是可容各別分享的個體權，例如選舉權。你如放棄選舉權，總票數一定少一票。你若放棄共享主權(放棄國籍)，主權並不因而瘦身。所以大國小國的主權平平大。

主權在民，原則上是天生的，或者說是父母給你的。屬人主義固然如此，屬地主義也一樣，你的父母既然在這個地方生下你，不論你願意不願意，或父母願意不願意，總是給了你成為這個國民的權利，當然，權利不是義務，你是可以放棄不要的。只有極少的比例，如移民、歸化、嫁娶，才是後天由這個國家給你的，但也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給你的，別忘記，政府只是執行長，不擁有國家主權，政府只是執行國家規定而已。

政府的更迭不影響國家的存在。但因政府對外代表國家，所以政府能不能代表國家，就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的事，也就是說要看這個政府能不能得到國外的承認。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的政治實體，只是沒有得到外來的有效承認，儘管這個政府能有效統治，平安無事，我們可以叫他天堂，叫他桃花源、極樂世界或任何一個名詞，卻難以稱其為國家，因為他沒有對外可以代表的國家，大家都不承認有個國家是由他代表的。當今世界所認定的國家是以聯合國席位做為標準的。

加泰隆尼亞剛好是個例子，即便通過獨立公投，即便西班牙政府不予干渉(西班牙政府是不同意的)，但是聯合國沒有他的位子，加泰這個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的政治實體，也只好叫加泰桃花源什麼的，叫不得國家。加泰通過公投仍然獨立失敗，主因在此。俄國原有支持加泰獨立以制約西方的企圖，但個別國家的承認沒有意義，不管邦交國數目多少，都只是複數個體，不算國際社會組織。全球唯一的國家登記簿是聯合國。

所以斯斯有兩種，台獨也有兩種。務實派主張制憲、正名、入聯三部曲；借殼派則想直接以ROC(或者加註Taiwan)入聯。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入聯，入聯就是國家，就有主權，就有東西可以代表，就可以正經八百參加任何國際社會組織，而不是沒有投票權的旁聽生，或者根本連門都沒有。務實派是玩真的，以辜寬敏為代表。借殼派則是詐騙集團，聯合國永遠不可能接受的。聯合國會接受Republic of Japan申請入聯嗎？

馬英九專長在於人文科學領域，他可能不知道如何求一個數值的立方根，但不可能不知道政府與國家的不同。你問馬英九中國歷史有多少年，他絕不敢回答一百多年，要不回答五千年，至少也要說兩千多年。中華民族先前叫漢族是源於漢朝，唐人街的命名是源於唐朝，China有說源於秦朝的稱呼，其實遠在商朝就有了。講中國，就是不說三皇五帝，至少也要包含三代以下秦漢唐宋元明清的各朝各代，當然也包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曾祖父根本不知道中華民國是什麼碗糕，但無礙於他跟我是同一國人。我們跟左宗棠、唐伯虎、蘇軾，李白，關羽、孔丘，都是同一國人。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15年，國民黨政府尊其為中華民國國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共產黨政府尊其為革命先行者。後者的尊稱較為妥當。蓋尊中山為國父，不脫太祖思維；而民國多少多少年，尤其象徵朝代的年號。均自外於秦漢唐宋元明清，而以改朝換代自居，等於重新開啟了中山先生所終結的數千年鹿鼎記，應非廣納世界思想的中山先生所樂從。我是中山信徒，對於孫文學說，自信能與九成以上的中山追隨者爭鋒。孫先生推翻滿清，絕無自代為太祖之想。

大陸稱毛偉大領袖也好，革命導師也好，就是不稱國父，那是對的。更不提開國多少年，而毅然採用西曆紀元，與世界接軌，把自己所屬的時空，做為中國歷史的延續，納入中國歷史的一節，就事論事，毋寧是實事求是的進歩作法。起中山先生於地下，亦必與同。

兩岸相互否認是否認對方的政權，從來不否認對方是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否認對方是中國，而是有個政權否認自己是中國，而這個政權用的卻是中華民國的名字，承認這個政權等於承認中華民國不是中國了。對獨派而言，那是正中下懷；春秋之義，責備賢者，中華民國派也這樣認為嗎？

馬英九「不需要獨立兩次」的說法，不是指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不是指國家，是指政權。大部分的中華民國派都被馬忽悠，不能釐清政府與國家的概念，其結果是不知不覺自外於中國而走到一邊一國去了，如同那部老電影「桂河大橋」一樣，所行非所願而不自知，大非已鑄，空留遺恨。要像許歷農一樣概念清楚的人不多。

昔時朝代的興亡，廟堂或有不事二姓之大節，江湖應無趨民就死之小義，否則新朝之民從何而來。自古忠臣孝子，到得國家氣數要盡之時，怎樣出力去挽回，有幾個挽回得來？不過盡人事耳。於今朝代的興亡不過是政府的更迭，不事二姓的大節，也隨帝制解體而成歷史故事，老百姓應該效忠的是國家，更沒有替任何政府背書的義務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解即是：民為貴，國家次之，政府輕。

台灣自從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已有4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除了李，陳、馬、蔡都是連任兩屆。李登輝在直選前已擔任約1.3屆(當時一屆6年)，因此他直選後的1996-2000年任期也可視為第二任。讀者是否注意到？4位總統的第一任期都較上軌道，至少差強人意，但是第二任期都荒腔走板，造成廣大民怨，於是促成政黨輪替。總統的第二任期似乎有魔咒！

李登輝在第二任期搞出國安密帳案，並以「凍省」逼反宋楚瑜省長，拖垮行政效率；最嚴重的是，他為了選舉拉攏一些地方派系和黑道，形成所謂的黑金政權。陳水扁在第二任期時，他和妻子、家人的貪瀆洗錢事實逐漸被揭露，導致2006年百萬人民上街頭的「紅衫軍倒扁運動」，使扁政府幾乎提前告終。馬英九在第二任期的2013年，因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涉入關說疑雲，而搞出失敗的「馬王政爭」，重創國民黨的團結；2014年，民進黨在背後支持的「太陽花學運」佔領了立法院及衝入行政院，以抗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使馬政府也幾乎提前告終。

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期現在剛好一年，這一年間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

去年12月11日，蔡政府悍然關閉了親藍營的中天新聞電視台，嚴重損害新聞自由。

今年1月1日，蔡政府開放美國含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台灣，可能損害人民的健康。

今年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列車發生出軌意外，造成49人死亡和247人輕重傷的慘劇。

今年台灣的各水庫儲水不足，苗栗、台中與北彰化地區自4月6日起實施「供5停2」限水措施，若繼續不下雨，限水範圍可能還會擴大。

今年4月底，國策顧問黃承國和執政黨高層趙映光被扯出有黑道背景，形成警察抓賊、賊管警察的迥圈，使黑道囂張，人民不安。

今年5月13日，興達電廠事故引起台灣8百多萬戶輪流停電幾小時，至今朝野還在爭論台灣是否缺電。

今年5月以前，台灣的抗疫相當成功；可惜5月以來，抗疫的破口一再出現，疫情逐漸升高，5月15日起，台北市和新北市開始第三級疫情警戒，全台都陷入了風聲鶴唳。

這一年間發生的上述事件，雖然在政治上不如當年的「紅衫軍倒扁運動」和「太陽花學運」嚴重，卻都更攸關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看來蔡英文也逃不脫總統第二任期的魔咒，就是苦了無辜的老百姓。或許我們應該學習南韓立法禁止總統連任？或許選舉民主本就不能被期望太高？

其實我們是直到此刻，到了突然一天有了7例、16例這樣的數字，到了社區裡頭莫名地冒出案例來了，我們才終於算是遭遇了新冠病毒。

以前的那些，只讓我們恍若活在一個隔著玻璃的觀賞室裡，冷眼瞧著別人上演的生離死別、眼淚飆飛的劇情，以為那些只是某種「實境秀」罷了。這些實境秀包括了去年紐約由無人機空拍下的哈特島掩埋屍體照片、義大利倫巴底大區封鎖時在車站逃離的人群、和如今更為驚悚的印度的路邊燒屍的悲劇。

當死亡人數用一種像是自動跳躍的石英共振器數字鐘，不停地往上累加到了趨近於天文的陣列時，我們早就喪失了對於生命真正的知覺。「這個國家每天死亡四千若干人」、「那個國家死亡終於降到千人以下」，對於這一類的新聞描述，我們就只剩下更接近於嘲謔的心境，或者，它更加地只是冷漠與麻木，就像新冠帶給人的症狀一樣，我們喪失了嗅覺，一種對於死亡的嗅覺。

不過，除了這個，我們對於去年的武漢，卻是另一種心境，它十分類似於某種想要下蠱的欲望，整團、整島的人瘋狂地叫喊：「武漢肺炎」、「武漢肺炎」，至死不渝似地發出了最為尖酸的毒咒。但那也是一種無感症，對於武漢前無古人的苦澀與悲傷的無感，對於第一個發生了無法與最親的家人訣別，見著時只剩下灰的這一恐懼的城市，沒有一絲心疼，對於它被瞬間凍結，進入死寂的封城，毫無憐恤。

現在，我們突然恢復了嗅覺了，當侯友宜喊出了「該封城就封城」時，我們才對封城降臨時那一孤寂而悲愴的況味，有了一抹奇異的感覺。眾人心底的一縷疑問是：死亡之神是否正在掠過這個無情之島？無聲的殺戮或真要開始了！

我對張系國素來欽佩，電機專業論述不說了，他的科幻小說寫得非常好，隨筆文字次之，我讀過不少。這是第一次拜讀他的政治論述《保釣五十年‧釣運何處去》， 發表在香港亞洲週刊，除了邏輯混亂，廢話連篇，國粉思想，更讓我想起張系國自稱是「保釣人士」、「在美國的中華民國人」，中華民國人果然名不虛傳。 

《保釣五十年‧釣運何處去》

邏輯混亂

張系國拉一個1992年出生的台灣年輕人張榮真，講了一段話，大意是「釣魚台離我非常的遙遠又毫無關係的一個地名，但保釣打開了我對於國家的定義」。

看這一段「保釣運動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讓每個人思考和反省他對於這個國家的定義。當然不同的人可能得到不同的結論，但是最要緊的是他曾經思考過也反省過」。

評論：不知所云，國家的定義早已存在，和保釣運動有什麼關係嗎？保釣運動的確促使參與的台湾的留學生有了不同的國家認同：
有的認同中國大陸才是我們的祖國，學成以後回到祖國大陸工作；
有的認同中華民國才是正統，學成以後回到台灣主張革新保台；
有的開始反對中華民國對釣魚台軟弱無能，讓台灣政府頭痛，列入黑名單；
有的老老實實地讀書工作，做個專業人士。

廢話連篇

看這一段「保釣運動另外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參與者對於自我的認識。五十年來老保釣仍舊堅持信念繼續奮鬥。有人從事科學教育、有人致力文化傳播、有人深耕民主理論、有人倡導回歸鄉土並且身體力行，而是啟蒙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堅定他們繼續奮鬥的決心，不在於是否拿回釣魚台」。 

評論：廢話廢到荒謬，保釣運動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要求當時的政府拿回釣魚台，可惜當年兩岸政府都沒有力量。廣義的說，所有留學生無論有沒有參與保釣運動，求學工作繼續奮鬥都是留學生的本份。而且一大部分都明白唯有祖國才有力量收復釣魚臺。 

國粉思維

看這一段大意「中國造軍艦像下餃子一樣，國際局勢卻因而越發詭譎凶險，保衛釣魚台反而更加成為問題。最近中國海軍大型驅逐艦進入日本海，稍微對日本的民族性有點了解的人都捏把冷汗。逼急了日本可真再來一次甲午戰爭或珍珠港事件」。

看這一段大意「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有海軍統領三軍聯合作戰的實戰經驗，就是美國和日本。中國海軍進出日本海，擺明了和日本美國為敵。以一個沒有實戰經驗的海軍對抗兩個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海軍，您想這該有多麼危險﹖」 

看這一段大意「海軍和陸軍不同，不能打人海戰術。甲午戰爭北洋艦隊敗給日本帝國艦隊的難堪戰史更不用多說。現在的日本海上自衛隊其實就是帝國艦隊的小型翻版，絕不可小覷」。 

評論：所謂唯有美國和日本有大規模海軍實戰經驗，指的是75年前二次大戰的太平洋戰爭經驗，如今事過境遷，武器更新，二戰的經驗不足為憑。美國二戰以後的海軍只敢欺凌幾無海軍的弱小國家，朝鮮、越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南斯拉夫，這不算什麼海軍作戰經驗。

張系國覺得日本、美國是惹不得的，覺得現代的中國海軍艦隊仍然如同滿清的北洋艦隊，覺得中國人再努力也沒用，只能逆來順受卑恭求和，張系國中華民國人的特質表現無遺，這次讓我大失所望。畏懼美、日的心理是現在臺灣中華民國大多數政客共同的心病，不只是張系國一個人吧。

最近的新聞很熱鬧。國策顧問黃承國和執政黨高層趙映光被扯出有黑道背景，而趙之子趙介佑前科累累，是北聯幫的中堅核心份子，已因涉嫌販毒、詐欺等罪被羈押。據報導，黃承國、趙映光都出身於台北市的地方勢力。同樣在台北市，日前竟然發生多名黑衣人闖入松山警分局中崙派出所，大鬧派出所並砸壞所內電腦的事件，事件後派出所所長、副所長卻涉嫌刪除監視畫面，被依湮滅證據罪送辦。台北市是首都首善之地，卻是黑道囂張，警方軟弱包庇，而黑道盤據執政黨高層，真是駭人聽聞。(媒體指出盤據執政黨高層的黑道不僅黃、趙，但對其他人的證據不大明確，筆者就略而不提。)

在正常的國家社會，應該是政治權力指揮警方，警方打擊黑道，因此黑道面對警方，就像老鼠遇到貓，應該懼之避之唯恐不及。台灣怎麼反而是黑道囂張到大鬧派出所，而警方要滅證包庇？原因很明顯，因為黑道盤據執政黨高層，有權力指揮警方及決定警務人員的獎懲升遷，警方自然要看黑道的臉色行事了。黃承國和趙映光家族都已在民進黨裡十幾年，幾乎能完全掌控台北市黨部，其影響力是上至總統高層，下至庶民基層啊！

民進黨一向有所謂的排黑條款，嚴格拒絕黑道進入民進黨，但是當然只是裝飾門面之用。黑道大哥底下有眾多小弟，加上在地的影響力，是最好的投票部隊。民進黨怎可能真心排黑，不要選票？尤其在黨內選舉，總票數不多，黑道大哥的投票部隊是決勝的關鍵，哪個政治人物不想拉攏黑道大哥？黑道大哥於是在黨內扶搖直上，影響力愈來愈大。黑道大哥進入政黨高層，自然要廻護他底下的小弟們，而介入警方系統是最有效的辦法，於是形成警察抓賊、賊管警察的迥圈！

黑道或幫派未必一無是處，所以《史記》有《刺客列傳》、《游俠列傳》，是武俠小說的起源。黑道未必與政治有關，但當其影響力大時，難免常與政治有關。黑道與政治的關聯大約有兩類：站在當權者的對立面及依附於當權者。前者常被記錄流傳，包括《史記》裡的刺客、游俠們；孫中山推翻滿清時，出力頗多的許多會黨革命先烈；以及獨力號召兩岸和平統一的「白狼」張安樂等。而黃承國、趙映光之流則屬於後者，依附於當權者，吃香喝辣、權勢熏天，但是為人所不齒，終將與草木同朽。

國民黨過去曾連續執政51年，到李登輝當權時才引進地方派系和黑道，被稱為黑金政權。民進黨才間隔地執政13年，就已是黑道當道，賊管警察，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們小老百姓除了逆來順受，還能如何？

在印度再創世界新猷，一天確診突破40萬人的時刻，習近平的一句話也正巧被搬出來咀嚼，成了鮮明的對照。

習在今年1月省領導幹部的一次學習會議上，說「應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國的領導力和制度優越性如何，高下立判」。

這句話的前兩句則是他對世局的觀察：「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世界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一個『亂』字，而這個趨勢看來會延續下去」。基於對自我的制度與領導能力的自信，習近平也判斷，「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

制度的優劣與否，需要長時間的考驗，絕不能以一個單一事件進行判定，所以習近平的結論還是下得太跳躍了，但這一事件仍然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在應對這個疫情上，民主體制只能以「完敗」形容，可以說，新冠是民主的一次蒙羞記，但不止如此，民主不能應對危機，幾乎可說已是鑿鑿然的確證了。誰能想像，一位民主大國的總統，亦即拜登，有一天會以這樣的標題作為奮鬥的目標，說他要「證明民主依然有效」？民主若是一位戰功彪炳的英雄，這教英雄情何以堪？

因為就邏輯而言，民主既是普適、高貴而美好的，它應該自動地表現出它的有效性，它就絲毫不需要被證明；當它需要某種特別的糾合、發作，亦即某種殊異於平時的奮鬥與砥礪，方可奏效，那它就不是有效的，而是無效、失效的，因為那些殊異的、罕見的、氣喘吁吁的動員，一定不是民主的。

換言之，既然要大動干戈地去證明它的有效，就表示它的體質是虛弱的、或可直接稱作是有病的。如果它非得要一劑強心針才能續命，那它怎可能是有效的呢？

於是似可這麼解釋：民主在平時是有效的，但碰上了非典型的緊急狀況就會失效。但這一詮釋馬上可以舉出反例，二次世界大戰，民主的美、英並不僥倖地擊敗了獨裁的德、日，民主的確曾經在危急時分展示了它的韌性與堅毅。

不過，彼時的民主與此刻的民主，似亦不是同一回事。往昔，甘迺迪可以呼喚人民，「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現在拜登還能這般如父喻子地訓誨人民嗎？何況，甘迺迪所陳述的，豈不就是一種國家主義，而不是什麼民主？

民主是眾聲喧嘩，但眾聲喧嘩後必須要有一位領導者，能在聒絮與煩亂之中晰出一畦清明，然後在那短暫的寂靜裡做出決斷，而這一個決斷又要讓萬民景從，從而應對並最終解決危機，但這顯然不是遵循制度就可以推得的結果，民主裡沒有這份保證書。

民主如今真的已經失效了，以為民主即是天堂的人，必須搖晃自己的頭顱，讓自己跳出夢境。一天40萬人確診，印度不只告訴你悲傷的故事，還說出了一個顯然的真相：民主徹底失敗！

自經國先生於1988年初，未留下隻言片語即溘然長逝後，臺灣社會，尤其是國民黨內部，頓失領導中心。

筆者早年曾寫過一篇拙文《人的權威，與法的權威》，認為一個社會要和諧穩定，人人能安居樂業，必須要有一個眾人信服，共守的權威。在無法建立起法的權威前，則必需以人的權威代之。也就是必須或實行法治，或實行人治。一個社會沒有權威，必然陷入弱肉強食，混亂不堪的局面，是不可思議的。

經國先生在蔣老先生精心呵護培育下，在臺灣社會中樹立了威信，成為人民樂意擁護愛戴的對象。在經國先生執掌大權期間，臺灣長期實行的，是一種介於人治與法治之間的制度，在二者交互運用下，使臺灣獲得了安定進步。臺灣過去的這套制度，不是純由人的主觀意識設定的，而是在客觀的環境與條件下自然形成的。

蔣老先生於1975年去世後，即由經國先生接任國民黨黨魁，而由嚴家淦暫任臺灣最高領導人，以為緩衝。嚴家淦於1978年5月20日辭職後，再由時任行政院院長，兼國民黨黨主席的經國先生接掌大位。從此經國先生遂從形式到實質，都取得了臺灣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位子。其實以經國先生的魄力與才幹，當時在臺灣確也難找到更適合的人選，一則中國人傳統「父死子繼」的觀念，在一般人心中難以根除；一則經國先生本人的才幹與魄力亦足可當此重任。經國先生周圍的人曾調侃地說，經國先生什麼都好，就是不該生為蔣老先生的兒子。這當然只是為了平息外界對封建式「父死子繼」的不滿情緒。

受孫中山先生「以俄為師」的教導，早年國民黨在國家機器運作上、形式上亦仿效中共，奉行以黨領政、領軍的制度。若以國情及當時的實際處境而言，此一設計與實踐對臺灣的穩定與發展都是有利的。臺灣在兩蔣時代，尤其經國先生主政期間，社會得以安定，經濟得以發展，甚至一度位居「亞洲四小龍」之冠，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由於國民黨退守臺灣後，在兩岸對峙的嚴峻形勢下，在防衛上急需美國的支持，不得不處處聽命美國，依附美國，以致墮入了長期受美國轄制、操縱的不利處境。為了討好美國，在施政上不得不謹小慎微，儘量遷就美國人的口味與尺度，而不能完全依照臺灣的實際狀況，做大刀闊斧地改造與開創，否則必受美國的干擾與掣肘。尤其在涉及兩岸的問題上，美國更是看管嚴厲，不得越雷池一步。美國的兩岸政策，是希望兩岸永遠保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因為這最有利於美國遏制中國，維護其世界霸權的地位。

大約在1966或67年夏，筆者在台大念研究所時，曾利用暑假參加過國際資助的經合會暑期實習工作。首次見識到了，臺灣特工與美國CIA派駐臺灣經合會人員激烈的鬥爭。真是驚心動魄，歎為觀止。從此認識到了，原來臺灣受美國操控監控得如此之深、之嚴。國民黨為了討好美國，適應美國人的口味與尺度，不得不一方面堅持與大陸對峙，一方面又向黨外反對勢力妥協、讓步。

目前國民黨處處以選舉勝利為目標的戰略，表現得「不統不獨，亦統亦獨」的做法，使臺灣選民如墮五里霧中，無所適從。因此寧可把選票投給了立場清晰的民進黨，即使他們對民進黨的台獨立場未必同意，甚至充滿疑慮。一個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承認的政黨，已非正常民主政治定義下的反對黨了，還有妥協合作的空間嗎？ 若經國先生在世，會容忍這種情況出現嗎？

國民黨欲重獲人民信賴，首先必須在一中立場上，與民進黨區隔，表現出自己的理想與主張，以供選民選擇。其次對遏制大陸崛起的美國，不能再言聽計從，應當要有中國人的骨氣與立場。        

著名的《經濟學人》週報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主題是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指出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不僅《經濟學人》，一些學者專家、政治人物，多數是五眼聯盟國家的政治人物，近來都曾發出類似的警告。台灣真那麼危險嗎？還是大家都在危言聳聽，嘩眾取寵？

今年以來，台海確實緊張，大陸的軍艦、戰機經常環繞台灣航行，而美國和其部份盟國的軍艦、戰機也屢屢巡弋台海、南海。所幸大家都只是武力示威，而從未互相開火。台灣會呈現今日的危險是其來有自，讓我們回顧一下幾年前至今的變化。

馬英九在任時幾乎被國內外公認是兩岸最和平友好的時期，馬習會的實現印證了這一點。五年前蔡英文上台，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兩岸不再有官方往來。然後川普總統上台，啟動對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使中美關係逐漸惡化，而美國頻頻以在政治上支持台灣做為籌碼(即所謂的打「台灣牌」)，企圖逼迫大陸在經貿上讓步。到這兩年，蔡政府完全倒向美國，宣稱所謂的民主國家同盟，共同對抗大陸。雖然美國口頭不支持台獨，蔡政府的作為難免被大陸視為「倚美謀獨」，大陸因此出動軍艦、戰機威嚇蔡政府不得越過台獨紅線，而美國則出動軍艦、戰機反制，台灣於是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回顧過去，大陸的出動軍艦、戰機環繞台灣是被動的，是回應美國的打「台灣牌」，及蔡政府的倒向美國，搞民主國家同盟，共同對抗大陸。大陸既非主動動用武力，就顯示大陸目前無意以武力收復台灣，只要蔡政府不越過台獨紅線。

蔡英文會越過台獨紅線嗎？不可能。眾所皆知，蔡英文是大小姐，在台灣還不富裕的年代，她就開自家車上大學。當黨外和民進黨在衝撞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時，她在舒服地留學及擔任大學教授。到陳水扁擔任總統時，2004年她才加入民進黨。一生富裕舒服的蔡英文怎可能為了台獨而打仗及冒生命風險？蔡既不實踐台獨，大陸就不至於動武，台灣目前安啦！

中共政權不急於收復台灣，符合其社會主義和民本思想，即以人民過好日子為其國家目標。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人均GDP)剛達到一萬美元，其沿海地區已工業化、現代化，可說達成了人民過好日子，但是其內陸地區仍相對落後而需要提升。近年大陸雖然愈來愈有能力武統台灣，但是戰爭總有許多變數及可能有後遺症，因此不如國家的和平發展更確定可靠。以此觀之，大陸不急於以武力收復台灣，而繼續和平崛起，符合其人民過好日子的國家目標，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也是明智的。過些年，大陸會更富強，收復台灣將會更水到渠成。

只看中、美双方的軍艦、戰機經常巡弋台海，台灣看來確是非常危險。不過瞭解緊張狀態背後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就不覺得那麼危險了。媒體和政治人物總要危言聳聽，才能嘩眾取寵，才能賺到閱聽收視或國家支助嘛。《經濟學人》把台灣說成這麼危險，恐怕再無外資敢投資台灣，我們是否該控告它誹謗？

二二八突然爆發後，跟風介入想要爭取領導權的份子形色多方，加上國共戰亂的背景，事態的發展呈現著複雜交織的情況，二二八發生的原因就有如動盪的光影，扭曲變形難以辨識。

老蔣為了全台反共一條心，台灣與大陸相殘的二二八成了言論禁忌，在戒嚴統治的四十年這段史實是一片空白。於是長期的二二八言論禁忌，使得大眾的腦海充斥著以訛傳訛的謠言流語，預設了一般人對二二八想像和解讀，而且隨著時日的隔閡愈久，傳言愈是被廣受相信。

或許老蔣認為事實的真相都在史料和檔案裡，一清二楚，要了解真相查閱即可。然而李登輝加上陳水扁兩人主政總共二十年，二二八的史料和檔案都掌控在台獨手裡。戒嚴四十年加上李登輝開始炒作二二八的醞釀期，上了年紀的當事人、見證人幾乎已經凋零殆盡。於是，此後只要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掌握了真相。

舉例來說，1991年李登輝所指示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成員藍綠都有的研究小組要取閱官方檔案，都發生遭到阻撓的事。後來這份報告1992年正式公布後並未公開出版，即使在大學的圖書館也不是很容易找到。市面上那本掛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是1994年由綠營的〈時報公司〉出版的，對行政院原版的研究報告有不少增刪之處，摻入了台獨的觀點和說法。(參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被刪改陷害蔣介石)

以後解讀和論述二二八的台獨宣傳大隊，更是處心積慮「依台灣人的觀點與角度」竄改史實，宣稱國民黨的檔案文獻完全不可信，只採用控訴國民黨的民間傳言和口述紀錄。連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領導攻打嘉義機場的陳正雄，他們現身說法指出台獨對二二八的死亡人數太誇張，台獨反過來罵他們是造謠，責問他們是不是台灣人？

台獨否認「皇民化」，說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可是響應的僅是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並非全民皆反。人的思想不會遺傳，完全是後天的環境和教育所形成的，何況皇民化是日本積極在推動。李登輝那一代人的皇民化是自然而必然的事，難逃的宿命，他們的國家認同已經與老一代人截然相反。

楊亮功對二二八的監察院報告，就明確指出「台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林獻堂也說：「實由過去日本亡國化政策，…，對此輩青年宜從教育上糾正其錯誤心理。」

可是台獨不把年青人分別開來，不分年齡層次拼裝歷史，指控國民黨以皇民化汙名化「台灣人」。也就是說，台獨以先人抗日的碧血，和老一代人光復的熱淚把青年的皇民化塗抹洗刷掉，聲稱「所有台灣人」熱切盼望祖國卻對祖國失望，是一脈傳承下來的「抗暴自主的意識」。

由於共產黨成功地宣傳蔣政權是貪腐的「源頭和大本營」，以及後來蔣介石丟掉大陸，因此國民黨背上了貪腐的形象跳到黃河洗不清。使得大家普遍地相信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以及在各種誇大死亡人數的傳言影響下，台獨竄改加工的那一套二二八很容易被人相信。

歷史是一門專業知識，並不是政治人物的強項，一般來講，這方面的知識他們是與平常人無異的。因此對於有爭議的歷史事件，政治人物與平常人一樣，都是僅從表面現象做出直覺判斷，很容易接受流行的觀點。換句話說，別看政治的領導階層位居人上，在歷史方面也是很容易被誤導的，二二八就是如此。

馬英九顯然沒搞清楚「台灣人」與「台灣青年」兩者皇民化的不同，對皇民暴亂的說法充耳不聞，就只相信官逼民反，堅決主張「死亡人數不是重點」，大義凜然地說「重點是政府對人權的侵害」。於是馬英九真相混淆、是非迷向，成了年年對二二八道歉賠罪的唐·吉訶德，還自認是「當仁不讓」勇往直前。對他的荒唐馬迷依舊熱情不減，可見為數眾多的藍營也都認為是官逼民反。

因此國民黨會陷入思想危機，喪失中心思想，黨國信念被台獨一推就倒的原因，主要就是除了對二二八的史實無知，另外還有對蔣介石以後的白色恐怖的必要性認知不足，導致了價值觀的錯亂。也就對台獨所宣傳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辯解無方，抗衡無力，束手就擒，會隨著二二八是「歷史傷口」的旋律在舞動，拿香跟拜了。

甚至於自我綠化，國民黨叫作「理解民眾思維」，說這是「符合主流民意、擁抱主流民意」，亦步亦趨跟拜以求苟存。明明台獨欲置國民黨於死地而後甘，情勢有如虎狼屯於門前，今年二二八馬、江猶在高談「將心比心、療傷止痛」、「和解共生」。

《第四次國家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被收錄於《一次讀懂政治學經典》(50 Politics Classics)，其作者是J. Micklethwaite和A. Wooldridge，曾分別擔任著名刊物《經濟學人》的總編輯和執行總編輯，全書的主旨在於指出，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國家都遭遇政治和經濟困境，需要再一次，第四次，的國家制度再造。

書中先以四位代表性人物回顧了過去三次半的國家革命，稱為三次半，因為第四次只成功了一半，終於半途而廢。

霍布斯(Thomas Hobbes)代表十七世紀起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彌爾(John Stuart Mill)代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逐漸擁抱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不干預的小政府，韋伯(Beatrice Webb)代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福利國家建設，政府逐漸變得越來越龐大，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代表1980年代英國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總統反對大政府的改革，但只成功了一半，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去職之後，各國政府重新回到膨脹的軌道。

兩位作者歸納出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七個原因：落伍一個世紀、鮑莫爾病(政府提供的服務多是勞力密集工作，難以用機器取代，以提高生產力)、歐爾森法則(追求特定目標的利益團體容易組織起來，追求大眾共同利益的團體則很難組成)、過度積極的政府、模糊的數學(政府的財務)、給有錢人更多補助、政治癱瘓與黨派僵局。

兩位作者雖然對新加坡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不足顯示不滿，但是認為它們的國家治理模式在許多方面優於許多西方國家，是對西方世界的強勁挑戰。

除了少數北歐小國的治理極為優異、可為典範，書中指出多數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失靈。兩位作者大聲疾呼：「第四次革命要振興自由的精神，方法是更加強調個體權利，而非社會權利。它也要振興民主的精神，方法是減輕政府的負擔。」

---

兩位作者以其《經濟學人》總編輯身份，長期觀察國際政治和經濟，他們對西方世界國家治理的缺失自然瞭如指掌，使本書的資料充實，所歸納出西方國家的弊病相當精準，然而他們認為振興自由民主精神和強調個體權利，就能夠重造國家機器則頗令人存疑。

自由民主和個體權利一直是西方的核心價值，強調得還不夠嗎？若自由主義和個體權利是關鍵，西方國家的民主根本沒理由失靈。相反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權利，恐怕正是民主失靈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有錢人和有能力者自能贊助政客，助其尋求政府補助，而多數沒能力者自然支持無限度的福利國家以利其身，而政客也樂意配合，以換選票，都造成政府越來越膨脹失能。這正符合孟子所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民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西方國家若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國家再造恐怕很難成功。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其「中國模式」雖然還不完美，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強勁挑戰者，像本書作者這樣的有識之士都不敢忽視中國模式，台灣多數人卻還抱殘守缺，自以為台灣的民主制度遠勝大陸，真如井底之蛙，所見者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