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進入最後一週，各種「奧步」紛紛出籠，各陣營也高呼小心「奧步」。奧步通常施展於一般選舉，一般選舉決定政治權力和利益，政治人物非贏不可，因此要施展奧步。對比於一般選舉，公投多半是理念和價值之爭，較少涉及各別政治人物的政治權力和利益，照理沒必要施展奧步，不過筆者卻觀察到公投也在施展奧步。

這次公投有十項之多，大部份人大概跟我一樣，多半搞不清楚。打開公投公報，每項公投的說明都有一兩千字以上，十項公投的說明總有一兩萬字以上，實在令人讀不下去。最後我只好看看媒體刊出的一些公投廣告，公投廣告至少非常簡短，一兩分鐘，最多幾分鐘之內，就能讀完。多數人大概跟我一樣，從公投廣告了解公投吧。

某大報的一則公投廣告簡短介紹了五項公投，列出其中三項如下：

11 國中小不准教尊重同志教育，助長霸凌

12 用隔離專法，歧視同志

15 學校教性平教育，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

對於第11和12項公投的建議是「不同意」，對於第15項公投的建議是「同意」。

以上公投廣告有什麼問題？這個公投廣告是誘導式的，完全不公正。「助長霸凌」、「歧視同志」明顯是壞事，被用來誘導民眾不同意第11和12項公投；而「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明顯是好事，被用來誘導民眾同意第15項公投。其實「國中小不准教尊重同志教育」與「助長霸凌」未必有關聯，「用隔離專法」與「歧視同志」未必有關聯，而「學校教性平教育」與「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也未必有關聯。把它們湊在一起，是故意誘導民眾在投公投票時，選擇登廣告者想要的結果。

公投是對有爭議事項徵求全民的意見。既是爭議事項，徵求意見時必須非常客觀中立，才能獲得真正的民意，因此公投法嚴格要求，對於公投事項的描述必須非常中性，不能隱含褒貶，以避免誘導民眾。而中選會則負責監督審查，以保證公投公報裡，對於公投事項的描述必須中性。可惜公投公報是落落長，讓人讀不下去，而公投法管不到公投廣告，(若要管，又是違反言論自由啊！) 公投廣告於是可以盡情誘導民眾，這樣公投哪來客觀中立性？公投的意義何在？

公投多半是理念和價值之爭，部份台灣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和價值，竟然可以故意施展不中立的誘導奧步，以求通過符合自己理念和價值的公投，這是只管目標，不擇手段，實在令人不齒。也顯示這些人的理念和價值並不那麼光明正義。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台灣過去的公投門檻非常高，公投案很難通過，被批評為鳥籠公投。去年12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公民投票法》修正案，使公投的門檻大幅降低。今年適逢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為了拚年底大選合併公投，各界團體紛紛遞出公投案，至今中選會已收到反空污、反核食、反深澳電廠、以核養綠、東奧正名、反同婚3案、婚姻平權2案等共10個公投案的連署書。

這麼多公投案，大部份民眾根本搞不清每個公投案是怎麼回事。中選會卻還在處理執行細節：如何查核大量公投連署書？多項選舉加上多項公投，投票流程要如何安排？已送件的公投案，如以核養綠公投，能否接受補件？公投案至今才進行到民眾的連署，只有極少數民眾參與其事(連署門檻是1.5%，但部份連署書可能是抄錄某些組織的成員名錄，連署民眾未必真了解公投案)。根據中選會，通過連署查核的公投案要到10月中之後才舉行意見發表會，距離投票日只剩一個月多一點。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的競選活動早已進行了超過大半年，這麼多公投案卻只有一個月的宣傳和討論時間，誰搞得清啊？顯然選舉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神聖的公投嗎？

根據民主理論，選舉與公投的地位應該要顛倒過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在此施政包括立法和執行政務)。因此民主的本質是政府要做民意期待的事，其重點不在於誰來施政。然而政事繁多，有些又有急迫性，不可能事事徵詢民意，因此只好選舉出施政者，授予他/她執行政務的權力。施政者一旦當選，其施政未必事事都按照民意，因此選舉施政者是間接民主，是民主的近似，與真正的民主有差距。對比之下，公投是民意的直接表達，按照公投施政完全符合民主的本質，因此公投應該比選舉施政者更受到重視。

雖然少數政治人物鼓吹公投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台灣民眾普遍不重視公投。如果公投單獨投票，投票率很可能很低，多半無法通過公投的投票率門檻(1/4)，因此要「公投綁大選」。公投綁大選時，大選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民眾、政黨和媒體都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恐怕差一百倍吧)。政黨尤其常把公投作為幫助大選的工具，提出民眾傾向支持的公投案，希望民眾愛屋及烏，因此也支持政黨的候選人。台灣民眾這樣不重視公投，對公投案缺少了解和討論，提出這麼多公投案，有何意義？

台灣人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因為前者決定權力的分配，而後者只是民意的展現。大選決定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成敗，立即影響很多人的利益，因此選舉是不擇手段，用盡一切資源；公投雖然決定國家社會的發展方向，卻未必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利益有立即的影響，因此公投只是輕描淡寫、虛應故事。台灣人這樣關注權力的分配，而輕忽根據民意決策，使公投徒具形式，而決策品質堪憂，公投甚至很可能變成政黨鬥爭的工具，更增加政治上的虛耗啊！

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支持西方民主人士聲稱，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有助於國家社會追求公平正義。轉型正義是對民主化以前，政府或有公權力者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做適當處置和善後的工作。台灣已經民主化很多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兩年多，在立法院立法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聲稱要實現轉型正義。台灣有可能實現轉型正義嗎？西方民主真能獲得轉型正義嗎？

轉型正義包含兩部份，首先，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其次，對受害者平反並予以補償及對加害者給予懲罰或至少譴責。由於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發生的時間可能距今久遠，受害人和加害人多已不存在，補償和懲罰常難以真正實現，因此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還世界一個公道。台灣能做到這點嗎？

台灣離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歷史真相還差得很遠，以重大的二二八事件為例，根據綠營的版本，二二八完全是官逼民反，死難者多達數萬人，而造成二二八的罪魁禍首是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另一方面，藍營則認為二二八起於一些日本皇民和親日者的挑撥甚至領導，當時政府只是不得已使用武力平息暴亂，死難人數不及千人，而處理二二八若有失當是當時的地方官員，與遠在南京的蔣介石無關。藍綠兩營的二二八差距如此之大，都各有許多支持者，一般人要相信誰？大家心目中的真相差距如此之大，就表示沒有獲得真相，何來轉型正義？沒有真相，政府對於二二八受害人的一些賠償措施就只是政治妥協，無助於追求公平正義。

為什麼像二二八這樣的歷史事件難有真相？二二八距今七十一年，當時的史料現在都還查考得到，即使不是非常完整，缺漏並不多，為何藍綠的說法大不同？原因很簡單，綠營為了政黨利益和打擊國民黨，刻意曲解二二八，誇大二二八的傷亡數字，把所有錯誤歸於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根據至今申請二二八賠償的確實案件來看，藍營的版本是比較接近真相，然而一般人不是歷史學家，不可能親自去查考成千上萬的歷史證據，只會人云亦云，於是藍綠就各說各話、各自宣傳，使一般人對二二八的認知不取決於事實真相，而取決於宣傳甚至洗腦。在政黨激烈競爭，綠營的話語權壓過藍營之下，二二八當然難有真相，何來轉型正義？

從台灣的例子看，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是沒有根據的，除非國民黨泡沫化變得無足輕重，民進黨不再需要打擊國民黨，否則民進黨會繼續曲解及宣傳二二八，以獲取選票，為何不？這樣好的提款機！這不只適用於台灣，應該適用於所有向西方民主轉型的國家。除非民主化以前長期執政的政黨變得無足輕重，否則政黨政治的競爭就足以形成各說各話、歷史真相的曲解和轉型正義的落空。

轉型正義最成功的例子首推二戰之後的德國(包括東西德)，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自1933至1945年長期執政，造成二次大戰的浩劫，戰後德國能全面清理二戰時所犯的錯誤並誠心認錯，是因為盟軍在戰後實行「去納粹化」，拘捕了二十多萬納粹黨人，把納粹黨解散並宣布其為非法，納粹黨因此完全消失。若戰後納粹黨仍合法存在，以其曾有的龐大勢力，必仍有相當話語權，在政黨各說各話之下，德國恐怕難以達到充份的轉型正義。

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不同，美國並未像「去納粹化」全面清除發動戰爭的右翼勢力，此後右翼勢力就潛伏在自民黨的大傘之下，持續影響、操控日本政治，因此至今很多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日本始終無法達到全面的轉型正義。

比較德國和日本的例子，要達到轉型正義，不只要民主化，還要能全面清除過去長期執政的勢力，除非有類似二戰這樣的重創和劇變，一般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人道精神。換句話說，民主化不見得能獲得轉型正義，別高估了西方民主的好處。

中國大陸過去曾有不少政治運動和事件，造成不少可能含寃的案件，有些已經獲得平反，有些則未能平反，很多人認為大陸應走向西方民主，以獲得轉型正義，才能全面清理及平反過去的寃案。由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和上述的分析，這樣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大陸若實行多黨政治，共產黨無疑仍會是一主要政黨，屆時為了政黨競爭，攻擊共產黨和廻護共產黨的言論必然各說各話、互不相讓，既不會有公認的真相，就難以公正地全面清理、平反寃案，這大約是西方政黨政治無可避免的侷限。

十一月的選舉還沒正式登記，不過幾可確定又是參選爆炸。參選人越多，則選舉花費越多，而參選人越難回收選舉投入的花費。選舉一般需要花多少錢？若無法回收，眾多候選人幹嘛要參選？

政治人物的選舉花費很少充分公開，而即使公開也多有隱藏，主要因為政治人物和金主多不希望揭露彼此的關係，而台灣法律也未嚴格要求。公開的選舉花費雖然多半少於真正的選舉花費，已經足以讓我們了解選舉花費的巨大。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公佈的全部選舉支出是1億4千萬。以這個數字推估一般競選立委的花費要幾千萬，而競選縣市議員要花費上千萬。

選舉的立即回收是政府提供的得票補助款，若候選人的得票超過規定的門檻，每一得票可以獲得30元的補助。仍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得票約85萬，因此獲得約2550萬的補助。得票補助款之外，選舉獲勝者得以擔任公職，可以獲得擔任公職的薪資，也是一種回收(以機會成本角度看，這不該算做選舉的回收，因為候選人若不參選，擔任其他工作也能獲得薪資)。仍以柯為例，他擔任台北市長的年薪約230萬，四年市長的薪資共約920萬。柯的總回收共約3470萬，遠不及他公佈的選舉支出1億4千萬。以上是對當選者的估算，落選者的回收當然更遠低於其選舉的投入。

選舉的回收一般遠低於選舉的投入，所幸(或不幸)選舉的投入不僅是候選人個人財產的投入，也包括候選人所獲得的小額捐款和較大額的政治獻金。一般只有像柯文哲這樣的「網紅」才能募到大量小額捐款，多數政治人物要靠政治獻金，然而政治人物收了政治獻金，等於欠了「政治債」，未來是要還的，政治人物以其政治權力，怎麼還政治債是合法？怎麼還政治債是不合法？是民主政治很模糊吊詭的地方，也是政治人物常爆發貪瀆案件的根源。

選舉花錢難回收，還要背政治債，人幹嘛要參選？蔣月惠參選是希望獲得選舉補助款支撐她「羅騰園」照顧身障兒的開銷，這無疑是極少有的特例。一般政治人物參選說好聽是為了服務國家社會，不過各行各業都是服務國家社會，投身政治也沒更重要或更崇高吧。比較總統與張忠謀、郭台銘，張和郭讓幾萬員工過好日子，又繳很多稅(公司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給國家，其實質貢獻看來高於同時期的總統吧！

投身政治沒有特別重要或崇高，卻需要花錢選舉，既難回收又背政治債。為何還參選爆炸？選舉大概就像賭博，勝選時萬人擁戴的感覺比得上賭徒大贏時的得意自滿。雖然選舉和賭博一樣，都是輸的人遠比贏的人多，很多人仍願意賭那少數的贏的機會，因此參選爆炸就像不少人愛賭成痴吧！真是不健康。哪天台灣很少人願意參選，而選舉花費大減，才是民主政治的正途，不知道是否會有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