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也有奧步 | 郭譽申

九合一大選進入最後一週,各種「奧步」紛紛出籠,各陣營也高呼小心「奧步」。奧步通常施展於一般選舉,一般選舉決定政治權力和利益,政治人物非贏不可,因此要施展奧步。對比於一般選舉,公投多半是理念和價值之爭,較少涉及各別政治人物的政治權力和利益,照理沒必要施展奧步,不過筆者卻觀察到公投也在施展奧步。

這次公投有十項之多,大部份人大概跟我一樣,多半搞不清楚。打開公投公報,每項公投的說明都有一兩千字以上,十項公投的說明總有一兩萬字以上,實在令人讀不下去。最後我只好看看媒體刊出的一些公投廣告,公投廣告至少非常簡短,一兩分鐘,最多幾分鐘之內,就能讀完。多數人大概跟我一樣,從公投廣告了解公投吧。

某大報的一則公投廣告簡短介紹了五項公投,列出其中三項如下:

11 國中小不准教尊重同志教育,助長霸凌

12 用隔離專法,歧視同志

15 學校教性平教育,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

對於第11和12項公投的建議是「不同意」,對於第15項公投的建議是「同意」。

以上公投廣告有什麼問題?這個公投廣告是誘導式的,完全不公正。「助長霸凌」、「歧視同志」明顯是壞事,被用來誘導民眾不同意第11和12項公投;而「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明顯是好事,被用來誘導民眾同意第15項公投。其實「國中小不准教尊重同志教育」與「助長霸凌」未必有關聯,「用隔離專法」與「歧視同志」未必有關聯,而「學校教性平教育」與「讓孩子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也未必有關聯。把它們湊在一起,是故意誘導民眾在投公投票時,選擇登廣告者想要的結果。

公投是對有爭議事項徵求全民的意見。既是爭議事項,徵求意見時必須非常客觀中立,才能獲得真正的民意,因此公投法嚴格要求,對於公投事項的描述必須非常中性,不能隱含褒貶,以避免誘導民眾。而中選會則負責監督審查,以保證公投公報裡,對於公投事項的描述必須中性。可惜公投公報是落落長,讓人讀不下去,而公投法管不到公投廣告,(若要管,又是違反言論自由啊!) 公投廣告於是可以盡情誘導民眾,這樣公投哪來客觀中立性?公投的意義何在?

公投多半是理念和價值之爭,部份台灣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和價值,竟然可以故意施展不中立的誘導奧步,以求通過符合自己理念和價值的公投,這是只管目標,不擇手段,實在令人不齒。也顯示這些人的理念和價值並不那麼光明正義。

柯文哲連任有難度 | 郭譽申

五月底民進黨與柯文哲正式分手,並推派姚文智參選台北市長。綠白分手,對柯市長的支持度的影響似乎相當有限,前幾個月,柯的民調一直保持不小幅度領先國民黨的丁守中,更別提與姚的大幅差距。然而最近的民調卻呈現柯、丁的差距縮小,而丁的支持度在緩步上升。柯市長要連任,看來不是水到渠成,而是頗有難度的。

柯文哲的最大優勢一向在「空軍」,然而過去幾個月韓國瑜異軍突起,其網路和媒體的聲量逐漸蓋過了柯,成為網路和媒體的新焦點,雖然韓不是柯的選舉競爭對手,但是柯在網路和媒體不再獨領風騷,對於柯以空軍開拓選票,當然是不利的。

雖然韓國瑜的競選主軸是不談政治,只拼經濟,更不願形成藍綠對決,他卻是道地的國民黨籍,他所捲起的強烈「韓流」外溢到全台灣,讓藍營支持者全都士氣大振、挺身而出。台北市本就是藍營的大本營,雖然近年政黨的板塊普遍縮水,被韓流號召回來的藍營潛在民眾仍然頗為可觀,這是丁守中的支持度緩步上升的主要原因。

選戰進入最後一個月,各候選人開始集結「陸軍」,舉辦支持者的造勢活動。四年前綠白合作,綠營的組織系統彌補了柯文哲陸軍的不足,這次柯市長缺了綠營組織系統的支持,造勢活動明顯比不上四年前的龐大聲勢,其對最後選票的影響尚不可知,但總是又一不利的因素。

綠白已經分手,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小野竟然拍影片,幫民進黨的陳其邁助選,前幾天造成軒然大波。綠白既然已經公開分手,卻又私下勾勾搭搭,戳破了柯的「超越藍綠」主張。此外,小野事件讓他的過去被網民仔細檢視,小野多年來支持綠營,因此獲得重要職位的酬庸和文化項目的支持,他卻還故作中立的文化人狀,以欺世盜名。無論如何,小野事件對柯的形象和選票都是有損無益的。

柯市長的選情從過去的大幅領先,到現在的漸趨渾沌,不是不可能最後翻盤而反勝為敗。他可能需要靠民進黨的「棄姚保柯」,才能安全過關,但是「棄保」戰法是不可靠的,因此柯的連任是頗有風險的。不過柯即使落敗,一定是小幅度落後,他正好可以毫無懸念地直攻2020總統大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陳水扁當年就是這樣直攻總統大位,陳利用了藍營分裂,而柯可以利用近年藍綠兩黨支持度的弱化。台灣的選舉總是峰迴路轉、變幻多端啊!

 

比較韓國瑜與柯文哲 | 郭譽申

這次九合一大選,韓國瑜與柯文哲無疑是兩大亮點。台北與高雄是台灣南北兩大都會,重要性不言可喻。尋求台北市長連任的柯已經與民進黨分道揚鑣而獨力作戰,選情民調一直領先,未來很可能成為「全台最大尾」。韓則是在高雄的綠營鐵板區,從外界原來認為完全不可能贏,一路表現令人驚艷,現在已被公認足可一搏,甚至很可能會贏!

比較韓、柯兩人的崛起,有不少相似性。韓、柯兩人都不像傳統政治人物,其風格和言談有奇特性和顛覆性,因此極能吸引一般大眾的目光。他們都是先從網路爆紅,再發展到傳統媒體的「空戰」,最後逐漸建立有組織的「陸戰」。韓、柯兩人各自都顛覆了原來看來無法動搖的藍綠陣營固定結構。柯的首次當選破解了過去認為台北市長選舉完全是國民黨天下的神話。而韓捲起的旋風則破解了過去認為台南、高雄,綠營只要推出1顆綠皮西瓜照樣能當選的鬼話。此外,韓、柯兩人的聲勢效應都不只限於北、高兩市,甚至還外溢全台,不僅成為跨區站台的熱門明星,更強烈衝擊到藍綠陣營的生態結構。

韓國瑜與柯文哲的崛起有不少相似性,但也有一些不同。柯常尖銳地批評其他政治人物,並時常說出不當的話而事後道歉,雖然不影響其支持者的支持熱情,難免造就許多「柯黑」,因此民眾對於柯常是愛、恨兩個極端。韓則較少說錯話,批評其他政治人物也較溫和,其較大的包容性對台灣政壇是比較好的。

柯文哲自負其高智商及台大醫院醫師的身份,不免恃才傲物,因此不善於與有才幹的人相處,造成他的市府內閣異動頻繁,而政績相當有限(少有建設因此能大減北市的債務)。對比之下,韓國瑜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四年,與員工打成一片,任內業績優異,而獲利多半讓員工分享,公司員工都很愛戴韓總。韓看來比柯更有管理長才,也更能禮賢下士、任用人才。

韓國瑜比柯文哲有上述優點,然而柯是無黨籍而韓屬國民黨,是韓的弱點。柯既是無黨籍,又已與民進黨分道揚鑣,他有完全自主的揮灑空間,因此前途不可限量(成敗也怪不了旁人)。對比之下,韓目前是國民黨的亮點,黨內自然共同力挺韓,也分享韓的光芒,彼此沒有矛盾。但等選完之後,韓需面對與黨內山頭分配權力的問題,韓很可能受到黨內山頭相當程度的掣肘,是對韓不利的。

柯文哲已有四年的市長光環,而韓國瑜則如旭日初升,才重返政壇就光彩奪目(韓曾擔任三任九年立委,離開政壇已十多年)。不論韓在港都是勝是敗,他都有望成為政壇巨星。韓具有比柯較佳的人格特質,極有發展潛力,然而韓屬國民黨,可能綁手綁腳,是其弱點。但願選後,國民黨能珍視人才,已落伍的大老該退則退,別阻礙新星的上昇之路,對國民黨和台灣都會是好事。

 

畸形的台灣民主 | 杜敏君

台灣的民主是畸形兒,是從眾式的民粹主義,是被政客綁架的偽民主。
任何政治制度,沒有十全十美的,尤其不是放諸四海皆準。
西方的民主偏向功利主義,是建構在個人利益之上,個人自視清高,但是它有特殊的背景文化,尊重意見不同的人之發言的權利,所以說「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堅決支持你說話的權利」。
請問,我們中國人有這個尊重與包容的修養嗎?

目前台灣族群,意識型態紛歧,都各有死忠的支持者,以情緒化的態度永遠支持心儀的黨,容不得別人的批判,為了理念的不同,可以朋友翻臉,兄弟操戈,父子反目,不得有相左的意見存在,不能包容異見的背景下,如何實行民主?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正常的政黨政治,是在同一個國家之下,政黨輪替執政,朝野兩黨是競爭的友黨,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永續敵黨。
勝出而執政者,尊重選敗的在野黨,接受善意的監督,使國家朝壯大幸福的方向前進,是協和的關係,不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大家都是同胞手足。
在野黨要檢討選舉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利用休政的時間,努力反省改進,策勵未來的執政方向,帶來國家發展的希望,這才是正常國家的民主制度。

台灣今天的民主已走向非民主的泥淖,二年一小選,四年一大選,人民壁壘分明的沉迷於選舉熱情的亢奮中,情緒化的激烈對抗,為選舉而選舉,每選舉一次,人民便被撕裂一次,背後的美、日便見縫插針,派觀察團,來干預台灣的選舉,台灣大政不是掌控在人民主人的手裡,而是操縱於中、美、日的手裡,選舉只是假相,只是帝國代理戰爭角逐之地。

以人民自主的民主政治,選舉應該是輕鬆不過的、以民為主的制度,投與不投都是個人自由,相互尊重。做得好,給予掌聲,做得不好,實施罷免的權利。
但是台灣的選舉呢?貪瀆與無能都可做滿兩任,一個背叛國家的亂臣賊子,還厚顏無恥的宣稱要永續執政,竟然還公開賣國的行徑,也獲得基本盤的支持,這叫什麼政治制度?

火車出軌翻覆的是非善惡 | 郭譽申

台鐵普悠瑪列車在行經宜蘭縣新馬車站時,發生出軌翻覆意外,造成重大死傷。

在電視上看到警消和可能不相關的許多人,在黑夜裡傾全力搶救,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搶救工作。傷亡可能因此而減少,台灣人是善良而高效率的。

媒體披露大批傷者需要輸血,立刻有許多民眾前往捐血,超過了需求量。台灣人是有同情心的。

18位罹難者全都是台東居民,其中有難得的偏鄉教師和為國爭光的運動員。政府對東部偏鄉實在照顧太少,竟然沒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普悠瑪列車從樹林開往台東,在出意外前,司機員多次向行控中心報告列車有異常狀況,行控中心在幾個中間站安排了檢修人員檢修,都無法排除異常狀況,卻仍讓列車繼續行駛。普悠瑪列車大概經常有異常狀況(根據媒體報導,一些資深司機員都有此說),因此行控中心不以為意,仍讓列車繼續行駛。這顯示普悠瑪列車的機件穩定度和維修都有問題,而台鐵無視異常狀況的警告,絕對難辭其咎。

行政院調查小組和檢查官的初判出軌原因都指向司機員,認為司機員關閉自動防護系統(ATP),並且在彎道超速行駛因此釀禍。檢查官已把司機員列為業務過失致死被告,並要求法院對被告收押禁見,法院則裁定被告50萬交保。當列車有異常狀況時,ATP會限制列車的某些動作以保安全,很可能讓列車無法正常行駛,在這樣狀況,非要司機員繼續行駛,怎能怪罪司機員關閉ATP?司機員供述速度儀表板已無法顯示真實車速,因此難以掌握車速。目前雖無法確證是否屬實,台鐵的系統性缺失看來明顯大於司機員,把罪責推給司機員就是「好處上頭分,壞處底下扛」,真沒天理!

司機員自責很深,甚至一度放棄要找律師,表示:「我不要辯護」。另一方面,房市達人「月風」在臉書上力挺司機員,強調設備出問題,絕對不單單是人為操作失當一句話就可以做解讀,要司機員不用擔心律師費,他可以承擔所有的費用。對比政府的卸責,台灣人是有正義感的。

普悠瑪列車出軌翻覆的原因很明顯。台鐵長年虧損,靠政府貼補勉強度日,因此東折西扣、拼命省錢,自然造成人力不足、機件老舊、維修不落實等病徵,而且把營業收益置於行車安全之上,焉能不出事?列車出軌的意外其實不是意外,可說是意料中事。蔡政府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編列大筆預算搞軌道建設,對已有的台鐵軌道建設都搞不好,如何能再搞新的軌道建設?浪擲預算事小,軌道建設失敗是人命關天啊!

普悠瑪列車的出軌翻覆事件讓我們看到台灣民間基層的善,對比政府的卸責、不作為,人民何辜啊!

台式民主:選舉出來的獨裁政權 | 王永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歷史包袱(二)?| 杜敏君

可是李登輝呢,格局竟然如此狹小,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台灣人與中國人,本土化與閩南話,台灣人要打拼、要出頭,令人不解的是他一天到晚反中國人,卻從來不反共,在他任內三番五次派密使赴大陸與中共高層接觸,又是所為何事呀?

若站在合縱連橫的角度觀之,台獨與中共均欲消滅中華民國的目標是一致的,李登輝急於將中華民國的頭箍取下,以便截斷與中國相連的臍帶,中共高層洞穿了他的意圖,非但未上李登輝的當,反而大事翻修蔣公奉化縣的故居,並復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供人瞻仰,且公開肯定讚揚蔣公領導八年抗戰的歷史貢獻,開口必提國民黨時代,過去被列為黑五類之一而受壓制的國民黨員(按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右傾份子、壞份子)搖身一變,成為中共對台統戰之上賓而倍受禮遇,中共宛如國民黨的接班人,而搶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迫使李登輝的獨台立場更是相形見拙。

世事並未如李登輝想像那麼簡單,中國歷史的包袱想丟就丟得掉,他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獨裁者,他的好友彭明敏尊稱他為「台灣的民主先生」,是過度抬舉了他,若他是務實的民主主義崇拜者,為何在執政十二年中,一直忙著鬥爭異己,實際上稱他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尚貼切些,他將毛澤東的鬥爭法寶「區分敵友、挑撥分化,各個擊破」運用得淋漓盡致,將毛的統戰伎倆「拉攏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運用的得心應手。

即使土生土長的中共接班人江澤民對李登輝恨得牙癢癢的,但也拿他沒輒,你來個江八點,我來個李六條,明明派密使告之,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只是私人返母校探訪性質,不會為難中共領導人的,但到了美國卻公開演講,並多次提到兩岸國政及外交問題,使江澤民惱羞成怒,對彭佳嶼發射了飛彈,使國際間認清中共「窮兵黷武」的本性,且引發了中美的矛盾衝突,實為一石二鳥的策略,江澤民遇上了李登輝,便沒有毛澤東對蔣公那麼好應付了。

共產黨認為歷史的演進就像二條腿走路,左腿將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右腿上,方能提腿向前邁步,右腿不甘示弱以反動的抗力,將全身重量反壓到左腿上,於是再抽腿邁向左腿的前方,左腿再重複先前的動作,如此你來我往的相互鬥爭,身體因此得以向前移動,歷史的發展亦是如此,人與人、社會與社會、國與國,充滿了矛盾與衝突,相互鬥爭而使歷史不斷向前演進。李登輝在他的著作中,即說明曾研讀馬克思的理論,其鬥爭的特性,應該是受了馬克思理論之影響,若推斷正確,中共善長鬥爭的伎倆,對李登輝而言,算是踢到鐵板了。

然而李登輝的鬥爭策略若是再繼續發展下去,必為台灣人民帶來立即性的災難,何以言之?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經驗可以證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乃為歷史之常規,李登輝非要將台灣的版圖自中國(非中共)的疆域分離出去,必引起全中華民族的義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共正苦於歷經半世紀仍無法解放台灣,因國民黨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尚未消滅,中共出師無名,如今李登輝自絕於中華民族列祖列宗,使中共能替天行道,憑藉民族大義,必受大陸同胞支持,而討伐民族叛逆、舉兵犯台,悲哀的還是台灣老百姓。

世界上只有綿延不斷的民族,沒有永垂不朽的政黨,因而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政客無論才高八斗,總有凋謝的一天,做人做到數典忘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還有何資格來承擔歷史的使命。其實蔣經國先生高瞻遠矚,在臨終前開放探親,並解除黨禁、報禁,使中華民國大步邁向民主的道路,否則以李登輝狹窄好鬥的性格,是否願作政治民主化之興革,實難以定論。

經國先生於民六十三年行政院長任內,大事行政革新,打擊貪污,雷厲風行,並大魄力的推行十大建設,在短期後便顯現了建設的成果,外匯躋身世界前四位,經濟奇蹟為世界稱羨,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中共將「武力解放台灣」修正為「和平解放台灣」,而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回應。此時期,兩岸開始不統不獨的良性發展,戰爭的危機已大為降低。中共透過電台向台灣積極統戰,呼籲榮民回歸祖國,並急切的要求台灣當局盡速開放三通四流。經國先生以三不政策相應,但民間或媒體記者經第三地赴大陸則漸行鬆綁。中共的統戰作為已失去著力點,經國先生於臨終前的對大陸開放政策,使得中共措手不及,反而對向大陸湧進的大批台胞作出了諸多限制,其統戰的謊言不攻自破。

按理說,我們正實施了蔣公的無形戰爭,台胞將復興基地民主自由的訊息帶進了大陸,台商更將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理念及制度影響了大陸,積極促成了中共的開放政策,雖然死不悔改的頑固教條主義派,仍緊抓四大堅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堅持共產主義路線,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放,欲搞經濟開放而政治緊抓,但終難抵擋龐大的民主浪潮,由經濟自由化而漸行走向政治民主化,等於我們無形的力量(經濟,文化,宗教,學術)已反攻大陸,此時我們的外匯存底已達一千億美元,而中共僅四百餘億美元,我們有雄厚的經濟力主導中國統一,未料在李登輝台獨的路線下,厲行戒急用忍政策,逼得台商紛紛冒險將資金移往大陸,使得客主易位,我們的外匯存底仍游走於八百餘億美元之間,而中共卻大幅成長到近二千餘億美元,在中共趾高氣昂的喊著一個中國時,我們卻已無籌碼矣!

 

歷史包袱(一)?| 杜敏君

過去常常有人說國民黨政府揹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認為政府既然已經播遷台灣,主權僅能在台、澎、金、馬實施,卻每天喊著要「光復大陸」,中共能不解放台灣就不錯了,為何要去管大陸的事務?因此稱為是歷史包袱。李登輝上台後,真的就把歷史包袱丟掉了,他認為前面兩位蔣總統是外來政權,由於復國的歷史使命,無法拋棄歷史包袱,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總統,可以丟掉歷史包袱,這樣說正確嗎?揹負歷史責任是歷史包袱嗎?

當我們長大成人後,欲出外謀生,父母給我們一些盤纏,包了衣服、布鞋以備不時之需,等到了外鄉,創業有成,甚至發財了,便將父母所給的包袱丟棄,也不回家了,試問應該嗎?符合人性嗎?今天出外發跡了,發達了,是當時父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送到門口,並將家當變賣包成包袱贈送,靠此才有發跡的機會,才能因此當了老闆、當了董事長,能夠將包袱甩掉嗎?不但不應甩掉,還應當供奉起來啊!尚應憶苦思甜,若是當初沒有父母給的包袱中的資本,能有今天之發達嗎?所以要飲水思源啦,這不是包袱呀!

今天中華民國政府因為與中共的內戰,敗退至台灣,本來蔣公選擇撤退的基地有舟山群島、台灣、海南島、雲南、西藏等地,由於雲南省主席變節靠攏毛共,舟山群島幅員太小,海南島距大陸過近難守,最後選擇台灣,以台灣海峽為天然屏障,易守難攻,是軍事反攻的好基地,於是決定退守台灣,將台灣建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富饒繁榮的美麗寶島。

1950年代,美國對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採取圍堵策略,在西太平洋自日本,經琉球群島、韓國、台灣至中南半島,組成一條島鍊防線,阻絕共產勢力的南侵,而蔣公則以台灣為軍事反攻基地,以舟山群島、大陳島、金門、馬祖列島、海南島、西藏地方,對大陸內地形成螃蟹鉗形包圍態勢,伺機反攻大陸。可惜各地相繼淪陷,造成兩岸對峙長達半個世紀,而台灣由最初的整軍經武,以軍力抗拒中共,每年國慶大典上,蔣公絕對不忘於文告中宣示「光復大陸國土,解救大陸同胞,明年國慶必定將青天白日的國旗插在紫禁城上」,以表明復國的決心,此即為蔣公的歷史使命感,也即一般人所謂的歷史包袱。

蔣公崩逝前留下遺囑四句話「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恢復中華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無奈人存政舉,人去政亡,這四句話,後繼者李登輝僅實現了半句話,即以民主獨裁方式,實現了政黨輪替的夢想,其它三句話均徹底摧毀矣!因為那是歷史的包袱。
民初袁世凱搞洪憲帝制,是為了想當皇帝,但是並未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也未背離中國同胞,如今李登輝卻枉任國民黨主席,視國民革命的復興責任為歷史包袱,枉任中華民國總統,竟然欲將全中國同胞的政府矮化為台灣同胞的政府,且大搞閩南沙文主義,在正式公開場合,以一國元首之尊,不以國語演講,卻以地方語言高談闊論,分明是欲以閩南話作為台灣國語,以澈底甩掉歷史包袱。

除李登輝之外,尚有許多居政府高位的要員,基於政治現實,西瓜偎大邊,為了自保,揣摩上意,不敢違拗李登輝的意旨,亦流行「搶做台灣人」,公開場合說二句生硬的「台灣話」,表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認同中華民國,同時也認同台灣」,更保證一切施政會「以台灣優先」,更是狗屁不通,既認同中華民國,還有必要表明認同台灣嗎,台灣不是在中華民國的轄區之內嗎?簡直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身為中國人的官員(公僕),便應為全中國人服務,怎可劃分界線,說什麼省優先,難道因為中央政府在台灣,便以台灣優先,那麼台北縣政府所在地是板橋,台北縣長施政就非要以板橋為優先嗎,除台灣以外,我想,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心胸是如此的狹窄,眼光如此的短淺,格局如此狹小,又如何做出恢宏的政績呢?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於辛亥革命,是全中國人的政府,因內戰而播遷台灣,只要一天不被消滅,她的主權便存在於世界上,目前的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但仍有權宣示中華民國的主權仍含蓋整個中國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曾領導全中國人民包括毛澤東屬下的八路軍對日八年抗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於民三十八年,沒有一天對台灣實施過主權,怎可說台灣是中共的呢?所以中共只能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正如同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彼此的地位是對等的而非是相屬的,中華民國的官員又怎可自我矮化,而妄自菲薄呢?

李登輝骨子裡明明就是獨台,但又沒有勇氣承認,尚搞一個「國統綱領」來包裝獨台意圖,若依國統綱領的大前題,兩岸關係永遠不可能發展到遠程,一個要對方宣示對台放棄武力,另一個又要對方放棄台獨,如此糾纏不清又如何走向和平統一的道路,說穿了,李登輝打心眼裡就是不希望看見兩岸統一,這可由他臨下野前唱出「兩國論」得到證明。

因此我們不要將李登輝的「兩岸談判」與過去毛、蔣的「國共會談」相提並論,毛、蔣的會談,是在爭領導權,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鬥爭,耍陰謀的是毛澤東,他以新民主主義包裝了馬克思主義,並以窮人翻身的誘人口號鼓動廣大工農群眾反抗國民政府,再利用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反貪污、反飢餓逼迫蔣主席下台,最後拉攏美國插手調停,與國民政府談判,但是在暗中卻偷襲國軍,談判只是毛的統戰手段,毛澤東教育他的同志,打得贏才打,打不贏就走,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情勢對我方有利,便正面進攻,情勢對我方不利,便採迂迴路線,毛將兩手策略運用得出神入化,打得贏便迎頭痛擊,加以殲滅,絕不手軟,打不贏,便和平談判,絕不作無謂犧牲,換言之,「談判」只是笑臉攻勢的手段,軍事進攻、消滅敵人才是真正的目的,和平談判只是養精蓄銳的拖延戰術,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因此打打談談,談談打打,退二步、進三步,結果還是進,最後的贏家仍然是毛共,國軍等於是反綁著雙臂與共軍作戰,怎能不潰逃到台灣來,蔣公吃了毛澤東的虧,上了共產黨的當,知道來明的,可以浴血抗戰,得到最後勝利,若是來暗的,的確不是毛澤東的對手,乾脆來個不應不理不睬,不再與毛澤東作任何接觸,隔海相抗,在台灣實施戒嚴,把復興基地包得密不通風,使「匪諜」無隙可乘,蔣公領導台灣軍民同胞反共三十年(民34年至64年),對中共採行三不政策,即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倒也維繫了台灣偏安的局面,毛共的兩手策略已使不上勁兒了。

但毛共未能對台動武並非沒有能力,而是出師無名,雖然蔣公堅決反共,但是並不搞獨立,無論美國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如何威逼利誘,就是不為所動,美國極端派甚至欲以政變方式如同韓國、越南、菲律賓將總統推翻以新人取而代之,蔣公仍不低頭,充分發揮了中國人的精忠報國、成仁就義的精神,臨終前仍不望籲國人「光復大陸國土」,換言之,身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蔣公畢竟對得起先聖先賢、列祖列宗,不愧為中華民國的元首及國民革命軍的領袖。
蔣經國繼任總統後,由於局勢的演變,不再堅持三不政策,他說「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國家的政策也要隨著改變」,此時對岸四人幫遭公審,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班子(胡耀邦、趙紫陽),亦隨著民主潮流的改變,採取修正主義的路線,並大膽的提出「馬克思主義已不適合中國」,遭受到教條主義者及軍方的激烈批判,最後不得不修正為「我們走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並唱出四大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方才平息了教條主義派的眾怒。

然而鄧小平的開放路線仍未回頭,平反了文革時期的受害者,並定位文革十年是中國的傷痛,在經濟上更是大幅度的開放,由鳥籠經濟而草上飛,而改採包產到戶及個體戶的市場經濟,並鼓勵外商投資,尤其對台商擬訂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大量台商至大陸投資設廠,搞活了大陸的經濟,亦大幅度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大陸同胞忘記了89學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不愉快,不但是二十世紀末世界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地區,也是全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紛紛倒斃唯一碩果僅存的共產國家,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向右修正,也就是三民主義的路線,是鄧小平實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救了中國人民,難怪在六四學運時,天安門的人民大會堂牆壁上會掛了巨幅的孫中山先生的畫像。

 

台灣社會的演變 | 杜敏君

民國三十八年在我八歲的時候,與家人隨政府來台,住在台北華西街的公家宿舍,就讀龍山國小二年級,對當時的教育方式很難適應,絕大部份老師都採取體罰式管教方法,且花招百出,以鉛筆夾於指縫中用力握手,學生疼痛得流出淚水尚不敢哭出聲來,以頭頂著盛滿半桶水的水桶並且兩腿半蹲灣,繞著操場蛙跳,同學相互打耳光等等,不一而足,其懲罰方式已近虐待的程度,但學生只得默默承受,絕不敢吭聲,否則會引來老師更嚴厲的懲罰。而受懲罰的原因往往並非個人違犯校規,僅是受到班上頑皮同學的牽連,因為查不出違規者,老師便執行團體懲罰,無辜受罰的學生,敢怒而不敢言。

台灣的小學有一項與大陸極不同的規定,便是髮禁,男生必須以剃鬍刀將腦袋刮得光亮可照,頭髮完全失去保護腦袋的作用,一場升旗典禮下來,每班幾乎有近十位學生因被曬昏或中暑而為同學抬到樹陰底下,此種髮禁極不合理與欠人道。完全是日據時代所留傳下來的惡制。而當時自大陸來台的外省籍小朋友,因為不適應剃光頭與打赤腳,不知受了多少無理的懲罰,到最後仍抵不過現實環境的壓力而低頭,變成了光頭赤腳的台灣仔。此種髮禁直到民國七十年代方才開放,台灣的社會也漸趨民主。

在台灣光復早期,受到二二八事變之影響,外省籍學生受到本省籍學生相當的排斥,常有同學質問「為何政府大官都是你們外省人?」當時幼小的我,根本無法回答這項問題,等年齡稍長,方了解民主政治與政府結構的道理。當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時,台灣的菁英中,很少有政治方面的人才,日本據台時期,根本禁止台灣人就讀大學政治系,台灣人均往醫學發展而很少涉獵政治,因此政府官員很少台灣人。

政府是從大陸遷台,絕未對台灣同胞有所歧視,政府官員的升遷退撫,有它一定的管道與制度,政務官與事務官均須經過選舉或考選晉用或退休,如此達到新陳代謝的目標,而非一蹴可及。
當時政府遷台,政府官員以外省人佔絕大多數,只要政府人事晉用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若干年後政府之官員,必定以台灣人居大多數,因為政府所在地的台灣,以台灣省籍的人數最多,這是必定的趨勢,這也證明身在自己政府與外國殖民政府最大的不同點。

試看台灣給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台灣社會仍一貧如洗,人民生活民不聊生,而東京即使在戰爭中,仍繁榮異常,而台灣人卻無法成為政府要員,也未發現台灣人成為日本皇軍的大佐軍官,更遑論將軍了。可是政府治理台灣五十年,使台灣經濟成為世界奇葩並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一度攀升至世界第一位,至今連總統與府院首長幾乎清一色是台灣人,就算是外省人的官員亦須將「我是台灣人」,掛在嘴邊,方可保住位置,能說政府是外來政權嗎?當年蔣介石若有歧視台灣人或具省籍情結,台灣會有今日的發展嗎?今日軍事將領中大多均為本省人,連軍事重位的參謀總長都是台灣人,而且在軍中根本沒有省籍情節的存在,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保國衛民,可知省籍情節都是一群居心叵測的政客在刻意挑撥分化,意圖達到個人攫奪權位之目的。

試問在蔣公時代,有限制台灣學生投考軍事院校嗎?有禁止台灣學生選讀政法學系嗎,他難道不怕國家大權落入台灣人手中嗎?此乃蔣公毫無省籍情節,台灣人就是中國人,總統誰幹都是一樣,又何須分彼此呢?反而「本土化」的口號是蔣經國先生首先喊出來的,同樣是「本土化」的口號,發自蔣經國與李登輝的口中,其含意及格調卻大異其趣而完全不同了。

先後二位蔣總統對台灣的貢獻實非筆者寸管所能舉盡,蔣公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與國會及文卷檔案全數遷台,以使中央政府法統延續,始可立足於世界國家之林,獲世界八十餘國之承認,均在中華民國復興基地派有駐華使節,並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馬歇爾發表對華白皮書後原已放棄對國民黨政府之支持,由於蔣公之自立自強,得道多助,德不孤必有鄰,美國方捐棄成見,而回頭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與我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並以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阻止中共之侵犯,否則台灣早已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與大陸同胞一樣要走過四十餘年的悲苦命運。

蔣公將北京故宮博物院之國寶遷至台北外雙溪,並建故宮博物館,保存了珍貴的中華文物,否則將毀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連大陸的學者教授亦額手稱慶,紛至台北故宮研究考察,並希望能巡迴大陸展出,此乃蔣公對中華文化不可磨滅之貢獻。

三十八年政府遷台適逢通貨膨脹,老台幣大幅貶值,蔣公令俞鴻鈞與蔣經國臨危受命,將中央銀行約三分之二的黃金及銀元運來台灣,悉數歸為國庫,以黃金為準備金發行新台幣,一塊錢新台幣調換四萬元舊台幣,頓時穩定了台灣的經濟波動與安定了浮動不安的人心。時過境遷,台獨份子竟然昧著良心,謂蔣公搜刮台灣人民的資產以一塊錢新台幣換取台灣人民辛苦賺得的血汗錢四萬元,未逢其時的後代小輩又那裡知道,當時的幣值買一枝鉛筆就得萬餘元,而新台幣只要二分錢便可買一根枝仔冰,人民是健忘的,很少有人站出來為蔣公辯解,令人深感疑惑的是連國民黨的李主席於下台後,在著作中亦提到這段往事,竟亦稱係外來政權搜刮人民的資產,實在有欠厚道。

試看友邦的菲律賓總統馬可仕與越南流亡總統阮文紹,哪位不是將龐大的國家資產與眾多的隨員攜往國外而過他奢侈浮華的寓公生活?而先後兩位蔣總統,將國家資產涓滴歸公,至死仍兩袖清風的安息在這塊土地上,經國夫人蔣方良竟然因為欠缺旅費而不得返鄉探親,一代全力為台灣打拼的偉人,就因為是外省人,連其眷屬亦落得如此淒涼晚景,又是情何以堪啦!

 

台灣公投徒具形式 | 郭譽申

台灣過去的公投門檻非常高,公投案很難通過,被批評為鳥籠公投。去年12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公民投票法》修正案,使公投的門檻大幅降低。今年適逢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為了拚年底大選合併公投,各界團體紛紛遞出公投案,至今中選會已收到反空污、反核食、反深澳電廠、以核養綠、東奧正名、反同婚3案、婚姻平權2案等共10個公投案的連署書。

這麼多公投案,大部份民眾根本搞不清每個公投案是怎麼回事。中選會卻還在處理執行細節:如何查核大量公投連署書?多項選舉加上多項公投,投票流程要如何安排?已送件的公投案,如以核養綠公投,能否接受補件?公投案至今才進行到民眾的連署,只有極少數民眾參與其事(連署門檻是1.5%,但部份連署書可能是抄錄某些組織的成員名錄,連署民眾未必真了解公投案)。根據中選會,通過連署查核的公投案要到10月中之後才舉行意見發表會,距離投票日只剩一個月多一點。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的競選活動早已進行了超過大半年,這麼多公投案卻只有一個月的宣傳和討論時間,誰搞得清啊?顯然選舉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神聖的公投嗎?

根據民主理論,選舉與公投的地位應該要顛倒過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在此施政包括立法和執行政務)。因此民主的本質是政府要做民意期待的事,其重點不在於誰來施政。然而政事繁多,有些又有急迫性,不可能事事徵詢民意,因此只好選舉出施政者,授予他/她執行政務的權力。施政者一旦當選,其施政未必事事都按照民意,因此選舉施政者是間接民主,是民主的近似,與真正的民主有差距。對比之下,公投是民意的直接表達,按照公投施政完全符合民主的本質,因此公投應該比選舉施政者更受到重視。

雖然少數政治人物鼓吹公投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台灣民眾普遍不重視公投。如果公投單獨投票,投票率很可能很低,多半無法通過公投的投票率門檻(1/4),因此要「公投綁大選」。公投綁大選時,大選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民眾、政黨和媒體都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恐怕差一百倍吧)。政黨尤其常把公投作為幫助大選的工具,提出民眾傾向支持的公投案,希望民眾愛屋及烏,因此也支持政黨的候選人。台灣民眾這樣不重視公投,對公投案缺少了解和討論,提出這麼多公投案,有何意義?

台灣人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因為前者決定權力的分配,而後者只是民意的展現。大選決定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成敗,立即影響很多人的利益,因此選舉是不擇手段,用盡一切資源;公投雖然決定國家社會的發展方向,卻未必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利益有立即的影響,因此公投只是輕描淡寫、虛應故事。台灣人這樣關注權力的分配,而輕忽根據民意決策,使公投徒具形式,而決策品質堪憂,公投甚至很可能變成政黨鬥爭的工具,更增加政治上的虛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