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哈伯瑪斯死去的消息，回憶起1980年代的時光。1980年代台灣的社會系學生，乃至社研所的碩士生，尤其是鑽研理論的學生，真正是處在一個戰後最佳的時刻，白色恐怖已經遠去，戒嚴雖在，卻有名無實，滿街的翻印書籍，尤以西方新左派有關的理論書籍為多。

1985年9月進入研究所時，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在台灣流行，哈伯瑪斯算是其中年輕一輩的，因為第一代受德國納粹迫害的學者，大都已經逝去，當時有關溝通理論，不少人讀哈伯瑪斯，我只沾了一點點，並沒有涉獵太多，當時著迷於馬庫色。

社會學理論組的學生，必然接觸古典三大家，對於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涂爾幹太無聊，韋伯不錯，可是扯上基督新教，會讓人覺得有些隔閡，只有馬克思充滿革命熱情的思想，剛好打中年輕學生的心理，尤其是歷史唯物論，更能讓人理解人類歷史的演進。

近代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等等，還是讓人覺得有些單薄，但接觸C Wright Mills後，覺得左派思想是真正對人有啟發的，結構功能論對於現實太過肯定，是一種美國模式的迷思，真的不具有普遍性，左派思想對於社會改革的幫助，遠遠大於右派。

再往上閱讀馬克斯思想，尤其1844年的手稿，這是青年馬克思的重要思想，很多人認為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斯已經不談手稿當中的異化論，但這個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異化論對於我們後人在批判思想上的啟發，更可以演繹到真偽的產生。

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在左派與社會主流鬥爭的百年歲月中，有不少社會主義的理想被放進了社會當中，社會主義沒有成為主流，但能說它是無效嗎？台灣勞動者享有八小時工時、休假制度，這些可不是憑空來的，是東西方左派百年鬥爭來的，這是個辯證的過程，無產階級的命運是否奪取政權，那是一件事，能不能提高全人類的福祉，又是一件事。韋伯要是看到今日的台灣政府，大概會把政治為志業，改為政治為貪婪。

哈伯瑪斯探討溝通，那可不是傳播科系講得那些東西，溝通畢竟也是一種權力支配的模式，這就牽涉到認識論，知識論的根本問題，他也沿襲前人提到的工具理性對於溝通造成的阻礙，以及溝通的真偽。

這個工具理性其實是整個批判理論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當年作為年輕的研究生，實在沒有太多心力搞哈伯瑪斯，因為我受到1960年代荒謬的越戰的啟發，對於馬庫色有關後工業社會的考察，有更濃厚的興趣，因為1980年代的台灣，也正在邁進一個以消費為社會結構模式的社會，而不是以生產為社會結構的模式，由need轉變為want，這個want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天然的，是人為的，很多時候是假的。

後工業社會的差異，在於革命預言的未實現，在於大量生產的消費品，解決了貧乏與困頓，階級意識模糊，消費行為對於人性的馴化，來自於廣告的論述，編織了一個虛假的美好世界，讓你經過消費行為而沉溺於其中，這某些論述與法國的符號學也可以有些關聯，像是羅蘭巴特等。

1980年代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生，多多少少都讀過一些哈伯瑪斯，哈伯瑪斯的逝去，也算是一個時代的結束。1980年代的台灣，批判理論、結構主義、後現代，好多好多的思想詞彙，讓人目不暇給，但真正有時間浸淫其中，也只能挑你喜歡的，不可能全都讀進去。

那真是個思想開放的年代，如果回到過去，我大概還是選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色，不會讀哈伯瑪斯。1980年代的台灣，你看到一切繁華絢麗的台北街景，你會自問這一切的意義何在？很自然就會心儀馬庫色，因為這可以幫助你看透社會虛幻的表層，我曾想讀文化工業，但根基太淺，不容易操作，只好放棄。

所謂「辯證思維」，至少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在「歷程」上的辯證。即黑格爾式的辯證法。此法最為人所熟知的例子就是「塞翁失馬」。塞翁失馬的故事，其歷程，即是「好」、「壞」不斷轉變的過程，此即是一種辯證的發展。深入分析，此種辯證，實暗示在看得見的力量與趨勢下，實有另一股看不見的相反的力量與趨勢，彼此消長，待時機成熟，才被人「突然」看見。如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以及「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等等。也就是說，一件事，在其看得見的核心之外，還有另一個看不見的核心，形成雙核心的結構。吾人應當學會於看得見的事物中，找尋那看不見的另一核心，即所謂的「於無聲處聽驚雷」，方得見事物之全豹，而於事物（通於道）有一整體性的掌握。

第二類，順上述之分析，我們可得「兩端而一致」的辯證思路。即對任何事的認知，都可以有相反的兩個觀點並存（如生死、有無、陰陽等），若依邏輯來看，即造成「二律背反」。但若從辯證的角度看，則此「兩端」能否達成「一致」，關鍵在於人的主體之介入。即人的選擇，如果是對的，則兩端可達一致。如果是不對的，則矛盾必將延續，及至找到正確的主體介入之方式（態度）而後可。（通於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的道理。）此即是在理論上保證了第一類的辯證必趨於合理，也就是保證了天理實現之必然。即「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王船山《讀通鑑論》）的理論依據。

第三類，即順以上思路再進一步，即在主客對立的當下進行辯證。使人於主客對立的關係中，當下醒悟主客為一，而肯定與道同體。此典型即如《莊子》〈齊物論〉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到此一步，則頓悟、禪機云云，可漸次熟練而天君泰然矣！

以上，似可寫一篇旁徵博引的長篇論文。但幾句話可以說明白的，為何一定要寫成長篇？我最討厭學術界裝模作樣塗脂抹粉的調調，滿篇註解就很了不起嗎？都是花拳繡腿，（唐、牟之文，一個註也沒有。）根本就不是在「力行」上下工夫，活脫脫「今之學者為人」。反不如藝術家、工程師、師傅匠人之真本領也！

最近，在我們的網路上，還是有些關於『反共』的說法，
認定『反共』應該是我們社會發展的主調，
認定『反共』仍然應該繼續指引未來，
也因此不肯放棄往日心中的圖騰。

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教師，個人的觀點是──
『反共』，確實應該已過時了；
因為今天普遍的教育水準相當高，
而且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餘裕。

我們實在不應該提倡以「反」的，非理性的態度來看事物；
任何事物只要曾經存在，就有其存在的理由，所謂的「存在即合理」，就是。
也就是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不肯下功夫研究與調查，只知道『反』，必然會如哲學家所謔笑的，『倒髒水，就把自己的愛兒，也倒掉了。。。』

就以孫中山來說吧，孫在敘事中，有批判，絕對沒有『反』；
例如，對於傳統文化、五四年代西化派的反傳統，他只是理性的說「過去放在道德範圍，如今要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他講馬克思，說他是病理學家，說列寧是革命中的聖人。。。

看當年與孫先生同輩的尤列，如何談論國民黨的「清黨」；這位四大寇說，清黨是對的，但是他認為就國民黨革命的歷史言，黃花崗起義犧牲者最多，但是從此投身視死如歸者更起，清黨是否對共產黨有類似的作用？也是就事物的兩面性來思考問題、檢討問題。。。
可惜，往後這種態度似乎並沒有在其法統或是道統中傳承下來。。。

希望大家就現實來想想，當前對岸發展的狀況，以及我們島上無論藍綠白陣營是否都有相關的企業在對岸發展，我島有多少人口時常往來兩地？不肯下功夫研究、調查，任由政客翻雲覆雨，會不會真的最後竟然落入烏克蘭式、永難救贖的大悲劇之中。。。

希望我們的兩岸問題，要能有如此的思想深度與開闊度。。。
未來必然不難走到雲開霧散、柳暗花明的境地。。。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最近我與一位朋友在電話中商榷，我是否可以不去參加一個聚會。朋友突然問：「你不會得了社恐（社交恐懼）症吧？」他說，他自己也常被人懷疑得了這個病症。當時我只把這當成一個笑話。

然而，新近的認知讓我想到，這位朋友和我一樣都得過暈眩的毛病。而我現在知道，小腦會透過它所主導的制約作用（conditioning）把暈眩時所經驗的情境與感覺連結在一起。因此，我們兩人被懷疑為社恐也許不是空穴來風。何況我得到的暈眩型態被稱為超級市場症候群（supermarket syndrome），也就是，害怕超級市場裡琳瑯滿目的物件以及耀眼的燈光等等，更容易被想像為一種社恐的表現。

我又想到，《麥田捕手》的作者沙林傑在成名之後，並不想擁抱那些青睞他的讀者，反而隱居在紐約州的一個山林裡，並且謝絕各種人物（記者、慕名者、親朋、鄰居）的訪問。這種刻意躲避人群的心態似乎與他在二次大戰的經歷有關。特別是在Battle of the Bulge時期，沙林傑隸屬於101空降師，後者被匆促調去Bastogne駐守，在缺乏各種物資（包括糧食、醫藥、冬裝、重武器）與外援的情況下必須堅守很快被德軍圍困的孤城，度過了盟軍所經歷最悽慘的一個冬季（你可以在A Band of Brothers影集裡看到這樣的故事。）

這個經驗後來在他的一個短篇〈為埃斯米而作——既有愛也有污穢悽苦〉（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被間接提到。我之所以提起這個短篇，不僅因為它透露了沙林傑在這段時間的特殊經歷，也因為它被譽為二次大戰傑出的文學作品之一，也是我認為他曾經寫過最動人的短篇小說。

埃斯米是小說主人翁於盟軍反攻歐陸前夕在英國一個小鎮上偶遇的女孩。她有貴族的血統，而且有超乎同年齡少女的成熟度，在茶館裡主動走到主人翁的桌上與他攀談，而且透露自己的父親在戰場上喪失了性命。這個故事的第二部份則是主人翁在一個醫院裡休養。那已經是戰爭結束的時候，然而他的狀況非常糟糕，對生活失去了熱情。在一段與同事不愉快的對話之後，他拆開了後者帶給他的包裹，發現那是埃斯米寄給他的，裡面有一隻軍用手錶，是她父親的遺物。現在她要將它轉送給他，希望對他的軍旅生活有所助益。主人翁看完信以後，突然感覺心情輕鬆了下來，逐漸有了睡意，並且期待自己會在一覺之後恢復往日的活力。

這個動人的故事讓我開始想，也許不僅暈眩會讓人對日常事物產生恐懼，可能所有與心理疾病一同出現的創傷（trauma）都會帶來這樣的恐懼，而這些極可能是小腦的運作所萌生的。我有了這個猜想，半信半疑地求教於Google，竟然得到完全的確認。沒有錯，小腦過去被認為只與身體的活動有關，現在被發現也在認知與情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不想繼續在這個問題上打轉。我只想在這裡分享我的喜悅，一個因自己的疾病而意外獲得的驚喜（就像沙林傑的主人翁在收到禮物時所感受到的），並且嘗試與我的朋友分享這樣的心情──我知道他們跟我一樣，曾經在人生的經歷中遭遇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創傷。我期待我們最終都能走出這樣的陰影，就像我知道我終將擺脫暈眩的威脅。

昨天，我尾隨著一條狗（A）和牽著牠的主人走在一條狹窄的人行道上。突然之間，我們的前頭出現了另外一條狗（B）和牽著牠的主人，向我們迎面走來。我正在想，這兩條看起來文質彬彬的狗會發生怎樣的互動呢？我發現，B立即展開了狂吠的動作。不僅如此，牠還猛拉著繫在脖子上的繩子，好像要將後面的主人也拉進這個戰場。同時間，A也毫不示弱地對著B狂吠，同時也將自己的繩子拉扯了起來。兩條狗都表現出有如拿破崙坐騎那般生猛的英姿，讓我嘖嘖稱奇不已。

這觸動了我相當多的思索，以後會慢慢向各位報告。然而在這裡，我只想回答一個問題：人類也會表現類似的行為模式嗎？經過一陣子思索，我得到肯定的答案。我的理由是，相互吠叫的通常都是被繩子繫著的狗。我們必須以這種束縛來理解牠們的心理狀態。於是我想，如果一群被鏈條綁著的奴隸走在街上，看到迎面走來另一群奴隸會有怎樣的感覺？

我沒有這麼偏激的經驗，但我想起自己曾經走在前往總統府參加國慶大典的隊伍上。那時我是一個初中生，由走在我們前面的一些敲著小鼓的鼓手們所引領著。突然之間，我看到一個高中女校的隊伍向我們迎面走來。她們由一個穿著亮麗的女學生引領著向我們走來。我看到這個身材高挺的領隊心無旁騖地向某一個我看不見的目標走去，絲毫沒有把眼角瞥向我們這群小蘿蔔頭的身上。跟在她後面的是一群忙著吹奏管樂器的樂隊，把震耳欲聾的樂聲吹進我們的耳朵，讓我突然聽不到我們學校的那些「樂手」所敲出的微弱的鼓聲。我們很快失去了自己的步調，而且非常羞憤地看著旁邊女校的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快速走離了我們。

是的，羞憤是對我這時心理最好的描述。我不僅感到難堪，而且有一種憤慨。只是我不知道要向誰來宣洩這樣的怒氣：對那些目中無人的高中女學生，還是對我們這個不自量力的初中隊伍，以及表現出毫無招架之力的氣勢？

情緒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東西，特別是因為它表現在一個看起來十分熟悉，其實是異常複雜的社會脈絡裡。

一、王陽明的有心與無心

王陽明有云︰「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又說「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到底「有心」是實還是「無心」是實？如果對心性學不熟悉，這兩句話真會讓人覺得迷迷糊糊。

其實，這兩句話也不難解。所謂「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此處的心，相當於人的成心、成見，就是一種執著。有成見，看什麼事，都染上了主觀的色彩，自然不能「運心如鏡」，不能照見萬物的本來面目。因此，人該要有「無心」的修養，將心「無」掉，化除成見，不存機心，如孩童一般，純任自然；如此則天機展現，天光雲影，落霞孤鶩，得以見到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所以說，無心才是真，有心則不免是幻了。（孩童是能無成見地觀照萬物，但他不能把握。故兒童的無心是天籟，見而無見，不是一種修養；成人的「無心」才是修養，能有所「見」。兒童純任無心而不能自覺其所見，故與成人之「無心」不同。）

那麼，何以又說「有心俱是實」呢？這裡的心，就相當於古人說的「志」，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就是道德心。原來，前一句的「無心」，固然得見萬物的本來面目，但是，那又如何？又不能當飯吃。對，不能當飯吃，原來人要吃飯。人為什麼要吃飯？因為人要活著。為什麼要活著？因為人生要創造意義，或說人生有使命要完成，要「再使風俗淳」，要「為萬世開太平」。總之，人生不能只有意境（無心俱是實），還要有意義。意義要靠我們自己來創造；對這創造力的肯定、堅持，就是「有心」。所以，「有心」就相當於康德哲學中所說的「意志」。意志自由，然後由我自己決定要怎麼樣，決定要往那兒走，決定要做什麼，決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叫「意志之自我立法」，也就是「有心」。

有心，有志向，有意義感，人生才是真實的；否則隨波逐流，則必然是鏡花水月般地一場空。即使不追名逐利，隨人腳跟，但也不免浮光掠影，玩弄光影；雖然灑脫，能看破看空，但仍終不免是「空」。所以就意義的角度說，有心才是「實」，無心則不免是空了。

簡單總結一下，人生的真相，本來面目，事物的底蘊，要「無心」才看得見、看得真、看得透。但人生的意義，要「有心」才能自覺、才能堅持，才能創造，才能彰顯萬事萬物的意義，而得到在永恆、終極意義上之價值感的充實飽滿。（註）

二、無心是真愛，有心是假愛

那麼，這與愛情有什麼關係呢？原來有關愛情的基本道理，也與王陽明的這兩句話完全相吻合。

愛情從何而發生？可說發自「無心」。「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愛情萌發於偶然，發生於機緣湊巧，遂使兩人得以見到「本來面目」，在最根源之處接通了，故而可以「一見傾心」。但這必須是自然發生的，而非人為造做的。有心求愛，大腦過於發達，機心如雷達一般四處掃瞄探尋，則就算找到，也不免貌似而神異，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了。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有心求愛，則找到的往往似是而非。曾昭旭老師的愛情學，首先強調愛情不是一種「需要」；就是因為一但有所求，「嗜欲深者天機淺」，你的欲望反而遮蔽了天機之自然流露；別人看不見真的你，你也看不見真的他，則自然不能有真正的、來自人性之真實的相互感動了。

現代人的麻煩，就是對愛情過於「有心」了。出自於對愛的迷戀或對性的渴求，想找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那剛好與「愛」的意義背道而馳。因為滿足自己的欲望是利己，而愛情當然是「愛對方」的利他，此二者互為鑿枘；南轅而北轍，自然不能順遂。

俗話說的好︰平常心是道。平常自然之下，才有機會得其真實。一旦心裡不平常了，有了目的，有心有為，就不免沾上刻意做作的表演，結果肯定失真。失真，兩人縱使在一起，也難脫「勉強」的感覺，總有那麼一點彆扭。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很容易明白，為何很多人反而將「外遇」視為真愛。原來，有一種真正的外遇，正是因為當事人已不必再「求偶」了，於是在完全沒有設想到的情況下，自然地接觸反而發生了心靈的觸動，因此容易產生「遇到真愛」的感覺。那請問結婚前為何不能「遇到真愛」呢？豈不正是因為急於「求偶」，只此「有心」，就一葉障目，反而堵塞了真實自然的感覺嗎？這正應了俗話說的「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所以，對於愛情的發生，「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不求反得，求則必失。

有人覺得這樣好難，其實未必。請看羅密歐與茱麗葉，賈寶玉與林黛玉，這不過都是自然而然，何難之有？問題在於我們今天對「愛情」加上了太多的條條框框，既有性的迷惑，又有走歪了的男女平權之諸般禁忌與障礙，加上過多的意識形態透過網路流傳形成干擾，相對之下太少的真人之間的來往互動，使得現代人自小長在一個規格僵硬的體制之中，（請看今日之小孩，都不能成群結隊地自然遊玩，而是去上一個又一個的「班」。）缺少真實的人際互動，感情不能自然流暢。凡此，才造成現代人越來越孤寂、自我中心、意識形態化的結果。這當然都是不利於真實愛情之發生的。

但我們也不必太悲觀，因為正因如此，也就造成了今日人們格外地渴望愛情。渴望愛情，就要弄明白愛情的道理，於是轉機就在危機之中。只要我們及早對愛情的性質有清醒的認識，擺正自己的心態，有好的自我調適，社會上也逐漸形成一種正確的引導，則福至心靈，愛神必然不吝隨時降臨，讓我們處處成春。

三、有心是真愛、無心是假愛

對於愛情之發生，應秉持「無心」原則。但另一方面，對於愛情的維繫與成長，則是「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因為愛情的降臨是偶然的、隨緣的，但愛情的持續，則不能是順其自然。順其自然的愛情，必然走向破裂。這就在於人心本來自由無拘束，也就是多變。如果愛情要從一而終，結成正果，則不可能順此一「多變」的自然，而必須人為地「有心」加以貞定。用什麼貞定？自然是用人生的最高理想來貞定。這最高理想，就是創造有意義的人生。（在古人來說，就是傳宗接代。今人當然不接受這套了。）所以，愛情、婚姻，必不能順流而下，而必須樹立理想，確立方向，才能創造意義、收穫價值，而不是只耽溺於境界之享受、情感之孺慕。蓋此情感之融洽，本質上是消耗的，而非創造的，所以一定會坐吃山空。必須繼之以不斷地創造，才能使感情之生發得到源頭活水。

此所謂不斷地創造，是指精神意義上的創造，即理想之湧現，與邁向理想之意志。蓋物質的或財富的創造，本質上只是工具，不與情感相關。情感以互相融合為本性，則其創造必然是情感涵蓋範圍的深化與擴大；由外在而易感的氣質、個性而通向內心，由愛一人而通向愛眾人、愛所有世人，即由愛而博愛、由愛人而淑世。如否認此點，愛情不能開拓，只限於二人之小世界，則必然形成與外界的扞格，而造成意義的空虛與感情資源的日漸匱乏。很多相愛的情侶不明此理，以為經營兩人的小世界已為足夠，則結果兩人的小世界之中固然甜甜蜜蜜，但二人之外的世界，在對比之下反而顯得虛假無聊，結果生活破裂，自我也產生矛盾，最後感情也失去依托，日益單調、無聊而走向枯竭。

所以，愛情這件事，也是必須「立志」去開發、維繫的。要拿出力量，立志培養愛的能力，立志以愛的態度去理解情人，並擴及其他人。如此「有心」，愛情之路才能走得通。如果只把愛情當作「享受」，則縱然曾有幸福的境界，但也很難不是過眼雲煙，難逃「成住壞空」的宿命。這也難怪那戲劇中的高僧大德，面對陷入情愛之中的癡情小兒女，都不免要大喝一聲「孽障」了。

當然，也會有人覺得，何必把愛情搞得那麼累？緣分到了就盡情享受，緣分盡了就一拍兩散，等待下次與別人的緣分。「只要曾經擁有，又何必天長地久？」這豈不甚好，為何執迷於「從一而終」？

王邦雄老師在他著名的《緣與命》一書中說，有緣就有分，安分就是安命，安命才能立命，而立命就是（意義的）創造。如果只是隨緣，緣聚而合，緣盡而散，則是只享受而不創造。從大處說，這是享受之前（含他人）創造的果實，但拿到接力棒卻不願再接著跑，不造福後人，是不道德的。從小處說。這種愛情的享受，其實也是感情的剝削，則必然會激起被剝削者的反噬。所謂「相愛」與「互相利用」沒啥區別，則因愛生恨的例子還少嗎？就算不是互相利用，縱不生恨，那也是走向死亡。失去創造的愛情，就像一個旋渦，彼此越靠越近，越來越互相依賴，只能相濡以沫，最終將沈入無底的深淵。這樣的愛情，說「淒美」是美化，實則已是通向毀滅。就算即時分手，停止傷害，但也業已造成對彼此生命與愛情信念的打擊了，會使人趨向玩世不恭甚或是否定愛情而厭世，催毀了生命的意義。

很多人的愛情不能貫徹始終，不是他們不想，而是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敗了。這是情有可原的，與一開始就設定愛情應當「緣盡而散」有所不同。前述的恐怖景象，是針對後者而言。對愛情的態度，有心無心，毫釐之差，最後的景象完全不同。所謂「壁立萬仞，只爭一線」，人生到最後，千差萬別，其實也就差在存心的那一點點上。

四、做到「無心…」、「有心…」很難嗎？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嚴格說，我們的生命，是每分每秒都在死亡，也每分每秒都在新生。所以佛說日日是好日，因為日日都是新生。愛情也是這樣，除了第一次剎那間的心動、邂逅、浪漫相遇，那的確是「無心」的自然發生之外，其他的每一刻，都是既在「持續」，也在「發生」。換言之，通慣愛情的全程，我們的「有心」、「無心」，應當是同時存在的。「無心以接納一切」與「有心以成就愛情」應是並存的。說得更準確一點，隨現象之密移，我們的存心，也隨時在有無之間靈活切換。能放下一切，無心忘我地去感受，也能提起精神，有胆識、有謀畫地去應對。無心忘我之時，自然不能再施加什麼；有心有我之際，則不忘時時檢點，以貞定方向。能恆定貞一，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於是又能「以有入無」，再入化境。

然而，既能「以有入無」，那麼我們就可以想到，原先所說的第一次相遇之「無心」，不也正是有一個「有心」的修為與信念在背後支撐，所以才能大胆放下而輕鬆地顯示出「順任自然」的「無心」嗎？以愛情的現象來說，就是原先在健康且富於感情資源的環境之中長大的人，享有了充分的愛（也就是他人的「有心俱是實」），所以自然充滿了對人性的信心（不自覺地「有心俱是實」），才會自然地敞開真心與人來往，於是才能在「無心俱是實」之際與他人迸發出真愛啊！由此可見，所謂的有心、無心，其實是時時刻刻與愛情相始終的啊！

每個人隨際遇、性格、造化之不同，各有其不同的人生之進路，但也都各有其該做的功課！愛情也是一門功課，且從愛情發生前就開始了。性格偏於謹慎機敏者，當學習放下，以開放而無所謂的心胸去待人接物；反之，偏於任性自是者，則在感覺之外，也要學習理性反思與原則的掌握，去體會「禮」與「規矩」本身可含蘊的意義。總之日修日磨，日起有功；功夫到了，也就能水到渠成。

「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這既是工夫的指點，也是人生實相的一種描述。這種經驗，並不玄妙，因為每個人都有一顆心，都曾感覺過那種忘我一般的快樂與真實，也都曾體會過真心實意之真誠的感動人心。只不過，一般人的心總是「出入無時，莫知其嚮」，很難把握得住。再加上今天的教育偏重以大腦的思考去解決問題，而越來越少對察覺本心的指點，於是久而久之，就逐漸生疏了。但在事實上，人心永遠不死，心是不會消失的。只要我們重新發掘這種人人都有的體驗，那麼轉化到愛情上，也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愛情的真相，從而知道該如何用功，既不要揠苗助長，也不要任其誤入歧途。

王陽明「有心…無心…」之說，某個角度看，可說是王學的精髓，也就是人生大道的指引。而今天的愛情之學，其本質實亦通於人生之大道。故有關愛情之學，吾人豈可小覷哉？

註︰關於王陽明的這兩句話，其弟子王龍溪詮釋道︰「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從工夫上說本體。而「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從本體上說工夫。

我以為他的意思是說，「無心俱是實」的實，是指本體上的實，要從「無心」的工夫上去看到。而「有心俱是實」的實，則是工夫上的實，要有對道體的肯定（有心），才有工夫之實。但我們要知道，在中國哲學中，工夫就是實踐，實踐才能呈現真實的本體。離開實踐，就沒有所謂的形上本體。所以說「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為本體」（黃宗羲）。所以，工夫之實，就是本體之實。分說為二，只是為了方便表現其不同的面相。以是，本文對這兩句話所做的解釋，與王龍溪的詮釋並無違逆；不但無違逆，而且應該是更可以被現代人所接受的一種詮解。

隨意說說觀察人類繁衍與進化的心得。

其實人類是地球上非常奇葩的動物，筆者過去有許多觀察的心得。比如說，人類的皮膚非常脆弱，對身體幾乎沒有太多的保護作用，薄薄的一層，連防水的效果都不算很好，也無法防止蚊蟲叮咬，一旦劃破就很容易感染發炎，危及生命。如果有像許多哺乳動物一樣厚的毛層在外面保護那狀況會好一些，偏偏連這樣的防護都在進化當中逐漸消失。這很不合邏輯，與進化論似乎也有違背。

其次，人類有許多脊椎疾病，引發各種筋骨酸痛。比如說人類只要站久了就會腰酸，中年以上的人常常腰酸背痛，這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地心引力。所以在生物界當中，中型以上的哺乳動物幾乎都是四條腿趴在地上，如此對脊椎的壓力就比較小。而人類偏偏在進化的過程當中成為兩隻腳行走的動物，甚至在39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時代，人類大多的時間就已經是兩腳走路。這固然解放了雙手，可以從事各種創造，但也讓人類蒙受許多疾病的可能。

人類很容易生病，耐寒度也不好。或許是人類在文明的過程當中發明了許多對抗疾病的方法，但這更凸顯人類跟其他的動物，甚至於只單單比較哺乳動物，都顯得非常脆弱。在寒冷的氣候當中，人類基本上很難在野外活動太久，如果不借助獸皮或者生火，那很快就有可能會凍死。如果您帶自己的狗上過高山寒冷的地區就會發現，人已經凍的不行，可是狗卻可以開心地跑來跑去。

人類在進化的過程當中讓頭部越來越大，當然是因為腦容量不斷增加的關係。但是也因此讓人類又多了一個毛病：生產困難。比起其他的動物，人類常常難產，這個難產的原因筆者認為應該就是頭太大，導致女性在產道中難以將嬰兒生下，甚至因此導致難產死亡。所以，這也不符合進化論，因為繁衍對生物而言應該是最重要的事情，結果這個進化卻讓繁衍變得很困難。我們可以觀察其他的哺乳動物，不但很少有難產的情況，而且通常母體可以在生產完成之後立刻自行照顧幼崽，也不需要有旁人的説明。

最後，延伸上一點，人類的產量很少。通常都是一次生一個，雙胞胎的機會不高，多胞胎更低，甚至於在妊娠初期母體還會自動將多個著床的受精卵淘汰，可見人類的進化過程是不需要生太多的，這個與其他大多數的哺乳動物相比也是比較少見。大概只有中大型的哺乳動物，像是牛、馬、大象、長頸鹿、鹿、羊等等，屬於一次生一個，例如貓、狗、獅子等等都是一次多個，而齧齒動物就更不用講了，一次一大窩。而人類的幼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照顧才能獨立生活，這個其實在大自然當中也很危險，脆弱的時間太久，就代表危險的時間太久。而其他的哺乳動物，例如牛、羊、馬、鹿等等，通常15分鐘左右就能站立，一個小時之內就能奔跑，用於躲避天敵。食肉性的狗、貓科動物，短則一年之內，長僅一年多也都可以很好的獨立，自行捕獵生活。

所以，綜合來看人類實際上是地球上的奇葩，一個在大自然環境當中相當弱勢的動物，而且許多特點都與進化論相左。從這樣來看，我們在思考人類的來源時是否應該有更多一些考量，而不單單只是從進化論的觀點？

物多錢少則物賤，物少錢多則價高。美國貨幣寬鬆，大印鈔票，東西沒有增加，自然物少錢多而價高，即是通膨。但美鈔是國際通用貨幣，成本17美分的美鈔流向世界，換回100美元的物品，美國的通膨被全世界稀釋，轉由全世界負擔，所以全世界萬物齊漲。金價、股票、房地產、麵包，前面三者都在富人手中，所以富人財富漲了三倍，跟窮人沒半毛錢關係，窮人手上沒有可以上漲的財富。麵包上漲跟窮人有關係，但那不是財富上漲，而是負擔加重，而這種負擔對富人又幾乎不值半毛錢關係。這就是富愈富、貧愈貧的由來。

人類不是生而平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有強者弱者之分。依照天演論優勝劣敗來說，弱者是要被自然淘汰的，才能使物種繁衍茁壯。既然生而不平等，何來生而自由？看那動物星球，從獅子、猴子，到鬣狗、狼群，各自都依強弱不平等而有階級之分。自由是強者的自由，高階的自由。弱者、低階，哪來的自由？所以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欺騙者的謊言。那些騙徒正是強者，他們鼓吹人類生而自由平等，因為對他們有利。

孫中山先生偉大的地方在於：
當一大堆人今天還在盲目迷信自由平等時，孫氏在百多年前頂著風口浪尖已經逆流駁斥過：人類沒有生而自由平等。
更難得的是他受到西方文化薰陶而成長，卻能慎思明辨而不人云亦云。
尤其他不但看到了問題，還提出了解決的方向：服務的人生觀。
「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最偉大的是他本身就是一個強者。他可以跟其他強者一樣享受強者的自由，但他做的是服務弱者，替弱者爭取自由平等。

《頂尖學者與鉅富合作反對美國公共措施－川普參與？》提到經濟學界著名的公共選擇理論：
「雖然政府的存在純粹是為了提供公共利益給廣大民眾，但卻有可能有許多利益團體出於私利而進行遊說活動，推動政府實行一些會帶給他們利益、但卻犧牲了廣大民眾的錯誤政策。舉例而言，製糖產業的遊說者可能會遊說政府補助他們的糖產品，或是施加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無論採用哪種方式，結果都會導致效率低落的經濟生產。」這種問題所產生的政府效率低落，被稱為「政府失靈」，成為科克網絡反對很多政府公共政策的理論根據。

這種推論是很奇怪的。簡單講就是：政府本該行善，但卻作惡。所以結論是政府什麼都不要做算了。這不是很奇怪嗎？應該叫政府恢復行善才對呀。政府為什麼會被遊說到錯誤的政策上呢？在人。一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品德。小蔣當年派人赴美挖角學人歸國時說：你們不回來，將來就是讓三流人才來管理你們一流人才。也許將來AI可以創建一個制度，不在乎人的能力高低；但永不能創建一種制度可以不管人的品德高低。

頂尖學者與鉅富都是強者，他們不缺能力，只是無品。他們披上文明的外衣，高喊人權、自由、平等，實際上奉行弱肉強食的法則。政治、學界、宗教等的世界領袖們，應以「貢獻」代替「成就」做為推崇價值的衡量標準，藉以移風易俗，建立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分母是能力，分子是貢獻，則市場賣菜嬤陳樹菊的價值遠高於渣男亞馬遜貝佐斯。貝氏身為鉅富，旗下員工多有靠兼職或領救濟品過活者，其分母很大，分子很小。陳樹菊反之。為什麼世上多人認得貝佐斯，卻不識陳樹菊？就是以「成就」代替「貢獻」做為價值衡量標準。價值搞錯，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