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少康大我十來歲，大約我念大學的時候，趙少康留美歸來，任台北市議員，就已經很紅了。在那個國民黨非常沈悶的年代，趙少康競選時提出「新三民主義」，令人眼睛為之一亮，覺得國民黨的希望在此。之後，他在環保署長任內也幹得十分出色而且清廉。（剛好有親戚是業內人士，所以知曉）再之後，主流非主流之爭，趙出走成立新黨，與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功虧一簣，但新黨立委全上，表現傑出，轟動一時。

此後，趙轉戰媒體界，並與香港黎智英接近，從此味道全變了。黎智英什麼人？靠「裸體與屍體」起家的媒體人，打著自由的招牌，只有煽色腥；打著知的權利，實則靠偷窺來誘發人的窺淫欲；以批判為幌子，用訐人陰私來滿足普通人對權貴自卑又羨慕的惡俗心理。黎一人，攪黃、攪爛了全台灣的媒體界。看到黎，我就認為中共不給這些小人以自由，是全正確的。但偏偏，限制自由也傷及所有靠搖筆桿為生的所謂「文化人」，於是牛驥同皁，鳳凰不嫌烏鴉醜，居然相濡以沫，形成了反共的聯合陣線。趙上了黎的賊船，從此由反共而反中，再也沒有「新三民主義」時期的文化担當。

如今的趙少康，已成為英美「精英」集團的代言人。疫情期間，他堅持「美國一旦反應過來，就會表現得非常好。」被事實徹底打臉之後，他仍視而不見，毫無反省。他除了沒有說出「不抱美國的大腿抱誰的大腿」這樣噁心的話之外，其立場、行徑，已與依美（不可疑美）的民進黨沒有什麼差別。

朱立倫就是個徹底的美國線人（見已洩露出來的維基解密），而趙少康，就是個有能力的朱立倫。趙上台，肯定政治能力比朱立倫強太多，但也因此，會使台灣更為親美反中，而使台灣問題和平解決更為困難而曲折；台灣也將因此付出更多沒有必要的代價。

美國已是將傾之大廈了。今天的國民黨，如果昧於事實，堅持親美路線，那寧可選一個笨一點的，也不可選聰明而有能力的。在錯誤的路線上，越有能力，代表錯得越堅定、錯得越遠，將來的後果會更悲慘。因此，我呼籲國民黨員，一定要起來共同反對趙少康出任國民黨主席。

以色列與北韓都常出現在國際新聞，它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它們都不大，北韓人口2600萬，以色列人口1000萬（其他地方的猶太人約800萬是其助力），最多算是中型國家；它們都擁有核武器；它們的傳統軍事力量也很可觀；它們都有一個很強大的盟國，以色列有美國，北韓有俄羅斯。

北韓的最重要盟國是俄羅斯而不是中國。當年中國幫助北韓打韓戰，曾是北韓最重要的盟國，但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北韓的仇敵美國改善關係，北韓與中國的關係就疏遠了。俄羅斯/蘇聯一直與美國對抗，因此北韓與俄羅斯一向頗有交情；俄烏戰爭使俄羅斯需要北韓的軍力支援，而北韓需要俄羅斯的經濟和科技支援，双方更是合作無間、互蒙其利。

以色列與北韓都擁有核武器，但國際社會對它們卻大不同。世界各國對以色列擁核幾乎不聞不問，但是對北韓擁核卻經濟制裁了很多年，只因為以色列是美國的親密盟友，而北韓是美國的敵國。自從北韓開始發展核武器（2006年首次核試驗），美國就率領其盟國在聯合國多次通過經濟制裁北韓案。

以色列屬於高所得國家，其經濟比北韓好得多（不過北韓的經濟數據不公開，外界的估計不大可靠）。影響經濟的因素很多，北韓受到各國經濟制裁無疑是它經濟不佳的重要原因；經濟受到制裁與經濟開放背道而馳，因此北韓無法像中國、越南一樣的改革經濟。

以色列是窮兵黷武、殺人不眨眼的侵略者，而北韓不是，至少比以色列節制、符合國際規範得多。

以色列自獨立建國以來，與鄰近的國家發生多次戰爭，幾乎全都獲勝，於是占領了巴勒斯坦的不少土地，並且迫害在地的巴勒斯坦人。2023年10月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組織突襲以色列，此後以色列就以報復的名義入侵巴勒斯坦，並且攻擊了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葉門、伊朗等國家境內的一些反以組織，最近更空襲了卡達。以色列的惡質尤其呈現在兩方面：在巴勒斯坦的加薩地區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封鎖、入侵、轟炸；卡達是富裕、親美的產油小國，一向與各方都友好，正在調停以巴衝突，以色列空襲卡達，顯示其極端霸道的侵略心態。

自1953年韓戰結束以來，北韓雖然維持相對龐大的武裝部隊，卻從未發動過戰爭，最多就是偶而與南韓有些小衝突，如2010年的延坪島炮擊事件。多年來北韓唯一參與的戰爭是俄烏戰爭，北韓軍的角色只是無主導權的僱傭軍，即以北韓軍的戰鬥和犧牲換取俄羅斯的經濟和科技支助，因此幫助受到嚴厲制裁的北韓經濟。這與以色列主動發起和擴大侵略戰爭完全不同。

筆者並不喜歡「家天下」的北韓，但是平心而論，實行選舉民主的以色列在國際上的作為比北韓是惡質多了，而美國卻全面支持以色列，並且主導國際媒體長期妖魔化北韓！

堪稱川普最親密最信任的盟友，31歲的查理·柯克9/11遇刺殞命，可視為當前美國乃至世界局勢非常重要的指標性事件。那麼，它的指標性在那裡？

當然就在點出兩極對立的矛盾弔詭，而值得全世界人從此切入，深刻省思。

這對立的兩極當然非常複雜，但其核心（尤其對美國局勢而言）則可簡化為極左的自由主義與極右的保守主義兩端。川普與柯克當然就是後者，他們正在向盛極而衰的自由主義進行反撲。

我們在此不妨先問：柯克以31歲之齡（其實從18歲就開始了），為何能以其言論，打動並凝聚廣大人心，以致成為川普當選的重大助力？並非僅靠邏輯清晰、口才便給，而是他的言論正打中自由主義的軟肋。

原來自由主義秉承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精神，標榜客觀理性、價值中立、不涉主觀感情，數百年來，開啟了自由民主、開放進步的主知潮流，達致近代西方的盛世。但其流弊，則是有一自私自利的魔性隱於其中，抵暇蹈隙，趁機滋長，這就是西方的優越自大、爭霸思維、殖民主義、掠奪行徑。即因價值中立使神性（價值根源）不彰，導致魔性趁虛而入也。

這在宗教改革初期，人心中的神性信仰尚可與魔性構成爭持性平衡（馬克思韋伯亦云是新教倫理支持了資本主義的運作），但隨著基督信仰的衰退與異化（出現許多異端邪教），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漸成為新的信仰，而（姑以美國為例）社會結構與風氣也逐漸走向自我中心與放任邪僻；雖以多元、平等、包容（DEI）為名，而拜金、消費、享樂、吸毒、濫交、虚無亦隨之滋長，終形成美國當前的社會亂象，亦引發保守右派人士的憂慮、反感與反撲。

於是川普與柯克之流崛起，宣言要讓美國再度偉大，廢除多元、平等、包容（DEI）政策，反毒品、反移民、反擴張。而柯克即在言論層面為之包裝與宣揚，而其打動人心之處，即在抨擊自由主義將價值平面化為所謂的多元，而主張要回歸真善美與上帝信仰、社會秩序、家庭價值。這正好碰觸到美國人心深處的虚無，擊中自由主義的軟肋，遂掀起社會的巨大風潮。

但柯克乃至川普的言論理念雖然不錯（正填補了自由主義的空檔），實質卻仍然空洞虛無：所謂真善美只是口號，上帝信仰也顛倒為不是我站在上帝那邊而是宣稱上帝站在我這邊（如川普遇刺逃過一刼，遂宣稱一定是上帝需要他去完成某種使命），而變成實質上是我說了算的獨裁；於是社會秩序變成可以濫用國民兵去干涉各州施政與逮捕驅逐移民，家庭價值也變成婦女應該回歸家庭去專責生孩子。這實質上是假借上帝與道德之名而行的專制威權獨裁，而非出於自由自覺自律的真道德。

柯克歡迎大家來「證明我錯了」的溝通辯論也實質是早已預設立場與答案，徒憑口才便給邏輯清晰以取勝的說服而已。就更不用說川普以種種軍事外交經貿手段（例如對等關稅）去玩弄霸凌世界各國包括盟友了！總之，極端保守主義的反撲只是以理想的虛無對抗極端自由主義的現實虚無，而徒然釀成兩極的互相對立、指責、批判、傷害，終致於以仇恨動員引生暴力行動與社會撕裂而完全無助於社會人生問題的解決。這就是當今世上到處可見的民粹風潮，而美國只是其中的核心著例而已。

那麼真正的解題之道何在？核心要義無非就是扭轉兩極對立為兩端互動、真誠對話、有效溝通、善意和解、和平融合而已。簡言之就是以神取代魔、以愛消除恨，以王道翻轉霸道，以同情彌縫撕裂而已。

若回應本文開頭提到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其具體做法不是用極端保守主義去反撲自由主義，而是當從保守主義這一端出發，往自由主義那一端審慎地邁出每一步，庶幾能實踐地斟酌權衡找到兩端之間，每跨出一步的平衡點（當然從自由主義那一端起步也一樣）。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是矛盾的兩極，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乃至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族群的互相歧視、排斥、對立、鬥爭、撕裂也都一樣），而其具體的實現之道，則有待兩端都放下自我的偏執相向以行，此即所謂辯證思維，或王船山所謂的「兩端一致之道」也！當然，此中妙義，非片言可盡，更非分析性思維可解，也只能在此略為指點，以供參考，亦以待有心人之自悟而已。

資本主義使美國成為世界霸主，讓人奉若神明畏懼如虎，撈盡財富，風光一個多世紀，更因到處製造內亂販賣軍火，藉武器稱雄，全球各國莫不尊為龍頭俯首稱臣。

所謂好事不成雙，資本主義成就美國霸權，也成為孤鳥或眾矢之的，蓋因資本主義追求利益卻不容別人超越，採取分化引發對抗，以壓制他國統一或有所突破。更因看不上以勞力換取酬勞的製造業，將之拋給低開發國家，所以美國沒強大製造網絡或基建能力，只掌控原料和產品銷售，使貿易和服務業稱雄。

資本主義追求鉅利與厚利，所以美國壟斷世界金融，又壟斷世界資源，投入武器生產，憑藉陰謀詭計，分化各國製造各種戰亂，享受尖端利益。人一有錢就會奢侈浪費，食衣住行酒色財氣，無一不顯示富足，於是酒色之外就有煙毒與同性交媾等變態，從嬉皮到躺平，於是縱容工人罷工爭取高薪，使製造業無利可圖只得出走，產業外流是美國引風氣之先。講人權卻偏重有錢人，所以槍枝、司法、醫療、保險等氾濫，原賴自由貿易平衡供需，一個傻子破壞平衡，國家淪入危局。

美國可謂咎由自取！37兆美元負債無力清償，每年上兆元利息難以解決，為籌措財源只得挾市場優勢勒索資金，飢不擇食地搞貿易戰，賠了信譽使金融地位不保，資源國家紛紛棄用美元改用外幣，控制資源地位跟著失陷。放棄製造業只重利潤不重生產能力，美國航空母艦多數老化連製造廠都只剩一家，何以稱霸？人力因酒色菸毒之害失掉優勢，科技如飛彈、無人機、機器人等生產落後，美國受資本主義之害，只顧掠奪享受，卻削弱自我工業體質。

資本主義是種病毒，以自私貪婪掠奪滲入精神和骨髓，害慘了美國及世界，美國將如何修復經濟與信譽？所謂天道循環，猶太人過於精明太會算計，根本是罪魁禍首，而猶太人只佔美國人口2%，卻掌握70%財富，若美國人改信奉共產主義，98%人民取得所有猶太人財富，可讓人民都成富豪；若只是取用猶太人一半的財富，投資到製造業，再收容駐紮國外的美國軍人，投入資源利用和產業創新，那將是美國人之幸！

近日，死於槍下的美國政治網紅柯克，他一貫主張維護憲法第二修正案，認為人民有持槍的自由；他認為每年因此而死幾個人，是維持此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結果他自己果然就成了「代價」之一。不知他若死後有靈，是否感到諷刺？

我曾想，這問題並非無解，因為「憲法第二修正案」通過於二百多年前，而那時的「槍」與現在的「槍」，幾乎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嚴格遵守憲法，那麼應將「槍」定義為符合1791年對「槍」的認知才對；如此一來，現在絕大多數的「槍」都不符合此一定義，不就自然可以禁了嗎？

但查了一下第二修正案的原文，它不是說槍，而是說武器（arms），那就麻煩一點，但仍非無解。因為原條文（"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中譯︰「一個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乃屬必要，人民持有與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是將持有武器的權利繫屬於維持民兵的條件之下。於此，仍然可以在「解釋憲法」上作出很多文章的。更何況，1791年的「武器」也與今日的「武器」大不相同。

所以，我得到的結論是︰現在美國不能禁槍，根本不是受制於憲法修訂的困難，而是很多美國人根本就不想禁。如果禁槍是全民共識，那憲法的文字完全可以透過大法官的解釋而重新得到定義；區區憲法死條文，並非阻力。而現在，居然卡關於此。只能說，「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柯克說︰「當人們停止對話時，暴力就會發生。」所以他致力於演講與辯論。然而，現在對話並未停止，暴力不就已經發生了嗎？

為什麼？因為所謂的「對話」，根本就是假的；名為「對話」，實為「說服」。柯克到底是否與人真誠對話？他自己是否在「對話」的過程中作出修正與改變？我不能盡知。但從少數流出的影片來看，我感覺就與現下絕大多數的「對話」一樣，都是想要以一套熟練的話術來「說服」別人，而非真誠地與他人作理性的討論與溝通。不客氣地說，這都是假溝通之名，行言語霸凌之實。於是，「我吵不過你，還打不過你嗎？」這種假對話、假溝通，不但不能消弭暴力，反而激起暴力。

所以，讓我們修正這一句話吧︰「當人們停止對話時，戰爭就會發生。但當人們沒有誠意對話時，假的溝通適足以激發暴力。」想想夫妻之間的衝突，亦可思過半矣！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