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今年是二次大戰和抗日戰爭結束80週年，中國大陸即將舉行九三大閱兵，作為主要的紀念活動。大約覺得中國有針對性，日本通過外交渠道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自然造成中國的不滿。這不是單一事件，隨著中國逐漸崛起，中日的關係一直不是很好，因為有一些根本的難處。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幾乎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改革開放以後，大陸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戰的歷史，並且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了關於抗戰的紀念館。不過在習近平上台以前，中共一直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因此對抗日戰爭雖有紀念活動，並不熱烈和張揚。習主政後才特别重視抗戰的歷史和紀念活動，既藉機加強國內的愛國主義，也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時反法西斯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苦難的頂點，也是國運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因此中國大陸紀念抗戰是理所當然的，並無意針對當年的侵略者日本。然而日本不這麼想，日本當年造成中國千萬軍民的死傷和所有人民的苦難，即使1972年中日建交後兩位首相和明仁天皇都曾向中國表示歉意，並且提供了40年低利貸款和一些醫療支助等作為補償，日本還是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而加以報復，而中國現在展示壯盛軍力，更讓日本忐忑不安。這是日本近年大幅擴充軍備、與中國關係不佳及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的主要原因。

中日關係的另一難處是釣魚台列嶼。就地理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台灣；就歷史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中國；但美國在戰後卻不合情理的把釣魚台交給戰敗國日本。台灣弱小，不敢怎麼樣；中國大陸就時常派遣軍機、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造成中日關係的緊張。春秋時代有「二桃殺三士」，美國則是「一列嶼殺中、日」，夠聰明也夠狠毒！

中日關係的最大難處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也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而美國決定軍事介入，很可能的方式是由駐日美軍就近攻擊中共的軍艦、軍機和登陸台灣的部隊，這樣中共當然會反擊在日本的美軍基地，而本土受到攻擊的日本勢必捲入戰爭。美國遥遠未必會受到很大損傷，但是日本成為美國的擋箭牌，絕對會受到重大損傷！

中日關係的難處在於：日本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報復；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日本極可能捲入，成為美國的擋箭牌，而受到重大損傷。筆者誠懇建議日本，應該全力促成和實現两岸和平統一，這樣就能避免「台灣有事」，也就不會「日本有事」。若如此，其他中日關係的難處都微不足道了。中日關係若改善對雙方都好，而對日本更重要。

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4月2日突然宣佈對全世界國家，對所有商品，全面課徵關稅，其空前的規模、超級的粗暴、影響的國家，超過美國歷史上三次關稅戰爭的紀錄。關稅戰的後果可謂多層次、跨領域，既有短期衝擊，也有長期結構改變。美國不顧一切，攪亂世界的國家意志與戰略延伸，讓世人瞠目結舌，但是川普的暴衝能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需要仔細分析。

【關稅尚未談妥】
川普喜歡誇大成果，搶先奪功，宣稱已經和英國、日本、韓國、歐盟談妥了關稅協定，事實上都處於過渡階段。以日本為例，美國對日本出口的關稅統一調降至15%(包括汽車與其它商品)，鋼鋁及其衍生產品407項，6月4日起課徵50% 關稅，銅的衍生產品8月1日起課徵50% 關稅。日本對美國進口商品有些是零關稅(如汽車)，有些是大幅降低(如牛肉、小麥等農產品)。這僅僅是粗分的原則，大量商品的細節討論仍然費時費日，有待釐定。

日本必須向美國翻倍進口天然氣，每年 10~12 百萬噸，原油進口短期內暴增，從2% 拉高到 4% 以上，並持續維持煤炭進口。日本承諾投入美國史上最大外國投資$5,500 億美元；對美國戰略產業的投資，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礦產、醫療與生物科技、能源、造船及其它國安敏感的產業。投資金額由日本企業承擔，日本央行、日本國家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或擔保，投資的獲利，90%歸美國所有。可想而知，這樣一個極度不平等，如同經濟脅迫的協議，在複雜無比細節談判的過程中，日本必然使出拖延緩慢的策略，使談判曠日費時；其它國家，韓國、歐盟、越南、印度、印尼、加拿大、墨西哥莫不如此；中國還要延後90天再談判，川普的關稅戰是一個未捷先吹便宣告勝利的戰爭。

【關稅過於複雜】
關稅課徵的貨物、稅率、國家、時間、條件、細節等等都等待與各國的最終談判，尚不確定。譬如對巴西課徵50%，但橙汁，能源，飛機除外(10%)，咖啡尚在考慮中。使得美國國土安全部屬下的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龐大複雜的電腦收稅軟體系統跟不上關稅變化的節奏。CBP缺乏軟體技術人力來調整貨物、稅率、國家、時間、條件、細節等等必須改變的相關參數，而且沒有時間測試，造成延遲混亂。CBP無法及時有效的執行川普課徵關稅的行政命令，在某些情況下，CBP只能先讓貨物通關，以後再補收關稅，作業情況相當錯亂。

【關稅仍在攪動】
即使關稅有的國家已經公佈實施，有的國家還在進行談判，川普卻喜歡隨興變動，攪亂一切。譬如巴西法院正在起訴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Bolsonaro）的犯案，而波索納洛是川普的密友，川普一怒之下把課徵巴西的關稅從10%提升到 50%。譬如川普調停俄烏戰爭未果，怒而加大制裁俄羅斯，印度因為購買俄羅斯石油觸怒川普，課徵印度的關稅從25%提升到 50%。譬如為逼迫外國芯片企業赴美設廠，初期喊出芯片關稅100%，再威脅可能拉高至200%、300%，一夕數變。譬如墨西哥的汽車零部件關稅本來25%，經過美國汽車業抗議後改為15%。譬如最近放話，逼迫中國開放稀土供應，否則課徵中國200%的關稅。譬如忽然開徵$800美元以下的小包裹的關稅，美國一年湧進15億個小包裹，需要個個拆開估價課稅，再行縫合，CBP需要大量額外的執行人力。

【關稅是貨物稅】
川普認為關稅是國家稅收，依目前的稅率，估計每年可以向外國課徵4,0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愚弄MAGA群眾。可是外國出口商平均只願意負擔關稅的20%，其餘80%的關稅是由美國進口商承擔，然後轉嫁給消費者。川普的關稅如同向美國民眾課徵的貨物稅。

【關稅通貨膨脹】
關稅不但以貨物稅的方式抬高了美國進口貨物的價格，進口貨物不僅是終端消費品，大部份是生產鏈需要的材料或零件，這又抬高了美國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甚至美國國內生產，原本不受關稅影響的貨物，都因為外來相同的貨物因關稅漲價，也跟著漲價。最終結果必然是全面的通貨膨脹。

【製造業不回流】
川普認為關稅增加了外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困難度，外國企業便會來美國設廠生產，避開關稅，希望藉此振興美國的製造業。如果這是課徵單一貨物的關稅，如汽車，或可吸引一些外國汽車企業來美國設廠。但是川普是對全世界國家，對所有商品進行關稅戰，擡高了美國所有原材料、中間產品的價格(如鋼、鋁、銅、芯片、玻璃等等)。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可能吸引外國廠商赴美投資建廠，何況美國當年製造業所以大量外流，除了人工成本、原材料及中間產品的價格，還有工會、環保、稅法等許許多多的因素造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憑高關稅使製造業回流，有如融冰三尺非關稅可竟其功。

【美國市場不夠大】
1950年美國進口佔全球比約20.0%，中國不到 1%。
2000年美國進口佔全球比約18.9%，中國為7.1%。
2024年美國進口佔全球比約14.0%，中國為13.4%。
可見美國進口市場佔全球比例不斷減縮，已經跌到14%，以如此規模的市場，關稅大戰已經撼動不起全球的震盪。即使挾其上個世紀的餘威，一時威懾了許多國家，紛紛退讓；更有國家不願屈服，譬如印度、巴西開始硬槓美國；中國、俄羅斯更是自始不讓；更多的小國不聞不問。

2000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國總出口額的 20.8%。
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國總出口額的 13.5%。
可見中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比例不斷減縮，依賴度從20.8%跌到13.5%。來自13.5%市場的提高關稅，威脅不到中國，所以中國從關稅戰一開始就決定奉陪到底。

IMF最近將2025年全球GDP增長率提升為3.0%，可見美國市場不夠大，經貿力量有限，川普的關稅戰雖然荒謬胡搞，動作很大，但對全球的影響力有限。

【美元國際貨幣鬆動】
2024年美國進口了世界14.0%的份額，出口了世界8.5%的份額，中國是13.4% 與14.6%，可見中國在世界經貿的力量超過美國。經過這次川普的關稅戰，對全世界設置了對美國出口商品的障礙，減少了世界各國賺取的美元，也減少了世界各國購買美國商品的能力與願望。加上中國與金磚國家及中東國家之間建立的本幣交易及人民幣交易，美元未來在世界上的貿易支付佔比愈來愈低。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降低，進而對美元的儲備也不需要那麼多。這都使美元額度在世界逐漸消退，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漸漸鬆動。

如果不是因為世界上尙未出現一個能取代美元，擔當國際貨幣的貨幣。以美國失控的財政倫理，37萬億的國債，以鑄幣權勒索世界各國的美元素質，如果全憑實力，美元已經不該是國際貨幣了。尤其是金磚國家去美元化的努力，本幣交易、人民幣交易及數位貨幣正在方興未艾。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正在鬆動，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更加快了鬆動。有趣的是中國這兩年國際貿易的數額仍在增加，但根據SWIFT的統計，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的支付比例反而降低，從2024年3.61%，降為2025年的2.89%。個中的原因正是因為本幣交易、人民幣交易以及使用中國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國際經貿活動愈來愈多，都不再透過SWIFT，SWIFT的統計已經不能代表人民幣的實力。

川普的全球關稅之戰固然影響深遠，傷害恐嚇許多國家，但是美國已經國力衰退，掀不起巨大的風浪。而且川普的惡質逼迫，譬如要求歐盟、日本、韓國投資美國6,000億、5,500億、3,500億美元，強迫購買美國的農產品、煤炭、石油、天然氣、波音飛機及軍火等等都是鏡花水月，不知等到猴年馬月。中國不買美國大豆，改買巴西；巴西咖啡不賣美國，轉銷中國；印度不買F35，改買法國飆風戰機；中國訂購空巴，不買波音。（世界－1）的WTO正在形成，川普看不到的是美國覇權地位的鬆動。

台灣近50年真正的政治精算師是李登輝。基本上，他所擬定的本土化路線，以及獨台的國家定位，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任何人可以打破。這可以說是一種中間路線，會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卻又不會被找到武力攻台的理由。

李登輝唯一算錯的事情，他認為中共政權會跟蘇聯與東歐一樣，走向瓦解或者變天。事實上，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年，中國大陸的確非常困難。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狀況才逐漸好轉。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更是完全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車，在往後的18年之中高速成長。

其實已經開始重新洗牌。川普的貿易戰，以及歐美、日本最近這五年從中國大陸的迅速大批撤資，可以算是全球化退潮的重要訊號。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能不能在短期之內找到與西方、日本關係的重新定位，就顯得非常重要。高速成長已經是過去，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對廣大嗷嗷待哺的基層民眾也必須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些，都是重大的挑戰。

不必對中國大陸的前途感到過分悲觀，雖然短期之內會有很多困難。但是，中共的體制雖然存在許多腐敗與低效，一個龐大的技術官僚群體仍然健全，高層的權力結構這幾年也會開始調整。許多人認為大陸過去的改革開放已經結束，筆者以長期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的觀察心得認為不可能。因為，中國社會已經開始變形，不可能再回到毛時代的狀況。這一點，中共高層也很清楚。所以，中共政權勢必將被中國社會給推著走。

再回到台灣。李登輝路線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其實，已經跟中國大陸這五年以來的狀況類似，也到了必須要做改變的時候，而這也是國民黨的機會。國民黨是否能在島內年輕世代渴望找到一個發展的新天地，因為對中國大陸抱有期待的情況下，重新找回一個適當的中國論述，讓國民黨可以帶著台灣的青年世代去大陸找到新的機會。這一點，國民黨應該責無旁貸。

簡單說，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生產力將會重新噴發。兩岸的領導人應該要看清楚這個現實，適時調整國家定位，建立新的互動模式，將會是未來20年兩岸是否能夠共同迎向繁榮的關鍵。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