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大殺平埔族和漢人，臺灣漢人瞎捧荷蘭人（1624～1662）！
——麻豆人大殺荷蘭人！

一，很多漢人瞎捧荷蘭人，其實荷蘭人和日本人一樣，都大殺臺灣漢人；平埔族原住民族則抵禦外侮，大殺荷蘭人和漢人（参見附圖，2003我發表的論文）

二，臺灣漢人把荷據時代的臺灣，寫成太平盛世。其實，有效統治區，大約滯留在今臺南市區附近（鄭成功接收的農地只有一萬兩千甲，清末77萬甲），戰亂連年，不斷的增建城堡，經常要從巴達維亞增兵。

三，荷蘭人的記錄中，經常出現「放火燒了該社」，責怪臺灣人激烈抵抗，「萬能的神要公正懲罰鹵莽的異教徒」（所有的侵略者的「侵略屠殺合理論」）。沒有最殘酷，只有更殘酷。

四，荷蘭人利用各社群之間的矛盾，操弄族群對立，脅迫各族人幫助荷蘭人攻打某一族人！

五，滅絕小硫球的拉美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六，小琉球是主要航道。
1630～1645年，幾乎每年都出兵「殺人放火，斬草除根」。
拉美人躲到大巖洞裡，荷蘭人「放各種可怕的煙進去使他們呼吸困難」，每次毒死、悶死、燒死、活捉數以百計。
聲稱：「萬能的神要公正懲罰這鹵莽的異教徒」

七，荷蘭人消滅拉美人之後，把小琉球租給漢人耕種。

八，1638年，荷蘭人往臺灣東部採金，結好瑯嶠廿二社，出兵討伐瑯嶠各社最大的敵人——太麻里社（2013年，我的團隊出版了《太麻里鄉志》），「經過強烈的射擊之後，終於佔領該地。
瑯嶠人割下40個太麻里人的頭顱，俘虜了70個女人和小孩，放火燒村」！
這可能是瑯嶠人殺人割頭最早的記錄。

九，最強大的抵抗，來自麻豆社！
麻豆人認定荷蘭人是侵略者。1627／07／13，荷蘭人派了66個槍兵攻打麻豆社，麻豆人乘他們半渡的時候，用弓箭和大標槍，在河上殺死了63個荷蘭槍兵，這是荷蘭人侵略發展史上，最大的潰敗！
荷蘭人深以為恥！

十，荷蘭人壓迫漢人，漢人很少反抗。
1652年，傳聞鄭成功將攻臺，郭懷一準備一舉奪下熱蘭遮城，卻被他弟弟出賣。荷蘭長官率領荷蘭兵和各社2千土番兵往剿，15天，殺4千漢人。

十一，荷據臺灣史，無論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或臺灣漢人，都是悲慘的歷史！

（歡迎分享引述）

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種種未被重視的我先民所遭遇的史實資料，透過我們對於這一真實歷史的研究，從此不僅將能夠獲得它們應該被重視的地位，並且也能幫助讀者對於往後史實發展的理解。

例如，本期的史料之被抹煞或扭曲所影響的，請看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一位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身上的如下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引自「我特別敬重小學老師與護士」，李登輝著，收入《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中央日報出版；頁89。）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就認同了該說法，視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日本帝國憲法第二十二條中明白地載著，「日本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有居住及轉居的自由。」，故這位日籍教師的話，根本是違憲的。這應該也與其家族曾獲得鴉片販售執照與其令尊當時已擔任日本警察的助手，以及他在1929年入公學校之時 竟然是以日本姓名「岩里政男」入學有關吧──當年一般我島民要到1939年前後才「被迫」改為日本姓名的。

可憐的他，只知努力改變自己，在其青少年時代，皇民化政策正式展開之前，就大力讓自己認同於殺戮者、攘逐者的文化與哲學，接受自身卑屈的族群地位；往後，這個無限容忍自身被高度壓迫下卑屈成長的人格，雖有最好的學、經歷，最好的發展機會，從屬於殖民者的雁形體系的經濟發展論永遠成為其認同的最高宿命，從而深深斲傷了我們整個島嶼發展的大好機會……

這是一個讓筆者痛心的例子，也是我重視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史的一大原因。

在當前我們學界瀰漫歷史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參見《駁斥流行的「歷史相對主義」》），以致於虛無主義上升的時代，「主體意識」是需要特別強調與辯證的問題。

主體意識，這個概念，通常不易說清楚，但是我們由它的對立概念「客體意識」，聯想到我們人際上那「客隨主便」「入境問俗」的關係；通常，正常狀況下，主人經營他的環境已非一日，客人來到寶地，應該尊重主人的種種習俗；客人應該自知作客期間不應過分要求，這是對於主人應有的尊重；而主人也不應該任意遷就客人的非份要求；因為某些非分的要求簡直意味著要我們放棄人類自身尊嚴的重要核心。例如，日本殖民台灣期間我島嶼受到大破壞、大殺戮，是我先民所遭遇到的何等重大的問題，我們不應該遷就於殖民者的論述，就是一顯例。

這是我們今天研究日殖時期所應強調的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之「必要」。

至於，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之「不必要」，是指當前主體意識被主流論述透過單純、幼稚的「自尊」，簡直等同於個人主觀的強烈傾向；原本主體意識只是一種人際相處時自然的心理情境，類似社會心理學的「我群中心」，無可厚非，至此則成為完全排斥客觀與相對客觀，淪入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與某種不顧史實的愚昧中。

應予指出的，今天我們台灣史的研究，提及台灣主體意識者不少，但是，真正敢於如上述而自省者罕見，而最為讓本人感到沉重的，是當前頗有「請鬼拿藥單」的現象；今天，由我們的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又被我們島上各台灣文史研究所作為指定讀物的《同化的同床異夢》，就是。

該作者在該書末〈後記〉中所自述「從小聆聽大人們批判中國、懷念日本殖民統治長大的我……白天我浸染在崇華、仇日、貶台的環境中，晚上又得回到完全相反的政治氛圍……」，加上發現自身的外祖父奉祀在芝山岩神社的故事。原來，我們社會中，確實有著這類應該經過「去殖民」過程、卻沒有獲得充分「去殖民」，以至於長期缺乏「主體意識」，而自以為擁有「主體意識」的真實信徒；他們擁有的其實只是個人性的「主觀意識」。

他們的主觀意識，在認知上，造成強烈的錯誤而不自覺；在他那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中，以我台南企業家吳修齊幼時的家境論證當年日據下的台灣是一個「富裕社會」，就是一個極為荒唐可笑的鐵證──這當然是作者強烈的主觀所導致，應該屬於「主體意識」的「不必要」、極為錯誤與極可悲的例子。

2003年，林玉体的《台灣教育史》，該書的四、五兩章是關於「日據時期」的部分。

該書作者是師大教育系教授，其公費留美研究的專題在西洋教育史方面；1980年，推出《西洋教育史》；1984年，剛推出其《西洋教育史專題研究論文集》，1994年又推出大作《西洋教育思想史》；不到十年，竟又推出《台灣教育史》專書，就某些研究意義上，真是粗製濫造可知；讀者自然不能要求其有太高的學術水準。至於考察其後來似乎狂熱地投入現實政治中，就更難怪該書實在粗糙，簡直就不該算是學術著作了。

林教授，當年是黨外所謂「民主運動」中的大將；其該書中似乎絕無考慮「客觀」與「學術中立」以及民主自由永遠應該與各種觀點對話的問題，他的論述無論多麼重要的觀點，簡直從來都是獨裁專制的論述。

例如，在該書日據史部分開篇不久，他就引用日人自我掩飾的「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 的爛言；據台之前，蝦夷與琉球都是日本早先的殖民地，當年後藤新平的說法是類似「無方針」之避人詰問，為了減輕施政失策責任，依據「新手上路、敬請包涵」而提出的；我們有主體性的學者沒有義務沿用。

他除了毫無主體性地說出「一百年前，台灣是日本依據國際條約而合法佔領的屬地」 ，還把日人陰謀失敗的「攘逐殺戮政策」合理化地說成是「日軍抵台之後，對抗爭台民採取高壓政策；但為了取悅台民以便搾取台灣的土地資源，懷柔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 。甚至還說：「為了不失日本人的顏面，決心使台灣成為一個秩序安定，生產豐富，人民安居樂業又勤奮的樂園。」

然而，史實中──日據五十年，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在1908年，即南北縱貫線鐵路開通之年，為最高值27.2歲，然後就一路盤旋下降，至1931年最低，為21.5歲；到大戰初期號稱「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1939年，平均死亡年齡也僅到22.7歲；怎麼會是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樂園？難道「安居樂業」的我島民樂於「短命」？

不僅於此的，他筆下描述前此提過的「芝山岩六士事件」──「芝山岩附近的台灣人竟然糾集鄉民打死了日本教師六名。離今一百多年前的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認定凡是日本份子皆該殺，就是教師也無可逃。…這種對象的選擇，的確頗為不智。」 ，而當年的史實是當地潘姓仕紳勸他們不要離開學校，他們拒絕，以致死於街上；因此，事件後，該善意的仕紳竟被視為通匪而被殺；這是對於我們素來尊師重道的先民是怎樣的汙衊？

更不要說，該書中不顧乃木總督對我先民當年的反抗，曾自行以「官匪」 認罪的史實，竟為日人屠殺我先民找來理由，稱：
「皇太子都被台灣人用暗箭射死在台南佳里附近，但日軍對台灣人之屠殺也絕不容情。…」

這樣的學者，這樣的民主化的指導者，雖然曾獲得公費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史，竟然對於基本史實，如此混亂。

尤其，其兄林玉鬃在1999年出版的《啟蒙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台灣鄉村小學生涯》一書中，所曾詳述的──

「光復後，有一天，我在清理父親之古代樂譜中，赫然發現了一本厚達五公分，且是用六百字格式稿紙，以毛筆正楷書寫，被高雄州政府列入『機密』之文件，乃與兄長們翻開一看，發現均為天素表兄之筆跡。而其內容都是詳細的將台灣人，凡未聽從日本政府改為日本姓氏者，即依部落的行政區域，詳細的劃入移民至南洋各島嶼，連地圖也劃得相當詳細。…要用軍艦強迫移民至南洋。有些人到菲律賓，有些人到關島或印尼等未開發之南洋群島，而將台灣全部土地，均由他們日本人移民過來。」

揭發了日殖末期，日本殖民者曾完成詳細計畫，將以軍艦把我島民全數押往南洋各地移民墾殖，但在其2003年初版的該書中，卻對該重大史實竟毫無與其兄對話之痕跡；如此惡質的學者，真是可嘆！加上該書的行文，主觀獨斷者極多，似乎充分反映了那個動盪時代深刻的無知與混亂。

施翠峰的家世──嘉慶初年間，科舉制度的拔貢。
曾祖父應成公在世時…由於他精研漢醫藥材有成，曾經製造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白喉的特效藥。本來幼兒一經罹患此症，咽喉立刻出現白斑點，發燒數日即亡，是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應成公私自研發特效藥，即免費贈送藥粉，供病患塗抹患部數日即可痊癒。歷來救人無數。

這樣的家世背景，怎會後來接受殖民者的感化？
那是在美麗的語言與訛詐的設計之下的一連串陷阱。其概要如下──

首先，請看其回憶錄中的相關自白──居然是少年時代對於學校生活有如此的感性回憶──
「由於太難考了，我曾經聽過老師說：『凡有投考上級學校，每天晚上到老師宿舍接受補習。』或許有人會以為『惡補』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怪現象嗎？我的回答：『不！』，唯一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的『惡補』是要繳補習費的。日治時代的補習，純粹是老師自動自發，而且補習後肚子餓了，老師還會偶而叫師母煮一點東西填一填小朋友的肚子。還有，晚上，鄉村蚊子較多，師母拿著扇子坐在小朋友旁邊一邊替小朋友搧風，也一邊順便趕走蚊子。至今我都還記得…多麼溫馨美麗啊。」〈施翠峰回憶錄，頁40〉

真有那麼難考嗎？正常的教育下，是否應該會問為什麼難考？他習慣發問嗎？他知道當年難考的真實理由嗎？
他在其回憶錄中，只是混亂地說「當時要考上台中一中，如同登天那麼難。以現今情況而言，讀一所中學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作者所言是七十多年前的時空背景…其中本島人較可能去投考者只有三所，其他雖也少數接納台灣人子弟〈約一成〉，可是台灣人總是喜歡擠進台灣人子弟較多的學校，致使台中一中變成台灣學子進攻的第一目標…」〈施翠峰回憶錄，頁46〉，並沒有說出當年真實重要的「時空背景」──

那是我們島上先民所曾指出的，例如：

1920年代曾經在我中台灣擔任公學校教師的楊肇嘉，曾描述他的經歷稱──
「台灣兒童讀的是公學校，日本兒童則有專設的小學校；台灣兒童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小學校就讀的。而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楊肇嘉回憶錄，一，頁183。〉

1926年，日本學者山川均曾在其「弱小民族的悲哀」一文中，更指出──
「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區別，在制度上，不過是常用日本語與不常用的區別而已。可是實際上，於教程上很有差異，彼此都是六年制，但是公學校這邊，任是以偏袒的眼光來看，也沒有教到小學校的五年以上的課程，這是專門家所承認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續〉，張我軍譯，台灣新民報，1926/7/11〉

1940年，我島音樂家許常惠赴日留學時的時代紀錄則稱──
「當時一般台灣人都認為，公學校的學生程度比小學校至少差兩年以上，許多條件好的台灣人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小學校……」〈「昨日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邱坤良著。時報，頁75。〉

研究者很懷疑，施教授怎能只含混地說我們台灣人喜歡擠台灣人的學校？真不知道當年的升學考試有著如此的背景嗎？原來考題出自小學校的教科書──兩者的程度差距兩年級以上，這樣的難度，對於我們的公學校學生真是普通難而已嗎？如果不會解題，能說是我們公學校學童自身的責任嗎？據稱當年若是未經「補課」是不可能通過該考試的──同時，請問在國府統治之下，有類似如此的教程安排嗎？把它們兩者，混淆都稱為「補習」，合理嗎？

最後，作為師大學長的施教授，知否另一個背景？
當年每一個日籍教師比我同資歷的台籍教師的薪水高六成，同時，有一棟宿舍配給；而我台籍教師不僅薪水低，並且沒有宿舍可住，只可領微薄的宿舍津貼。日籍教師有多麼豐厚的收入。
同時，官方還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公學校的日籍校長與教師們，升學的錄取率將成為他們的辦學考績根據，知道嗎？
除了升學率高，可以升等、加薪，還有可能成為校長，校長可能成為視學，可以成為高等官！

最最後，施教授應該不知道的是──總督府先後曾另有這樣把小、公學校並舉、混淆而推出過反對「準備教育」的公文──
「因為中學志願入學者已劇增，須突破此所謂入學考試難關之競爭，亦甚為劇烈。結果對於欲升學兒童，在各小、公學校亦施行所謂準備教育，…在內地人之間，對於升學率多之小學校，均認為是優良學校，而以好評好感受歡迎。但對於升學率不良之小學校均給予嚴苛批評，責難學校當事者，結果在小學校即勢必以無理且勉強之方法、手段，露骨強迫授予升學準備教育。由於看到有此惡性補習現象，在總督府學務當局，針對升學考試需改善事宜，經種種研究之後，即勒令絕對廢止在各小、公學校強迫補習，嚴格厲行取締…」〈「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北市文獻會，頁261、262。〉

官方的種種研究，怎麼只是高調絕對廢止在各校的強迫補習，卻完全沒有提到當局在考核學校的辦學成績時，應該把升學的錄取率，由其中去除呢！

由上述1940年時赴日的許常惠教授的認知看來，當年我島上公學校有相當嚴重的低智育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認知；何以施教授竟與許教授沒有相類似的認知？甚至，我們的學術界竟然因而也流傳著一些類似的那類感情豐富的錯誤觀點？

有一位我島五年制中學畢業程度的台籍青年，在他的回憶中，對於自身在海軍航空工廠工作所獲的待遇，比自身在家鄉所受的待遇好太多了，因而，曾經如此強烈地批判我島的台籍醫生──五年制中學畢業的思考能力如此──

「當時我們家開米店，也養雞鴨，隔壁是醫生館，那個醫生實在很沒道德，只想發災難財；他跟我出價說三顆瘧疾特效藥換一隻雞。後來我正式寫信去醫務部，才一個禮拜就寄一瓶藥來給我，有將近一百顆，我拿去給那個醫生看，問他說：『你要不要換？我這些藥跟你換一間房子好不好？』他都不敢回答。台灣人對自己人竟然比日本人差。……」〈「不滅的暗夜螢光」，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2006年出版。頁148〉

但是，他批判時竟沒有想到他自己在前文中提到，在那航空廠的一般待遇，原本就很高──「待遇比一般公司都好，一個月可以領七、八十塊，以州立商校畢業進入台銀的公定薪水是四十五塊，進入日本銀行也是四十五塊。在銀行上班的好處是有加班費，但是沒有差旅費。……我的工作……如果加班超過晚上十二點，天亮不必去上班，也算一天的薪水……所以我常常可以領到兩天份的薪水」〈同前書，前書，頁147。〉 ──換言之，本來他那個單位就是個受到特殊待遇的單位。

「1945年4月1日….…開始診療後不久，即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所帶來的鹽酸奎寧只有一磅………只能醫治10個病人而已啊！眼前已經有500個以上的病人，站在校庭正在打擺子，這應該如何處理呢？……大喜多教授馬上找到附近的軍醫，可是沒有就是沒有，軍醫本身也正因為這個瘧疾叫苦連天啊。……巡迴診療已經快半個月了……到達玉井……大家已經睡著，忽然有人來敲門，是庄役所的人，他帶著一個正在打擺子的人站在門口。……隊裡早已沒有那瘧疾特效藥『奎寧』，下午給的藥只不過是些不痛不癢的對症治療藥而已，不是真正的特效藥。當然市面上早就沒有『奎寧』，就連軍部也都領不到這種東西。……大家於心不忍，最後還是由大喜多教授跑到幾個前輩開業醫師家裡，苦苦哀求直到他們拿出留為自己備用的少許『奎寧』給這位病人。」 〈「撐旗的時代」，黃稱奇著，悅聖文藝；頁77、86、87、88。〉

前後這兩方面的資料，個人認為應該都是頗為真誠的紀錄，只是如果這位當年參加台北醫專巡迴診療的台籍醫生的回憶錄所載，不是虛偽的話，我們前面這位應該相當有社會經驗的前輩，他對於他家鄰居的台籍醫生的強烈批判，可能就是一誠實但疏忽了現實環境──當年空軍是擁有特權的兵種，瘧疾是一可怕的法定傳染病，民間確實已經難以找到治療瘧疾的特效藥了──的嚴重誤判？

對於問題的思考能力，這樣由於長期的低智、從順、自卑教育，不敢質疑當局，卻對於自身的族群失去信念，是否一種日殖五十年感化工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