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真實面相
──由台中「吳振武事件」探索
個人研究台灣歷史，基本的態度是探索真相，尤其，力求呈現歷史悲劇的真相。
我拒絕政治正確的「一言蔽之」……
希望我們先民的悲哀，不只成為政治陣營可以定期炒作的資產，
希望我們共同看清整個悲劇的來龍去脈，它將有利於讓我們的子孫跳脫歷史悲劇中，那屬於命運撥弄的枷鎖。
今天關心二二八事件的人不少，但是真知道吳先生的人，似乎不多。
吳振武先生在二二八事件時，是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下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在其前，國府海軍總司令桂永清[1]已面請吳氏擔任中國海軍陸戰隊的組織者。
首先，讓我們根據日據時台中州州立台中商業學校畢業，曾為台中的和平與安全盡力的，二二八事件後入中國海軍擔任吳振武先生副官的李碧鏘先生之回憶，來理解吳氏的重要性。
他對於吳振武先生的描述是這樣的：
「日據時期，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同胞對唯一考取大日本帝國海軍兵科預備學生，而後升為海軍大尉的吳振武咸認為是最光榮的事‧…。他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體育科畢業，…二次大戰時，被調派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任海軍中尉，終戰前升為大尉，為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日人士官士官長們看到吳中尉卻不敬禮，於是吳中尉就把日本下士軍官叫來左右巴掌打過去，這一打吳中尉就出了大名‧……台灣同胞都刮目相看吳振武，並稱許這一掌真有歷史意義。」
「吳振武在館山砲術學校接受嚴格鍛鍊，畢業前，校長與教務長要求他改日本姓名，理由是他畢業就成為日本的軍官，而且還要指揮日本官兵，面對此一問題，吳振武回答道：『讓亞洲各國人民知道台灣人也能成為日本海軍軍官，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本人認為沒有更改姓名的必要。』……在日本海軍日本長官面前做以上的答覆需要很大的勇氣，因此，日本長官對於吳振武的勇敢與認真，苦笑著說：「好！好！這樣也對，司令部方面就由我傳達好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386〉
「日本戰敗後，駐於海南島的日軍司令官向吳振武說：『據說，中國方面認為台灣同胞為漢民族卻淪為日本軍的爪牙，迫害中國人，身為領導者的你可能被當做漢奸、賣國賊遭槍斃。所以你來我們日本人的收容所，將來好一起回日本。』吳氏聽了之後，凝視司令官答道：『把將近一萬的台灣同胞帶回台灣是我的責任，我不能只為一己的安危而置他們於不顧，否則我將遺臭萬年。如要判刑，我只有在軍事法庭上據理力爭，縱遭處刑也不後悔。』……振武先生一生不屑辯解，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終戰後，……二二八發生的1947年一月左右，中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來台灣視察……發現如是卓越人才……二二八剛發生，台中市鬧得天翻地覆，吳振武被認為是首謀暴動份子，陳儀下令通緝；桂永清知道後至急來電吳振武「來京一見」，並另通知國大代表林朝權及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設法將吳振武送回南京海軍總部。吳振武報到後，隨即被任命為海軍少校參謀。」〈同上書，頁387〉
由上述可知，他應是個在實際戰事中有領導能力，且具有領導地位的重要人物。如果他真的以其威望領導台中地區的武裝起事部隊，確實可能造成更大的局面。那也就難怪當時他被槍傷住院的事，我們要稱為「吳振武事件」了。
當然，史實，應該只有一個，但是其主要的流行說法卻有四種，
一、 周明談吳振武槍傷。
謝雪紅與楊克煌確有過這樣的猜測。……三月四日，謝曾派兵逮捕了三十多名正在密謀暗殺她的cc份子，三月五日，我從台北來到台中，第一次在作戰本部見到謝時，有三四個彪形大漢……謝神色緊張對我耳語：「你別離開我，顯然這些人想對我下毒手。」大約是三月六日下午，謝雪紅、楊克煌和吳振武同車出巡，謝對吳講了許多深明大義的話，吳終低頭不語，直到臨別時才說句：「謝先生我以前不認識您現在我對您有所理解了。但我有難言的苦衷，對我今後的行動請您諒解。」就在這天晚上，吳受傷了。謝楊兩人根據這些前前後後的事實推斷吳可能奉命暗殺謝，但聽了謝的一番話後不忍下手，……為了搪塞他的cc派上司，便以受傷掩人耳目。〈葉云云編寫，證言二二八，人間出版社〉
二、 經李筱峰、李喬、張炎憲三位文史學家
修改後的小說體傳記〈辛酸60年，上冊，鍾逸人著〉裡的吳振武先生。
「吳振武，高雄旗山人，乃十幾年前曾經『爲台蕉輸日盡瘁』，卻換來『金碗事件[2]』轟動台日兩地的男主角吳振瑞之弟。『體專』畢業後參加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海南島屢建戰功，由海軍少尉升中尉，戰後未回來台灣以前它也曾經為國府立過不少汗馬功勞。……」〈辛酸六十年，上冊，頁465~467〉
「請吳振武先生擔任我們的隊長，我則自任參謀。……吳隊長不肯就任，一再推辭。其理由是，…他是出外人，對台中人地生疏，再者他從海南島回來不過半年多，有很多事情還都摸不清，……我緊接著向大家宣佈：『……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我並未具備實際作戰經驗，我過去在日本陸軍，也不過當一名陸軍囑託，我怎麼可以擔任作戰部隊的隊長呢。……吳振武終於勉為其難地接受擔任『民主保衛隊』隊長。」〈頁467~468〉
「他自從3月3日下午脫離民主保衛隊，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有人甚至說他與陳儀軍暗通款曲，這似乎不大可能。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簡直不可思議。這種中傷毀謗，實在可怕。不過他行蹤神秘卻是事實也許因此才引起部份人士的猜忌與誤會。」
「『你想看他麼？』廖老師問我。……躺在病床上的竟是吳振武。奇怪！身體那麼強壯……他慢慢地坐起來回我說：『前天晚上，大概兩點左右，忽然聽到碰的一聲槍響，以為附近發生了什麼便停下來掃視周圍，因為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又起步趕路回學校，忽然發覺右大腿有點酸痛，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中槍，原來是自己遭人暗殺！』等他說完，我又詳問他：『可能是那一方面的人幹的？……』他都說沒有，不知道。」〈上冊，頁531~532〉
三、未註明修訂者的鍾逸人著〈辛酸60年〉下冊。
「1955年，……一位姓施，操著泉州腔，『二二八』中在台中師範將中槍負傷的吳振武用擔架送往台中省立醫院的少年……將八年前發生在中師的槍擊事件內幕，一五一十告訴我。……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他們最後見到吳振武時，彷彿是『二十一師』進駐台中的五天前晚上十點左右。吳振武表情凝重……以一反往常的嚴肅，改用輕鬆口肳叮嚀大家：『今晚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希望同學到時別驚慌……如果我身上發生什麼，悄悄用擔架將我扛到省立醫院某棟病房，交給某某醫師即可‧…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大家……將他扛往省立台中醫院。經手術治療後，當夜又轉送……佑吉外科醫院。』。
「由海南島被遣送返台還不到半年，在二二八中夾在聽命警總柯參謀長的直接長官洪炎秋校長與紅色人民協會派──謝雪紅等人之間，又有從海南島回來即面臨失業和饑餓，及腐敗無能的政府。而夾在蠢蠢欲動的老戰友們之間的吳振武，的確承受很沉重的壓力。況且，急欲建立『中國新海軍』的桂永清已透過台灣省體育會總幹事林朝權的管道向他招撫……採取舉槍自傷的苦肉計，以便接受國府的招撫，勿寧是較合情理。」〈辛酸六十年，下冊，頁248~250〉
四、即前述二二八事件中與吳振武相識，二二八事件後，避入中國海軍擔任吳振武先生副官的李碧鏘先生之回憶：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390〉
然而，其史實應該是什麼？
第一種說法，周明是當年「第八部隊」隊長鍾逸人的副官古瑞明〈「第八部隊」即後來的「二七部隊」，根據「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408，「二七部隊」之警備隊長黃金島之用語。〉的化名，延平大學畢業，是台灣共產黨名人謝雪紅麾下大將。其所提供資料自稱來自謝雪紅，聽來神奇，真是那麼樣的嗎？事件當事人已故去，無法求證，似乎只能擱置。而這「第八部隊」之名如何而來？是否與紅色的「八路」有關，與本題無涉，不論。
第二種說法，鍾逸人該回憶錄上、下兩巨冊，內文1000頁以上；是當年黨外民主運動散播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聖經」〈上冊，1988出版，日據時代到二二八被捕判刑間的回憶，〉〈下冊，1995年出版，獄中回憶〉，鍾氏在獄中被國府因他是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裝部隊部隊長而關了17年出獄；1978年，在作家李喬的懇切請求下寫出該自傳，其在二二八事變後30年，還能記錄得如此詳盡，真是不得了；而據該書鍾氏自序稱「尤應感謝李喬、張炎憲、李筱峰三位先生百忙中替我推敲校訂」，我們不知三位堅強的獨派大將，根據他們的「政治目標」，推敲校訂了多少真相，「改正」了多少面目？
第三種說法，在「辛酸60年」下冊中，對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記載又是怎麼回事？
──不過，更重要的是，鍾逸人巨著中有在台中師範組織「民主保衛隊」一段，自稱由鍾召集學生隊推薦吳振武為隊長而自居於「參謀」，其後，據其說，「隊長吳振武……就一直未見回來。遍找無著，不知去向。整個民主保衛隊群龍無首」，吳真是不負責任！？
然而，曾在日本海軍兵學校作吳之學弟，自稱先在謝雪紅處組織隊伍，後來轉到台中師範戰鬥隊，最後又隨吳入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楊子榮的回憶中卻是如此的「三月一日〈星期六〉早晨，黃演廣〈前海南島吳振武部隊的通譯長〉趕到……仍稱吳氏為隊長，並且告知可趁機報海南島之仇，等不及吳氏回答，它便飛奔出去招募弟兄了。翌日為星期日，……從南洋返台有實際作戰經驗的青年……陸續不斷的聚集……人數已近兩百人，因此吳振武就叫他們進入禮堂，…他們自行選出小隊長及分隊長，……吳氏上台大聲宣布：『現在任命戰鬥隊隊長之人選。站在台上這一位〈按：指楊子榮本人〉是戰鬥隊隊長，一切戰鬥任務由他負責執行，本人則為總隊長，負責對外之交涉。』」及「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吳氏……一直說：『……此後隊上的事要全交給你了』」「後來，我得到一個情報，……我又往李外科，與吳氏徹夜討論，兩人討論的結果意見一致，……當前已達到某一程度的目的，不能再讓今後肩負建設台灣重任的台灣青年平白犧牲，因而我們決定解散戰鬥隊。三月十二日，早晨，我叫戰鬥隊450名隊員全部在操場集合，整隊之後即宣佈解散。」；這裡說的過程，最後吳氏把責任交給楊，楊與吳氏「徹夜討論」，明顯是負責到底，與鍾所述完全不同。〈上引文見於「口述歷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研院近史所印行。可印證在李碧鏘的文中，楊是治安維持隊長，吳是治安維持總隊長，也沒有「民主保衛隊」之名〉
加上，印證鍾逸人在後來「二七部隊」的警備隊長黃金島的筆下〈黃氏，日本海軍出身，服役於海南島，因參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後避入吳振武所部海軍陸戰隊〉，卻說「古瑞雲任鍾逸人的副官，他……人相當活潑，體格也不壞，所以大部份事情由他發落，以致鍾逸人反而不知在做啥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408〉──那麼看這位鍾逸人在上、下兩巨冊的話，研究者又該如何採信呢？
第四種說法，與本文開始探究吳氏的地位時，所提供的可敬資料，都是吳振武先生的崇拜者李碧鏘、黃金島的回憶。當時李並不在現場，當然只能當做參考。
然後，我們要指出的：
首先，可注意的，是鍾逸人的回憶錄在對於吳振武相關問題上，有時十分粗糙而模糊，不像校訂者李喬〈文學名人〉、李筱峰〈政論名人〉、張炎憲〈史學界名人〉過去處理資料的專業形態；
例如：在吳先生值得崇拜的表現上，李碧鏘列出四項吳氏出類拔粹的可敬表現，鍾氏與其校訂者僅以粗糙、模糊而跡近胡扯的「在海南島屢建戰功，由海軍少尉升中尉，戰後未回來台灣以前它也曾經為國府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一句話，就想當然爾地帶過。是鍾氏真不知吳氏可敬的這一面，還是他與其校訂諸名人絕不認同於這可敬的一面？
其次，再看離奇的，是鍾氏與其校訂者對於吳氏受槍傷冷嘲熱諷的處理，竟是那樣「努力」，以本文前及的資料看其成果：
1、 在介紹當年的吳氏時，為何以取那發生在本事件後20多年的家族事，來調侃吳氏的重要經歷？其所謂「乃十幾年前曾經爲『台蕉輸日盡瘁』，卻換來『金碗事件』轟動台日兩地的男主角吳振瑞之弟。」
與當年的吳氏何干？同時，又將吳氏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體育科，說成是「體專」，是由於鍾氏本身考上過東京外語學校法語科，就能如此輕蔑於人麼？
2、 在第二段引文中，由所謂
「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有人甚至說他與陳儀軍暗通款曲，這似乎不大可能。」
先說得像是真很信任吳氏，但是話題一轉，由褒揚的「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竟轉出重大的罪名，所謂「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簡直不可思議。」然後再轉出具有尖刻猜忌的同情，那所謂「這種中傷毀謗，實在可怕。」以及再引讀者可能強烈猜忌的所謂
「不過他行蹤神秘卻是事實，也許因此才引起部份人士的猜忌與誤會。」
其行文轉折三次，然後落實其所欲導引人們對於吳氏「與陳儀軍暗通款曲」的猜忌。真是努力得十分辛苦，也實在很有成績。只不知這是坐牢17年的日本外語學校法語科的鍾氏之文筆，還是三位校訂名人的精心業績。
可惜，如果沒有上面李碧鏘為我們列出的四項可敬的表現，我們幾乎真要接受他們所製造的罪名。但是，讓我們知道吳先生有那樣高潔的人格，我們怎能相信他們草率羅織的罪名？
其三、在「辛酸60年」下冊中，對於吳氏遭槍傷竟是學生參與其事的新解。
在談此事時，我們要先想像自傳的傳主，寫作時應該對所有過去經歷的事都已知道，怎可能上冊寫到吳振武受槍傷時，不提另一已聽說的重要說法〈如其所說是1955年得知〉卻將此說法放到1955年的時刻才敘述？因而，讀者應可合理的懷疑，該資料不是鍾氏於1955年得知的，而是在上冊出版後，自身〈包括三位校訂名人〉對於該問題的處理深度不滿，因而再行處理的段落。
同時，我們再檢視，該新說法中的疑點。
1、 施姓少年當時何以會如此重視吳振武的行蹤？否則怎會有所謂
「……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
是每天學生都會如此注意教師的行蹤嗎？──讀來只覺得是為了順著上冊鍾氏的所謂「他自從3月3日下午脫離民主保衛隊，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說法而已──
2、 至於，對吳氏受槍傷事件經過，在下冊中別出新裁的描述：
「彷彿是『二十一師』進駐台中的五天前晚上十點左右。吳振武表情凝重……以一反往常的嚴肅，改用輕鬆口肳叮嚀大家：『今晚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希望同學到時別驚慌……如果我身上發生什麼，悄悄用擔架將我扛到省立醫院某棟病房，交給某某醫師即可‧』…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
真有這樣的可能嗎？在傳說陳儀已派出許多武裝國特到台中，且部份已被捕的情形下〈請參看「辛酸60年」上冊，頁481~482對此事件的說法〉，吳氏怎可能把這樣自行槍傷的大事，就透露給學生們，在各方對立中，不怕走漏消息？如果透露給學生，那是為什麼？有此可能嗎？據說，吳氏曾為了部份學生兵，只有14、5歲左右，很像娃娃兵。看到這些娃娃兵，就把他們集合起來。訓斥道：「你們都是小孩，武器操作都不懂，怎能作戰？」吳即命令解散，要他們回到父母身邊。〈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391〉；如此照顧學生兵的吳氏，會把如此重要的事，扯上年紀也比娃娃兵大不了幾歲的中師學生嗎？
3、 對於受槍傷後的處理，在下冊中別出新裁的處理是：
「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大家……將他扛往省立台中醫院。經手術治療後，當夜又轉送……佑吉外科醫院。」
卻是和在上冊中與鍾氏親身聽自吳氏自白的：
「前天晚上，大概兩點左右，忽然聽到碰的一聲槍響，以為附近發生了什麼便停下來掃視周圍，因為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又起步趕路回學校，忽然發覺右大腿有點酸痛，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中槍，原來是自己遭人暗殺！」。
在時間上全不能相合，換言之，若吳氏真如施姓少年所稱是在該時間動手，在向鍾氏自述槍傷時，何必偽造時間，由十時至午夜兩點之間，近四個小時，倘有人看到吳行蹤，豈不壞事？更何況，就所知吳氏是一六呎高的魁梧壯漢，學生扛他七手八腳，趕赴醫院，怎會是好的安排？
因而，我們乃更能肯定前面懷疑的合理性，認為該資料不是鍾氏於1955年得知的，而是在上冊出版後，自身〈包括三位校訂名人〉對於該問題的處理深度不滿，因而再行處理的段落。其中充滿了處心積慮的醜化與攻擊的痕跡。
探索初步結論
而相對於此，我們乃能以上引的第四種說法為主軸，引出吳氏受槍傷過程最合情理的說法，即：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
不過，參考前吳振武在海軍兵學校的學弟，自稱因吳氏而由謝雪紅處轉至台中師範吳振武麾下，任戰鬥隊長，後來隨吳至中國海軍服務的楊子榮的簡單回憶：
「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
因為，李當初不在場，同時黃副官一人不可能把高大的吳氏送醫，以隊長與副官送總隊長就醫，應屬合理。
而二二八當年還是相當禁忌，林朝權原與國府關係很好，人在大陸，與吳也有舊，但楊在台，若牽出謝匪的關係是很危險的，雖知道楊恐怕也會迴避，以維護之。所以，傳述時林朝權將楊子榮轉為自己是可以有若干理由的。
此外，確實不少當年不同陣營的相關人士，都將該槍傷視為擺脫困境的苦肉計，而居住美國的吳振武先生自身又不肯說明，因而，我們應可將事件釐清到吳氏應該是自傷由楊子榮與黃演廣送醫住院的程度。〈按，自傷應確是最安全的擺脫困境的方式〉
深入探索的問題──動機問題
上述的探索，雖然，為我們把事件進行的過程，由「辛酸60年」一書所造成的迷霧中，大要地廓清了出來，但是，就整個問題言，還沒有處理大家所關心的關於吳氏的動機問題。
其一，真的可能是第一種說法嗎？──因為，謝雪紅的自認為「大義懍然」。〈記得嗎，黃金島居然說「二七部隊」原稱為「第八部隊」，台北公車號數雖多，永遠沒有八號車。〉
其二，真的是第四種說法嗎？──因為牽涉在紅藍的壓力之間，難以自拔？
其實，細看以上兩種理由，何其相近──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接近宗教的世俗理想，確實可能出現這樣的道德場景。謝雪紅的自信，永遠存在於若干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之間，因而，謝氏對吳說教，非不可能，效果如何，則不可知。而二二八的情勢，何其複雜，吳氏以其在本文初段所表現的風格，他會希望為自己維持自身的處事原則，是可以想見的；在此，鍾氏在其下冊的回憶錄中，把複雜的情勢提出來強調是對的，但是，史實應該更為複雜──似乎，鍾氏與其校訂者諸名人，如前所及，他們只想自身的目的，並不想真的呈現全部的真相〈例如，美國與日本與二二八的關係皆無提及，即其一例〉。
更複雜的是什麼？
請審視以下相關的前引資料：
「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
「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吳振武被推派為隊長的原因，確是他在海南島的歷史經驗，但是，為何他又要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是否，這其中應該以些什麼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他不想把「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進入「純『中師學生隊』」裡？
如果，我們擴大取材範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尤其與由海南島回來的退伍軍人〉的相關資料：
上引二七部隊警備隊長黃金島的回憶中曾及：
「在二二八中領導民軍與國軍作戰的，大多是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
在吳濁流的回憶錄中有：
「失業者非常多，而從海外回來的青年幾乎完全失業。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並且經過了非常困難才回到台灣。」〈吳濁流，無花果，頁190〉
「一群青年……迅速地把市內警察局的武器接收下來了，這批青年主要是以前的軍夫、軍屬、志願兵等，他們手無寸鐵，竟能那麼勇敢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裝。」〈台灣連翹，頁179〉
由上述資料看來，一面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在二二八事變史實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否也就凸顯了吳振武在戰爭期間的崇高地位，如果此時登高一呼，確實其意義絕非凡響──於是，關於吳先生自行槍傷的動機問題，倒像是回到了頗類鍾逸人在其「辛酸60年」上冊中所曾提出的疑問：「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
然而，史實究竟如何？有著崇高風格的吳先生，首先，被鍾氏逼成隊長的他，有「出賣自己的同胞」嗎？他脫離「治安維持隊」及解散「治安維持隊」，使台中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創較少，加上，如黃金島所稱「我在二二八後過著流離逃亡朝不保夕驚惶的生活。而投靠吳振武的海軍陸戰隊，到了左營兵營後發現，到那裡報到的，有不少人是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他能算是「出賣同胞」嗎？
換言之，到此為止，由他接納「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的動機看，至少是「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參加者，這與前引其「愛台灣」的態度，是一貫的。因而，才願意以其自身特殊的地位，甘冒被牽連的危險，而加以庇護。
不過，既然願意為自身的同胞承擔那麼大的責任，又為什麼當初寧願「自行槍傷」，也要擺脫當時為自己同胞迎接新時代的大責任？──只是當時判斷錯誤麼？──是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他作出那樣的判斷？──據說，他的海南島軍中同袍確如前引我們台灣文學家吳濁流所說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那麼，何以，他拒絕成為領導者，成為摩西帶領其子民出埃及？──只是桂永清先生已答應重用他，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就妥協了？
史實是什麼？可能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但是，當歷史的種種資料不斷浮現時，史實確會往往越來越清楚。那是在海南島曾經發生的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故事，身為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是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相信他一定也會知道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重大故事。
那是在受了皇民化教育與軍事訓練後的台灣人中，有人曾經在海南島對於當地被輕視的「支那人」發生了悲劇。據一位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如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
「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這些，具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應該一定知道。自己的同胞呵，他一定深惡痛絕。因為，出身於教育專業的他，東京高等師範的素養，一定知道日據下台灣被吳濁流稱為「完全和訓練狼狗方式相似」的軍事訓練〈台灣連翹，頁95〉──所謂：
「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每週舉辦一天，……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的身上。」〈吳濁流，無花果，頁82〉
也一定知道這種軍國主義極致的教育，其宰制到可同情的極深程度──可見於下例：
「對老師的尊敬程度，從我下面說的這件事就可見一斑。有一位日本軍事教官，非常嚴厲，……日本剛投降時，許多台灣人會去打有宿怨的日本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也計畫去找這個日本教官算帳。剛看到他一個人在園子裡種菜，卻突然有一位同學大喊：『敬禮！』於是我們大家都列隊站好敬禮。教官就說『好好……過來幫我種菜吧！』我們幾個同學本來要去修理教官的，結果反而幫他去種菜。……」〈台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張豐緒，頁52〉
在那樣的軍事訓練下，有些台灣人極可能在某種命令或暗示下，實在已到了別無選擇的悲慘地步。
更悲劇的，以他的身份也一定知道，另有一群群的台灣人，則以自身的生命做了相當崇高的選擇：
例如，有位我們台灣人警察的回憶是：
「日本軍人對海南島我同胞實在太殘暴而沒人性，每當我以警察身分出面干涉，不但無效而且連我自己都要被日軍毆得遍體鱗傷；其次，是日人如要殺人，不問青紅皂白，祖國同胞不知多少人枉死……我和同班台籍志士三人起義，逃出後在山區迷路，日軍動員四千人圍捕，幸被游擊隊保安七團救援，始免於難。……游擊隊特別宰豬表示歡迎我，並命我當中尉排長，後來並代理連長，繼續從事對日諜報及滲透工作。」
另有位被派到海南島農場指導員的農校畢業生的經歷是：
「接獲日本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命令，派任海南島農場指導員……每天辛苦勞動十小時以上，隨時都要遭受日本人的打罵，而且伙食是分明的，日本人食好的、住好的，講究衛生，台灣人食的是爛魚白菜湯，既不營養又不衛生……（1940年）農場突接日本海軍命令……令我負責先行調查市場狀態，從此可以整天在外廣泛的與中國人接觸，……雖然初見，但彼此都很信任，這大概是由於血管裡流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吧……經過無間斷與台籍軍警人員秘密聯絡結果我們的反抗力量逐漸有了規模；日本軍營中高通譯、歐通譯，特務部的林通譯、楊阿香、廖雲、周順，日本國際電信局何阿木等同志，均同意參加我們的抗日陣營。」
這些，對於品格受景仰的吳先生，會是怎樣的衝擊？然後，他經歷了日本投降後，在海南島與廣東，那段吳濁流先生所提起的「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的日子──他一定比許多人，對於那個時代裡，我們台灣人被撥弄的種種，有著更深刻的重要感觸。
是否，因此，在他處於那個新時代既將來臨的環境裡，雖然，有一些子弟兵已挺身站上的時代的第一線，他卻在那似乎極重要的時刻，以極不得已的自傷行動，作了他慎重的抉擇──為了理想中只有強盛，才能避免被撥弄的祖國，他斷然行動，把當年在海南島，他沒有機會實現的，可以拒絕被撥弄的理想，這次在現實中正式作出他的抉擇。
相對於此，二二八事件，在族群問題上，我們見到了當年一個台灣族群被強烈撥弄的面相。因為，如果我們看到了其他方面的資料，例如：
以批判日本據台史著名的戴國暉教授，童年親聆鄉人所傳達的慘劇可見：
「我們村子也被拉去一人當軍伕，記得他大概幹了一年多吧，……拿了一個八等瑞寶勳章退伍下來。我的父親為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晚飯。……目的是想聽聽……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良久，軍伕壓低了聲音，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種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他捅死……當時，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這事發生得太突然，以致大人們全給嚇得面無人色……」
此外，後來成為人權工作者的林歲德先生，在南京附近所經歷的屠殺：
「1938年夏天，我被動員參加南京周邊的討伐戰役；……某日我和古參一等兵一同進入村中，進行民宅搜索。……我從右側進入，發現有一名老太婆藏在屋內。不良於行的老太婆抱著五個月大的嬰兒，磕頭如搗蒜，哭著哀求我『救命』，一陣迷惘間，那老太婆抬起頭，使我大吃一驚，……她的面貌和我母親太相似了。於是，我隱瞞關於老太婆的事，……但走出房子沒幾步，嬰兒突然哭出來，一等兵立即回頭，發現了老太婆與嬰兒。他當場將我打倒在地，雖然我咬牙忍耐，但仍遭痛毆。我對他說：『這老婆婆不能走路，嬰兒也不會成為我們的敵人。』結果又招致一頓毒打。他大吼：『你是台灣人，才會想放過他們，這老太婆可當連絡員，這嬰兒長大後會變成八路軍。』於是一等兵便用刺刀把老太婆和嬰兒刺死。……殺了老太婆及嬰兒後，一等兵餘怒未消，又用槍扥毆打我……當晚我在懷恨中哭了一整晚，……」
加上，當年，大戰結束後，身在國府的台灣人丘念台，美國軍方竟然直接對他傳話：
「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
在台灣，則美國著名的台北副領事，海軍情報官柯爾在其名著「被出賣的台灣」中，則描述了當時美國撥弄的作為：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
這些，以吳振武的身份，我們不知美國是否也有人向他接觸，或者他曾經讀過那些小冊子，在1946年初，美軍情報人員，公開在路上，透過譯員訪問民眾的政治傾向的往事，他一定也聽人家談論過，而有深刻的印象吧。
況且，還有雖然名為「無條件投降」而離開台灣，日人除了留下皇民化運動的種種「問題」外〈可參看吳濁流之台灣連翹，頁193、196〉，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臨去伏筆更是不少，例如，由時人所謂：
「最麻煩者為日產家屋租用問題，善鑽營者，與日人勾結，租用即成事實，以期獲得優先權，並向各方活動，余亦感覺煩惱，利之所在，鮮有不趨之若鶩者。」
加上更有將應該充公的日產轉移給過去相親近的台灣人，自然更引起其他台灣人的不滿，當國府尚未來台前，爭奪日產的衝突，已為我們社會埋下了不安的因子。即其一例。而為我們台灣人所不知道的惡毒暗招，例如，威逼林獻堂先生不准出席1945年9月9日南京舉行的中國受降大典，當天林先生的財經顧問陳炘也未出席。加上其前威脅林先生擔任「台灣自治運動委員長」，種下兩岸的誤會；其他，如，與上述南京受降同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親自由東京押運一飛機台灣銀行大額鈔券抵台，以發給欠薪與預發半年薪資與退休金為名，散入台灣市場，吸取大量物資，造成我們台灣社會金融，在國府來台前就已有潛伏之巨大通貨膨脹，而外表則作出投降者讓人同情與敬佩的掙扎苦況；其實情，此地不一。
唉，那是怎樣一個被撥弄的時代！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怎會甘心被撥弄。
至於，歷史的悲劇當然不應是冤冤相報；但是，人類並不是全然理性的。例如，國府當年的問題實在不少，應該負起其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歷史悲劇的真相，並不容易犁清。
以吳振武先生言，處在被撥弄的大環境裡，他付出相當的代價，成功地跳出被撥弄的情境；想來，後來在「二二八事件」後，他以中國海軍少校身份，負責返台召募海軍陸戰隊隊員，又見到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同袍而決定加以庇護時，他對於自己竟不僅能拯救自身，更能拯救那些被撥弄的同袍的事，一定是極為快慰的吧。
但是，他怎知道美蘇冷戰的棋局已經逐漸成局？自己所跳脫的，只是一時的、一地的那個現實。那時白色恐怖所撥弄的巨大幃幕正在形成，二次大戰後，海峽兩岸分離而受撥弄的另一段不幸歷史，再度展開。直到6000億軍購的今日。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上等兵退伍 泥土敬撰於2004、8、8
修訂於2005、12、24
[1] 桂氏，黃埔一期生，東征、北伐中身先示卒，受賞識，曾奉蔣之命往德國留學軍事；返國後負責處理德國軍事顧問來華訓練國軍事宜；發起並出任蔣嫡系的「復興社」之中央幹事兼訓練處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據稱所訓練的軍隊雖少，但在守南京中山陵時，曾擊敗日軍，表現頗佳；但1938年「蘭封會戰」，雖親赴前敵，未能達成蔣當日取勝的軍令，因失守而被撤職返任軍委會戰幹團教育長，極受指責；1940年奉派駐德武官；1944年為駐英武官，軍事代表團團長；1945年，任海軍副總司令，負責整頓海軍三派系；1947年，任海軍總司令。1954年，卒於參謀總長任上。〈中山陵之事，見於「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蔡淑瑄、潘淑芬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印行，頁12〉
[2]這是當年大案，吳振武之兄，即高雄青果合作社負責人吳振瑞，被揭發於1969年以大小金碗賄賂眾官員；據稱，其中內政部長徐慶鐘曾來電以操守自清，未被揭發；其他高官如徐柏園、蔣彥士皆赫然在列；此案，該社23人被處徒刑。該案主嫌吳振瑞後人曾於解嚴後，意圖翻案，稱「多數農民則不管相信與否，都對吳存有好感。因為在他主持高雄青果社的十年間(1960─1969)台灣香蕉一片榮景，蕉農確實賺了一些錢，自然要心存感激了。」〈見於「為蕉界功臣吳振瑞冤案平反 憶往(上、下)」，馮清春著，「台灣公論報」2004/7/29~30〉，然，張憲秋在其「農復會回憶」稱，「農林廳、農復會、青果合作社與省農會在蕉農謳歌聲中快速動作，合作無間。香蕉於1963年出口值僅約700萬美元，1964年增至2,900萬美元，1965年增至4,900萬美元，1967年達最高峰約5,200萬美元；其後因美國自厄瓜多爾輸出香蕉至日本，後更在菲律賓大規模植蕉輸日，台蕉輸日乃漸減。」〈該書，農委會印行，頁68〉；可見所謂「十年榮景」，應屬有誤；其他，有攻擊李國鼎之弟或有政治鬥爭之說；最近日人有老記者談日本右派發展與其掌握輸日香蕉特權有關，因而該案或有值得再研究之處；但該書中故意在此提吳振瑞的案子，實在有任意牽拖之嫌。〈可見於「日本政界的台灣幫」，本澤二郎著，吳寄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