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

講到藏水入疆，許多人馬上想到印度的焦慮與反對，好像一旦中國大陸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導進入新疆，印度就沒水了，這是不正確的觀念。

一條大江大河沿途有成千上萬的支流、支支流加入，形成水系，換句話說，下游河水不是全靠上游送來，上游有上游的支流水系，下游有下游的支流水系，依靠整個水系流域的降雨降雪，才能形成浩浩蕩蕩的大河流水。

浩浩長江不是依賴青海巴顏喀喇山的涓涓源頭一直流到上海入海，而是長江沿途有成千上萬的大小支流、支支流，匯總加入，整個長江流域的降雨降雪，才能形成浩浩長江，如果單單從青海截流，幾乎不影響浩浩長江。

2009年7月湄公河大旱，無知媒體大聲疾呼，中國在瀾滄江攔水發電灌溉，使下游的湄公河乾涸見底。其實瀾滄江2200公里，湄公河2700公里，串聯形成一條4900公里的浩浩大河，2009年湄公河大旱主要原因是2700公里的湄公河流域乾旱缺雨，整個中南半島乾旱缺雨，才是湄公河大旱的主要原因，與中國無關。最後中國願意放瀾滄江的水，幫助紓減湄公河下游國家的旱情。

同樣道理，雅魯藏布江2060公里，進入印度以後叫布拉馬普特拉河，再流1225公里，匯入印度恆河，流入孟加拉灣印度洋。雅魯藏布江2060公里有自己的上游流域水系，布拉馬普特拉河有自己的下游流域水系，各自形成自己的浩瀚水流。事實上印度布拉馬普特拉河及恆河依賴印度洋季風帶來的豐沛降雨，以及被喜馬拉雅山南麓擋住的濕氣，流下來的千百支流，匯集成浩蕩大河。若說雅魯藏布江掌控了印度的水脈命脈，那是印度誇大其辭的鬼叫。

聯合國有所謂的《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讓下游國家對上游河水有發言權。因為公約只能讓下游國家從上游得到水資源，而上游國家不可能從下游得到好處，只有少部份國家認可、簽署這項公約，這項公約因此至今沒有多少實際效用。因為中國沒有認可、簽署這項公約，印度沒有適用的國際法可以阻止中國引藏水入疆。

藏水入疆的工程議案，中國政府已經完成論證，證明可行，值得投資，決定不久要動工了，完工後新疆最終能夠開拓出20萬平方公里的千里沃野良田，五個台灣的面積，印度當然反應焦慮，叫囂反對，所以本文介紹一些河流水資源的基本概念，我們不要跟著無知媒體叫囂。

中國大陸正在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最受外界矚目的一項議程是修改憲法，作為國家元首的國家主席原來有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將刪除此連任的限制。根據修改後的憲法，習近平有可能連續擔任國家主席超過兩屆，甚至終身擔任國家主席，因此被一些批評者譏為「習皇帝」。

習近平才剛做完國家主席的第一任期，是否會連任到第三任，甚至終身擔任國家主席，都未可知。批評者急不可待的反對「習皇帝」，似乎是長期「反中」的心態作祟，中國的政治制度總是壞的，逮到機會就大肆渲染一番。批評者顯然忘了，或是故意隱瞞，被視為憲政典範的美國到1951年才修改憲法，禁止任何人當選總統超過兩次，在此之前的一百六十年，美國總統都沒有連任限制，都是「皇帝」嗎？

撇開「反中」心態平心而論，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在十幾年的短期內是有好處的，但卻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習近平成功實行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重要工作，功績顯著、聲望高漲。若習兩任十年卸任，這些工作都已功德圓滿了嗎？顯然尚未。大陸在1989年學運時，貪腐即是民眾批評的目標，後雖被高速經濟成長所遮掩，黨、政、軍的紀律鬆弛已三十多年，「三年之艾」不足以治「七年之病」，習兩任十年之後，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工作顯然仍須繼續進行。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新任的國家主席一般威望不足，不容易貫徹上述的工作，而已有崇高威望的習近平若延任將更容易貫徹上述的工作。換言之，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讓習能延任，貫徹上述的工作，是有不小的短期好處。

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其一，雖然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有相當的黨內制衡機制，一個人長期執政容易造成權力過分集中，而缺少制衡，萬一決策錯誤，將難以糾正。其二，國家主席長期執政，有可能因年老而精力不濟、判斷力減低，因而荒廢政務或形成錯誤決策。其三，國家主席位高權重，萬一違法違紀，在位時一般難以法律追訴，只有在卸任後才能追訴，若國家主席能終身任職，將至死都無法追訴，喪失對國家主席的主要監督機制。以上這些缺失雖然未必會發生，確實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有短期的好處，但卻增加中國大陸長期的政治風險，是事實，但是政治風險是否會真正產生損害則未必。以1951年之前的美國為例，多年來的美國總統都無連任限制，歷史顯示並無美國總統成為獨裁者，美國也沒成為獨裁國家。而沒有連任限制，小羅斯福總統因此能在二次大戰的危急期間連任四屆，穩定了二戰的戰局。過去美國總統沒有連任限制，並未造成美國的損害，沒理由堅持中國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一定會造成中國的損害。中國大陸正在轉型發展的關鍵階段，習近平延任看來對中國是有益的。

現在世界各國的施政幾乎都綜合採取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方面的思想，但仍有孰輕孰重的區別，如台灣效法歐美，較偏重資本主義，而中國大陸則較偏重社會主義，一個國家是植基於資本主義，還是植基於社會主義，當然會影響它的政治體制，讓我們探究這兩類國家政治體制的來源，比較它們的差異。

自古以來，世界實行的就類似於資本主義，雖然到近代才有資本主義的名稱。資本主義講究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強者自然多得而弱者少得，最強者則成為統治者，即國王或皇帝，擁有最高權力，還可以把其權力傳給子孫。到了近代，起初是貴族，後來包括平民，覺得國王或皇帝的權力太大，甚至可能倒行逆施，讓被統治者很沒有安全感，於是產生民主思想，要由人民當家作主，以限制統治者的權力。統治者施政需要一個團隊，於是而有政黨，要限制執政者的權力，於是而有多黨彼此競爭制衡，以選舉決定執政者，產生了近代的政黨政治。

資本主義下的政黨政治崇尚自由和平等，看起來很崇高美好，但是不久之後，一些社會學家就發現這只是假像，資本家和一般勞動者天生是非常不平等的，例如媒體的擁有者總是資本家，多半幫資本家說話，資本家又能以政治獻金操控政治人物和政黨，甚至相當程度影響司法審判，並幾乎能任意地解雇勞動者，當勞動者工作沒有保障，可能連温飽都有困難，如何能談得上自由？如何能抗拒資本家的惡劣對待？為了要克服資本家和一般勞動者天生的不平等，而有了社會主義。

像中國大陸這樣植基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僅要限制統治者的權力，更要限縮資本家的影響力，因此不實行西方的政黨政治，而實行共產黨領導的「黨政一體」制度，理論上，因為沒有多黨選舉競爭，信仰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可以無求於資本家，秉公中性地施政，對一般勞動者有較多的保障。另一方面，媒體的宣傳將最終決定社會是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寧願由黨政主導媒體，不讓媒體落入資本家之手，以保障社會主義始終是主流思想。缺少多黨的競爭，共產黨可能權力太大而腐化，共產黨因此講究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並有「中央紀律委員會」負責調查和懲罰黨員的貪汚等不法行為。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單獨都不足以治國，資本主義國家需要社會主義來照顧社會上的弱勢者，以增加社會的公平和穩定；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以增加生產力。然而一個國家是植基於資本主義，還是植基於社會主義，仍有本質上的差異，造成其政治體制的不同，哪種政治體制比較好恐怕只能由實踐和時間做最後的判定，美國和中國是這兩種政治體制的代表，且看未來是誰家天下吧！不只比國家的強盛，也要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滿意程度，不只比現狀，更要比持續改善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歷時10年，是全面的大整肅，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本就貧窮的中國大陸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瀕臨崩潰的邊緣。然而「文革」結束之後不過兩年，1978年鄧小平掌權，開始「改革開放」，大陸自此開創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讓10億人脫離貧窮，創下世界史上不曾有過的脫貧記錄。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執政的都是共產黨，執政成績卻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即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理論，有崇高的理想，要追求普遍的平等。有能力的人信仰共產主義，表示他願意為一般人爭取普遍的平等，並放棄他能力上的優勢，過一般人平等的生活，是高貴的情操。早期的共產黨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需要冒被國民黨政府處死的風險，更是難能可貴，多算得上是視死如歸的菁英。

有理想又篤信理論有時特別容易犯錯，篤信理論容易忽略實際現實，而有理想則容易固執自己脫離現實的善意，共產黨在「文革」時和之前所犯的錯誤幾乎都因篤信共產主義理論，想要消滅資產階級，甚至消滅私有制度、官僚制度等所致，加以共產黨長期是革命黨，權力極為集中，自然導致個人崇拜，而糾錯機制成為虛設，使錯誤無限放大，因此造成「文革」的大浩劫。

鄧小平看清了篤信理論、脫離現實的危險，因此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當理論不脫離現實，有理想、有菁英和權力集中都成為執行上的優勢，因此「改革開放」能夠大為成功。世界的現實是西方國家已有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成功經驗，「改革開放」不妨引進、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技術，並視中國的環境做適當的調整。

從鄧小平「文革」後得以上台執政可以看出早期共產黨人的優秀和理想性，鄧雖然早有重要貢獻和崇高威望，但是在1966年「文革」初起時被打倒，下放到江西担任普通職工，直到1973年才復出，1975年再被罷職，「文革」結束時，鄧無權無職，而當時捉拿「四人幫」的功勞主要屬於在職的葉劍英、李先念等，葉、李等都是革命時期元老，也有崇高聲望，卻推舉無權無職的鄧小平担任領袖，可見他們的無私和理想性，而後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則證明他們的推舉正確。葉、李等的主動讓賢之舉在一般爭權奪利的政治圈真是難能可貴。

中國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差別在於認清理論不能脫離實際現實，「改革開放」初期的扭轉則得力於早期共產黨菁英的理想性，屬於「人治」，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不難發現需要從「人治」轉為「法治」，讓一切制度化，共產黨於是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依憲治國、依法施政、嚴以治黨，雖然這樣的轉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實現，大方向是正確的，類似「文革」的浩劫不可能再出現，而「改革開放」的前途看來充滿光明。

知識份子總想觀察、了解世界。世界一直在演變之中，觀察不能停在過去，須隨時接收新資訊，調整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就是「與時俱進」。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近代國家的興替比古代複雜得多，而國家的發展屬社會科學，雖有很多理論，不像數理科學有絕對嚴格的邏輯支持，因此歷史事件的對照印證比雄辯滔滔的理論更近真理、更有說服力，就是要「以史為鑑」。

中國近一百多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急劇的改變超過任何其他地方，因此觀察中國特別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看起來不辯自明，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卻做不到。以六四天安門的學運領袖為例，他們當年的熱血令人欽佩，但是很多人至今活在當年的情境裡，持續宣揚反共和西方民主，完全漠視大陸三十年來所獲得的大幅進步；類似地，長期接受反共教育的台灣人至今仍常以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等政治運動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忘記了這些政治運動全都發生在四、五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現在的大陸已經完全不一樣。觀察中國大陸顯然應該多看它近三、四十年的發展，較少關注它很早以前的歷史。

與時俱進的一個重點是要看當下的實質內涵，而不惑於文字表面。例如中國大陸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幾十年來，上列文字不曾改變，然而其涵義則已頗多調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前是獨尊社會主義、排斥資本主義，現在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以資本主義為手段，甚至不必也無法區別目標和手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以前要消滅資產階級，現在則要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富起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前是黨比法大，現在則是法比黨大，黨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前是獨尊馬、列、毛思想，現在則要融合馬、列、毛思想、中國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等於一爐，以截長補短，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史為鑑需要客觀地、全面地從歷史裡吸收教訓，並利用比較或對照的研究方法來釐清事實真相。

由於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多黨選舉的民主制度，很多人於是認為多黨選舉式民主是現代化的必須要件，是這樣嗎？更全面地看，一般公認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得力於三樣東西：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多黨選舉式民主，在過去很難區別三者各自的重要性，然而中國大陸的崛起讓我們能認清三者的重要性。中國自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擁抱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獨缺多黨選舉式民主，竟獲得舉世無双的長期高速成長，對比中國和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顯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現代化的關鍵，遠比多黨選舉式民主重要，民主是好東西，但不是最重要，也不只多黨選舉一種方式。

中國大陸仍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影響巨大又不容易回頭，特別需要以史為鑑。民主制度已經在很多國家實行，有些成功，失敗的也不少，有志於改革者應該全面檢視各國成功和失敗的例子，從歷史經驗中擇善避惡，以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不能像某些民主支持者只空言民主的優點，總忽略民主的缺點及如何實踐民主。

歷史經驗實在功效宏大，回顧清末民初的中國，當時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即使最頂尖的知識份子都不確知中國錯在哪裡，因此鄙夷中國傳統文化，多主張全面西化，而有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時至今日，中國的快速崛起顯示其傳統文化並不落伍，甚至有許多優點，實無必要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不是過去的知識份子不優秀，他們受限於當時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