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算得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著，曾獲得多個獎項，上網搜尋就能看到多篇中英文的評介。該書的英文原本出版於2012年，因此寫作時間約在2010年，10年後的現在回顧此書，比較能夠判定它說對了什麼及說錯了什麼，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

此書探討政治學的重要問題：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相關的，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作者區別兩類的制度：廣納性 (inclusive) 和榨取性 (extractive) 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廣納的經濟制度必須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合約；經濟制度也必須允許新企業跨入，並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不符合這些的將讓部份人有發展優勢，就是榨取的經濟制度。

廣納的政治制度有兩個條件：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和多元化。前者保障國家的安定和有序；後者表示政治權力不只授與少數人，而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受到節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榨取的政治制度。

書中主張，廣納的政治制度與廣納的經濟制度常是互相支援的，而榨取的政治制度與榨取的經濟制度也常是互相支援的，即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是常態，雖然偶而會有例外的轉折改變。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作者列舉了歷史上非常多的國家、城市等作為例證，以支持其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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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非常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卻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制度本身是一些規則，如法律；不同的國家實行類似的制度規則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現象。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不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會讓讀者誤以為，複製成功國家的制度就能成為成功的國家。

雖未清楚言明，書中廣納性和榨取性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而非制度本身。廣納性制度無疑是正面的，而榨取性制度是負面的，因此廣納性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性制度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似乎是無庸置疑、不證自明的。但作者沒解答，國家如何能達成廣納性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嗎？實行西方民主的失敗國家很多啊！例如菲律賓、印度等等。

西方的民主制度近年呈現很多弊病，事實上自2006年起就有全球民主退潮的現象 (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書中對此並無著墨，作者顯然非常偏愛及偏袒西方民主。例如，作者稱讚巴西起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化，是朝向廣納性制度的發展；卻貶低同時間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仍是榨取性制度而無法持續成長。10年過去了，持續成長的顯然是中國，而不是巴西。現在大概沒人會認為巴西發展得比中國好吧！

作者雖然誤讀了中國，筆者卻不認為書中的主要論述不正確。中國的持續成長正是因為它的廣納性制度，例如，中國的領導人來自於九千萬共產黨員，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多半來自於少數資本家和其代理人，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比多數民主國家更有廣納性，雖然後者披上了全民選舉的外衣。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被視為能讓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配，不過是一假象 (尤其是在大型國家)。

聯合國直屬之下，一共有15個下屬專門組織。中國在這些組織中的影響力如何呢？出乎意料的，中國在聯合國專門組織中的影響力，似乎遠大於美國。

首先，WHO（世衛組織）譚德賽的前任總幹事，是中國香港籍的陳馮富珍女士（2007至2017）。所以WHO的「親中」，已有多年的歷史。在馬政府時期，接受《九二共識》，台灣可以「觀察員」身份參加WHA世衛大會。到了蔡英文任總統，民進黨政府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台灣就無法參加 WHA大會了。WHO (世衛組織) 的做法，符合了北京政府的政策導向。WHO的總幹事，都是由親中人物擔任，足以説明，北京在WHO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除了WHO以外，在其他的14個聯合國專門組織中，有4個組織的秘書長（領導者），是中國籍的。兹列於下：

–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秘書長屈冬玉
–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秘書長柳芳
– 國際電信聯盟 (ITU) 秘書長趙厚麟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秘書長李勇
　
在聯合國的15個專門組織中，中國掌領導權的有4個，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霸權的美國，只掌握了「世界銀行」的領導職務。美國贏得世界銀行的領導權，是因爲美國是世界銀行的最大股東。如果是依靠聯合國會員國投票，決定世界銀行的領導職務，美國已無法勝出。

以去年6月票選《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GO）爲例，有三位秘書長的競爭人選。一是中國的屈冬玉，一位是歐盟支持的法國人，一是美國所力挺的格魯吉亞的競爭者。《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GO）是聯合國屬下規模最大的專門組織。中國、歐盟與美國，都在極力爭取贏得這個組織的領導權。結果在參與投票的191國家中，中國代表得到108票（56.6%），歐盟所支持的法國代表得到71票（37.1%），而美國所力挺的代表只有12票（6.3%）。中國力量與美國力量的票數比例，如此懸殊（108 比 12），令我深感震驚。

很多國家票投給了中國，是因爲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成功的使得 8.5億人擺脫了貧困。中國最有資格引領《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來協助世界貧窮國家，擺脫貧困。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在非洲的巨大影響力，發揮了作用。在聯合國，一共有54個非洲會員國。中國自建國以來，對非洲用力很深，成效也很卓著。54個非洲國家中，除了史瓦濟蘭是台灣的邦交國，其他的53國，都是中國的邦交國。2018年9月，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了「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中國在非洲的53個邦交國全數與會，規模空前盛大，參與者包括了40位總統、10位總理、1位副總統以及「非盟委員會」主席等。在非洲本土，都從未發生過如此大規模與高規格的非洲國家集體性「高峰會議」。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投票表決過程中，據説已是中國的「大票倉」。

在聯合國的專門組織中，中國的領導權席次，已經大大的超越了美國；或者説，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正在快速的超越美國。這也足以説明，爲什麽美國對於中國的崛起，是嫉恨之深如芒刺在背，必須用盡手段除之而後快了。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須等疫苗問世才會結束，估計至少還要一年。中、美自兩年前開始貿易戰，新冠疫情讓中、美的對立愈益尖銳，看來會持續多年。全球瘟疫和中美對抗都影響世界經濟，似乎不利於全球化，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要大變了嗎？

全球瘟疫讓世界經濟跌入谷底，也讓國際貿易大幅萎縮，不過瘟疫與逆全球化其實關係不大。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看似嚴重，其影響大約就是一兩年，等疫苗問世或很多人都產生抗體，其影響就會逐漸消退。其次，瘟疫影響國際人流，卻並不影響對國際貿易和全球化更重要的國際物流。其三，瘟疫使經濟活動銳減，因此造成商品需求和國際貿易的萎縮；而非瘟疫直接導致逆全球化。即使國家把生產鏈移回國內，下次瘟疫仍可能發生在國內，換言之，瘟疫的發生只能聽天由命，生產鏈移回國內的逆全球化減少不了瘟疫風險。此外，轉移生產鏈需要新增投資，現在經濟大壞，廠商但求圖存渡過難關，根本很少有能力新增投資，以轉移生產鏈。廠商即使想要轉移生產鏈，也會等一兩年，等到新冠疫情過去，世界經濟復甦，再採取行動。

如上述，全球瘟疫與逆全球化關係不大，真正影響全球化的還是中美對抗和貿易戰。美國敵視中國，大幅提高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關稅，是會逐漸改變美國的進口供應鏈，未來有可能形成中、美兩個區隔的國際市場，使國際貿易不僅取決於商品的品質和價格，還要考慮政治關係。這是一種逆全球化，不過全球瘟疫使廠商無力貿然轉移生產鏈，反而會延遲這種逆全球化。

新冠疫情重創美國經濟，美國的一些檢察官和律師竟對中國政府的抗疫作為提出民事訴訟，要求中國賠償鉅額經濟損失，而且有部份西方國家應聲附和。西方國家會因疫情而聯手抗中嗎？美國控訴中國政府的國內作為不符合國際法和美國國內法，徒然升高美、中的對抗情緒，顯然是為了律師撈錢、總統大選及政治人物推卸防疫責任，其他國家不會看不出來。川普總統高唱「美國優先」，逼迫盟友提高分攤軍費，威脅歐盟提高進口關稅，加以美國對外國的長臂司法和金融管轄 (參見《了解美國陷阱》及《世界不得藏黑錢 美國例外》)，都令盟友很不滿，因此西方國家是不可能真心與美國聯手抗中的。

以上數端都顯示，疫情的影響是短期現象，而全球化與中美對抗的世界格局不會大幅改變，較大的改變至少要等全球疫情逐漸消退。美、中都是經貿大國，美國的國際匯率GDP (21.44兆美元) 勝過中國 (14.36兆美元)，但是中國的購買力平價GDP (27.31兆美元) 勝過美國 (21.44兆美元)，這兩種GDP都是重要經濟指標，因此中、美的經濟實力是在伯仲之間。新冠肺炎疫情維持世界格局大致不變，但是對美國經濟的損害 (失業率已達15%) 明顯超過對中國經濟的損害，看來病毒和時間是站在中國這邊的！等疫情過後，美國將更難壓制中國了。

新冠病毒是「三分真實病毒嚴重流感，七分政治病毒民粹流感」，當初武漢暴發疫災，西方用來制壓中國，看中國笑話，等中國崩潰。菩薩有眼，現在歐美國家及所有的國家及政客反都被民粹恐怖逼得不得不裝模作樣的應付。

根據美國史丹福大學在加州聖塔克拉拉郡(Santa Clara)廣泛進行的一項抗體測試，發現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實人數遠遠超過官方數據，可能高出超過50倍，所以死亡率不如現今全球確診案例相對死亡人數所顯示的4％那麼高，應該只有0.2％。如同一般流感。(參見 驚！史丹福大學抗體檢測結果：感染人數比官方高50倍)

全美疫情最慘重的紐約州近期展開抽樣抗體檢測。今天公布的初步結果顯示，全州受檢約3000人中，13.9%呈陽性反應，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實人數遠遠超過官方數據，可能高出超過數十倍，所以死亡率不是嚇人的4％，而只有0.2％，如同一般流感。(參見 2月就淪陷？紐約州檢測3000人14%有抗體 恐270萬人曾染疫)

最近根據紐約市抗體測試的比率則達21.2%，意味每5人就有1人曾染疫並產生抗體， 確診人數遠超過官方數據，所以真正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不是嚇人的4％，而只有0.18％，如同一般流感。(參見 New York Antibody Test Results Suggest COVID Death Rate Could B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Reported)

以台灣為例，目前確診430人，死亡6人，死亡率1.4％，其實全台灣如果也來抗體測試，我們會發現可能有8000人都有抗體，他們曾經得病，自己痊癒自己不知道，國家更不知道，所以死亡率應該是6／（430＋8000）＝ 0.07％，只是普通感冒流感。現在的政府陳時中指揮官可能都在轟轟烈烈的作秀，恐嚇老百姓而已。

「三分真實病毒嚴重流感，七分政治病毒民粹流感」的皇帝新衣玩得太久了，可能即將被戳破，也就是說Michigan, Minnesota, Illinois各州要求復工的暴民，正是戳破皇帝新衣的小孩。

大家恢復工作恢復正常生活之後可能根本沒事，只是有些人感冒，有些年邁體弱的老人轉為肺炎去世，像平常的日子一樣，11月川普仍舊當選，我們等著瞧。

跳脫台灣島心，放眼中原、世界。

1. 世界性「中文日」呼之欲出

2020年4月19日是第十一個「聯合國中文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相關活動均在線上舉行，但也有聲有色。聯合國總部舉辦了中國傳統詩詞書畫展示活動，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發佈了紀念視頻，孔子學院總部旗下「中文聯盟」開設了中文示範課程，北京語言大學推出了「全球中文信息共享雲平台」，還有很多中文教育機構和漢語學習者進行了慶祝。這些紀念活動，預示著一個世界性的「中文日」已經條件具備，呼之欲出。

設立國家或國際性的語言節日，是增進語言認同、保持語言活力、提升語言影響的重要舉措，也是學習使用者週期性、儀式化親近特定語言的重要標誌，性質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的「國際母語日」、歐盟倡導的「歐洲語言日」、韓國推出的「韓文日」等類似。2010年聯合國新聞部啟動的「聯合國語言日」活動，旨在促進漢語、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6種聯合國官方語言在聯合國機構內部的平等使用及其文化多樣性，目前已成為國際上較有影響力的語言類節日之一。

2. 定了！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命名「天問一號」

火星，你好！
繼月球探測任務命名為「嫦娥系列」後，
今天4月24日是中國第五個「中國航天日」，國家航天局正式發佈
行星探測任務命名為「天問系列」(名稱源於屈原長詩《天問》)，
以「攬星九天」作為行星探測的圖形標識。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名稱為「天問一號」，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的圖形標識為：

3. 江蘇南通：三胞胎小白獅亮相森林野生動物園

4月23日，出生近兩個月的罕見三胞胎小白獅在江蘇南通森林野生動物園亮相，將於五一假期正式和遊客見面。
趁著天氣晴好，飼養員將小白獅帶到戶外嬉戲。白獅又稱白化非洲獅，屬於珍稀動物，有「帝王之王」之稱，根據科學數據統計，目前全球非洲白獅的數量已經不足百隻，是全世界最稀有的哺乳動物。

可能因為邦交國少，台灣媒體很少報導國際新聞。筆者卻總想多瞭解世界，日前發現「衣索比亞」(大陸翻譯成「埃塞俄比亞」)被一些國際媒體比喻為「非洲的中國」，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為何衣索比亞被喻為「非洲的中國」？

衣索比亞是東非大國，人口將近一億一千萬，是人口第二多的非洲國家。19世紀末列強瓜分非洲，衣索比亞是唯一成功抵抗歐洲殖民者，維持其君主制傳統的非洲國家。衣索比亞在二戰時被義大利占領，二戰後復國，於是徹底倒向戰勝的美、英，美國曾大力扶持衣索比亞，企圖培養為它在非洲的代理人。

1974年，一次軍事政變推翻了長期統治衣索比亞的皇帝，並廢除君主制而由軍政府掌權，此後歷經多年爭權的內戰，到1991年政局終於逐漸穩定。長期內戰之外，衣索比亞還面對其內部厄利垂亞長期爭取獨立的困擾，1998年双方爆發激烈戰爭，2000年停火，厄利垂亞實質獨立，到2018年双方才解除敵對關係。

經歷多年戰亂的衣索比亞曾經是極端貧窮的國家，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衣索比亞的GDP幾乎每年以8%以上的速率成長。衣索比亞的快速進步不僅因為中國的大力投資支助，也是它刻意借鏡、學習中國的結果。中國為衣索比亞培訓了大量的中高階政府幹部，中國的經濟專業人才經常為衣索比亞領導人出謀獻策，而衣索比亞政府也參考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制訂與執行自己的五年綜合發展計畫，衣索比亞給自己的目標是在2025年成為非洲輕工業的製造龍頭。

早在上世紀末，中國即已開始大筆投融資衣索比亞。中國企業承建了衣索比亞的第一條高速公路、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通往紅海沿岸吉布地港的電氣化鐵路、首都機場擴建工程的主要部份、即將完工的東非第一高樓等等，粗略估計，首都市內60%的大型工程都由中國企業負責興建。大量的工程建設使中國人成為衣索比亞的第一大外國人群體，衣索比亞也是中國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生活著至少2、30萬中國人，而居住在首都的就超過10萬人。首都機場到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深圳都有直航航線。由於衣索比亞的亮麗表現，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已經成為非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非洲聯盟的總部就座落在這裡，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也在這裡設立辦公室。

衣索比亞雖然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在模仿「中國模式」以及中國的大力扶持之下，近年的經濟表現非常亮眼，因此被喻為「非洲的中國」。衣索比亞既成為中國企業登陸非洲的橋頭堡(某些台資企業也搭便車)，也吸引鄰近國家的政治菁英認真研究中國模式的實施和績效，都有助於中國的影響力。

百年來的習慣，認為中國人貧窮落後，舉止粗俗，無公德心，自私自利，一盤散沙，馬馬虎虎，缺軟實力。中國的慕洋公知更是習慣配合洋人，辱罵自己的民族，台灣人尤烈，對歐美洋人崇敬有加。這一次新冠病毒把尊敬的歐美洋人打回原形，比中國人更惡劣，更無恥。舉例如下：

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時，洋人漫不經心，恥笑中國人生活環境骯髒落後才會爆發瘟疫。沒想到菩薩公平，立即以同樣瘟疫測試洋人，結果紐約、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倫敦、米蘭、巴塞隆納、巴黎…….，立即陷入災難，遠比中國武漢更混亂更悲慘。洋人的政府，政客平時囂張跋扈，不可一世，立即陷入手足無措互相叫罵（如紐約州長古莫和川普互相叫罵），遠比不過中國的政府和官員的能力。

疫情在美國爆發時，洋人先搶購槍枝彈藥，預先保護自己，然後計劃以後搶劫別人，只顧自己生存，從無互助合作共渡難關的考量。遠比中國人社區合作，共同防疫的精神差了108000里，因此美國的確診及死亡人數遠超過中國。

疫情在美國爆發後，洋人消費者出動把超級市場的口罩、衛生紙、手套、消毒液、 米麵糧食、罐裝食品、衛生用藥（酒精、止痛藥、止咳水、紗布、繃帶 …..），你能想到的東西都搶購一空。更可笑的是富人搶購囤積呼吸機，為將來可能的保命需用，造成醫院購買呼吸機面臨高價搶購。無論政府怎麼呼籲，無人聽從，逼使超級市場限量出售。比中國人的搶購潮更惡劣。

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後，中國的慕洋公知馬上配合洋人叫囂中國隱瞞疫情，打壓吹哨者，數字造假，尤以台灣的電視名嘴及教授最烈，有的說中國實際的疫情數字比公佈的嚴重20～40倍。想不到隨著公佈的疫情數字歸零以後，中國隨即開放封城封省，復工復產，百姓生活很快恢復正常。如果數字造假，中國敢開放封閉，恢復正常嗎？現在除了歐美政客、台灣名嘴及教授，世界各國都不懷疑中國的疫情數字，WHO更以此作為最準確的標準。

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後，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網路傳播疫情受到警方訓誡，又不幸受感染去世，立即在歐、美、台灣出現造神運動，叫囂李文亮是吹哨英雄，叫囂中國打壓吹哨人，專制獨裁。美國國會提出李文亮法案，把李文亮定位為國際抗疫英雄。

想不到疫情隨即在美國蔓延，美國不僅公然開除了許多呼籲疫情嚴重的吹哨英雄，包括幾位西雅圖的醫生、護士，紐約的醫院院長及護士，前天還把羅斯福號航空母艦艦長Crozier上校免職，因為他呼籲求救的消息外露。現在更進一步停止美國疾病中心CDC發表疫情數字，禁止任何人傳佈疫情狀況，否則起訴法辦，疫情消息只能由副總統Pence一人發佈。更想不到台灣也決定禁止任何人傳佈疫情狀況，否則起訴法辦，疫情消息只能由陳時中一人發佈。李文亮醫生在網路傳佈疫情只是受到警方訓誡回家，現在美國台灣都要起訴法辦，當初叫囂中國打壓吹哨人的名嘴及教授怎麽不切腹呢？

最可笑的是現在美國疫情告急，美國人不全民作戰消滅瘟疫，不知道自我檢討，竟然有些律師在準備資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中央科學院、鍾南山院士、陳薇少將…..控告起訴，要求賠償$20,000,000,000,000美金。你覺得洋人比中國人優秀在那裡？

結論，中國人這一次表現的物資充沛，一方有難八方來援，愛國無私，全民團結，醫療確實，疫後有能力援助外國，讓世人驚訝，真是泱泱大國的國民，原來中國人比洋人更優秀。

身為中國人，雖然我的專業不涉及傳統文化，總對儒學保持興趣。傅佩榮教授對於儒家哲學頗有一些創見，我當然沒能力評判其對錯優劣，但是蠻喜歡他的說法，也覺得言之成理。本文主要取材自《傅佩榮先秦儒家哲學十六講》。

儒學被研究發展了幾千年(早於孔子)，被用來治國、平天下，然而在秦朝之後、民國以前，中國變得愈來愈帝王專制，儒學因此被帝王專制利用及扭曲，而大幅背離了原來的儒家思想。例如強調嚴格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現代不再有帝王專制的羈絆，儒學應該首先要認清及回歸到先秦(秦朝以前)的真正儒家思想。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有三層意義：第一層，人之性是向善；第二層，人之道是擇善固執；第三層，人之成是止於至善。而善是我跟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適當關係的重要實例就是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仁的主要內涵或動力是「誠」，由真誠而自覺要行善，行善的力量由內而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說「性善」；荀子反駁之，而主張「性惡」；宋明理學支持孟子，卻把「性善」解釋為「人性本善」。傅教授則強調孟子的「性善」應解為「人性向善」。若人性本善，則惡從何而來？宋明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天理是善，私慾是惡，與人性本善似乎矛盾。傅教授跳脫「性善」、「性惡」；人若真誠，自然向善，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偉大的哲學系統都包含「超越界」，即人類、自然界之外的第三元素，用以說明人類、自然界的來源與歸宿。儒家的超越界是「天」。天有五種功能：主宰、造生、載行、啓示、審判。

荀子自認為儒家。傅教授則主張，荀子不能算是儒家，因為荀子主張「性惡」，又把「天」視為自然界及其客觀規律，都偏離了孔孟的核心思想。孔孟強調人性，荀子講求效益，因此荀學掌握了儒家的外觀(禮)，卻與儒家的內核分歧。這頗能解釋荀子教出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

《大學》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程朱理學把「格物」解釋為窮盡萬物之理，朱熹甚至說應該要讀遍天下的書。傅教授則主張，格物是分辨與自己有關的人和事；而致知是瞭解我與有關之人的適當關係該如何，即知善知惡。傅教授的解說看來更符合儒家的一貫道理。

《易經》的內容包括象數和義理。象數用來占卦；義理則是儒家思想，大多記在《易傳》之中。《易經》是周文王所作，可能其子周公有幫忙；《易傳》是孔子及其後代弟子的合作成果。有些人覺得儒家哲學平淡無奇，若知道深奧的《易經》和《易傳》是儒家的經典，應該會大為改觀吧？

我高中時，學校就有儒學教材，作為國文課的補充(不知現在是否仍然如此)。當時的教材主要是選摘一些經典章句，當作格言來讀，因此缺少系統性。傅教授的書則闡明儒家哲學的完整體系，讓我獲益良多。

美國律師多如牛毛，遇到新冠病毒這麽大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所以美國有名的訟棍 Larry Klyman 律師，組成團隊，要起訴中國政府，應該對新冠流感在全球造成的災害負全部責任。美國受災的部份據 Larry Klyman 的團隊估計高達20兆美元，也就是$20,000,000,000,000。他將代表美國人民在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提出告訴，要求賠償。

大家會覺得莫名其妙而捧腹大笑，但是美國律師是認真的，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也覺得他們是司法管轄全世界的，所以這個案子一定會假戲真做，認真演出。我記憶所及，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真的審理過許多有關中國的案子，包括：
中國滿清政府發行的粵漢鐵路公債求償
起訴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
起訴中國主席江澤民
起訴中國主席胡錦濤
起訴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官員起訴中國的電腦駭客 
……..
雖然結果是完全無效，美國的律師、法官還是樂此不疲，因為大家都需要工作。

中國怎麼因應

能夠不理的當然不理，譬如粵漢鐵路公債求償案在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起訴時，被告的是當時中國駐美國大使柴澤民，柴大使根本不理法院通知，不理美國國務卿的勸告找個律師去應付一下，柴大使只說如果美國扣押中國在美國的船隻、飛機作為賠償，中國立即扣押美國在中國的財產互為補償。最後為了不讓小事鬧大，美國國務院派了自己的律師去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出庭，把這個案子駁斥取消。這是美國第一次派政府的律師幫外國政府打官司。

起訴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的案子，薄熙來在華盛頓當眾把法院通知書撕掉丟在地上，次日在華盛頓郵報上報，說薄熙來亂丟字紙破壞整潔，不了了之。

美國在巴爾幹戰爭時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建築物受損，死亡三人，中國政府向美國求償三億美元，美國以戰爭時期誤炸建築物不賠償為理由，並以越戰期間曾經誤炸河內的法國大使館未賠為判例，拒絕賠償。中國政府認為這是故意轟炸，不是誤炸，繼續要求賠償，但沒有結果。

後來中國發起學生群眾以鵝卵石、磚瓦打砸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歷經數週，把美國大使館的建築物、門窗玻璃、汽車、圍牆、花木….砸得一踏糊塗，但是在一旁的專家估價，修復費用未達三億美元。於是學生群眾開始打砸廣州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一直破壞到專家估價總修復費用差不多三億美元。

這時美國提出抗議，中國暴民破壞了美國在華的財產，損失多少億多少億，要求中國政府賠償。中國政府說你先賠中國的南斯拉夫大使館，我再賠美國的使領館。結果兩相抵消。

這一次新冠病毒賠償案，中國武漢的梁旭光律師也組成團隊，指控美國參加軍人運動會的選手把新冠病毒帶來武漢，造成武漢死傷嚴重，醫療費用及經濟損失更是天文數字，將在武漢地方法院起訴，要求美國政府全額賠償。

佛羅里達州律師團隊可以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控告中國政府，武漢的律師團隊也可以以未經證實的理由控告美國政府。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可以長臂控告中國政府，武漢地方法院也可以長臂控告美國政府。將來如果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的法官敢判決中國政府必須賠償，武漢地方法院的法官也敢判決美國政府必須賠償。我們等著看佛羅里達州的法官判中國政府必須賠償$20,000,000,000,000美元，武漢地方的法官也會判決美國政府必須賠償$140,000,000,000,000人民幣（$20,000,000,000,000 x 7）。

中國真是人才濟濟，不但是航天、核武、航母、殲廿、世界工廠…..的工程師厲害，經貿的法律的生技的醫療的……各行各業的人才都在突飛猛進，足以對付任何莫名其妙的找碴及挑戰。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