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兩岸統一的因素 | 謝芷生

中國自古就是個偉大的國家。在歷史長河中,曾多次名列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們分別是在漢、唐、元、明、清。

至鴉片戰爭後,由於沒趕上西方工業革命的浪潮,致科技落後,遂為西方的船堅炮利所挾制。從此國力衰退、民生凋敝,長達約百年以上。這段時間堪稱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期,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一度欲瓜分中國。幸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列強無一能獨吞。當時實力尚無法抗衡英、法、德、俄的美國,擔心瓜分行動將損及其在華利益,而主張“各國利益均沾“,中國始倖免於難,勉強保持領土主權完整。

提到國家過去的光榮史,是希望國人知道,中國並非自始不如西方,不可失去信心。而提到國家的苦難史,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奮發圖強,莫重蹈國家衰敗的覆轍。

兩岸長期分裂,至今未能統一,與前述背景有著密切關係。筆者認為,妨礙兩岸統一的因素很多,但今日觀之,則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範圍很廣,但隨著國家快速崛起強大,今日尚能起作用的僅剩美國因素。內部因素範圍也很廣,但溯本追源,心理因素最重要。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影響力遍及全球,有形的、無形的,可說無孔不入。美國為何要在世界各個領域中滲入其影響力呢?筆者認為,一為鞏固其霸權地位,以維護其既得利益。二為防範過去以蘇聯為首共產主義的擴張。過去的蘇聯奉行世界革命,要將其意識形態輸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新興國家。這對信奉資本主義的美國,自然構成實質上與心理上莫大的威脅。在美、蘇兩大陣營尖銳對立時期,海峽兩岸不幸被拖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在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自己所屬大陣營的因素。這增加了兩岸妥協和解的困難度。

“以俄為師”是孫中山先生晚年提出的主張。中國與蘇聯長期保持著密切關係,直到1956年蘇共五十大後,中蘇間發生意識形態的分歧,關係才漸行漸遠。筆者認為,意識形態的對立只是表象,實質的利益衝突才是關鍵。從赫魯雪夫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企圖像東歐一樣,將中國置於其控制下。這違背了中共革命,首先是為了追求國家獨立和發展的目標。引入社會主義,是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使中國能發展得更好更快。但無論是借鑒西方也好、蘇聯也好, 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復興。

國民黨自1927年實施清黨後,即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背道而馳,重回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尤其1949年國共內戰敗退臺灣後,更是緊抱美國大腿不放。這哪裡還是孫中山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呢?北伐時期最主要的口號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列強即當時的帝國主義者,而軍閥則代表著中國的封建主義,都是革命要打倒的對象。現在國民黨已失勢,並逐漸泡沫化。後繼的民進黨,其親美反中的態度卻更肆無忌憚。

中華民族只有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才能繁榮發展,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此中共早在上世紀5、60年代,即已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在意識形態上,也樹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不論在實體上或精神上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過去臺灣常有人說,大陸是蘇聯的附庸或傀儡。現在倒是,臺灣應設法擺脫美國的控制,不要淪為美國的附庸、傀儡或棋子。

蘇聯早於1991年底即解體了,後繼的俄羅斯與中國平等相處,關係良好。從孫中山先生的“以俄為師”,到今日的中、俄互不設防,足見中、俄間緣分之深。維護好中俄關係,至關重要,應可提高至戰略層次。只有搞好中、俄關係,中國才不致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中國「共同富裕」政策影響深遠 | Friedrich Wang

中國大陸近年推動的「反壟斷」、「共同富裕」等等政策,造成「國進民退」現象,引發了很大的爭論。那以後會不會再像過去毛澤東時代一樣清算鬥爭,「打土豪分田地」?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現在的中國社會跟1949年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已經是一個私有財產為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大家都在這40幾年的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好處,所以誰也回不去了,包括現在當權的中共領導人在內。如果真的這樣橫柴入灶,那只會加速社會的動亂,甚至政權的瓦解。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放下自己的財產與利益。

中國共產黨不可能跟大多數的老百姓利益站在對立面,反而要開刀的是大財團以及一些特定目標顯著的對象來爭取民心。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都在大印鈔票來刺激經濟,而中國大陸也不例外。這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十幾年來大財團的快速興起,幾乎支配了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而原本屬於中國社會中堅結構的中小企業則被嚴重壓縮,實體商店大多很難經營下去。長此以往,對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勢必造成很大的衝擊以及扭曲。當然中國共產黨最擔心的是這一些大財團以後會反過來威脅到自己的執政。

所以中共現在這樣做是同時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層面的考量。當然,在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江澤民時代開始,所謂的「海派」當家,對過去中共的原始教義有了很大的衝擊以及改變,出現了大批富可敵國的財團以及富豪,也改變了中國從1949年以來的社會價值觀。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其實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中始終沒有停過。「勿忘初衷」現在取代了「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共產黨官方的核心口號。這中間的改變以及路徑都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筆者這一年以來不斷說22-27年海峽兩岸的局勢可能會發生很大的改變,而這其中最大的關鍵就是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社會、政治結構與狀況是否會發生波動。而如今中共領導人等於是在進行一場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實驗:純由政府的力量,能不能夠達到均衡社會財富的目標?這其中牽動的層面非常廣大,對於中國的未來,甚至於整個世界局勢,都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該說我們很幸運嗎?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一場大革命的發生,應該說是很幸運。但是前途如何確實是任何人都難以逆料的。我們大家就綁好安全帶、戴上頭盔,一起來看這場大戲吧!

信教不利抗疫-中國有優勢 | 郭譽申

這個標題大概會讓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不高興,我先道歉。我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但也不反對宗教信仰。標題不針對個人的宗教信仰,而是泛指有較深宗教信仰的地區,如信仰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許多國家,對比於較少宗教信仰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信教當然不是影響抗疫的唯一因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因素,但是一些實例顯示,宗教信仰對於抗疫的確有些不利的影響。

根據媒體報導,歐美很多人拒絕注射疫苗是基於宗教信仰。他們相信生命取決於上帝的旨意,是否染疫也取決於上帝的旨意,因此不願注射疫苗。他們甚至認為疫苗是不自然的,是違背上帝旨意的,由此甚至衍生出疫苗有毒有害的很多傳言。這些造成歐美雖有充足的疫苗,但是疫苗的注射率不能達標。

抗疫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避免群聚,然而宗教信仰卻常要求信徒群聚,例如信徒群聚參加佈道大會。由於宗教信仰的堅定以及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政府和政黨對於宗教信徒的群聚很難加以制止,甚至為了選票還要加以支持。於是宗教群聚活動時常成為傳播病毒的溫床,例如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南韓都曾出現多起宗教群聚活動的爭議 (群聚造成染疫,不准群聚則抗爭),而印度的四、五月疫情大爆發也與印度教大壺節的群聚活動頗有關聯。

現代化的世界可說起源於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該運動相信理性發展知識可以解決人類實存的基本問題。… 啟蒙時代不同於過往以天主教神學權威為主作為知識權威與傳統教條,而是相信理性並敢於求知,認為科學和藝術的知識的理性發展可以改進人類生活。」啟蒙運動讓宗教的關切僅限於人類的心靈,而把人類的實存問題交給理性、科學。這次疫情,很多國家都呈現出宗教信仰不利於抗疫,顯示其啟蒙仍不完足;即使歐美屬於啟蒙的先進國家,其抗疫仍頗受宗教信仰所干擾,而無法充分發揮理性、科學的優勢。

歐美經由啟蒙運動,花了約兩百年才擺脫宗教對於其生活、知識的大幅度掌控,進而產生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然而其啟蒙仍不完足,因此不利於抗疫。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世界仍相對落後,因為他們仍未充分擺脫宗教對於其生活、知識的掌控,而強烈的宗教信仰很阻礙他們的抗疫。中國幸運,也或許文化優異,其儒釋道糅合的信仰不像多數宗教信仰那樣強烈,因此能從後進國家迅速啟蒙,發掘理性、科學的優點,而快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又有優異的抗疫能力。

由疫情思考中西的歷史文化 | 郭譽申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和大陸的疫情相對輕微,而歐美則嚴重得多,其染疫死亡者已經超過百萬。不過,西方人好像不怕死,很多人不僅不願戴口罩、打疫苗,還上街示威抗議政府所規定的一些限制自由的抗疫措施。

歐美抗疫的失敗與相對貧窮的國家不同,後者醫療資源不足,疫苗不足,而且貧窮的人民不得不冒染疫風險在惡劣的環境工作;對比之下,歐美醫療資源充足,疫苗充足,工作環境相對優良,照理其抗疫應能至少做到跟台灣和大陸差不多,但實際卻不然,因此這樣的抗疫差異應該是文化因素和政治體制造成的,而文化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政治體制也多取決於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很影響抗疫能力,則其影響不僅是現在,也很可能包括長遠的過去,因為文化是長久形成的,不會短期突然改變。換言之,歐美現在的抗疫能力比不上中國,很可能表示,歐洲過去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 (美國歷史短,無法談其過去)。

筆者研讀世界史時一直有個疑問:歐洲面積跟中國差不多 (歐洲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中國面積960萬 平方公里),為何自古至今的大部份時間,歐洲人口都比中國少?北歐嚴寒不大適合人居,同樣地廣大的青藏高原也不適合人居,因此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其實差異不大。而近代以前都不講究節育,東西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為何頗有差距?這次疫情似乎提供了答案。歐洲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因此人口一向比中國少。古代的醫療水準比不上現代,因此瘟疫在古代對人類的衝擊和人口的減損超過現代。歐洲的抗疫能力不佳,造成其長期的人口增長低於中國。

瘟疫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減損和經濟的崩潰,曾經對人類形成重大的衝擊 (參見[1] [2])。歐洲歷史上有些種族和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因為可怕的瘟疫。而中國文明能夠長期存續和歷久不衰,其優異的抗疫能力應是原因之一。現代醫療大幅進步,瘟疫或許不再像古代那樣可怕,但是這次疫情仍顯示,中國文化導致的抗疫優勢有其重要性。

歷史的發展是吊詭的,大約物極必反吧。中國文化導致優異的抗疫能力,使其人口一向多於歐洲。中國人口多,人力價格便宜,因此沒有動機以機械取代人力。這是工業革命未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間接造成中國近代的積弱。不過,這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導致的極罕見的不幸吧!

瘟疫長期對人類形成衝擊,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較能平衡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有較強的抗疫能力,是中國的優勢。文化不易改變,因此即使抗疫失敗,歐美仍堅持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美國甚至把其抗疫失敗甩鍋給中國。歐美不會改變,但是對於歐美和中國之外的第三者,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將會增大,而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將會減小,應該是肯定的。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2019。

[2] 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2020。

快哉八.一五,侵略者投降日! | 天人合一

七十六年前八月十五日,侵略中國、侵略南亞、罪惡滔天的日本鬼子無條件投降。

今天,又臨八.一五,在阿富汗,侵略者夾著尾巴逃跑,侵略者的帶路軍成群集隊投降,侵略者的傀儡開始交權了。

兩個八.一五,時空自然有異,意義當然不同,與我們的關連度完全不一樣。然而,有一種相同處,至少就是侵略者及帶路幫兇的失敗,反侵略反壓迫人民的勝利!

不能忘當年,亦開心今天。

警告:美日及西方無良政客吸取歷史慘敗教訓,緊急收手!
警告:蔡英文們看漢奸、越奸、阿奸可恥下場,趕快回頭!

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兩岸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 | 郭譽申

近年美國企圖壓制中國的崛起,不時以支持台灣來挑釁中國大陸,大陸於是以機艦經常巡弋台灣周邊表示反對和警告,而美國也以機艦不時出沒台海回應。這些導致大陸民眾和台灣統派的武力統一呼聲高漲,不過習近平在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大會上仍主張要「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習的講話著墨更多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如何關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長期的大目標,達成期限是建國百年的2049年,而兩岸統一是此大目標下的小目標。因為兩岸統一只是小目標,追求兩岸統一應該儘量不要影響民族復興的大目標。武統對兩岸都不好,而尤其會重傷台灣,因此大陸一直推動和平統一。若大陸實行武統,預估需要幾個月的軍事行動可以完成,但是其對世局和民族復興的影響頗難評估,因此武統只是不得已的手段。由於台灣不敢正式獨立,大陸在和統與武統的選擇有主動權。而兩岸統一的期限到建國百年還有28年,時間可說仍頗充裕。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長期時時刻刻的努力,目前的當務之急還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以早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由於大陸的沿海地區有海運和適於農耕的優勢,其發展一向優於廣大的內陸地區,大致已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水準;然而加上廣大的內陸地區,大陸仍屬於開發中國家或中等收入國家,這反映在大陸一萬美元出頭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人均GDP)上。

為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重要?已開發國家表示已充分工業化、現代化;而中等收入國家則表示仍未充分工業化、現代化。中等收入國家要晉升為已開發國家常需要經濟、科技能力的普遍躍升,很多國家,如俄羅斯、墨西哥、巴西等,多年徘徊於中等收入而無法晉升為已開發國家,即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已開發國家充分擁有工業化、現代化所需的知識和經驗,因此即使受到重大經濟挫折,一般很快就能復原重建,譬如兩次大戰重傷歐洲,但是戰後原來的歐洲列強很快就復原重建,重新成為已開發國家。這些都顯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晉升為已開發國家的重要性。

中國大陸正面臨從中等收入晉升為已開發國家的門檻,這門檻對大陸不算困難,但需要8-10年的和平和安定。大陸沿海地區已大致達到已開發國家的水準,擁有了工業化、現代化所需的知識和經驗,把這些知識和經驗逐漸傳播到內陸地區,就能加速內陸地區的發展,預估若大陸再有8-10年的和平和安定,它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晉升為已開發國家,而這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一步。兩岸統一是民族復興大目標下的小目標,因此兩岸統一推遲到8-10年之後當大陸成為已開發國家時,是明智的規畫。

8-10年之後,中國可望成為已開發國家,約在同時其國內生產毛額(GDP)也會超越美國。這將完全改變近年美國以經濟塊頭大來壓制中國的態勢,使美國愈來愈無力干預台海事務,兩岸統一因此會容易得多。

蘇炳添的百米突破 | 黃國樑

蘇炳添是我一直都有關注的選手,這次東京奧運我原未有太多期待,因為他已32歲,恐怕已過了巔峰,這是我的預期。

但沒有想到他居然締造了歷史,在百米短跑的分組賽中以9.83秒(再向下一位數的精確時間是9.827秒),打破他自己的9.91秒亞洲紀錄。我的心整個激動了起來。

但我所看到的台灣媒體,只是將它輕描淡寫地當成一則即時新聞帶過,卻渾然不知道,這對於所有的黃種人而言,這個紀錄具有多麼珍貴而特殊的涵義。我過了幾天再去查閱聯合報,聯合報也很令人失望地沒有在報紙上著墨一字。

蘇炳添不只是將紀錄向前推進或縮短了0.08秒而已,而是這個成績是除了黑人之外,沒有另一個人種可以企及的邊境,就像某一天有一個地球人終於踏上了火星一般,那是一個之前黃種人不曾到過的荒漠,也同樣是白種人不曾抵達過的邊陲。

換言之,蘇炳添不只是20餘億東亞及東南亞黃種人的第一人,同樣超越了約14億的高加索白人,和俄羅斯、中亞、中東與印度以及南美等概括列入白色人種的約20餘億暗色系白人。

亦即,只有真正的非洲裔黑人亦即約10億餘人是在蘇炳添的前方。

奧運百米決賽賽道上,上一位黃種人亮相時,是二次世界大戰還未爆發時的一位日本人,近一百年之後有一位黃種人再站上去,而且他若能將9秒83再跑出一次,是可以奪銀的,這不值得大書特書嗎?

台灣何其悲哀,這一天的情緒卻只留給了沒能奪金的戴資穎,一塊其實沒有那麼大含意的金牌,以及同樣摘銀的翻滾男孩李智凱,一場人類的奧運卻只取了其中的一塊拼圖自我端詳個盡夠,這種近乎自戀的病態,還將無盡地繁殖下去。

只能自己沈默地為蘇炳添喝采了,在這一個瘋狂、無知的島嶼上。

中國崛起促進世界和平 | 郭譽申

中國大陸已經40多年沒打仗,雖然其崛起或復興完全是和平的,美國還是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並且不時以戰機、軍艦巡弋台海、南海,搞成好像中國很有擴張意圖,而美國是和平的捍衛者。其實恰恰相反,美國是軍事帝國,過去時常動用武力,破壞世界和平;近年由於中國的崛起,美國要全力應對中國的挑戰,不敢再隨意使用武力,因此中國崛起促進了世界和平。

蘇聯解體後,美國隨意動用武力,影響最深遠的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美國自2001年10月發起阿富汗戰爭,持續到今年將滿20年。美國自2003年進軍伊拉克,攻滅了薩達姆·海珊政權,2011年撤軍;但是2014美軍重回伊拉克,攻打活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ISIS),總計伊拉克戰爭已斷斷續續打了18年。根據維基百科資料,阿富汗戰爭已造成超過10萬平民傷亡,而直接死於伊拉克戰火的平民超過6萬人;兩場戰爭還產生數百萬的難民流落其他國家。

阿富汗和伊拉克是長期戰爭,美國還率領北約軍事介入不少較短期的戰爭,如波士尼亞戰爭(1994-1995)、科索沃戰爭(1999)、利比亞戰爭(2011)等等。美國這様頻繁動用武力,不愧是軍事帝國。

美國以武力干預他國內政,大多沒有好結果,更是對世界和平的危害。一個國家難免有內部衝突甚至可能造成內戰,不過通常因幅員和資源有限,內戰多半打不了太久,而損害有限。但是美國軍事介入就不同了,美國一定支持親美而勢力較弱的一方(若親美勢力強大根本不需美國武力干預),很容易激起該國的民族主義反美情緒,因此形成反美民族主義與美國大量資源的對抗,於是戰爭變得沒完沒了,而損害慘重啊!

為了全力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美國近年盡量不在海外用兵,包括把美軍撤出已陷入的戰場。總統拜登在今年4月宣布,所有美軍將在9月11日之前從阿富汗撤離,至今撤軍行動已在積極進行。拜登日前與來訪的伊拉克總理哈德米在白宮會晤,宣布將中止美軍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在伊拉克的美軍只剩約2500人)。

美國近年不敢輕易在海外用兵,實例包括伊朗、委內瑞拉、緬甸等等。伊朗與美國那麼交惡又要發展核武(但還沒發展成功),若非中國崛起,美國應已像攻打伊拉克一樣出兵伊朗。2019年初,委内瑞拉總統鬧双胞 (參見《委内瑞拉總統鬧双胞 結果如何?》),自封總統的瓜伊多求援於美國,若非中國崛起,美國應已進軍委内瑞拉,推翻反美的原總統馬杜洛。今年2月,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推翻翁山蘇姬的民選政府 (參見《緬甸怎麼回事》),若非中國崛起,美國應已以維護民主制度之名進軍緬甸了。

中國大陸崛起使美國不再隨意動用武力,很有益於世界和平。雖然中國沒刻意對美國做什麼,美國也沒變得愛好和平,這種發展總是世界之福,但願繼續下去吧。

小兩岸與大兩岸 | 謝芷生

筆者所謂的小兩岸是指臺灣海峽兩岸,它所涉及的是臺灣與大陸間的格局,是純屬中國內部的問題。大兩岸則是指太平洋兩岸,它所涉及的是中國與美國間的格局,是中國面對美國的外部問題。既然小兩岸涉及的純屬中國的內部問題,本不應牽扯到中美間的大兩岸格局,然而二戰後國際形勢的發展,卻硬生生地將戰後百廢待舉的中國牽扯了進來,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二戰後中國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了世界五強之一的位子,並成了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其實就當時中國各個方面的現實條件而言,根本擔當不起這個職位與頭銜,是名不副實的,不得不令人面紅耳赤,羞愧難當。然而大戰後原作為亞洲第一強國的日本戰敗投降了,整個亞洲已找不到可撐起亞洲“半邊天”的強國,於是中國就過早地被推上了歷史舞臺,成為世界的一極。在1971年10月25日大陸取代臺灣進入聯合國前,臺灣國民黨政府就長期扛起了這面大旗,被推上了風口浪尖。而實際上卻淪為美國在國際上與前蘇聯歐集團鬥爭的工具。

中國是個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有深度、有內涵的國家。只因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挾其船堅炮利,衝開了其大門。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及“溫良恭謙讓”的處世之道,已擋不住西方洋槍洋炮的掠奪與殺戮。從此割地賠款,開埠通商,厄運連連。面對五千年未曾有過的驚天巨變,中國人一時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變。1895年甲午戰爭後,連原以華為師,經明治維新而崛起的日本,都超越了中國。

然而即使在中國處於最貧弱衰敗的時期,也無人敢低估、輕視中國。因過去祖先積累的輝煌成就,令稍有眼光者都能看出,中國面臨的處境並非常態,必將再次復興,恢復其昔日的光輝,重新回到其原有的國際地位。因此世人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一直關注著中國的變化。

中國人欲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必須衝破目前格局的羈絆。小兩岸分裂的格局,是在大兩岸形勢的影響下形成的,因此欲破解小兩岸分裂的格局,歸根究底,需先改變大兩岸的形勢。

在蘇聯解體後,沒有足夠強大對手,就無法生存發展的美國,選中了中國,代替原來的蘇聯,作為其主要競爭對手。他們以臺灣或台獨為抓手,否認南海九段線在國際法上的效力,並正欲進一步否認釣魚島,甚至臺灣屬於中國的事實。如真走到這一步,則臺灣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中美博弈與衝突的焦點與中心。面對島上兩千三百萬同胞生命財產的安全,大陸必將面臨投鼠忌器的困窘。而收復臺灣,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又是大陸不會放棄的既定目標。究竟該怎麼辦呢?

 改革開放後,大陸突飛猛進,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強國。然而在西方長期影響下,許多生活在臺灣島上的人卻看不到此一事實。在他們眼裡,中國人是永遠趕不上洋人的。從清末開始,中國就有成千上萬的人,千里迢迢地跑到西方去留學。欲從西方吸取富國強兵、救國救民的良方。在海外求學的華人子弟,學習成績往往出類拔萃,足見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絕不在洋人之下。認為中國人比不上洋人,完全是自卑感作祟造成的結果。我們必須打破這樣的心理障礙 ,看到本民族的希望與前途,才能超越西方,脫穎而出。我們不能老跟在美國人後面亦步亦趨,甚至為虎作倀,與本民族為敵。  

今日能破解台海危機的,唯臺灣人自己,他們必須自我覺醒。事情並非毫無希望,筆者的印象,在島上的人並非全然看不到真相。不甘受美國霸權與台獨的愚弄,而欲追求大陸真相的人正越來越多。臺灣研究、報導大陸實況的專家學者,其認識水準不容低估。他們實際上扮演著溝通兩岸相互瞭解,避免無謂衝突的媒介。其貢獻非凡,令人十分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