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的是非，那這個社會就將遭遇災難。梅西事件，竟然很多偉大的台灣人民拍手叫好，或者幫他這種行為說話。

西方能夠在最近這四百年領先世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遵守契約。無論是自然契約或者社會契約，更延伸到具體的商業契約，都是如此。而契約精神的核心是基督教的十誡，人與神之間的具體約定。今天梅西的球隊是白紙黑字簽訂商業契約，這幾個明星球員必須要下場進行表演，結果這位世界足球先生竟然用這種方法來逃避下場比賽。而不過3天，他又在日本活蹦亂跳。

就算你對李家超以及香港政府有多大的不滿，全場幾萬名的球迷是無辜的，他們是抱著非常純潔的心情來看這場比賽。梅西先生這樣做，對得起這幾萬名買了昂貴門票進場的球迷嗎？梅西可以拒絕跟香港政府的官員握手，甚至於可以故意延後出場來躲避跟他們接觸，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用這種方法來應對長期支持他的球迷，這可有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這可是一個球王該有的風範？

香港政府現在的作為，很多人都不認同，但是同樣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筆者對於2019年香港發生的事情，有過很多評論，所以這裡就不重複。但只想要說一件事：政治就歸政治，體育就回歸體育，兩者真的不要混為一談。

很多台灣人的腦袋好像進了大量的髒水：如果梅西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兩天之後的道歉信又是為了什麼？他都已經發現不對想要收拾，事實上歐美社會幫他說話的非常少，因為就是違背了上述的契約精神，結果偉大的台灣人還在叫好。那以後，別人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處理跟台灣人的契約嗎？因為不喜歡共產黨，所以丟掉所有的是非。這種情況就跟大陸很多人，因為不喜歡中共而去支持賴蛇是一樣的。沒有換位思考的能力，更沒有辦法把心中的標準攤平。

說白了，梅西的表演只是為了向美國表態而已。他在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應該會是在美國的球隊結束，拉丁美洲人只要有錢有辦法的差不多都定居美國。他等於向美國社會交了投名狀，做了一次政治交易而已。而這種行為，到底有什麼值得鼓勵叫好的？

這裡說清楚：筆者贊成中國大陸對梅西個人以及他所屬的球隊進行各種的抵制跟制裁。不為別的，這種耍賴的行為，不但沒有道德，而且未來若擴散開來還會造成別人的損失，必須給予懲罰。

對於發生在香港的因「反修例」而引起的黑暴運動，我一直有些疑惑。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起因究竟為何？中共在香港到底做了什麼缺德的事，何以激起如此多的香港人群起反抗？

自2014香港雨傘運動到2019的反修例風波，雖然這一路的新聞我都很關注，但一直有所疑惑。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反抗者的想法與心態，經友人推薦，我閱讀了香港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所寫的書《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希望解開我的疑問。

讀後，我有兩點感想。

一

在九七之後，香港的民主與自由並無倒退，甚至還在向前。（因為之前港英時期，根本沒有民主。）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如陳健民之流，對中共極不信任，所以芝麻小事都可以無限上綱擴大化，經由想像的加工，告訴大家「這樣下去不得了，會毀了我們的生活」。以此激起大眾的恐慌。至於是不是真的會「這樣下去」？早被人忽略了；沒有任何理性的探討，而被大眾認定為「一定會」，甚至被當作是事實來反抗。

這像極了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參加的人連什麼是「服貿協定」都搞不清楚，立刻就加入了激情的反抗。一個莫須有的賣台集團被泡製出來，馬英九立刻成為十惡不赦的獨裁者、賣台者，支持度下降到史無前例的個位數；群情激憤，人人得而誅之。當時在立法院周邊，反馬的口號極其慷慨悲壯，諸如「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島嶼天光，黎明前的黑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等，各種醜化馬英九的漫畫、標語、口號、歌曲、演講…，充斥在立法院四周，那裡早擠滿了激情的年輕人，安營紮寨，持久反抗；空氣中都充滿了熱血與激情，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大家都有一股「我們正在寫歷史」的豪情與激動。

如果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馬英九？馬英九做了什麼對不起台灣人的事？事實上一件也沒有。但因為台灣潛在的「不信任外省人做總統」的氣氛，只要有一個火苗，很容易被點燃。馬英九一點都不懂，他之所以能上位，是因為陳水扁的貪腐，而非對他本人的擁戴。換言之，民眾因為無奈與對陳水扁的氣憤，才選了馬英九，但在底子裡，是對這個外省人極其不放心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有心人捕風捉影，立刻可以野火燎原。

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關鍵在於對中共的不信任。對香港知識界來說，港英政府才是文明的、可以溝通的自己人。而中共在他們眼中，則是落後野蠻又霸道不講理的蠢笨獨裁者。這正如「外省人」在台灣知識分子眼中，是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自然就會有水出來的大老粗，而日本人才是真正有文化、有教養的進步族群。

中共在香港沒有做一件令香港自由倒退的事，唯一一件有點形似的，就是拘捕專出反中書籍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桂敏海。但桂敏海本為中國籍（非香港人），且是在中國大陸被捕的，並非在香港被捕。（而他之所以敢於回到大陸，可能是因為自恃取得了瑞典籍。）這件事，嚴格說，並沒有破壞一國兩制。而除此事勉強可算是沾上一點點邊之外，你真的再找不到中共破壞香港自由的證據。

同樣，陳健民在書中，對中共或香港政府的種種指控，都是因為他自身參與了所謂的香港民主運動，才受到香港政府的「惡劣對待」。如果他不搞這些民主運動（與港英時期一樣過生活），則不會受到這些「法」的「迫害」。那麼，在港英時期，你為什麼不爭取民主呢？這點就比台灣的民主運動更加不如了。

香港沒有民主或不夠民主，所以有民主運動。這與台灣戒嚴時期十分相似。然而，對香港來說，港英時代你不爭民主，現在中共來了，「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與規章制度基本與港英時代無異，你為什麼要爭民主？這就真不好說了。民主人士基本上都一句話帶過，比如「眼看香港政府管治邁向極權」（朱耀明的推薦序），坦白說，這都是自由心證的話，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當然，另一個理由，那就是「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不必分什麼港英或中共，反正要民主，這個旗號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只是這樣，那也只是如陳健民這樣的醉心於民主制度的人有興趣，一般人，如果生活與之前沒有什麼變化，又為什麼要跟從響應而形成浩大的聲勢呢？這就不得不說回前文提到的「自己人」問題。如台灣的太陽花，非自己人，則蛛絲馬跡都可以被有心人誇大，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從而引起群眾的驚疑不安。

所以，對於像陳健民這樣的少數領袖而言，他們關心的也許真的是「民主」，但能引起群眾跟隨的，則是「自己人」效應。只要是自己人，而且可以連繫上高等的文明，則主不主奴不奴，其實不甚要緊。換言之，即便是奴，只要在上等人家，一樣可以鮮衣怒馬，食有魚出有車，一樣光鮮體面。但一旦要改換到下等人家，則顏面盡失，就非要起來革命不可了。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要作「主」，所謂「主人翁」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並不是有了投票權就作了主。其實，投票民主很可以只是個空架子，徒有形式；真正的政治運作，還是要看主子的臉色，跟隨真正有權有勢的人（國家）打轉。（以台灣為例，真是再明顯不過。）真正要作「主」，要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那是要有一點人格底氣，是要有一點真正的理想與志向的；不是光有投票權就辦得到。能自我主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真正的精神價值以實之，不為勢劫不為利誘，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具有獨立不撓之大丈夫的氣概，庶幾可以當之。這絕非幾個乖巧漂亮的口號，走上街頭的慷慨激昂，或是東施效顰搞一些「制度」來湊個門面，就可以換來「作主」的尊嚴與擔當。

正是因為沒有這種真正要求「作主」的氣概，所以所謂的民主運動，在有組織的力量面前，一觸即潰。中共不過是搞了個國安法，未見其殺人祭旗，不過抓幾個人判幾年刑，香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勢若不可擋的所謂「民主運動」，立刻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了；就連「轉入地下」都未見其影，不過就剩一些人在那兒揉鼻搓眼哭哭啼啼不甘不願地忸怩作態了。

想想孫中山的革命，共產黨的興起，那是多少人用鮮血與頭顱換來的。能用性命相搏，不管主義真不真，你都不敢說其中沒一股真精神。相反的，那從頭到尾不過想換個門庭作高等人的，（本來想寫「高等奴才」，算了，未免太傷人。）無不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一戳即破，一切想像中的美好或是恐懼，本就無根，此時也都現出原形，都化作了夢幻泡影。

我想，陳健民與他的同道們，大概是沒有什麼「為生民命立命」的「作主」之精神。他們所追求的，大約是民主自由人權一類；他們所嚮往的，大約是「世界公民」之類的格調。他們不能理解，中華民族復興在人類文明史上將會產生如何的重大意義，也不在意中國強盛能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全球正義與和平帶來什麼樣的正面刺激與貢獻。他們不理解，也志不在此。這就是他們的局限。

更為要緊的是，他們不理解民主自由人權只是架起一個平台，其本身並不代表重要的價值。當然，這個平台本身，在人類歷史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其意義是消極性的、架構性的、保障性的（屬易經中的「陰」性），而非積極性的、創造性的，方向性的（屬易經中的「陽」性）。換言之，這個平台本身雖有一定的進步性質，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方能建立起來的產物，但遠遠不是人類文明價值之全部，更不是唯一能創造文明價值的平台。等而下之者，則是想藉此平台獲得更好的保障，以便謀求私利，得到更大的方便，而成為「為非作歹」更好的掩護。所以，過度誇大民主自由人權云云的所謂「價值」，執一廢百，結果是一葉障目，對社會的均衡發展與文明的進步，恐怕都會造成一定的危害。

或許在陳教授本身，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是真誠的；但能在香港造成這麼大的動靜，靠的則是一般民眾之「自己人」、「（西方）文明人」情結的發作，折射成對中共的恐懼與對中國的鄙視。民主自由人權的倒退云云，說到底，不過是陳教授等人提供給一般民眾的一個神聖而合理的藉口而已。

二

陳教授自述，其對民主自由社會的嚮往，主要是受到如韋伯、卡爾·波普爾等偉大思想家的啟發。誠然，這些偉大的西方思想者，對社會演變及其合理性與否，都有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對極權的批判與民主社會的肯定，其學說都有顛撲不破之處。但對於傳統社會該如何轉型為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相對而言，就缺乏足夠的路徑分析。西方進入民主社會，多經由暴力革命；但唯一肯定暴力革命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剛好是陳教授所不喜歡的馬克思。

提不出轉型的合理路徑，也不深入探討轉型的艱難何在，而只將一切歸咎給當權者或舊勢力，則是學者的懶惰與失職。革命家也許可以這樣做，但學者不能深思，恐是太過依賴既有的理論而缺乏自己的深入觀察與思考。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既有的關於民主社會的美好學說（如陳教授喜歡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也沒有一個提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因為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基本上是「前無古人」的，並沒有一個先行者或強權可以作為「外來勢力」來進行指導與干涉。所以，社會的本身，其內部可以創造理論，逐步嘗試，緩緩前行；一切改革與變化，都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自行互動且相互較量並感受其結果而產生的進退與妥協。如果有「外來勢力」，則一切都變樣了。因為外來勢力並不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換言之，「外來勢力」是社會變化、進步的「干擾項」，而非「參與項」；它是獨立於這個社會之外的，不必接受社會變化的反饋。故不論其居心為何，結果一定是干擾、破壞社會本身之協調、妥協與自我進化的能力，使社會變遷的「化學反應」永遠達不到該有的平衡。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進展過程中，沒有「外來勢力」的現象，所以他們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學說，自然也不會涉及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如今我們的學者，拿西方的經典照本宣科，卻不知時移勢異，完全沒有意識到「外來勢力」是後進民主國家最嚴重問題，也是後進國家民主化不能成功的重大原因。不但不知，甚至有意忽略，甘為「外部勢力」所用，以致自身社會永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折衷平衡點。最後除了造就自己「悲壯」的美名之外，對全社會一無好處。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到一九年的反修例暴亂，香港有好多次機會可以達到「各退一步」的妥協，但最終都被錯過。如果不是「外來勢力」讓某些人有恃無恐，會是這樣的發展嗎？一部國安法就能戳破「強硬」的假象，那麼請問，當初憑何強勢？豈不是全靠外部勢力撐腰嗎？外部勢力使這些運動領袖對自己實力造成誤判，其結果就是完成了西方英美等國的願望—搞爛香港，制裁港府，並藉此削弱中國。而對於香港本身，乃至這些運動領袖本身，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

像陳教授這樣的學者，我不懷疑他的人品，（我的朋友說他是好人，我相信我的朋友。）但恕我不客氣的說，他真是學藝不精。生搬硬套，不查時變，觀察力十分膚淺，更缺乏深入思考批判的能力。這樣的學者，雖然用功，但只勉強適合在書齋裡作學問，傳承推廣一些既有的理論或許還可以，講學則可能誤人子弟了，更不要說社會運動，更是自誤誤人，貽害蒼生。而令我更難過的是，像陳教授這樣的社會學科學者，正不知還有多少。冥頑不靈，食古不化，好心也辦壞事，更不要說那些本就居心叵測者。學術一差，人才自壞；百多年來的崇洋媚外，學術不能獨立，士人精神低下，裝模作樣，邯鄲學步，其惡果，總是要後人承擔的。為之奈何！

中國自一九五零年開始共產治國，歷經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讓多數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人，用鬥爭鬥臭鬥垮資產階級，包括有房、有地、有文憑、有地位、有知識和官階的群眾。這是充分破壞的革命，讓全民落入原始的齊頭平等，也讓國家經濟陷入落後，欠缺國際競爭力。

所謂破而後立，自一九八零年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人民如無韁野馬，漫無法則盡力賺錢，富裕讓各種奢侈浪費和攀比炫富出現，進入奢侈腐化的生活。不論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都難助益國勢！

無產階級需要脫貧，資產階級需要富貴，前者為共產所重，後者是富者光環，鬥爭成為潛意識，變為驅動成長的動力。但生活法則與水平缺乏制高點，受物慾和情慾引誘，傷天害理，損人利己，觸犯法律等就出現，沒限制在合情、合理和合法範疇，帶來的禍害，甚至通敵叛國都可能。觀之大陸前外交部長、軍事委員等事件，豈不是物慾情慾的誘惑使然？習政府知道過度接受資本主義已然受害，才有許多變革，抑制資產攀比和無限制膨脹。

人類財富再怎麼提升，只是數字，名望也止於明星名士，權位也高不過總統或帝王，為了虛榮，不斷付出健康、親情和歲月有何意義？石崇、沈萬三等歷史上鉅富，最後落得怎麼下場？假如將人類福利和財富限定一個範疇，再從消費層針對奢侈品、帝王宴、囤地、囤房、炒房、炒股、炒匯等課徵高額稅賦，就娛樂影視等的捧星設定標準，讓人不再攀比，從內心感到知足，又對鉅富賦予榮譽，許多禍害應從此而休，轉鬥爭為競爭，免去流血傷亡，許多榮耀也因此而生。

之所以有階級鬥爭，在於世間存在極度不平等，資產階級過著奢侈浮華生活，無產階級生活窘困，前者輕鬆獲利，後者出賣勞力度日，還被欺凌歧視。貧富與地位越懸殊，差異越大心裡就越不平衡，就須對抗或鬥爭。若將貧富差距縮小，階級財富設限，超越高標轉為榮譽，爭執就不會那麼大。標竿人物，或稱聖哲或頂範或楷模，配給編號，代表頂級地位，人皆尊之，憑編號享特權與威望，將多餘的財富捐獻國家，用於照護鰥寡孤獨和社會弱勢，國家定見一片祥和。

美、英盎撒人時常詆毀中、俄的一種方式是把中國、俄羅斯、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Dancing on Bones》（[1]）就是這樣的書，在台灣翻譯成中文後，書名中則明指為「極權」！中、俄、北韓都一樣嗎？

[1] 指控中、俄、北韓利用歷史敘述，尤其有關戰爭的歷史，增強人民的愛國心，鞏固其政權，以及對抗敵對的國家，「這些歷史敘述是扭曲、選擇性的，而且在北韓有部份是編造的…」

書中的指控實在沒有意義，可說是刻意的誤導。哪個國家不是如此扭曲、選擇性的利用歷史？譬如：民進黨執政後就修改中學歷史課綱，盡量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歷史上的連接，並且把中國視為外國，以驅使台灣人對抗大陸及追求獨立。筆者沒讀過美國的中學歷史課本，但是看過一些美國的戰爭和間諜電影，大多講述美國在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時的輝煌事蹟，我卻不記得看過講述美國戰敗講和（如越戰、韓戰）的電影。台、美對歷史也與北韓差不多，作者為何不把台、美與北韓並列？

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就政體而言，北韓由金氏三代連續執政，可說是父傳子的類君主制。中國大陸由9千多萬共產黨員中挑選出其最高領導人，雖然與美歐的西方民主不同，絕不是類君主制。俄羅斯實行類似美歐的選舉民主制度，但因為與美歐作對，美歐就不承認俄國為民主國家，並且指控其總統普丁為獨裁者；即使普丁是獨裁者，也是通過西方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俄國選舉或許不公平，台灣選舉公平嗎？

在經濟方面，北韓幾乎沒有私有企業，並且經濟活動都由政府規畫和執行，因此屬於計畫經濟。中、俄的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已是大同小異，都可說是自由市場經濟，差別僅在於中、俄政府的影響力大於多數西方國家，並且中國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北韓的民生狀況雖然欠缺可靠的統計數據，幾乎可以確定遠比不上中、俄。

北韓與中、俄的另一明顯差異在於開放程度。北韓是非常封閉的，外國人要進入北韓，需要通過非常嚴格的審查。相對於北韓，中、俄對外國人的入境是寬鬆多了，可說是相當歡迎外國人造訪，以賺取觀光財。

北韓的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幾乎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社會與所有人民的生活，因此可歸為極權國家。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美、英盎撒人卻時常把中、俄與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只因為中、俄不願臣服於他們麾下。美、英盎撒人仍掌控世界主要的媒體，他們於是能夠恣意詆毀抹黑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台灣的出版商則是助紂為虐。天理何在啊！

[1] Katie Stallard《極權基因：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如何扭曲歷史，塑造統治國家的基礎？》好優文化 ，2023。（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2022）

中國經濟遇到了大麻煩(紐約時報)

2023年中國經濟數字已經公佈，5.2%；美國估計只有1%。
1%的評論5%的，已經可笑。
紐約時報用的老三樣又來了，也不怕世人恥笑：

1）美國的1％，是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中國的5%是，幾乎所有經濟指標都表現不佳。
2）中國經濟陷入了困境，原因在於習近平領導不力。
（難道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是拜登領導有方？）
3）面對經濟困境，中國會試圖通過軍事冒險來轉移國民對國內困難的注意力。
（竟然無視於美國正在烏克蘭、紅海、南海、韓國，四處拱火。）

歸納起來就是盎薩的老三樣如下，儘管世人恥笑，紐約時報仍然要執行任務，黑幹到底：
1）中國經濟即將崩潰
2）中國政府即將瓦解
3）中國威脅即將實現

大家也注意到，最近盎薩對中國已經不太打自由民主人權牌，也不打新疆種族滅絕牌、新疆強迫勞動牌、香港反送中牌、支持台灣獨立牌了。
因為這些牌都打不動了，台灣獨立牌再打下去，中國可能馬上出手五桶台灣；加薩正在種族滅絕，新疆種族滅絕牌頓時變得十分可笑。
現在流行打中國經濟崩潰牌，一時美國、日本、英國、台灣的經濟學家，如台灣的謝金河、馬凱等，都紛紛抬出各種分析論述，斷定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幸災樂禍、自我安慰。

而且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文字簡陋粗糙、邏輯混亂胡扯，懂一點總體經濟學的人看了都會噴笑出來。
這篇文章作者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本該有點水準，為什麼如此簡陋粗糙？
可以參考拙作 ，瞭解諾貝爾經濟學獎早不值錢了。
褪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正在籌畫寫一篇「自由民主人權老三樣、行政立法司法老三套，兩老行將就木」。
所謂自由、民主、人權老三樣的盎薩國家及日本、韓國、台灣，個個領袖望之不似人君，經濟毫無起色，國家社會分裂鬥爭。一切為資本服務。
所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監督老三套，只要川普上台，馬上皇帝三套一把抓。三權分立都是虛構。

中國大陸正在工業化，其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當然十分相關。《威權演化論》是一學術論文集，主題是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書中有三篇論文（[1]）探討大陸一些地方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的演變狀況，時間到2018年。本文主要取材自這三篇論文。

這些研究的主要關注地點在廣東珠三角，特別關注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和2014年的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富士康和裕元都是台商，被歸於外資），及其後的影響。研究方法包括蒐集數據和訪談，訪談很多企業員工（包含農民工）和地方官員。

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勞動法》，2007年6月再通過《勞動合同法》和兩部相關法律，使勞動者獲得法律的保障。同時中國建立起一套勞動爭議解決體系，主要是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相關的，中國自1998年開始，逐步開始要求企事業單位給員工繳納保障性待遇“五險一金”。“五險”是指五種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是指住房公積金。

「整體而言，這些法律似乎改變中國勞資之間的正式關係，使得中國的勞動標準可以和許多歐洲先進工業化國家相提並論。」這樣的高勞動標準若確實執行，必定大幅增加企業的成本，是企業一時間承受不起的，因此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最初幾年都並未確實執行這些法律和社會保障（譬如“五險一金”的覆蓋率偏低），而是逐步的提高勞動標準。尤其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的利益比較一致，更傾向減少提高勞動標準。

另一政策轉變特別提高外資企業的成本：「2008年1月，中央政府實施新的稅法，把外資的所得稅率從17%提高到25%，而將本地企業的所得稅率從33%降低到25%。」大約同時，大陸開始在珠三角推動「騰籠換鳥」政策，即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而把珠三角留給技術密集產業，因為珠三角的勞動成本已高，使勞力密集產業變得沒有競爭力。

作者林宗弘主張，中共刻意使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藉此成功驅使富士康把大部份工廠從廣東深圳轉移到内陸的河南、四川、重慶、湖北等地。另一方面，《勞動合同法》和相關法律實施後，勞工的勞動意識逐漸提高，2014年裕元鞋廠大罷工的目標就是爭取“五險一金”的勞動者保障。這類罷工事件迫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逐漸提高“五險一金”的覆蓋率。

中國大陸推動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雖然獲得部份的成功（如富士康），難免有一些外資就出逃了。譬如2018年時裕元的生產比重，中國已落後於越南和印尼，居第三位。

[1] 徐斯儉、 蔡欣怡、張鈞智（編者）《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左岸文化 ，2023。（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2021）
第四部 經濟與勞動治理
第八章 分權與差序型勞動政策治理：中國《勞動合同法》在珠三角的實施情況／鄭志鵬
第九章 以工人之名治理外資：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後的黨國與勞資關係／林宗弘
第十章 政府強化勞動立法的非意圖性結果／方琮嬿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