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政府主辦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簡稱「教培中心」，卻常被外界貶稱為「再教育營」。始於2014年，教培中心在新疆多地逐步建立，到2019年底，自治區政府主席扎克爾公開表示，目前參加教培的學員已全部結業。「教培中心」已經結束，卻繼續被抹黑，《新疆再教育營》（[1]）就是這樣的書。

教培中心或再教育營的主要目標是「三學一去」，即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職業技能、學習法律知識和去極端化，包括消除恐怖主義。書中僅強調反恐和去極端化，完全不提「三學」，及其有助於少數民族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參見《了解新疆「再教育營」》）。「三學」的成效或許不易評估，然而作者完全不提「三學」，顯示他的偏頗。

「全書主幹是許多場對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與回族曾被拘禁者、營區員工與系統技術人員的長時間訪談。」即使作者翔實地記錄與這些人的訪談，這些人說的都是真實的嗎？能代表新疆的少數民族嗎？作者是否刻意挑選反共反中的少數民族進行訪談？本文末列出了主要的被訪談者的簡歷，8人中有6人有海外關係或出逃到國外（另2人書中未明言）。這些人多有海外關係，絕不能代表一般的新疆少數民族，而很可能是反共反中者。

8位被訪談者中有4人是哈薩克族，都離開新疆，移居哈薩克。哈薩克族是新疆的少數民族，卻是鄰近新疆的哈薩克（國）的主要民族，不少新疆的哈薩克族因此認同哈薩克（國）超過中國。這是新疆不易治理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眾所周知的，部份維吾爾族傾向追求獨立建國，甚至曾發動恐怖攻擊。

在這些被訪談者口中，新疆「再教育營」是非常可怕而不人道的，並且強調，漢族厭惡穆斯林，甚至把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罵為牲畜。這與現在的世局很不一致，令人置疑。中國與所有的穆斯林國家，包括哈薩克，都相當友好，而且穆斯林國家幾乎不曾指責新疆的「再教育營」。中國人怎會厭惡穆斯林？

為了防範和打擊恐怖份子的活動，中國在新疆佈置了高密度的檢查站，利用高科技蒐集相關的情資，對少數民族的自由確實造成一些妨礙，然而同時也對少數民族執行一些扶助政策（參見《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的扶助政策》），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同時看見這兩方面，才是對新疆公允的觀察。

[1] Darren Byler《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春山出版，2023。（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2021）

主要的被訪談者（[1]）：

周月明，女，回族，穆斯林，母語是普通話，美國華盛頓大學學生，父親在新疆，母親在美國，回新疆時被收入教培中心，或許由於作者和月明的母親的協助而回到美國。
凱賽爾，男，維吾爾族，穆斯林，曾在烏魯木齊上大學，作者協助他到了北美洲。
巴依木拉提，男，哈薩克族，穆斯林，大學畢業，擔任輔警，負責檢查工作，他後來越過邊界，逃往哈薩克。
凱爾比努爾，女，烏兹別克族，穆斯林，師範學院畢業，原來在烏魯木齊一所小學教五年級的中文課，擔任教培中心的教師。
阿提別克，男，哈薩克族，農民，他和妻子兒女移居哈薩克幾個月後，回到新疆，要完成相關手續，被收入教培中心。
帕孜麗提，女，教培中心學員。
厄巴齊特，男，哈薩克族，卡車司機，被收入教培中心，因妻子成為哈薩克公民，為他爭取到離開教培中心。
古孜拉，女，教培中心學員，獲釋後進入與教培中心合作的手套工廠，她後來越過邊界，逃往哈薩克。

汽車工業帶動巨大科技、就業、經貿的能量，是世界重要的產業。由於汽車有不同功能的類別(小客車、卡車、巴士、工程車等等)，動力結構的類別(內燃機、油電共用、純電動等)，精準完整的產銷統計資料很難取得。大致上，2023年全球汽車生產量8,900萬輛，中國生產3,016萬輛，佔34%；2023年全球銷售8,660萬輛，中國銷售3,009萬輛，佔35%。2023年中國是全球汽車大國，當之無愧。

2023年中國生產了3,016萬輛汽車，指的是中國境內生產的汽車；其中包含了日本、韓國、美國、德國等外資企業生產的汽車，佔比50%。 2023年中國銷售的3,009萬輛，外資品牌汽車佔比50%；所以中國國產汽車只有統計上一半的規模，也就是在1,500萬輛左右。

國家別的統計數字往往誤導我們，以為中國是全球汽車第一大國，其實中國境內的汽車一半是外國企業所生產，就國產汽車而言，中國並不是全球第一；因為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汽車工廠分佈世界各國，生產的汽車列入所在國的數據。所以用汽車公司的全球生產量來比較，才能看出各國汽車工業的實力，而中國的實力並不是世界第一。2023年世界前五名汽車公司如下：
德國大眾，日本豐田，荷蘭Stelltis，美國福特，德國奔馳。

用汽車公司的全球純電動汽車的產銷量比較，才能看出各國純電動汽車工業的實力，中國確是第一大國。2023年世界前五名純電動汽車公司如下：
中國比亞迪，美國特斯拉，中國廣汽，德國大眾，中國上汽。

2023年全球銷售的8,900萬輛汽車，約有1,000萬輛純電動汽車，其中在中國製造的高達約600萬輛，而真正國產的約400萬輛。可見中國以製造純電動汽車見長，傳統燃油汽車仍是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天下。

由於中國純電動汽車的突飛猛進，全球第一，歐美國家正在以各種方法阻擋中國純電動汽車進入歐美市場，以延長其生產傳統燃油汽車的優勢。

雖然純電動汽車在中國發展最快，國內市場佔比30%。但在國外市場上，由於純電動汽車售價高昂、充電麻煩以及里程焦慮等問題，一直限制著人們從傳統燃油汽車轉向純電動汽車。目前中國以外的世界市場純電動汽車的比例只有11%，西方國家並不積極推廣充電樁的設備，藉以約束純電動汽車的普及。

清潔能源，環境保護本來是歐美國家挾其進步的能源環保科技，以碳中和、零排放、碳排放交易等等的方式，用來阻礙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 想不到中國這十年來在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領域的材料和技術，快速發展，供應全球95%及40%的市場，獨佔鰲頭。歐美國家不願依賴中國的產業鏈，因而推遲了發展清潔能源產業的進度，已經放寬了2025年起對燃油汽車的約束法規；停止了製造傳統燃油汽車的限期，從2030年延遲到2035年；有的在考慮延遲對傳統燃油汽車的懲罰性徵稅，目的在維持其傳統燃油汽車的優勢。

為了阻止中國的純電動汽車在歐洲的暢銷，歐盟已經展開了對中方的反補貼調查，無論調查結果如何，歐盟建立貿易壁壘已經是勢在必行；2023年美國頒佈電動汽車稅收抵免新規，嚴格限制中國先進的純電動汽車的電池及零組件，福特汽車與寧德時代電池合作，投資35億美元建廠的計畫已經被卡叫停；法國對電動汽車補貼，要求製造過程的碳排放量須符合標準。這些都意味著歐美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已經形成。

中國純電動汽車產業具備三方面的優勢

漫長的產業鏈，從車身冷壓、電力系統、馬達傳動、鋰礦開發、先進電池、輪胎玻璃、智慧駕駛等等的相關產業幾乎全在國內。

電池是純電動汽車最重要的組件，寧德時代的鎳鈷錳三元鋰電池(麒麟電池)，比亞迪的磷酸鐵鋰電池(刀片電池)，已擊敗日本和韓國的競爭對手，成為全球產量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電池製造廠家，全球市場佔比52%。

智慧駕駛是純電動汽車未來的必然趨勢，中國智慧駕駛產業的發展欣欣向榮，最主要的有華為、百度、AutoX、文遠知行、滴滴出行這幾家；除了華為，其他四家在美國加州測試，都名列前十，給美國同行帶來了壓力。

純電動汽車產業的全球競爭正在白熱化，電池競爭最為劇烈。競爭的項目是續航力(目標是1,000公里)、充電快(目標是5~20分鐘)、效能高、重量輕、價格低、安全可靠、保護環境。日本、韓國及美國也積極研發各式各樣的電池，如鈉電池、高鎳電池、鈦酸鋰電池、固態電池等等，電池仍處於發展初期。加州矽谷的尖端能源公司NDB，正在研發核能電池，可持續使用50年。電池的競爭不可預期，中國當前電池的優勢也不可自滿。

中國的純電動汽車產業有幾十家公司，名列前茅的有比亞迪、上汽、蔚來、廣汽、理想、吉利、小鵬、長安、長城等，內捲劇烈。因為中國政府亟力推廣純電動汽車，目前佔比30%，希望2027年提升到40%。外國企業也看好中國的純電動汽車市場，德國的大眾、寶馬、奔馳、奧迪都不遺餘力的採用中國製造的電池，在中國參加競爭。 尤其是德國大眾宣布，計畫投資約10億歐元在安徽合肥建立純電動汽車研發中心。並且投資1,800億美元，全部採用中國製造的零配件，尋求與中國電動汽車企業融合發展，決戰中國，重溫桑塔納汽車的輝煌，不可小覷。

傳統燃油汽車的內燃機引擎、傳動組合、變速箱和自動換檔，受制於西方累積的專利，所以中國在傳統燃油汽車不佔優勢，預期未來只能在國內市場排擠外國汽車。如日本三菱已經因競爭失敗，退出中國；韓國汽車在中國的佔比只剩1.5%。希望未來能提升傳統燃油汽車產量，大約每年2,000萬輛，其中600萬輛出口。但中國的純電動汽車產業領先世界，極具優勢，希望未來產能推向600~800萬輛，其中200萬輛出口，大展宏圖。

歐美西方國家排斥中國汽車已久，打壓中國純電動汽車更是變本加厲。因此中國純電動汽車產業已在墨西哥、義大利、匈牙利、泰國、印尼等地佈局設廠，避開貿易壁壘。中國純電動汽車的計畫是向東南亞、中南美、中東及非洲開發市場，佔領南方國家，搶奪歐美西方國家及日本韓國的海外汽車市場。傳統燃油汽車必將式微，純電動汽車必然是未來全球的趨勢，中國走在這條路上，已經遙遙領先，不要鬆懈，世界汽車產業終將是中國的天下。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的是非，那這個社會就將遭遇災難。梅西事件，竟然很多偉大的台灣人民拍手叫好，或者幫他這種行為說話。

西方能夠在最近這四百年領先世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遵守契約。無論是自然契約或者社會契約，更延伸到具體的商業契約，都是如此。而契約精神的核心是基督教的十誡，人與神之間的具體約定。今天梅西的球隊是白紙黑字簽訂商業契約，這幾個明星球員必須要下場進行表演，結果這位世界足球先生竟然用這種方法來逃避下場比賽。而不過3天，他又在日本活蹦亂跳。

就算你對李家超以及香港政府有多大的不滿，全場幾萬名的球迷是無辜的，他們是抱著非常純潔的心情來看這場比賽。梅西先生這樣做，對得起這幾萬名買了昂貴門票進場的球迷嗎？梅西可以拒絕跟香港政府的官員握手，甚至於可以故意延後出場來躲避跟他們接觸，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用這種方法來應對長期支持他的球迷，這可有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這可是一個球王該有的風範？

香港政府現在的作為，很多人都不認同，但是同樣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筆者對於2019年香港發生的事情，有過很多評論，所以這裡就不重複。但只想要說一件事：政治就歸政治，體育就回歸體育，兩者真的不要混為一談。

很多台灣人的腦袋好像進了大量的髒水：如果梅西不認為自己有錯，那兩天之後的道歉信又是為了什麼？他都已經發現不對想要收拾，事實上歐美社會幫他說話的非常少，因為就是違背了上述的契約精神，結果偉大的台灣人還在叫好。那以後，別人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處理跟台灣人的契約嗎？因為不喜歡共產黨，所以丟掉所有的是非。這種情況就跟大陸很多人，因為不喜歡中共而去支持賴蛇是一樣的。沒有換位思考的能力，更沒有辦法把心中的標準攤平。

說白了，梅西的表演只是為了向美國表態而已。他在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應該會是在美國的球隊結束，拉丁美洲人只要有錢有辦法的差不多都定居美國。他等於向美國社會交了投名狀，做了一次政治交易而已。而這種行為，到底有什麼值得鼓勵叫好的？

這裡說清楚：筆者贊成中國大陸對梅西個人以及他所屬的球隊進行各種的抵制跟制裁。不為別的，這種耍賴的行為，不但沒有道德，而且未來若擴散開來還會造成別人的損失，必須給予懲罰。

對於發生在香港的因「反修例」而引起的黑暴運動，我一直有些疑惑。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起因究竟為何？中共在香港到底做了什麼缺德的事，何以激起如此多的香港人群起反抗？

自2014香港雨傘運動到2019的反修例風波，雖然這一路的新聞我都很關注，但一直有所疑惑。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反抗者的想法與心態，經友人推薦，我閱讀了香港反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陳健民教授所寫的書《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希望解開我的疑問。

讀後，我有兩點感想。

一

在九七之後，香港的民主與自由並無倒退，甚至還在向前。（因為之前港英時期，根本沒有民主。）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如陳健民之流，對中共極不信任，所以芝麻小事都可以無限上綱擴大化，經由想像的加工，告訴大家「這樣下去不得了，會毀了我們的生活」。以此激起大眾的恐慌。至於是不是真的會「這樣下去」？早被人忽略了；沒有任何理性的探討，而被大眾認定為「一定會」，甚至被當作是事實來反抗。

這像極了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參加的人連什麼是「服貿協定」都搞不清楚，立刻就加入了激情的反抗。一個莫須有的賣台集團被泡製出來，馬英九立刻成為十惡不赦的獨裁者、賣台者，支持度下降到史無前例的個位數；群情激憤，人人得而誅之。當時在立法院周邊，反馬的口號極其慷慨悲壯，諸如「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島嶼天光，黎明前的黑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等，各種醜化馬英九的漫畫、標語、口號、歌曲、演講…，充斥在立法院四周，那裡早擠滿了激情的年輕人，安營紮寨，持久反抗；空氣中都充滿了熱血與激情，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大家都有一股「我們正在寫歷史」的豪情與激動。

如果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馬英九？馬英九做了什麼對不起台灣人的事？事實上一件也沒有。但因為台灣潛在的「不信任外省人做總統」的氣氛，只要有一個火苗，很容易被點燃。馬英九一點都不懂，他之所以能上位，是因為陳水扁的貪腐，而非對他本人的擁戴。換言之，民眾因為無奈與對陳水扁的氣憤，才選了馬英九，但在底子裡，是對這個外省人極其不放心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有心人捕風捉影，立刻可以野火燎原。

香港的情況也差不多，關鍵在於對中共的不信任。對香港知識界來說，港英政府才是文明的、可以溝通的自己人。而中共在他們眼中，則是落後野蠻又霸道不講理的蠢笨獨裁者。這正如「外省人」在台灣知識分子眼中，是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自然就會有水出來的大老粗，而日本人才是真正有文化、有教養的進步族群。

中共在香港沒有做一件令香港自由倒退的事，唯一一件有點形似的，就是拘捕專出反中書籍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桂敏海。但桂敏海本為中國籍（非香港人），且是在中國大陸被捕的，並非在香港被捕。（而他之所以敢於回到大陸，可能是因為自恃取得了瑞典籍。）這件事，嚴格說，並沒有破壞一國兩制。而除此事勉強可算是沾上一點點邊之外，你真的再找不到中共破壞香港自由的證據。

同樣，陳健民在書中，對中共或香港政府的種種指控，都是因為他自身參與了所謂的香港民主運動，才受到香港政府的「惡劣對待」。如果他不搞這些民主運動（與港英時期一樣過生活），則不會受到這些「法」的「迫害」。那麼，在港英時期，你為什麼不爭取民主呢？這點就比台灣的民主運動更加不如了。

香港沒有民主或不夠民主，所以有民主運動。這與台灣戒嚴時期十分相似。然而，對香港來說，港英時代你不爭民主，現在中共來了，「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與規章制度基本與港英時代無異，你為什麼要爭民主？這就真不好說了。民主人士基本上都一句話帶過，比如「眼看香港政府管治邁向極權」（朱耀明的推薦序），坦白說，這都是自由心證的話，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當然，另一個理由，那就是「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不必分什麼港英或中共，反正要民主，這個旗號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只是這樣，那也只是如陳健民這樣的醉心於民主制度的人有興趣，一般人，如果生活與之前沒有什麼變化，又為什麼要跟從響應而形成浩大的聲勢呢？這就不得不說回前文提到的「自己人」問題。如台灣的太陽花，非自己人，則蛛絲馬跡都可以被有心人誇大，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從而引起群眾的驚疑不安。

所以，對於像陳健民這樣的少數領袖而言，他們關心的也許真的是「民主」，但能引起群眾跟隨的，則是「自己人」效應。只要是自己人，而且可以連繫上高等的文明，則主不主奴不奴，其實不甚要緊。換言之，即便是奴，只要在上等人家，一樣可以鮮衣怒馬，食有魚出有車，一樣光鮮體面。但一旦要改換到下等人家，則顏面盡失，就非要起來革命不可了。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要作「主」，所謂「主人翁」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並不是有了投票權就作了主。其實，投票民主很可以只是個空架子，徒有形式；真正的政治運作，還是要看主子的臉色，跟隨真正有權有勢的人（國家）打轉。（以台灣為例，真是再明顯不過。）真正要作「主」，要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那是要有一點人格底氣，是要有一點真正的理想與志向的；不是光有投票權就辦得到。能自我主作，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真正的精神價值以實之，不為勢劫不為利誘，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具有獨立不撓之大丈夫的氣概，庶幾可以當之。這絕非幾個乖巧漂亮的口號，走上街頭的慷慨激昂，或是東施效顰搞一些「制度」來湊個門面，就可以換來「作主」的尊嚴與擔當。

正是因為沒有這種真正要求「作主」的氣概，所以所謂的民主運動，在有組織的力量面前，一觸即潰。中共不過是搞了個國安法，未見其殺人祭旗，不過抓幾個人判幾年刑，香港轟轟烈烈、浩浩蕩蕩、勢若不可擋的所謂「民主運動」，立刻就土崩瓦解煙消雲散了；就連「轉入地下」都未見其影，不過就剩一些人在那兒揉鼻搓眼哭哭啼啼不甘不願地忸怩作態了。

想想孫中山的革命，共產黨的興起，那是多少人用鮮血與頭顱換來的。能用性命相搏，不管主義真不真，你都不敢說其中沒一股真精神。相反的，那從頭到尾不過想換個門庭作高等人的，（本來想寫「高等奴才」，算了，未免太傷人。）無不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一戳即破，一切想像中的美好或是恐懼，本就無根，此時也都現出原形，都化作了夢幻泡影。

我想，陳健民與他的同道們，大概是沒有什麼「為生民命立命」的「作主」之精神。他們所追求的，大約是民主自由人權一類；他們所嚮往的，大約是「世界公民」之類的格調。他們不能理解，中華民族復興在人類文明史上將會產生如何的重大意義，也不在意中國強盛能為第三世界國家與全球正義與和平帶來什麼樣的正面刺激與貢獻。他們不理解，也志不在此。這就是他們的局限。

更為要緊的是，他們不理解民主自由人權只是架起一個平台，其本身並不代表重要的價值。當然，這個平台本身，在人類歷史上還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其意義是消極性的、架構性的、保障性的（屬易經中的「陰」性），而非積極性的、創造性的，方向性的（屬易經中的「陽」性）。換言之，這個平台本身雖有一定的進步性質，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方能建立起來的產物，但遠遠不是人類文明價值之全部，更不是唯一能創造文明價值的平台。等而下之者，則是想藉此平台獲得更好的保障，以便謀求私利，得到更大的方便，而成為「為非作歹」更好的掩護。所以，過度誇大民主自由人權云云的所謂「價值」，執一廢百，結果是一葉障目，對社會的均衡發展與文明的進步，恐怕都會造成一定的危害。

或許在陳教授本身，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嚮往是真誠的；但能在香港造成這麼大的動靜，靠的則是一般民眾之「自己人」、「（西方）文明人」情結的發作，折射成對中共的恐懼與對中國的鄙視。民主自由人權的倒退云云，說到底，不過是陳教授等人提供給一般民眾的一個神聖而合理的藉口而已。

二

陳教授自述，其對民主自由社會的嚮往，主要是受到如韋伯、卡爾·波普爾等偉大思想家的啟發。誠然，這些偉大的西方思想者，對社會演變及其合理性與否，都有深刻的觀察與分析。對極權的批判與民主社會的肯定，其學說都有顛撲不破之處。但對於傳統社會該如何轉型為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相對而言，就缺乏足夠的路徑分析。西方進入民主社會，多經由暴力革命；但唯一肯定暴力革命之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剛好是陳教授所不喜歡的馬克思。

提不出轉型的合理路徑，也不深入探討轉型的艱難何在，而只將一切歸咎給當權者或舊勢力，則是學者的懶惰與失職。革命家也許可以這樣做，但學者不能深思，恐是太過依賴既有的理論而缺乏自己的深入觀察與思考。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既有的關於民主社會的美好學說（如陳教授喜歡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也沒有一個提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因為西方民主社會的建立，基本上是「前無古人」的，並沒有一個先行者或強權可以作為「外來勢力」來進行指導與干涉。所以，社會的本身，其內部可以創造理論，逐步嘗試，緩緩前行；一切改革與變化，都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自行互動且相互較量並感受其結果而產生的進退與妥協。如果有「外來勢力」，則一切都變樣了。因為外來勢力並不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換言之，「外來勢力」是社會變化、進步的「干擾項」，而非「參與項」；它是獨立於這個社會之外的，不必接受社會變化的反饋。故不論其居心為何，結果一定是干擾、破壞社會本身之協調、妥協與自我進化的能力，使社會變遷的「化學反應」永遠達不到該有的平衡。

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進展過程中，沒有「外來勢力」的現象，所以他們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學說，自然也不會涉及到「外來勢力」的問題。如今我們的學者，拿西方的經典照本宣科，卻不知時移勢異，完全沒有意識到「外來勢力」是後進民主國家最嚴重問題，也是後進國家民主化不能成功的重大原因。不但不知，甚至有意忽略，甘為「外部勢力」所用，以致自身社會永遠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折衷平衡點。最後除了造就自己「悲壯」的美名之外，對全社會一無好處。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到一九年的反修例暴亂，香港有好多次機會可以達到「各退一步」的妥協，但最終都被錯過。如果不是「外來勢力」讓某些人有恃無恐，會是這樣的發展嗎？一部國安法就能戳破「強硬」的假象，那麼請問，當初憑何強勢？豈不是全靠外部勢力撐腰嗎？外部勢力使這些運動領袖對自己實力造成誤判，其結果就是完成了西方英美等國的願望—搞爛香港，制裁港府，並藉此削弱中國。而對於香港本身，乃至這些運動領袖本身，都是一點好處也沒有。

像陳教授這樣的學者，我不懷疑他的人品，（我的朋友說他是好人，我相信我的朋友。）但恕我不客氣的說，他真是學藝不精。生搬硬套，不查時變，觀察力十分膚淺，更缺乏深入思考批判的能力。這樣的學者，雖然用功，但只勉強適合在書齋裡作學問，傳承推廣一些既有的理論或許還可以，講學則可能誤人子弟了，更不要說社會運動，更是自誤誤人，貽害蒼生。而令我更難過的是，像陳教授這樣的社會學科學者，正不知還有多少。冥頑不靈，食古不化，好心也辦壞事，更不要說那些本就居心叵測者。學術一差，人才自壞；百多年來的崇洋媚外，學術不能獨立，士人精神低下，裝模作樣，邯鄲學步，其惡果，總是要後人承擔的。為之奈何！

中國自一九五零年開始共產治國，歷經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讓多數無產階級的農民、工人，用鬥爭鬥臭鬥垮資產階級，包括有房、有地、有文憑、有地位、有知識和官階的群眾。這是充分破壞的革命，讓全民落入原始的齊頭平等，也讓國家經濟陷入落後，欠缺國際競爭力。

所謂破而後立，自一九八零年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人民如無韁野馬，漫無法則盡力賺錢，富裕讓各種奢侈浪費和攀比炫富出現，進入奢侈腐化的生活。不論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都難助益國勢！

無產階級需要脫貧，資產階級需要富貴，前者為共產所重，後者是富者光環，鬥爭成為潛意識，變為驅動成長的動力。但生活法則與水平缺乏制高點，受物慾和情慾引誘，傷天害理，損人利己，觸犯法律等就出現，沒限制在合情、合理和合法範疇，帶來的禍害，甚至通敵叛國都可能。觀之大陸前外交部長、軍事委員等事件，豈不是物慾情慾的誘惑使然？習政府知道過度接受資本主義已然受害，才有許多變革，抑制資產攀比和無限制膨脹。

人類財富再怎麼提升，只是數字，名望也止於明星名士，權位也高不過總統或帝王，為了虛榮，不斷付出健康、親情和歲月有何意義？石崇、沈萬三等歷史上鉅富，最後落得怎麼下場？假如將人類福利和財富限定一個範疇，再從消費層針對奢侈品、帝王宴、囤地、囤房、炒房、炒股、炒匯等課徵高額稅賦，就娛樂影視等的捧星設定標準，讓人不再攀比，從內心感到知足，又對鉅富賦予榮譽，許多禍害應從此而休，轉鬥爭為競爭，免去流血傷亡，許多榮耀也因此而生。

之所以有階級鬥爭，在於世間存在極度不平等，資產階級過著奢侈浮華生活，無產階級生活窘困，前者輕鬆獲利，後者出賣勞力度日，還被欺凌歧視。貧富與地位越懸殊，差異越大心裡就越不平衡，就須對抗或鬥爭。若將貧富差距縮小，階級財富設限，超越高標轉為榮譽，爭執就不會那麼大。標竿人物，或稱聖哲或頂範或楷模，配給編號，代表頂級地位，人皆尊之，憑編號享特權與威望，將多餘的財富捐獻國家，用於照護鰥寡孤獨和社會弱勢，國家定見一片祥和。

美、英盎撒人時常詆毀中、俄的一種方式是把中國、俄羅斯、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Dancing on Bones》（[1]）就是這樣的書，在台灣翻譯成中文後，書名中則明指為「極權」！中、俄、北韓都一樣嗎？

[1] 指控中、俄、北韓利用歷史敘述，尤其有關戰爭的歷史，增強人民的愛國心，鞏固其政權，以及對抗敵對的國家，「這些歷史敘述是扭曲、選擇性的，而且在北韓有部份是編造的…」

書中的指控實在沒有意義，可說是刻意的誤導。哪個國家不是如此扭曲、選擇性的利用歷史？譬如：民進黨執政後就修改中學歷史課綱，盡量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歷史上的連接，並且把中國視為外國，以驅使台灣人對抗大陸及追求獨立。筆者沒讀過美國的中學歷史課本，但是看過一些美國的戰爭和間諜電影，大多講述美國在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時的輝煌事蹟，我卻不記得看過講述美國戰敗講和（如越戰、韓戰）的電影。台、美對歷史也與北韓差不多，作者為何不把台、美與北韓並列？

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就政體而言，北韓由金氏三代連續執政，可說是父傳子的類君主制。中國大陸由9千多萬共產黨員中挑選出其最高領導人，雖然與美歐的西方民主不同，絕不是類君主制。俄羅斯實行類似美歐的選舉民主制度，但因為與美歐作對，美歐就不承認俄國為民主國家，並且指控其總統普丁為獨裁者；即使普丁是獨裁者，也是通過西方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俄國選舉或許不公平，台灣選舉公平嗎？

在經濟方面，北韓幾乎沒有私有企業，並且經濟活動都由政府規畫和執行，因此屬於計畫經濟。中、俄的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已是大同小異，都可說是自由市場經濟，差別僅在於中、俄政府的影響力大於多數西方國家，並且中國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北韓的民生狀況雖然欠缺可靠的統計數據，幾乎可以確定遠比不上中、俄。

北韓與中、俄的另一明顯差異在於開放程度。北韓是非常封閉的，外國人要進入北韓，需要通過非常嚴格的審查。相對於北韓，中、俄對外國人的入境是寬鬆多了，可說是相當歡迎外國人造訪，以賺取觀光財。

北韓的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幾乎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社會與所有人民的生活，因此可歸為極權國家。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美、英盎撒人卻時常把中、俄與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只因為中、俄不願臣服於他們麾下。美、英盎撒人仍掌控世界主要的媒體，他們於是能夠恣意詆毀抹黑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台灣的出版商則是助紂為虐。天理何在啊！

[1] Katie Stallard《極權基因：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如何扭曲歷史，塑造統治國家的基礎？》好優文化 ，2023。（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