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濟遭遇逆風,誰之過? | 郭譽申

抗疫解封一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復原不如預期,包括:房地產業的債務和爛尾樓仍未解決,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地方的債務偏高,股市一再下跌,消費不振而有通貨緊縮之虞等等,官方公佈的經濟增長5.2%因此受到質疑。大陸經濟確實遭遇逆風,是中國模式出錯嗎?會如一些唱衰者所期待的從此一蹶不振嗎?

經濟本就有起有落,甚至不時有風暴。譬如:2020-2022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走弱、2008年起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拉丁美洲國家常有債務危機等等。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幾乎是一帆風順,這是極少有的例外,現在偶然遭遇挫折,實屬平常。

大陸經濟遭遇逆風的主要原因是,房地產業多年生產過剩,造成房產滞銷和龐大的債務。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鼓勵商人貪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其實與中國模式少有關聯。

資本主義主張,市場裡自由競爭、優勝劣敗,既能提高效率,也有益於消費者。實際上沒那麼簡單完美。若優勝者能夠做正確的決策,則繼續優勝,一切都好;反之,若優勝者做出錯誤決策,則自己將變成劣敗者,而且因為優勝者有強大影響力(譬如銀行和金主樂於提供貸款),市場和消費者可能受到重傷害。房地產業的不少巨頭,如恆大、碧桂園,都是過去的優勝者;它們多年來因為貪婪而誤判市場需求暢旺,持續生產大量不符需求的房產,終於造成房地產業的大泡沫,害己也害人。

房地產業產生泡沫,也因為中國人自古就很有「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富有者特別喜歡投資於房地產,既把房地產的價格炒高,使窮人買不起,又使科技創新無法獲得充裕的資金支持。

大陸主動戳破房地產業的大泡沫,既避免危機更擴大,也要改變中國人「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促使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入有前途的科技產業。這一兩年,房地產業的困境雖然仍未解決,但是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入科技產業已逐漸實現,促進了新能源汽車、半導體、商用客機等重要產業的突破性進展,很有益於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參見《大陸經濟轉型有成》)。房地產業的發展有其極限,而科技產業的發展是日新月異,沒有上限的。

經濟本就有起有落,大陸經濟偶然遭遇逆風,實屬平常。大陸的經濟逆風曝露了資本主義的缺點,資本主義歌頌私人企業有衝勁有創意,但是也常伴隨著過度的貪婪,房地產業的泡沫就根源於此。大陸主動戳破房地產業的泡沫,可說是中國模式的優點,既避免危機更擴大,也要改變中國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促使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入科技產業,加速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當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能夠成功,還怕什麼經濟逆風?經濟逆風造成物價和工資不漲,甚至使科技產業更有競爭力。

大陸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 | 郭譽申

中國大陸正在工業化,其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當然十分相關。《威權演化論》是一學術論文集,主題是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書中有三篇論文([1])探討大陸一些地方的勞資關係與經濟發展的演變狀況,時間到2018年。本文主要取材自這三篇論文。

這些研究的主要關注地點在廣東珠三角,特別關注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和2014年的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富士康和裕元都是台商,被歸於外資),及其後的影響。研究方法包括蒐集數據和訪談,訪談很多企業員工(包含農民工)和地方官員。

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勞動法》,2007年6月再通過《勞動合同法》和兩部相關法律,使勞動者獲得法律的保障。同時中國建立起一套勞動爭議解決體系,主要是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相關的,中國自1998年開始,逐步開始要求企事業單位給員工繳納保障性待遇“五險一金”。“五險”是指五種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是指住房公積金。

「整體而言,這些法律似乎改變中國勞資之間的正式關係,使得中國的勞動標準可以和許多歐洲先進工業化國家相提並論。」這樣的高勞動標準若確實執行,必定大幅增加企業的成本,是企業一時間承受不起的,因此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最初幾年都並未確實執行這些法律和社會保障(譬如“五險一金”的覆蓋率偏低),而是逐步的提高勞動標準。尤其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的利益比較一致,更傾向減少提高勞動標準。

另一政策轉變特別提高外資企業的成本:「2008年1月,中央政府實施新的稅法,把外資的所得稅率從17%提高到25%,而將本地企業的所得稅率從33%降低到25%。」大約同時,大陸開始在珠三角推動「騰籠換鳥」政策,即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而把珠三角留給技術密集產業,因為珠三角的勞動成本已高,使勞力密集產業變得沒有競爭力。

作者林宗弘主張,中共刻意使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成為國際矚目的新聞,藉此成功驅使富士康把大部份工廠從廣東深圳轉移到内陸的河南、四川、重慶、湖北等地。另一方面,《勞動合同法》和相關法律實施後,勞工的勞動意識逐漸提高,2014年裕元鞋廠大罷工的目標就是爭取“五險一金”的勞動者保障。這類罷工事件迫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逐漸提高“五險一金”的覆蓋率。

中國大陸推動把珠三角的勞力密集產業移轉到内陸地區,雖然獲得部份的成功(如富士康),難免有一些外資就出逃了。譬如2018年時裕元的生產比重,中國已落後於越南和印尼,居第三位。

[1] 徐斯儉、 蔡欣怡、張鈞智(編者)《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左岸文化 ,2023。(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 2021)
第四部 經濟與勞動治理
第八章 分權與差序型勞動政策治理:中國《勞動合同法》在珠三角的實施情況/鄭志鵬
第九章 以工人之名治理外資: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後的黨國與勞資關係/林宗弘
第十章 政府強化勞動立法的非意圖性結果/方琮嬿

黃埔女學生歷史簡說與謝冰瑩的故事 | 賈忠偉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中國不能走「仇富抑商」回頭路 | Friedrich Wang

鄭和下西洋的艦隊規模、船隻的噸位,以及幾次航行的距離,在15世紀的世界當時都是佼佼者。這也象徵當時中國的科技,以及其強大的國力。但是,為什麼後來卻沒有為中國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就像半個世紀之後那些歐洲的航海家一樣?

答案就是缺乏獲利的誘因,或者你可以說缺乏資本主義作為動力。歐洲人冒險航海,遠渡重洋是為了找尋新航路,獲得商品以及市場,簡單說就是為了賺錢。而中國人的龐大艦隊,卻是為了政治任務,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無論是找尋建文皇帝的下落,或者為了組成海上聯盟對付帖木兒帝國,還是宣揚大明國威,都與拓展海外市場,推銷中國的商品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狀況跟當年張鶱通西域差不多。漢武帝為了聯合中亞的國家,大月支、烏孫、大夏等等,來東西夾擊強大的匈奴汗國,確保帝國的安全。簡單說,這是一樁政治任務,或者說軍事外交任務,更加與資本主義無關。

保守的農業性格,加上帝國從商鞅變法以來的基本意識形態「重農抑商」都讓中國社會沒有辦法正常發展出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有在帝國安定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由民間有限的發展出部分的市場經濟,但是還遠遠沒有到可以改變整個帝國社會,以及刺激生產力飛躍提升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近代中國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中國的這種狀況到了上個世紀中葉之後都還是如此,對岸的政治論述長期以來對所謂的「買辦」還是給予非常低的評價,甚至於將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幾乎進行毁滅。這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操作方法,不可能讓整個中國社會發生質變。

改革開放導入了市場經濟,扭轉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如果中國大陸未來還是走回頭路,繼續「仇富抑商」,那麼這個民族的苦難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大陸經濟轉型有成 | 郭譽申

中國大陸今年上半年經濟成長5.5%,城鎮平均失業率5.3%,因為去年此時上海在封城,使得對比的基期特別低,這樣的數據被視為大陸經濟不如預期。此外,大陸房地產業的龐大債務已經超過兩年而仍僵持未解,甚至波及投資房地產業的投信公司。這些使很多人看衰大陸經濟,甚至再次渲染「中國崩潰論」。

除了房地產業的債務危機,今年大陸經濟不如預期的主要原因是外資撤出。疫情三年,大陸比其他國家更嚴格地封控防疫;大陸又有較多的外資企業,而外資企業比較沒有在地的忠誠度,它們面對嚴格的封控防疫,比本國企業更傾向削減投資,甚至完全撤資,而且當疫情消退時,也比本國投資更不容易迅速回歸大陸。外資撤出較次要的原因是,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高關稅貿易戰,使一些生產線移出中國。(參見《看清大陸疫後經濟》)

大陸經濟雖然有壞消息,也不乏好消息。其一,大陸的汽車生產量已是世界第一,今年其汽車出口在1季度已經超過日本,也成為世界第一,今年的全年出口量奪下世界冠軍幾乎是十拿九穩的;而且大陸的汽車產業主要在新能源汽車以及相關的電池產業,是未來的趨勢,將取代傳統的汽油汽車,使大陸的優勢更明顯。

其二,華為公司上月底突然開始銷售新手機Mate 60系列,其功能足以與蘋果公司的iPhone14、iPhone15手機系列抗衡,Mate 60 Pro採用7奈米的晶片,顯示中國已大致突破美國過去幾年對其半導體產業的制裁和封鎖,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騰飛看來將比一些專家的預測更快更早(參見《從華為開賣新手機看中國半導體產業》)。

其三,中國商飛公司生產的C919客機已交付中國東方航空,在5月底完成首次商業載客飛行,現在有两架C919共同執飛「滬蓉快線」(上海至成都航線)。中國商飛已獲得上千架的C919訂單,很快可以進行量產,對中國的商用客機產業是重大進展,雖然仍落後波音和空巴。

中國大陸已經在很多工業領域達到世界水準,加上上述的新能源汽車、半導體、商用客機等產業的進展,其產業升級幾乎已無懸念。產業升級是長期的利多,完全足以彌補並超越房地產業債務(參見《中國房地產業又爆雷-比較中美處理債務危機》)和外資撤出的短期不利。

其實大陸刻意戳破其房地產業泡沫,就是要把資金轉向科技發展,而現在已見成效,大陸經濟將從過去的房地產業主導轉型為科技產業主導,房地產業的發展有其極限,而科技產業的發展是日新月異,沒有上限的。中國成功產業升級,前景看好,自然能使外資逐漸回流,以便分一杯羹。反中者就別再渲染「中國崩潰論」吧。

再稍微談談福州戰役的傷亡數字 | 賈忠偉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八二三砲戰的另類傳說 | 賈忠偉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大陸的房產公司爆雷與美國次級房貸危機不同 | 殷正淯

碧桂園爆雷與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造成的系統性壞帳不是一回事。

1、碧桂園只是蓋房子、賣房子的公司,這些民間地產公司賠錢是由於生產商品時在房價的高點,現在房價大跌,跌幅超過他們的成本價,所以賠錢。或者也未必真的賠錢,只是遠低於預期獲利,造成他們在回收不如預期的情況下,無法償還相關的債務才爆雷。真實的財務狀況,還得繼續調查才知道。

2、大陸的房產公司爆雷與美國次級房貸的狀況不同,因為大陸的房貸沒有二胎、三胎的狀況,所以不存在債務重複疊加的情況。現在三四線城市的房價暴跌,會讓很多在前兩年買房的人被房貸套牢,可這部分的套牢問題,國家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讓這些人的債務壓力減緩。

3、中國現在所有房屋的存量,遠超過市場需求,只是許多房子由於開發商的炒作,讓一般人購房壓力過大。但房子還在那邊,需求一樣在那兒,只要價格降到合理區間,這些房子一樣可以賣掉,或者出租出去。

4、現在民間開發商爆雷,短期會使得已經買房的人遭受不小的損失,但這些民間開發商的債權人都是公營銀行。民間開發商將手上的房源都以法拍的方式償還公營銀行的欠款,然後國家再藉此成立公營的房產公司,販賣或租賃民間開發商用以抵債的房源。這些房源是用以抵債的物件,獲得成本遠低於市售價格,大量這類較低價格的商品釋出,反而有利於抑制房價。倘若這些房子全部採取只租不售的方式,對大多數民眾來說,實際上更是一大福音。由於房價大幅下跌,所以租金價格也不可能更高,反而有下調的空間,租金下調之後,對於多數的民眾而言,手中可運用的資金反而變多,有助於內需市場的運作。

5、國家之後也可能採取收購在高點購房的民眾手上的房源,然後以更低的租金價格,長期租給原產權持有者,盡可能讓民眾損失最小,而長遠來看可能會讓這些產權持有者獲得更多的實質利益。

總之,碧桂園這類開發商的破產,對整體來說未必是壞事。

中國房地產業又爆雷-比較中美處理債務危機 | 郭譽申

最近中國大陸的房地產產業又爆雷:碧桂園的公司債券爆發違約停牌,前已爆發債務危機的恆大集團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而中融國際信託驚傳部份理財產品到期未兌付,據傳是因為投資房地產產業失利所致。

債務危機導致的經濟或金融難題似乎是屢見不觧,今年上半年美國的銀門銀行、矽谷銀行、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等四家銀行在兩個月間先後倒閉,主要原因是無法適應美國短時間內大幅升息,造成資不抵債。

面對債務危機,中美處理的方式很不同。中國政府不願大量撒錢消除債務,而傾向以較長時間慢慢消化債務;美國政府則傾向積極介入,大量撒錢消除債務,債務危機自然迅速解除。譬如:恆大集團爆發債務危機已經超過兩年,中國政府並未積極介入協助償債;上述的美國四家銀行倒閉,其存戶的存款幾乎都立即獲得政府的全額保障;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撒出將近5兆美元(參見《美國亂印鈔票將如何?》),既救濟低所得的民眾,也支援受到疫情重創的很多企業。

資本主義鼓勵競爭和貪婪,市場上的贏家都是野心勃勃之輩,他們持續追求更大的收益,終必超出市場上的需求而使產品滯銷,因此不時會產生債務危機。面對債務危機,政府的底線是不造成系統性金融危機,即不要有大量民衆擠和倒債的連鎖反應(一個企業倒債,造成其債權企業倒債,而這債權企業倒債,又造成它的債權企業倒債,如骨牌一般)。

美國傾向大量撒錢以消除債務危機,假使倒債的企業或銀行是所謂的「大到不能倒」。這做法很有效,但是有兩大缺點:很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和不公平。如上述,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撒出將近5兆美元救經濟,雖然避免很多企業的倒閉和倒債,卻導致至今未完全解決的高通膨(高通膨的另一原因是俄烏戰爭)。撒錢支撐大到不能倒的企業或銀行,就是支撐經營失敗,甚至是犯錯的資本家和高階經理人,當然是非常的不公平。美國大量撒錢以解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在這方面受到很多批評。

撒錢消除債務危機會導致高通膨和不公平,損害普羅大眾。中國雖然引進了類似美國的市場經濟,仍保有社會主義照顧普羅大眾的理想,因此不願接受高通膨和不公平,也就不願大量撒錢消除債務危機,而傾向以較長時間慢慢消化債務危機。這多少增加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過由於中國的國企占比高而其金融業又多屬國營,使政府有強大的掌控能力,因此中國應該不至於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

中國大陸現在的通膨很低,甚至有通貨緊縮之虞,因此仍頗有餘裕處理債務危機。中國大可適度的撒錢消除債務危機,包括已在做的調降利率。適度的撒錢能產生一點通膨而避免通縮,有益於經濟發展。

禍中殃國的三個美國歷史學者與作家~費正清、白修德與巴巴拉•塔奇曼 | 賈忠偉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