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近看到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特使，國家副總理劉鶴，他的翩翩風度、專業知識、談判技巧、英語流暢，真是令人尊敬，為中國慶幸有這樣的人才。

這次又是典型的一貫技倆，由美國無端挑起貿易糾紛，然後漫天要價威脅恐嚇，甚至殺雞儆猴使中興企業立即休克，希望在製造了這些情景之後，籌碼滿滿，討到大便宜。

但是中國大陸這次官員由下而上，態度強硬，奉陪到底，毫不懼怕。美國在第一回合派出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顧問……強大反華團隊來北京拋下八項難堪的最後通諜，中國不為所動，仍然奉陪到底。

在這樣的強硬反應的條件下，美國知道一貫技倆無法屈服中國，這才有國家副總理劉鶴前往美國開始第二回合的華盛頓談判，劉鶴固然是雄才大略的人才，背後國力的支撐和奉陪到底的國家意志，仍是主力後盾。

我們不知道談判的內容細節，只能從媒體得知中國大陸做了若干讓步，譬如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外界放寬金融、銀行、證券、保險產業進入中國，允許全部外資（不需合資）的企業進入中國，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等。以上是為了鍛煉提升這些國內產業，是中國既定的政策，其實與此次貿易糾紛無關。至於減少中美貿易的順差，最重要的是擴大進口美國天然汽、石油、高科技產品以及農產品等。這些並不損害中國太多的利益，只是這些產品的採購逐漸轉向美國，減少了向俄國、中東、日本、韓國、台灣、巴西、澳洲….地區的採購。

另一方面讓中國大陸明白，今後電子、高科技的主要關鍵技術必須自己開發、生產、掌握，今後能源、糧食、原材料…..的進口必須來源分散，不能再受美國控制，因為美國明顯是不可信賴，而且處處扼制中國的敵對國家。受到這次的教訓，中國也增長了不少智慧。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最大的改變是從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體制轉變為以社會主義為體，而以資本主義為用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何為體、何為用的區別可能不重要，也難以區別。現在大陸的經濟體制與一般西方國家相當類似，但仍有一些獨特的地方。

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陸基本上是共產主義的集體社會，共產主義是極端的社會主義，主張消滅資本家，並把所有土地、生產工具等都收歸國有，甚至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度。當時大部份大陸人都工作於大型國營企業和「人民公社」之中，而生活與工作結合，過著相當集體化的生活，只有都市、城鎮裡有一些小商家屬私人所有，是在集體生活之外。國家經濟則完全是計畫經濟體制，國營企業要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由政府規畫，而人民要到哪裡工作、生活也多由政府分配安排。

「改革開放」是中國儘量對世界開放，引進外國的制度、資金、技術等來改變中國。在引進外國制度時，務實極為重要，須考慮到中國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和現有的制度和狀況，做適當的調整。若對於某些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則先在少部份地區試行，等到試行成功，再推廣到全中國。

大陸從共產主義的集體社會，轉變為市場導向的自由經濟社會，是浩大的工程，改革開放先從少數地方試點，然後逐步擴展到沿海各省，最後才推進到大陸全境。現在大陸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歐美、台灣幾乎沒有區別，既尊重私有財產，也重視資本家，例如共產黨已接受甚至歡迎資本家加入成為黨員。人民的生活基本上與工作分開，人民自行安排其工作和生活。

中國大陸的經濟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區別在於大陸仍有很大比例的國有企業，分別屬於中央或各地方。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私人企業逐漸增加，而國有企業的比重逐漸降低，根據2016年出版的《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台灣譯本：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著書當時大陸國有企業約貢獻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國內私人公司約貢獻GDP的60%，而外國投資人控制的公司貢獻其餘的5%左右。國有企業多半規模龐大、資本密集，而雇用的員工數相對較少，占都市就業人口的比率持續下滑，2013年只有17%。

大陸在2003年建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擔任國有企業的股東，負責指定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及要求他們達成投資報酬率和市場佔有率等營運目標。一個國有企業集團通常專注在單一的產業領域，但不是獨占事業。除了極少的例外，一個產業領域都有多個國有企業或私人企業彼此競爭。一個國有企業集團最上層是一個未上市母公司，由政府透過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控制，母公司底下擁有多個它完全持有或持有多數股權的子公司，而這些子公司可以在大陸或海外股市掛牌獲得融資。

中國模式以社會主義為體，而以資本主義為用，是相當獨特的，因此被中國官方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前大陸的經濟體制，私人企業的比重已經大幅超過國有企業，但國有企業的占比仍遠大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看來頗符合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裡提倡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大陸的黨、政和國有企業幾乎是一體的，人員常能彼此流通，因此很多官員有經營國有企業的經驗，對企業經營不陌生。大陸仍有很多國有企業，顯得習近平的「反腐打貪」格外重要，能杜絕貪腐，才能用人唯才，能用人唯才，國有企業也能跟私人企業一樣有效率。

3月29日，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朗潤格政論壇的演講中，再次就中美貿易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解釋了特朗普為何將美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失落感歸結到中國，另一方面也提出中國應著重應對的一些措施，包括如何引導國內輿論正確看待此事，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按照自己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避免片面否定，有理有據反駁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原文如下：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部分並不來自中國

從1985年開始美國對中國貿易開始有逆差，現在，中國占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從1985年的0.3％，到現在的40%多，表面上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來自於中國，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事實是，美國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就從亞洲的經濟體來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是從日本進口，對日本有逆差，後來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美國開始轉向亞洲的其他國家，如在七八十年代，美國對亞洲四小龍就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八十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那麼美國對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就轉移到了中國內地上來。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對美國出口越來越多，確實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的比重越來越多，可是，如果把東亞（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作為一個整體，美國在90年代對外的貿易逆差中有超過80%以上都是來自東亞，甚至最多的時候199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超過100%都是來自東亞，那麼現在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降低到了50%，實際上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於中國。

為什麼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美國是七十年代後貿易逆差才變得越來越大，其主要原因是1971年時，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就進入了金融自由化，從而讓銀行放貸增加，這些貸款有的就被拿去支持消費，隨著消費的比重越來越高，儲蓄的比例就越來越低，這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其他國家如果貿易逆差出現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一些金融經濟危機，為什麼美國能從70年代一直維持貿易逆差呢，這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有關，他可以增發美元來購買國際上的產品。

原因不在中國，特朗普為何以此發難？

從個人動機來看，美國工人的真實工資已經有四十多年不上漲了；美國中產家庭數量也在不斷減少，這種狀況下，很多美國普通百姓就有失落感。但是，這種失落感造成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一是，隨著美元和黃金脫勾，金融自由化後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金融創新，財富則大量集中在金融行業；二是，矽谷高科技的創新，誕生了很多如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等技術創新天才，讓財富又往矽谷集中。那麼，一般家庭不在金融業，也不在高科技企業，收入就很難有變化；而隨著這兩塊財富的集中，中等家庭成員的收入也隨著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一般人有失落感，但是一般人並不理解財富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些政客把矛頭指向中國。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一般選民的這種失落情緒，把中國當作替罪的羔羊。

但是，美國的傳統精英是知道真正的原因的，而他們的解釋一般選民基本聽不懂。特朗普把所有的困難都歸咎於中國反而會很容易得到一般選民的認同，這是他當選很主要的原因。特朗普競選時曾說，要對中國所有的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現在他履職一年多，2018年美國還要進行中期選舉，為了防止選輸，特朗普政府要履行諾言，對中國500多種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期選舉最直接的體現是對總統任期內政績的一個反饋。有媒體分析若是2018美國中期選舉中，特朗普所在共和黨未能取得多少席位，那麼特朗普其後的醫改、基改等政策措施都將受阻。）

中美貿易摩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一些從戰略思考的人想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301調查中，涉及600億美元的稅收，以及500種商品，但這些商品並不是美國主要進口的部分，而是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其實這些商品對中國來說，附加價值是不高的，因為在中國主要是勞動加工的部分，而芯片等關鍵部件，中國是進口的。

其實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進口關稅，並不能解決他的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他的一般居民的收入問題。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既然，特朗普政府是為了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利益，以及從戰略層面遏制中國崛起。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首先，我們要保持定力，我們還是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按照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步伐來進行必要的改革和開放；

二是，對特朗普採取的這些措施，我們也該有些必要的反制措施。特朗普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後，他的一般選民購買這些商品要支付的價格就會變高；而我們對美國進口的商品也適度的徵收一些關稅，那麼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的少了，他們的公司產值也會相應的受到損失，這些措施可以讓其選民蒙受其弊，這樣，特朗普的政策就不會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

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國際上，我們還是要站在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角度，同時按照WTO框架，針對美國的301調查進行抗訴；國內我們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應該保持定力，按照我們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但是，也應該避免片面的下否定結論。也應該對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進行仔細的分析，來證明其很多時候是不正確的，這樣才能很好的引導國內的輿論。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