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事件已經鬧了快4個月，仍未結束。港府已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但是拒絕放鬆追究群眾的違法暴力行為。《逃犯條例》既已撤回，「反送中」的主要訴求變成要求「雙普選」，即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均類似西方民主由直接選舉產生。一些英、美、台的政治人物早已發言支持「反送中」群眾，最新的發展是，幾天前全球多個城市舉行聲援香港「反送中」爭取民主的大遊行，而在中國十一國慶日，「反送中」群眾又暴力鬧事，造成激烈警民衝突。

一兩個月以前，多位反共的政論名嘴曾經斷言，中共暴力政權會為了面子，在十一國慶前出動解放軍或武警進入香港，血腥鎮壓「反送中」運動。現在已經過了十一國慶，什麼事也沒發生(筆者早已預言中共不會以解放軍或武警鎮壓香港，參見《香港將(應)如何？》)。此「反送中」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已經不再暴力，政論名嘴請別再無端反共吧。

現在的「反送中」本質上是制度之爭。很多香港人認為西方民主是普世價值，優於中國大陸實行的「中國模式」，因此要求實行西方民主。然而中國模式實行40年，讓中國大陸各方面的進步幅度領先所有國家，包括所有的民主國家，因此中國政府和人民普遍認為中國模式優於西方的民主制度。香港和大陸各堅持不同的制度，頗難妥協。由於以下的原因，「反送中」幾乎必定失敗，得不到他們想要的西方民主。

大約自2006年至今，政治學的研究者一直觀察到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很多國家實行西方民主並不順利成功，而有損害民主的行為和民主倒退的現象。最近的例子包括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後的亂象和川普總統的任意破壞美國的民主和司法傳統。西方民主制度正遭遇重大危機，「反送中」卻要追求西方民主，是不明世界大勢的無理取鬧。

「反送中」的示威活動不時出現英國和美國國旗，又在全球，主要是歐美，的多個城市搞出聲援香港爭取民主的大遊行，坐實了英、美外國勢力的介入。中國人對於西方國家的百年欺凌仍記憶猶新，現正逐漸實現偉大復興，對「反送中」的接近漢奸行為自然極為痛恨，因此絕不可能對「反送中」的民主訴求大幅讓步，而且外國勢力介入越多，中國越不可能讓步。

「反送中」的訴求極高，加上大量暴力，簡直是暴力革命，但其行動卻沒有章法，完全不像革命。革命哪怕破壞？哪有平常不革命，到放假日才革命的？害怕平常鬧，一般香港人多半不支持，就表示沒有革命的條件，亦即沒有條件要求港府大幅讓步。革命必須建立可掌控的暴力，常見的辦法是策反軍警，「反送中」群眾卻與警方激烈對抗衝突，而無法把警方拉到自己一邊(「反送中」若獲得警方支持，就有條件向北京提要求)，更不可能策反駐港的解放軍，大量暴力於是只是洩忿式的破壞，終將令大眾反感，整個運動因此註定要失敗。

「反送中」成為西方民主與中國模式在香港的碰撞，此時西方民主正在全球面臨挫敗，香港人卻大力追求西方民主，實在不智，也看不到成功的可能。雖然「東風」未必會很快壓倒「西風」，香港除了融入中國，看不到有其他的出路，香港人勉強抗拒融入中國，只是苦了自己，改變不了這必然的趨勢。

中國與美國的全方位競爭已經很明顯，這也是「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的制度競賽。西方民主在歐美先進國家的強力推廣之下，絕大部份的國家都難以抗拒，非得接受不可，使西方民主一度被視為「歷史的終結」，將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而且是最後的形式。

然而政治總有例外，中國大陸以其廣土眾民及悠久的文化傳統，而能建立自己獨特的政治體制，被稱為中國模式，並在「歷史終結論」提出後的三十年內，經濟高速增長，壓倒所有西方民主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制的最具威脅的競爭者。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大致能代表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中國大陸因為人口衆多，早年其人均GDP幾乎在世界殿底，現在其人均GDP將近1萬美元，居於所有國家的前35%，即已趕超65%的國家。因為絕大部份的國家都已實行西方民主，這表示65%的民主國家的人均GDP已比不上中國。在人均GDP仍領先中國的國家中，很多是歐美的早發達國家，若去除這些早發達國家，中國已趕超85%的民主國家。換言之，西方民主在經濟上大多表現不佳，遠比不上中國模式。

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在還不到美國的70%，為何美國對中國如此忌憚，非要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的全面對抗？GDP的計算很受價格影響，例如美國的一般物價遠高於中國，若美國和中國生產同樣的東西，計入美國的GDP會遠高於計入中國的GDP。經濟學家因此以物價水準對GDP進行調整，被稱為購買力平價的國內生產總值(GDP/PPP)，它更能表示一個國家的真正總生產能量。考慮購買力平價，中國現在的GDP/PPP是25.3兆國際元，已經高於美國的GDP/PPP是20.5兆。而中國的人均GDP/PPP與美國的差距也遠少於人均GDP的差距。

中國大陸讓美國備感威脅，也因為中國擁有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等世界級企業，並擁有強大的基礎建設能力和持續進步的國防工業。對於人均GDP約1萬美元的國家，這些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的人均GDP還比不上先進國家，因為它發展的時間尚短，還有不少內陸地區有待開發。中國既然能夠迅速地發展起來其沿海地區，在高速鐵路網逐漸完成之下，它的內陸地區沒理由發展不起來，繁榮的沿海地區自然會拉動內陸地區的經濟，只是需要一些時間而已。

雖然經濟是最重要的國家發展指標，也有最客觀的數據，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僅在於經濟。例如，大陸近年打擊貪腐成功，是很多民主國家都做不到的；大陸的人類發展指數持續有很大進步；近年大量大陸觀光客遊遍全世界，顯示大陸人自由度的提升；大陸以前是黨比法大，現在則是法比黨大，黨被要求要依法治國，使大陸的法治大有進步；為了發展經濟，大陸的自然環境曾遭受嚴重破壞，但是近年已大有改善等等。這些都顯示大陸的發展潛力。

廿一世紀是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的競賽，也是中國與美國的全方位競賽。雖然現在要斷言誰勝誰負，無疑還言之過早，中國所具有的潛力和韌性似乎優於美國，這已經呈現在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一年半而幾乎一無所獲(請參閱《中美貿易戰 川普「梭哈」了》)。根據現有不充分的資訊，筆者合理地看好中國，中國將在中、美競賽中勝出，而中國模式也能勝過西方民主制度。大家等著瞧吧。

5月以來立法院快馬加鞭地通過了「國安五法」的修正案，蔡總統並宣示，立院要在下個會期完成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所謂的「中共代理人」納入，被稱為「中共代理人法」。這些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被很多人批評為「綠色麥卡錫」和人權倒退。不僅立法，還有執法。2017年底，新黨的一些青年幹部就因《國家安全法》被搜索調查，卻至今案情仍未明朗公佈，有侵犯人權之虞。蔡政府以國安之名打壓反對黨，頗有走向獨裁的趨勢。

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很多國家雖有民主之名，卻更傾向獨裁之實，俄羅斯、土耳其、以及亞、非、拉美的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是如此。這些民主國家走向獨裁的典型方式是執政者先製造出或真或假的外敵，然後以國家安全之名，制定嚴厲而含意模糊的國安法，於是就能「依法」壓制甚至拘捕反對黨和異議人士，反對者的任何示威抗議和境外聯繫都可能觸犯國安法，反對黨因此被大幅削弱，而執政者就能「合法」地獲得長期及全面執政。執政的民進黨修訂「國安五法」，又要搞「中共代理人法」，行為跟上述傾向獨裁的國家類似，若不儘快下台，極可能走上獨裁之路，而台灣的人權堪憂啊！

為什麼西方民主常走向獨裁？西方民主主張政黨競爭，執政黨為了利益，也為了某些使命感，總想長期及全面執政。要達到這目標，最直接而簡單的方法就是製造外敵，並制定嚴厲而模糊的國安相關法律，以限縮、壓制及削弱反對黨和異議人士。所有的執政黨幾乎都有這樣的動機，而且其作為可能完全「合法」，於是逐漸走上獨裁、侵犯人權之路。以目前的民進黨為例，它在立院大幅過半，又已提名通過2/3以上的大法官，於是它得以制定任何國安相關法律，都會被認定「合憲」「合法」啊！

國家安全照理應與國內的政黨政治區隔開，西方民主卻常做不到。對比之下，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只有黨內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沒有政黨之間的競爭，執政黨因此不會有動機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國內政治。不是沒有國安法，但是國安法幾乎只用來處理外敵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而不涉及國內政治。這樣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清楚分開應該是較好的制度，比較不會走上獨裁之路(中共主要以集體領導制衡當權者，請參考《中共集體領導的制衡》)，也比較不會因國家安全而系統性地侵犯人權。

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常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國內政治，而逐漸走上獨裁、侵犯人權之路，當下的蔡政府正在如法泡製，台灣的民主實驗因此面臨嚴酷考驗。對比之下，中國大陸能把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清楚分開，是有其優勢的。

最近香港要修訂其「逃犯條例」，即「引渡」條例，允許把在大陸、澳門和台灣觸犯法律的犯人或嫌疑犯從香港引渡到提出引渡要求的當地司法單位。很多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可以接受大陸的引渡要求，把犯人或嫌疑犯移送大陸，因此造成軒然大波，並在6月9日舉行「反送中」大遊行。有些人聲稱「逃犯條例」的修訂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否如此？這麼多人反對，為何陸、港政府堅持新版「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可以接受大陸的引渡要求，毫不違反「一國兩制」，而正是貫徹「一國兩制」，視陸、港為不同的司法管轄區。舉例而言，若歹徒在上海犯罪，逃避到湖南，公安機關發現就直接拘捕送回上海，大陸「一制」之內，哪需要「逃犯條例」？「逃犯條例」正體現陸、港的「兩制」，即兩個司法管轄區，犯人或嫌疑犯是否該被引渡到大陸，由香港法院根據「逃犯條例」決定。而「逃犯條例」包含頗多細節，如規定犯哪些罪適用於引渡，這些細節仍在立法過程協商之中。

很多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但是說「逃犯條例」破壞「一國兩制」，卻是毫無道理。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把大陸認定的犯人或嫌疑犯引渡到大陸，是因為不信任大陸的司法，有些人硬扯上破壞「一國兩制」，不過是趁機抹黑搗亂而已。

「逃犯條例」當然是一種司法合作，避免在大陸、澳門和台灣犯罪的人逃到香港就逍遙法外了。另一方面，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則是害怕自己會觸犯大陸法律，而被移送大陸受審。

很多香港人本就反共，當初為了逃避中共統治，而南逃到香港，此後又受英國統治，自然接受西方思想，甚至接受西方的財務支助，於是香港幾乎成為西方反中共的前哨基地。中國收復香港之後，當然想改變這種態勢，中國支持「一國兩制」，但是不可能接受香港支持西方國家顛覆中共政權。這是陸、港長期有衝突的基本原因。以原來的「逃犯條例」來看，香港跟二十多個西方國家有「逃犯條例」，卻排除了同「一國」的大陸。香港似乎是親西方，勝過親中。對大陸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國兩制」是非常溫和的统一方式，但也有其弱點，「兩制」各行其是，很難彼此欣賞，更別提互相融合。大陸經濟高速成長四十年，中共政權自然得到大陸人民的支持，但是香港人卻沒有親身體驗，於是難以改變其長期反共的傾向，陸、港的不時衝突因此難以避免。尤其現在美、中展開貿易戰及全面的競爭，美、中的對峙加劇，使香港和台灣都有被迫選邊的壓力，然而選邊總是不如不選邊，才能左右逢源啊！香港和台灣鄰近大陸，是不可能脫離大陸的龐大影響力的。

1970年代末我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且參與黨外民主運動，那時候我是個「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者與追求者。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狂飆，中產階級初獲權力狂熱不止，在難以駕馭的民粹嘶吼聲中，已然間歇傳來一陣陣法西斯的肅殺氣息。曾經令我醉心的民主選舉似乎無從遏止這樣的趨勢，反倒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而後越演越烈，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20多年來社會整體原地空轉、一事無成。不唯台灣如此，90年代被西方人譽為第三波民主模範生的泰國，到了2000年之後也亂象叢生，更別說印度、菲律賓等亞、非、拉其他民主國家了。

美好，是因為民主？還是因為資本？

回顧過往200年的世界民主發展史，學者杭廷頓將它區分為「三波民主化浪潮」，倘若加上2010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則有四波民主化潮流，結局竟然是一波比一波悲慘，何故？更甚者就連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如今竟也弊端叢生、左支右絀，極端主義此起彼落，這又是何故？
於是，我從一個過去的民主制度擁護者，變成了民主的反思者。

立意良善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成為資本家集團通過「家族/代理人」所操控的天下呢？
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文化講究「程序原則」，而選舉則是實現「程序原則」的主要手段，於是西方民主就落入程序完美，忽略實質內涵的陷阱。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制表面上看似最為公平，然而人人有權的結果，恰是人人都無權，被稀釋到清水般的權利，非但無法彰顯民意，反而最容易遭到資本的操控。選民處於信息極端不對等的劣勢，民意深受媒體、名嘴、智庫、偶像、社會團體等等的誘導，最終民主淪為一場金錢遊戲，造就出一場場打假球式的「民主競賽」。

反論者或許會說，後進民主國家之所以成效不彰，並非制度之過，而是他們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不足，沒見到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不是依然風華亮麗嗎？

誠然，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確實先進亮眼、令人稱羨。然而，事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然看出他們的先進非必然來自民主制度，而是源自於雄厚的資本，而這雄厚的資本則來自不同形態的殖民掠奪。試問倘若沒了雄厚的資本，他們的民主還能亮麗依舊？還能走多遠？

「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之一，「協商」才是民主的核心內涵

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民主制度，因為限縮了選舉手段的濫用，反而更為注重民主的內涵，也就是「協商」。同時它又通過「民主協商」達成「民主集中」，於是出現一個更有效能、更能體現「民本理想」的體制。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後，得以快速的「富起來」。

相較於「票選民主」，「協商民主」注重人與人的溝通，不以大欺小、不以眾凌寡，通過協調完成眾人或黨派之間的權利對抗、行使、放棄、讓渡，將眾多個人的意志搜集、集中，綜合評量後有所捨棄與保留，可充分兼顧「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的原則。不過目前大陸對這套制度的運作，因為還在發展階段，在民主的程序原則方面猶待完備，例如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和選拔如何更具代表性？以及民主監督機制的設計建立…等等。換言之，就是當我們限縮了「選舉」這項工具的使用之後，取而代之能夠充分體現群眾意志的民主手段是什麼？這是擺在中國民主實踐前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學者哈貝瑪斯等人在反思「票選民主」弊端後，提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概念，這概念的本質就是大陸推行的「協商民主」(台灣學界翻譯為「審議式民主」)。可預見，如果中國先於歐洲一步創新完備協商民主制度，未來中國將成為引領人類文明500年的先進大國。

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思想不貧窮、不怠惰，這目標的達成是必然的。原因是，歐洲墮落了。原本西方民主的典範在英國，可惜近30年來，歐洲思潮走上了邪路，那就是選舉的極端濫用。知識界以追求「大民主」為時尚，公投漸趨浮濫，將造成民粹無止境的抬頭，使得西方式民主進一步向下沈淪。

那麼捨棄中國，還有誰能擔此重任？日本嗎？俄羅斯嗎？那變了種、以封建社會為基底的民主制度更是難堪重任的。

200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首先提出全球已進入民主蕭條期，2013年新聞工作者及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員J. Kurlantzick 出版《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其中文譯本的標題是「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2015年1月「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民主是否正在退潮中？」的疑問，邀請許多民主化研究者為文探討這個問題，雖然論點不一，但總的來說，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正處在一個民主退潮的時代。

多個研究民主的機構，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和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等，長期對世界上所有國家評判它們的民主化程度。(筆者不大贊同重視形式、不重實質的選舉民主，但這樣的評判指標大致能衡量選舉民主的實行程度) 根據這些調查和研究，自1974年開始，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一直進步，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在80年代進到拉丁美洲及東亞，然後進入東歐，促成了蘇聯的瓦解，最後在90年代席捲許多非洲國家。然而到了2006年，民主化的進程卻開始反轉，每年民主化分數衰退的國家要多於增長的國家，也就是說，全球已經處在民主退潮中，特別是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退步現象更加明顯。例如自由之家每年出版一份《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其2018年的標題是「民主面臨危機」(Democracy in Crisis)。

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長期不振，讓人懷疑是經濟衰退導致民主退潮，不過一些深入研究顯示，決定新興民主國家命運的並不是經濟衰退的影響，而是國家治理不善、腐敗和權力濫用、以及極端的不平等等政治因素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政治制度本來就是工具，其目的是帶來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世界銀行(World Bank)強調「良好治理」有6項基本指標，分別是公民表達及問責、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監管品質、法治和反貪污，民主化只涵蓋到第一項指標，其他指標對於國家和人民至少和民主化一樣重要。假使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不能帶來良好治理，它勢必被人民所拋棄，這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時常遭遇的狀況。

造成民主退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民主品質的退步和「中國模式」的成功。美國一向是世界的民主典範，但是自雷根總統開始，盛行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強調市場萬能、政府無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妥協空間壓縮變小，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政治僵局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多元政治逐漸被金權政治所取代，終於釀成世界金融危機。民主典範的國家治理這樣不佳，自然使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尋求其他的為政之道，中國模式的成功因此提供了西方民主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相當程度助長了民主的退潮。

民主退潮呈現了許多民主失敗的例子，台灣的民主制度雖然未達全面失敗的程度，卻已呈現很多治理的缺點，讓多數人都不滿意。另一方面，中國模式和西方民主的競賽才剛開始，中國模式已被實證優於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至於成熟的民主制度被認為能夠自我修正改良，同樣地中國模式也一直在改革改進之中，兩者的競賽只能未來走著瞧了。

梁馨月：
杜先生，您的年齡完全就是我的長輩。我關注您的主頁已經很久了，你的每一個政見發表我都有仔細的看，也都會點贊表示我的認同，能夠明白您對台灣現政局哀其不爭氣的悲憤。
關於「西式民主」，不用看台灣，即使在美國以及最為成熟的英國，現在都走入了無解的困境。以後會如何發展，能否自我糾錯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坦白說全世界的政治家們都還沒什麼好的解決之道，我等小輩就更無什麼見地發表了，只能保持客觀的靜觀其變。畢竟旁觀者清，關注時局的變化還是可以做到的。

對於大陸的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式的管理模式，說實話，我還挺有信心能夠繼續一邊改革一邊保持著走下去的。
因為信任共產黨？並不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的管理模式並不是共產黨的產物，也不是從所謂俄國共產學來的，而是中國三、四千年歷史留下的產物。因為曾經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所以就是落後並必然被歷史所淘汰的？我私以為不能這樣來看。西方民主制度最長的也無非英國實施了百多年，而中國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制管理卻歷經改朝換代行使了幾千年。
那麼在這幾千年裡，除了拒絕進行工業革命的晚清以外，歷史事實證明，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其實這是個可以被探討的很大的話題。
無非現在就是中央集權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古代的皇帝，現在的領導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利益而非過去皇室貴族優先，再次才是人民和國家。

這些無需去過多表述，其實我覺得終將統一的兩岸人民都應該去好好思考的反而是將來，我們如何在實現民族、民生主義的基礎上更好的去追求和完善「民權」。
現在的兩岸，台胞把民權限定在了選舉權裡是非常狹義的，而在我眼裡，從國家如何更好行使職能的角度來看，選舉權是最虛無的權利。而大陸呢？說實話，在長久的集權統治下老百姓對民權是麻木的，很少人會思索民權到底是什麼？也很少有人會想我擁有什麼民權了，我又缺失什麼民權了……
只有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在民權上越來越有覺醒有追求，並且努力去行動，我們才會迎來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不是黨爭，而是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啊。

最基本的民權：不受威脅的生存權、吃飽喝暖的權利、取得和維護個人利益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太多太多了，可能很多台胞覺得我說的這些追求都太低了吧，大陸這都滿足不了？

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生命不受威脅的生存權放在孫先生提出三民主義的年代就是天大的民權，放在現在炮火紛飛的國家裡也是他們奢求的。國家提供給你的這一切不要覺得理所應當，換句話說，萬一在美國的故意操控下，在蔡的錯誤引導下，將來在台灣爆發了戰爭，到那時再去談這些基本民權就為時已晚了。
要珍惜，不要狹隘的把民權等同選舉，這非常不智。

杜敏君：
梁馨月 ，妳好棒的敘述，足見妳是作了功課的，身在共黨的教育下，對三民主義有這樣的認知，很不簡單，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們已不懂何為三民主義了。
妳提到的最精彩的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制已行之有年，就是秦始皇首創，中國廣土眾民，若不實施中央集權、選賢任能，根本無法號令一致，如何統一？如何發展？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體制。
所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這個。
給妳100分。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

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

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

摘要： 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其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很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

政權需要有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根據近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政權合法性是政權獲得被統治者認可的程度，也就是回答「統治者憑什麼可以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當政權的合法性不足時，政權失去統治的正當性，就很可能崩潰。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如父權、封建制度)、魅力合法性(如個人魅力和宗教)和法理合法性(如現代的法律和官僚制度)。

芝加哥大學政治社會學講座教授趙鼎新近年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頗有創新，在其《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中重新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書中並以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成功解釋當代中國的許多事件和現象，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政權的合法性可能來自三方面：「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其主要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之後，其主要統治基礎則是績效合法性，這與古代中國很相似，自周朝以來，歷代的統治合法性都取決於「天命」，而天命無常，統治者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另一個例子，當今美國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在於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選舉民主的程序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恰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上述的馬克斯·韋伯提出人類理性有三種理想型：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論理性。「價值理性背後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意識形態合法性恰對應到價值理性，績效合法性對應到工具理性，而程序合法性則對應到形式/理論理性。

上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是完備的，涵蓋了人類所有的追求目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實質的優化，而形式/理論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優化。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因此也是完備的，涵蓋了過去所提出的各種合法性概念，例如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傳統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都可以歸於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法理合法性類似於程序合法性，但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缺少了績效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這三個維度合法性的綜合，綜合合法性越高，國家越傾向於穩定。國家政權最好不僅依賴某一維度的合法性，擁有多維度的合法性，國家越傾向於穩定。

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

目前的中國大陸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趙鼎新教授因此擔心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終有盡時，未來當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大陸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將難以維持，導致其三個維度的合法性都不足，會影響大陸的國家穩定。趙教授的擔心是否可能成真？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擁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現在的大陸缺少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合法性比較不足，這是嚴重的弱點嗎？應該不是。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但是百年的實驗已經證明，單一主義不足以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採行不只一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識自然減弱，而意識形態合法性降低，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不是大陸的特別弱點。每個國家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同，適合形成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共識也可能不同，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在發展中逐漸建立意識形態共識，暫時較少意識形態共識，是難免的，算不上是多大的弱點。

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中國模式」常被視為缺少程序合法性，因為中國大陸不實行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民主。選舉民主為何具有程序合法性？部份原因是人民通過選舉認可統治者及政權，既符合約翰·洛克的政權合法性原理，也讓人民有當家作主、掌控統治者及政權的感覺(實際上多半無法掌控)。僅此原因嗎？當然不只，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一向有很好的實行績效，歐美過去的績效讓人們普遍認同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實行績效是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也顯示在選舉民主近年的一些失敗例子，如「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採納了選舉民主，當人民民不聊生時，沒人會相信選舉民主具有任何合法性。

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主因是其過去所產生的績效，這樣的論證同樣適用於任何政權所實行的其他制度或程序。換言之，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好能提升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差則降低其程序合法性。

類似於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也頗能影響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中、美就是明顯的實例，中國大陸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大幅減低，不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其施政績效令人不滿所致嗎？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很高的合法性，實大部份源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令人稱羡的國家，過去有很好的施政績效。

績效合法性在三者中最重要

趙鼎新教授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這三個維度既是完備的，又是正交的。讓我們可以無遺漏地看清政權合法性的多個面向，是重要的學理貢獻。筆者認同在任一時間點，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若把時間拉長，三個維度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績效合法性是三者中最重要的。

趙教授擔心大陸目前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而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似乎是過慮了。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看來很可能成真)，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極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屆時大陸將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