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南台灣大雨成災，淹水總算退去。水退後，高雄、台南的道路出現幾千個大小坑洞，緊急補坑鋪平後，部份坑洞卻是補了又破，甚至成為表面看不出來的陷阱，造成不少車輛陷入坑洞、機車騎士摔車受傷和車輪爆胎。西南氣流帶來超常的豪雨和淹水或許是天災，淹水之後，補不勝補、補了又破的坑洞卻顯然是道路施工偷工減料的人禍。

道路施工有一定的工法程序，施工技術並不高也不難，重點是有沒有落實、依規定執行，絕不能偷工減料。根據施工法則，道路會依車輛流量及使用程度計算出道路的級配厚度，在地面底下的級配墊好後，再鋪地面的瀝青，只是地底下的工程往往容易偷工減料，外觀根本看不出級配厚度是否合乎規定，萬一監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內神通外鬼，工程品質就會大打折扣。台灣的道路經常修修補補，施工品質一向不佳，這次高雄、台南呈現的大量大小坑洞似乎可為首惡的代表。

縣市政府掌握道路的管理維修之權，幾乎是道路施工廠商的衣食父母，道路施工廠商自然知道要拉攏縣市政府官員。等而下的廠商會就個案行賄縣市政府官員，但這是違法的，有可能東窗事發；多數等而上的廠商則會在縣市首長選舉時捐助政治獻金，等到縣市首長當選後，自然會回報以道路修繕工程。縣市政府與道路施工廠商如此親密，縣市政府的監工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道路施工當然偷工減料了！可是這多半不違法或即使違法，而極難查辦。這次高雄、台南的大量坑洞雖然令群情激憤、聲稱究責，大約還是會查無不法、不了了之的。

這次高雄、台南大淹水及產生大量坑洞，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該負責(即使沒有法律責任，至少有治理之責)的原市府官員在前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的庇蔭之下，都已先一步進入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人事管理最需要賞罰分明，在高雄、台南治理績效不佳的市府官員竟能升職中央，賞罰如此不公，誰還要戮力從公？台灣的吏治如此敗壞，怎可能有競爭力？

高雄、台南的大淹水及道路大量坑洞，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其根源是，選舉民主使非法的行賄與合法的政治獻金之間界限的模糊化，這是選舉民主無可避免的缺點之一。對比之下，中國大陸不搞選舉民主，因此行賄就是行賄，無法用政治獻金遮掩，而容易查辦，有其優點。長遠來看，若大陸能厲行法治，合法/非法界限清楚的大陸其清廉度很可能可以超過合法/非法界限模糊的台灣。

一般都說中國自秦始皇起就中央集權，現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中央集權嗎？首先要釐清中央集權的意思，當我們說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意在區別於貴族、諸侯分封的制度，中國自古由中央派遣官員治理地方，官員不像貴族、諸侯能世襲、自主，因此被稱為中央集權，以此角度看，現代中國仍然是中央集權，地方的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派任。

現代已少有貴族、諸侯，中央集權的意思變得比較模糊，大家在乎的不是由官員治理地方，而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現代中國的中央有高度掌控地方的施政嗎？中央集權讓人們容易以為省級和地方政府都會完全遵守中央的政策和決定，其實不然。當北京中央宣佈新政策或決定時，各省政府一般都會和中央協商政策的調整，以適應各省不同的情況，及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而各省的領導人，省級的黨委書記，具有部長級的位階，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換句話說，中國實質上有充分的地方分權，這符合中國傳統所謂的「天高皇帝遠」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省級和地方政府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對中央施政有利，因為可以讓各省實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些省分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另外一些省分則較多仰賴國營企業。例如浙江溫州早在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其他地方還實行計畫經濟時，當地政府就鼓勵支持私人經濟活動，抗拒來自北京的批評，溫州如今的私人企業佔比高達75%，對比之下，東北遼寧省的國營企業則佔比75%，私人部門只佔比25%。

地方政府不只在內政上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有時甚至在對外國的關係上也與中央政府不同調，雲南省和緬甸的關係就是一例。雲南和緬甸之間已開通由雲南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和天然氣管道，雲南企業界大筆投資緬甸，並與緬甸少數民族和對抗政府的叛軍有個人、種族和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北京中央則希望與緬甸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緬甸政府希望北京強迫雲南停止對叛亂族群的支持，但是雲南仍相當程度我行我素、不受約束。

在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是動態的，双方隨時在拉鋸調整之中。1980年代主要實行「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更大自由，1994年之後，中央政府認為地方自由太大，開始採取一些收回權力的改革，例如稅制改革把徵稅納為中央決定的政策，而非各省的規定。

國家政體的分類一般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表面上看中國屬於單一制，即中央集權制，但實際上地方卻有很大自主性，即所謂的地方分權，中國極為龐大，各地的差異也大，地方分權是必需的。中國能既中央集權又地方分權，是因為中國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中央和地方官員都屬共產黨，因而易於動態協商合作。這在多黨體制是難以做到的，中央和地方可能屬不同政黨，其關係和權限必須在憲法中明定以免爭執，就成了聯邦制。

中國屬於單一制，卻有許多聯邦制的分權特徵，顯示單一制和聯邦制的二分法是不充分、過分簡化的。有些人認為中國龐大，應該改實行聯邦制，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中國地方分權之實，而只拘泥於聯邦制之名，實在沒有必要。

支持西方民主人士聲稱，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有助於國家社會追求公平正義。轉型正義是對民主化以前，政府或有公權力者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做適當處置和善後的工作。台灣已經民主化很多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兩年多，在立法院立法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聲稱要實現轉型正義。台灣有可能實現轉型正義嗎？西方民主真能獲得轉型正義嗎？

轉型正義包含兩部份，首先，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其次，對受害者平反並予以補償及對加害者給予懲罰或至少譴責。由於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發生的時間可能距今久遠，受害人和加害人多已不存在，補償和懲罰常難以真正實現，因此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還世界一個公道。台灣能做到這點嗎？

台灣離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歷史真相還差得很遠，以重大的二二八事件為例，根據綠營的版本，二二八完全是官逼民反，死難者多達數萬人，而造成二二八的罪魁禍首是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另一方面，藍營則認為二二八起於一些日本皇民和親日者的挑撥甚至領導，當時政府只是不得已使用武力平息暴亂，死難人數不及千人，而處理二二八若有失當是當時的地方官員，與遠在南京的蔣介石無關。藍綠兩營的二二八差距如此之大，都各有許多支持者，一般人要相信誰？大家心目中的真相差距如此之大，就表示沒有獲得真相，何來轉型正義？沒有真相，政府對於二二八受害人的一些賠償措施就只是政治妥協，無助於追求公平正義。

為什麼像二二八這樣的歷史事件難有真相？二二八距今七十一年，當時的史料現在都還查考得到，即使不是非常完整，缺漏並不多，為何藍綠的說法大不同？原因很簡單，綠營為了政黨利益和打擊國民黨，刻意曲解二二八，誇大二二八的傷亡數字，把所有錯誤歸於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根據至今申請二二八賠償的確實案件來看，藍營的版本是比較接近真相，然而一般人不是歷史學家，不可能親自去查考成千上萬的歷史證據，只會人云亦云，於是藍綠就各說各話、各自宣傳，使一般人對二二八的認知不取決於事實真相，而取決於宣傳甚至洗腦。在政黨激烈競爭，綠營的話語權壓過藍營之下，二二八當然難有真相，何來轉型正義？

從台灣的例子看，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是沒有根據的，除非國民黨泡沫化變得無足輕重，民進黨不再需要打擊國民黨，否則民進黨會繼續曲解及宣傳二二八，以獲取選票，為何不？這樣好的提款機！這不只適用於台灣，應該適用於所有向西方民主轉型的國家。除非民主化以前長期執政的政黨變得無足輕重，否則政黨政治的競爭就足以形成各說各話、歷史真相的曲解和轉型正義的落空。

轉型正義最成功的例子首推二戰之後的德國(包括東西德)，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自1933至1945年長期執政，造成二次大戰的浩劫，戰後德國能全面清理二戰時所犯的錯誤並誠心認錯，是因為盟軍在戰後實行「去納粹化」，拘捕了二十多萬納粹黨人，把納粹黨解散並宣布其為非法，納粹黨因此完全消失。若戰後納粹黨仍合法存在，以其曾有的龐大勢力，必仍有相當話語權，在政黨各說各話之下，德國恐怕難以達到充份的轉型正義。

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不同，美國並未像「去納粹化」全面清除發動戰爭的右翼勢力，此後右翼勢力就潛伏在自民黨的大傘之下，持續影響、操控日本政治，因此至今很多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日本始終無法達到全面的轉型正義。

比較德國和日本的例子，要達到轉型正義，不只要民主化，還要能全面清除過去長期執政的勢力，除非有類似二戰這樣的重創和劇變，一般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人道精神。換句話說，民主化不見得能獲得轉型正義，別高估了西方民主的好處。

中國大陸過去曾有不少政治運動和事件，造成不少可能含寃的案件，有些已經獲得平反，有些則未能平反，很多人認為大陸應走向西方民主，以獲得轉型正義，才能全面清理及平反過去的寃案。由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和上述的分析，這樣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大陸若實行多黨政治，共產黨無疑仍會是一主要政黨，屆時為了政黨競爭，攻擊共產黨和廻護共產黨的言論必然各說各話、互不相讓，既不會有公認的真相，就難以公正地全面清理、平反寃案，這大約是西方政黨政治無可避免的侷限。

 

曾幾何時，台灣「主流民意」成為蔡政府官員拒中反統的擋箭牌。
前幾天我與北京一位師友傾談間獲得一個啟發，就是要懂得區別「民心」與「民意」。民意往往是短暫的，受一時的事件、政策影響，變化起伏很大，即所謂「民意如流水」吧！但民心則不同，它是長遠形成的信賴與依靠。比如說共產黨曾經犯過許多錯誤，一時失去民意支持，遭到民意的反擊，但廣大深厚的民心並沒有完全失去，因此多數人民還信任它，給它機會去改正。

於是，這幾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無能、同樣施政錯誤，反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還有較好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國民黨的民心日漸流失趨下，而民進黨雖受累於陳水扁貪腐集團，民意大幅下滑，但仍能保有它的基本民心且隔三叉五的向外擴大？

事實上，民進黨的經濟政策一塌糊塗，但詭異的卻是國民黨有較好的經濟成效，加上大陸的大幅讓利都未能爭取到較多的台灣民心，反而每當台灣經濟稍微好轉，市面較為活絡的時候，比較多數的台灣人民又開始寄望於民進黨了。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問，台灣人民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民進黨到底為什麼得到較長期的民心？為什麼台灣會出現「肚子扁扁，還是要挺阿扁」的現象？為什麼許多台灣鄉親都把民進黨視為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黨？我認為回溯歷史根源，較能清楚碰觸到台灣人內心深層的兩大渴望：
1. 台灣人在百年歲月中承受了不義的對待，因此非常期待「人間有正義」。
2. 台灣人長期遭到二等國民的歧視壓制，渴望「出頭天」、「當家做主」，期待力爭上游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在台灣人民艱苦突破蔣家威權統治的慘澹歲月中，民進黨獲得了民心的投射與信賴。雖然，民進黨的現實政績有千百個不是，但是，它仍然輕易的以轉型正義、建立公民社會等進步性的論述、議題與夢想，騙取到台灣較多數的民心認同。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最能代表並完成台灣人民內心願望的政黨，它與台灣人民有過相同的命運，同受國民黨無情的壓迫。可惜的是改革開放後，一度重經濟、輕人文，腐敗橫生，給台灣新生世代打下為富不仁的不文明印象。尤其是為了統戰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人民史觀，掌握不到台灣人民內心的渴望，錯把國民黨當成依靠對象，這麼一來在台灣青年眼中，淪落為跟國民黨一樣沒有進步性的「經濟動物」。更慘的是，在不斷分享利益給國民黨的同時，還遭到國民黨反共、妖魔化的長期污衊宣傳，在台灣形象盡毀，至今仍難以板回。

如何與民進黨爭取台灣民心，是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命題。過往多年訴諸經濟上的招安，以及「文化鄉愁式」的呼喚應該退居次要地位。
能感動人心，才能爭取到民心。

 

 

昨天連戰與習近平再次在北京會面，媒體普遍報導了双方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的發言，被認為老調重彈，並無新義。筆者卻注意到媒體較忽略的部份，習提出：「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習的發言雖然和緩，等於以大陸制度挑戰台灣的制度，兩岸終將是制度的競賽。

兩岸的制度競賽早已始於1949年的两岸分隔，檢視過去，大陸的發展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對岸全面急起直追，近年是越追越近，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兩岸的競賽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在此詳細呈現，在此僅檢視雙方發展的一般現象及背後的主要原因。

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成長趨緩，人均所得少有提升，最明顯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少有改變、難以改變，而政黨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近年的一些政策為例，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服貿、貨貿)因民進黨鼓動年輕人反對，造成「太陽花學運」及協定一直被擱置；「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案因政黨競開支票、騙取勞工選票，因此很不務實，使社會爭議近兩年，而法案一修再修，最後勞方、資方和消費者都不滿意；大學太多的退場問題是多年沉疴，卻長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是意見分歧，無法讓大家普遍接受，而反對者只管批評，也提不出可行替代方案，久而久之，公務員得到的教訓是，不做事會挨罵，要做事會被罵更多，還是不做事好一點。

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最明顯的特徵是一直在改變，從最初的「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幾乎沒有私營商業活動，逐漸開放個體戶、小商家、私有公司等，然後引入外資企業，建立現代化的金融和商業體系。「開放」是歡迎國外的資金、制度和技術進入中國，以便中國學習外國的優點，「改革」是不怕改變中國的原有制度，若對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就在少數地區先試行，確定有效可行之後，再全面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大陸一直在改變，改變解決了舊問題，有時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如貪腐、環境破壞等，就再改變以解決新問題，現在的大陸與四十年前比，是脫胎換骨，完全不一樣了。

比較兩岸當前的發展狀況，台灣的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大陸的人均只有八千多美元，很多人因此覺得台灣仍領先很多，這其實是一種迷思，比較兩岸應該要考慮幅員的差異，大陸龐大，有很多遍遠地區，拉低了它的人均所得，台灣地小，幅員只相當於大陸某一大都市的鄰近區域，因此台灣應該和大北京市、大上海市、大廣州市或大重慶市相比，而不是和全中國比，以此角度看，台灣和大陸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很接近的。

以「改革開放」劃分，大陸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在「改革開放」以後，則加速追近台灣。雖然兩岸的幅員差距大，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不容易直接比較其發展成績，但是觀察最近的十五年，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幾乎是普遍的共識，何以至此呢？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的財經制度變得與台灣或歐美都很類似，而兩岸在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背景都相近，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主要顯然是政治體制的差異所造成，大陸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而台灣實行選舉式民主。(「改革開放」以前，大陸輸給台灣是因為實行僵固的共產主義。)

兩岸終將是政治制度的競賽。政治制度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讓國家和人民進步和發展。然而台灣卻把政治制度視為目的，有了民主政治體制(其實恐怕只是選舉和民粹)的最高價值，其他的經濟、科技、教育、法治等各方面原地踏步都無所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台灣人別再自以為是吧，至少該接受「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

 

 

政治學裡的一個基本理論是政權或統治者要有合法性，英文是legitimacy，就是政權或統治者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這樣政權或統治者才有正當性，因此legitimacy也被譯成正當性。西方民主強調選舉統治者，就是由所有被統治者以投票來認可統治者，讓政權有合法性。中國大陸雖有基層選舉，基層以上的統治者至今並不由所有被統治者選舉產生，大陸政權是否沒有合法性？

根據西方的政治理論，大陸的統治者沒有獲得被統治者明示或暗示的認可，因此沒有合法性，但是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卻欣欣向榮了四十年，其目前狀況雖然還沒趕上某些先進國家，其進步的快速明顯優於實行選舉民主、有合法性的國家，沒有合法性的大陸政權竟能一路向好，難道是西方的政治理論錯了？

西方民主源於古希臘，某些希臘城邦的統治者就由被統治者選舉產生(當時只有少數人能成為統治者候選人，也只有少部份人有選舉權)，但直到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才明確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群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在洛克之前的兩千年，歐洲一直有一些政治體，多半是小國甚至算不上國家的政權，斷斷續續地實行選舉民主，這些政治體或興起或滅亡，不管其政權是否有合法性。洛克之後的政權合法性理論無疑有助於選舉民主的推廣於全世界，但是成功的選舉民主國家雖不少，失敗的例子似乎更多，即使它們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理論上政權若，像選舉民主，有合法性，被統治者認可統治者的統治權，被統治者應該比較支持擁護統治者的施政，使統治者比較容易施政，於是易有較好政績。然而以台灣為例，實際並不然，選舉競爭使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立，統治者的施政可能反而比較困難，因此政權有合法性未必有助於政績優良。另一方面，統治者有合法性，有可能因此為所欲為、沒有顧忌，反而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如過去的納粹法西斯。反之，缺少合法性的政權因為心有顧忌，可能因此兢兢業業、戮力從公，反而有很好的政績，如台灣的兩蔣時期。無論如何，政權的合法性與其施政政績沒有多大關聯。

政權合法性的理論相當吸引人，尤其容易說服服膺理論的知識份子，然而實際政權的成敗很少取決於其合法性，主要取決於其施政政績，當政府的施政讓民怨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就會揭竿而起、推翻政權，才不管政權是否有理論上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權的真正合法性在老百姓的心中，政權若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老百姓自然認可這個政權，是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來源，以此角度看，現在的中國大陸政權頗有合法性和正當性，雖然不符合西方的政治理論標準。

每個人對政權合法性和選舉民主的感受不同，有些人覺得身為千萬選民中的一員無比重要及光榮；有些人則覺得政績才重要，一般人不可能真正認識了解千萬人中的候選人，因此選舉時常選不出政績優良的執政者。假使多數人屬於前者，國家勢必要實行選舉民主，反之，假使多數人屬於後者，則國家沒理由非要實行選舉民主不可。無論如何，政權是以實際政績論英雄，而不是以合法性論英雄，政權的理論上合法性沒有那麼重要，太滿足於政權的合法性，如台灣，是有害無益的。

南北韓從年初以前的劍拔弩張迅速變得双方和顏悅色，文在寅與金正恩已經兩度愉快的會談，加以即將舉行「川金會」，無論成果如何，兩韓關係趨向和緩，則是確定的。同樣是分裂國家，兩岸早已不像兩韓那樣劍拔弩張，但是這兩年兩岸關係卻是越來越趨向緊張。兩韓趨向和緩，為何兩岸不行？兩岸與兩韓有何異同？

兩岸與兩韓的主要差異在於兩韓互相承認為國家，並同為聯合國成員，但是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南北韓的建立起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分別占領和扶持，彼此的領土和人口大致勢均力敵，而双方都不曾統治對方的領土和人民，自然成為兩個國家。與兩韓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原來中華民國99%以上的領土和98%以上的人民，因此被國際視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中華民國原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正顯示了「繼承」的國際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中華民國，表示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因此大陸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

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不分藍綠，都曾呼籲對岸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甚至接受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對岸有可能比照兩韓模式，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嗎？不可能。主權國家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大陸若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等於放棄台灣領土，成為民族罪人。大陸怎可能接受？此外，一個主權國家分裂成兩個政府，按照國際法，其他國家沒有權力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因此不符合國際法(不過美國從來只管其國家利益，不大管國際法)，但是若兩個政府互相承認是主權國家，兩個國家若有爭執衝突，則國際，如聯合國，有權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變成合法，大陸當然不可能接受。

其實兩岸與兩韓的根本差異在於兩韓都有強烈的統一意願，但是兩岸沒有。另一個重要差異則是兩韓的規模和實力勢均力敵，但是兩岸的規模和實力差距懸殊。兩韓的規模和實力相近，因此双方可以平起平坐，完全平等的彼此對待和談判。對比之下，兩岸的規模和實力懸殊，台灣總怕被對岸吃掉，因此怕統一、不敢面對談判。這種思路算是人之常情，中華民國只統治1-2%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98-99%的中國，双方怎可能擁有同等的權力？即使表面上對等，實質上不可能對等，兩岸相處是不可能像兩韓那樣的。

兩個政權要和平統一大約有兩種可能情況，或者双方勢均力敵，彼此可以平等談判；或者双方差距懸殊，而一方有求於對方或迫於形勢。雖然目前還言之過早，兩韓看來屬於前者，而兩岸則屬於後者。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是台灣的二十倍，而兩岸實力的差距還在擴大，台灣人恐怕終將發現統一是有益台灣的，就好像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2017年公投選擇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不過美國國會至今並不同意。

前言：因「拔管」引發的臺大「新五四運動」，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竟然要求國民黨不要介入，再睽之退休軍警公教反對「年金改革」行動，國民黨高層也是毫無作為，這些無疑的都是國民黨脫離群眾的表現。睽之歷史，國民黨脫離群眾之事例俯拾皆是。

清黨是國民黨第一次遠離工農大眾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李大釗介紹在桂林會晤了孫中山，馬林向孫中山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建議，主要兩條：一是改組中國國民黨，這個政黨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二是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那就要建立自己的軍官學校。馬林說的聯合各界人民，就是要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所有可以聯合的人，共同為中國復興而奮鬥，工農大眾則是黨的群眾基礎；這兩條建議孫中山都樂意採納，國民黨的改組與建立軍官學校排上日程了。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Joffe)，發表「孫越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6月，俄國軍事顧問抵達廣州，8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俄國黨、政、軍情況，蔣介石將蘇俄之行，考察、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送交孫中山，覺得滿意的孫中山，更堅定了以俄為師的聯俄決心，10月6日鮑羅廷抵達廣州，任俄共駐廣州代表，孫中山委任他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且促進中國國民黨早日完成改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黨內順利改組完成。同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成立，蘇聯派出炮兵、工程兵、步兵、裝甲兵、空軍、無線電通訊、軍械保養等各兵科專家與軍事顧問，先後曾達三百餘人，並聘請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周恩來為政治部副主任，10月8日蘇聯「沃羅夫斯基」號輪船運來8000枝俄式長槍，每枝槍配備500發子彈，這是援助黃埔軍校的首批武器，之後至蔣介石清黨為止，陸續有大批蘇聯軍火運抵黃埔軍校，憑此軍火1925年2月得以東征陳炯明，獲勝後於兩廣建立國民政府，往後再次東征與接續北伐，都是依靠蘇聯提供的這些槍桿。

1925年孫中山逝世，遺囑謂「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實指蘇聯而非美、英、法等國)，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接受總理遺囑和一大所定政綱，重申「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中國國民黨繼續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6年6月9日由黃埔師生為主幹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蘇聯軍事顧問隨軍行動，共產黨也動員農民與工人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軍短短9個月迅速攻占中國南部地方，勢力範圍自兩廣擴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1927年春攻克南京並接收上海(已被工人起義佔領)。

國民黨的北伐，被孫傳芳罵為賣國赤孽，孫傳芳認為這是國民黨勾結外國勢力造反奪權，當時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各地軍閥互相攻伐兼併，對於帝國主義非分要求只有曲從讓步，軍閥的存在對國家統一構成嚴重障礙，遑論驅逐帝國主義。孫中山聯俄、聯共之舉，可以達到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符合當時中國迫切需要，事實上當時世界各強國，也只有蘇聯對中國是友善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主動宣佈放棄一切在華特權的國家。

1927年4月12日北伐未盡全功，蔣介石發動清黨，不僅抓補共產黨黨員，就連國民黨左派也一併清除，蘇聯顧問也逃離廣州，昔日戰友成了新的敵人，共產黨被迫發動南昌起義，開始發展自己的武力，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先安內後攘外成了蔣介石拒不抗日的理由，坐視東北為日寇佔領(1931年918事變)，直到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之後才結束圍剿共產黨，開啟國共共同對日抗戰的序幕。

清黨最嚴重的影響，就是讓國民黨與基層農工由親密夥伴關係變成上下主從關係，國民黨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動員基層農工(清黨時大殺工會領導人)，只能以命令去強制徵收徵用，馬林向孫中山建議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與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就此失去群眾徒剩槍桿，這一點可由國民黨募兵困難，一直處在兵員不足的情況下看出， 1944年8月30日因虐兵事件蔣介石當眾杖擊中將兵役署長程澤潤，關押一年後槍斃。

沒有工農大眾的國民黨，有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一切以領袖意識為主，工農大眾只能接受驅使，屬於隨時都要為領袖意識而犧牲的一群，這種上下從屬關係，就此延續下來，至今未改變，抗戰時花園口決堤，就是因為無法動員工農群眾協助國軍，於是就將黃河決堤企圖以水澤阻滯日軍前進，至於犧牲了無數百姓生命財產則毫無哀矜之慟，內戰後在金三角遺棄許多老兵是另一例子，更可悲的是這些老兵子女來到臺灣讀書，竟然面臨拿不到身分證，也回不了「僑居地」的怪事，相較於民進黨第二次執政，就將因繳不起健保費而被鎖卡者解鎖，更顯示出國民黨對勞苦大眾之冷酷無情。

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在臺灣施行比清黨還要嚴苛的整肅統治，大殺左派人士寧枉不縱，對前皇民份子則是攏絡有加，對「大陸匪幇」展開系列的批評與謾罵，因「年金改革」陳情抗議的人，每一位都受過此類宣傳「洗禮」。

李登輝時期與之後的仇共恨匪教育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辭世，22歲前為日本人的李登輝順利接任總統，直至2000年5月20日卸任，執政長達12年，期間進行另一種方式的仇共教育。

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仇共、恨匪」的宣傳因法律狀況改變，不方便由官方公然為之，而由前皇民份子接手，官方再配合串演，所罵之事擴大到中國之一切，包括文化落後、人民素質低劣等等。

千島湖事件是「仇共、恨匪」的最高潮炒作

1994年3月31日浙江千島湖事件，有24位台灣旅客乘坐「海瑞號」在千島湖觀光，與6名大陸船員及2名導遊，共32人在船艙內被燒死。此事件為單純的大陸強徒殺人越貨，但是在李登輝誘導之下成為兩岸政治性事件，李登輝且以「總統」之尊大罵共產黨「草菅人命」、「土匪」，在李登輝刻意操作下，台獨勢力達到空前高峰，且自此高居不下。

千島湖事件前之閩平漁事件

1990年7月閩平漁5540號漁船，被臺灣海巡指控偷渡而被捕(實際上是進行小額貿易)，臺灣官警將76名大陸漁民，不予遣返也不通報大陸，而是直接在宜蘭澳底，將漁民關進約一米高狹小的七個船底艙內，再用長釘將艙蓋封死，並在艙蓋壓上重物，然後讓船自由漂流。當船飄到福建沿海被發現，搶救時艙內漁民多數已被活活悶死，只有一艙漁民因早已自行突破艙蓋而生還，另一艙只關五人也救活，此案臺灣拒絕懲罰肇事者，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稱：「台灣民眾應理解國軍執行遣返大陸偷渡者的用意和執行任務的辛勞，給予他們所應得到的支持」。

千島湖事件發生至今，當年的國、高中生到今天(2018年)年齡約在36-43歲之間，這些人正是嘲諷那些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的「主力」。

國民黨承襲以往作風，冷漠對待陳抗群眾

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自始至今都無法從國民黨高層處獲得任何支援，連精神上的鼓勵都沒有，不要認為這是現任黨主席的個人行為與作風，國民黨高層率皆承襲了自清黨以來的領導人作風，在馬英九擔任總統兼黨主席期間，不也是冷酷無情的對待郭冠英麼？只因為郭冠英的言論，與一天到晚去綠營鞠躬道歉的馬英九作風，格格不入，所以要成就賠不是的馬英九，就只能犧牲鳴警鐘的郭冠英。

面對綠色壓迫、藍色冷漠、經濟剝奪、政治失能，藍營群眾似乎還是不能體悟到，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都已經是過去式了，而且是國民黨親手埋葬了中華民國，即使是2020年國民黨候選人當選總統，那也只有關公廟裡拜曹操了。

藍營群眾應該即日回到孫逸仙路線，做孫逸仙博士的信徒，而不是做蔣介石的孤臣孽子，更何況沒了黨魂，這孤臣孽子還做不成呀。

附：蘇聯支持中國對日抗戰

1937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八月十三日爆發「淞滬會戰」，情勢遽變之下八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與蘇聯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再次對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應中國的請求1937年10月22日，首批225架飛機與兩個飛行大隊及工作人員254人抵達中國。到1939年12月，在中國的援華飛行相關人員達到了712人，並幫助中國培訓了1045名飛行員，以及近萬名飛行相關的服務人員，其功絕不亞於後來的美國飛虎隊。

還有大量的軍事顧問團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作戰，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1942年美國開始對華援助，美軍顧問進入中國後，蘇聯顧問受到冷落方回國，結束長達四年多的軍需與顧問支援。

 

前幾年，習近平主政之後，大陸發生了多起有關人權的事件，包括一些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被約談、拘留，有些還被起訴，以及專賣大陸政治禁書的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老闆與職員突然人間蒸發，据信是被大陸越界拘押了。這些事件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大多「雷聲大雨點小」，當事人可能起初被控以重罪，最後卻或者無事釋放，或者被輕判、緩刑等。即使如此，大陸境外的媒體自始就對這些事件大肆批評，認為是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和大陸人權的倒退。

上述事件頗不尋常，中共施政執法一向有一致性，很少如此雷聲大雨點小，更不會因境外媒體的批評而輕易改變執法。不過境外媒體可不管這些，在起初雷聲大時就大肆批評，等後來雨點小時就淡化處理甚至不予報導，反正境外媒體一向對大陸政治沒有好感，認為大陸人權倒退是其一貫立場。筆者從媒體看到上述事件雷聲大雨點小的發展過程，心中頗疑惑為何會這樣而不得其解，直到最近讀了林中斌和元樂義合著的《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才發現看來合理的答案。

政治事件的解讀時常各有立場各說各話，讓我們先看看主要作者林中斌的政治立場。林中斌現為退休教授，是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專家。他居留北美廿九年，平生從未參加國內外任何政黨，卻曾擔任陳水扁政府國防部文職的軍政副部長(2003到2004年)。從其簡歷看，林教授是立場大致中立的學者專家，絕不是親中共人士。

《撥雲見日》有一小節《反腐暗流》，敍述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之後，許多涉及貪腐而尚未被查的幹部，「他們對習無力公開反抗，但選擇暗中阻擾以拖待變」，其方式包括「官媒失誤」、「棒殺形象」、「外交扯腿」、「順勢暗算」、「巧布陷阱」和「官員怠政」。在「順勢暗算」項下，反習幹部打著紅旗反紅旗，藉維穩之名，在2014年逮捕下獄高瑜、浦志強等(高瑜是知名異議人士，而浦志強是著名維權律師)。在「巧布陷阱」項下，則解析銅鑼灣書店事件，越界逮人是「抹黑習近平的陰謀，而且令習百口莫辯」。

一般人，包括筆者，只能讀到媒體新聞的表層報導，只有像林中斌教授這樣層級的戰略專家，才能獲得各方的內部資訊，因此林教授對於上述事件的解析看來是頗有根據的。涉及貪腐的反習幹部故意製造事端，因此起初顯得雷聲大，等到習近平(或其親信)介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顯得雨點小了。

大陸前幾年發生的多起人權事件原來是涉及貪腐而尚未被查的幹部在反習搗蛋，故意製造事端，這顯示大陸的司法仍有被操弄的空間，法治仍有待改善。不過台灣也好不到那去，馬英九自總統卸任以來，已經被控訴一、二十條罪名，也是司法被政治操弄，馬被控訴的罪名至今都不成立，看來最後也會雷聲大雨點小，兩岸的法治真是如出一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