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問匈牙利，又讓一個早就不必再爭論的問題竟然熱了起來：匈牙利人是不是古代的匈奴人？

其實這個問題早就已經有許多人做過考證，甚至有專書出版。簡單說，匈牙利人在主體上是來自東歐草原的馬札爾人，但是在歷史上來自亞洲的草原民族進入匈牙利平原有許多次，所以今天的匈牙利人肯定也有濃厚的亞洲血統。我們姑且先不論遺傳學或者人類學上的證據，光是在語言上就可以看出來一個特點：歐洲所有主要的語文都是屬於所謂的印歐語系，這個系統下的特徵在表達姓名的時候，都是名在前、姓在後，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唯獨匈牙利文是一個例外，姓在前、名在後，可說是典型的亞洲風格。

事實上，連到底什麼是匈奴人都值得討論。因為匈奴人沒有文字，所以我們今日討論匈奴就必須用他的敵對農業國家的史料，比如說我們研究匈奴最可靠的就是《史記》與《漢書》當中的《匈奴列傳》，以及與匈奴有過交手的文臣武將列傳與皇帝本紀、表等等。但是這些它的敵對勢力，比如中國、波斯、甚至於羅馬，所做的紀錄，或許不見得客觀，而大部分都把重點擺在他們的行動方式、經濟活動、作戰技能、甚至於部分的習俗，卻很少記錄他們到底是什麼膚色，或者他們到底用什麼語言？

匈奴語，可以確定存在，因為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各國的史料都提到匈奴人是有自己的語言。但是匈奴人到底長什麼樣子？要一直到19世紀中葉之後，才在考古學的挖掘之下，逐漸從地底解開了這個謎團。簡單說，所謂的匈奴人是各種膚色都有，但是以黃種人為主。白色高加索人種，也同樣出現在匈奴的墓葬當中。

所以我們簡單說到這裡，就成為現在大多數學界的一個共識：「匈奴」應該是一個集合名詞，也就是逐水草而居，以放牧為主要經濟方式，彼此形成一種強大的草原部落聯盟，而他們的敵人，包括上面所說過的中國、波斯、甚至於羅馬，就把這些有類似的經濟活動，或者社會組織的草原部落全部統稱為匈奴。

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史書當中也可以找到蛛絲馬跡。例如，《史記》、《北史》之中就寫得清清楚楚，匈奴的冒頓單于擊敗東胡，殘餘的東胡人四散逃逸，主要分為鮮卑、烏桓兩支，他們臣服於匈奴，所以也常常自稱為匈奴人。後來等到南北朝中期，鮮卑族強大，許多在塞內外的匈奴人也就改稱自己為鮮卑人。後來鮮卑人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之後，塞北最大的對手是柔然人，當時的突厥人一開始也自稱自己是柔然人。後來柔然被打敗，然後跟當年的匈奴一樣往西走，殘餘的柔然人也就改稱自己是突厥人。

類似的例子，在草原當中常常出現，我們可以繼續舉例。比如，唐朝開元末期之後，回紇人逐漸強大，反而壓到以前所追隨的突厥人的頭上，所以就有不少的突厥人改稱自己回紇人。五代十國時期，契丹人強大，許多女真人被稱為「熟女真」，也就是同化成契丹人。

所以這個名稱問題根本就是他們的對手，也就是農業民族的歷史記載所製造出來的，可能在草原遊牧民族的生存法則之下，誰強大，那我就是誰，因為彼此之間的生活方式差別不大，要融合起來困難也不多。這些草原民族大部分都必須面對嚴厲的生存競爭，對他們來說融入強者才是生存之道。

匈牙利人身上，或許有一些當年匈奴人的血液，但是兩者應該不能畫上等號。

近日，湖北省博物館公佈了雲夢睡虎地秦簡主人——“喜”的3D復原像。一位秦代的刀筆小吏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為他長眠的墓穴裡隨葬的千餘枚竹簡，讓身處現代的人們瞭解了2000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簡上，雖寥寥數字，卻生動、豐滿，充滿魅力。

簡牘，為數千年前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豐富的實物佐證，也讓人們從另一個獨特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透過已發現的超過30萬枚簡牘，一個個真實、鮮活的歷史故事，跨越千年，躍然眼前。

簡牘承載跨越千年的歷史

從先秦到魏晉，長達一兩千年的時間裡，中華先民的文明創造和積累大多由簡牘記錄並傳承。翻閲簡牘，如同打開了古代的“百科全書”——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一方面，簡牘與傳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實證歷史；另一方面，簡牘的獨特優勢無與倫比——很多內容是傳世文獻未能盡數展現的。

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遺址的一口古井內，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枚帶有文字的竹簡——秦簡。里耶一號井共出土3.6萬餘枚秦簡牘，字數約20萬，主要是秦統一六國的前一年到秦滅亡的前一年間，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文書檔案。從人口、物產、賦稅到郵遞、司法、醫藥等，涵蓋了當時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這被視為繼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里耶作為第一手的出土文獻材料，簡牘具有重要的補史、證史和糾史作用。譬如，據一些文獻記載，秦始皇完成大一統後，分天下為36郡，其中並無“洞庭郡”。而這裡的記載，恰恰證實了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就已設有“洞庭郡”。

綿亙萬里的古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匯的重要通道，甘肅目前出土簡牘6萬餘枚，其中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枚“里程簡”，意義尤為重大：一枚記錄了從長安出發西至張掖郡的20個驛置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里程，另一枚記錄了漢代河西四郡的驛置道路里程。兩者共同勾勒出絲綢之路東段路線圖，實證了古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

簡牘的隻言片語承載了真實過往。傳統史籍中，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關注、得以載錄。我們看到的一些零散而有限的內容，主要是來自對名臣賢士的往昔歲月交代，而且多有定式化的描述。大量簡牘的重見天日，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特別對普通民眾、基層吏員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難得而真切的呈現。

在秦代，基層官員在食堂吃飯要“刷卡”，以打叉或畫圈標記；一名叫“弘”的漢代小吏在懸泉置工作了近20年，一筆筆清楚地記錄下他經手的每一批絲路使團的來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漢代肩水金關的27名官吏用“AA制”平攤了朝廷派來慰問的使者接待費用，每人均攤55錢…

竹木無言，文字有意。簡牘，勾勒出歷史的“大事件”和“小細節”，讓泱泱中華文明更加真切、鮮活。

簡牘蘊藏中華文脈密碼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絶，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簡牘的作用極其重要。

「如同先秦時期一個微縮的圖書館。」專家這樣評價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發現的價值。郭店楚簡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獻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記載的16篇古籍，有13篇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為首次面世，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神州第一書”。

山東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甘肅武威《儀禮》，敦煌、居延《倉頡篇》《急救篇》…記錄在簡冊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傳。

秦律是中華法系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古典文獻中只留下一些不成體系的片段記載。1975年，秦吏“喜”的墓地被發現，改善了這一局面。“喜”的墓中沒有值錢的陪葬品，而是層層疊壓的竹簡，以及書寫、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筆、銅削。

1155枚竹簡、4萬餘字，在這些“喜”生前摘抄、記錄的“工作筆記”中，有《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為吏之道》等大量細密詳備的律令簡牘，其中《秦律十八種》包括土地耕作和農業生產相關的《田律》，貨幣、財物相關的《金布律》，驛傳供給飯食相關的《傳食律》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秦法代表理性行政的源頭，對後世2000多年影響深遠。

智慧浪漫的楚國人熱愛音樂，幾十年來楚地考古發現大量鐘、鼓、罄、琴、瑟等樂器，以及描繪樂舞場景的紋飾圖案，但是一直未見樂譜。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荊州王家嘴的楚墓中發現3200餘枚戰國簡牘，其中160枚包含音樂符號。這些暫被命名為《樂譜》的簡牘，使人們有望聆聽到2000多年前的妙音。

簡牘，既映射傳世文籍所記載的文明光輝，也填充了傳統史籍未能盡數展現的文明縫隙。

簡牘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多的簡牘得以修復，不斷實證中華文明的有序傳承和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西北出土的漢簡記載了大量漢代西域管理、絲路往來、典籍西傳的細節，凸顯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

於1987年發現的敦煌懸泉置驛站，是迄今中國發現並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驛置機構。在懸泉置漢簡中，可找到樓蘭、且末、烏孫等數十個西域國家使者途經懸泉置的“印跡”。譬如，漢簡《龜茲王夫婦留宿懸泉置》中就曾記載，為接待龜茲王夫婦，漢廷在懸泉置佈置了“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漢武帝之前，以雲貴高原為中心的西南夷地區有滇、夜郎等數十個乃至上百個部族或所謂的古國，創造了高度發達並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漢武帝時期在雲南設益州郡，是當地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此，當地進入到漢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圖。

雲南河泊所出土的簡牘有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古滇國職官和官署的記錄，表明漢朝派專門官員對其進行管理。這些表示，漢朝設置益州郡後，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雲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中國，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

各地習俗不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利用律令加以統一；《日書》中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則將秦地與楚地的月份名稱一一對照，讓人一目瞭然。專家認為，這應是在秦統一後，特意編製此類手冊，讓原屬不同文化和習俗圈的民眾便於溝通。

隨著釋讀和研究的深入，簡牘作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更加凸顯。梳理各地出土的漢代簡牘不難發現“漢承秦制”。作為統一的王朝，漢朝延續發展秦朝治理體系，無論是長江、黃河流域，還是西北地區、西南邊疆，各地的職官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傳等基本趨同。這說明，在設置郡縣、納入王朝體制的地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趨勢明顯。

如今，簡牘中蘊藏的文化密碼不斷被破譯，人們可以從中探尋中華文明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歷史依據，更可從中深切感悟文化歸屬與自信。

雲夢縣博物館展出的睡虎地M11出土的《為吏之道》律令簡牘（複製品）

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出的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置木簡（漢代）

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左）
和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拼版照片）

 

 

 

勸爾莫罵義和團，
團民大勇義滔天。
家國民族危亡時，
噴盡腔血洗荒原！

自古忠勇多草莽，
從來脊樑起民間。
權貴斯文出逃時，
愚氓挺身千千萬。

百年辛酸俱往矣，
公知媚洋似從前。
且看京城紀念碑，
英雄何分愚與賢！

列強鷹視狼嚎急，
驚我義和義勇男！
前恥不忘後事師，
團結國民齊向前。

中華文明和為先，
美酒獵槍在身邊。
和交武衛準備好，
不勝不休糾糾男！

附：

島內，不分藍綠，似乎皆罵義和團，將其與文革群眾一併罵。
或許，其罵，從准海戰場百十萬輛運糧手推車、從千里長江渡江艄公船就開始在罵了。
其脫離大眾，發動不了民眾，眼紅、心妒、膽寒，罵罵也罷了。

大陸類公知罵什麼？
凡是毛、共肯定的，罵就是了；
凡是美霸不喜的，罵就是了。
只要有狗糧，罵就是了！

沒有中國味了，自然罵為中國犧牲者！？
只是這罵，罵不倒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嚇不退前仆後繼獻國者！
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文明復興，在各種小丑罵中前進、無可阻擋！

從小念歷史講的大多是各朝各代的帝王將相的事蹟得失。歷史人物雖然有其重要性，國家的興替其實更取決於其政治制度的運行，如財政。劉守剛教授的《何以帝國》（[1]）是一本簡明的中華帝國財政史，始自春秋戰國，直到清朝末年，並不詳述每一政權的財政，而是討論重要的財政措施。

財政是國家「為了公共需要而運用強制力量，獲得並運用錢財的活動」。公共性和強制性是財政的重要特徵，早期的國家公共性較不明顯，愈趨近代，公共性愈明顯。財政需要徵稅，徵稅大致有三種形式：稅人、稅地、稅商。稅人是按人頭徵稅或讓人親身服役；稅地是按土地的面積和等級（根據產值）來徵收糧食或貨幣；稅商是對商業活動徵稅或徵許可費，或者政府參與商業活動謀取利潤（官營）。

作者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在春秋和之前是城邦時期，從戰國到清末是帝國時期，清末之後逐漸成為現代國家。國家有三要素：人口、土地和公共權力。在不同階段，國家最重要的要素不相同：城邦時期人口最重要；帝國時期土地最重要；現代國家公共權力最重要。

中華帝國以農立國，稅地是主要的徵稅方式，但稅地在當時有技術上難度，需要丈量土地，評估土地的等級，登錄土地的擁有者等等。
稅人容易執行但有明顯缺點，每個人的財產和收入不同，人頭稅該課多少？讓人親身服役不如課稅金，再用稅金雇用專業人員取代常人服役。
稅商也有技術上難度，甚至比稅地更難。

王朝開始時一般都經歷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因此人口少、無主之地多，王朝於是能夠實行「均田」，給每個男丁分配定量的土地；這時容易徵稅，因為稅人等於稅地。幾十年後，人口持續增加，但王朝已無土地可以分配，而且由於土地買賣，每個男丁擁有的土地不再相同，這時王朝不得不面對上述稅地的技術難題；此外，總有些貴族、官僚、仕紳獲得免稅特權，他們可能兼併愈來愈多土地，使國家徵到的地稅愈來愈少；這些導致王朝中期常需要實行財政改革，如西漢桑弘羊、唐朝楊炎（兩稅法）、宋朝王安石、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清朝雍正帝等都是，財政改革一般不容易成功。

宋朝商業非常發達，又為了籌款抵抗遼、西夏、金、蒙古等外敵，稅商變得重要，收到的稅金超過稅地；由於稅商，也鼓勵商業。
元朝繼續稅商，但手段惡劣，成為對人民財產的掠奪。
明朝朱元璋看到元朝稅商的缺失，不再重視稅商，也不鼓勵商業，而回歸稅地為主。
清朝繼續明朝以稅地為主，到清末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才重新實行稅商。

[1] 劉守剛《何以帝國：跟著錢走，看見不一樣的中國史》漫遊者文化，2023。

1624是荷蘭殖民統治台灣的起點，史哲說這是荷蘭人與台灣人「相遇」！從此原住民和在台的漢人遭到大浩劫，土地被霸佔，人民遭蹂躪，資源被掠奪，原住民面臨種族滅絕的危機！在台漢人幾被屠殺殆盡！

行政院文化部長史哲是不懂歷史，還是站在荷蘭殖民者的立場？幸災樂禍要「慶祝」荷蘭殖民統治史四百年（1624–2024）！

難道接著也要「慶祝」西班牙人侵台四百年（1626-2026）？難不成史哲身上具有漢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血統，或根本意圖認賊作父，恨不能把皮膚洗白？

1652年在台的漢人因不滿荷蘭人橫徵暴斂，對漢人徵收各種苛捐雜稅，如人頭稅、土地稅、貨物稅…外加南明政府與清政府對抗，大陸沿海的進出口貿易受阻，日常用品輸台困難，物價上漲，忍無可忍的漢人在郭懷一的策動之下，發動大規模的抗荷暴動！

終因機事不密，遭人密告檢舉，郭不得不提前起事，加上武器裝備懸殊，外來支援斷絕，此次起事全面潰敗，郭和在台漢人遭到殘酷無情的屠殺！幾乎屠殺殆盡！

郭懷一發動大規模的抗荷暴動

愛國商人何斌目睹荷蘭人的殘酷報復，懷恨在心，暗中謀劃，他將台南安平與鹿耳門附近外海的潮汐圖逐日加以紀錄和分析，利用到廈門做貿易的機會和鄭成功接觸，提供外海潮汐圖與台江內海的交通圖給鄭成功，鼓勵鄭來台拯救斯民於塗炭！並收復其父和顏思齊在台經營多年的故土。

鄭成功終於在1661年發動大軍從鹿耳門進入台南，避開熱蘭遮城（即後來的安平）強大的炮台火力，不但順利的進入台江內海即台南潟湖，很快的佔領普羅民遮城（即後來的赤崁城），收復遭荷蘭殖民統治38年的土地，1662年五月攻下熱蘭遮城（改名安平），迫使荷蘭人全面投降，撤出台灣，開啟第一個漢人政權！也收復了其父祖輩經營多年的土地！

戰國七雄，秦國能夠蕩滅其他六國統一天下的第一步是商軮變法，第二步是奪取巴蜀。巴蜀主要是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由於地形封閉，過去與外界的交流較少，因此古蜀文明與春秋戰國的主流周朝文明頗有差異，而史書裡的記載也較少較簡略。近年的考古進展（[1]）讓我們認識古蜀文明的獨特。

西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實行商軮變法的秦孝公的兒子，派遣張儀和司馬錯南下滅巴蜀諸國。當時巴蜀地區最強大的是蜀國開明王朝，據說至此共傳國12世。秦雖滅蜀國，仍任用開明王朝的一些舊族，因此古蜀文明繼續保存了相當長時間。

喪葬方式是一文化特徵，古蜀文明有獨特的「船棺」，死者躺在整棵楠木鑿成、形如小船的棺材裡，安置在蒲江岸邊（現在屬於成都市蒲江縣）；曾經，每逢雨季來時，船棺會被淹沒於水中。船棺是依水而居的古代先民，將生活的概念加於死亡的事實，死者的身體和魂魄被小舟一様的棺材載到另一個世界。楠木的價值不菲，有資格躺在楠木船棺裡的應非尋常人。

船棺

考古調查在蒲江發現過幾十口秦漢至唐宋的鹽井，證實了《華陽國志·蜀志》中的記載。鹽在古代是價值很高的物資，蒲江產出的鹽不僅供應巴蜀，還外運至雲、貴、青、藏等地區。盛產鹽使蒲江人富裕，足以負擔價值不菲的楠木船棺，大概也使秦人願意善待開明王朝的舊族。

商朝中後期和西周時期的中原地區已經偶有煉鐵，不過一直到秦朝和西漢時期，中國的大量武器仍以青銅為主。蜀地的考古發現很多青銅兵器，青銅矛和矛杆的出土堪稱重大發現。青銅矛上陰刻兩個秦篆「成都」，表明它的產地；顯示戰國時期的成都是青銅的重要產地，而「成都」之名至少有两千多年了。矛杆是木製的，一般容易腐朽，這裡出土了完整的矛杆，長182公分，很難得。

蜀地考古還發現了一個陪葬的玻璃珠子，被稱為「蜻蜓眼」。中國的玻璃製造技術約始於春秋戰國時期，但不論從技術或形制上，並未發展出如陶瓷文化那樣精緻與燦爛的玻璃文化。這蜻蜓眼被斷定是舶來品，來自西亞，證實早於漢武帝派遣張騫打通西域通道之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便已存在了。

蜻蜓眼

[1] 黃大路《中國考古大現場：是歷史、是科學，還會碰上尋寶盜墓。15個大現場、400張圖片，多少正史認為和傳說以為，因此更正。》大是文化 ，2023。

苦大師不是言之鑿鑿的說秦代修築的長城早就沒了？那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秦長城是什麼？我們的眼睛業障都很重？所以到底是誰沒讀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抵禦北方遊牧民族騎兵南侵，在秦、燕、趙三國所築長城基礎上，歷時九年，築成一條西起隴西郡臨洮（今甘肅岷縣境內）東至遼東（今遼寧省的東部和南部及吉林省的東南部地區）長達萬里的城防，故史稱「萬里長城」。秦代長城以石築見稱，以夯土為基底，外側砌石或砌磚的方式修建，雄偉壯觀，漢代沿用，到目前為止，已於吉林、包頭等地發現11處秦漢長城遺址，從發現的11處秦漢長城遺址分佈來看，基本是一道完整防禦線，依着通化境內河谷分佈，但這些只是秦漢長城的一部分，再往東端還可能存在秦漢長城遺址。

而固陽「秦長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固陽縣，地處陰山山脈，始建於公元前214年，為抵禦北方匈奴而建，大多採用石塊或土石結構依山勢地形混和築成，一般石砌長城遺跡保存尚好，現存外壁高度在4公尺以上，基寬4公尺，頂寬2公尺左右，土築城垣多數毀壞無存，土石混築的城牆，由於多年風雨的侵蝕，已基本成路基狀，高1米，寬4米左右，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段長約7公里。

不只是秦漢長城仍由在，其實，連更早之前的「秦昭襄王長城」至今也仍屹立不搖。「秦昭襄王長城」築於秦昭襄王25年（西元前272年），是戰國時期秦昭襄王滅義渠戎以後所築的，是我國史上最古老的長城地段之一，全長約235公里。渭源境內（今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的「秦昭襄王長城遺址」西起臨洮東三十里舖的殺王墳，從東峪溝長城坡，上陽山進入渭源縣境內，經地兒坡、樊家灣、文昌宮、秦王寺、石堡子、陳家窪、方家梁、城壕、高咀山、馬家山、下鹽灘、陽山等四個鄉鎮十四個村盤垣三十七公里，從野狐灣進入陝西縣境。

另外，「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段詩句典故出自清代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所寫。張英就是雍正朝名臣張廷玉的父親，有次他家鄰居吳家因為想修新房擴地佔巷路，結果與張家人起了地界爭執，兩家爭論不休甚至告官！後來張家人受不了寫信給在朝廷當官的張英告狀，張英因此寫下此答覆給家人，結果鄰居吳家看見信深受感動，也讓出三尺，就這樣成為六尺巷，這段巷子至今在安徽桐城仍可見，已經成為古蹟。

我是這樣覺得啦！不懂秦長城跟六尺巷的典故跟苦大師的滿人血統無關，只是單純的有沒有讀書，以及有沒有把書讀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