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執政者所長期仰賴的霸權
還能夠橫行到幾時

由動用緊急命令來建築美墨高牆，這是過去多麼難以想像的？

記否，我的年齡，使我記得柏林圍牆的往事。。。常常發生新聞頭條的地點

是否霸權國家，怕已不久了──因為

那些坐飛機的女士與先生們
可大多是各國身價不凡的菁英人士啊。。。

我的高興與悲哀

居然看到這樣的新聞──這是『假新聞』嗎

https://m.ltn.com.tw/amp/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39510?fbclid=IwAR1QfMVJTPVWbkIUh6j8f1RUmMvay2OzRr2oOHRte92rSH9SKGcWWUFZ4S8

哇，好像是『真新聞』呢。。。
居然大學裏面會出現這種事。。。

現在的大學生，他們所嚮往的是怎樣的社會？

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五
──善後的善後的善後。。。─日殖台灣史的首頁

事先，誰能料到，日殖台灣史竟然如此展開？尤其，對於當年前近代的中國人言，本以為統治者不過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完糧納稅後，可以「天高皇帝遠」，怎知道這個殖民者如此地不同──第一任樺山總督由於曾經多次來台從事情報工作，算是當時的「台灣通」，因而獲得了這個職位，也被賦予了主持「攘逐殺戮」而完成日本可以大量「移民」的任務──他真的認為這是可能的嗎？
事實上，它沒有成功，卻成了往後日本在台灣殖民事業必須不斷「善後」的開始。
日殖台灣史是如此地開啟了──動盪的情況──又開始「善後」，仍然「缺乏善意」的──

一〉 動盪的社會──在前述已及的情況之外──
1. 人口消失
攘逐殺戮政策的執行，由來台之後秘而不宣地進行，到一年後的「雲林大屠殺」發生，因其中斷了樟腦貿易，引來國際社會的注目與批判，雖然軍方曾意圖辯解，但該政策顯然已不能不停止。但是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攘逐殺戮中，已經相當實現了前及他們「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的計畫。
根據日殖當局的調查，1897年的台灣人口總數為257萬人，相對於1887年劉銘傳清保甲與田賦時，所得人口320餘萬人，不計十年間的人口增加率，十年間的我台人口應該至少減少了近七十萬人。
顯然，攘逐殺戮的計畫雖然因列強干預而未能貫徹進行，但若以原來我台總人口的上下限來看，當年我台總人口的推估上限為400萬人 ，則該消失人口為近六分之一弱，每六人消失一人；總人口的推估下限為300萬人 ，則消失人口為其四分之一強，即竟然每四人消失一人 。
這是當年我無辜先民多麼悲慘的際遇？

2. 農村頗多荒蕪
農村荒蕪的情況，應該是上述人口遽減而造成的；當年動盪的社會中，對抗攘逐殺戮政策的抗日義軍應該絕大多是我島上的青壯男子，而這些青壯男子正是農村中最有勞動能量的份子；當他們負起了保鄉衛土的責任，自然對於農地的照顧就少了；更不要說如果深入參與，犧牲了自己；土地就立刻失去了熱愛它的耕種者，很容易就出現了土地荒蕪的現象。
更直接相關的是，如果上述的情況是合理的考察，當我們的社會有七十萬人左右在日軍的攘逐殺戮政策下消失了，相對的，我們島嶼就應該出現了大量的荒蕪情況──那是七十萬人原來可賴以維生的。
當年，據稱總督府設立「投訴箱」的時間雖短，但就曾經接到民間的意見，請當局將上述荒地分配給民間，以利生產。
3. 商業貿易不振
如前所述，「雲林大屠殺」之受到國際社會重視，固然是由於日人統治的手段受到列強嚴厲的批判，更重要的，其實是晚清劉銘傳在我島上所推動的現代化建設已經頗有成效；因而我島上的樟腦、茶與糖的生產與銷售都已經與國際貿易相當接軌；因而，當日軍的攘逐殺戮政策在雲林形成屠殺現象，並且造成英商死亡、連帶中部樟腦貿易竟因而停止──當時樟腦是製造無煙火藥不可替代的原料，國際社會才會大力干涉，以維持貿易的進行。
如果就正常言之，社會在治安問題解決之後，各項產業應該很容易恢復；但是在我們島上有七十萬人在「攘逐殺戮」下消失的影響太大，既使對於沒心沒肝的人，親見這樣的慘劇，應也真是創鉅痛深，讓人難以迅速忘懷，因而其重振，日殖當局應該知道，非經相當漫長的時間醫治，並不容易恢復。
這應該也就是1898年，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當時在內閣會議中竟然會提出希望儘早把他所負責治理的台灣島轉賣給外國的理由。

二〉 「缺乏善意」的「善後」
──鴉片「特許」與專賣以及「低其程度」的教育
「雲林大屠殺」的發生在1896年7月，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甚至在媒體上出現所謂「日本係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的強烈批判；這對於當時努力於「脫亞入歐」的日本言，當然是不敢忽視的問題。當時拓殖省雖然向香港日報發出澄清的報導，但是如前述，9月，總督府外事官確實查明外國報紙的刊載內容無誤；因而，當年底，官方就以神聖天皇的名義在雲林推出了如下的「善後」作為──
「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日本本國以天皇和皇后的名義贈送災民慰問金三千元，並派遣民政官員調查被害狀況。總督府則另撥款兩萬餘元，作為3,590戶被毀民房的重建補償，每一家平均得到五元，同時招集當地憲警單位嚴格約束他們。」

在對我先民一番劫掠殺燒之後，這樣的「善後」，能給予國際社會怎樣的觀感，給我先民怎樣的慰問感，我們不知道；不過，可能當局自身也不認為能夠收服多少民心吧──這是我們由幾天後，當局公布了最新的法令而可想而知的。

那是1897年元月，當局新公布了「台灣鴉片令」；過去攘逐殺戮政策是停止了，不那樣趕殺我們台人了，但是他專對我台人推出了新的政策，當局說，雖然嚴禁日本人吸食鴉片，但是由於尊重習俗與體恤老僻者，因而，當局不僅特許我台人吸食鴉片，並且還專賣服務之。
然而，追究這一政策的源頭，我們在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主持的調查中，還可以讀到這樣的報告──
「鴉片之危害，一旦染其吸食習癖，將無法中止，且終將養成墮民之原因……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

看來，天皇與皇后的「善後」，似乎應該是針對國際社會的作為；對於我們在其攘逐殺戮政策下餘生的先民，則以鴉片特許籠絡而「劣弱」之，應該是另一種絕無善意的「善後」了。

關於「低其程度」的教育，其源起早在伊澤修二擔任代理學務部長時，可見於他向總督的學務提案之中；更早則可見於伊澤修二所參加的「國家教育社」，在1894年向「朝鮮學政研究會」提案時所建議的「使朝鮮中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初等中學，朝鮮大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高等中學。」 ，應該是一可參考的例子。這是在智育方面的設計。
此外，與智育相輔的另方面是德育，由於其民族「神裔自許」的特性以及日本武士文化中強烈的階級性，因而，其德育不注重對於良心的啟發，而重在體罰下的人格的模塑；尤其，如福澤諭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中，對於日本武士傳統的描述──「日本武人……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屈從為可恥。……日本武人的權利，則好像橡膠，其膨脹的情形隨著接觸物的不同而不同，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古來以義勇見稱的武人，其實是何等的卑鄙怯懦，……」 ，或者這真是日本社會之所以安定的要件；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其德育之偏頗。
在1898年，「台灣公學校令」公布以前，作為初等教育的基礎，推動這樣的智育與德育之公學校尚未出現，我島上只有為了培訓基層吏員與教師，公費支持的「國語傳習所」存在；但將由地方自行出資維持的初等教育──即這樣的公學校──已在伊澤學務部長的推動下，默默完成其奠基的調查。
因而，儘管由於他與民政局長激烈衝突而下台，但是，不久民政局長下台，他就被聘為顧問。

是如此地，我們不幸的先民，就在馬關條約的自由選擇國籍兩年期間結束之後，就落入了一個被設計進入「低其程度」，不被視為主體的，不斷進行種種「善後」事宜的命運之中。

〈待續，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六〉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有一塊松山菸廠時期留下來的大理石牌，鐫刻有何志浩將軍的松山菸廠廠歌，內容有抽菸可以｢文人助文思，武人添力量，….酒後茶餘補健康」的文字。

原來抽菸這件事曾有一度是｢助文思、添力量、補健康」的。

癮君子並不都是像現在一樣很委屈的，會議上課宴席每有空檔，要不獨自默默覓地解癮，要不幾個同好張眉眨眼努嘴翹唇，演默劇一般同時消失，一會兒後再一起出現；作壞事一般的低調。

菸草原產美洲大陸，本只是美洲印第安人提神用的，結果哥倫布一過來西班牙人帶回去，菸草就流行了，弄得全世界都抽；明萬曆年間傳入中國，也流行起來，明崇禎皇帝禁種過菸草，清乾隆名臣紀曉嵐菸癮甚重，綽號就叫紀大菸袋。

有那麼一陣子抽菸是時尚的象徵，1955年詹姆斯狄恩在｢養子不教誰知過」(Rebel Without a Cause)電影中，身穿紅夾克嘴刁一根菸滿臉叛逆青少年苦悶的神情，帥到60年後小賈斯汀都還要學。

魯迅、林語堂、徐志摩抽菸；馬克吐溫、佛洛伊德、馬克思抽菸；連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都抽菸，什麼都可以虛無，菸一定要有。

看來抽菸不只時尚，還促進了世界思想的進步。

我抽菸抽得早，國二就偷抽，趕時髦想快點長大；偷偷三塊錢買四根散菸零碎的抽，躲爸媽躲導師躲訓導主任躲教官，含辛茹苦的抽。

一直到軍校突然取得菸牌，不但不用躲還開放抽菸時段，每個月再優惠價限購八包，還要收購其他不抽同學的額度；這下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一抽不可收拾。

早期職場上開會不但抽菸，還免費提供一盤一盤的香菸，自由取用；朋友見面不遞根菸要被嫌不懂事的；長輩面前抽菸不先遞上根菸是没禮貌的。

當其時也，抽菸符合社交protocol之外，還可以顯擺；袋裝三五牌高檔洋菸，帥氣的Dupont打火機拿出來，點菸時擊發音韻悠長｢噹｣的一聲，引得眾人紛紛回頭，讓當時的慘綠少年很有存在感。

負笈美國期間開始認真的考慮戒菸這件事。

寫論文最後階段時正值隆冬，芝加哥大雪紛飛，windchill吹來寒澈入骨。每每想要抽菸，就要開始手套雪靴護耳毛線帽大外套全身披掛從圖書館研究室走出來，離開正門12碼之外，顫顫索索脫手套取菸點火狠吸幾口，隨著入喉的冷風往往會凍得呼吸一滯；再回到研究室解盔卸甲坐定位開始作事時，已是半小時之後了。

想想所為何來？

在美戒了兩年之後回到台灣又抽起來了；剛開始還撐得住，後來在｢就一根」、｢酒後抽解酒｣、｢不要吸進去｣、｢不要買就好｣等等我自己都不相信的借口跟理由中，心防瓦解，又抽了4年。

退伍當日覺得人生軌道已經不同也應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想說，就不抽了吧？ 然後就沒抽了，迄今15年。

馬關條約中的寬限規定，是相對於刺殺李鴻章事件，在國際社會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它是一種「善後」；對國際社會與李鴻章表現某種善意；但是這樣的「善後」，怎能平撫大和民族激盪的自大感？

當局將如何對這種高漲的自大「善後」？

拒絕遵守條約，不給予我先民自由選擇國籍的兩年時間，不批示民政局長的提案，而實際上就是在推動攘逐我先民的政策，希望把我先民趕走，從而獲得日人可以大量移民的空間。就是又一種「善後」。 我們先民因此秘而不宣地被大量「攘逐」與「殺戮」了。

當時，我們分別可見到日軍在北部、中部與南部的殘酷資料如下──

一〉 在我北部的攘逐殺戮 在1895年7月的官方檔案中，那是──

「如16日，竟在大稻埕亦炮聲歷歷可聞，入夜，餘下淡水河之際，自甲板上竟可指認南方延燒村落之火焰。……一般良民亦無疑將受災累……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邇來放火於全邑，凡欲逃亡至新竹、臺北者，勿論男女老幼，皆予格殺一節，殆可置信。」

「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此言一出，竟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

「日軍包圍進剿桃園拔仔林一帶，大肆屠殺，放火焚燒民房，當時除了婦女小孩之外，凡是男人壯丁無一得能倖免，不但先父林振威和16歲的二兄也在這次的屠殺中被日人所殺死，我們的住家也被他們放火燒掉。……」 〈林呈祿回憶〉

「初日本之取台，惟宜蘭最恭順，……老舉人候選李望洋，約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首先剪髮變服，恭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我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為蘭人所輕。兵士亦復淩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爭攻屯軍。」

當時，日軍藉此屠殺，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如此，至1月28日，……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二〉 在我中部的攘逐殺戮〈當年國際關注，史稱「雲林大屠殺」〉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

「倭之據大莆林也。精華宰羊豕。除道路。迎倭。倭至。責精華獻婦女200人。精華不應。倭酋怒。挾精華至其家。搜得婦女60餘人。縱兵淫汙。精華家人姦辱尤酷。精華怒。送款台軍。於是榮邦、義成皆受撫，願效死。……」

日本著名的高野法官曾親行查訪，提出這樣的報告──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裡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七十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六十七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費六日時光，燒毀七十餘莊，殺害不知良匪的三百餘人，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國際媒體對於當時的事態，則做這樣的報導──

「在台灣土匪蜂起，襲擊雲林，據報英國僑民復被殺害……果如我社通訊員所報，系起因於在該島之日人之刻薄，及其官吏之無知驕傲怠慢，以及其他之全般失態，則非早日責調善任其職者，以代如此傲慢之官吏不可，如今全世界之視線，正集中於在台日本國之一舉一動，若此一新統治者竟有如此顯著失政，則難料有重大後果也。……於台灣，其島民對新統治者抱不平，並利用機會煽動各種叛亂之徒，不乏其人，亦屬自然情事，唯此種機會竟然係屢因官吏之驕慢無能所造成，則日本國殊不能不注意也。……換言之，日本係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 〈1896.7.4〉

三〉 在我南部的攘逐殺戮

台南府城與臺北府城相近，由於洋人主導開城 ，城內動盪不大；但城外庶民則有「富人歸清，免受淒其。狗官害人，苛政日施；貧人在台，無處逃居；萬民慘苦，哀聲怨詞。」 的冤訴；其實際情境，此舉兩例：

「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空……一隊來到溪畔的叢林……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了……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亂槍齊放，……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載了18輛牛車。……」

「明治30年，日軍……收到一封題為『台南城內城外人民哭訴冤枉書』，書上說到：

『日本政府，暴如秦時。政猛於虎，貪酷民脂。強盜搶劫，不能捕治；殘害良民，日日有期……通譯打人，百姓傷悲。員警巡查，全無官規。鞭笞無辜，千辱萬欺……無錢布賂，送院不移，有錢布賂，免入法帷。看守強姦，街眾同知。借名消毒，品物盜持。……』此外嘉義、鳳山、阿猴、潮州等地都有同樣的文書投訴……就在這一年……沿沄水溪一帶的村落，全部置於日軍鐵蹄蹂躪之下，房舍被燒光，居民被殺戮，真是慘不忍聞。」

當時日人之自供，除了高野法官曾有前述真實的報告外，還有若干宗教上的良心人士，如此記錄──

「他們〈日本平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墮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這些投機商人、無知愚蠢的勞動者、無恥之徒等，對台灣人施加暴行，對其招搖闖騙的行為忝不知恥……造成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印象極差，認為日本人的本質就是最劣等的倭奴本質。」

但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指導者福澤諭吉則公開地不顧真相與國際輿論而主張──

「關於處置台灣……，目的應該限定於土地；以期掃蕩全島，其如土人可以不放在眼中，由日本人經營一切事業。……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至全島空虛……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噍類。以全掃蕩之功。 」

「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

「充分顯示我戰勝國之威嚴，使彼等自悟為亡國之民，屈服於我政令之下」

另一面，則東京的拓務省於7月4日，仍「設法」在「香港日報」刊出了為日軍辯駁的「有關土匪蜂起始末」 ，強調雲林支廳素為土匪之巢窟，以及竟自稱日軍之作為錯在「過分寬容」，藉以免除「不名譽」而「有傷軍人自尊」 。

不過，總督府外事課在9月派出的通譯事務囑託近藤賢二之報告中坦承了「士兵之行為，如外國報紙之所報導，多屬事實云云。」

〈待續，馬關條約須知 六之五 『善後的善後的善後。。。─日殖台灣史的首頁』〉

我的二二八關切，來自大約五十多年前；

在牯嶺街舊書攤，我買到一本小冊子，記憶中是北京各界台灣籍人士為「二二八事件」提出的關懷聲明，雖然後來在那次政治事件中，我與老宋一起把它燒掉了；但它讓我知道當年曾經發生這樣的一件大事。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一直放在心中。由黨外運動時代到民進黨成立之後，隨著時局的逐漸開放，我注意著各種可能相關的史料；我一直感覺國民黨怎能迴避問題──明明發生過大事件，怎能不深入交代？但是對於黨外與民進黨的說法，也相當懷疑──怎會提不出有力的真相；都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我相當努力地探索的蛛絲馬跡，就北、中、南三地各自選擇了一個問題來探索；很與人不同的，可能是公民教師的職業病，我要求學生要思考，不太相信太簡單的定性的研究，無論藍綠；真的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悲劇的形成只是由於好人與壞人相衝突，就能夠掀起那樣可怕的事件？
可巧，我找到三個比較複雜的案例──
就是北部基隆的周金源，中部台中的吳振武以及南部的高雄的涂光明三人的二二八悲劇。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看我的連結。。。

北部「基隆二二八」，極悲慘的，人類精神墮落之研究 ── ──由鍾肇政大老的資料研究 ｜ 郭譽孚
https://rise-tw.org/2018/02/28/321/

中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真實面相 ──由台中「吳振武事件」探索｜郭譽孚
https://rise-tw.org/…/%E4%B8%AD%E9%83%A8%E3%80%8C%E4%BA%8C…/

南部高雄「二二八」的悲劇核心之一──民軍領袖涂光明、要塞司令彭孟緝之間｜郭譽孚
https://wordpress.com/post/rise-tw.org/397

為何藍綠雙方似乎並不真的想為我們台灣人解決複雜的真相問題，只想強調對自己有利的說詞？
為何藍綠雙方都無法把真相說清楚？身為一個公民教師，個人的研究，一直深深地懷疑著。

最近，由於世界獨霸五十多年的美國，似乎越來越走下坡而自己露出了過去的種種惡跡，我忽然發現，其實，會不會「二二八悲劇事件」，只是發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敘利亞」或「利比亞悲劇」？看看美國人曾經怎樣承認「二二八」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葛超智的名作「被出賣的台灣」中，至少有兩處重要自述──
在事件之前的自述──
「1946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份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與功能』。這主要在說明美國代表制的政治機構的起源，英格蘭移民如何在新土地上尋找自由……並且也提到個人準備為爭取地方自治政府而犧牲的理想。……考慮不周的宣傳文章在煽動著，然而領事館仍然繼續在分發宣傳。」〈「新觀點叢書版」，頁181〉

「美國的宣傳煽起怒火 然而較無經驗的年輕人，他們因美國新聞處在島上所散布的不適當宣傳開始想要採取直接的行動。此刻台灣島上的情勢──悲劇即將來襲──預示著後日波蘭及匈牙利的暴動，在那兒，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輕易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承諾，及美國要求『解救』他們的宣傳。」〈同前書，頁180〉

難怪作為美國小弟的國府不敢好好研究？

而綠營的正義學者如雲，但是貼出來的文章，毫無學術研究所應有的綿密周全，只會把國府說成是元兇──但是1947年，自顧不暇的老蔣，只是因為美國人撇清，說其領事與新聞處不合拍，進行了錯誤的宣傳、煽動，老蔣就真有成為元凶的資格嗎？──所謂「轉型正義委員會」，對於承認自身煽動的美國，是否曾經加以傳喚？──美國在世界各地，從來不是都搞「兩手策略」的嗎？
如果真的要求正義，個人堅決主張傳喚美國當年在我們島上究竟做了什麼？

以上，是我本已經意興闌珊的研究工作，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元凶」，這個「新問題」而起的疑問──或許也可說解開了我的一個結。

最後，我想寫寫我最近以來，自己尚無進展的新發現──個人認為應該很有意義。
這是一個關於二二八悲劇的死亡人數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學術界只會提某某人說，那人那麼權威嗎？有沒有更為理性的學術探究？──我們島上的學術界，只有這樣的水準？
我們都知道，該事件的最大死亡數字有到十多萬人〈主張對國府以革命反抗的史明〉，但是西方一般的說法大都在一~二萬人之間；但是，國府所提出的數據，則大多數在一、兩千人之間。

在我們島嶼解嚴開放之後，李登輝主導下完成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也自然出現了向西方的這個數字貼近的研究成果。。。在該報告的稍前，有小說家李喬由1947年偏高的死亡人數推估：已經提出頗為社會共鳴的死亡數字在1萬八千人上下。

該報告中的人口學家陳寬政，也由該偏高的數字而提出該事件的死亡人口數在一萬八千人與兩萬八千人之間──但由於提出該數據的陳教授自稱「我們所提出的推計只不過是諸多估計的一種，雖然有人口學的方法做為推計的基礎，其可靠性最多只等於基礎資料與假設條件的可靠性而已。」，以及「以當年六百三十萬人口來說，百分之一的推計誤差就是六萬三千人，而百分之一誤差已經是一般人口推計中可接受為極微小的誤差，我們於此地所提出檢討的卻是比這『微小』誤差更為微小的數值，其不確定性可想而知。」，因而，最後沒有收入其後公諸社會的報告中。但是該數字早已流出，被主流學界當作逼近真相的數字。

然而，究竟死亡人數多少？
我們知道「二二八基金會」，在受難人可得六百萬元賠償金的情況下，申請而得賠償金者六百七十餘人；加上受傷者不過八百餘人；距離前述作家李喬與人口學者陳寬政所提出的數據都有極大的差距。

不過，去年兩位年輕學者林邑軒、吳駿勝，他們『透過「性別死亡比例推估法」，重新解讀1947年至1951年的戶籍人口統計資料，……我們假設，倘若沒發生「能造成性別死亡人數比例懸殊的特殊事件」，男性、女性的逐月、逐年死亡人數比例，理應會維持在穩定的範圍內。資料顯示，二二八事件後的幾個月內，男性女性逐月死亡人數比例突然提高。本文推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在1304人至1512人之間。』
這是一個顯然支持前述「二二八基金會」實務上所得的數字，該數目比基金會已辦理賠償的數字稍多，在數據的比較上，顯然可說是有支持該數據的意義。

那麼，究竟哪一組數據應該比較正確呢？

個人發現一個重要的，藍綠雙方的主流學界都沒有提出的史料──他使得我的觀點較接近於二二八基金會實務所得的數據，以及兩位年輕學者所提出的數據。

我發現的史料，使得1947年的死亡率雖然比1948年與1949年的死亡率為高，但是在某一觀點上看來，其實並沒有特別不同──
首先，看1947年的死亡率為千分之18.15，與1942年的18.37相近；我台新竹遭受轟炸的1943年，增加至19.52；戰爭結束後，死亡率逐漸下降。至1947年，雖然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死亡數應使死亡率增加，但死亡率僅增至18.15。可惜我們仍不知該數值確實為何。。。

但是該數值後的兩年，即1948年與1949年、1950年的14.34與 13.14及11.47，是明顯地分別下降了3.81與1.2及1.67；這裡明顯出現了1947年的下降，遠超過1948、1949的下降；何以致此，除了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外，最可能影響於人口的應該是盟軍在戰爭晚期推出的二戰中的三大發明中「活人無算」的「抗生素」；應該是在1948年前後發揮了他的作用──可以做為旁證的是──

我們若考察這三個年份，在日本的死亡率也是1947年比1948年與1949年為高該三年在日本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4.6 11.9 11.6
在台灣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8.15 14.34 13.14

這個相似性，是日本也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嗎？──當然不是的！
細查史實，那是1945年6月抗生素在盟國開始量產；大戰結束後，被稱為使得人類壽命延長10年的抗生素才開始被盟軍帶入各占領地，如，日本與台灣，逐漸大量使用；這應該就是何以1947年日台兩地的死亡人數仍高，到1948年以後，台日兩地死亡人數同時大量減少的原因──

不過，日台的處境是有差別的；那是盟軍登陸日本的人多，物資充足，其藥多且效果更迅速，對抗死亡的效果比我台應該更明顯，或就是該年兩數字14.6與18.15間差距的由來。日本獲得更多抗生素的藥效，加上日本沒有二二八事件悲劇。

因而我台1947年那巨大的死亡人數中，相對於日本的情況，有部分應該不是來自二二八，是來自藥品不足。
換言之，上述各年死亡率之降低，應該主要不是各年沒有繼續發生二二八悲劇，而是更重大的事件盤尼西林〈即青黴素〉的供應充足了，人們的死亡率就大大的降低了──另，據蘇新在1949年1月出版的「憤怒的台灣」中的紀錄，美國二戰後曾來我島設生產盤尼西林的工廠。

首先，日據時期我島上自1918年以來，至1942年，長期高踞死亡率第一位的是肺炎；其死亡人數是一萬人中有87人，換言之，就是六百萬人中死亡數可達5000人以上。根據前引「衛生學」一書，有如下的敘述──〈關於下引所及「磺胺劑」，早已使用，效果不佳，上述死亡數就是證明〉
「早期診斷與早期治療，一為預防之重要手段；尤以現代磺胺劑即抗生物質，例如青黴素等的發現，更能早期控制即消滅傳染之根源。」

其次，當時，盤尼西林的另一大對症，主要是破傷風；1941年為我島上死亡率的第三位，1942年為第五位。外傷與生產時，當時民眾絕大多數是赤腳工作、行走；腳部容易外傷；還有是沒有消毒完全的剪刀，很容易在生產剪斷臍帶時，造成破傷風細菌感染；甚至，也有醫生不小心，死於破傷風的；那是個被稱為「破傷風恐怖的時代」；盤尼西林正是它的剋星。

再其次，當年被描述為「肺結核病房被視為危險與悲戚之地，對那些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高燒不退、呼吸困難與咳嗽發抖的病人，醫生除了給他們鴉片止咳外也一籌莫展。」；1937年以前，是我島上死亡數的第三位；1947年，剋治肺結核病的鏈黴素正式上市；至1948年，應該也會成為降低我島死亡數的生力軍。
難怪如果我們研究本期的歷史，常會讀到革命者從事走私以積累其所需的資金時，提到走私物品中，質輕貴重的抗生素一直是其中的要項。

可惜，由於個人沒有專業基礎，只有理性，進度緩慢，且目前所收集的資料還不足以進一步逼近該數據。仍在繼續努力收集資料中。
然而，由於我想到，過去多少關心二二八悲劇的朋友們〈無分藍綠老少〉，當他們看到1948年後的死亡數據，明顯與該年有著巨大差距時，正義感的他們應該有著怎樣沉沉的悲痛時，我想我當前的這段心得，雖明顯地尚未能逼出我所尋找的人口答案；我想也應該敬謹地向可敬的您們提出我的這個發現。

在上述銳減的死亡人數中，應該不只是由於影響我島的二二八結束，而更是由於創世紀影響人類命運的抗生素的發明。

謹此向所有關心我研究心得的朋友們報告。

以上，是個人，一個退休公民教師面對二二八這個悲劇日子的感言。

甲午戰事之初，清廷自我感覺似乎頗良好，還以為有取勝之可能，但事實上，必要的改革沒有及時進行，軍事現代化遲遲沒有能推動。

1894年7月1日，中日宣戰；8月17日，陸軍失守平壤，18日，海軍在黃海戰敗；日軍勢如破竹；8月20日，負責軍國大事的李鴻章始知平壤失守而被廷臣交劾；28日，傳旨責李貽誤之罪，褫去黃馬褂，拔去三眼花翎，交部議處；9月1日，清廷啟用恭親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9月7日，翰林院侍讀學世文廷式等35人力主罷斥李鴻章。清議彈劾李之議論甚多，御吏甚至有主張殺李鴻章者；朝議和戰不定，但當局實已知除委屈求和外，無路可走。

10月初，清廷請美使田貝出面調處，從此美國開始擔負起調停中日之戰的主要任務。而日方姿態極高，採刁難的態度，認為「在中國未直接向日乞和以前，日方不認為戰爭已達該停止的地步。」。

當時，日本居於狂喜自大的情況──據日本外相全權大臣陸奧宗光稱──

「政府當局各部之責任者，……當時海軍部內之希望，與其割取遼東半島，不如割取台灣全島，又同屬此派之中，稍以遼東半島為重者，則主張若遼東半島不能完全由我占領，則使中國讓該半島於朝鮮政府，我國更由朝鮮政府租借，至台灣全島，非歸我版圖不可。反之陸軍部內之見解，主張遼東半島為我軍流血曝骨之結果所略取者，我軍足跡所未及之台灣，不能與此比較……。又管理財政者，對於割地問題，不甚熱心，唯希望鉅額之償金，他日松方侯爵……所主張償金十萬萬兩之說，即基於此。……又奉職海外，目擊歐美強國……其說亦各異……青木公使勸告……『割取盛京省及與俄國不接界之吉林省大部分，並直隸省之部，於中韓兩國間，設五千平方里之中間地，為將來我國掌握亞細亞霸權之軍事上根據地。償金為英金一萬萬磅，一半為生金，它半為銀貨，分十年償清。迄償金清償止，日本軍佔領東經百二十度以東之山東省一部，及威海衛之砲壘兵器，其駐兵費使中國支付，且附言歐洲輿論，若不影響歐洲之利害，或中國之存亡，皆無異議云云……至國民之間，有種種希望，各不一致，固不待言，然於中國之割讓唯欲其大，帝國之光輝唯欲其揚，則殆屬一致。……」[1]

日方拒絕清廷對於張蔭桓與邵友濂之派遣，竟指定清廷派出當政之恭親王或是其前已因陸、海軍戰敗而受到褫奪黃馬褂與拔去三眼花翎，已下部嚴加議處的李鴻章為和議負責人；1895年2月，清廷啟用已被論罪的李鴻章，開復原職，並為頭等全權大臣，李雖外交老手，但待罪之身，顧忌自然較前更多，尤其，據稱當年清廷的電報密碼早已經被日方破譯，因而，也更受日方之羞辱；學者有稱「總之，視中國為可任由宰割之魚肉」[2]者。

日方拒絕停戰──

李鴻章，2月24日首次與日方會議，提出休戰之主張。

25日第二次會議，日方全權代表伊藤回以「馬關遠離戰地，休戰並非必須」；其認定若欲休戰，根據目下軍事形勢並考慮到停戰之結果而提出「日軍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及在該處的城壘。且上述各處中國軍隊，須將一切軍器、軍需品移交給日軍。天津、山海關間的鐵道，由日軍支配管理之。休戰期限間，由中國負擔日本軍事的費用。」；要求李鴻章若要休戰，必須接受上述條件，且在三日內確答。

2月28日第三次會談，李鴻章對於日方所提如此苛刻的休戰條件，當然無法接受，只能撤回休戰之議。日方拒絕休戰，但表示翌日〈29日〉將提出媾和條件──是不接受停戰，直接要求掠取所欲攫取的土地與高額償金。

日方貪婪的和議條件──

如前述，當時國際的情勢是「附言歐洲輿論，若不影響歐洲之利害，或中國之存亡，皆無異議云云」；同時，日本國民的自大與狂喜是「至國民之間，有種種希望，各不一致，固不待言，然於中國之割讓唯欲其大，帝國之光輝唯欲其揚，則殆屬一致。……」；更加上前述，日方已經破解清廷的電報密碼，等於對於李鴻章的談判底線完全清楚。自然李鴻章在會議中所受的壓力極大；簡直有如「貓戲鼠」的情境。

日方輕蔑我全權代表──

清廷望先休戰，日方拒絕；日方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時年五十五歲，清廷全權代表李鴻章七十三歲；李鴻章在此首次會談時就借20年前，大久保為牡丹社事件來華時的說詞「兩孩相鬥，轉瞬即和，且相好更甚於前」[3]，強調了中日兩國相鄰近，為了日後的仍需相處，應該彼此留些餘地；然日方記錄，對於李的這些實際而可入情理的論述，籠統蔑稱李鴻章「務引起我之同情，間以冷嘲熱罵，以掩戰敗屈辱之地位，其狡猾卻可愛，……」[4]；七十三歲的李的處境確實頗有難處，而被其談判對手如此輕蔑；更加上前述日人有竟視清廷為俎上肉的自大，難怪就在此時，該類輕蔑引來了日人自大的蠢動──即，自由黨壯士小山豐太郎[5]的刺李事件。

意外的結局──日本刺客震動國際社會與李鴻章

27日會議後，李鴻章返回居所途中忽然遇到日人行刺；刺客是慶應義塾的輟學者小山豐太郎；李左頰中彈，血流滿衣；所幸，雖幾至不省人事，尚無大礙。然在日人指定來日談判時，竟受到日人狙擊；在國際社會交往慣例中，絕對是日方嚴重失職的大事；對於所有外交官而言，若真開此例，誰人還肯來日本會議？──此時若有強國出面干涉，明治維新的國家發展機運可能真會受到重大的打擊。

據稱當時日本外相陸奧曾經寫下當時的心境──「余察內外人心所趨向，此際不施善後之策，即發生不測之危害，亦所難料。內外之形勢，已不許再交戰矣！若李鴻章藉口負傷，於使事半途歸國，非難日本國民之行為……不難得歐洲二三強國之同情。若招致歐洲強國之干涉，則我對中國之要求，陷於不得不大行讓步之地位，亦所難料。」[6]

因而，原本被蔑視的李鴻章，雖不再受到譏諷，而充分掌握清廷弱點的日方，不僅兩位全權代表皆對李慰問，天皇也下御旨，表示「朕踐國際之成例，為國家之名譽，……，曾特命有司勿稍怠弛，而不幸竟有加危害於使臣之兇徒，朕甚憾之！其犯人有司固應按法處罰，勿稍假藉……」[7]；皇后則派人至行館負責看護；日方兩使並且聯名表示──「關於至今所進行懸而未決之談判，本大臣等可遵照所請經由李參議辦理之，……」[8]。

那是，次日〈2月29日〉，不但陸奧立刻向李表示，「此後和款，必易商辦」[9]的安慰，三日後〈3月3日〉，日方先正式同意「休戰」；再兩日後〈5日〉，簽訂休戰條約六款；限期21天；但過期和議若不成，停戰條約即立刻中止。再兩日後〈7日〉，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下，日方提出了比較有自我節制與示好心態的和約草案十款。即，北方割地不及天津、大沽，僅及於東北三省；南方割地則雖強索台灣，但給與我台人兩年的國籍自由選擇期間；但賠款則為庫平銀三億兩。要求清廷於四日內答覆──

這割地與賠款都是清廷過去所未曾遭遇的苛待，但兩年國籍選擇的自由是特殊的寬限，應可視為前述李鴻章被刺後，陸奧所稱的「善後」策之一，應確實是會讓李鴻章與國際社會有感受若干「善意」的重要細節──至於，那償金三億兩，則應該是日方破譯中方往來密碼下，為可還價而預設的高價格，也是給予李鴻章可以做為談判成績的「善後」吧。

[1] 轉引自「中國近代外交史」〈下〉，陳志奇著，南天書局，頁799。

[2] 同前註。

[3] 「馬關議和中的伊李問答」，闕名著，收入「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左舜生選輯，中華書局，頁261。

[4]引自「中國近代外交史」〈下〉，陳志奇著，南天書局，頁812。

[5] 此稱呼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信夫清三郎著，桂冠，頁304。其人被捕後，法院判無期徒刑，但是在1907年獲得假釋出獄。

[6] 轉引的「中國外交史」，傅啟學著，自兼發行人，台大法，頁117~118。

[7]引自「中國近代外交史」〈下〉，陳志奇著，南天書局，頁815。

[8]同前註。

[9] 同前書，頁816。

通俗日殖台灣史須知──計畫寫○○條，每條2500字上下；不含註解〉。

一、「馬關條約須知」之一 ──鴉片戰爭以來，兩岸的涉外關係

當年，中國的當局者為滿清的孤兒寡婦，更加上滿漢的族群矛盾雖已相當融合，但並未全解；由曾、左、胡到李鴻章、劉銘傳；處在1840年後的中國，已落入「無可籌之餉，無可用之兵」的艱困處境，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雖有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洋務運動」〈亦稱「自強運動」〉的發動，但實難振衰起敝。

問題意識

何以在北埔事件中，我們應該注意這個苗圃工頭的角色？
這是由於研究該事件時，發現到楊校長所提及的巫新炳的特殊遭遇──在日警於1907年十二月十四日提出的「北埔暴動事件的始末報告」中，對於巫的報告是──
「又巫新炳、劉徐氏甘妹於同日，由檢察官代理為不起訴之處分。。。」

然而，巫是早已被慷慨就義，但是在上報總督府的資料中，他卻是在二十多天後，被「不起訴」的角色；楊校長這樣描述他──
『然而，事實上，楊先生指出，「巫新炳是北埔事件的『匪魁』。。。他在陰曆十三日晚〈即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時，壯烈就義。。。已經死亡二十多天，何來不起訴處分？顯然是矇騙上級。」』

本研究是由此思考，關注到巫新炳的悲劇的。

一、 巫新炳這個角色「枉死」的特殊性
參與起事的志士，有兩百人上下，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沒有被逼出來，存活了下來；大多數被逼出來就義的，都受到嚴刑逼供，在沒有送上法庭前已經死去；最後只有九人被送上法庭；巫新炳是沒有等到開庭，已經慷慨就義的；但是他的名字卻被送上法庭，獲得了「不起訴」的處分，是其中「枉死」的特例；楊校長考察該問題時，注意到「錯誤百出，簡直令人難以相信。」。
可敬的楊校長原以為只是翻譯之錯誤，「特地前往台中，省文獻委員會調閱原始資料，發現翻譯並沒有錯。」；因而，他乃指出「是日本司法官嚴重的錯誤，如此矇騙上級，敷衍塞責，則可窺探其審判的草率。」〈內豐浩劫，頁167~168〉
然而，此錯誤真的是來自審判「草率」嗎？會不會並不是「草率」，而是另有緣故？
因為，日本史學界早有所謂「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分野，後者之論述必須一絲不苟，前者則重視應用之必要；明治維新初期，東京帝國大學的史學編纂掛所發生的「久米邦武教授筆禍事件」中，當時久米教授的大文「神道乃祭天古俗」與重野安繹博士的「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都先後受到強烈的攻擊；兩位教授先後去職，該掛甚至一度被取消，後來該掛雖被恢復，但是日本史研究的自由，從此就有了「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和論說，不得公開；掛內史料一率不許外洩」的規定；就是其最明顯的例子；如果日本史學研究的最高體制原本如此，根據該體制處理，我們的研究，怎能說只是批判它們「草率」呢？
我們當代學界往往強調殖民統治的治理性，高度地表彰它們有理論、有數據，共同構成了完整的學問，我們怎能以『草率』兩字，輕易地否棄它們那偉大的治理性呢？

二、 巫新炳在該案中的特殊性
當然，『枉死』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但是在巫新炳的案例中，可能「枉死」的人很多，並不是很特殊；真正特殊的，是巫新炳當年是當地「大平學堂」唯一台籍的學務委員；並且他不是掛名的角色，是真真正正相當認同官方說詞而主動支持成立學堂的地方人士。
就當年的「台灣教育沿革誌」紀錄，學務委員的資格必須是「學務委員應從居住該設置區域之具有學識、名望者中，經由辨務署長之推薦由知事、廳長任命之。」；而這學務委員的輔佐職務是──
「一、學生就學及出席之督責相關事項。二、學校資產相關事項。三、捐款募集相關事項。四、學費相關事項。五、校費收支相關事項。校舍營繕及校具之製作相關事項。」〈以上1898年資料〉

而由當年巫氏所參與的大平學堂看，該學堂負責人是一基督徒宮川保之，在該地苗圃的年長職員〈一說是來此常住閒適的文化人〉，而巫氏是苗圃的工頭；該學堂是日台人混合的私立學校；根據該學堂主持人宮川保之的描述──

「巫新炳……他年近五十，很有性格，我們不曉得他的底細，可是監督所的德永警部補以及其他內地人，卻十分信任他……苗圃經常需要工人，他總是負責雇用。原先的工頭曾經剋扣工資，被辭退了，渡邊支廳長推薦了巫新炳，他當工頭很稱職……富山角次郎是開拓內大坪的先驅，有才幹……可是個性不很隨和，官方對他沒有好印象，日本人間相處也不很密切，何況對待台灣人。宮川……是苗圃職員，沒有警方盛氣凌人的氣息，年紀大，沒有特殊身分，所以經常拜訪各家……在言談間也不忘傳教，想不到效果非常理想……決定借富山的換蕃所傳教……每次都有四、五人參加，巫新炳也來兩三次，到了九月，大隘社的山胞二十多人也來聽講……如此一來，曾經不相往來的日本人、台灣人、山地人，……，過去不調和的情況也改觀了…。內大坪的學齡兒童，包括日本人、台灣人都沒有就學機會，十幾個大孩子在荒野間奔跑遊蕩，宮川覺得很可惜……當他向富山提起此事，富山舉雙手贊成，立刻奔走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結果人人贊同……學生逐漸增加，日本人七人，台灣人七人……阿輝是巫新炳的次子，阿亮牯是三子……學生成績日見進步……宮川進一步計畫建立學校……學務委員是富山角次郎，土人方面是巫新炳。他們兩位極力奔走而萬事成熟……正式開學……」〈內豐浩劫，頁148~150〉

上述描述，是日本基督徒宮川在事件中歷險時的自述，巫氏在地方教育上的積極合作，應該是早已經獲得口碑，上報總督府了。這樣的地方人物，怎會成為「匪魁」？
如果巫氏竟然成了「匪魁」，上級怎能不深入查辦其究竟？地方上，怎能不議論紛紛？這是否正合了上述我們所提的當年東京帝大久米邦武筆禍事件所訂下的規矩──那強調「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和論說，不得公開；掛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的規定？

三、 本事件中，哪些是不能公開、不許外洩的史料？
上述巫新炳的資料，如果外洩，是否一定要引起社會議論？然而，當時偌大的事件，社會上一定議論紛紛，日本官民一次死亡達五十六人，地方當局也要對總督府與東京當局有所交代──我們島上自從後藤長官使用誘降而後在歸順式上大屠殺的手段獲得了明顯的鎮壓效果，但不過五年，又發生此事件；如果不釐清此事件的始末，未來官民應該如何相處？
我們在官方論述的本事件中，只見到蔡清琳的身影，強調蔡用清國軍隊將進兵新竹而欺騙了無知的隘勇和原民〈然而，真的如此嗎？〉，然而，如上述，巫新炳似乎就應該在社會中不僅只是失意的腳色，何以會成為當時的「匪魁」呢？
上述的疑問，使我們不能不轉而思考，如果真相不能見人，哪些日人的說法可能是「欺騙」──是為了使官民兩方平息議論而製造出來的故事呢？
例如，目前所知的，楊校長在著作中所指出的，在日人秋澤次郎的名作「台灣匪誌」中，竟稱志士何麥賢、何麥榮兄弟倆人是蔡清琳的『異母弟』，其實，「按照戶籍資料，何麥賢四十七歲、何麥榮三十歲，是親兄弟，…。清琳二十七歲，……就年齡言，不可能是清琳的異母弟，蔡、何兩家根本沒有親戚關係。」，說得很對；同時我們要指出的是，這一捏造的理由，應該是由於當時擔任隘勇班長的何麥賢本是頗老成持重的領導者，這一故事可以有助於當局把具有公義性質的起義，醜化為私情私誼的愚行。
而在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官方留存下來的「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中，我們絕對看不到宮川氏關於自身在事件中，如何歷險，如何難以置信地受到巫新炳大力的保護，又親見巫新炳就逮與慷慨就義的史實──如果這些以及巫新炳曾為學務委員的資格，檔案資料中都看不到的話，作為當場起義「匪首」的他怎能被法官宣告「不起訴」呢？
此外，我們在前面探討蔡清琳的故事時，所揭露的，被官方掩蓋的真相──如蔡的巡查的身分，在那時代所受到的洗禮，以及蔡曾經出任通譯的律師原來是當年對抗總督府的著名律師，完全也被禁忌似的無人提及的問題，當然是這整個事件的另一被掩藏的重要部分──用以強調蔡只是一個「市井無賴」，以及巫只是一個普通的「匪首」，這都是一種「應用史學」吧。
而更為值得深思的，應該是1945年出版，應該是經過官方仔細審查而後問世的我島史書「台灣小史」中，對於我們北埔事件的嶄新描述，如果真如其所及，北埔事件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策畫，並且各方首領會師台北新店庄密會，那麼當局為了安定理番計畫下的時局，也為了轉移各方議論的焦點，製造許多虛假的故事，是否也就很「合理」了。
當年的報章，最後對於事件的描述是──「計略完成。這次事變，警視總長的計策完全成功，他的命令，完全依照預定的進度，毫無窒礙的執行，對於各項處置也達到想像之外的良好效果，而結束此案。……」〈台灣日日新報，1907.12.26〉──應該就是指虛假的故事似乎果然相當地掩蓋了真相，這對統治者真是一種成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