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走「仇富抑商」回頭路 | Friedrich Wang

鄭和下西洋的艦隊規模、船隻的噸位,以及幾次航行的距離,在15世紀的世界當時都是佼佼者。這也象徵當時中國的科技,以及其強大的國力。但是,為什麼後來卻沒有為中國開創一個新的局面,就像半個世紀之後那些歐洲的航海家一樣?

答案就是缺乏獲利的誘因,或者你可以說缺乏資本主義作為動力。歐洲人冒險航海,遠渡重洋是為了找尋新航路,獲得商品以及市場,簡單說就是為了賺錢。而中國人的龐大艦隊,卻是為了政治任務,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無論是找尋建文皇帝的下落,或者為了組成海上聯盟對付帖木兒帝國,還是宣揚大明國威,都與拓展海外市場,推銷中國的商品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狀況跟當年張鶱通西域差不多。漢武帝為了聯合中亞的國家,大月支、烏孫、大夏等等,來東西夾擊強大的匈奴汗國,確保帝國的安全。簡單說,這是一樁政治任務,或者說軍事外交任務,更加與資本主義無關。

保守的農業性格,加上帝國從商鞅變法以來的基本意識形態「重農抑商」都讓中國社會沒有辦法正常發展出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有在帝國安定一段時間之後,才會由民間有限的發展出部分的市場經濟,但是還遠遠沒有到可以改變整個帝國社會,以及刺激生產力飛躍提升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近代中國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中國的這種狀況到了上個世紀中葉之後都還是如此,對岸的政治論述長期以來對所謂的「買辦」還是給予非常低的評價,甚至於將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幾乎進行毁滅。這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操作方法,不可能讓整個中國社會發生質變。

改革開放導入了市場經濟,扭轉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如果中國大陸未來還是走回頭路,繼續「仇富抑商」,那麼這個民族的苦難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在〈中國不能走「仇富抑商」回頭路 | Friedrich Wang〉中有 5 則留言

  1. 台商,在大陆被“抑”了么?
    当然没有,台商在大陆就是宝、座上宾。
    富人被人仇了么?
    中国人皆想富、皆奔富。
    中国人仇恨的是为富不仁。

  2. 将中国民众对黑心商与腐败官的愤怒、否定归结为“仇富抑商”,有点莫名其妙!!!

  3. 《 “法富”,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升华》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缘于当年的民众的整体贫困,
       逆反当时“以穷为荣”,
       打破禁锢心智的平均主义,
       释放人群压抑的原始欲望,
       实行先富示范、带动、帮助后富的发展路径,无疑是有理有据且成效显著的。

       问题出在,
       有人在搞官富、权富、非法富,
       有人忘记了先富带后富,
       以致腐富暴富惊心,贫富差距恼人,对“先富论”诟病日甚,似乎又到了社会风向逆转时。
       甚至出现“反腐过后必然查富”猜测。
       这当然是没事找事,是“烹小鲜”时的乱搅动。

       在“富”的问题上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有仇富陷阱需要警惕。
       天人合一如是论:

      仇腐,莫仇富。

      富足,人之所欲;民富,党旨所归。
      富不损人,道德不怪。
      富不侵法,法律莫纠。
      富是富非,一断于法。

      心里想着富,嘴上仇着富;
      心里想着自己富,嘴上仇着别人富;
      自己富了想更富,只要别人不比自己富;
      如此仇富叫妒富,最后大家都难富。

      仇富,无聊;
      限富,愚蠢;
      劫富,祸患;
      仇腐,自然;
      反腐,正道;
      不腐,人格。

      法富,即使暴富、也当正视、善待。

      有人说:没腐哪来暴富?没暴富如何继续腐?相辅相成,如何割裂?

      在下以为:

      官,
      部分富,不违法纪,自然,正常,认可;
      普遍富,不违法纪,然不仅差别,且成分化,有违民意,即需调整,但不是阶级差异、不搞阶级斗争,属于政策调适、自我完善。
      只要腐,无论富、穷,轻、重,都该治,都要反。

      民,
      没违法,或者即使有法而法未至,富、依然算法富,
      即使暴富、富可敌国,也当正视、善待。

      共富、先富,加上法富,才是升华、方向。

      近30年来,两极分化是严重的。政策调整是必要的。
      政府手段,市场手段,同时并举?谁强谁弱?选择是可以商量、争论甚至斗争的。

      然而,这不是阶级斗争,这是同一社会内部、同一公民范畴、同一法制体系、同一大目标、同一进程中的自我、自然、理性调整。其不能采取仇富、限富甚至劫富的办法。

      毛泽东们共同富裕,是好的。
      将群众组织起来“齐步走”,形成人心齐泰山移的合力,开启前所未有的跃进,是实实在在的。
      其不足,是经济,
      在实施中有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
      在没有多注意发挥经济、市场手段;
      在少照顾人们自由选择发挥的需求;
      在官僚主义胡夸风虚假风。

      邓小平们的先富(带)后富论,是对的。
      减少政府干预,放开个人手脚、允许、引导、鼓励、支持、扶持人们进入市场,通过千军万马“自由跑”、无序分子的布朗运动,形成巨大的社会热能,谱写就了春天的故事,也是明明显显的。
      其不足,是吏制,
      在严重忽视官吏腐败异化;
      在所谓“周期律”问题;
      在把先富搞成了官们各顾各自富;
      在把勤劳致富扩大到了非法致富。

      两类先贤自然还包括孙、蒋们,共同未能注意、尽力、建构、或者说完善、做好的,
      是“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斗争”,
      是未能将国号中共和两个字的关键问题,即“政治共和”搞出章法;
      至今,人们仍习惯于传统旧式政争、恶争烂斗死磕。

      事物发展有否定之否定、会螺式上升,
      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归宿地,先富(带)后富为路径与方法,加上法富为规则底线,就是扬弃、升华,方向。

      当前,习近平强势反腐,正是用“法富”,匡正过往的不足甚至严重失误、失职、过错。

      反腐,不仅仅缘由共同富裕。皇朝时代、西方社会,不管信奉什么主义,采取何种制度,腐败都为统治者及其老百姓所不容,所反对。
      反腐,无丝毫涉及先富后富。

      民富,法富,任何时候都属社会之目的、法制所庇护。
      官员先民而富,富至于“分化”,合法,不谓腐,但要调整政策,使其合情合理。
      官员不合法,哪怕未必到富,依然叫腐,依然该法办。

      反腐败与调整两极分化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的问题。
      前者,基本可称敌我矛盾,用法制纪律手段;
      后者,大多为内部矛盾,重经济市场办法。
      混同二者,是盲目,会灾难。

      法富,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升华。

      共富,总目标,大方向。
      然,共,不是一样,不能同时,于是有了先、后富。
      此或叫富的一种路径、方法,一个时段的作为,一种摸石头的形式。
      再后,出现先富忘后富,出现官员各顾各自富,更出现腐富,于是在两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相加后再加以法富。

      “法富论”重要意义,
      一方面,规范富过程,使之合法富。其中之一即为打贪腐。
      一方面,保护合法富。其功能就是修正极端、缓冲激进、避免折腾,防止祸患。
      共富、先富带后富、加法富,三合一,有扬弃、有升华,即方向。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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