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家族新論─由日殖台灣史上被忽視的史實考察 | 郭譽孚

回憶上次柯文哲與連勝文競選之時,我曾經為連橫,甚至連震東寫過一些相當同情他們的文章,同時也批判過與連勝文對壘的柯;當時我以「應友人之要求,嚴肅比較「柯」與「連」的先人往事」為題,寫過一系列批柯的文字。

如今,此文我竟然好像是專門為柯辯護;何以有這樣的轉變,希望讀者平心靜氣地與我根據史實一起思考。。

以下是個人針對關於柯文哲的六個重要問題的就事論事──

第一個問題──關於柯的家族背景,被指其家族在日殖期間曾經改為日本姓氏,是皇民化家族,是與李登輝相同類的老皇民。

第二個問題──確實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在1943年曾經獲得日本內閣敘勳,然後又獲得拔擢為新竹州女子高等家政學校校長;其中理由為何?何以似乎受到破格的重視?是否有出賣我台人利益或為虎作倀的情況。

先看這兩個問題,那都是真的嗎?任何公眾人物都應該接受民間合理的懷疑,我們就已如此的態度來質疑以上兩問題。

首先,其一,柯世元確實曾改名為青山觀也,其二、柯世元確實在1943年獲得日本內閣的敘勳,並獲得派為該校校長;所以該兩問題之提出,應都是合理的懷疑。然後研究者試圖解答。

 就先以這「改日本姓氏」言之,根據個人的探索,在1943年新竹州官方的「新竹州報」刊出的官方敘勳資料中,出現的名字還是「柯世元」,如果他早就改姓為青山氏,該敘勳資料中豈不應該以「青山觀也」刊出,怎會使用柯世元三字!

也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柯世元之改姓名應該在1943年之後,大戰將結束之際,也就是在皇民化改姓名運動施壓之四年後才在日警的威壓下改了姓名。因此,1895年出生的柯世元的皇民只當了兩年左右,而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則已當了12年皇民。

因而,網上常見將柯世元等同於1929年,早在皇民化運動的近十年前就已經改姓名進入公學校、父親是刑警、家中賣鴉片的老皇民李登輝,絕對是錯誤的類比。

其次關於敘勳與是否破格出任校長的問題;

我們所探究到的史實是當年確實重視公學校教育,除了因為一般家庭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入學接受初等教育,同時由於我台籍教師頗受歧視待遇,能夠堅持教育工作者不多;所以柯世元雖只是初等教育的公學校教師,但是柯自1924年就任教職以來,至1943年剛滿二十年,已合於當年內閣的敘勳資格;我們理解了當年該教育體制,應該不難解惑。

而看來類似的質疑,對於柯世元獲得派任校長的問題,卻不是這樣可以只由體制來考察的;應該充分掌握時代的背景與柯氏家族的社會地位。

史實中,1943年受敘勳的近兩年之後,1945年4月,獲得派任校長;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正當日人由於過去八年侵華中的兩次重要的敗績,而不能不收拾起幾十年來其衊視我島人為「清國奴」的心態,開始放下其長期的自大心理,而對我島青年開始徵兵,需要拉攏在地地方勢力之際。

柯氏家族當年的社會地位,除了持續了二十年地方教育工作外,原來柯氏家族還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重要領導人;而齋教就是1902年前後曾經成功引領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的宗教團體;

這時任命柯氏為校長,除了柯氏家族的上述背景外,原來,其時日人除了被軍方徵召與轟炸中死亡以至於日籍教師極為缺乏之外,就所知,當時據稱有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大學教授已經感受到戰敗的氛圍,因預想到殖民地人民的報復,因而已經開始先找機會離開我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台籍教師乃很有被晉用的機會。這樣的史實,是否能夠增進質疑者的認知?過去我們的台灣史教育中,缺漏了多少重要的資料?

第三個問題──柯氏家族財富的由來?

第四個問題──柯氏家族在當年有支持蔣渭水嗎?

這兩項質疑,粗看起來也是很有道理的;對於公眾人物的資產來源,是否正當?政治人物的言行是否信口開河,其實只是為了騙選票,否則將來很容易產生髮夾彎?

對於第三個問題;前述,我們提到柯世元的父親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領袖,而柯文哲自身也強調過不只是他的父祖甚至他個人都有誦經的習慣,甚至其家族還常會有出家的念頭;因而,才會在市議會與議員發生對拚背誦心經的趣事;這都顯示它們家族與齋教的淵源,至今仍然真是頗深的──這是我們而今可見於網路資料的。

齋教的特性是很世俗化的、准許在家修行,當年很受傳統士子歡迎,被稱為士子的佛教;由此看其家族的家產,當年士子絕大多數是地主階級,主持地方的齋堂,通常都是擁有相當地產的虔信者,其從眾也可能有志願捐出產業者;在日殖晚期我島工業產值曾有超過農業產值的現象,但是整個社會主要的人口還是農民占大多數,土地仍然是社會財富的表徵,這應該是當年很自然的社會本質。

由當時齋堂長期在地方上主持各種善行活動,今天我們的研究,除非有相當足夠的證據,否則似乎不應該被當作罪過來批判。

至於第四個問題,是社會開始考察柯文哲今日創辦「台灣民眾黨」的理念,是否只是一時利用其價值,因而合理地提問,柯氏家族當年是否支持當年著名的蔣渭水?這顯然是一個合理而重要的提問。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沒有柯氏家族與蔣渭水直接聯繫的資料;事實上,當年日殖時期日警對於政治活動管控極苛,通常資助者都不願留下資料,所以若有直接聯繫,應該非外人所能知曉──據稱當年富家大族中重要的反日政治活動往往有「吾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之說。

不過,我們研究所見的史實,前面提及柯氏家族是新竹地方齋教的領導人,還提到1902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曾讓殖民當局害怕,大力打壓的史實。

現在我們要指出,降筆會戒菸活動原來起自宜蘭,是宜蘭人由對岸廣東引進,新竹人曾來宜蘭學習,但技術不佳,才另派人去廣東引進,而後大發展的。該宜蘭降筆會的主要主持人是蔣渭水的啟蒙師張鏡光秀才與張的岳父李望洋,曾經任官甘肅,退休返台;不只於此的,蔣渭水還在該運動期間曾經擔任降筆會的乩童──據稱蔣在19歲進入醫學校以前,都還常應邀擔任該工作。也就是外界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齋教同道中應該是有某種關係的。當然,我們仍然沒有證據。

不過,由柯文哲早年會在繁忙的醫務之暇,不多照顧家庭而埋首研究蔣渭水之事蹟看,或許柯家族中留有若干可能引起柯醫師好奇的口頭或文字資料,也未可知。例如,如果家中長輩談起「青山」此姓,佐以我中華傳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隱忍觀點,或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塑佞臣」的硬頸觀點,再以蔣渭水建立「台灣民眾黨」的典型為例,來訓誡子弟;如果真的沒有明顯的證據,那麼我們該說是怎樣的關係?確實此問題,似乎沒有標準答案。

第五個問題──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體性

似乎為了徹底批判柯文哲,乾脆引進日本學界與我島主流學界強調「大正民主時代」與文官總督的觀點;認為蔣渭水主持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都是大正民主時代日本文官總督帶來的「恩澤」;於是以上兩大團體對於我島主體性的價值都大打折扣,柯所欲透過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而標舉的主體價值自然都受到相當的打擊。

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史述中,為了充分自我肯定,早有所謂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別;純粹者強調史述是否傳達了真相,應用者強調該史述的功用;當年總督府的史述,重視的是治績誌;就是當政者完成了多少天皇所指派的使命?絕非人民需要什麼。在怕丟臉的情況下,其惡跡與失敗往往秘而不宣。例如,前述文官總督時代,正當我島1915年的噍吧哖革命事件之後,當時稱為南部大陰謀事件,其發展已達到中部與北部,其公開的六大革命理由,充分顯示了統治者的失策。

對此民間的反抗事件,官方對其並不真實究責。其後卻製造「非武力反抗」暨「近代反抗運動」一詞,把缺乏武器的所有反抗者,特別稱為「非武力」反抗,同時以「近代」兩字描繪而肯定之。暗示以「武力反抗」是落伍的,「非武力反抗」才是「近代的」。而1920年代初,我島上的台灣文化協會,就被納入這樣的概念中,被視為在日本大正民主浪潮中,文官總督上台時帶來我島的「恩澤」。

其實,就時序言,該起義雖未成功,但該六大理由中指控教育「奴化」與「愚化」的專條,已逼使當時學務課長不能不主張稍作開放狀,規定教育經費不可如過去浪費在校舍門面上;同時,連續兩年,過去從來所無的,總督府對地方官吏提出「必須嚴守官箴」的訓示;那是我先民余清芳等的偉大犧牲與起義中其對日人殘酷報復的結果,使得當局在以大屠殺報復我先民之後〈事件後,台南廳的農業人口消失了20萬人〉,其新政不能不小心將事。

面對我先民如余清芳等義烈的犧牲,東京雖然在1918年派來以嚴酷著名的明石憲兵司令為其時最後一任武官總督,而他也必須在教育上強調必須要以「感化」來對待我先民。

換言之,「大正民主」雖確實正當其時,但是歷史之發展,無論後來著名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之能夠出現,絕非僥倖所能獲得與維持的。

第六個問題──柯文哲的民眾黨究竟有無中心思想?

論者高揭皇民家族之惡名,指其推崇蔣渭水而成立台灣民眾黨的作為是欺世盜名;批他說話有時直言無隱,有時恍恍惚惚,是沒有中心思想;是否這位市長,真的沒有中心思想?

但我們研究歷史所見的史實,卻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到某種傾向;那是我們再來考察前面提到柯氏家族的齋教背景所見。

我們在此要指出原來當年的蔣渭水也有齋教背景,並且是前述當年降筆會運動蓬勃時,曾擔任過乩童,目睹民心向背,社會進步卻如何被當局窒息;故蔣應該是一動心忍性、任重道遠的反抗角色──若非齋教背景者,恐很難想像──能說講沒有中心思想嗎。

而更早的革命志士余清芳則當時擔任的是陪伴日警進出齋堂的通譯,由另一身分親見日警如何扼殺該戒吸鴉片運動;後來主持西來庵,暗圖起事者。

另一可能影響於柯的史實,是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其發生地正在柯曾祖擔任齋堂主持的新竹寶山地區;其領導者蔡清琳在1902年前後,也曾經擔任日警與日本律師的通譯;蔡應該也曾親受前述該時代的洗禮。其事蹟當年雖頗受日人封鎖扭曲,但在新竹應該有不同的事跡,暗自流傳。〈1945年,官方出版物「台灣小史」中,才透露了北埔事件發生之前,起義者曾在新店庄聚會,這是一般資料中所不見的;故我們可推知應該另有事跡,暗自流傳,可能啟發後人〉

這位柯文哲早年何以在醫事繁忙之暇,不知陪伴家小,卻研究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個人看來應該是其家族齋堂信仰與上述台灣歷史之啟發而自然形成某種「兩岸應該合理交往」的中心思想吧──

最後,關於個人對於柯文哲的觀點,何以與過去頗為不同?在此願意簡單說明。

那是因為過去我沒有讀到柯氏家族與我島齋教的深厚關係,而犯下了錯誤;是讀過他家族與齋教的淵源,再透過我對於日據初期齋教降筆會運動的理解,使得我有了修正自己的機會。

最最後,謹此向主張兩岸合理交往的連氏家族與柯氏家族致敬──基於以上研究,無論未來,藍白或是白藍之間,合與不合;探知上述史實的我,都願意誠懇地向相當理性的他們致敬。

附筆──可能過去台灣史著作中,對於日殖時期齋教降筆會偉大的戒吸鴉片運動最完整的介紹,就在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印行〉中──不見於他書。

2000年前後,個人在北市實踐國中代課期間,在「認識台灣」課程中,講述該課外的降筆會偉大史實時,學生都聽得十分振奮;我想該一面向的認知,對於理解柯市長,應該是一重要的背景;歡迎關心未來時局的各界高明,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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