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是保守的，是缺乏現代知識的；我先民面對日本殖民者的攘逐殺戮政策，雖可能對於少數人只是耳聞而沒有親眼目見殺戮的殘酷現象；但是大家都見到殘酷的殖民者在停止該殘酷政策後，對我們社會推出簡直類似「謀財害命」的「鴉片緩禁策」，他們怎麼會願意接受這樣的擺布？──儘管，不久以前，苦口婆心的清廷曾經意圖禁止他們吸食鴉片時，它們是拒絕接受關切的。
由「嗜吸鴉片」而覺悟
是否可以設想，人們曾經頗長期地拒絕清廷官方關於戒吸鴉片的勸告[1]，或也聽過太平天國嚴禁洋煙[2]之事；然後，他們發現執行攘逐殺戮政策的殖民者，登陸不久就發布了前及的「台灣人民軍事處分令」的第一條中，對於吸食鴉片的情事是那樣地深惡痛絕。並且，在稍後，1895年11月發布的「台灣住民刑罰令」的第二章第二十四條，也還有與前述態度類似的嚴厲規定──「將鴉片煙或其吸食器交給軍人、軍屬或來台日本臣民者，等死刑，知其情而提供房屋者，亦同。」[3] ；他們應該難免會進行思考，過去為何沒有接受清廷的勸告呢。
它們難免會想起，外國洋行如何在港口把價昂輕便的鴉片，取代沉重的銀兩，當作工資發放給工人，以及工作疲憊時，洋商如何以鴉片幫他們提神趕工；尤其，當他們不僅看到了不幸的癮者，癮發時的慘狀[4]外，還發現惡毒的殺戮者的鴉片制度採取的竟然是官方專賣的型態時，它們不只是感受到心有不甘，更有被「謀財害命」，甚至被「奴役」的悲哀；於是他們開始覺悟了，有了強烈戒吸鴉片的戒毒動機。
一、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出現
進入日殖時期以前，我們島上早有透過民間扶乩活動，對於社會勸善規過的民俗信仰，通常其全名稱為「扶鸞降筆會」；該信仰頗為開放，除與我國傳統佛教、道教的關係密切外，由於他很重視傳統倫理，且其允許信徒無須出家，只要茹素，戒殺生，就可帶髮修行，因而，在我傳統之士人中，也擁有不少的信眾；不過，作為一種入世勸人為善的宗教信仰，我島上各地的鸞堂〈通稱為「菜堂」，信眾稱為「吃菜人」〉，過去與反對吸食鴉片運動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據稱，最早起自宜蘭，時當1893年，有蘭人吳某往廣東陸豐，由該處鸞堂學來，既勸化人民，並戒洋煙；乃回台傳法，服務民間；這是在台灣最早的紀錄。
至1897年，有新竹樹杞林〈今竹東〉保甲局長彭樹滋也至陸豐戒煙成功；返台後向新竹辨務署參事彭殿華傳揚其功效，並介紹彭可請蘭人吳某來竹進行；可惜，吳的祈禱降筆與戒煙方法不熟練，效果有限。
1898年，彭參事認為戒煙的事值得大力進行，重金聘來廣東五位鸞生；1899年，在自宅開設鸞堂，舉行降筆戒煙會，該次活動高度成功；除了該彭參事外，另有九芎林庄長等數十人，全部戒除煙癮。五位鸞生在離去前，將方法傳授給當地邱、彭、劉等四人；以今日眼光看來，由於該運動的作為完全暗合百餘年後我們今日的戒毒的三大原則──心理輔導、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因而，極具效驗；他們四人乃成為這個社會運動虔敬的火種，而這位彭參事後來更在地方文廟所在設復善堂，專為戒癮者服務，該堂另有義診莊民，不受藥資之藥局[5]，真是大力提倡，功不可沒。
由於當局之台灣鴉片政策，公開表示「禁止」，要「特准」始能吸食；因而，該戒吸鴉片的活動，乃在絕不違背當局法令的意義下，獲得了可以公開在社會宣揚推行的機會──政策的制定者，交代其政策「不可使之為他國所聞，亦不令使台灣新附之民所覘之」的後藤新平，正是當時主管我台政的民政局長。
二、降筆會戒毒運動的成就
每一次，想到這裡，個人都會打心底感到光榮，如果當時有人將它宣揚出去，甚至今天把我先民的這段史實，報到聯合國的戒毒組織去，我想那是我們台灣人怎樣榮耀的紀錄啊──當時在我全島的史實是──
「在本島各地，……最近在基隆尚有一團似是而非的妄信者出現，其目的則為鴉片癮者戒煙，其方法雖非似降筆會有乩童，在沙盤上描出文字，只奉祀關聖帝君，供神水使癮者在神前祈禱，引毒苦至吐血才給神水服飲，說服飲後鴉片煙毒癮能消除，並使決了念頭云云，這是在基隆新興街，名叫陳龜的癮者在台北學來的，當初其勢甚微不足道，但目前妄信者有百餘人，……」[6]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1萬5,000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4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劄，頗形繁忙……」 [7]
「阿片短銷，嘉義城內阿片煙膏往常銷售每日必四、五十罐之多；近日阿片取次人往辨務署發出三等阿片煙膏一箱，迄今一禮拜之久，尚未銷完。以後若仍如此短銷，營阿片業者必致虧本云。」[8]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9]
「扶鸞會（按：即降筆會，亦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光緒26、7年當時，勢如燎原之火。光緒27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等九所，光緒27年7月，當時鴉片癮者64,929人，……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10]
這是多麼讓我們後人感動的史實？在日據台灣期間，我們先民雖然武裝抗日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失敗了；但是，我們曾經如此成功地掌握自身的命運；個人以為真是動人啊。
三、殖民當局的強力打壓
然而謀財害命的，意圖奴役我先民的後藤先生與他的爪牙，如何看待那些？
據當年的報導，我們當年的先民是如此的──
「降筆會先以一度乩示：應予禁忌吸食鴉片以來，使各地吸煙者靡然奉以為信，因而據聞欲廢煙者頗多，現今在於台南所聞吸煙者之減少人數……本年4月與6月兩月之鴉片請賣人數……幾乎將鴉片請賣者之數減半。至此減少之傾向，仍在繼續中……」[11]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12]
「蓋前期戒煙者之多數係因飛鸞降筆之迷信而中止吸食，遂成為戒煙者，……。而據聞他們戒煙後之狀態，比之吸煙當時，其身體極為健康，且在家計上似非常增進幸福者云。」[13]
殖民者之所以為殖民者，其所以為帝國主義，真是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統治者後藤的反應是，一面密切注意當時其鴉片政策的成效，是否合意達到預期目標；一面分化施壓打擊，是如此小心的強力打壓──
「就臺北廳管內癮者調查結果，癮者所分娩之嬰兒，比一般嬰兒，較為虛弱，並且發育不全，往往成為白癡喑啞等殘廢者之點，幾乎一致也。」[14]
似乎我們可以看到神經質的後藤先生如何得意地撫掌大笑；然而，同時，他如此下著指令──「對於參事、街庄長等地方名望家不可直接採取強烈制止的手段，宜切實取締，以防蔓延。」──同時，指揮日警進行深入的壓制與打擊──
「台灣全島各地之仙壇密通聯繫，如運動費之支出毫不吝也。……如本事件絕不可視為一片之杞憂。……不趁嫩芽割除，終須用斧…1.利用了解事理之地方有力者〈基督教徒及有新知識青年等〉列舉事實教訓愚民。2.鸞主、鸞生應列為第二種需要監視人，不斷偵查其行動。…5.關於降筆會之狀況及鸞生、鸞主之行動，暫時應每周報告一次。…自7月13日起至11月7日止，轄內…每周呈報各管轄內之鸞堂偵查報告，至降筆會關閉為止。」[15]
然而，如前述，當時民間的戒毒運動已經發展到無需扶乩人士，只要信仰，民間自可進行的程度；這應該使得該運動更有發展的空間──雖然後藤指揮日警仔細打壓；只是激盪出了我們先民不屈不撓的義烈可風的精神；但是，很不幸的──以下，就是我們新竹一間善堂主持人被捕後，向日警提出的動人抗辯詞──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16]
可惜，對於這位留德的醫師，執行他的政策比什麼都重要；他信仰的是「生物政治學」，人不是以人的身分存在，人只是一種生物。因而，雖然我們先民能有這樣可歌可泣的表現，最後，在後藤的大力打壓之下的結局，我們先民偉大的行動，竟然只是被抹煞與遺忘，或說只為後人留下了可泣的成分。。。
四、陰狠的「善後」
史實是如此的，在後藤指揮之下──當局又推出了美好的宣示，他為了我先民的福祉，要透過考試，「加強管理」我們島上的中醫制度──要求所有職業中醫者，必須通過資格考試，只有行醫十年以上者始得參加考試；以提高醫療水準──該考試只有一次，從此使得我島上的中醫數由原估之三千餘人開始逐年因死亡而下降，至光復時，全台中醫師人數剩餘不到一百人。
這個政策，導至了我島嶼社會傳統醫療體系的破壞。，
因為當限制島上行醫十年以上的人，才能參加資格考試時，有太多中醫師失去了資格──要知道，如果從二十歲開始行醫，此時三十歲，已經超過了平均死亡年齡，可說漸進入了當時的高齡階段；也就是這必使得我們社會的中醫師數量大為不足，無力承擔傳統醫療體系對於社會的功能。
是否可以想像，後藤醫生真是厲害啊！由於醫師數不足，民間自力救濟，往往不能不求助於麻醉性的鴉片；由牙痛、胃痛、肚子痛、月經痛、關節痛、神經痛，沒有更多醫生能夠問診的結果，鴉片更成了家族必備的良藥！是這樣的，我們先民那次的偉大奮鬥失敗了。雖敗猶榮的。我個人深深以為。
後藤醫生是讓人佩服的，「惡而知其美」地，我要表揚他的厲害。
如果，不是他後來的「善後」，太過分的話，我不會對於這一段故事用「陰狠」一詞，來給予評價。
以下，是他當年的「善後」作為──時在1906年，也就是後藤成功地破壞了我台醫療體系後的第四年；在我台人就讀的公學校裡，出現了這樣的課文[17]──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
「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
在該課文中，完全無視於前此我先民降筆會運動奮鬥所曾獲得的偉大成就，然後，加害人竟仍然裝扮著一種同情與關切的虛情假意；好像真的我們先民自甘墮落，不知好歹似的；就所知，那樣的日語課文，子女朗讀記誦時，長輩並不懂得其內涵，子女卻誦讀得充滿了自卑，那應該是我台先民對殖民者自卑的重要源頭。
這位號稱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日本官吏，真的有資格被稱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嗎？──我台灣人非充分遺忘自身先民的奮鬥史，非如此自卑，就無法成為真正現代化的國民嗎？
[1] 據「台灣通史」記載，嘉慶十八年，曾詔禁阿片煙入口，犯者暗律治罪。道光十年，也曾有詔禁各省種賣鴉片，從閩浙總督孫爾準之奏也，犯者詔興販阿片煙之例，發近邊充軍。十九年，更有詔曰：「朕因阿片煙流毒，傳染日深……若不及早為民除害，伊於胡底……各地官民亦必凜尊新例，認真查辦，悔過予以自新，怙惡不令倖免。但積習相沿……數月之間，遽使各省一律肅清，恐不免有諱飾等弊，故予限一年六個月，俾查拏不致遺漏，而悔改亦不甚難……」
[2] 據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稱，秀全每論及此事「總是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妖奴隸所惑矣」；因而在創立上帝教之後，在所寫的「原道教世歌」中，有如下勸世的句子「他若自驅陷阱者，煉食洋煙最癲狂」；到正式起義時，則有「煙槍即銃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之詩；在1851年起義之後，更將吸食鴉片定為「妖魔惡習」，吸食者被視為「違犯天條」；1852年，發布嚴禁，「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眾，絕無寬赦」。；1853年，太平軍攻下南京，再頒禁令；有三人被斬首；鴉片煙斷絕。可參見於「毒品在中國」，馬模貞著，一橋出版社，頁87~89。〈引自「鴉片與近代中國」，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著，江蘇教育出版社，頁211。〉
[3] 「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陳錦榮、吳定葉、黃有興、陳壬癸、程大學編譯，省文獻會，頁7。
[4] 根據考察，癮者初吸鴉片能心情愉快，稍久，便會產生食慾減退，人體機能衰退，體重減輕、精神頹喪等狀況；長期食用後，率多臉色青灰，雙肩高聳，一副有氣無力，反應遲鈍的樣子。很難勝任體力勞動，甚至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只能橫陳煙榻，吞雲吐霧，離開煙毒便癱軟如泥，成為名符其實的「活死人」。煙癮發了，若不馬上吸煙，呵欠眼淚齊發，頭暈全身無力，冷汗淋漓，流涎心慌，氣往下脫，快要斷氣了。另，也有癮者全身骨髓、肌肉、皮膚搔癢，如無數螞蟻爬身；非服毒就苦不堪言者。〈引自「鴉片與近代中國」，朱慶葆、蔣秋明、張士杰著，江蘇教育出版社，頁211。〉
[5] 該善堂下設仁濟藥舖，凡有窮苦之家，無錢請醫買藥等項，惟期各家倘有沾病者，可命親屬到堂，問明並由，照症發藥；及有外客驟患瘋痧，均可向堂支取藥料，不取藥資，此乃救濟危急也。〈當年復善堂條款〉
[6]引自「鴉片癮者之妄信」，原刊於「台灣慣習記事」，第11號，頁260。
[7] 「雜事欄」，「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七月十一日。
[8] 「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17日。文中「取次人」，即經銷商。
[9] 「台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27日。
[10]日據下的台政」，井出季和太原著，郭輝譯，省文獻會印行，第一冊，頁351。
[11] 「降筆會與阿片之關係」，收入「台灣慣習記事」，第一卷下，第十號，1901年10月發行；台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譯者黃連財，省文獻會印行，頁175。
[12]轉引自「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
[13] 「鴉片行政之狀況」，「台灣慣習記事」，台灣舊慣調查會發行， 1903年；省文獻會譯印發行。
[14] 「鴉片癮者與嬰兒發育之關係」，「台灣慣習記事」，中譯，第二卷，1901，頁89。關於「台灣日日新聞報」，為原文標示，未及於日期。
[15]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王世慶著，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頁131。
[16]前揭書之「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台灣文獻」，頁128。
[17]下面引文，皆引自「台灣阿片癮者之統計調查第8報告」，杜聰明著，收於「杜聰明言論集」，第二集，杜聰明博士還曆紀念講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印行，頁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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